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说文解字》“财，人之宝也”。几千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于钱财的拼命追求与狂热崇拜，对于财神的崇拜，其实就是对于金钱的崇拜。毫无疑问，纯粹的金钱崇拜是与我国的传统文明道德背道而驰的。在杨家埠地区，把比干、赵公明、关公这些象征公平、讲信用的人物作为财伸来膜拜，除了求财心理之外，更表明了民众对于公正、义气、平等、信用等美好品质的追求。人们希望商贾们能够以诚信作为原则进行交易，不要有欺诈行为，也希望财富可以公平与平等地到达每一个人的身边。同时通过年画这一形式，民间的财神信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古代福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古代闽越人“信巫尚鬼、好淫祀”，把蛇视为与本氏族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灵物”，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即表达了闽越人的蛇图腾崇拜观念。闽南人靠海之便，多从事渔业或者海上贸易，常年泛舟于汪洋之中，风云莫测，生死难卜，几乎家家都须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故宗教及民间信仰之风浓厚。自唐宋以来，闽南地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民间重视礼佛敬神，婚嫁丧葬仪式繁复。官绅殷富、华侨巨贾之家为讲排场，在宗教活动中往往一掷千金。对神灵的虔诚信仰与民间娱乐的需求共同造成了闽南地区民俗活动的兴盛，各种祭神娱神活动非常丰富，而这些民事活动又为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提供了表现的舞台。至今在闽南地区，无论是住宅还是营业场所，室内多设有神龛供奉着神灵。漳州木版年画中不少题材都与闽南民俗信仰活动相关，而这些年画品种由于其在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功能和作用而得到充分的重视，客观上也使传统漳州木版年画的品种更加丰富，做工日趋精美。

龙蛇纹是侗族织绣艺术中的古老纹样。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有：“闽，东南越，蛇种”之说，可见古越人崇拜蛇。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生存繁衍愿望，同时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使人敬畏，因而被人们崇拜。作为越人的后裔，侗族保持了崇拜龙蛇的习俗。据《会同文史资料•民族专辑》记载，湖南会同的侗族崇蛇，“称蛇为爷爷、祖宗，逢年过节敬祭，寨寨设有庙宇。人死须与之‘报丧’，出生须与之‘报喜’，梦之以为得福，见之视若显圣，敬之若尊神，奉之若尊祖”。特别是出没于祖坟地或在庙堂里的蛇，视之已“化为蚊龙”。广西三江的林溪，每年三月三抢花炮时，游行队伍要抬三盘祭品，其中有一盘用猪小肠充气盘成的蛇形，上画蛇皮麟纹。有的地区九月九日打糯米粑粑，称之为蛇粑，需先将之放在屋外敬祭蛇神，方能食用，名曰“堵蛇洞”。家有孕妇，族中的人，特别是当事人，梦见有蛇进屋，认为是蛇神托梦，必生贵子。蛇崇拜在侗族织绣艺术中主要体现为盘蛇纹和游蛇纹。《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它集象鼻、鹿角、马鬣、蛇躯、鳞身、鳄棘、鱼尾、鹰爪、鼍足于一身，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可呼风唤雨、行云动雾，司掌世间旱涝，成为人们敬畏和尊崇的对象。在封建王朝时代，龙曾被视为皇权的象征，然而在侗族地区，龙从来不是耀武扬威的权利专属，而是吉祥之神。龙以蛇为原型，可以看做是蛇神化的结果，虽为两种形象，但在侗族人的心目中常常相随相伴，有时被视为同类。龙纹样在侗族，人的生活中广泛运用，自由变换出各种形态，以龙为主题的纹饰有翔龙、二龙戏珠、双龙戏石榴、云龙、盘龙、对龙对凤、大龙蛇纹等，它们或憨态可掬，或抽象写意，体现出侗族人特殊的审美意趣和精神世界。

侗锦的造型之美体现在具体的侗锦作品直观形态化所体现的美。在满足一定实用功能的前提下，侗锦物品的外形和结构体现了侗族妇女对比例与尺度的把握，对变化与统一的理解。侗锦的装饰之美体现在侗锦纹样的多元化与视觉效果的缜密感。侗锦上的装饰纹样起到了美化、突出和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这些侗锦纹样，以富有意匠的装饰构成和对形式美法则的运用，以穿插有序的装饰线条和合理的构图格局，使侗锦造型更富有美感，更加衬托出侗锦的艺术魅力，使侗锦的使用与审美功能都得以充分的体现。侗锦的材料之美体现在取材的自然和质地的淳朴。从棉花的采摘到纺成纱线，从蓝靛的种植到染成布料，侗族妇女通过灵巧的双手，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用最自然朴素的材料传达着对美的追求。侗锦的工艺之美体现在侗锦制作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说文解字》中说：“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徐锴曰：‘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矩。故曰与巫同意。’”侗锦的制作融合了织、绣、挑、补等多种工艺，按照侗家人的习俗，女孩子八九岁就要开始学习挑花，然后慢慢学习织锦和刺绣的各种方法，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体现了卓越的“工匠精神”。

前316年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部分流入武陵山，与当地族类融合，形成“武陵蛮”、“五溪蛮”、“巴郡南郡蛮”。这些被称为“蛮”的族群的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的先民。在族群流动中，巴人的纺织技术仍然在武陵大山中流传下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晋中兴书》、《晋书》也有“巴人呼赋为賨”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也记“户出賨钱，口四十。”《辞海》解释说：“賨，秦汉间今四川、湖南一带少数民族交纳的贡税名称，交的钱布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这一部分民族也因此叫賨人。”“賨布”也称“幏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玉篇》释“幏”为蛮布：许慎《说文解字》在解释“幏”时说：“南郡蛮夷賨布。”《风俗通》记“廩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幏亦賨也，故统称谓之賨布。”賨人是巴人的一支，两晋时期还活动在川东、湘西一带，后来一部分融合在土家族中。秦汉时期，封建王朝令賨人以“賨布”纳赋税，足见当时织锦业的普遍，且工艺水平之高。

在中国古代，“象”与“征”常分开用。“象”字出现甚早，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我国最古书籍《尚书•说命上》载：“乃审阙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这里的“象”指人的形象相貌。《易传•系辞上》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此处的“象”指易经卦爻象符号系统。可见，“象”正是先古圣人把看到的天下繁杂、错综之变易现象，以适当的卦爻象符号来象征其物象的。《易经》是最先将象与意相联系的。到了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王弼对“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夫象者，出意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如果我们从功能角度上分析，“象”具有象征“意”的内涵的功用，而“言”则具有说明“象”的象征意义的功用。可见，王弼在处理“言”“象”“意”的关系时，认为“言”与“象”是工具，而目的在得“意”，就是理解“象”背后事物的本质与意义。“征”字则最初与行走有关。《说文解字》中解释“征”字为“正行也”。后来引申为征兆之意。如《汉书•平帝纪赞》云：“休征嘉应，颂声并作。”同书《艺文志》云：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这可能是“象”“征”二字较早地放在一起用，表达了原始的以占卜之象征兆善恶好坏之意。

民俗，是一个民族世俗文化积淀的地域性标志。民族历史愈久，文化财富益丰，就以农历过年（春节）的风俗来说，我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年”字，远在夏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其字型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或顶谷禾回去，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是“谷熟也，从禾”。商以后到了周，就用这个字来纪年。农业社会里，田里的五谷熟了收割完毕，则是一年过去，又该开始新的一年了。因此称春节叫“过年”。同时在这个期间出现的有祝贺之意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吃的糕叫“年糕”，卖的画叫“年画”，互相庆贺的礼仪叫“拜年”等等。中国幅员广大，西北牧区在古代则以牧草返青一次为一年；生活在东北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同胞，过去曾以马哈鱼由海洄游到江里的周期为一岁，当初春第一次捕到马哈鱼后，就挂起一个鱼头以纪新年。

贴年画是不少地方年俗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农村有句谚语：“有鱼有肉不是年，贴上年画才是年。”“过年”是中国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热闹的节日。甲骨文的“年”字为人背禾形，是丰收的形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年为“谷熟也”。《穀梁传》云：“五谷皆收为有年，五谷皆大收大有年。”为了庆祝这一年的丰收，迎接并预祝来年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在“立春”前后的农历正月初一团聚，欢庆过年。“年”还有一说：它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鬼魅，“年”一来，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盛开。所以，人们过年贴门神既有装点节日气氛的作用，也有驱鬼避邪的作用。同时满足了人们祈雨祈子、企望丰收、金榜题名，祈盼来年平安、吉祥、富贵等各种心理需求。

《易》学思想对中国古文字从创制到发展一直产生深远的影响。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水族古文字从古华夏文字分流出来的时间是在秦前后。也就是说，水族古文字从华夏文化母体中分流出来以前，就受到了《易》学思想的熏陶。

龙纹。龙是远古社会图腾崇拜的产物。《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作为主宰万物的神灵形象，积淀了中华五千年的民族文化，龙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封建王朝的皇帝总是将自己称之为真龙天子。皇帝的衣服被称之为龙袍，只有龙袍才有资格纹饰龙的图案。然而，在水族服饰里，龙却是纹饰中常见的题材。这种叛逆，充分体现了被排斥于汉文化圈之外，生活极度贫困的水族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大胆地使用龙纹进行情感宣泄，表现出一种渴望幸福、渴望平等、渴求被关注、渴望被认可的复杂心情。不过，水族龙纹与汉文化中的龙纹还是存在较大差异。水族龙纹形象不固定，大多是根据创作者的审美意识进行建构，且多为虫、鸟、鱼、蛇甚至花卉的变形体，极为抽象。这种抽象的变体，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水族人民的策略与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水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翻身做主，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禁锢被彻底打碎，水族服饰龙纹便不再拘泥于过去的抽象变体，封建君主专用的“龙”形象，也常常出现在一些引领时尚潮流的服装上。

“卯”，水书写作。《〈说文解字〉注》引《律书》云：“‘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晋书•乐志》亦云：“卯，茂也，谓阳气生而孳茂也。”这与《水书》解释的卯节期间是“绿色生命最旺盛的季节”基本一致。

再举一“卯”字，甲骨文和水族古文字皆作。此外，水族古文字还写等等。这其中固然有古文字异体性的原因，但其字在水族社会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令人深思。在字义上，尤其在古义上，甲骨金文与水族古字对“卯”的诠释没有多大差异。《说文解字注》引《律书》云：“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又《天文训》曰：“卯则茂茂然。”水族的水书先生称卯节是“绿色生命最旺盛的时节”。二者几乎一致。而水文字还有开发、启动之义。水族专门有“卯节”，属水族的盛大传统节日之一。这个节日是每年水历十月（阴历六月）择一“辛卯”日举行。这是一个祭祖宗敬社稷祝繁衍并重的节日。其中，祝繁衍的文化特色尤为突出。在平时，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拘谨慎重的。节庆与集市，未婚男女相会要避父母兄嫂乃至本宗族的长辈。但是，在卯节阶段，禁区打开，宽松三两天，未婚青年男女可以在卯坡上尽情对歌，甚至在有些地方，卯节时相悦者可围拦对歌，亦可相率成婚而父母长辈等少有干涉。我们从卯节这个节日文化背景来审视“仆”字，可有两解。其一、它是女性生殖器的写征；其二、它是男女对应的抽象表现。或许，二者意义都兼而有之。另外，还有一组文字如下：

视文字为神圣的时期，文字有崇高的地位。对天地鬼神，要取悦于神灵；对先辈功德，要无愧于祖宗。书写时，当然要虔诚，要严肃，要恭敬。当然对空间分割要一丝不苟，任何草率和轻率都不容存在。若是王政之事，那更要慎重。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水族古文宇自从自成体系后，可以说再没有“王政之事”。但对神灵、对祖宗“经艺之本”的书写态度是存在的。

龙蛇纹是侗族织绣艺术中的古老纹样。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有“闽，东南越，蛇种”之说，可见古越人崇拜蛇。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生存繁衍愿望，同时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使人敬畏，因而被人们崇拜。作为越人的后裔，侗族保持了崇拜龙蛇的习俗。据《会同文史资料·民族专辑》记载，湖南会同的侗族崇蛇，“称蛇为爷爷、祖宗，逢年过节敬祭，寨寨设有庙宇。人死须与之‘报丧’，出生须与之‘报喜’，梦之以为得福，见之视若显圣，敬之若尊神，奉之若尊祖”。特别是把出没于祖坟地或在庙堂里的蛇，视之已“化为蚊龙”。广西三江县的林溪，每年三月三举行抢花炮仪式时，游行队伍要抬三盘祭品，其中有一盘用猪小肠充气盘成的蛇形，上画蛇皮鳞纹。有的地区九月九日打糯米粑粑，称之为蛇粑，需先将之放在屋外敬祭蛇神，方能食用，名曰“堵蛇洞”。家有孕妇，族中的人，特别是当事人梦见有蛇进屋，便认为是蛇神托梦，必生贵子。蛇崇拜在侗族织绣艺术中主要体现为盘蛇纹和游蛇纹。

三苗作为苗、瑶民族的先民，不但与苗族关系密切，与瑶族关系同样密切。首先，三苗与瑶族先民一样均属于蚩尤九黎、三苗之裔。其次，先秦以来史籍所载三苗，往往又被称为南蛮，瑶族先民本属于南蛮集团。《帝王世纪》：“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史记·五帝本纪》：“放允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这是学者的共识。第三，考古发现的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三苗集团亦即苗瑶族先民的文化遗址，这也是学界的共识。第四，禹战胜三苗，三苗、苗民名称消失后，在原三苗活动地域代之而起的是夏、商、周时期被史籍称为盘瓠后裔“盘瓠蛮”先民的荆蛮（或蛮荆）、南蛮。“盘瓠蛮”是以今瑶族先民为主的部落联盟。第五，三苗因战争原因被迫渡过大江大湖由东向西南由北往南迁徙的路线与瑶族先民同。第六，苗瑶共一个语族，苗瑶汉又共同保留了先秦古汉语的一些音素乃至词素，足以证明二者均系起源中原的民族。第七，史载“三苗髽首，羌人括颔，中国冠笄，越人劗发。”“髽首”即以麻束发，亦即椎结，是苗瑶共有的习俗；又史载“三苗昏乱，相尚听于神。”第八，信鬼重巫也是苗瑶民族共有的，苗族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之说，瑶族有“十八大神”或“大堂鬼”之说。史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龙生于庙，犬哭于市……有神人面鸟身，若谨以待。”这里说的是天命殛三苗，以龙、犬、鸟为图腾的氏族的不同反映。龙是华夏族先民吸收了其他氏族后形成的综合性图腾标志，“龙生于庙”，意谓华夏族的图腾进入了祖先宗庙，华夏族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犬是瑶族、部分苗族的图腾，“犬哭于市”，意味苗瑶族先民的祖先大庙被占据了，以犬为图腾的氏族伤心得跑到街市上大哭起来。鸟是东夷两昊集团的图腾，“人面鸟身”的神“若谨以待”颇费解，大概是说迁到三苗地区的东夷族人对这场战争采取谨慎、静观以待的态度。上引这则记载实可看作瑶族先民参与三苗之战的注脚。第九，据史载：“苗”字由“由”字衍化而来，《说文解字》“苗，蓚也。从艸，由声。”苗民亦由民，今瑶族自称由民、尤绵，尤与由同，故“三苗”称谓有瑶的称谓成分。总之，瑶族与三苗有承接关系，应是可以肯定的。

既然南蛮乃是以“驩兜”和“苗”为主的部落联盟，那么，瑶与“驩兜”、“有苗”有什么关系呢？《尚书·尧典》云：“帝曰畴咨若矛采，驩兜曰都。”《岭外代答》：“瑶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王于庙前，男女各群，连接而舞，谓之踏歌。”此都贝大王很可能就是驩兜。广西的红瑶有时称自己为“仡兜”。金秀茶山瑶就被坳瑶称为“钳兜”、被山子瑶称为“荆兜”。红瑶和茶山瑶很可能就是驩兜之裔。“有苗”亦与瑶族关系密切。“有苗”中的“有”读作“yoǚ”，与瑶族自称“尤”yóu、“由”yóu、“又”yòu，读音相同，互可通用。“有苗”即是“尤苗”。而“苗”，《说文解字》云：“蓚也，从艸，由声。”正与尤同。“有苗”正是“尤棉”。宋人罗泌认为“有苗”即是“龙苗”，而“龙苗之裔，今湖南北、桂林等处皆是，辰、澧、沅、湘之间尤盛。”宋时，上述区域正是瑶族聚居之地，可见，“龙苗”即是今瑶。再说，舜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礼记·坛弓上》云：“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苍梧之野，即九嶷山。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蓝山县、江华县交界处，南岭山脉支脉，此处正是瑶民聚居之地，亦可佐证有苗系指瑶。

先秦时期锦作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聘礼，史料记载主要见于晋代常璩撰，刘琳校注的《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刘宋时期范晔撰，唐代李贤等注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传》和《风俗通义》。此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明了“嫁”即“賨布”。《辞海》解释了“賨钱”“賨布”“賨人”。

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虫部》曾提到：“南蛮，蛇种。”又：“闽，东南越，蛇种也。”所谓“蛇种”，就是以蛇为祖先。许慎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

壮族先人古越人，不少支系以蛇为图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虫部》载：“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也。”所谓“蛇种”就是以蛇为祖先。直到清人的著作中，仍有类似的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潮州志》云：“以南蛮为蛇种，观其胥家神官蛇像可知。”壮族不少地区现在还流传着“蛇祖”“蛇郎”的神话。这些都是壮人蛇图腾的反映。

其二，据有关专家考证，侗族的先族为骆越，骆越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在岭南一带。广西的三江地区和古代的五溪地区也是骆越的活动地区，根据有关史书记载，骆越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吴越春秋.越王夫余外传.第六》曰：“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遂有鸟田之利”。《越绝书》云：大越海滨之民，独有鸟田。《水经注》引《交州外城记》曰：“交趾者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田。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雒，汉代称络，其实络同雒，雒，《说文解字》曰：“忌欺也。忌欺，即为一种黑色的候鸟，这种春来秋去的候鸟，它能准确地指导人们春耕和秋收，这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能识季节的鸟，就显得格外神奇，自然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所以在古地，人们均把鸟称为雒，把庄稼地称为雒田，把自己称为雒民，把鸟尊为始祖。《博物志》载：“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为越祝之祖”。一个以农耕为主，靠季节吃饭的民族，把能识春夏秋冬的候鸟尊为始祖，敬为神灵，其理是不言而喻的。可见，雒越之后裔的侗族崇拜鸟和把鸟尊为图腾是有历史根据的。从考古材料，也能证明现在的侗族与雒越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和鸟崇拜的历史事实。90年代初，怀化地区文物管理处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鸬鹚江，发掘了三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其随葬习俗和陶器型制与广西武鸣龙头坡完全相同，据韦仁仪同志考证，武鸣龙头坡墓地为骆越的墓葬。靖州鸬鹚江出土的三座东周墓葬当为骆越人的墓葬无疑。更让人感到兴奋的是90年代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黔阳县（现为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一大批以鸟纹为主题纹饰的陶器，这些饰在陶器上的鸟纹，大多为戳印而成，线条流畅，构图规整，特别是遗址中出土多件戳印的凤鸟载日神微图案的陶品，“其神象的造型，构思与制作技巧，几乎与现代工艺品的同类题材相美。”凤鸟在“神器”上出现，并成为“神器上的“神徽”中的主题图案，说明凤鸟已成为当时高庙人顶礼膜拜的神物和供奉偶像。而更多陶器上的鸟纹装饰，说是高庙人的识别标志或“图腾”标志也应无大谬。有趣的是，在古越人活动的珠江地区，也发现与高庙文化十分相近的文化遗址。这批遗址的文化面貌与“长江上游地区的黔阳高庙靖州自治县斗蓬坡等遗址……更为一致”。虽然两地也相隔甚远，遗址的年代有较大差别（珠江口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年代比高庙遗址晚1千年左右，其时间在5000—6000年之间），但文化面貌却十分相似，说明两地的文化应有某种联系。据何介钧先生考证，珠江三角洲的这批新石器时代文化，很可能是受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影响所致，其传播的路线大致有二：一是由沅水支流的渠水陆行数里入两江上游之一的浔江，至柳洲入西江，一是溯沅水主流清水江过贵州云雾山入古代牂牁立江支流之一曹溪河。

秦汉之际，我国丝织业已步人成熟发展的轨道，人们对蚕茧有了深入的认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茧”的说明是：“蠶衣也，从糸从虫。”“茧”的繁体是“繭”，可见其外是一个壳（即蚕茧），里面有一条“虫”（蚕）和一条“糸”（蚕体内的丝胶），壳上的草头是养蚕用的“蘩”（白蒿）等。“繭”字的多重会意，显示出蚕茧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同时也透露出蚕茧生产的某些技术信息。

秦汉时期土家先民就会纺织精工细布，史料记载称“賨布”。许慎在《说文解字》：“嫁，南郡蛮賨布也，賨，南蛮赋也。”指明了土家先民纺织的“嫁”即“賨布”，成为纳贡之名品。《辞海》解释说：“賨，秦汉问今四川、湖南一带少数民族交纳的贡税名称，交的钱布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这一部分民族也因此叫賨人。”賨人属于巴人的一部分，在秦汉时期，缴纳賨布充当赋税，这一纳税制度一直沿袭到宋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又载：“板盾蛮因呼赋为‘賨’，大麻织成一种细布，向秦王朝纳贡，故名‘賨布’。”《风俗通义》曰：“巴有賨人”，又曰：“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廪君之巴氏出镓布八丈，嫁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唐房玄龄《晋书•李特传》记载：“巴人呼赋为賨，交的钱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后汉书••南蛮传》载：“乃至秦惠王并巴中，以巴人氏为蛮夷君长……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秦汉时记载民众交给廪君蛮君长的赋税称为“賨布”，“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

我国热蚕釜缫丝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蚕丝织物残片和距今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蚕丝织物残片，经现代技术手段检测，证明都是已缫的蚕丝织物。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糸”被写作“ ”“ ”“丝（絲）”被写作“ ”“ ”，均象形扭成股的丝。《说文解字》说“糸”为：“细丝也”，象束丝之形。“丝（絲）”为：“从二糸。”五代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一茧所吐为忽，十忽为丝。糸，五忽也。”这里说的“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标准是一蚕所吐之丝。可能经后人增益的先秦古籍《孙子算经》说：“度之所起，起于忽。欲知其忽，蚕吐丝为忽。”按照徐锴的说法，“糸”为五忽，也就是五蚕所吐之丝的合成；“丝（絲）”为十忽，也就是十蚕所吐之丝的合成。这种计算标准的形成，正是来源于多茧并缫的技术要求及其实践。

春秋至秦汉时期，大陆东南沿海聚居着称为“百越”的土著居民，其中居住在福建境内的土著民族被称做“闽越”，他们长于舟楫，并把蛇作为与本氏族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灵物”，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即表述了闽越人的这种蛇图腾崇拜观念。从晋代开始，汉族移民大量迁入福建，由此将中原文化带入福建，促进了福建地域文化与年节风俗的形成。历史上，中原汉族曾四次大规模进入福建，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这八姓多为中原的簪缨世胄，他们为避“永嘉之乱”而携家眷、宗族、部曲、宾客进入福建，大大增加了福建人口。第二次是唐代陈元光开发漳州。漳州改变了昔日獉獉狉狉的状况，地方社会迅速发展。第三次是唐末五代王审知率军入闽。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一起率领中原人马五千余入闽，在福州建立政权，后被封为“闽王”。他为治理福建作出了卓越贡献，使福建在中原动荡之际成为东南一隅的富裕之邦。第四次是宋室南渡前后，北方百姓为避战乱，再次出现南迁浪潮，大批人扶老携幼入闽，使得福建人口急增。这四次大规模移民和其他时期陆续进入福建的大量移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民风民俗，加快了福建的开发。特别是唐、五代时的两次河南籍移民的迁入，更是直接地将中原“河洛文化”带入福建，促进了福建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的形成。闽南话至今还被称为“河洛话”，也被古汉语学者誉为唐代中原古音的“活化石”。

福建早期的土著居民是“闽越”族，属于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的一支。福建的古闽越族以蛇为图腾，习惯傍水而居，善于驾舟行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闽，东南越，蛇种”，即反映了古代福建地区闽越族的崇蛇习俗。闽越人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西汉初才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闽越国，其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族，因此，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在闽越国时期，汉、越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交流融合，从武夷山汉城以及福州屏山等闽越遗址中都显示出汉文化的影响。然而隋唐以前，此时的福建依然是一片人口稀少、野兽横行的蛮荒之地。《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獽，曰俚，曰獠，倶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漳平县志》称南蛮“性悍鸷，言语侏儒，楚粤滋蔓尤盛。闽中山溪高深处往往有之……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以居。善射猎，涂矢以毒，中兽立毙。其贸易，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能辨华文者，其酋也”。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描述唐初的福建，称其“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此后，随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福建在人口数量上开始持续增长，经济上也开始得到较大发展。

贴年画是当地年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过年”是中国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热闹、盛大的节日。甲骨文中的“年”字为人背禾形，是丰收的形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年为“谷熟也”。《谷梁传》云“五谷皆收为有年，五谷皆大收为大有年”。为了庆祝这一年的丰收，迎接并预祝来年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在“立春”前后的农历正月初一团聚，欢庆过年。“年”还有一说：它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鬼魅，“年”一来，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所以，人们过年贴门神既有装点节日气氛，也有驱鬼避邪的意思。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壮人“麻”姓，也来自狗图腾崇拜。壮语称狗为“ma”，写成汉字为麻。麻姓就是以狗为姓。“犭农”（nong），《说文解字》说是多毛犬。壮人自称为侬，也有以农为姓。以图腾物为姓，是古代图腾的惯例，也即是表明图腾物为自己的祖先。

据《说文解字》记载，“羌，西戎牧羊人也”。可以发现羌人和羊的密切关系，生活中羌人最喜欢的牲畜也是羊，穿羊皮褂子、用羊毛织衣服、用羊做祭山用的祭品、羊皮鼓等。在羌族聚居区，存在大量的物品都具有羊的元素。除了羊作为图腾元素之外，还用了天体作为图腾，太阳给他们带来了光和热，和太阳相关的日月星辰也作为他们的图腾被运用在现实生活中。

羌族刺绣是羌民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于2008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刺绣不仅仅是简单的挑花绣朵，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甚至与巴蜀文明曙光的肇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巴蜀科技史略》一书中称：“中国丝绸的源头在何处？长期以来，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早在4500年前，蜀人就向中原输出先进的养蚕技术，表明蜀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超过商文化。”岷江上游正是桑蚕的摇篮，传说中的蜀山氏为早期来到四川北部的羌人。古蜀三代蜀王为蚕丛、柏灌与鱼凫，其中蚕丛氏、龟凫氏均为羌人中的氐人（居住于低地的羌人）。其氏族初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虞、夏王朝时沿着岷江向南而逐渐迁至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多野蚕，从远古的蜀山氏到蚕丛氏均致力于野蚕的驯化。据古籍记载，野蚕性孤独，蚕丛氏将其集中喂养，改变其生活习性，从蚕蛾交配到蚕卵的收集、保存，再到第二年的孵化饲养和缫丝的完成，要经历无数艰辛才能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世上有成千上万的昆虫，但被人类驯化成功的昆虫仅有两种：一是将野蜂驯化为蜜蜂，二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汉之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称：“蜀之先，名蚕从，教民蚕桑。”《仙传拾遗》记载“蚕丛氏……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蚕丛氏继承蜀山氏，在蜀山建国称王，其氏族名称亦为“蜀”，虽然南迁至成都平原，但仍以“蜀”为国名。“蜀”是蚕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称：“蜀，葵中蚕也。”蚕丛氏因蚕丝的贡献而受到蜀人的崇敬与爱戴，蜀人尊其为“蚕神”，为之立祠，还尊其为“青衣神”。可见，早期来到四川西北部的古羌人，他们与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松潘、茂县及都江堰均留有因蚕和蚕丛氏而得名的蚕陵、蚕崖石、蚕崖关等古地名。被尊为“蚕神”的蚕丛氏传说就葬于茂县的叠溪，汉代曾在此设置蚕陵县。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近3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当时的蜀王形象，所着四件套服装均绣有龙纹、鱼纹和鸟纹。据专家分析，这是采用锁针绣和辫子股绣刺绣出的纹样，是3200多年前蜀中绣品的真实写照。

年画，因主要张贴于春节即农历新年，故名。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此期间，人们要进行祭灶王、祭祖、扫尘、守岁等民俗活动，而张贴年画则是民间欢庆春节的一项重要内容。《说文解字》曰“家，居也”，家是家人共同生活居住的地方。中国人特别注重“家”的空间布局，人们按照传统习俗，将各式各样的年画张贴在屋舍的里里外外。在“家”的空间中，年画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烘托了节日气氛，同时构筑了与民俗信仰紧密相关的文化空间。

由文字的构成来说，无疑，“羌”这个字由“羊”与“人”两部分构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羌，西戎羊种。”同时代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也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我们知道，在商代“羌”这个字就被用来称一些西方晋、陕、豫之交的人群。战国思想家也以“氐羌”来称陇西或其更西方的人群。因此，汉代学者以西方“牧羊人”来理解“羌”，只是延续一个自商代以来的西方异族概念。在经济生态、宗教信仰或族源传说上可能与羊有关的西方人群，在东方商人眼中是异类，因而造出这个“羌”字来称呼他们。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西方牧羊的，或其信仰、族源传说与羊有关的人群，便都是同一民族。无论如何，“羌”是商人与后来的华夏对异人群的称号。

在锡伯族婚俗刺绣中龙凤呈祥、鸾凤和鸣、龙飞凤舞、凤戏牡丹等图案都是与汉族文化交融之后创造出来的，但是由于其观念及文化的差异，这些图案产生了变异，与汉族的龙凤图案有所不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是至高无上的吉祥瑞兽。《说文解字》卷十一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解字》卷四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丹）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山海经·南次三经》中：“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人们平时所称的凤，实则是凤凰的简称。它是中国远古不同氏族图腾文化的集体结晶，是远古图腾崇拜时期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每逢太平盛世，就会有凤凰乘风而来。在中国传统的图案中龙凤经常会一起出现，龙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两者同处于一幅图案中时凤凰被视为阴性，从属于龙，是皇权的象征。中国民间美术中有大量的关于龙凤的造型，是寓意生活幸福、爱情美满的标志性图案。虽然随着时代的转变，龙凤图案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但是其依然高高在上，高贵华丽，超凡于世。锡伯族的龙凤却有所不同，其落入凡间，神态平和，造型淳厚，仿佛时刻围绕在人们身边翩翩起舞并把吉祥带给人间。

原始社会末期，今关中西部的武功、杨凌一带曾是炎帝后裔姜族部落的封国有邰。部族的始祖叫后稷，姬姓，名弃，为姜嫄所生。姜嫄姓有邰氏，为炎帝之后，嫁给帝喾。相传，有邰姑娘姜嫄，未出嫁前，生活在有邰氏部落（在今陕西武功境内）里。一天，她与同伴到野外去玩，看到田野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姜嫄出于好奇心，就将自己的脚踩上去比大小，谁知这一踩便心有所动，感而怀孕，诞下一名男孩。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姜嫄怕被人笑话，就把他丢弃在小巷里，令人惊异的是，动物们见了这个小孩，都备加爱护，绕道而行。于是姜嫄又把他丢弃到结冰的河上，成群的飞鸟都来围在这小孩的周围，用羽毛为他保暖。姜嫄见这小孩大难不死，意识到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改变主意把他抱回家抚养。因为一开始就把他遗弃，所以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弃。弃从小就喜欢种植各种植物，长大以后成了种庄稼的能手，后来帝尧任命他为农官后稷。在他的管理下，天下农业连年丰收。帝尧很高兴，就封他为有邰氏的国君，邰就是弃的后人。按照传说惯例，人们把弃视为社稷神（即庄稼神），而弃的后代，就用国名邰作为自己的姓氏。《史记·周纪》中记载：“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封于邰”。《说文解字》里也提到：“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室外家”。现在，在南肖里村的村子中央，还有一座庙宇，里面供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姜嫄，当地人习惯称她为姜嫄圣母，认为是她哺育了自己的祖先。这座庙也是南肖里村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庙宇，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一，人们都要去祭拜她，虽然现在的信众大多为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但是祭拜仪式和过程依然隆重，老人们在这天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去上布施，以用来修葺庙宇，翻新塑像，为家里的子孙后代们祈求安康，也忠心的敬拜着自己的祖先，从这天的鼎盛香火中我们可以窥见古时祭拜的场面的宏大和人们虔诚的心。

“煖桥”是水族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未孕求子习俗。《说文解字》解释：“煖，温也。”所谓的“煖桥”就是用供品供祭新修的人行便桥，并用稻草在桥边焚烧，以此祈求送子娘娘早日过桥将一男半女送到久婚未孕的夫妇家。“煖桥”也并非随意进行，需要先问“过阴”确定后，方能进行。其内容与“牵线搭桥”大体相似。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吴泽霖先生曾经到过水族地区进行调查，写下了《水家妇女生活》一文，其中有对水族古老的求子习俗“煖桥”作了详细的描述。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