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国的疆域扩展到湘鄂一带，蜀锦织造技艺也传播到这些区域，包括当地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土家族地区的人民逐步掌握了先进的染色技术和织造技艺，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土锦”。学习、使用蜀锦织造技艺无疑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织锦技术，对土家锦、苗锦有很大帮助。至今土家锦、苗锦仍有蜀锦的痕迹和蜀锦织造技艺的遗存。蜀锦织造技艺对当地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土家锦、苗锦的影响，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土家族织锦艺术是从土家人的历史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从历史和文化的局面上探微土家织锦的意蕴对民间织锦艺术的传承和对现代设计的启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家族织锦这些原生态文化，锁定了当年的时间和空间，保留了先民们精神生存的原始生态，是当时社会生活最标准化的载体；其文化学上的珍贵性在这里，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性也在这里。把它们稍作整理，展示到现代人眼前，就会形成神秘而瑰丽的审美性视角冲击。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土家族织锦的价值所在。

莲花又名荷花、水芙蓉、芙蓉等。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俗人间，莲花成为人们欣赏、采摘的对象，并被陚予文化的象征意义。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概括了莲花的姿容和品德。明人王象晋《群芳谱》称：“凡物先华而后实，独此华实齐生。百节疏通，万窃玲珑，亭亭物表，出于淤泥而不染，花中君子也。”因而莲花被作为一种吉祥物，在中国传统的图案中被广泛应用。土家族的莲花造型常与鹭鸶组合在一起，以“一路连科”的谐音象征仕途高升。

我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从小是喝着猛洞河水,听着阿妈、麻妈唱的“摇篮曲”长大的。父亲对我影响很深，他虽毕业于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所学属高雅文化艺术，但对民间艺术也情有独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长江歌声》上发表了土家族首部合声《四声拖木号子》，在湖南省首届美术展中展出了《老司城祖师殿》的水彩写生,并在师范美术课中尝试引进土家织锦和绣品作乡土教材。家中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手工艺品，我上中学时，手腕上仍带着银手镯，进师范后还用打花带扎裤腰。

大部分学者认为主体纹是虎形的动物纹，认为虎纹在湘西土家族是一种驱邪崇拜的符号。其主体纹样酷似虎头可能与土家族宗教信仰崇拜白虎神相关。面纹抽象化的特征让后人发挥很大的想象空间。在湘西、渝东“赶白虎”的酉水流域，受始祖傩公傩母的保佑，憎恨白虎、崇拜祖先和渴求子孙繁衍的心理特征。在鄂西“崇白虎”的清江流域，“廪君魂魄化为白虎”，从而保护小孩。“台台花”所隐喻的主题是祈求先祖“白虎”，保佑子嗣健康成长、一生平安。

中华龙凤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主题，体现了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基本精神理念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如道、德、仁、义、智、信、惠、和、勇、毅等。龙象乾，乾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飞龙在天”威武雄壮，无往而不胜，充满阳刚之气。凤象坤，坤为地，地生万物，无所不载，无所不容，厚德载物，充满了母性的阴柔、祥和、温驯之气。龙和凤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神奇之物，据说龙能呼风唤雨，凤能火中再生。以龙、凤对应的纹样或凤与牡丹等吉祥图案纹样，广泛地流行于民间，反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习俗之中。“龙的传人”、“双龙抢宝”、“龙凤呈祥”、“双凤牡丹”、“凤穿牡丹”等一系列的吉祥纹样都展现了中华龙凤文化的丰富多彩，寄托了中华儿女对龙凤的崇尚。丰富多彩的土家织锦纹样中，对于龙、凤以及凤与牡丹的吉祥纹样当然也较为推崇。土家儿女把对龙、凤的崇尚编织在这古老的土家织锦中，反映了土家人对祥瑞富贵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土家族文化与汉族龙凤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二)土家族女红文化的经典

5.土家族族群心理认同的符号

由此可见，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土家族群体心理认同的代表性符号。

土家织锦投射了土家先民早期的祀神灵、逐鬼疫、祈丰收、喜吉祥的心理结构，展现了土家族先民渊源历程，凝聚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折射了土家人原始的生活场景和古朴的民俗。

第四，流程中蕴含丰富的精神文化。如小机构件中的“梭罗”形似牛角，折射出土家族作为山地民族所遵从的“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布鸽”体现了土家妇女对织造女神崇拜的精神内涵。还有牵花过程中对吉日的选择、梳线顺利的禁忌等，隐含了艺人群体传统思想的文化体系。

土家织锦作为土家民族文化的其中重要的不封，在本人看来不仅内容上体现了本土家族传统文化和工艺的优秀内涵和高尚品格，同时又体现了以融合各民族先进文化因素为外延的社会与时代特征。

此次展示的100件织锦中，半数以上已不再流传，主要种类是西兰卡普。“西兰”在土家语里是铺盖（被面）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这种“花铺盖”是土家姑娘必备的嫁妆。同时，在土家族以往只有口头语言而无文字的岁月里，西兰卡普作为传承历史文化、宗教伦理以及生产、生活知识的一种重要载体而世代相传。今天让我们通过西兰卡普艳丽悦目的色彩和直线造型的意象图案，共同感悟土家人的织锦手艺及其精神世界。

总之，西兰卡普取材于土家族生活风情的方方面面，构图平衡对称，朴实雅致；纹饰原始粗犷，抽象神秘；色彩争奇斗艳,五彩斑斓；质地结实，经久耐用，具有浓郁的土家民族特色和极高的欣赏价值，是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精华。它凝结了世代土家人的智慧、勤劳，是吉祥、美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极其宝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土家人除了上述主要的民族传统节日以外，也还有一些与汉族相同的节日,但同汉族过节的时间和含义上有所区别，如端午、重阳都有大、小端午、大小重阳之分，具有土家族人自己的特殊意义。

毛古斯作为土家族古老文化的“活化石”，毛古斯图纹不仅用其夸张变形的造型手法，巧妙的色彩运用，独特的构图展现了其独特的造型艺术特征，还反映了土家族原始先民最原始、最古老、最粗矿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整个动态形式十分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土家族先民开拓荒原、狩猎捕鱼等农事生产生活的情景，再现出土家族先民早期生产生活的民俗风貌；其内容丰富彩，形式多样，体现他们对神灵、对生命的崇敬。所表现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题材和内容，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和动作都别具一格，既是歌舞活动，也是一种生命方式，更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综合反映。

对于“台台花”纹样的解读尽管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然而有两点却是相同的，这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民间美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不朽价值。其一，无论是“白虎说”还是“人面说”，它都蕴含着土家族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文化内涵，并通过“台台花”的三种纹样所组成的符号形式表达出其特有的内容：通过对祖先和图腾的崇拜，祈求神灵对孩童的保佑，渴求子孙繁衍兴旺。其二，土家织锦是在斜织腰机上，经过通经断纬、手工挑织而成的一种古老的织物，它只适合表现斜线、水平线和垂直线组成的图形。清代“改土归流”以前的传统图案，几乎都是具有抽象性的几何纹，它们简练、率直，升华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并形成了土锦“名存形异”的艺术特色。对于“台台花”的众多不同观点和看法，都是由于对“面纹形”中抽象的几何菱形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

土家织锦文化既是人情感生命的追求，又是人理性的追求。“西兰卡普”织锦艺术素朴天真的自然宇宙观和生命观，成为土家民族文明的主流意识。没有文字的土家族，凭借着口口相传的古老织锦“西兰卡普”，传递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生的理解，对爱的追求。

从表5—1中可以看出，土家织锦的实用性，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是紧紧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用进行创造的，并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见于生、丧、婚、嫁、时序节令等民俗活动中。民间美术作品的突出之处，在于内容、艺术形式、制作技术这些因素跟物品实际用途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千百年来，土家族妇女自己创造，自己享用，乐在其中。这种为生活而艺术的实用价值，才使土家织锦拥有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活力。

土家织锦体现了土家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渊源，充分反映了土家人的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它的形成发展和价值取向都离不开民俗民风。土家织锦体现了土家族人崇拜天地自然，歌颂赞美先祖英雄的传统，以独特的方式隐喻丰厚的土家族文化，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色。

2.鄂西南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反映着土家族传统风俗习惯。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积淀。土家织锦艺术发展过程中保留了本民族习俗与特色，反映了土家族民俗、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特点。土家族信仰“白虎”，认为“白虎”是祖先廪君的魂魄化身。同时,敬奉“土王”。被敬奉的土王有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汉，他们都是土家族崇拜的祖先。这些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土家织锦图案中都有反映,如“西兰卡普”的传统图案“老鼠嫁女”就充分生动地表现了土家民俗特色。

土家人如此热衷的钩纹，是受民族始祖的影响的，或许不尽能流传，但纹饰造型所呈现的意象，却从视觉心理上印证着它古老而原始的内涵。这些色彩样式、构成形式都只是关于这个纹样的一个表象的思考，我们所探究的，无疑应该是有关于这个纹样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每一种纹样就好比土家族人所记录的一段族源史，只是我们需要沉浸在那些已经模糊的故事当中，才能够看到一段近乎完整的历史。

土家织锦纹样涉及到天上地下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土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充分反映了土家民族的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敬重先祖英雄，崇拜天地自然，以独特的方式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具有强化民族意识和相互之间的认同感。那充满者原始粗犷的艺术语言，表达出一种民族精神，展示了土家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显露出不同层次的文化积淀。

土家织锦的钩纹系列确实有某种与祖先神灵类似的象征意义。酉水流域的土家族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图腾”标志，而这里的钩纹却有着类似“图腾”的性质和作用。它是土家民族远古的崇拜神物，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淡化”和“转移”，朦胧地保留在土家人们的心中。土家织锦的图案样式，不仅潜藏着民族渊源的轨迹，而且在隐喻民族文化的意义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直观化的艺术语言，构成了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寓意，表达了土家人的审美情感，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审美价值。

千百年以来，土家织锦一直是酉水流域土家族普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工艺最完善、作品最丰富的民族民间工艺文化形式。土家织锦鲜明的色彩选择,明显的具有文化人类学内涵。他所含有的整体构成和色彩的表象意义，直线造型，对称扩张，尚黑忌白，极色平衡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影响着土家人的审美习惯和艺术取向。数百种纹样,不仅潜藏着民族渊源的轨迹,在隐喻民族文化的意义上,它形成了特殊的直观化的艺术语言,构成了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寓意。它体现了湘西北土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充分反映了土家人的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它以独特的方式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成为世人了解土家族的品牌形象，是研究土家文化的重要窗口。它是土家族显著标识之一,对土家族的认同性和凝聚力有着特殊价值。它以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承载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创造力。

土家族织锦图案与土家人的民俗生活密不可分，依承交融。在这些丰富多样的民俗纹样中，保存了土家族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也体现了土家人豪放、粗矿、大气的民族性格。传统织锦图案是土家人知识和智慧的结晶，生动地反映了土家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些民俗类织锦不仅装饰意味强烈，而且还寓意着土家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对事物的美好情怀。

只要稍稍涉猎，人们就不难发现：这些被迷信色彩尘封了几干年的神奇仪式，竟然是一道道令人目不暇接的民俗奇观，饱含着历代祖先匠心独具的艺术创造。这些神话般的瑰宝家珍放之四海而毫不逊色。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将引以为荣，无比自豪。苗族椎牛祭保留了盘瓠崇拜的遗风，苗族的“吃猪”再现了五千多年前蚩尤与黄帝激战后的和谈仪式。被称为中国戏曲前身的蚩尤戏在中原一带已经绝迹，却被湘西苗族巴代（祭师）保留在自己的坛班里，至今可以搬演。被誉为中国傩坛第一个方相氏的蚩尤，我们仍然可以在州内苗区一睹尊容。土家族的毛古斯是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活化石，摆手活动、梯玛跳神等也不都是一幅幅色彩古朴、风姿绰约的民俗画卷吗？遗存在土家族、苗族祭师口头上和经书中的科仪资料长达数千万言。这些世代传诵的经典，既是恢弘浩瀚的民间文学巨著，又保留了湘西人文史上各个历史阶段曾经拥有而在外地已被现代文化淹没了的种种精神符号。

土家织锦体现了土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充分反映了土家民族的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体现出土家人敬重先祖英雄、崇拜天地自然的心性，以独特的方式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具有强化民族意识和相互之间的认同感的作用。那充满着原始粗犷意味的艺术语言，表达出一种民族精神，展示了土家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4.土家族织锦纹样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土家织锦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和歌颂内容，表达了土家族人民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生活的希冀。田少煦从空间层次品评了土家织锦独特的物态形式、民俗活动和精神心态。将传统的土家锦艺术内涵试图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民族风俗和审美意趣进行分析、论证。分析了“窝毕”、“仆兹”、“台台花”和系列勾纹的文化内涵。认为“窝毕”的文化内涵是由于图腾崇拜这种精神活动的产物，是土家族部分先民古老的龙图腾在土家锦上的反映。认为“台台花”是由“水波浪”、“补必合”（小船花）和人面纹组合而成的喻意图案，与“人类起源”的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由于赋予了特殊的内涵，这一组合图案专用于小孩的盖裙，作为保护小孩的吉祥物。另外，对土家锦中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广的“勾状”纹样，根据走访调查和史料依据考察，他认为勾纹系列纹样是对古代文化不同程度的吸收、扬弃和变异后进行的综合性再创造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综述_冉红芳_校对版.txt

本书将从十个部分，对土家族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数百种传统织锦纹样分专题进行解读，让土家织锦这块民族艺术瑰宝所具有的文化艺术、社会历史、民族民俗等方面的价值得以发扬光大。

土家族民间艺术的内容题材、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功能,都与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信仰崇拜密切相关,其根由是原始宗教,而表象却落在民间艺术上。原始宗教信仰崇拜给民间艺术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素材和神秘的意蕴,形成离奇的思维并开拓展示的场所,架设扩散的通道,产生出非凡的风格。而反过来民间艺术又为原始宗教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形象手段,原始宗教是借助民间艺术的形式来表达、推广和传承的。

土家族织锦遗产除了拥有丰富的纹样图案外，还有丰厚的人文内涵，即以图案为载体呈现出来的标识性、社会性和很强的审美性。本书就是以一种符号学的思维方式，对构成土家织锦文化要素的各个方面的象征意义归纳研究，不仅从文化实际事象的具体表征性要素入手，而且认识到了这些表征要素的本质性特征，即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归纳出文化要素的社会功能性及发展规律性，强调织锦文化及其内在动因有较全面的认识和概括。

2.您认为土家族织锦技艺的现代传承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土家织锦的另一传承载体就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节日歌舞。过土家年，要把各种祭品摆在一张铺有“土花铺盖”的大桌子上来祭祀祖先，这也是纪念那些背着女人用“土花铺盖”做成的包裹，去东南抗倭而战死未归的英雄。

实际上湘西民间从来没有人理论“台台花”是什么。2005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土家族织锦技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作中，有关专家及酉水流域四县的相关人员，曾集体研究讨论过一些疑难问题,其中就包括“台台花”,并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台台花”只是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文化符号和民俗样式,不是“虎头”,更不是“白虎图腾”。

土家织锦不仅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杰出典型，土家织锦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进行文化交流，2006年土家织锦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土家族织锦工艺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有形民族文化的表现,它凝聚着土家族的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也折射出土家族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俗，具有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双重属性。所以，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重提土家织锦手工价值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发掘、保护、整理、继承和弘扬土家族织锦工艺这一民族瑰宝,对促进民族的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土家族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艺术结晶，是土家族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载体。有效发扬其艺术价值，不仅可以让土家族文化继续传承，还能够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得以走向世人面前，如果融入当下的市场，如何满足当下市场需求，是每一位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土家织锦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土家族文化艺术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难点，相关的理论构建还处于开创和探索阶段，吸引着一代代学者去尝试。结合田野调查实际，探索土家织锦文化内涵的理论框架，挖掘和保护土家织锦中所蕴含的艺术图像文化和构成形式，将其艺术语言的研究深入到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民俗、历史、时代特征之中，有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最具特色的土家文化，同时为民俗文化与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保存和发扬土家织锦这类传统艺术的独特形式，对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土家织锦作为传统的手工艺品，在实用方面是快要退出人们的生活，而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因失去其传承载体也将在传统文化的内容中消失。它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结晶，积淀着土家族妇女世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几千年来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土家族区别其他民族的独特品牌。所以，要修正“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的观念。

土家族织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色彩斑斓，品样繁多，具有相当的社会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民族民俗价值,科学参考价值及传承利用价值。2004年，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确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为国家级项目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区”,当然，其中也包括土家族织锦。不论从历史渊源，区域环境、社会影响及土家族织锦自身的特色等诸方面因素来考虑，土家族织锦都能够充分展示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所在。

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不能与通常意义上单纯的“工艺美术”或“工艺技艺”相提并论。它属于土家族“工艺文化”范畴，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及工艺技艺的共同结晶。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脊梁，因此，土家织锦工艺文化的内涵，与土家族的历史、伦理哲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俗民风都息息相关，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土家族文化的精神。特别在“忌白尚黑的灵魂”、“台台花——酉水儿女的摇篮曲”等艺术和人文的系列论述中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从文化人类学入手，运用历史学、美术学、哲学的理论，采取考古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综合运用的方法，给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土家族传统文化在土家织锦中的表象，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土家织锦，更好地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土家织锦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土家族无文字，而土家织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土家民族的文化心理，显露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同时对传承和展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土家族织锦工艺是一种手工技艺，而手工技艺则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之一。从哲学意义上讲，传统的工艺技艺是一种手工艺文化，它是手工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应用的结果，能为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暗区的现代人送上一份切实的人文关怀，在健全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补偿人生价值缺失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显示出一种天性般的“生产完整的人”的可能性的倾向性。而土家织锦手工技艺就是这其中最优秀的一种。

土家织锦工艺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整个民族工艺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土家织锦作为武陵山区的一朵奇葩，在丰富多彩的背后，它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及多方面的价值功能更是其传承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因素，对见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有独特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家族传统织锦承载了土家族的历史传说、英雄崇拜、民众禁忌等宗教、哲学、伦理、生产等文化心理，成为土家族民族精神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确认土家民族成分过程中，除土家语、敬土王、玩摆手等作为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的依据外，土家织锦也是依据之一。1950年田心桃老师进京参加国庆观礼，送给中央委的礼物中就有土家织锦。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土家族民间艺术调查中，对土家织锦也进行了挖掘，民间艺人在与研究者一起挖掘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土家织锦的创新，如1957年创作的《开发山区》等。

（1）开发设计点：为有效开发土家族织锦的艺术价值，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艺术价值挖掘，包括科学详实地记录土锦色彩、纹样、织法等信息、与热门产品艺术商业结合、与院校设计课程结合、有效的旅游产品项目宣传等。

“西兰卡普”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反映了土家妇女群体心理的认同。在笔者的入户调查中，叶家寨的“打花”织机上的布鸽用的都是小鸟形状，正是为了纪念死后化作、阳雀的“西兰”。这种吉祥的神话形象，不仅是土家族民间古老信仰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好传说。

植根在土家织锦之上的这些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显得神秘而富有文化内涵，千百年来浓厚的文化气息弥漫在山水之间，润物无声，在土家人的生活中生生不息，流传至今。今天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织锦”因有这个传说故事显得浪漫而更加真实，“他者”眼中的土家织锦正是被“西兰卡普”凄美传说所吸引。正如田明先生所说：“久而久之，‘西兰卡普’逐渐成了‘土家织锦’的代名词，也成为人们认识了解土家民族的重要窗口。”传统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定格为土家族的“符号”。

在土家族民间有关神话传说数不胜数，而在龙山捞车河流域流传着一个美得叫人心痛的故事——“西兰卡普”，优美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几乎家喻户晓。第三章已描述了多版本的“西兰卡普”传说故事。这则故事是笔者访谈黎成凤时的口述记录：

对土家织锦文化研究最早的学者仍是田顺新先生，他的《土家族织锦的历史和传统图案构成色彩的探讨》一文被收录到1985年内部刊印的《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中。尔后，才有了少数学者的关注。近两年在湖北省的高校里掀起了研究热潮。如武汉科技学院的老师们集体选题申报省级课题，在收集资料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分块研究，对西兰卡普的母体符号特征、审美现象学、历史文化性、图案造型特性与应用等方面，多视角进行诠释，以专栏形式刊出。

符号既是物质的可感知的形式，也是精神的意指或意义。民族文化符号是在民族历史中形成的可以指代、表示这一民族文化内涵以及特征的所有符号的集合。民族文化符号可以是纯视觉的，如图腾、图案、式样、装饰风格或色彩等。也可以是实物的，如植物、动物、人物、产品、物件等。也可以是礼仪行为，如中国古人离别时的抱拳，见面时的打躬作揖，也可以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等。土家族织锦文化符号是土家人精神最重要的载体，是从土家人的历史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这些符号从原始的图腾到形形色色的民俗图形、吉祥纹样，构成了土家族人的文化内涵。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在这个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它必然受到该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土家织锦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把它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反映了时代、民族和艺术的特征。

另一方面，实用价值渐次退出传统，旅游价值逐步占领市场。传统习俗中土家织锦“裙被之属”的实用价值今天已突变为工业产品的附属物，如电视机罩、手机套子等日常用品。审美价值也从传统上品评新娘心灵手巧的“土花铺盖”渐变为旅游市场中畅销的大、中、小型壁挂装饰品。过去在土家人的生活中，“西兰卡普”是作为集贸市场兑换物品的特产，现在在旅游市场，土家织锦已成为较为红火的代表土家族的“文化精品”。

挑花是根据纹样要求，用挑花钩针、竹片或小梭子顺次将一部分经纱挑起，部分经纱以综提升，而后把纬纱穿过这些经纱所形成的梭口，经纬交织成花纹。挑花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织造技术，在现今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见到，少数民族织锦中还在应用，比如：畲族的织带、土家族的侗锦、苗锦、壮锦以及蜀锦等，挑花是它们的一大特色。同样如此，分布于鲁西南地区的鲁锦也采用这种技艺织造一些比较复杂的织锦图案。

土家族织锦在土家语中叫“西兰卡普”，是一种限制性很强的手工技艺，工艺原始而复杂，织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其工艺和技巧。土家织锦多以土红、靛蓝棉线为经线和暗纬线，以五彩丝和棉线为明纬线反面挑织而成。其制造过程主要包括纺线、染色、倒线、牵纱、装扣、滚线、捡综、翻篙、捡花、捆杆上机、织布、挑织十二道工序流程。

6你认为现在的土家族姑娘喜欢学习织锦吗？为什么？

土家族织锦的工具十分简单、原始，但其独特的工艺，即经、纬、斜三线斜纹织法，较之其它民间织锦却是惟一的。织物以三层经线错综过纬，即上下各半分经后，再将面经对半分开，挑经断纬，挖花挑织，使得纬花可以自由换色，得到用机械织造难以替代的灵巧和随意，形成独特的手工特色和锦面效果，从而显示出土家织锦的潜在价值和艺术魅力。

此外，土家族织锦使用的染色材料均是从大自然提取的，染制服饰的颜料均是自己从红花、栀子、姜黄等野生植物中提取制成各种颜色，色彩自然、大方，且对人体无害。因此，在现代服饰的设计中，也要充分利用土家族织锦的图案和染色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形成现代特色品牌，将土家文化发扬到极致。

此注释原文见图表文件夹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_田明_张心平_田大年_黄青\图表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_田明_张心平_田大年_黄青.xlsx

土家族织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告诉笔者，她一直在尝试做植物染色，在山上开辟了一块地专门用来种植各种可以提取染料的植物，目前已经研究出了几种主要的颜色。植物染的线和买的工业成品线相比，颜色要淡雅、柔和一些，在纯度上没有工业成品线那么艳丽。对于植物染彩色线，侗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粟田梅表示自己也没有接触过，对侗族传统的蓝染技艺传承也表示担忧：

蜀锦是官方的，宋锦是文人的，云锦是贵族的，只有这个姓“土”的“西兰卡普”才是真正意义上劳动人民自己的东西。虽然她也曾经为历史上的皇家贵族所钟爱，成为贡品，但西兰卡普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一直在土家族民间传承发展。在中华民族的织锦大家庭中，土家织锦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本地域独特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魅力独树一帜。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的织锦。“西兰”在土家族语中其意思是被面，“卡普”的意思是花。西兰卡普是一种织锦被面，是土家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土家姑娘出嫁时的陪嫁品。西兰卡普以“通经断纬”为编织手段，在图案造型与色彩运用等方面与苗锦、傣锦、壮锦有相似之处和近亲血缘关系。但仔细推敲便可看出，由于受不同地域文化以及土家人审美意识、传统观念的影响，它又别具特色。

土家锦，土家语称“西兰卡普”，“西兰”即铺盖，“卡普”意为花，汉语则称为“土花铺盖”，是一种锦被，是传统土家织锦中的主要部分。土家锦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到现在的土家织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土家锦初雏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定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其生产工艺是以丝、棉麻为原料，一般多以红、蓝、青三种颜色的丝、棉麻为经线，自由选择各色丝、棉为纬线，用古老斜式腰织机采取“通经断纬，反面挑织”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在我国各种织锦中有着独特的技艺。目前流传下来的土家锦传统图案120余种。在传统乡民社会中，它是土家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土家姑娘出嫁时的陪嫁品。色彩艳丽、朴实素雅、图案奇特、质地结实、经久耐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是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精华。土家锦凝结了土家人的智慧、勤劳，是吉祥、美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土家锦，土家语称“西兰卡普”。汉语称“土花布”，“打花铺盖”,“土家锦”。土家语“西兰”是铺盖意，“卡普”是花。现今民俗亦有“西兰”是一位土家族姑娘名，“卡普”是被面花一说。龙山洗车河流域是土家族湘鄂川黔地域唯一保留传统民间织造风尚的地区。土家织锦是一种三重经纱开口通纬过底纱夹织彩色粗纬显花的纬锦，俗称“断色纬挖花”的原始织锦手工艺。传统纹纹名近一百六十余种流传至今，内涵悠古，包罗万象，绚丽多彩，独具品格。

据沈从文先生考证，改土归流之前西兰卡普的主要用途是男女日常服装，八幅罗裙是正宗的土家装，罗裙是以不同颜色织绣而成。过去土家男女不穿袜，打绑腿，男子穿对胸衣，双排十一扣，俗称蜈蚣扣，袖口、领口及裤管末端加花边，衣料多为纺织的青蓝土布或麻布。土家男女一年四季都戴头巾，男人以青、蓝、白或条纹布为主，包成人字形，并将裤筒裹成人字形，配以布鞋或草鞋，十分精神利索，这是土家军队战争时的装束，有“兵农合一”传统制度的痕迹。土家族服装中女子的衣服以青、蓝、白、印花布为主，右开襟，袖大而短，饰花边，挂银铜佩饰，下穿八幅长裙或肥长裤，长裤在裤腿边沿有宽带式花纹饰。女人发挽髻，多为青丝帕或白印花头巾缠头，丝帕薄如蝉翼，最长达七、八米，是妇女终生陪伴之物，死后必以白帕缠头入葬。未出阁的少女穿花衣，讲究大红大绿；小孩喜戴菩萨帽、虎头帽；男鞋多为青蓝布，女人穿绣花鞋；姑娘出嫁时必穿露水衣，上着鲜艳花绣衣，下着八幅罗裙，与老土司八幅罗裙有异曲同工之妙。

吃社饭。社饭是用糯米或高粱加一种叫艾蒿的野菜制成的。土家族吃社饭的时间因地区不同而不尽相同。有的是与春社时间一致，有的地方则是与清明节时间相同，有的与祭祖扫墓时间一致。吃社饭的含义是祈求祖先“保一方清泰，佑五谷丰登”。

土家织锦主要分布在我国酉水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地，在湘西地区主要分布在永顺县、古丈县，以龙山县最为代表和成规模。湘西土家族织锦主要包括“西兰卡普”和花带两个品种。西兰卡普采用“通经断纬”的反织法，色彩对比强烈、质地结实是土家织锦中的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湘西龙山、保靖、古丈、永顺县商部。而土家花带，土家语称“厄拉卡普”，是相对于“西兰卡普”较基础性的编织物品。它常用于腰带、背带、裙带，强调实用性功能，所以重耐用而轻装饰，采用“通经通纬”的正面编织，其质地较薄、以素色为多，图案以几何纹样为主。土家花带的主要分布在湘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一带，以永顺县为中心。

土家族古时服饰是“男女垂簪，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灿服色”。新中国成立前多用自纺、自织、自染的青（黑）兰两色布做衣料。有的地区穿麻布。妇女上穿矮领右衽大袖布质衣。老年人多穿青（黑）蓝色，中青年喜欢粉红色、天蓝色，领上嵌三条花边，叫作“三股筋”。襟边及袖口贴上三条小花边，下面穿条色裙，称为“八幅罗裙”，群褶多而直，显得庄重大方。改土归流后，改穿裤子，男女裤用青、蓝布加白布腰，穿时提起于腹前左右折叠，用带系着，叫“转‘腰’裤”。裤脚用蓝底加青边，青底加蓝边，裤脚上滚上三条彩色花边，或者脚上打着“人”字形的绑腿。头上缠二米长左右的青丝帕或青布帕，不缠“人”字形。闺女的头发梳成一条独长辫，用红、青色绒线作头绳结扎着。

土家族织锦纹样的织造与审美_万云青_校对版.txt

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_田明_张心平_田大年_黄青松_校对版.txt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増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家族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织锦工艺是土家族得到完整传承的手工纺织技艺,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鄂西土家族主要聚住在湖北西南部的武陵山腹地，这是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以及武陵先民土著文化的交汇地，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鄂西土家族群众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观念以及审美趣味等的集中体现。鄂西土家族传统的织锦工艺体现出对自然的依赖，具有鲜明的自由率真的创作意识，要求重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因而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不发达，土地异常贫瘠、人烟稀少。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服饰所需的原材料必须是自己生产的自织、自染麻布或羊毛织成的布。土家族织锦是在古老的木质腰机上，以棉线为经线，纬线用多股棉纱或绒线交织，采用加固变化斜纹组织，使其图案形成了斜线成阶台状斜进的图形。针对在一定的经纬密度范围内，曲线很难圆满表现的情况，创造出由无数个阶台连接成的近似曲线的图形的方法。因此，受织锦工艺制作手段、生产技能和生产能力的制约，土家织锦都十分粗犷。为了适应工艺的要求把自然界里变化丰富、线条优美生动的物体轮廓，变化成以直线和斜线为主的抽象几何形。在“马必花”纹样我们看到的马头、体、尾曲线都变成直线和斜线符号了；“蛇花”以规则的小三角形、菱形块排列，表现了蛇的卷曲之形，并由单边勾、万字流水边连接构成；传统的“船船花”纹样，以直线、方形构成等。

织花带，多为彩经跨纬的经花织物，又有“打花带”的俗称。历史渊源十分古老而悠远，而且织造风尚从古至今经久不衰，几乎遍布西南各民族，也是遍及湘西苗寨的一项织锦手工艺，小巧精致，色彩明丽，是苗家姑娘必须学会的本领。苗女一般从十二三岁开始随母学织。织带艺术在西南众多民族中大同小异，各族称谓不同。湖南以湘西苗族织造风尚最盛，而且纹样丰富而华丽。湘南江华盘古瑶的织花带也相当出色，又称“花腰带”，久负盛名，其纹饰多折直线构成，极为简洁工整和独特，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几何纹审美价值。因织纹细密，形成方寸之间几何纹适形造型以较大的空间和可行性，故而织花带纹样图案极为丰富。苗花带应用极广，主要有腰带（巴裙带）、背裙带、小孩花帽带等，长可达丈许，短仅尺许。宽边素色花带可见宽度有6.7cm，窄边的可见一指宽。分棉织和丝织两种，也有棉丝夹用的。织时不需底样，全凭心记。常见图案为各种花鸟虫鱼、几何图形及文字表现的福寿纹、四季长春、万事如意及双龙抢宝、喜鹊闹梅、鲤鱼跳龙门、蝴蝶闹春、双凤恋花及众多的抽象几何纹、回纹、万字纹等。土家族花带还有飞蛾纹，六瓣花，狗牙齿，寸勾莲，四朵梅，六朵梅等图案。一条花带纹分段连续，有的单一重复，头尾同纹，有的将几种纹饰相间。主体纹饰色彩由上下深浅不同的经纱决定，色经浮沉显花，边条或单色或间以红、黄、蓝、紫不定，有如天际彩虹，结实而明丽。

当代土家族织锦文化变迁的表现_冉红芳_校对版.txt

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土家族织锦图案的变化与发展_陈文武_校对版.txt

土家族织锦，土家语称为“西兰卡普”汉语意为“打花铺盖”，或“土花铺盖”。是土家族民间工艺品中最具特色的品种之一，属于中国少数民族四大织锦之列。据资料记载，土家织锦有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西兰卡普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发生流变。今天，土家织锦与传统织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探讨土家织锦发展变迁的过程，对认识民族民间工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寻求保护对策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民间工艺，土家语称“西兰卡普”，汉语则称为“土花铺盖”。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四大民间织锦之一。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到现在的土家织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初雏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定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传统乡民社会中土家织锦涵盖的产品主要是土家族传统婚育文化中的“十铺八盖”和“窝窝被”，与今天织锦艺人所编织出来的旅游产品，如壁挂、香包、围裙、手机套等琳琅满目的土家织锦已发生功能上的变迁。

土家族织锦艺术意蕴探微_周丽娅_校对版.txt

土家织锦俗称“西兰卡普”，意思是“带花的被面”，是土家姑娘用一种古老的木腰机，以棉纱为经，以五彩丝线或棉线（也有用毛线）为纬，完全用手工织成的手工艺术品，图案表现山水、人物、树木、花卉与飞禽走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土家织锦以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显露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湘西土家族织锦是湘西土家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在整个中国工艺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土家织锦又是土家族显著标志之一，对土家族的认同性和凝聚力有着特殊价值。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典型的民族符号代表之一。传统织锦生产地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按照段超教授划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类分法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文化，以下笔者对于孕育织锦文化相关的民族民俗文化的叙述将借用这种三分法进行分类介绍。

织锦艺术是中国的国粹，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艺，有着千载的辉煌，凝聚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此外，各少数民族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织造的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织锦也千姿百态，成为我国织锦工艺中的瑰宝。土家族土锦、壮族壮锦、傣族傣锦、黎族黎锦、苗族苗锦、侗族侗锦、瑶族瑶锦，以及西北地区回族回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的不同，少数民族织锦所选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土家土锦、广西壮锦、云南傣锦、海南黎锦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从毛古斯、摆手舞、哭嫁歌等民间歌舞到独具土家风味的织锦、刺绣、印染等手工艺，无不体现着土家文化的厚重沉积。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民间工艺品，本民族语称之为“西兰卡普”。土家锦现存120余种图案纹样。这些纹样以它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我国各民族织锦中独树一帜。

民俗作为民间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土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俗传统的民族，在武陵山区土生土长的土家族，有着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并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土家人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在土家族社会生活中，人生礼俗、岁时节日民俗以及社会组织民俗都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孩子出生后的“望月”，到新娘结婚时的“哭嫁”，再到族群活动中的“摆手舞”，形式多种多样，土家织锦作为一种民俗用品，在其题材的应用上自然也有着精彩的表现。

《湖湘织锦》一书主要反映记述的是当今民间织造尚存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织锦。其全称为湘西土家锦“西兰卡普”、湘西泸溪苗族地域织锦“牛肚被”、通道侗锦“纶织”、江华瑶锦“八宝被”。

土家族织锦文化符号及其装饰艺术特征初探_邓美珍_校对版.txt

叶水云，曾用名叶明莲，女，土家族，龙山县苗儿滩镇叶家寨人，1967年出生，大专文化，中教一级教师。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吉首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12月，叶水云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授予的“中国织锦工艺大师”荣誉称号。2007年1月，获全国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2007年6月获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荣誉称号。

第二，个人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大学毕业后，笔者来到湘西地区参加工作，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的是艺术学专业，在对湘西地区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的调研中，笔者关注的大多是传统技艺本身表面的内容，如色彩的选择、图案的设计、形态的表达，等等。直到2011年，笔者来到中山大学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人类学、民俗学知识的了解，给笔者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随着个人读书、学术研究的不断积累，以及生活体验的不断丰富，笔者逐渐意识到，透过一个民族的典型传统技艺来考察和理解一个族群的生活逻辑和朴素信仰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传统技艺包含的所有符号都与这个社会或族群共通的生命观、审美观、价值观等基本观念密不可分。笔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关注一直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地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湘西地区”的核心区域，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

《武陵胜景——张家界》由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宋定国和汪为义等创作设计，1991年由龙山织锦厂叶菊秀、叶冬翠织造，总面积170平方米，悬挂于湖南长沙火车站大厅。独创巨幅成型无缝拼接法，在色彩及工艺技法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创造了织锦历史上的世界之最。此幅作品是西画写实风格的，描绘张家界优美景色。是全国火車站中最大的工艺美术品，有土家族的地方特色，画面构图宏大，工艺精美、色彩和谐。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工艺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来自三大方面：对土家织锦的研究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北京、重庆、湖北省和湖南省。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王海霞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就把土家织锦作为其中子课题之一，并取得了重大进展。2002年四川美术学院的钟茂兰教授撰写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民间染织美术》，对土家织锦的构成特点、传说及文化内涵都作了比较性概述。1986年8月，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在湘西拍摄艺术欣赏片《土家织锦》，并译成七国文字，作为中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宣传片。

湖北也是土家族分布大省，对土家文化的研究相对比较重视，投入大，研究者大多为高等院校的教师。在酉水流域湖北与湘西交界的来凤一带，历史上也有土家织锦的分布，但研究大多以湘西龙山的织锦现象为载体，以“民间美术”的视角为主，偏重理论。上世纪60年代早期，就出版了一套介绍土家织锦传统图案的图片。2004年，辛艺华、罗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九五”课题《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对土家织锦的论述为近年来较有分量的研究。

单海鹰，男，1956年出生，土家族，湖南省永顺县人，1987年毕业于湖南省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装潢设计专业，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织锦工艺大师、湖南省高级工艺美术行业大师。单海鹰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绘画，80年代初拜永顺县首车乡土家织锦艺人彭仙菊为师，学习土家织锦技艺，从事土家族民间工艺的研究开发工作。他先后担任溪州土家族民俗博物馆馆长、永顺县猛洞河旅游管理处猛洞河旅游商品开发公司经理。1996年创办《不二坊》土家族民间工艺作坊，专门从事土家织锦、蜡染、蓝印花等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开发工作。单海鹰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织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湖南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生命赞歌的显现_恩施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文化的解读_夏晓春_校对版.txt

本书的编撰工作是在湘西州申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基础上的扩充，由黄青松同志撰写第一章、第三章及第九章的第一、二节；田明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及第九章的第三节；田大年同志撰写第四章、第七章及附录的土家织锦主要传统纹样名录；其他内容由我负责撰写及总纂。当然这本关于土家族织锦的书还有很多遗憾。我们只能用以后的工作加以弥补了。谨记之。

锦绣乾城位于吉首市新区乾州，处在张家界至凤凰的黄金精品旅游线上，是湘西首个AAAA级旅游风情小镇。古城街长230米，街宽7米，占地总面积16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为吉首市人民政府重点招商引资的项目和州庆重点工程之一。乾州古城中的湘西民俗文化街在设计上采用了仿古建筑风格，融入了古建筑的神韵和现代建筑的适用性，有旅游商务大酒店、旅游综合商品大市场、地方特色饮食一条街，有展示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的文物馆，吸纳了众多人文景观，是了解神秘湘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湖南省独特的、湘西州独一无二的集吃、住、游、购、娱、经商为一体的民俗文化走廊。里面开办了两家土家族织锦作坊。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宣恩、利川、恩施等县（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等县；以及贵州省的印江、沿河等县。当地的地理环境复杂，动植物物种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了土锦独特的艺术形式。土家传统艺术中的织锦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本文从土锦色彩这一角度入手，归纳整理土锦色彩的艺术特征及审美理念，结合设计调查结果，进行土锦色彩的产品应用研究。

土家妇女是土家织锦的创造者，土家织锦是她们以家庭为单位，个体为基础，以自发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手工劳作，是土家族女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妇女作为自然的生物体，社会化始终贯穿了她们的一生，她们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最终都会以社会所需要的模式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田大年，土家族，1952年出生，湖南凤凰人。初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后结业于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装璜设计专业。1972年进人凤凰民族工艺厂担任美工，1982年调州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现任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

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田明先生的这本书稿。2007年底，湘西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水云将这本书的框架目录送到我这里，当时我便觉得这是国内目前少有的研究土家织锦文化的一本好书。后来我认真阅读了田先生传过来的书稿，更感如此。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上下两千多年，从土家族的族属到近代发展，从土家织锦文化的缘起到当今土家织锦的濒危局面，从织锦的自然生态到人文环境，从传统民俗到相关传说，从织造技艺到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从传承保护历程到今日土家山寨里的详情，无不显示出作者对湘西地区土家织锦文化的了如指掌，字里行间透漏出一个专业工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这是作者集六年的调研和缜密考察，付出了大量心血之后的成果，迄今为止，田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国内最翔实最充分的研究土家织锦乃至中国织锦文化的著作。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服饰文化中，土家族服饰文化及其民族工艺——西兰卡普，是一块资源丰富的领地。土家织锦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存在，民族风尚和民间习俗是土家织锦物承文化内在的精神支柱，而品种的传承发展则是以实际生活中的实用和实惠为前提的。土家织锦所体现出的强大艺术表现力和生命力，是在其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笔者从1997年就对“原生态存留区”的土家织锦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并且结识了许多土家族的朋友。随后对土家族的工艺美术产生了兴趣，后又曾多次到湖南永顺、花垣、龙山、吉首等地的偏僻乡村做过年俗、宗教信仰和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专题调查，从整体上对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些田野经历也为本书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手工技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织造工艺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著名的云锦、宋锦和蜀锦这三大名锦之后,她与壮锦、黎锦、傣锦被合称为中国民族民间四大名锦。土家织锦是土家族织锦的总称，包括“土花铺盖”(即“西兰卡普”)和“土家花带”两大类。传统的土家织锦多以麻、棉、丝为原料手工织编而成，不仅艺术精湛，而且.工艺独特。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既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土家族文化的诞生地，又是中原汉文化的融汇之地，民族文化存积丰富，底蕴深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巴人文化，延续着土家族、汉族相交融的巴楚文化，创造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织锦——西兰卡普。

单海鹰，土家族，1956年出生，大专文化，高级工艺美术师，永顺灵溪人，工艺个体户。1987年毕业于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装璜设计专业。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织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永顺县文联副主席,永顺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长。

土家妇女是土家织锦的主要创造者，土家织锦是她们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体为基础,以自发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手工劳作,是土家族女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妇女作为社会的自然存在,她又必须同时具备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土家妇女的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女性作为生物本体的特殊差异,这种差异是相对男性而言在生理解剖学方面的自然存在,这也是女性社会属性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土家妇女的社会属性则主要表现在其后天的社会习俗里所形成的非生物性。也就是说,土家妇女作为自然的生物体,社会化始终贯穿了她的生。在家时她们要做一个父母的好女儿和社会上的好孩子,出嫁后她们要做丈夫的好妻子和社会上的好女人,生了孩子后她们要做儿女的好母亲和社会的好成人。所以,女性最终都会以社会所需要的模式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侗族人口287万9974人（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主要分布在湘黔桂毗邻的广大地带，但在土家族地区却处于散杂居状态，人口不超过十万人。侗锦在侗族文化中有着显著地位，在少数民族的织锦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壮锦、傣锦、土家锦一道誉称四大名锦。侗锦的主产地也在这些地区，湘西南的通道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县、贵州省的黎平县等。土家族地区的侗族主要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由上述聚居区逃难而来，侗锦及其技艺也由此时带入武陵地区，现在在这一地区已难觅其踪。侗锦的初始阶段，受到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带来的蜀锦制作工艺的深远影响，因此铜锦也被称作“武侯锦”。

当《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一书即将付梓时，我有一种轻松感，同时也觉得有些人有些事要同时记录下来。

20世纪90年代，笔者跟随同事深入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进行年俗调研，当时就感受到“苗市”的“织锦一条街”。腊月赶场“苗市”街上的“土花铺盖”与其他年货交织在一起，点缀着整个街市的土家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震撼”。那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土家族织锦文化，也感受了土家织锦在老百姓心中的魅力。2009年，笔者参加我校李军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调研，前后4次深入湘西酉水流域进行田野调查。调查重点是放在土家族织锦图案的收集整理、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和与传承人、本土学者的深度访谈。

笔者希望通过田野调查，以获得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主体所处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背景，探寻土家织锦产生的历史、传承过程、传承方式等内容。其中包括：第一，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居住条件、经济状况、交通等方面的资料，主要通过与当地居民聊天和沿途观察所得。第二，织锦工艺的考察，包括织机和工具、原料、图案、织造方法等方面，通过观察、上机学习操作和访谈得知。第三，织锦工艺传承现状的考察，以优秀织锦传承人黎成凤、刘代娥、刘代英、叶水云、叶等深度访谈为主，了解土家织锦图案纹样、构成元素、人文内涵、象征意义、符号表达以及保护价值等相关主题的方方面面。

湘西“非遗”顶目涵盖民俗、文学、戏剧、舞蹈、音乐、语言、建筑、工艺美术、传统体育等九个方面。我们将祭祖习俗作为探秘的切入点，除了上述它所固有的神秘属性外，还有三种原因：其一，包括土家族祭师梯玛、苗族祭师巴代在内的历代先民，以睿智与劲勇创造文明，又以虚怀与恭谦吐故纳新。仪式中的神秘色彩不是单一的、浅薄的，它们具备多元性、玄虛性品格。其二，服从传承规则，这些仪式厚古薄今，切忌变异。广大的读者正可因此而鉴赏到最具有本质意义、最是原汁原味的民俗。此其原创性、真实性。其三，祭祖仪式是古代的文化产物，是人类蒙昧童年的智慧。然而时过境迁，现代人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把握命运，开创未来，不再会乞怜于祖先的神赐。那些曾经与民众的精神、生命息息相通的民间信仰，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与土壤。此其濒危性和时代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呈现在诸位面前的景观都将是展演品、复制品。拥有成千上万人参与的盛典，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消失。

西水两岸,武陵巍巍，苍松翠柏,在绿树的掩映下一栋栋走马转角木楼时隐时现,还不时的传来一阵阵拍打木机的织造声，好一派“世外桃源”的情景。日夜奔腾东去的滔滔流水,带给人一种豪情壮志的自信,但同时也常常使人有几份“逝者如斯夫”的感叹。酉水河是湘西北土家民族的母亲河,是西水河孕育了湘西北的土家人民,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奇葩土家织锦就诞生于斯,发展于斯。笔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家人,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土家织锦就像古老的酉水河水，静静的流淌了1500多年后，起起落落，风风雨雨，走进了21世纪这个崭新的太平盛世,赶上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复兴。2005年秋《土家族织锦》被确定为湖南“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11月11日在酉水河畔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里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暨土家织锦保护与开发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全国著名的服饰、织绣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77岁高龄的黄能馥教授来了，国家“民保”中心李珂副主任来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陈兴国副理事长也来了。云锦、蜀锦、杭锦的老大哥来了，壮锦、黎锦等兄弟姊妹都来了;此外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及织锦专业委员会的王宝林主任,故宫博物院以及众多大学的教授、学者，与湘西州的领导及本土专家齐聚一堂,大家走乡串寨，考察织锦，体验民风，献计献策，共同研讨土家织锦的保护与发展大计。

2.新世纪的宣传。时隔近20年，新世纪对土家织锦的介绍由当年的16K变成了今天的A4纸，有一种大气的感觉，并用唯美的新视角全方位地介绍了土家族织锦。田大年的《湘西土家锦：山里女人的美丽梦想》一文中，借用史料依据，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土家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唐荣沛在《西兰卡普——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中运用竹枝词展现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土家织锦。另外，中新社湖北新闻网（http:www.hb.chinanews.com.cn）2003年11月23日报道：唐洪祥在来凤创办土家族织锦村，成为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一家西兰卡普专业厂家。2003年10月，唐洪祥的女儿唐华、儿子唐山应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巴黎文化中心、卢浮宫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服饰文化展览，并向各国贵宾现场表演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工艺，得到了中法文化年组委会的赞赏。中国民族博物馆为此特地收藏土家织锦“土家女儿会”一幅和一台有40年历史的木织机。大型织锦“土家女儿会”还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此外，还有20多个土家族织锦的网站先后报道了新一代艺人的获奖作品。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首府吉首市就有两乡一镇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家乡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热爱。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6月1日正式实施，非物质文化的有法可依引起了笔者对湘西当地少数民族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的关注。2011年7月笔者受中央民族大学第六届研究生“励行杯”暑期社会调研项目的资助，以《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技艺传承现状调查》为题，赴湘西地区土家族聚居区龙山县洗车河流域，开展了有关土家族织锦艺术传承现状的实地调研。主要走访了龙山县城、洗车河镇、苗儿滩镇捞车村所在的刘代娥、叶英、叶菊秀、黎秀梅等优秀的土家族织锦传承人所命名的土家族织锦传习所或土家织锦坊。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手工艺织品，包括“土花铺盖”（又称“西兰卡普”）和“土家花带”两大类。传统的土家织锦多以麻、棉、丝为原料，由手工挑花编织而成，工艺独特。图3-25所示为土家锦现场挑花织造的情景。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手工艺织品，包括“土花铺盖”（又称“西兰卡普”）和“土家花带”两大类。传统的土家织锦多以麻、棉、丝为原料，由手工挑花编织而成，工艺独特。图3-25所示为土家锦现场挑花织造的情景。

据考，景颇父老死后送魂路线直至昆仑山。以此可知景颇族的祖先也曾居住于青藏高原澜沧江和怒江的发源地，而那里正是古羌人居住的地方。彝语与古代羌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彝族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彝族先民是从西北高原大雪山下逐步迁徙到今四川、云南的。汉文献也对此有印证。彝族的很多民俗，如着披毡、父子联名制、行火葬等都与羌族习惯相似。白族也是从古羌人中分化出来的。白族在汉代以前称僰。“僰，羌人之别种也。”（《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汉代往往羌僰并称，或氐僰并称。不仅如此，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土家族等民族，他们先民的构成都有古羌人。可见，古代羌人的不同支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融入不同的种族而形成许多新的民族。这一点是古代羌人从一个很大的族群演变成为今天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家族的来源亦有古羌人的成分。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土家与古代巴人》中称：土家来源于古代巴人中的一支廪君，廪君人有东西二源。东源来自濮人中的蜑人；西源出自陇南一带的氐羌。古代羌人的一支南下到今贵州后，再由贵州迁入今湖南境内，因此，土家文化中亦有氐羌系统的成分。土家族崇尚白色，以白虎为图腾，民间流行敬白虎、祀白虎的习俗。

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由大西北迁徙而来的古羌人后裔，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所历经的沧桑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古羌人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古羌人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土著居民融合，衍生岀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14个民族——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土家族等民族。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羌人的文化特征和痕迹。羌族为中华文明史作岀了杰出的贡献，并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的服饰和刺绣记载了其艰苦历程，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服饰和刺绣饱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信息，记载着这个民族成长、发展、迁徙的艰难岁月和历程，成为其民族历史的载体。因此，羌族被称为“将历史穿在身上”的民族，其服饰和刺绣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家族织锦文化是土家族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几千年来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本文对近20年来国内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和总结，为关心这一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开展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花垣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武陵山脉中段，湘黔渝交界处，人称“一脚踏三省”、“湘楚西南门户”，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区，自古以来便有“百里苗乡”之称。花垣县有许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苗族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好，拥有苗鼓、苗族古老歌、苗医药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赶秋节、苗族武术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花垣县更是有“中国苗绣织锦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历史悠久的苗绣，是当地重要的产业化项目，也是湖南省级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是花垣县排碧乡的一位苗族绣娘——吴英继。

叶玉翠（1908-1992），女，土家族，湘西龙山县苗市乡人。湘西土家族传统织锦“西兰卡普”的一代传人。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顾问、湘西自治州政协委员。

刘代娥，别名五娥，土家族，1952年12月生，高中文化，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农民。2006年12月，刘代娥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授予的“中国织锦工艺大师”荣誉称号。2007年6月获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荣誉称号。

刘代玉，女，土家族，1952年4月生于龙山苗乡捞车村，为龙山土家织锦“刘氏三姐妹”的大姐，1971年高中毕业于湘西州苗市八中。9岁开始跟随祖母学艺，因家境贫寒，少时勤奋织锦，拿到集镇销售以协助妹妹刘代娥、刘代英读书。1971年被龙山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征去放电影，1981年调湖南省女子监狱当话务员，现已退休在家织锦。四十余年家中一直伴有土家织锦织机，业余时间几乎从未间断传统锦被织造，工资结余也全部用于购置各色丝线原料。心诚志坚，计划以全丝线织物复制土家锦传统纹被。目前已织有一批精美的大幅全丝锦被，难能可贵。1996年长沙市总工会、市妇联举办的在职职工个人才艺实物评比赛中，其织锦作品获奖。2006年伏羲文化研究会授予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其织品“麒麟进山洞”，“喜蜘蛛锦”评为银奖。她曾于2005年前后多次应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即省工艺美术馆），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邀请参加民艺演示活动，接受采访，宣传家乡的西兰卡普织锦。

单海鹰，男，土家族，1956年7月生于永顺县，1987年大专毕业干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装潢设计专业。之后曾在永顺锁厂、永顺县民族工艺织染厂、永顺县溪州土家族民俗博物馆、猛峒河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从事土家织锦、印染及民间工艺品设计开发工作。1988年师从土家织锦老艺人彭仙菊学艺，后在家自办作坊至今。从事蜡染和织锦生产，并先后收徒50余人。设计、管理、织造一手抓，刻苦耐劳、发愤图强，他是当今新一代土家织锦传人的典型代表，也是大中专美术设计类毕业生，学以致用，立足民间艺术传承，发挥自我设计艺术优势，创造实体的典型代表。199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1999年其设计的《毕兹卡人》新织锦获“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大赛”金奖。2000年土家锦壁挂《毛谷斯》获“省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大奖赛”银奖。2006年9月被评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亦是“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其学术论文多篇在省内外发表。2003年中央电视台《走进幕后》栏目组及多家媒体均见报道。现任永顺县文联副主席、县美协主席、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长等多重社会兼职。

1983年进入永顺民族工艺织染厂，并担任新产品开发研制工作。1990年任永顺县溪州土家族民俗博物馆馆长，从事土家民俗及民间工艺研究。1993年调入永顺县旅游局“猛洞河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任经理，从事民间工艺的商品开发。自1998年起自办民族民间手工作坊，主要从事土家织锦、蜡染等民间工艺的生产研制。近年来,法国达乌拉斯文化艺术中心、日本冲绳高等工艺美术学院、武汉科技学院、湖南师大、吉首大学美术学院等先后前来进行交流。2003年中央电视三台《走进幕后》栏目组以单海鹰为工艺技术指导，拍摄了专题片《土家织锦》。撰写有论文《论土家族织锦的造型风格》发表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1999年他设计的土家织锦作品《毕兹卡人》在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大赛获金奖，2002年设计的土家织锦作品《毛古斯》在湖南省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大奖赛获银奖。

刘代娥，女，土家族，1955年12月生于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高中毕业，她是长期固守家园，保持原生态织造技艺最出色的传人。早年的大批作品被省工艺美术馆收藏。2006年9月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国织锦大师评审委员会授予“中国织锦工艺大师”称号。为现今称为土家织锦“刘氏三姐妹的二姐。从14岁开始和祖母学艺，高中毕业后至今一直在家从事土家织锦和务农。1981年曾到花垣县民间工艺美术厂任织锦技术顾问，1982年自己在家主办织锦工场从事织锦加工，先后带徒180余人。1986年应邀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带徒百余人，1988年为湘西州二轻工艺美术研究所土家锦试制工场，专业加工土家织锦及旅游产品。2000年后至今在家整理收集传统土家织锦纹样，也织新产品。她是洗车河流域土家织锦民间传承贡献中仅次于叶玉翠老人的织花高手，善良、勤劳、朴实、沉毅、技艺超群。在恢复传承传统纹样、带徒授艺、工艺演示、影视受访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品精良，为各地博览会、工艺馆、美术院校及博物馆征集收藏。其地保留着传统民间自纺自染棉丝，地桩牵经等原生态工艺流程，成为1986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湘西土家锦》及之后的湖南经视台、中央电视台及自治州演示工艺拍片录像的首选人。近年在家中多次接待中央电视台《走进西部》等多家媒体采访。2005年由省民委、省群众文化学会、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学会评为“突出贡献奖”。

本书撰写之前，笔者通过图书馆书籍查阅、网络期刊论文以及网络资料的广泛搜集，包括有关土家族历史、文化、土家族织锦、传统手工艺方面的论著及论文，在比较全面地了解土家织锦学术研究概况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提取有用信息，为《民族的符号：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的写作奠定基础。

2007年6月8日，叶水云参加了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的“中国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日”活动，温家宝总理、李长春、张万年、田纪云等同志，都来到叶水云展演的土家织锦机旁，仔细地参观、询问。温家宝总理更是详细地询问了土家族织锦的历史、织锦纹样的寓意，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就是人类的文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我们要把这些财富一代代传下去”的重要讲话，并鼓励叶水云努力，把土家族织锦技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要失传。在这次宣传日活动上，叶水云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织锦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创新，是在产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重新改造，使其适应现代社会。众所周知，土家族织锦是土家族本土人民对其生活下的产物，但其不一定会被所有人所接受。因此，现代设计者充分当代人生活习惯以及生存环境，在其基础上对土家族织锦进行创新，将其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色彩搭配进行重组，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充分发挥其价值将完美的艺术效果融入建筑设计、服装设计中。

20世纪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影响越来越强烈的形势下，为适应现代人民生活的需要。1986年，由两位土家族妇女承包的“苗儿滩土家织锦厂”成立。无论是龙山县织锦工艺厂还是苗儿滩镇织锦厂，这两个厂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赋予时代新意，创造了大量的精品力作。

土家织锦传统的实用功能已经走出了乡民社会生活，相应的文化土壤的流失和文化空间的转型给土家织锦的实用性确立了新的定位：物美价廉的时尚新产品。目前，在旅游市场上出现的土家织锦多为家居装饰用品，如壁挂、背包、床套、电视罩、沙发垫、手机套、男女服装、鞋垫等。如何使这些家居产品在旅游市场永不凋谢，需要设计者设计产品时，应把握织锦在保持土家族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时尚从织锦的纹样内容、色彩搭配来设计，生产出具有地域性强、构思巧妙、主题突出、制作精美、寓意鲜明，既美观又实用的旅游纪念品。

两种压力在面对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旅游业的红火发展以及文化人的介入，又形成了一种拉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生存的压力往往是发展的动力，这种内源性的力量在土家族内部激荡出一种奋起之力，推动着土家织锦文化的发展。

最后，土家族地区素有“华中药库”之称，土家织锦可以结合土家族丰富的中药材，与土家族医药“联姻”，寻找新的文化产业。比如，生产当今人们舍得为健康投入的产品——健康枕，土家药材包裹的枕芯，外面枕套的装饰同样可以充分挖掘“西兰卡普”图案来点缀。在实践中把土家织锦的文化因子与土家族的医药优势有机地结合，发现或借鉴更多的文化产品来推动土家族织锦产业的发展。

为了使土家织锦工艺发扬光大，龙山县政府于1984年8月成立了“龙山县织锦工艺厂”。叶玉翠被聘为厂里的技术顾问，还聘请了汪为义、李昌鄂、田大年等专家，在织锦技术、设备上开拓创新，在传统踩斜法的基础上增添平织法，使土家织锦的生产工效和产品样式有了新的突破。在市场经济影响下，1986年，由两位土家族妇女承包的“苗儿滩土家织锦厂”成立。两个厂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赋予时代新意，创作了大量的精品。突破主要表现在：挖掘整理出传统织锦图案100多种；在“阔不逾尺”的古老木制腰机式织机基础上，发展了1米、1.5米、2米以上的大幅织机；品种由过去单一的“裙被之属”拓展到床上用品、民族服饰、包袋、垫罩、壁挂、窗帘、玩具等120多种；培养了大批土家织锦能手。

首先，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事象因为有旅游这一新型载体而获得了新的生存土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创造了条件。“西兰卡普”参与旅游发展后，文化符号功能得到了加强。如“西兰卡普”中最经典的图案“四十八勾”几乎变成了土家族的象征，广泛运用到其他产品设计中，比如星级酒店门面装饰、大型活动背景墙画等。另一方面，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使文化创新有了经济基础。土家织锦融入民俗文化村的建设，与土家族其他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如木雕、编织、印染等形成主题，制作加工旅游文化产品，打造出本土化的特色“品牌”，已占领一些市场。成功案例如“来凤‘满妹’土家民间传统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年出售超过300万元、“恩施土家山寨土家织锦商贸有限公司”年产值超100万元。

（2）拓宽商业应用：拓宽土家族织锦的商业应用方面，是有效发扬土家族织锦艺术文化的有效方式。现阶段，土家族织锦的产品多数分类为旅游产品，其他门类的产品涉及很少。当下热门的IP产品、包装、配饰、文具等类型产品，土家族织锦都可以得到运用。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可以将土家族织锦的设计点融入上述类目产品中，如最近大热的“旅行の青蛙”，因为“青蛙”的设计元素，周边产品己经创造出可观的商品价值。

随着土家族族称的认定和学界的大力宣传，“西兰卡普”逐渐被国人认识并走出了国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举行了一些大型的国庆献礼和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土家织锦渐渐被其他民族认识并惊叹其特有的艺术魅力。1957年，叶玉翠和李昌鄂合作创作的土家织锦壁挂《开发山区》等5幅作品被国家选送英国伦敦国际博览会展出，这5幅作品后来收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可以说，这5幅作品是土家织锦命运的转折点，成功完成了对“西兰卡普”创新发展的转型。后来出现的土家织锦已完全打破了作为卧具实用的“十铺八盖”的嫁妆象征，而是走出了乡村逐渐被旅游市场消费者作为装饰品的功能而展现的。体现在设计的图案跳出了传统纹样，把现代人生活的人文环境，比如张家界的秀丽风光、土家族的摆手舞、毛古斯、恩施的女儿会等传统生活的场景形象地织入锦中。同时织锦的幅宽加大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打破了古老纯木质斜织腰机织出一尺二（40厘米）幅宽的织锦，延伸到完全可以毫无限制地发挥需要多大织锦都能织出来的工艺。今天，挂在恩施火车站的土家织锦实物图案（12米×7.5米），其面积被誉为人物图案织锦中的第一，而这些产品能成功织出源于当年两位大师（李昌鄂和叶玉翠）的创新。

7.土家族织锦文化与教育研究。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美术研究，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融入其它的文化载体，才会与时俱进。金晖提出，发掘和重新审视土家织锦，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拓展美术课程资源，弥补现代民族美术教育中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目前以“西兰卡普”为资源凭借开发的旅游产品应避免的问题，即“精品不精，产品不真”。在实践中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西兰卡普”在旅游市场应该“两条腿”走路，即精品和工业化产品分开生产。针对旅游市场的开发，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土家族织锦元素使其与现代元素的有机结合，合理把握并正确运用到多样化的产品上，为文化产业化道路增添光彩。在旅游市场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把双刃剑上，就要看我们如何去把握和合理运用了。对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应该辩证地从“两条腿走路”的理念来发展。一条腿走传统产品的经典，如作坊制作，原始腰织机上编织出来的精品，供博物馆、收藏家、国际上的政治领导人的赠品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所用。另一条腿就是机械化的产品，低成本，高产出，制造出迎合市场需要的价格偏低的装饰品。那么，精品如何进行产品创新？文化产业化产品又如何在旅游者消费心理的研究上寻找突破口，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摆在土家织锦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现实问题。

实质上，将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不仅是对传统元素的弘扬和继承，也是对传统元素的改进和发展，给现代设计以灵感和方向。现代设计应该深入探索土家族织锦图案的特色和神韵，使其与当代审美相契合，更好地展示和发扬土家族文化。如何在突出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又满足当代文化发展的需求，是传统元素成功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关键所在，要从贵州土家族织锦的纹样图案、色彩及其特色文化人手，进行传统织锦元素的推陈出新，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元素。

旅游业的六大要素为“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旅游市场的一大经济来源，民族地区旅游景点五花八门的特产和饰品是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景旅游地的游客购买当地的文化产品是自身的需求。土家族织锦遗产代表着土家族文化的品牌产品，在风景旅游地也有自己的一角。从各地旅游业发展的趋势来看，要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突破“单元”旅游业的效益瓶颈，必须寻求旅游业由“单元”向“多元”转变。

过去，一幅较大的（10米×10米）电脑设计的现代图案转化为能够织造的方格图案，一般设计人员要12—15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严重制约了土家织锦中现代图案的发展。而当下CAD系统生成图打破了技术上的制约。下是利用土家族织镞CAD系统生成的织锦实物效果图——恩施火车站织锦。

当前土家族地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中民族产品已构成景点购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兰卡普”最能代表土家族文化的品牌产品和符号，有着长远的市场前景。旅游景区的织锦作坊销售的织锦产品主要是为旅游业服务，游客在感受土家织锦的现场工艺展示的同时，可以购买到自己喜欢的土家族文化产品。因此，这类织锦的实用功能逐渐隐退，其审美和装饰意义逐渐提升，加之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业的开发，为土家族织锦遗产的传承拓展了新市场、新路径。针对游客需求开发新产品，使不同文化场域中土家织锦的发展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态势。在旅游区和企业工作的艺人也有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和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五是当下多种经营模式的探索为土家织锦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在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工业化面前的脆弱无力，场域文化空间的异化和传承群体还有待探索更多更广的发展途径，实现土家族典型民族符号代表——“西兰卡普”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原生态存留地、旅游景点与品牌企业三者有机结合的织锦市场的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无论是还在探索的“作坊+农户”“基地+农户”“传习所+农户”，还是比较成熟的“公司+农户”“项目+传承人+基地+农户”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让我们再次看到洗车河流域曾经出现“梅开二度”的繁荣场景。

通过对近20年来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分析与总结，我们看到，这一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土家族研究的又一热潮。但是面对当前社会的发展，仍需整合力量开展更为深入的、细致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1.请您谈谈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现状并加以分析

5.1文化变迁：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面临的挑战

土家族织锦从技艺来讲是土家族人民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土家织锦实物来讲又是土家族人民非常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希望能得到各级政府、企业、专家学者以及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的保护和传承。

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研究_罗源_校对版.txt

此次调查将对湘西土家族织锦聚居区及代表性传承基地的传承现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访谈法三种。同时将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文化遗产学、文化产业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对土家族织锦传承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包括土家织锦技艺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都是靠织锦艺人们一代一代言传身教、心领神会而传承下来的。叶玉翠、叶水云、刘代娥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的业绩真可谓功在千秋。

在当代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土家族织锦的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变迁。土家织锦技艺传承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土家族织锦文化自身的变迁紧密相连，主要体现在：

但是，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传统土家织锦面临着失传的困境。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一珍贵遗产，中国艺术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研究者们从龙山等湘西酉水流域土家地区的民间艺人及收藏家手中收集了近四百种传统土家锦纹样，精选流传千年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100件织锦图案，由多位当地土家族织锦高手历时三年半时间，以手工卧机织就。中国丝绸博物馆征购了这批织锦，才有今天我们得以观赏到这一丝绸艺术瑰宝。

4.你认为在现阶段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可以选择哪些合理方式？

尽管湘西地区土家族织锦技艺传习所己经相对成规模，但仍然面临一些突出困难。

第三，学校应重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应当利用教学、讲座、论坛等形式宣传和学习土家族织锦，教育形式应广泛的推广到当地的艺术教育中，从而为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本书从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上，以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计算机仿真和应用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对土家族织锦遗产进行研究。对于民间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其实就是对艺术本体与传承主体的保护研究。

4.请您谈一下目前对土家族织锦传承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不足？

近年来，国家对“非遗”的申报重视和学术界对“非遗”研究热，同样引起了土家族地区的各级政府对土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织锦的重视和保护，特别是像龙山、永顺等这样的土家织锦发源地，政府已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对织锦艺人和工艺进行扶持，同时加大了保护的宣传力度，展开了对土家传统织锦图案的收集工作。我们在私人织锦作坊、个体公司看到和了解发现，大多数织锦作坊主都想扩充自己的生产场地和规模，但都由于资金、管理和人员等问题而无法尽快得以实施，这也使这些希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的艺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田野调查法。实地调查中，主要采取多方采录，重点采集，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领导、土家族织锦传承人、当地土家族织锦研究学者、非遗负责人、土家族织锦学徒等进行结构式访谈，从而了解传习所建立传承的现状及面临困难。其次，通过拍摄图片与培训使用材料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地传承模式与变迁。

可以说，传统手工艺是当地人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等的思考和经验。鄂西土家族传统织锦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土家族人的现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化的纺织品以其物美价廉的特点极大地改变了土家人的生活方式，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市场上的服饰和床上用品，就连婚丧嫁娶的物品都可以随时买到，土家织锦正在淡出土家人的日常生活。”鄂西土家族织锦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在湘西北四县土家族地区的中小学校,开展土家织锦知识和工艺技术的普及教学，将土家织锦纳入美术及手工劳作课之中。从根本上解决新形势下土家织锦的社会发展和传承的难题。

其二，继承土家织锦，并不是回归到土家族姑娘出嫁时一定要有“十铺八盖”的年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民族本土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完全是对立的。不同类别的文化、不同时态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文化区内同时存活。土家织锦也可借鉴中国四大锦、八大锦的文化元素，也可采借工业文化中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来弥补其现实的局限性。

土家族织锦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无法复原和再现，而在现今强调传承这一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的意义在于透过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内涵，透过土家族织锦图案了解土家族先民的审美意识、宗教观念及生活形态。“整合”是土家族织锦在文化适应中的策略，现代土家织锦图案的来源之一有改编的世界名作和专门的图案设计，现代土家织锦应用于服饰、鞋、包、挂饰都是土家织锦这一传统工艺适应现代环境的表现。

本书从文化人类学和计算机应用的角度对土家族织锦遗产图案数量的收集、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现状的调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纳了传统图案的特征并对经典纹样进行了解构，分析了工艺的特点和织品的特征，论述了土家织锦文化遗产发展环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从而阐发出本书的中心论题：土家织锦作为我国首批被国务院列入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承载的深厚土家族文化，通过多学科手段和方法对代表土家族民族符号进行多元化传承模式探索和发展前景预测，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一些可借鉴和可操作性的实用路径。

本研究以湖南湘西自治州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采取实地调查方法，重点关注传承方式和传习所实际运行情况，通过分析土家织锦文化的变迁、传承方式的转变以及传承实际成效，探讨如何切实有效推动湘西地区的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通过对土家族织锦遗产保护模式的研究，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导致土家族传统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观念的变化以及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同和参与。其他民族特有技艺的保护传承同织锦工艺传承一样，都或多或少在今天面临着传承危机，对织锦这一个案的保护分析有助于对同类问题的认识。

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李珂副主任认为:土家织锦很美，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发展的前景很好。土家织锦的保护开发要有一个规划,要有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冶州是国家“民保”工程综合试点单位,土家织锦保护也是“民保”工作中的一个项目,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机制上探索如何把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通过对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方式中传承主体、传承内容和传承成效的比较，笔者认为土家族织锦所是当地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传承方式，所以以它为重点进行了考察。

2005年7月，湘西自治州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湘西土家织锦工艺》（后被国家改名为《土家族织锦技艺》），“官方”首次全面对土家织锦进行系统研究。申报于2006年获国家批准。2005年秋在酉水河畔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里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暨土家织锦保护与开发研讨会”召开。众多专家、教授、学者与湘西州的领导及本土专家齐聚一堂，对土家织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揭开了土家织锦研究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市场化对土家族织锦图案传承的冲击。为了迎合现代市场需求，大量的土家族织锦作品在图案上发生了变化，大量取材于现代人生活，现代题材作品多而传统图案少，从销售量来看现代题材史有市场，这对于蕴含着民族文化特征的传统图案的传承是很大的威胁。

2003年，国家确立了以湘西北酉水流域为中心的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区，省州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努力，为创立这个国家级品牌的民族瑰宝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5年土家织锦被湖南省评定为全省民族民间十大优秀文化遗产，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吉首大学、云南大学、武汉科技学院等各院校纷纷来湘西北创办科研教学基地。2005年深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土家织锦研讨会，在酉水河畔的历史文化名镇龙山县里耶召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对土家织锦评价极高。

作为本氏族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严格地按照家族传承的方式延续多年。从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现有传承谱系我们不难看出，通常土家姑娘的母亲、祖母、姑婆（侄孙女）传授技艺，对本民族、本姓氏以外一般不传授技艺，家族传承包含家族内的血缘传承和亲戚之间的亲友传承，主要由母传女，婆传媳两种主要方式。

2.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难。首先，各级领导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观念薄弱。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传统的文化遗产是过时的东西，不符合时代要求,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任其消失或者被破坏。其次，土家织锦人员既分散又无组织,非常不利于织锦生产,加之织锦作为一种艺术品需求有限，有技术的艺人都纷纷转行，有的相继去世，土家族织锦技术传承后继乏人。

2003年12月，湘西自治州开始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现在改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国艺术研究院资华筠先生等著名学者来湘西实地考察、讲学，呼吁人们珍视湘西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对其采取保护传承措施的重要性、迫切性，唤起了湘西自治州州委、州政府的重视和众多本土有识之士的共鸣。2004年4月，湘西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试点区。2005年5月，湘西的土家族织锦技艺、苗族银饰技艺、苗族鼓舞、土家摆手舞、毛古斯、打溜子、辰河高腔七个顶目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代表作保护名录。新世纪的曙光给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带来了重生和复兴的希望。

第一，政府设立专项保障资金。资金的持续投入成为土家织锦传承运行的有力保障。湘西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应该以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为核心和出发点，建立相应保障传承工作顺利进行的专项资金，对传习所、教学机构的正常运营投入持续性资金，让多途径的传承方式可以正常开展，同时还需定时对湘西各地不同传承方式的传承情况进行考察和监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政府专用资金的投入，这无疑为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多样化的有利条件。近十年来，湘、鄂、渝、黔边县（市）的有关部门积极组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对土家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湖南省湘西州就以龙山洗车河流域为采集点，申报了土家族打溜子、土家摆手舞、土家织锦、茅谷斯，于2006年10月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随后湖北来凤以南剧、地龙灯、土家织锦作为项目，申报了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3年，叶水云被特招到龙山县土家族织锦工艺厂工作，担任叶玉翠老人的助手，参与整理制作了一大批濒于失传的土家织锦传统纹样，同时参与了厂里的织锦新产品的开发生产。1987年应邀到吉首市参与织锦工艺厂的筹建并任副厂长，主管技术和生产。

目前，我国有很多像土家族织锦工艺一样的传统工艺都濒临消失的危险，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被全世界所重视，，很多学者都开始致力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据统计，近年来，研究土家族的论著就有近200部，论文和调研报告更是多达2000多篇，这些学术理论成果为土家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坚定了坚实的论基础，代表性的，如李现祖的《物质欲非物质：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山东大学王巨山的博士论文《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及博物馆化保护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等入手，对土家族的织锦文化内涵进行了探析，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土传统手工艺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伴随着苗儿滩大桥的修建，“拉拉渡”不再是捞车河两岸村民的惟一过河方式，当地人对过去“船船花”承载着土家族交通方式的实际含义逐渐淡忘，甚至中、青年“打花”艺人对“船船花”所代表的含义也一无所知。专用于小孩的窝窝被或盖裙上的“台台花”图案，伴随着“工业文化”产品进入土家族地区，也逐渐被一些新的婴儿产品，如毛毯、睡袋等取代。伴随这些传承载体渐次退出当地人的生活，相应地土家织锦承载民族历史的功能逐步减少。

第五，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保存和传播资料。考虑到湘西地区土家族织锦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趋势，可以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把传习所教学过程、织锦过程制作成教学视频，此外，应该对大量的传统图案进行扫描和翻译，并建立专门的土家族织锦文化网站。

土家织锦技艺是土家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传统手工技艺，它是土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所蕴含的自然风貌、文化特质及多方面的价值功能独树一帜。土家织锦工艺文化的内涵，与土家族的历史、伦理哲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俗民风都息息相关，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土家族文化的精神。传承与保护土家织锦技艺，也是传承土家族的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及民族精神，也有利于在保护过程中保证土家织锦手工技艺的真实性和生产工序的完整性。

传承即沿袭、传递继承，“传”为空间的流传、传布与时间上的代代相传，“承”为继承，体现了一种递接关系。传承是文化艺术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传承方式的选择、缺陷与构建直接关乎传承的成效。本论文的传承研究，主要指对湘西土家族织锦现代传承方式中土家族织锦技艺传习所传承情况的实地考察和研究。

数字化信息技术是本书涉及的一个探讨的研究方法，为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究与保护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研究中采用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测量、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保护与土家织锦传统图案残存片段效仿复原，为土家族织锦提供一种新型的保护方法，使土家织锦遗产以“本真”的形式保存下来，不失去“非遗”自身的精神实质和它真正的独特魅力。

1.鄂西南土家族织锦现状。由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各地贸易交往的频繁,物美价廉的商品替代了手工制品。土家织锦艺术品需求有限，原本带有自足自给性质的织锦技术无法延续。织锦是手工操作，制作精细，费力费时，许多地方织锦技术已失传。鄂西南仅有土家族居住地还生产以土家族“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织锦。

罗：那么据您目前传习所的情况来看在现阶段土家族织锦技艺的收徒方面，您本人有了什么新的标准和变化呢？

土家族传承人无论是只会“打花”的织锦艺人还是当地文化精英，采用传统的设计方法是非常费时的。比如一幅大型的电脑设计的现代图案转化为织锦艺人在织机上能织出的方格图案，传统的做法是设计者用纸上坐标轴一点一点地对照描出，织锦艺人通过数格来完成断纬构成花纹，而这个坐标轴上的描摹需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花费太长的时间是制约土家织锦现代图案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数字化保护设计的图案，生产CAD系统软件能很快完成这个任务。同时在传统的织造模板上还可以根据织锦艺人的图案构象随时随地地对传统固定模式进行创新，为土家族织锦遗产的发展拓宽文化空间，找准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为织锦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土家织锦的市场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学界也掀起了研究热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迎来了文化繁荣昌盛的大好时光。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历史悠久的土家织锦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1979年11月，土家族织锦明星叶玉翠应邀到北京参加工艺美术界代表大会，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还有香港的《大公报》，对这位织锦明星做了专题专版报道。可见国家对民间工艺文化的重新重视。与此同时，土家织锦的生产形成了自清“改土归流”二百多年后的又一个历史高峰。21世纪之初的2004年，国家开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列为全国六个重点执行区域之一，并建立了以酉水流域为核心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原生态保护区”，土家织锦理所当然地成为该保护区的重点项目。

“文化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所谓的“科学保护”只能在此基础上落到实处并收到应有成效。“西兰卡普”的发展历史有几千年，在不同时间空间内的冷热兴衰，总是和土家人生产生活中的特殊条件和习俗相关联。土家族织锦遗产的文化生态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土家族语言、摆手舞、梯玛祭祀、生产方式、婚姻丧葬、生育礼仪、精神信仰、生产方式、生活用具、摆手舞等，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生态。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生态是一种文化发生生长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总和，即文化生存的环境。土家织锦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里由特有的地域文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生产发展的。

总体来说，湘西土家族织锦传承存在过度商业化将给土家织锦传统图案传承带来威胁，文化变迁对土家织锦技艺传承的挑战，对此，本研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如信息化的资料保存、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保障、加强交流合作以及建立土家织锦博物馆等。

访谈法。采用该方法搜集当地文化部门、土家族织锦传承人及其学徒、土家族百姓有关于土家族织锦传承现状及模式的感受与描述性材料。

政府媒体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带动了高校、研究院所等机构对土家织锦这个艺术本体和织锦艺人传承主体的深入研究。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率先把土家织锦的研究列入其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其首批聘任的30名“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名单中，土家织锦艺人——曾获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叶水云代表了整个土家族艺术而成为其中一员。该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霞教授承担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其中有其硕士研究生金萱承担的《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一书。近几年来，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也纷纷以土家织锦作为选题从自己的学科视角介入进行专题研究。

湘西土家族织锦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艺术特征鲜明，工艺流程复杂，极具民族特色。其传承方式经历了从传统的家族传承向现代传承方式的演变。这些现代方式包括以企业主体的市场方式、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的传习所方式、以学校为主体的正规教育方式以及以政府劳动培训机构为主体的职业培训方式，这些方式不仅主体不同，在传承对象、形式、内容以及最终的传统效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

现代多元文化不可避免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土家织锦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变迁，这主要体现在土家织锦不再过分强调婚嫁礼俗中的传统功能价值，而更把它视为土家族语言、民族符号的一种文化标志，其技艺传承本身的意义已转变成对土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随着土家织锦正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传承方式上更注重文化本身的实质沿袭，土家织锦的传承人逐渐打破了严格的家族传承，采用多样化、多途径的形式。以湘西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在传统的家族传承之外，现代的传承方式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主导性力量。它们包括以企业主体的市场方式、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的传习所方式、以学校为主体的正规教育方式以及以政府劳动培训机构为主体的职业培训方式，这些方式不仅是主体不同，在传承对象、形式、内容以及最终的传统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申遗的成功与“中国土家织锦之乡”“织锦工艺大师”“织锦传承人”称号的授予，引来人们对土家织锦的高度关注。比如，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保靖县普戎镇进行技艺培训，探索保护体制和传承机制。又如，香港知名企业家李兆基先生的“李兆基基金培训百万农民温暖工程”项目之一“土家织锦技艺培训工程”，推动了土家族民族品牌的创立。企业家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都是这个行业中两种类型的文化精英。一类是以传承为主的文化精英，如叶玉翠、叶水云这些手工精巧又受到国家认可的织锦能手。另一类是以发展土家织锦商业化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政治型或智力型的文化精英。

第五章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的抉择。将以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现状提出对土家族织锦技艺保护和传承的建议。

土家织锦的传承主要靠这些妇女一代代口传身授，如果没有土家妇女这样一支为数不多的群体来传承创新古老的“西兰卡普”，封闭的农村生活就会黯然失色，民间群体的生存情感也将难以得到寄托和满足。应当说，土家族妇女在生活中为了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她们为人类保留了许多活生生的传统遗产。我们越是认同民间艺术，越是感悟到民间艺术深厚的文化积淀，就越发感受到中国乡村妇女在默默辛劳之中的伟大，越能感受到她们艺术中的纯真和生命情感的质朴无华。

目前，土家织锦与传统相比，无论是观念、图案的变化，技术工艺的成熟，还是制作材料都发生惊天的变化。2005年《土家族织锦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织锦的荣誉方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湖南有2人、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4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1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湖南7人、中国织锦优秀传承人湖南17人和湖北2人，织锦传习主要由他们完成。同时建立了多所著名织锦传习所，如叶水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刘代娥捞车土家织锦传习所等，他们带动着下一代织锦艺人的传承与发展。土家织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土家织锦属劳动密集性的手工生产，费时费力、产量低、价格偏高，与现代高科技规模化生产的艺术品的竞争仍处于不利的境地。二是图案品种少，织锦面料粗、厚，质感不细腻，色彩斑斓艳丽，不能与规模化生产的大众艺术产品竞争。在现代织锦改造发展中，如云锦、傣锦都曾先后尝试过科技创新。一手抓传统的艺术精品，一手开发工业化的低端大众用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传统原生态土家织锦实物大量流失。土家织锦在从产生到成为具有实用工艺实物的过程中，一代代优秀的传承人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精品，无论是织造工艺，还是着色技术，都有独到的创造，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些实物不但见证了整个湘西地区土家织锦的产生发展，也代表着本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创造水平与独特内涵，是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民族心理的物化和具象实物。其蕴含的各方面价值，成为收藏与流通的利益驱动。近年来，收购者在各土家族聚居区往来穿梭，将成批的具有研究保存价值的织锦实物悉数搜罗而去，即便交通极为闭塞的村寨也未能幸免。其中大部分织锦流入湖北、广东甚至国外。据本书编写组在保靖县清水乡所做的调查，近五年来，在门前村被民间收购者收购的民国以前的实物不下百件，村民自家保存的实物已几近为零。在2007年底湘西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的实物征集活动中，征集范围涉及龙山坡脚、靛房等偏远山区，发现土家织锦实物流失情况相当严重。

（四）织锦传承的家族环境消失。过去的土家族姑娘在少年时就要跟随母亲、奶奶、外婆等女性长辈学习关乎婚姻幸福的织锦技艺，这是土家女儿惯有的必修的--种家庭式教育。然而现代生活的冲击，使得织锦传承已不再是土家女性从小必须学的“必修课”。没有了必须学习的压力，土家族织锦传承很大程度上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当地土家族人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显现，承载着土家族人的文化个性、生活习性以及文化观念等内容，在土家人的现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工业化时代，由于商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受到较大冲击。伴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和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如何唤起起社会对于传统手工艺的重视，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解放后，土家族织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扶持，土家锦不再是单纯地作为土家姑娘的嫁妆而存在，而是逐渐走向市场，转向商品化生产。随着原材料和科技手段的发展，加上专业艺术工作者的参与，其题材内容更广泛，艺术表现手法也逐渐向写实靠拢。20世纪80年代末期，龙山县织锦厂生产的大型壁挂《岳阳楼》挂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超大型壁挂《张家界风光》占据了长沙火车站候车大厅的整面墙壁。现在能织传统土家锦的老艺人，或年事已高，或辞世故去，而年轻的织锦新手对土家锦的传统纹样却知之甚少，很多优美的传统纹样已濒于失传。对此，许多艺术专家呼吁：抢救和保护土家族传统的织锦艺术已成当务之急！

由此看来，对于土家织锦这样的民族文化瑰宝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不是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就万事大吉了的事情，还有大量的难题需要排解。而翔实的图文资料的收集、整理则是重要的不能或缺的一环。我想，这也是我们要编辑出版这本《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理由。

第三章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方式。从湘西土家族织锦的传统传承方式、现有的传承方式进行分别论述并对几种现有传承方式从传承主体、传承成效等方面进行比较。

第二，传承主体加强合作和交流，促进土家族织锦传承阵营的壮大。首先，广泛交流。充分利用湘西已有的传承资源，如土家族织锦协会、龙山县当地已有的传习所、土家织锦企业、学校、政府就业技能培训机构，由当地文化部门或织锦协会每年组织传承经验交流会，互换经验共同商讨。其次，加强合作。如受限于技艺教学的中小学可以与土家族织锦传习所加强合作，以校外实践活动形式来传习所现场观摩学习。最后，聘请相关研究学者，对土家族织锦图案的传承进行指导和安排。

从研究层面来看，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么，土家织锦的发展从活态文化保护的生产性行动方面有待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是土家族织锦未来发展趋势中有待思考的方向，以方便研究者和织锦艺人们在“十三五规划”间整体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全面推进土家织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发展。以下将从生产层面和研究层面进行解读。

1995年，湖南省苗儿滩镇被湖南省文化厅授予“土家织锦之乡”荣誉称号，2012年，又被授予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其捞车河流域成了土家织锦原生态保留最好的核心区域。刘代娥创立了苗儿滩镇捞车河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叶水云创立了吉首市织锦坊，叶英创立了叶英土家族织锦技艺传习所，但这些场所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采用代织的形式将活儿发放给农户，再辅以固定的织锦工人进行生产。

第四，社会的重视可以唤起人们对传统工艺的重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在确认土家族民族成份过程中，由于整个社会都关注民族特色、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土家织锦在内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在土家人民中都有一定的认识。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在重视挖掘，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土家织锦通过政府的努力走进了巴黎的艺术殿堂；武汉科技学院推出的“西兰卡普”服装也有了一定的影响，2004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推出的《西兰卡普》组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因而，民族传统工艺只要整个社会重视，就有复兴的希望。

2003年，中央电视台《走进幕后》栏目组到永顺拍摄《土家织锦》专题片，系统介绍了单海鹰在土家织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成果，在中央三台、中央四台播出。1996年，国家科委、国家科协为表彰单海鹰多年来在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上的成就，授予单海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2005年被湖南省群众文化学会、湖南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授予湖南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杰出成就奖”，同时被评为“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十大门类优秀传人”上报国家。2006年，为了配合国家民保工程，单海鹰启动了“土家织锦工艺传承人”培训计划，为土家族原生态贫困自然村定向培训了一批土家织锦传人。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和新的文化背景下，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的生存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困境，同时又面临着机遇和新生，发展中的优势与劣势同在。

为有效保护湘西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及土家族织锦这一民族的瑰宝,成立了湘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年具体指导从事全州的“民保”工作。湘西州及相关四县均成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聘请州内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会专家,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工作,联合制定了五年计划。此计划由湘西州、各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州文化局负责管理、督导,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检查、督促。其保护重点如下:

目前张春海老师在吉首创立了春海苗族挑花艺术馆及湘西苗族挑花传习所，得到了省、州、市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针对非遗传承出台了《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实施办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张春海老师致力于打造成全国挑花文化品牌，建设湘西非遗传承亮点，让湘西苗族挑花重放光彩。

第4章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传习所考察

(三)土家织锦的典型代表人物土家族的“织女星”——叶玉翠大师

由于湘西北土家族地区千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所致，土家锦一直在狭小的民族地域内世代相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式化规范。在现代文明浪潮中，它将作为民族形式的一种特殊体现，在民间美术的百花园中，继续闪烁它迷人的光彩。

8.为什么？与过去相比，目前学习土家族织锦的状况发生了哪些改变？您觉得主要有哪些原因？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过去土家织锦技艺的学习，是作为土家姑娘在十二三岁时“成年礼”教育的必修课。然而，今天家庭的这种教育功能已丧失，快速致富成为当地人纷纷外出打工追求的目标。“捞车河的女”失去了过去那种从事手工艺制作的宁静心态，失去了那种人人学艺、个个参与的社会环境。她们正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重新审视本属于土家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却觉得土家织锦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需，被当作陈旧的、落后的东西所拋弃，相应地，传统习俗也在逐渐地弱化、丧失、被替代。传承主体价值观念的变化导致民间艺术实用功能的减少，审美成分增多，最终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变。

消费者角色的变换，土家织锦生产者与欣赏者、消费群体的分离使得土家织锦的原有形式和质量严重下滑，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观让织锦的生产者们不再愿意耗费大量的时间，去为自己或者亲友长年累月地织锦。织锦作为一种商业化的产品成了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因此，在现代土家织锦的企业中，很多织锦的艺人不再承担传承织锦的义务。从目前土家族地区的织锦图案上来看，现代很多织锦大都采用化纤材料作为织锦的原料，颜色艳俗，质地松软，远没有传统织锦优美稳重，质地精良，甚至加入了现代矫揉造作的装饰风格。从产品的品类上来看，现代土家织锦大量生产的是仅仅具有土家族风格的织锦旅游品，这些旅游品往往也没有达到足工足料。

截至2016年12月，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已出版有关的著作20部，27位硕士研究生直接研究土家织锦或西兰卡普，发表论文242篇，可以说，成果丰硕。本书将这些成果“附录”正文之后，目的是在于给土家族民间手工艺或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份便捷的参考资料，作为一种资料保存在本书中，旨在为学界提供学术研究动态，便于学界从整体上把握研究方向，全面推进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二、土家族织锦的锦面构成

直到1957年土家族终于被国家确定为单一民族，土锦才随之被称为“土家织锦”。随后土家织锦被推向全国，为世人所关注。

土家织锦是土家文化的精粹，是土家先民们根据实际生活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土家族织锦“雏形于秦汉，成型于两晋，成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经历了“民国的大放异彩”和“新中国的走向辉煌”。

土家织锦是酉水流域的土著先民从结草为服到绩织而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不断完善的手工艺品。今天，土家族不但保留了土家织锦的精湛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发扬光大，种类繁多的织锦产品已成为旅游市场的文化精品。本小节从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时段的追溯，归纳土家织锦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状况。

土家族织锦一直是土家族民间工艺美术的代名词。从汉代开始，武陵山区一带每年就要向朝廷进贡“賨布”，也就是最初的织锦。至唐宋时期，土家织锦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主要做成服装、土花被面、土花铺盖、装饰品等，即“西兰卡普”。

“老鼠嫁女”民俗故事作为中原文化在地处偏远山区的土家族地域的流传是在清“改土归流”之后，土汉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时期。土家织锦中“老鼠嫁女”的图案就是这一时期土汉文化交流的结晶。清代“改土归流”，打破了元明土司时期“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带来各种先进文化和技术，土家、苗、汉各民族相互融合，民族习俗相互影响。于是，“老鼠嫁女”的民俗传说也随着外来文化的传入进入了土家人的生活。

“西兰卡普”纹样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土家族族体的形成、发展、迁移和混合而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融入了各历史时期土家族的社会风尚和民族风俗，反映了土家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记忆，承载了土家族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钩沉了几千年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同时，“西兰卡普”也反映了湘西土家人生产生活的一种精神特质。它的织造艺术在纹样的造型、设色、表现形式上都流露出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个性，充分体现了土家人民的理想愿望、情感审美、宗教哲学及形象思维方式，记录着土家族的历史和生活变化。本节对“西兰卡普”中经典纹样的提炼并进行人类学分析，其目的可以丰富织锦文化的多样性，还可以对西兰卡普的“本真”保护提供实用技术支持。

土家妇女素来善于纺织，在三国时期已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称为“土锦”；唐宋时期较为成熟，已具有“锦”的特征，称为“溪布”、“峒布”、“溪峒布”；明清时期趋于完美，上家织锦色彩艳丽、结实耐用，是当时“溪布”中的杰出代表。历代以来，土家织锦被土司作为贡品或者土特产向朝廷纳贡。建国后，1957年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土家族的织锦被正式称为“土家织锦”。1984年，湖南湘西龙山县创办“民族织锦厂”，并且聘请土家织锦老艺人叶玉翠为艺术顾问：1989年，土家织锦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及夫人；同年，土家织锦在南斯拉夫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2006年，土家织锦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以“西兰卡普”或“土家织锦”为对象的相关研究，可见“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从历史文献的零散记载到至今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五个阶段的研究历程，也展示了土家族民间手工艺的总体发展趋势。

雍正十三年,由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武陵山区取消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满汉文化的大量传入，一些常见的吉祥用语和吉祥文字出现在土家织锦上，“福禄寿喜”纹样，采用八大晕的四方连续布局，把相同的文字排成直行，别有一番风味。土家织锦是通经断纬的纬锦，可随心所欲地随便变换纬色,但同一图案、同一色彩成直行排列的情况较为多见，可见它还保留着古老织造“经锦”的遗风。

第三，民族民间工艺的兴衰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气候有关连。鸦片战争后，当对外贸易影响到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后，织锦随同其它山货成为外销产品，很快刺激了洗车河流域的织锦业。在文革期间，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因织锦是“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想织锦却不能。改革开放后，由于允许农民自主生产，土家织锦业也很快兴盛起来。因此，政治经济气候对民间工艺命运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十多年各种政治运动阻碍了织锦的生产。“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群众鼓足干劲，朝着“赶英超美”的目标奋斗，土家族妇女自然也加入了大炼钢铁、上山扎营的队伍中，这也给土家织锦的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一些正当无害的风俗习惯列为“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破除，土家织锦被推向了几乎要崩溃的边缘。在动乱中，土家织锦与其他以家庭为主体的手工作坊生产的民间工艺品，也被划为“四旧”而被禁止，斜织腰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被劈作柴火。相应伴随土家织锦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空间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如跳摆手的摆手堂被拆掉，土老司、梯玛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与此同时，对“西兰卡普”的研究，也就成了学术禁区。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除了“左”的影响，落实了民族政策，土家织锦的发展才迎来了新生。

五代之后，土家族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封建经济对土家族原始的渔猎生活的冲击，带来了土家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髙，手工织布、织锦技术得以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各土司在服从朝廷统治的前提下，其传统势力合法化，权力更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土家族地区以西兰卡普为主的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作为西兰卡普主要材料的棉纱、蚕丝得到了普遍推广。在改土归流后，大批汉人进入土家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优良的品种。这个时期的西兰卡普所用原材料向棉、麻、丝全面发展，图案不仅保留了土家族原来的传统图案，而且吸收了汉文化元素，创造出“福禄寿喜”、“一品当朝”等具有汉文化特征的图案。

由此可见，土家族近代服饰已受汉服的影响。土家族男女服饰的形成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而土家族传统服饰的革新是受清王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造成了土家族传统服饰的基本消失，也造成了土家织锦衣饰载体的消失。

“西兰卡普”纹样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土家族族体的形成、发展、迁移和混合而形成的，承载了土家族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钩沉了几千年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积淀。

土家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后融合了古代巴人、湘西北的土著先民、贵州乌蛮及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大约自五代以后，湘鄂西地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单一民族。”由于构成土家族的成份错综复杂，因而导致了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酉水流域的土家织锦遗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不同的传承状态：20世纪40年代是土家织锦濒临失传的阶段；1949—1957年，土家织锦主要是传承传统和创新工艺；1958—1976年，可以形容为土家织锦的“倒春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织锦的短暂复兴，也是叶玉翠作品的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全面走向社会化生产性传承，也是理性发展期。

对织造技艺和织物组织的演进断代难以考证，留下诸多疑问。今天的“西兰卡普”土家锦是棉丝织物。棉花种植广泛传播于内地是宋代以后，照此推理而论，宋代之前的土家族所织的“兰干细布”、“賨布”应该是麻、丝织物或说是“以麻代棉”织物了。“锦”的概念最早是以经锦的出现来区别于织布的，“锦”的诞生在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期，锦是“用两种以上的彩色丝线提花的多重织物”，锦有经锦和纬锦之别，经锦年代在前，纬锦在后。似乎现今的土家织锦纬花工艺最早只能推算上溯到唐初年间。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发展到唐代末五代后，土家族已逐步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开始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

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认为土家族“服色一项，更属鄙陋。”加上满汉文化大量的涌入土家地区，并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清乾隆《永顺府志·檄示》卷十一中有这样的规定:“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男子戴红帽，穿袍褂，着鞋袜，女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岂不有礼有仪，体统观瞻，倘有不遵者，即系犬羊苗裸，不得与吾民同登一道之盛矣”，久而久之，“尔民一村一寨之内，或有二三人家，仰逢遵劝谕，即将衣履改换，不过数日，邻里亲族无不相尚移易”但一个民族的传统心理和审美情趣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满汉服饰进入土家地区后,经土家人民的再创造和加工，逐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式样。男子头包青丝或青布帕，成人字形，着琵琶襟特点的满襟或对胸便服,有领,袖口滚边,至今仍是土家老者的常见服装。裤子有白布裤腰，裤脚短而大，缠兰布裹脚。妇女比较讲究,有老、壮、青年之分，头包青布帕，青年妇女喜穿青、兰、绿、红色托肩上衣，均滚花边或五色梅花条，套一件花围裙。裤子下端膝部和脚口有五色花或贴五色梅花条。而孩童的衣裤不多讲究,只是多有些点缀的花色图案及小孩特有的饰品。由于这时的土家织锦的主要功能作用已从土家服饰系列中退了出来，所以质地较粗而厚，花色富丽复杂，已不再适合做

隋以前，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武陵蛮”。《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华阳国志》第四、卷说这种布为“兰干细布”，载：“阑（兰）干（匕）细布，织成文如绫锦。”又载：“布与纻布而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三国时期，蜀锦已成为蜀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积极备战，大力发展纺织业。针对边疆南蛮采取怀柔政策，将织锦技术传入蛮夷族。在蜀国诸葛亮“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决策下，土家族先民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织出了五彩斑斓的“土锦”。此后，川东、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衔接地区的巴人纺织也在与楚、蜀频繁往来中顺利发展。

农村市场惨淡经营的一幕，让我们更加追忆土家族织锦遗产曾经的辉煌。秦汉时期，土家族先民纺织的“嫁”即“賨布”，成为纳贡之名品。三国时期，在蜀国诸葛亮“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决策下，土家人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土锦”。明清时期，土家人“以纺棉织锦为恒业”，“村市四时，纺声不绝”，是土家织锦繁荣鼎盛时期，这是过去的辉煌。改革开放后，这种辉煌在捞车河流域曾梅开二度。新中国成立后，土家织锦遗产经过几波周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现繁荣。

从织造沿革和考古发掘看，土家织锦与宫廷织造渊源也是得天独厚。武陵土家锦与蜀锦的渊源深厚，东有荆楚之地的湖北马山一号楚墓（战国中期）出土发掘的大量丝织物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丝织物可堪考证。两处楚墓出土的丝织物几何纹样中，我们可以找到与当今土家锦传统几何纹相类似的纹样，可以明显感觉到它们的承传与互通交融。蜀锦和两处楚墓楚锦反应着中华丝绸宫廷织造的辉煌成就，武陵巴域的土家族身处其间，其对土家织造和土家锦的影响和交融自然深厚，土家族地域的织造之风不可能不盛。这些丝织物的出土同时也证实了古代巴人的织造业同巴蜀、楚文化的繁荣发展的渊源关系。

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家族民族身份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衣饰方面，化纤制品从进入土家族人民生活到完全取代原始的棉麻织物，对土家织锦的实用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越是在距离城镇近的乡镇，所受的影响和冲击表现得越为强烈。如今，湘西土家织锦的主要流布区集中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四县的较偏僻的山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家织锦经历了几个曲折发展阶段。解放初期，在确认土家民族成份过程中，除土家语、敬土王、玩摆手等作为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依据外，织锦也是依据之一。1950年田心桃老师进京参加国庆观礼送给中央民委的礼物中就有织锦。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土家族民间艺术调查中，也对土家织锦进行了挖掘。在挖掘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对织锦的创新，1957年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与湖南省工艺美术师李昌鄂合作创作了《开发山区》等5幅作品，并送到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受到关注。从此开始了土家织锦创作的革新。

从历史角度而言，捞车河流域的苗儿滩虽然素有纺织和织锦的传统和习惯,但与龙山县东南部的大部分土家族聚居乡镇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在土家语言和民俗方面，坡脚、靛房一带也许比捞车河流域保留得更为地道。然而，从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捞车河流域村村寨寨的土家织锦风尚一下子“红火”了起来,几乎是“家家有机声，户户织锦忙”。织锦成了这里妇女们的第一手艺,全镇土家织锦的年产值1985年前后达300多万元,成为苗儿滩镇的“支柱产业”。并迅速辐射到湘、鄂、川、黔边区各地，这其中的玄机，除了地域的传统等因素外，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这个榜样的力量功不可没。

大文化环境失落，使土家织锦的原初功能逐步丧失。众所周知，土家织锦是土家族先民们在结草为服、绩织而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不断臻于完善的。“家家有织女，户户闻机声”是当时状况最好的写照。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不断加快，湘西各族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土家织锦作为出阁女的嫁妆、“裙被之属”的实用功能都被彻底淡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土花铺盖”完全被经济实惠的化纤品所替代。当今土家族女儿出阁时，完全使用“土花铺盖”的已经微乎其微。

“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元、明以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使土家族与汉族人民加大了交流。由于大量汉族工匠的进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工艺，如印染工艺、纺织工艺等。有关地方志对此记载较多：“有大兴作，百工皆觅之远方。”“工多外至者，技艺较土人为巧，近日彼此相习，艺亦稍精。”随着大量汉人的流入，也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土家族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不断得到改观。

土家族织锦工艺民间多称为“打花”，传统织锦多作铺盖用土家语称为“西兰卡普”。土家族织锦工艺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而在秦汉时人们对其开始略知一二，后汉书里所记载的“兰干细步”是土花铺盖的前身，也是历史上对土家织锦工艺的一种称呼。三国时期，在诸葛亮提出与魏国决战的经济依赖是蜀锦的政策的号召下，土家族地区的人民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并可以纺织出五颜六色的土锦。到了唐宋时期，土家族与汉族的交流日益增多，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纺织业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盛况。元明时期，一些有远见的织锦艺人看准了土家族婚嫁的需求，将织锦工艺慢慢地拓展到被盖、装饰品领域，使得土家织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到了明清时期，织锦工艺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织锦工艺也已然成熟。

同时，土家族的文化习俗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异、消亡和发展。其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宋、元、明和清初，这一时期土家族已从雏型走向成熟。构成土家族的各部族逐渐融合，统一的土家族独特习俗已经出现，并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体系。第二阶段是清在湘西改土归流（1727年）以后。清王朝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废除“土司陋规”之际，强行推行满汉文化；限制土司职权，改男女服装分离，穿着满襟；强制男人剃留满清发型等等。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进入，土家习俗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清王朝强行规定的一些东西，而且大大吸取了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平头、分头等发型取代了满清小辫。学习科学文化已是一大层有志之土家儿女的追求。第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扩大。土家人在学习先进文化的进程中，逐步自觉地改变着那些有碍于生产力发展和民族繁荣进步的东西。虽然在“文革”期间，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家织锦手工作坊、摆手舞等一些正当无害的风俗习惯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但是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古老的土家传统文化逐步得到了重视和尊重。随着湘西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土家织锦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形成了自清“改土归流”二百余年之后的又一个历史高峰。2004年，国家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列为全国六个重点执行区域，并建立了以酉水流域为核心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原生态保护区，土家织锦成为该保护项目的重点内容之一。

土家族在秦汉之前，湘西北西水流域还处于“喜渔猎，不事商贾”的原始渔猎时代。进入“五溪”的板楯蛮善织“賨布”，而生活在湘西北的土著先民濮僚，继永顺县不二门商周石穴古人“织”出葛麻“布”后，从龙山县苗儿滩及古丈县白鹤湾考古发掘证实:战国左右,有可能织出彩色的葛麻织物。所以，在土家织锦中原始渔猎时代的痕迹，以“窝毕”和“实毕”纹样最具代表性。原始渔猎时代的主要“生产”对象是鸟兽鱼虫之类的动物，这类图纹因产生的年代较早,都完好地保留了土家语的名称及原始具体的意象“形象”。

这一时期土家织锦走出了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自产自销的手工艺品成为进入市场交易的商品。促进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后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内地，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大山丰富的资源逐渐成为国内外商人争相抢购的对象，如桐油、五倍子、生漆、茶油、土碱、药材等山货被嗅觉敏感的商人看中，于是在酉水流域很快兴起了一批码头镇。外地商人在收购山货时，也看中了土家人传统工艺织锦、竹编等。洗车河由于直通酉水，酉水又连结沅水、长江，便利的水运，使洗车河流域很快形成了隆头、猫儿滩、洗车三个小镇。水运和商业贸易的兴起，改变了当地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洗车河边的人开始向小镇聚集，过去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也走进了市场，土家人把守数千年的织锦昂首走向市场。

秦汉时期，以狩猎为主要生计的板楣蛮，仍行衣皮之风。《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蛮东南夷》中记载南北朝时荆湘诸蛮的服饰特征是“蛮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衣布徒跣、椎髻”始终是土家族的主要服饰形式。《溪蛮丛笑》载：“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五溪蛮”的服饰形态“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服”。可推测，“五溪蛮”的“好五色衣服”应是由土家织锦历史上的“溪布”“峒巾”为装饰而成的。现在，仍流行于龙山县贾市兔吐坪村的一种原始的表演艺术——茅谷斯，也可说是其衣着状态的一种折射。

改土归流前，土家织锦的材料主要以麻丝为原料。改土归流后，汉族地区的纺织原料和技术传入土家族地区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棉花的广泛种植，逐步成为土家织锦的主要原料之一，并出现棉麻、丝麻混纺品，“土锦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其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商品的输入，侵入土家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家族的物质生活方式。再次，传统染料也遭受西方文化的排挤。明清时期“土靛”是作为土家族地区的土特产，除了自己自足以为，在市场上十分走俏。鸦片战争后，由于德国、日本的“快靛”输入，大小染坊都购用快靛，作为染料的土靛也遭受排挤。于是，种植土靛的人大大减少，染坊熬制的染料退出人们的生活。

古代“賨人”是古代巴国的一个部族，为广义的巴人。春秋战国时期巴人的织造技艺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秦灭巴后，部分巴賨人迁徙到黔中郡，即今天的武陵土家地区，将巴人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与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织造技艺相结合，形成的织物，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酉水流域的织造工艺。后来，酉水流域便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兰干细布”。“兰干”如今仍然是湘西北地方言中的一个词汇，传统的西兰卡普两端“档头”仍然被称为“兰干”或“卡它”。“兰干细布”就是近代土花铺盖的前身。

第二章湘西土家族织锦概述，从历史溯源、艺术特征、工艺流程三个方面对湘西土家族织锦进行概述。

在土家族白虎图腾的信仰中，除了表现“敬虎”的民俗外，还同时存在着“赶虎”的习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之所以同时存在于广大土家族地区，是由土家族的历史发展中族源的多重性而引起的。

1.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点，从纷乱复杂的古代民族遗迹和史料出发，对酉水河流域土家族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土家织锦的源头及其技艺特色，这是以往的相关研究著作所欠缺的。

历史上土家族的山歌和土家先民创作的《竹枝词》《竹枝歌》充分反映了生活在湘鄂土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将与织锦相关的一些词句辑录如下：

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中，有特色的区域民间美术是残留原始图式最多的艺术形式，三峡土家族地区的西兰卡普即是其中之一。早在巴人时期，织绣品的生产就达到较高的水平，“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土家族织锦的历史悠久，史载秦代“人以布纳贡”，指的即是土家人的织锦。以织造工具来看，当今民间织机的构造，与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浮雕石刻的织机几乎完全一样；从织造方法来看，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色纬显纹锦涤、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纬显花菱纹涤几无二致。但在纹饰的艺术构成上，却自成一格。土家族编织充分体现了土家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民俗内涵，以及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印是统治的标志，权力的象征。土王印的纹样是土司统治时期的见证。“四凤抬印”不仅仅是一种吉祥寄托或者神圣的象征，其实它更与民族起源的神话有关。“土家织锦的图案是土家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通过织锦这一特定的感觉形式表现自然并发展积淀为特定的自然审美文化理念。”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也是土家族爱戴和信仰的保护神，也是民间工艺中常选用的题材。小龙花图案中，龙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被改造成粗壮、稚拙、可爱的“蚕”形象。“土王一颗印”、“凤凰抬印”等是八百年土司统治的见证。

蛇花图案。土家语“窝毕”即小蛇，土家人现在也称蛇为小龙。巴人是崇拜蛇的部族。《山海经》中有多处巴蛇的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奉蛇为祖先的民俗表明古代蛇崇拜的遗风至今仍存于土家族民众之中，并体现在织锦图案中，而窝毕纹在土家织锦中的使用也表现了土家先民所敬仰的蛇图腾的存在。

土家族是濮僚之后裔，而濮僚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近水的部族，渔猎是其主要的生存手段，鱼在土家先民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湘西的土家人至今仍有稻田养鱼的习俗。土家族也是古代巴族的后裔，巴族为何以“巴”相称，学术界有多种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巴就是鱼，鱼就是巴，巴与鱼为一体。在湘鄂渝黔地区的土家地区，人们仍然习惯将打渔时装鱼的工具“鱼篓”称为“巴篓”，鱼复读为“巴复”等。每到过年，家家餐桌上的菜肴都必须有鱼，不仅有怀古的象征，更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谐音为“年年有余(鱼）”，以图吉利平安，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图样形式，表达生殖崇拜“多子”和象征富裕“多余”。《鲤鱼跃龙门》也是表现鱼民俗文化的经典之作，此锦是民间艺人直接移植挑花纹样的作品，未见较多变形处理。智慧的土家族人民把“鲤鱼跳龙门”的神话传说用生动活泼热闹的图案造型编织到土家织锦中。其构图饱满充实，生动形象地用几何形态把鲤鱼越过龙门成龙的神话场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龙的身旁还有凤作陪，龙门下还织有山水纹，还有金瓜，莲花等吉祥纹样，整幅作品生动有趣，饱满吉祥。“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是教育人们要学习鲤门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意志，坚持理想和面对困难不退缩的精神。也隐喻“望子成龙，门第升腾”的愿望，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传统纹样之一。

所谓“土王”，即土司王，亦称彭公爵主,主要指溪州刺史彭士愁。他率溪州土兵抗楚国“御侮”,“大长了民族正气。”而成为当时湘西土家族的领袖，故备受后人的敬奉。"土王五颗印”是属斜纹彩色织锦,是在“数纱花”平纹素色织锦基础上发展来的。它起源于中溪州（今湖南永顺)，这里正是八百年土司王统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土王五颗印”移植了民间十字挑花的形式，上下配以帷缦吊式的装饰,图面均衡，在深色的底纹中，用轻快的“线描”勾勒出图纹，将这个并不好表现的题材内容反映得灵活而不失威严。

罗：谈到祖传，我想到曾了解的相关资料提及到土家族织锦技艺之前一直是祖传，也就是一直是以姓氏或家族为单位的教授技艺（收徒弟）是吗？

一是对有关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土家织锦、传统民间手工艺等方面的论文及论著进行分析，研究前人已研究的领域和取得的成果，提取有用信息，深化本书的研究。二是收集地方史志、档案文件，检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研究设计和分析论证提供有利的理论和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