“织采为文曰锦，织素为文曰绮。”织锦，是一种以色彩织纹显花的多彩织物，是一种重经组织的提花织物，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经线和一个系统的纬线重叠交织而成，是最为鲜艳多彩、绚丽华美的丝织品。

明清时期，丝织业高度发达，以南京云锦最为著名。云锦，因其锦纹瑰丽、犹如云彩而得名，是江苏南京各种传统提花丝织品的统称，它工艺精巧，种类繁多，图案有龙凤、百子、牡丹等近千种。纬线织花的妆花工艺和金丝、孔雀羽等贵重材料的使用，使云锦变得更加名贵，它是历朝宫廷御用的丝织品，享有盛誉。除汉族的蜀锦、宋锦和云锦三大名锦外，中国织锦中还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织锦，如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傣锦、壮锦、苗锦、侗锦、黎锦和毛南族织锦等。

锦是一种织有文彩的丝织品种的总称。从织物结构的角度看，锦是“由两组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民众的日常生活物资困乏，手工纺织必然成为一个家庭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妇女们在农闲时期投身于纺织，满足自家的生活需求，有些还能贩卖用于贴补家用。壮锦也不例外，织锦工艺成为了不少壮族妇女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现代社会，商品市场多元化，市场上能够替代壮锦的现代工业纺织品越来越多，尽管忻城壮锦受当地政府扶持投入机械化生产，仍难抵御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冲击力。市场销路狭窄，原材料加工工序复杂，生产产量较低，成本较高，市场观念落后等劣势让壮锦难以与其他现代丝织品相竞争。此外务工经济的兴起，绝大多数青壮年女性外出务工，壮锦技艺传承的群体萎缩。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许多民俗传统逐渐淡化，壮锦的社会价值功能逐渐弱化，壮锦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身份认同功能消失，曾作为交换礼物有着传递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也被其他现代物质品取代，壮锦逐渐退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种观赏性的民族工艺品。

在两年半的求学过程中，我接触了一些元代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实物资料。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资料，加之导师的建议和督促，历时两年有余，我制作了一百余张元代丝织品卡片。卡片制作的资料主要来自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其中文献资料主要是元代出土报告、中国纺织科技史专著、学术会议资料与展览图录；实物资料主要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元代展览中的丝织精品，这些织物来自蒙元文化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苏州博物馆，以及英国的Rossi & Rossi Ltd.，美国的Arthur Leeper等私人收藏家，此外也有部分来自国内私人收藏。

上面的简单介绍或嫌粗略，而天长日久的工作却是具体而繁琐的。以与定陵的合作复制项目为例。由于丝织品对湿度、温度、光照度等收藏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柔软与光泽，难以得到永久的保存。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复制小组在数次前往定陵考察原物时便发现，一旦离开恒温恒湿的储藏条件，暴露在空气中的丝织文物将大大加速腐朽的过程，如不加以复制抢救，这些文物珍品将会逐渐湮没，而传统的织造工艺也将面临失传的境地。近几年来，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复制工作已从早期的匹料复制为主，深入到成衣的复制，涉及织、绣等多种工艺。具体而言，文物复制小组从考察实物、现场摹稿入手，再据现场摹稿与实物照片进行整理，分部门分析织物的组织、色彩、纹样等。为了真实再现文物的原貌，织物的经纬密度、纹样结构等，都需一一记下，并在摹稿上标出。复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原物色泽均已褪为黄褐色，科研人员只能根据明代织物的配色特点，通过大量史料和实物印证，对原物的色彩进行“追色分析”、“染出小样”和“经纬分析”，以还原色彩。他们手拿放大镜，一根一根地观测多种彩线的粗细，进行对比优选，并对比槌色的色相，来确定原物的色彩，以便精确吻合文物原貌。由于出土丝织品严重残缺，复制工作组还需从整体出发，描绘样稿，从中选择比较，再不断加以修改。在复制过程中，画稿需送往定陵博物馆，经专家多次论证通过之后，再返回南京试样织造。

挖花盘织技法的出现,改造了以往锦缎配色只能分段配色形成色条的缺陷。挖花盘织，是我国古代丝织提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土和传世的明代丝织品中已大量采用这种织法。直到目前，妆花挖花盘织的技巧现代织机尚不能替代。挖花过程中，除了彩绒外，还夹金织银，织入孔雀羽等特殊材料,使织物显得雍容华贵，金翠交辉，富丽堂皇。

夹缬，源于型版技术，但不是直接印花，而是在夹版的镂空处涂上防染的石灰，再连版浸入靛蓝液体，上色后取出，去掉白浆，即显出蓝白相间的花纹。这种防染显花技术约出现于战国后期，后来，又出现了以碱性的草林灰、蛎灰为防染剂的夹版印花，名“灰缬”。这种技术从主要应用于丝织品转向棉织品，形成广泛沿用至今的蓝印花布。

从东汉至唐代，“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大量花纹循环不太大的绮和锦等丝织品，一般均可用多综多蹑织机织制。唐宋以后，多综多蹑的机构和提花束综结合起来，能织出更大花纹和纬线显花的各种丝织物，综片和蹑使用数量越来越大，织出的花纹也随之增大。多综多蹑织机特点是产量高，结构比较简单，品种适应性大。鲁西南所用的织机从一匹缯、两匹缯…发展到了十三匹缯，综框（缯）的数目增加，织出的纹样也更加丰富多彩。从鲁西南出土元菱花形纹锦组织结构分析，该织物由19片综织造而成。至晚在宋末元初鲁西南已经出现多综多蹑机，而且技术发展相当成熟。

唐太宗时的益州工官窦思纶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工艺、图案设计师，他在总结和继承前人蜀锦织造技艺和织锦图案的基础上，大搞技术创新，组织锦工创制了不少“章采奇丽”的锦、绫花样，如花树、对鹿、对雉、斗羊、翔凤、游鳞等新产品，被唐太宗封为“陵阳公”，窦思纶所创新锦样被统称为“陵阳公样”。其后，长安织染署及民间所织锦样，大多源于“陵阳公样”。这些精美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贸易及其他途径，广泛流传海内外。后来，蜀锦大量流入日本，许多“蜀江锦”被当作日本的国宝，日本至今仍有蜀江锦珍藏。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献纳宝物账》上记有“蜀江太子御绢伞”和“蜀江小幡”等唐代蜀锦字样，法隆寺还保存有不少唐代蜀锦赤地经锦残片，纹样有联珠莲花和联珠对禽对兽。此外，唐时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小说》、《游仙窟记》，还特別提到“益州新样锦”，它同相州青铜镜一样，都是珍贵的工艺名品。

唐太宗时的益州工官窦思纶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工艺、图案设计师，他在总结和继承前人蜀锦织造技艺和织锦图案的基础上，大搞技术创新，组织锦工创制了不少“章采奇丽”的锦、绫花样，如花树、对鹿、对雉、斗羊、翔凤、游鳞等新产品，被唐太宗封为“陵阳公”，窦思纶所创新锦样被统称为“陵阳公样”。其后，长安织染署及民间所织锦样，大多源于“陵阳公样”。这些精美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贸易及其他途径，广泛流传海内外。后来，蜀锦大量流入日本，许多“蜀江锦”被当作日本的国宝，日本至今仍有蜀江锦珍藏。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献纳宝物账》上记有“蜀江太子御绢伞”和“蜀江小幡”等唐代蜀锦字样，法隆寺还保存有不少唐代蜀锦赤地经锦残片，纹样有联珠莲花和联珠对禽对兽。此外，唐时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小说》、《游仙窟记》，还特別提到“益州新样锦”，它同相州青铜镜一样，都是珍贵的工艺名品。

随着改革开放，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潮流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人们从观念、文化、行为方式，乃至于生活方式、审美意识、欣赏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虽然蜀锦历史悠久，织造工艺精湛，风格独特，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但毕竟传统文化体现较多，与时尚形成极大反差,现代特色不易反映。再则，锦缎由于是丝织品，使用、穿着与现代生活节奏也不相适应,故渐不为人们所重视，也影响了蜀锦的发展和技艺的传承。随着丝织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步伐的加快，传统蜀锦织造技艺已逐渐被高效率、高产量的现代电动织机所代替。

平绣：首先把纸模粘贴在平布或者丝织品上，加上一层布壳，再在布壳上用各种彩色丝线，绣出各种各样的花鸟、草虫，并将纸模全部盖掉。如用平绣绣的围腰、“歹结”及翘尖鞋等，主要特征是圆润，针脚整齐，而且比较精细，色彩艳丽、美观及四周平静等。

汉代动物纹样主题大多为中国传统题材，到魏晋之后，又有许多新的珍禽异兽和家畜出现在丝织品上，主要有狮子、象、骆驼、孔雀、羊、鹿、猪和马等。

随着丝绸之路艺术文化的交流，西方的织物图案开始影响中国的丝绸设计，大量出土于丝绸之路沿途的公元5至9世纪的丝织品都反映了这种西方纺织文化的影响。丝绸上开始出现模仿西域风格的图案题材，包括各种西域的珍禽异兽，如狮子、骆驼、大象、翼马、孔雀等。各种人物也出现在丝织品上，如狩猎骑士、牵驼胡商、对饮番人以及异域神祇。图案的构图也和汉魏织锦中典型的云气动物纹样有较大区别，多采用骨架式的构图，如菱形或方形的规矩骨架、两圆相套的套环骨架、六边形构成的龟甲骨架、以联珠为主体而四方连续的簇四骨架、二方连续的簇二骨架、呈弧形的对波骨架和交波骨架等。骨架之中，往往置以对称的动物纹样，这些纹样的站立方向经常与纬线方向相一致，与汉代云气动物纹锦刚好相反。

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显著的综合性质。借用周惠泉对金代文学的评论：“根植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一元发展为多元的进程。”元代，不仅是汉文化与北方蒙古族文化双向交流，而且同时加入了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4世纪。蒙古统治者们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对他们所接触的所有宗教给予庇护，丝绸就在这种多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继续发展。当时北方的传统丝绸产区由于连年战乱，破坏严重，日益变冷的天气也使得北方不适宜蚕桑的生长，丝绸生产日渐萎缩；南方地区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丝绸产区，政府集中了全国的优秀工匠，设置大量的官营丝绸作坊进行生产。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表现在丝织品上就是“南北异风”。这符合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说过的：“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从文物来看，北方的蒙古贵族享用织金锦，体现了蒙古族的好尚和较明显的西域艺术影响，而当时淮河以南以汉族为主的地区还是延续了宋代的风格。与北方流行的金光闪闪的织金织物不同，南方的丝织品清秀雅致。江苏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缎、缠枝海石榴花纹缎等，以花卉为主，比较清秀，这些织物的图案与北方流行的织金锦完全不同。南北丝织品可以用“南秀北雄”来形容，将“等级性”和“地域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南秀北雄的审美形态与地理环境、民族禀赋关系密切。北方大漠地域广袤，山川雄伟。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的游牧民族自古养成了骁勇彪悍的气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必然是一种崇尚洒脱大气、豪放壮观、自然率真的风格。“南秀”未必胜于“北雄”，比较“北雄”与“南秀”孰优孰劣意义不大。但至少可以认为，有了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突出的阳刚之气，中国丝绸史的气象才丰富而完整。而且；元代的很多丝绸纹样，如帝王专用的双角五爪龙、八宝纹、吉祥纹样和“满池娇”等都对明清丝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丝织物品种上，元代出现的缎织物，因为具有独特的光泽，逐渐成为高档丝绸，在后世非常流行。鉴于在古代工艺美术中丝织物的地位最高，丝绸一旦投入使用，又最具展示性，最易引来仿效，永远担当着新式样、新风格的最忠实、最快捷的传播者。从纹样角度看，丝织物常常成为其他工艺品模仿的典范，这也体现了丝织物纹样的重要性。

京绣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优美的民间工艺，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最原始的功能是对服装的装饰。早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和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作为本部落或氏族的标记，用文身、彩绘、黥面等方法装饰身体，标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地位，表明部落的归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麻布、毛织品和丝织品的产生和着装文明的出现，人们又把图腾纹样用颜料涂敷在衣服上，或用骨针、玉针绣在衣服上，具有装饰性的服装最终取代了直接装饰身体的手段，刺绣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1958年夏末，北京西城慈因寺出土了4件织绣品。根据其上印文和墨笔字考证，这4件锦缎是明万历（1573-1620）年间织造的。它记载了织物颜色、纹样、质料、用途、尺寸及产地，工匠姓名、织造年月、监造人等内容的原始题记。这一批织绣品也是研究古代纺织技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在1961年6月，在北京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葬中出土83件明代衣衾，有妆花缎、状花绸、状花罗、妆花纱等，织绣纹样有云龙、云凤、水纹、缠枝莲、凤穿花、松竹梅、吉祥团花、云纹团凤、方棋纹等十几种。其形制有朝袍、袍、半裳、上衣、棉衣、裙、裤、短裤、褥、被面、靴、鞋、头纱、霞帔等十几项。这批丝织品的种类较多，花纹非常复杂，衣服式样也比较齐全，质地保存亦十分完好。1976年4月，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出土了近20件明代衣衾。除此之外，北京地区传世织绣品的收藏和保存也很丰富。明代北京织绣出土、传世文物数量繁多，品种全面，纹样精美，等级极高。

再如陕西扶凤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丝织品，均有一大批为织金、烫金、绣金的织绣服饰品。因法门寺博物馆的陈列所需，苏州丝绸博物馆帮助仿制了五件罗地盘金绣祭供样品。苏绣艺术博物馆曾对此进行了复原。

汉朝政府设有专门的纺织机构。宫廷设有东、西织室，为帝室人员服用的纺织专门机构，每年各室费钱5000万；汉皇室在齐郡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织工数千人，专制冰纨、方空毂、吹絮纶等精细织物，每年费钱数万万。冰纨是指白细鲜洁的丝织品；方空毂是指花纹方空且表面起皱纹的薄细丝织品；吹絮纶是指轻薄如絮的丝织品。

明清时期，广州、佛山一带商品外销旺盛。1556年（嘉庆三十五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市民们来来往往，人数众多。这里有富庶的原料，很多手工业工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丰富多彩。佛山的情况与广州是相似的。陶器、丝织品、成药、木版年画等手工业制品都有较大量的出口。

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出土的丝织品为单层织物，由两组不同染色的的经纱和一组纬纱重迭交织而成。每织一纬，上下交换一次位置，里经转到正面，表经同时转到背面，如此往复组成花纹，这是最原始的绞纱织物。从织物结构分析，是采用了正方形的综版织制。

织物可简单地分为不起花的素织物和起花的花织物，花织物中包含有简单的单经单纬织物和复杂的多经多纬织物（织锦）。《六书故》对织锦的定义为“织彩为文曰锦”。也可理解为锦是由多种有色原材料织出的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锦的织造必须由多色经线或多色纬线经过提花织造工艺才能织成，在组织结构上称重经或重纬，因此锦可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种，以经线颜色来显花的织锦称为经锦，以纬线颜色来显花的织锦称为纬锦，我国从唐朝开始此类织物逐步成熟，随后得到快速发展并流行。至今，符合现代需求的新的纬锦品种还在不断研发，著名的南京云锦就属于传统织锦中的高档品种，大多数具有重纬组织结构，特殊的挖花品种还具有云锦特有的局部重纬组织结构。

锦是一种重组织结构熟织物，丝线先染后织，通过织物结构的变化，呈现变化的色彩和图案。经锦包括平纹经锦和斜纹经锦两类，在中国古代平纹经锦出现最早，战国时期的墓葬已有出土，以经线显花，采用1/1平纹经重组织织造。约在隋代前后，平纹经锦渐渐被斜纹经锦所取代。斜纹经锦多采用三枚斜纹经重组织。纬锦包括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平纹纬锦指的是平纹纬二重织物，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斜纹纬锦出现于唐代早期，到中晚唐时已基本取代了经锦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锦类织物。几乎所有的斜纹纬锦都是三斜纹锦，其基本组织都是斜纹纬二重，即由一组明经和一组夹经与纬线以斜纹规律进行交织。斜纹炜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明经只在纬线的表面按斜纹交织规律进行固接，组织以1/2斜纹纬重组织为主，织物正面为纬面组织，而反面为经面组织，我们称之为全明经型纬锦；另一类的明经在一斜纹循环中只在织物表面和反面各出现一次，形成对纹纬的固结，而另一组织点处却插在表纬之下、底纬之上，与夹经的位置相同，织物两面均为纬面效果的1/2斜纹纬重组织，我们称其为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大约从晚唐开始，斜纹纬锦的基本组织结构和织造技术有了极大的变化，半明经型斜纹纬锦开始出现，由于此类实物大量出自辽代，也被称为辽式斜纹纬锦。双层锦在织造时使用两组经线和纬线，通过表里换层，形成正反图案相同但色彩相异的双层组织。早在战国一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出现使用双层组织进行斜编的丝织物，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魏时期的毛织物上也发现有双层组织，但双层丝织品大量出现则是在唐代。

丝织品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和物化形式，既凝结了不同方面的文化因素，又展示了文化交流的成果和力量，它凝聚着装饰艺术的精华。一方面，南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也依然深深打动诸如马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使金代的艺术成就显得黯然失色。另一方面，金代的丝绸资料较少，故本研究以元代为主，金代为辅，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物，将该时期的丝绸纹样按照题材和风格划分为春水秋山、西域风情、日月龙凤、吉祥图案四块内容。

鹿纹在金元时期的丝织品中频频可见，鹿的造型一般为三种，卧、站、跑，但是否所有的鹿纹都能归入秋山纹样，其实是有争议的。飞鹰逐鹿的动态纹样，呼鹿呦呦，鹿惊飞奔的纹样，毫无疑问是秋山纹，如出土于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的紫色罗地花鸟纹刺绣夹衫上的鹿纹。该鹿头顶灵芝状花冠，边疾驰飞奔，边回首观望，似背后有猎人追击，十分生动。此外，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缂丝鸾凤云肩鹿纹肩襕残片，在云肩轮廓外围满地折枝花卉中有一头作回首状奔跑的小鹿。另有私人收藏的缂丝龙凤花卉云肩，其上有两只奔鹿，一只头顶灵芝冠，回首望它长着枝杈状鹿角的同伴。这类奔鹿的形象，极具动态。但更多时候，鹿是单独出现的，即没有与飞鹰同步现身。鹿的神态安详，有时口衔灵芝或绶带，有时周边飘浮如意云纹和灵芝，闲庭信步于茂密的花草丛中。这样的鹿纹似乎与秋山之意不合，这可以归结为是草原民族对秋山题材的偏爱。鹿本身的寓意是多元的。第一，金元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草原、苍穹、奔鹿、飞鹰构成了一道绮丽的风景线，这些风景会很自然地体现在丝织工艺品的纹饰上。第二，按照中原传统，鹿与“禄”谐音，寓意吉祥，汉代郑众在《婚物赞》中说：“鹿者，禄也。”汉文化中追求吉祥的愿望，在游牧民族中一样得到共鸣。第三，蒙古族有著名的“苍狼白鹿”的传说，在其最早的官修史书里开篇就说道：“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头苍色的狼和一头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叫做巴塔赤罕。”可见蒙古族确曾相信其祖先和狼、鹿这两种动物关系甚密，因此对鹿有亲近和崇拜情结。

事实上，鹿并不是秋山围猎时的唯一猎物，兔子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猎物。兔纹也是元代丝织品上常见的纹样，如一件私人收藏的元代袍服，衣身胸前有一块四方形妆金胸背。该胸背保存完好，纹样主体为一只健壮的奔兔，其右上方有一只凌空展翅的猎鹰，正是海东青。猎鹰的体型要比奔兔小很多，体现了近大远小的空间感，身后飘动着朵朵灵芝状祥云，衬托出猎鹰飞翔的速度，如一幅写实的鹰逐兔的场景。相比鹿，元代丝织品上的兔纹背后的文化更为复杂。在游牧文化中，兔子是猎物；但在汉文化中，兔子代表月亮，与代表太阳的金乌相对，人们对玉兔捣药的故事耳熟能详，相关作品如缂丝玉兔云肩残片。佛教文化中也会出现兔子，表达的是兔本生的故事，讲述了佛陀化作白兔为救他人而自投火中成为他人食物的传说，故事情节类似于舍身饲虎、自我牺牲的主题。鉴于新疆克孜尔石窟兔本生图样与一块私人收藏的卷草地滴珠窠兔纹纳石失中的兔纹形象极其接近，故认定此类兔纹为兔本生题材。但上述文化背景中的兔子纹样，显然不能一概归入秋山纹样中。

汉唐之间的丝绸多来自考古发掘，国内的出土地点除了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汉墓外，其他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外的出土地点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巴泽雷克冢墓和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蒙古的诺因乌拉墓地、埃及的安底诺遗址以及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等地。下面介绍一些丝织品出土比较集中的墓葬。

1975年7月，考古人员在江苏省镇江地区金坛县（现金坛市）茅麓公社向阳大队，发现了一座南宋早期墓葬，墓主人为太学士周瑀。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服饰和丝织品，计衫16件、丝绵袄2件、抹胸1件、裳2件、蔽膝1件、裤7件、袜裤1件、履1双、褡裢1件。从织物种类来看，有素纱、提花纱、素罗、花罗、绮、绫等，以纱罗织物居多。其中纱、罗、绮有不少的图案变化，但多为矩形点、菱形、方格等几何形图案，其余多为花卉图案，包括单枝星菊、单朵梅花等折枝花卉，也有缠枝牡丹、山茶、桃花、天竺等中大型花卉图案。

1988年9月，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安县郊桃源山发掘了周氏墓，墓中出土了一批南宋时期的丝织品。对于丝绸图案史研究而言，这是继福建福州黄昇墓之后又一座有代表性的南宋墓葬。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周氏为南宋时期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通判吴畴之妻，其父也是南宋的地方官员，卒于咸淳十年（1274)。墓中出土随葬物品408件，其中有包括袍、裙、裤、鞋、袜等在内的丝绸服饰80余件，丝绸残片和丝线等200余件。这些文物大多保存完好，品种包括罗、绮、绫、绢、纱、绉纱等，其中又以罗织物居多，反映了当时“薄罗衫子薄罗裙”的服饰风尚。织物除平素外，纹样大多以山茶、梅花、牡丹、芙蓉等折枝花卉为主。工艺以提花为主，另有少量为印花和彩绘。

唐代丝织品的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等道，即今冀、豫、鲁三省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这些地区是历史上壮族的主要聚居地。桑蚕业是丝织业的基础，主要为丝织品提供原料，而且原料的质量、处理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织品的优劣，在不产原料的情况下，能生产出闻名南方的丝织品是很困难的。

四川出土了不少有关蚕桑的历史文物，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过较多的陶纺轮；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灰土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经发现一个被刀切割过的蚕茧；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多次发现玉蚕和金蚕；甲骨文上有蚕、桑、丝、帛的字样；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的形象，有的铜兵器上还留有精美的丝织物印痕。凡此种种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蚕桑和丝织品了。1974年12月，宝鸡茹家庄鱼氏族墓葬内发现西周时期数量众多、规格大小不一的玉蚕及桐树叶片、刺绣、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绮”，可见在周代蜀地丝织技艺已从平纹、变化平纹组织，提高到斜纹提花之“绮”。1975年7月，成都交通巷出土了四件不同形式的西周铜戈，戈柄两面的正中装饰有蚕形的图像，体现了蜀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养蚕业的繁盛。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丰富多彩的图像，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铜壶第一层左面一组为采桑图像，上部有桑树两株，枝叶茂盛，左面一株，枝间有一女子采叶，另一女子正在攀登；右面一株，枝间一男一女，都在用手攀枝，枝下悬挂一桑篮。树下有男子六人，女子五人，有的运桑，有的歌舞。这组图像，为我们再现了战国时代劳动人民采桑的情景，表明在当时栽桑养蚕已是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这些珍贵文物，充分说明四川在西周以前，已经有了桑蚕丝织业。

春秋战国时期，改进了提花装置、多综片，出现了多蹑束综提花装置，即丁桥织机。长沙左家塘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其提花图案既继承了周代的几何纹样，也有繁杂多变的鸟兽龙纹，如“菱纹锦”、“矩纹锦”、“对龙对凤条纹锦”、“午人锦”等，综片提花从周代的十多片增加到几十片，甚至增加到近百片，“百综必有百蹑”，按这种提综法，手工木机难以容纳，很难操作。用综片升降经丝，用综线提升经丝，有多少根经丝就要多少根线综来控制经丝的升降，进行提花编织，后来把升降相同的综线合并成束，为束综提花，不仅提花纹样范围扩大而且织锦工操作更方便。

春秋战国时期，改进了提花装置、多综片，出现了多蹑束综提花装置，即丁桥织机。长沙左家塘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其提花图案既继承了周代的几何纹样，也有繁杂多变的鸟兽龙纹，如“菱纹锦”、“矩纹锦”、“对龙对凤条纹锦”、“午人锦”等，综片提花从周代的十多片增加到几十片，甚至增加到近百片，“百综必有百蹑”，按这种提综法，手工木机难以容纳，很难操作。用综片升降经丝，用综线提升经丝，有多少根经丝就要多少根线综来控制经丝的升降，进行提花编织，后来把升降相同的综线合并成束，为束综提花，不仅提花纹样范围扩大而且织锦工操作更方便。

固定机架的脚踩手丢梭织帛，虽减轻了劳动力强度又提高了质量，但到了商末周初，由于机后的疵点难以发现与处理，官府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为此工匠对机架和提综装置又进行了改革，制成斜织机。这样机后的经纱疵点就一目了然，而且比平织机操作更方便。从商代中期到周代已广泛用多综片多蹑的斜织机，它织出了简单的回形纹、羽衣纹、菱形纹等几何图案。周代织造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不仅有平纹，还有斜纹，地与花也由综片分别控制。从西周鱼氏墓中出土的丝织品斜纹绮(据分析约有三十多片综)，就说明商周已有多综片多蹑织机，并应用织筘及幅撑，既能打纬又保持了织物门幅。

从历来丝绸的考古挖掘和传世品看，古代丝织品和服饰品是绚丽多姿的。如湖北荆州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织绣品，新疆楼兰和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品种结构之复杂，花色名目之丰富，工艺技术之髙超，无不令人惊叹。我国早在商代的青铜器上就有素帛和花绮的丝织物的印痕，到秦汉时期，丝织品种已有绢、帛、纱、罗、纨、绮、觳、绦、锦、绣等多种类别。多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机构和博物馆采用传统工艺，对古代的丝织品成功进行了复制，尤其是在锦的结构研究和复制，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历来丝绸的考古挖掘和传世品看，古代丝织品和服饰品是绚丽多姿的。如湖北荆州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织绣品，新疆楼兰和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品种结构之复杂，花色名目之丰富，工艺技术之髙超，无不令人惊叹。我国早在商代的青铜器上就有素帛和花绮的丝织物的印痕，到秦汉时期，丝织品种已有绢、帛、纱、罗、纨、绮、觳、绦、锦、绣等多种类别。多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机构和博物馆采用传统工艺，对古代的丝织品成功进行了复制，尤其是在锦的结构研究和复制，取得了显著成绩。

辛亥革命前后，禁止民间穿绸着缎和不准用玄黄色的“衣禁”取消，团花马褂和锦缎鞋帽风行一时，四川出现了丝织业的“黄金时代”，蜀地最髙年产量达70万匹左右。《清初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省生产值总额百分之七十，成都以产锦为主。”成都的织锦业也随着织造及染色技艺的提高，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使蜀锦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生产出流芳百世的“晚清三绝”——“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