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所处的武陵台地正处在前文所述的“L”字形中原汉文化与大西南少数民族交接的前沿地带。正因其北有长江，西通蜀地，西南有云贵高原，东有南楚洞庭，又居高地，溪谷纵横，原始荒蛮，易守难攻。这无疑成就了土家民族长期聚守家园的民族向心力。民族文化长期自守，形成土家锦封闭性个性发展及民族地域长期稳定的格局。我们说土家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因为它得天独厚而身居武陵，正处于古代文化交融的最前沿，其三面被汉文化所包围。南中国的少数民族到哪里去寻找这一大片安居之隅。故而土家人劲勇顽强，开疆僻壤筚路蓝缕，祭祖重葬，直面人生。它们的巴渝舞、摆手舞多见战士身影和原始耕种动作，有极强的民族气概表现。它们的山歌“竹枝歌”脱口而出，与民族生活语言紧密相连，难解难分。他们的织锦包罗万象，粗犷朴实又绚丽独特。这些原始性独特文化艺术的产生决非偶然，反应着中华古老民族的舞蹈、诗歌和织造原生态的光彩，而且直接影响着汉民族和古代巴蜀和荆楚文明，它们是湖湘文化的一大部分，也直接反映着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

理由之三，“西兰卡普”是少有的仍在传承的一个土家语词，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本真性”保护，运用人们已熟知的土家语也是原生态传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就是靠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

土家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后融合了古代巴人、湘西北的土著先民、贵州乌蛮及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大约自五代以后，湘鄂西地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单一民族。”由于构成土家族的成份错综复杂，因而导致了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

不仅如此，我们从今天湘西北土家族广为流传的一些文化习俗来看。濮僚的恋爱自由，以歌为媒及丧葬、椎髻、干栏式转角楼等，都与土家族非常相似。所以，“今土家族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与越濮文化有关系。即是说，土家族文化的一些特征系由越濮文化发展而来的”。当然，古代的越、濮、僚在历史上曾“有五次迁徙到达并繁衍于今土家区”，主要集中在商周、楚秦、晋唐和五代后梁，而乌蛮则应该看成是賨人的另一支与濮融合的僚族。那么，土家先民“土著”成分中的濮僚也有先来后到之分，但主要构成还是一致的。

印是统治的标志，权力的象征。土王印的纹样是土司统治时期的见证。“四凤抬印”不仅仅是一种吉祥寄托或者神圣的象征，其实它更与民族起源的神话有关。“土家织锦的图案是土家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通过织锦这一特定的感觉形式表现自然并发展积淀为特定的自然审美文化理念。”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也是土家族爱戴和信仰的保护神，也是民间工艺中常选用的题材。小龙花图案中，龙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被改造成粗壮、稚拙、可爱的“蚕”形象。“土王一颗印”、“凤凰抬印”等是八百年土司统治的见证。

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从毛古斯、摆手舞、哭嫁歌等民间歌舞到独具土家风味的织锦、刺绣、印染等手工艺，无不体现着土家文化的厚重沉积。

笔者从1997年就对“原生态存留区”的土家织锦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并且结识了许多土家族的朋友。随后对土家族的工艺美术产生了兴趣，后又曾多次到湖南永顺、花垣、龙山、吉首等地的偏僻乡村做过年俗、宗教信仰和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专题调查，从整体上对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些田野经历也为本书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山乡是永顺县西南边的一个纯土家族聚居乡，西和北分别与龙山县坡脚、保靖县普戎相邻，交通不便，十分闭塞,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然而,这一带土家传统文化却保留比较好，具有酉水流域土家核心区域东部(永顺)文化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土家织锦的平纹素色“数纱花”与土家花带比较突出。小湖村原生态的民族习俗相当浓厚,是著名的土家族文化学者彭勃先生的故里，其遗孀82岁的王作翠老人一直居住在小湖村,他们至今仍是头包黑丝帕,身着传统的满襟衣，讲土家语。同时,打花织带也是她日常生活中的爱好习惯,是一种民族情结。象王作翠老人这样打花织带的同寨姐妹还有好几位,熊得文、彭际英年纪也都在80岁以上，年纪最大的是92岁的向仕香“阿妈”(祖母)。她们织出来的锦和带主要是赠送给亲友，有时也偶尔拿到附近对山的集市上换几个小用钱。有亲戚将王作翠老人的土家花带到王村，成为旅游工艺品的抢手货。(传承谱系示意图见附七)

摆手舞是土家人世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在鄂湘渝黔地区民众中影响很大，具有祭祀、娱乐、教育、交际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土家织锦则作为另外一种土家人精神文明的体现。织造者们把这两种民族的精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不是巧合。

土家族先民中的一支板楯蛮“賨人”信奉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作为道教最具代表性的太极八卦图,至今仍是土家族神人合一的梯玛法器、法衣上最常见的圣物。而梯玛作法用的圣象图，其主神就是道教的“三清四御”。伏羲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太平御览》卷九引《王子年抬遗记》中说:伏羲“蛇身人面”，他“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而《随书·经籍志四》云:“八角重芒，光辉照耀。”伏羲创造了中国古老的原始太极八卦,这便使具有生命自然意味着的太阳神转变为富有阴阳哲学观念意味的“文化太阳神”。太阳神八卦，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最基本最完整的生命模式,它使人类对生命永生的感知和祈愿,与恒古的太阳永远联在了一起。这种人与自然生命互感互通的“文化太阳观”原始的阴阳八卦文化,正是奠定中华文化思维特性的本质基因,决定着民族文化注重繁衍哲学观念的文化价值取向。

第四，流程中蕴含丰富的精神文化。如小机构件中的“梭罗”形似牛角，折射出土家族作为山地民族所遵从的“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布鸽”体现了土家妇女对织造女神崇拜的精神内涵。还有牵花过程中对吉日的选择、梳线顺利的禁忌等，隐含了艺人群体传统思想的文化体系。

从其色彩、图案、构图等方面的长期积累和沉淀过程，我们看到除了土家族人的民族风俗、审美意识外，还有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土家族是一个刚直、倔强的民族，民族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如果你漫步在八百年土司故都的永顺老司城，会惊异的发现，在老司城的古街道和宫殿遗址上，几乎全是用清一色的鹅卵石即“鸡子岩”铺成的图纹。这种图纹构成很像麦穗和谷类的装饰造型，并全部都是直线和斜线,绝对没有曲线的出现。它的图纹构成特点很像土家织锦,一颗“鸡子岩”就相当织锦中由经纬交织而形成的一个组织结构——颗。根据这种构成特点，在湘西现代建筑的一些装饰中，有意识的运用小方型颗粒的彩色马赛克镶嵌成墙面或地板图案，如果仿土家织锦的纹样，几乎可以乱真。因此，与土家织锦中的直斜线艺术造型语汇内在深层次的联系是令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