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功能是京绣的重要功能之一。清代皇室及王公贵族对于织绣品的需求量极大，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按其实用功能，京绣可以分为服饰类和日常生活用品类。服饰类主要是指龙袍、文武官服、女性旗袍、男性长抱等，避寒遮体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日常生活用品类包括刺绣荷包、枕顶、帐幔等，主要为皇家的衣食住行、宗教活动及娱乐等服务。

《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在燕京专设“绣院”，“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这种刺绣工艺在辽代宫廷设立的绣院当中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京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宫廷、帝王、公侯服饰之用。因为刺绣过程中，要求针法的密度、力度完全均衡，所以当时的京绣是专属于男人的工作。从宋辽时期至明代，这门手艺一直在宫廷当中传承和发展。

近年来，由于古玩市场的兴盛，工艺品收藏备受关注，京绣的发展亦有复苏迹象。京绣销售不仅集中在北京的白孔雀艺术世界、国贸商圈、友谊商厦、王府井百货大楼、石景山区家具城等高档商品购物中心，而且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十里河古玩市场、百工坊、北京古玩市场、虹桥天雅古玩城、南锣鼓巷等大型工艺品集散地，均有京绣店铺存在。各处京绣市场规模不一，经营模式不尽相同。其中不乏绣制精良、华美贵气的上乘佳作，且品种丰富，可谓“京绣所辏，靡不悉具”。

《兰花宝瓶形荷包》是京绣的传世荷包，清代制成。荷包长10厘米，宽6.5厘米，厚度约为2.5厘米。底部为红布面，四周为深蓝色齿状纹，顶部为深蓝色布面，最下面为白、绿二色的绳穗，内附香料，正反面均绣有兰花图案。图上的兰花有的花开正盛，有的则含苞待放，花朵均为白色，花茎、叶子则为绿色，主要采用平针绣绣法绣制，以彩色续丝线绣出了兰花的高洁傲骨。兰花素有“君子兰”之称，寓意人品高洁、忠贞，是我国传统寓意纹样之一。古人认为，“纫秋兰以为佩[2]”，故而古以幽兰喻隐逸之君子。

现在刺绣这一行分类不规范，加上京绣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市面上一些人为了求生存，开个京绣门面，什么绣法都有，都说自己是京绣。但在我们看来，就是鱼龙混杂，市场上没有规范。你说让他做打籽绣，他其实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曾经试图想在北京好好发展，推动京绣的传承，比如试图结合传统、经典，与红叶家具合作。但在展示过程中发现，展示的效果挺好，就是卖不出去。因为实际用的地方少，使用价值基本丧失，到头来只能收藏。京绣因为自身的特性要产业化是困难的。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凡此皆为丝线业，发达之区北京之金绒绣尤为著名。”京绣素来以华贵大气著称，绣品从选枓、设计、绣花等到最后完成，工序相当烦琐，要求甚为苛刻，非人师不可为。从传世的宫廷绣品中不难看出，皇室绣工们绣制的艺术品都堪称精妙绝伦。

《田园意趣长方形荷包》是典型的装钱荷包，是京绣的传世荷包之一。荷包主要采用缠针绣绣法。缠针绣绣出的纹饰厚实，肌理突出，为经常抚摸把玩的织绣品增加了牢固度，延长了其佩挂使用的寿命。此荷包以红色布面为底，上面绣有白菜、知了、花卉、小草等田园风情纹样，居正中的白菜上面以绿色丝线绣制，下面以白色丝线绣制，栩栩如生，神似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珍贵玉器“翡翠白菜”，充分展现了田园世界的安乐闲适，寓意着吉祥万福、恬静美好。

《刘海戏金蟾烟袋荷包》是京绣的传世荷包，荷包主要制作工艺为平绒绣烟袋荷包，顾名思义就是放烟叶的荷包，烟袋荷包是清朝时期极受欢迎的一种荷包。《清代北京竹枝词》云：“为盛烟叶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烟袋荷包既有装饰功能，又有实用功能，是清代人们的喜爱之物。此荷包以黑色布面为底，上面以不同颜色的蚕丝线绣出神话传说——刘海戏金蟾，这是京绣的常用图案之一。刘海戏金蟾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图中的刘海右手持棕黄色钓钩做钓鱼状，钓钩的下方是一只以绿绒线绣制的跳跃的金蟾刘海着衣风格上宽松下紧凑，并以红绿二色的蚕丝线塑造了强烈的视觉反差感整幅画面生动活泼，盎然有趣。

此外，京绣的底稿设计师刘树敏在初步设计和刺绣的二次创作过程中，都极其注重刺绣和绘画的交融，强调原创性、传神性、灵动性、创新性，使得这种京绣与中国古典绘画的有机结合，突破了传统技法与形式的枷锁，进一步使京绣与时俱进，拓展了京绣的艺术表现形式，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为这门传统的手工艺带来了飞跃性的发展，这也是京绣迥异于其他刺绣的显著特点之一。

在走访南锣鼓巷京绣店并査询了京绣产品销售的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当前京绣的图案题材及产品类型等均做出了一定的市场适应。如图六中北京朗思雄科技有限公司京绣产品，即尝试性为扩大市场创作出表现苗族风格的京绣产品；又如南锣鼓巷等开设的京绣商店中的京绣现代服饰。应该说，在当前面临市场尴尬的情况下，京绣并非没有做出应对，但其没有着手于发掘产品内涵进行市场营销，而是选择了商业化的妥协，创新题材内容，丰富产品类别，但这样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有违京绣的创作原则。

3、积极创新京绣作品题材及形式。北京朗思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尝试用京绣的针法表现苗族喜好题材，既弥补了苗绣针法单一的不足，又充实了京绣常用题材的表现内容，同时增加了苗族客户对京绣的认识和喜爱。另外，应借鉴苏州绣品、南京云锦的包装形式，积极开发京绣作品的新形式。以苏绣陈设品的形制为例，大到lm×3m的大型屏风，小到5cm×10cm的小台历，并提供有多种款式的绣片红木架、苏绣插屏、挂屏、中堂等，仅苏绣手提包的种类就有百余种。

实践上，把京绣与现代箱包设计相结合，一方面使现代箱包设计冲破传统思路的表面化、相同化的现象，脱离现代品牌相似度极高的现象，扭转中国箱包处在以量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通过二者的结合把京绣从服装和旧物品中置换出来，投放到现代女性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里，在不违背传统京绣的特点和针法的前提下，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为京绣创造一个全新的舞台。

此外，对于京绣在今天的发展状况，政府方面的投入和扶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经济形态的转变，政府并没有以市场化为媒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为京绣的发展深谋远虑，制定一系列切实的政策，或许也曾制定过相关制度但都没有发生行之有效的结果。比如“缂丝”“云锦”等，国家政府都曾花大力气进行扶植，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专项科研开发。目前在苏州一带，从事缂丝手艺的艺人有几代传人，祖祖辈辈都是做缂丝的。

结合图例，京绣选用色彩与现代女包色彩搭配风格相近，都具有色彩搭配绚丽，饱和度高。色调平实且格调华贵的风格特点。由此可见，京绣色彩搭配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并适合与现代女包设计相结合。

其一，将京绣界定为民间绣种，认为京绣是在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绣制一些诸如荷包、扇袋、眼镜袋之类的小物品。持有此观点的表述有：（1）京绣：北京的刺绣，名为“京绣”“官绣”。是从北京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刺绣品，相传亦受“顾绣”“苏绣”的影响。明清时期，已有京绣的独立行业，以刺绣日用品为主。京绣由于受封建皇廷爱好的影响，形成了精细规整的特点，以绣制平金见称。（2）京绣以北方民间绣为基础，深受宫廷绣作艺术风格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花纹写实，多以工笔绘画为稿本。题材有花果、庭院小景、戏剧人物等。常用各色无捻掰绒丝（即由一根丝掰分成数根的细丝），运用缠针、铺针、接针等针法，用变换色块的方法表现物体的阴阳面。绒面匀薄，针脚起落自然；花纹光亮平贴，配色鲜艳，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彩的配色格调相近。京绣中的洒线绣、满绣、补花、平金、堆绫、穿珠绣久负盛名。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娟娟女士也曾提道：“清代北京地区的绒绣小品是在北京民间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题材多为花果、草虫、庭院小景、戏出人物等等。”

宁氏京绣是京绣家族中的一个分支，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刘秀花介绍，京绣技艺有“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因此现在留传于世的京绣珍品绝大部分出自男绣工之手。而她的公公，宁国玺就是宁氏京绣的第三代传承人。

梁淑平的儿子田鹏自幼在母亲的熏陶下也习得京绣的技法，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京绣第五代传承人。在继承家传技艺之余，田鹏还积极推动传统京绣的设计创新，运用现代创新的设计理念，不断丰富京绣的绣品种类，并利用开设京绣体验课，参与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等方式，推广普及京绣艺术和京绣文化。

京绣的传承方式目前依靠师徒教授和工艺美术相关学校及单位的培养。如姚富瑛、刘秀花等人目前仍采用师父带徒弟的教授方式，而如孙颖等则以剧装厂为依托，通过剧装厂人员的培训选拔，培养京绣的传承及工作人员。两种传承方式各有利弊，在当前环境下适应性也不尽相同：

京绣从当年清宫廷绣局里的绣工杨师爷和黄师爷以及杨师傅和黄师傅，到民国时期的宁国玺，再到今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秀花及其徒弟们，已经完成了五代人的接力，这一言传身教的过程从未中断过，也使其传承谱系连贯。直到现在，刘秀花和刘树敏还在完全依照师傅宁国玺传授的传统方式方法、原材料以及图案纹样为博物馆、收藏者、国内外友人原模原样地复制着清朝的龙袍、文官补服和补子、荷包等物，将传统手工技艺和图案纹样等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为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自已应有的贡献，这一点弥足珍贵。

对于京绣，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恢复了使用，北京刺绣厂当时还有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企的出现以及旅游市场的形成，京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逐步走向没落了。在北京燕都刺绣厂退休了以后，陈冰老师也坚持从事京绣图案的设计，多次参与一些服饰品牌的图案的设计和配色。其中有多次为彭丽媛做设计，这也是他颇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这让我们看到了京绣重生的希望和曙光。

出生于刺绣之家的刘秀花，始终致力于弘扬京绣艺术、扩大京绣社会影响力这一事业。几十年来，她恪守着公公宁国玺的遗愿，一心扑在守艺、传艺、兴艺的路上。传承基地“北京云龙京绣艺术中心”经历风雨后，不断绽放出一朵朵鲜花。近年来，刘秀花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不断赋予京绣艺术新时代的生命力。

目前，京绣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京绣所依存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第二，民俗传统的弱化，京绣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成为艺术品；第三，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高效的机器工业取代了传统手工业，传统手工京绣市场逐渐萎缩；第四，京绣艺人大量减少。如今，这些京绣艺人大多年事已高，一些老艺人已离世，从业人员数量剧减；第五，市场主导下的京绣制品品种趋于单一化，传统图纹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弱化。因此，急需加强京绣保护和传承工作。

从传承沿革来看，京绣传承人一部分为祖上家传，如国家认定的京绣传承人姚富瑛。另一部分则通过社会化后期培训学习，如剧装传承人孙颖，即是通过前北京设计学院及剧装厂培训习得京绣技艺。

宁国玺传给刘秀花的不仅是京绣这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的敬重和执着。一直以来，刘秀花以执着的信念、朴素的方式将这种精神努力传承着。直到现在，刘秀花还在坚持绣作，依照宁国玺传授的传统方式、方法为国家、社会、收藏者、国内外友人一针一线精心绣制着威严的金龙、祥和的牡丹、清新的花草、随身携带的荷包等，使传统手工技艺和图案纹样原汁原味地被保留下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前出售的绣品，有些是陈年留下的民间收藏，有些是建国初期织绣的，年代都已久远。如今，人们对京绣更多的只是好奇。作为中国刺绣独具一格的品种，京绣的宣传和传承都处于薄弱和濒危状态，保护好、传承好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是刻不容缓。

宁氏京绣历经四代传承成为京绣的一个派别，从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家族及其刺绣工艺的演变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生产水平、风俗习惯等。深入挖掘、整理、分析、研究宁氏京绣这样一个家族派别的技艺、传承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京绣的博大精深和其所承载的老北京文化。

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走访了一些与相关的京绣艺人、研究学者以及收藏家，不仅为本书的写作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为我们将来京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随着京绣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挖掘了一些京绣的传承人，他们以切身体会告诉人们京绣的样子。

此外，还有一些收藏机构与个人如耕织堂、明清织绣品收藏家李雨来等，他们从收藏的角度对散落在民间的明清时期的织绣作品进行了购买、收藏，起到了间接保护的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各地拍卖会上，相关刺绣作品的拍卖价格的节节攀高，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入织绣的收藏领域，尤其是以京绣为代表的刺绣服饰品更是收藏家找寻的热门绣品。

而社会化培训学习这一传承方式目前主要存在于京绣相关国企，如剧装厂对其员工进行较为系统的京绣技艺培训。这样的传承方式能通过社会渠道吸纳更多有兴趣、有天赋的人才，扩大京绣传承人范围。笔者认为，相比于师徒传承，这样的传承方式较为机械化，对人才的选择也局限于单位内部人员，虽然能使其传承延续有所保证并相对稳定，但长此以往，对于技艺精湛程度会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京绣传承人对徒弟的选择从不局限于本家族之内，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可持续性。清末民初的杨师傅，战乱年代仍收了五个徒弟，其中一个学得最好的，便是后来继承他衣钵的宁国玺。“蝴蝶宁”一生最大的梦想便是成立一个刺绣厂，把年轻人都教会，只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出师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刘秀花，自30岁开始便从事刺绣女工培训，工作室成立之后更是广收门徒，每个登门拜访的徒弟，她不但免费教学，还提供食宿。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传承人培养的开放态度，京绣艺术才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京绣经五代传承，留下的绣品众多，只是由于早年绣品流失严重，所以现在刘秀花和弟弟刘树敏家中所存绣品多为民国以后的绣作，尤其以现代京绣作品居多。但由于京绣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过档，因此现代传承人仍可再现当年清宫巧匠的风采，并能让人们欣赏到京绣的代表绣法及部分经典绣品的图案寓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百年接力，薪火相承。为了保护京绣技艺，2009年6月，京绣技艺被列入房山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0月，京绣被列入北京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京绣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大的社会环境下，新中国组建刺绣厂，政府将散落在民间的宫廷艺人和刺绣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刺绣合作社，以及各样的工艺美术厂。通过建立手工业合作社对日益衰退的手工业给予扶植和发展，抢救濒临失传的优秀技艺。至此，很多京绣艺人有机会回到了工厂，这才使得一批老艺人重新捡起京绣的手艺。这一时期专门刺绣一些仿照宫廷用品的活计，以生产服饰、日用品为主，出口至国外，成为当时创外汇的主要项目。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萎缩，人们的需求减少，京绣逐渐没落。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一些本土设计师的兴起，创立了个人的设计师品牌如“玫瑰坊”“红凤凰”等，聚拢了一些老的京绣艺人以及年轻的刺绣爱好者。他们如星星之火，闪烁在不同的角落，终究会迎来燎原之日。近些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与开展，京绣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它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从传承人技艺来看，技艺传承整体水平均有所下降，技艺的掌握较清代以前有一定差异，京绣图案题材与刺绣产品种类也有一定差异。目前，大部分传承人刺绣图案仍为一般吉祥图案，但较为单一，多单纯复制旧图，缺少图案设计。对于原来显示身份地位的特殊图案已经较少涉及，且京绣作品大部分为绣片，很多为延续民国初期仿制的旅游产品，少有服饰及其他相关绣品。

从传承人职业来看，传承人基本从事与京绣相关的职业。一部分就职于与京绣相关的国有企业，如姚富瑛，现工作于“百工坊”。孙颖，现为北京剧装厂副厂长，已负责京绣剧装工作几十年。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从事与京绣相关的公司企业，或专事京绣的制作与销售工作。

基于在京绣传承上的贡献，刘秀花在2007年被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2008年奥运会期间，刘秀花的“京绣艺术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接待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使节夫人们，得到了使节夫人们的赞誉和好评，其绣品也曾作为礼物赠予外国友人；2009年，刘秀花以传统京绣图案为依托，创作《九州同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这幅作品在“2009中国（北京）国际妇女儿童产业博览会”展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市领导们鼓励刘秀花继续做好京绣艺术的传承和弘扬工作。

从画工上讲，刘秀花针下的京绣依然在遵循着老绣工们传下来的程序和画法：刘秀花的弟弟刘树敏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其画作《文武官补》曾荣获首届北京国际设计创意大赛二等奖：刘树敏自小开始学习绘画，长大后一直跟随姐姐刘秀花学习京绣，如今已有多年京绣设计经验，刘秀花工作室里的京绣绣品图案均是出自刘树敏之手。刘树敏的设计理念也一直遵循着传统京绣的构图要求——“图必有意，纹必吉祥”。在他的笔下，一花一木都要有积极向上的姿态，象征蒸蒸日上，寓意祥瑞安康。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织造工艺不仅是我国纺织发展的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何保护好这笔重要的财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目前国家对传统的民间织造工艺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拨专款，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对于京绣的抢救和保护，我们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一门手工艺，古代社会都是师傅传徒弟，口传身授，代代相传。在京绣中，一些20世纪早期开始学习京绣的老师傅，现在多处于风烛残年的生存状态中，眼花手抖已做不了刺绣了。举例来说：原北京燕都刺绣厂的段文荣师傅，2006年我们去采访他时已是84岁高龄。在他当年学徒的时候，一起学京绣的同门大约有十几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真正从事刺绣行业的仅有他和他的师弟两人。段师傅在刺绣厂时主要负责制版，算是带了一批学徒，原北京燕都刺绣厂的厂长陈冰就是段师傅一手带岀来的徒弟，学国画出身的陈厂长，在刺绣厂做了几十年的制版活，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陈厂长对于京绣的图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体会。再问及陈厂长是否有徒弟时，陈厂长苦笑着说：“厂子都要维持不下去了，哪里还带徒弟啊？”

京绣的第一代传人是杨师爷和黄师爷，是清末皇宫刺绣坊里的能工巧匠。按照过去京城里的习惯，为避师爷名讳，京绣的第三代传人宁国玺并未告知后人其师爷名字，所以今天我们亦无从得知，只知他们是清廷造办处织绣作的顶级绣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她为白纸坊刺绣厂、北京首饰厂、燕都刺绣厂制作京绣制品。进入21世纪，刘秀花作为一名京绣艺人，完整地传承了京绣技法，保存了京绣坊的老规矩，坚持严格按照传统规矩进行京绣创作。1997年，报国寺古玩市场开业，而此时的刺绣厂却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难题。随着老一辈的离去，大量的新人绣工技艺不精，难出京绣精品，昔日辉煌的刺绣厂很快就没有了消费市场，大量刺绣厂倒闭。从前专为刺绣厂刺绣样品的刘秀花姐弟便转战私营市场，弟弟刘树敏继续负责京绣设计，姐姐刘秀花负责刺绣，二人在报国寺古玩市场租了一个摊位靠卖京绣绣品维持生计。

如，出生于河北定兴县的南大牛村的梁淑平自幼就特别喜欢刺绣，她家主要是为刺绣厂加工花鸟图案的椅垫、杯垫等，也做过很多出口订单。七、八岁的时候她就经常趁着父母不在，偷偷在绣床上来几针。上到初中，干脆放弃了学业，专心在家干起来了祖传的手艺。在全国刺绣行业整体低迷、很多同行纷纷改行的情况下，梁淑平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如今，梁淑平的刺绣厂有绣娘500余人，鼎盛时期曾达到上千人。一个京绣加工车间的面积约有200平方米，能支90个绣架，供百余名绣娘刺绣。随着国家对传统工艺的重视，梁家的刺绣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现在故宫的婚房刺绣，如喜帐、喜垫、窗帘等就是她家绣制的。除了制作龙袍等高档昂贵的艺术品，也根据市场需求开始向生活化转变，好多演员、晚会主持人等都找她们制作演出服。这种做工精美、渗透着历史文化的刺绣服饰，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目前，我想自编一个京绣技法手册，但文字表示的东西不能代替口传心授，还得在实践中进行指导。绣制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一朵花有千百种情况，下针、落针，很复杂。京绣和其他绣种相比，除了工、料不一样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法中的盘金绣和打籽绣，这个是最独特的。我公爹的打籽绣团龙，你看打的那个籽儿，真是一颗颗的，很饱满。还有盘金团龙，都是独一无二的。

现北京云龙京绣艺术中心前身为传统京绣坊，约创办于1902年，创始人是黄姓师爷。黄师爷是专门侍奉宫廷的京绣高手，掌握着宫廷刺绣的规矩和讲究，技法独特、绣技超群。黄师爷曾供职于造办处，是否为太监不清楚，其子（或为义子）人称“盘金黄”，随其父为宫廷及贵族制作京绣服饰，以“金活”为主要技艺。京绣坊创办时为慈禧太后回京后不久，黄姓父子一方面凭借高超的绣技继续为清宫廷服务，另一面在西湖营开办京绣坊为贵族、大宅门等制作京绣制品。金绣和绒绣是京绣中的两大绣法，清朝的行内规矩是“学金不学绒，学绒不学金”。黄师傅是金绣传人，当年皇帝龙袍上的金龙很多都是出自他家祖辈及他之手，而他的好友兼同行杨师傅则是绒绣传人，文武官服补子在他的针下都能被绣得栩栩如生：杨师傅和黄师傅二人一金一绒，堪称当年京绣行当里的翘楚。

同时，京绣传承还面临人才缺乏的困扰。由于其技术要求以及目前发展现状，人才流失严重，整体人员紧缺。京绣传承目前虽然已经基本脱离了完全家传，吸纳了更多有兴趣、有天赋的年轻人才，但仍然面临人才紧缺的困境。个人认为，其一在于前文提及的京绣技艺的物质收入及创作环境因素，使得当代社会的年轻人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其二是由于当前大多数非遗的影响力及公众认知度较小，大部分年轻人认为非遗传承十分遥远，因而产生极大距离感，也就减少了接触机会，加之对于传统艺术关注度和兴趣的缺失，因此在人才选择上有局限。目前的京绣传承已没有纯粹的工艺美术传承，多伴随商业活动，单纯传承技艺的传承人才更为稀少。人才问题是困扰京绣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

（1）京绣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京绣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3项），京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埋没在民间的京绣艺人逐渐为人们所知，在京绣影响力不断地扩大下，京绣传承人、京绣艺人等逐渐受到瞩目，京绣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传承迎来了一线转机。

笔者看来，无论京绣的传承或生产，都不能忽视其“非遗”的第一身份。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在此即应保持京绣原貌、原汁、原味，保持其创作的最根本原则。这与创新并不矛盾。京绣相关的生产发展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但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其传承的附带效益，繁荣京绣技艺的社会手段。任何形式的传承与发展的前提都是技艺的延续，传统内涵意义的保留。不断的商业化开发看似是对市场大环境或当前消费审美的妥协，实则是对京绣内涵文化的认知不足。从题材针工上看，商业化京绣并非是为了其更大范围的生产销售或发展，而是剥夺了大众认识真实京绣的机会。

从年龄层上来看，清代或者古代社会，学习刺绣是每个女孩子必备的一门功课。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熏陶下学会了用针，著名的刺绣艺人沈寿天赋极高，7岁起便捻针学艺，十四五岁时就已经绣名远播。即使是男工绣，也是在10岁出头的时候就跟着绣庄当掌柜的开始学做活。时至今日，学习刺绣的人除去原来的刺绣专业人士，在父母的熏陶下可以很小就接触到刺绣。实际上，目前很多从事刺绣这一行的人员都是30岁以上或者年龄更长的中老年妇女。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京绣人员年龄层上的改变呢？刺绣在物质文化生活发达的今天几乎是无人问津的手艺活。曾走访过一个河北农村绣庄的老板，他曾无不叹息地说，现在的女孩子宁愿去餐馆里端盘子挣钱，也不愿意一天到晚在家里绣花。反而是一些丈夫出门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却很愿意从事这门职业。进入21世纪，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京绣的行列中来，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喜爱，一般不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可全身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或者说事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推动生产性保护，让非遗活在当代，首先应盘活传统手工艺品消费市场。如顺应市场，合理开发京绣产品；跟京绣公司合作经营，拓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源；跟高级服装定制工作室合作，创立京绣服装品牌，制作京绣古典嫁衣；跟企业合作宣传，扩大京绣知名度等。2015年京绣跟佰草集公司的合作就很有借鉴意义。“佰草集x稀捍行动·京绣保护”项目致力于共同保护濒临失传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将京绣工艺带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之中，传承东方大美之道。佰草集京绣限量版公益礼盒配合不同的佰草集京绣图腾艺术设计，令京绣变得实用又有趣，既让年轻人有了购买传统手工艺品的欲望，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京绣艺术传承要秉持加法原则，即创新不是对原状部分的改变，而是对原有艺术本体的扩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首先是系统传承，尽可能地不流失其精华原意。每一个传承人都应具有全面继承传统技艺的信念，不使上代人遗留的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受到损害。其次，在保证技艺完整传承的基础之上，再顺应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但这种创新应是对原有技艺内涵的扩展而非对其实质的改变，即现代创新京绣应是在原有传统京绣基础上增加的新型绣种。

就本次调研所了解到的相关情况而言，京绣传承至今，其面貌已然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对京绣传承的延续性和真实性都提出了挑战。京绣传承范围、规模越来越小，且传承难度越来越大，生存发展空间受到压缩。而当前传承下来的京绣也仅局限于最基本的绣艺针法，流失了大量精华原意。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更严峻的保护形势。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等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许多传统和民间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濒临消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我国的昆曲艺术成为中国首次获此殊荣的项目之一，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在其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项内容中重要的一项，也是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的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是保护有可能失传和消亡的工艺技术，或者说，通过工艺品而确认和最终保存其制作的技艺。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遗产。但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艺术的挑战。就服饰而言，中国古代服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它是一块“精神的布”。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中蕴含了古人的观念意识形态。正如墨子所说：“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墨子·辞过》）也就是说，衣服不完全为身体服务，而具有独特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透过服饰制度、服装样式、装饰图案等就可以把握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京绣作为一门传统的手工技艺，积淀了北京传统服饰文化的丰富底蕴，是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京六朝古都的皇家气息将其打造得至高无上，透过京绣的一针一线，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衣服上残留下来的祖先的体温，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皇家气息。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京绣的抢救保护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因为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商品都是由市场来进行检验和评定。京绣以及京绣绣品将来能否在商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要看对于京绣的抢救和保护是否是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要找准传统文化的商机，善于发现机会，表面上我们卖出去的是研发后的商品，实际上我们是在“卖文化”，要将传统文化作为卖点，就拿在2006年9月26日举行的“‘留住手艺’——京绣抢救保护研讨会”来说，为了验证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笔者团队为此次研讨会量身定做了一批小礼品。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和消费者需求，笔者团队开发了四款具有京绣特色的眼罩。采用现代的面料——100%的真丝库缎，传统且经典的京绣制作工艺——盘金绣、打籽绣、三蓝绣、平绣，设计了四种不同寓意的图案内容并选用了四种与之匹配的颜色。四种图案分别是“蝶恋花”“福寿三多”“瓜瓞绵绵”“富贵牡丹”。首先我们确定了主题，纹样由陈冰老师绘制，从选择刺绣底料到制作过程一步一步地跟进和推进，拿到样品进行讨论后，又提出了改进的要求，我们的前提是希望把京绣的经典工艺运用到当下实际有用的物品上，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了解京绣，所以不希望在纹样和针法上进行过多的创新。拿到绣制完的半成品后，在胡月老师的帮助下，联系裁缝进行打样、缝制，做成了眼罩等最终产品。在最后环节，眼罩的包装袋由高雅亲自挑选面料，进行花色搭配，并且全手工缝制完成。事实证明，我们所研发的眼罩产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不仅融入了传统和现代的观念，还将实用和审美完美结合，在研讨会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和喜爱。唯一的缺憾就是成本太高，但这次活动为我们下一步相关刺绣产品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金银绣学起来耗时耗力，效益不高，传承非常困难。首先表现在精通金银绣技艺的技师年事己高但继承人少，以宫廷金银绣起源的京绣为例，掌握技艺的传承人不足十人；其次，继承方式多以师徒的形式，干扰因素多，稳定性不强；再次，金银绣的关注度低，规模小，技艺的继承不系统，金银绣技艺的精华大量失传。

进人新世纪以来，对“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保护与传承已迫在眉睫。2002年7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振兴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规划纲要》等一系列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扶持政策；北京电视台制作了“燕京八绝”之—《京绣》专题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媒体也扣继发表了专题文章，“燕京八绝”的八个项目还曾作为联合展演节目登上了.北京市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广泛关注，推动了京绣潜在传承人和京绣市场目标用户的培养。

刘秀花坚持京绣事业，广泛招收京绣学徒，传授京绣技艺，从1979年开始收第一批徒弟至今，已培养出了100多名徒弟。2011年，刘秀花被评为京绣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刘秀花被评为京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自第四代传人刘秀花成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后，房山京绣曾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北京日报》等各大媒体。大众媒体对京绣的推广效果显著，甚至刘秀花的很多弟子也是由于看到电视报道慕名而来。各类型的媒介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遗项目在民众中的科普，不仅使人们了解了像京绣这样的非遗艺术，还增加了人们对非遗保护的认知，更为非遗人才传承队伍积蓄了潜在的储备力量。只是现在大众媒体展现非遗艺术的方式还比较单一，仍以新闻记叙报道为主，对民众的科普作用比较有限，非遗艺术应该尝试与不同的媒介类型进行嫁接例如，北京卫视把非遗与综艺节目相结合的尝试《传承者》就取得了很好的科普效果，由这个节目所引起的讨论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的强势转发，一时间成为人们的话题热点，提升了大家对非遗的关注和认知。

刘秀花是京绣艺人“蝴蝶宁”——宁国玺的嫡传弟子。1950年11月，刘秀花出生于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高官庄的一个富农家庭，其父辈在1949年前曾富甲一方。和很多农村小姑娘一样，她打小就和村里的姐妹们一块养蚕、抽丝、绣花，做一些枕头套、小围嘴等小物件。开始的时候，刘秀花只是给大伙烧水、递活，打打下手。可她一上手，绣的活计便工细精巧，显示出了少有的天分和灵性。1972年年初，由父亲做主，刘秀花嫁到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镇刘李店村的宁家，从此便和陪伴了她一生的京绣结了缘。刘秀花的弟弟刘树敏更是从小就学习绘画，极具艺术天赋，这也是其后来能成为优秀京绣艺术设计师的重要原因。

作为京绣的第四代传人，刘秀花已经年过花甲，她的弟弟刘树敏也已年近六十，所以京绣设计面临着传承乏力的问题。京绣设计同京绣刺绣一样是京绣艺术的灵魂所在，二者缺一不可。京绣设计不同于普通的平面设计，需要了解和掌握京绣设计的特有行规，更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领悟京绣的艺术内涵，人才培养十分不易，且现在专司从事京绣设计的人才少之又少，其传承问题甚至比京绣刺绣还要堪忧。

京绣取众家之长，涌现出用丝线在纱底上满地纳绣的“洒线绣”，用钉线法绣花的“钉针绣”、“缉线绣”，用纯金、银捻金、捻银线盘钉绣花的“盘金绣”，用贵重珍珠、珊瑚、松石等各类宝石钉坠的穿珠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巅峰。

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号称“四大名绣”。此外尚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和苗绣等，都各具风格，沿传迄今，历久不衰。

历史上，明清时期是中国刺绣业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尤其是清代商品绣的流通买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各地的绣种声名鹊起，南北绣种融会贯通，众多以地域来命名的绣种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京绣这一概念的出现约在这一时期，即清末民初时期。在《纂组英华》里记载：“清代绣画如苏绣、湘绣、蜀绣、京绣之类随处有之。不过供服御、饰妆而已。”这也是目前能够查到的史料中有关京绣较早的记载。

北京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了成卷织锦和三百余件袍服，其中有件明万历孝靖皇后宫内大婚所用的洒线绣绣成的金龙百子服。百子寓意万代延续，子孙昌盛。这是一件京绣的代表作品，其设计构图体现了“平、满、稳”的艺术水准。（见图三）

众多的京绣小件日用品除荷包外还有发禄袋、扇袋、眼镜袋、钱褡、名片袋、云肩、扳指盒、钥匙袋、手帕、耳套、枕顶、眉勒、口围之类，实用美观。这些刺绣小品为当时的刺绣艺人们提供了展示绣技的广阔舞台。他们在纱、缎、锦、天鹅绒等各种不同的地子上，施展技艺，博采众长，不墨守成规，创新技法针法，自由活泼地表现刻画纹样，使小件绣品同样能达情会意，传承文化。

除了四大名绣外，其他地域以及少数民族的刺绣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展翅飞舞的凤凰和飘动的云彩都是京绣戏衣装饰纹样常选用的题材，有较强的视觉效果。（见图二十四）

档案记载乾隆为戏衣制作曾亲自下旨：“将韩湘子石青绣衣另换作杏色，铁拐李的绣衣换成石青色，俱照此花样、尺寸、往细里绣，作八件，其衣上绣水要往好里改绣，先画一身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戏是演给帝后们看的，内务府造办处自然会挑选极为名贵的丝绸、锦缎做戏服、绣服饰，在刺绣针法上大多釆用平金、平银绣，圈金绒绣等，使绣成的戏衣或俊雅清丽，或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宫廷戏衣无疑是京绣中令人瞩目的品种。

据清宫档案资料记载，此袍系用珍贵的加重明黄色一绞一直经纱底料绣制，耗料二丈五尺。其上用赤圆金、紫赤圆金、淡圆金等颜色各异的金线刺绣了43条龙，耗用金线16两4钱，绣金线41工；用其他各色绒丝线绣制十二章纹卧水立水等纹样，用线26两2钱4分，计492工；画样过粉16工，合计全部用去918工。如果用一个熟练的绣士，则需约两年零五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龙袍上纹饰的绣活。如此不难了解宫绣用料、用工的昂贵，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绣种不敢想象的，这也成就了京绣的独特辉煌。据史料记载，十分贵重的衣料半成品，均要装入楸木、紫檀、花梨木做的高95厘米、宽37厘米、长54.5厘米的盒中，盒上刻有或贴有“上用龙袍”字样。

活跃在北京民间的绣种通过学习“宫绣”的技艺，自身也得到了提高和发展。此外，京绣的发展与京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京剧的不断繁荣发展，为京剧服务的剧装刺绣也走向兴盛，戏装成为京绣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明清时期的京绣，已有宫绣、民间绣、剧装绣三大类。

宫绣是为皇室服务的一个绣种，是京绣历史中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篇章。京绣之所以明显区别于其他地方绣种，就是因为它主要服务于京城的皇室，使近代和现代的北京地方刺绣不免带上了皇家刺绣的气息与风格，也就是“京味”。这种“京味”是其他地方看不见闻不到的特色，它使人迷恋，让人陶醉。京绣在品种规格上多式多样，尤其是有些纹样在其他绣种上是不准许使用的。虽然说宫廷绣品渗透着封建皇权的思想与意识，但制作这些绣品的工匠和艺人都是平民百姓中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一针一线绣制出的刺绣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现今北京刺绣发展的基石。如今翻开京绣尘封的历史，京绣中的宫绣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使我们对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能工巧匠充满敬意。

粤绣的图案大多是花鸟，富于装饰趣味，常以凤凰、牡丹、松鹤、猿、鹿、鸡、鹅等为题材，混合组成画面。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满足人们穿衣打扮的新需求，挑补绣花生产合作社成立，随后又有几家挑补绣花工厂在北京组建。这一阶段出了很多精品，如北京刺绣剧装厂用古老的京绣手艺为戏剧演出制作戏衣，成为北京戏曲古装的名牌产品，还有京绣艺人为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大戏楼精心制作的帝王龙袍、后妃凤冠霞帔等全套仿古服饰，都成了稀世珍品。古老的京绣重新焕发了青春。

施以各种针法制作的京绣小品日用品，如荷包、香囊、扇袋、眼镜套、暖耳之类，在故宫数以万计。绣件虽小，可小中见大，从中出色、集中地折射出中国传统刺绣手工艺的辉煌成就。

京绣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宫廷审美的要求使之升华、完善，成就了其雍容华贵的独特风格。关于京绣的研究多散见于各种刺绣类专著之中。

京绣在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应用极其广泛，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包括绣荷包、绣枕顶、绣被、绣帐幔、床帏、枕套、被面、绣门帘、桌衣、绣帕、绣肚兜等。此外，在结婚嫁娶以及做寿等方面也会有大量的使用。甚至还包括一些挂屏、座屏等欣赏用的绣品。

北京挑花是古老京绣当中一项独特的工艺，它可以追溯到出土的汉代毛织物纹饰中。北京挑花又称数纱绣，完全按数布丝来挑十字绣，针工精细严谨，完全有别于其他的刺绣技艺，绣成图案概括洗练，非常富有装饰性。其针工基本包括单十字挑花、双十字挑花及坝针三部分。

当前，政府在唤醒非遗保护意识、普及非遗知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宁氏京绣艺术趁着这股东风，将不断彰显新时代背景下京绣在知识层面与社会需求层面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王金华：我觉得三蓝绣也是京绣的一种，三蓝绣这个东西从唐代就开始有，但最好的时候还是在清代。

京绣的制作工序十分讲究，大体上包括绘图设计、扎样、刷粉、选料、上绷、选线配色、刺绣、整理八大步骤。绣品以绸缎，主要是库缎面料为主。

综上所述，京绣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的服饰需求，最初由朝廷相关机构征召全国各地刺绣的能工巧匠，使其云集京师而生产的刺绣。其工艺兼采各地绣品之长处，集全国刺绣技法之大成，艺术风格追求华美、大气，无处不体现皇家审美趣味，是具有鲜明北京地域文化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绣所创造的辉煌离不开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其他绣种一样，京绣刺绣时所用的工具都是由最基本的绣花架或称绣花绷子、针、绣花线、剪刀，丝绸类的底料等组成。

文化价值。京绣的内核是中国文化，以象征的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创作，以谐音、会意、比喻等方式，通过图案含蓄地表达了传统文化中祈福纳祥、驱恶避邪的意愿，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京绣是发源于北京的独特绣种，又称“宫廷绣”。京绣曾和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一起并称为“燕京八绝”，还曾在历史上与现在的“苏、湘、顾”并称为“四大名绣”。京绣的历史最早育追溯到辽代，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进步，在清朝时发展到顶峰。绒绣、金绣等手艺人的出现，更是让它区别于民间的苏绣、湘绣和蜀绣等。

当前京绣作品不仅有传统题材式样的龙袍、凤袍，清代文武官服补子，吉祥题材绣片等，也有如壁挂、靠垫、箱包等现代高档家居饰品，甚至还有在吸纳传统纹样基础上借鉴现代时尚元素，为名人巨星量身定制的高档京绣服装。其市场价格也因作品的品种、艺术品格、尺寸等因素不同而高低区分明显。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系的老校友洪涛、冯韵明几十年来坚守在工艺美术阵地上，兢兢业业地设计创作，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为了更好地弘扬、传承传统文化，他们结合二十多年来的教学和实践，与北京市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孙颖女士合作，编著成《京绣》一书，为中国刺绣行业做出了贡献，值得祝贺。

及至新世纪以后，继承宁国玺老人衣钵的刘秀花也沿袭了京绣“以水人画”的传统。在那片远离城市暄嚣的小池塘旁，刘秀花春日播种，秋日收获，茄子、黄瓜等一应蔬菜为宁氏老宅增添了一抹清雅的绿色。而这份恬淡和谐的田园之景，也在刘秀花的绣花针之下，被赋予了一种独特崭新的表达方式。

历史价值。京绣是北方刺绣的代表，其伴随着工艺的完善、审美的变化、文化内涵的不断升华而变迁、发展，是中国刺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术史、艺术史及传统手工业史均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京绣的工具在我这儿一根绣花针、一把剪刀就够了。但你要全面来讲，那就多了，有绣针、扎样针、绣架、绣绷、金托、刻刀、尺子、剪刀、粘粉盆等，绣线为金线、银线、绒线，金线从南京金箔金线厂采购。

京绣讲究针法灵活、绣工精巧。光针法就有十几种，如盘金绣、打籽绣、平绣等，可以说刺绣工艺是对图案设计的再创作，使得纹样更加明艳，更具有立体感，视觉冲击力更强，刺绣工艺的精湛与否更直接决定了绣品的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

一般套叶在民间的京绣中当叶子，也可以绣成花瓣组成单瓣花，或绣成多层的复瓣菊花。

1977年，宁国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京绣传承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他的儿媳刘秀花的肩上。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京绣艺术与国家的命运一同沉浮。国家危亡则艺术衰微，国家昌盛则艺术兴盛。京绣曾经是宫廷的御用贡品，在清末造办处解散之后流入民间，后来战火和动乱使得京绣行业奄奄一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实现了民间手工艺经济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京绣艺术才得以重生。

除作为国礼，京绣还多次在“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等比赛中斩获殊荣，并且每逢佳节、寿辰、婚庆、满月等喜事时，总会有全国各地的入们来订购京绣。京绣代表作品《龙凤呈祥》《百子图》等，都表达了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愿，是不可多得的民俗礼物。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天的京绣已不仅仅是一幅寓意吉祥的绣品，更是“礼轻情意重”风俗文化的一种折射。

京绣属于手工刺绣，以北方民间绣为基础，同时融合苏绣、粤绣等多种刺绣工艺而形成，且多用于宫廷服饰、装饰。

与始于民间的“闺阁绣”和“民间绣”不同，京绣是由朝廷官方组织生产的机构，专为皇室内苑绣制的用品。“宫绣”早在汉代就已产生，自明代开始其针法、技艺、用料、纹样等特点更加鲜明，清光绪年间名扬海内外，号称“燕京八绝”之一。

京绣属于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装戏剧制作艺术”中也包含了京绣技艺。就目前而言，京绣传承虽然未达到濒临消亡的程度，但其传承仍令人担忧，尤其在传承中保证其真实性这一点。由于京绣具有地域文化特点，其传承范围当前只局限于北京地区，依靠较少数量的传承人分别进行各自的传承。而其传承所依托的生产单位主要有国有企业、私营工坊与纯商业京绣商品贩卖公司。

京绣，历史上称为宫绣，多用于宫廷、贵族的服饰及其他装饰。宫廷审美的要求使京绣在色彩、图案、针法等艺术表现上形成了特珠规范，其造型和风格独树一帜，可谓“聚缛细腻而不乱，鲜艳富丽而不俗”。

在现当代，作为首都北京的独特绣种，京绣享受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绣是被政府大力扶持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在政府扶持下，濒危的京绣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京绣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优美的民间工艺，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最原始的功能是对服装的装饰。早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和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作为本部落或氏族的标记，用文身、彩绘、黥面等方法装饰身体，标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地位，表明部落的归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麻布、毛织品和丝织品的产生和着装文明的出现，人们又把图腾纹样用颜料涂敷在衣服上，或用骨针、玉针绣在衣服上，具有装饰性的服装最终取代了直接装饰身体的手段，刺绣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过去，皇宫里的需求是京绣赖以生存的土壤。皇室家族的衣着、床品、屏风、烟袋、荷包等日常用品，官服、官服补子等服饰用品，达官贵族显示阶级身份地位的服饰和生活用品，都需要技艺精湛的大批绣品。为此，宫廷从全国各地万里挑一精选了刺绣界技艺高超的顶级教师来宫里给一批天资聪慧、有悟性的十多岁的少年从刺绣专业的角度系统传授绘画和刺绣工艺。

京绣艺术功能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刺绣与绘画的结合。古代，有宫廷画师先绘出样本，再将样本交与绣工刺绣。现代，房山京绣由设计师刘树敏先设计纹样，再将底稿交与其姐京绣传承人刘秀花刺绣。在京绣传人的家里，我们能看到各类栩栩如生的京绣作品，从《群仙祝寿图》到《文王百子图》，无不体现着设计师的美术功底，并给人以审美愉悦。

京绣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和服务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奠定了京绣融合了多个绣种技艺精华的特点。据史料记载，“四大名绣”的著名刺绣艺人均曾进京传授技艺，清末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和其弟子近代著名刺绣艺人金静芬曾应诏进宫授艺监制。

走过100多年风雨飘摇路程的京绣艺术，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在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关注下，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在人们现代化艺术审美的带动下，正在焕发出与时俱进的青春气息。一代又一代的京绣传人们以拳拳之心守护着国粹，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未来留住了艺术的根脉，这是亟待传承的民间手工艺之幸，更是国家和人民之幸。

传统的京绣源自宫廷，用料华贵，往往以珍珠宝石等点缀，可谓不惜成本，且距今年代较远，具有极大的收藏价值。现代的京绣虽不复当年那般奢华，但仍是金银入线炫彩贵重，加之与绘画相结合，图案纹样多为原创，且绣工精巧、做法灵活、形象逼真、寓意吉祥，是难得的收藏珍品。

为了京绣研讨会的召开，我去首都博物馆给王亚蓉老师送邀请函，说明来意，顺便探讨了一些关于京绣方面的问题。虽然谈话时间简短，但意义非凡。

存世的民国之前的宫廷绣品，如龙袍、吉服、老绣片等，很多都是京绣精品，但在民间流通的较少，大多都珍藏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处，少数留在民间的，往往都价值昂贵。刘秀花的家里曾珍藏过很多第一、第二代京绣传人在清代时的作品，但当年由于迫于生计所迫，只能以高价卖给了刺绣藏家。而第三代传人宁国玺留下的1949年前的绣品，现在价格也多在百万元以上。现代的京绣作品，多是出自第四代传人刘秀花之手。她的代表作《帝王龙袍》被山东藏家高价买走，《龙凤呈祥》《百子图》也被海内外藏家收藏。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与西域金绮工艺的交流促成了元代织金技术的空前发展，这也使蒙元时期的丝织物和刺绣实物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入主中原蒙古族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广设绣局和罗局，刺绣的审美和功用逐渐趋于美术化。至此，随着北京作为帝王都城的开始，王室的贵族为了满足自己实用和审美的需要，在宫廷中建立颇具规模的“绣院”，在全国各地广泛搜罗能工巧匠，加之北京地区织绣业的蓬勃发展，在这多股合力的共同作用之下，“京绣”的发展已初具雏形。

1955年，十大元帅授衔典礼即将举行。当时要设计十大元帅服，领口、肩章都需要用刺绣的方式进行装点。起先到江浙一带找绣工，可苏绣虽然细腻，却无法衬托元帅服的大气。毛主席说不能用苏绣，得用京绣，最后找到了精通京绣的我公爹，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以前还看见过将帅服装的设计图，领花七针，袖口金线两道。

京绣技艺的基因延续性主要是指技艺的核心内涵不变，即京绣艺术的创作理念、基础绣法、基本流程等保持不变。房山区琉璃河的京绣传承至今，当年的诸多绣法、规矩等都通过代代人口传心授得到完整保留，这其中的很大原因，都有赖于师傅的严格培养和传承人自己的刻苦努力。

京绣虽属于宫廷技艺，但它仍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形成的。那些刺绣匠师们用心血和智慧，将虔诚的信念和希望淋漓尽致地表现于艺术形象上。“画不独为状物，亦为言志、寄情、示气”。在皇室贵胄的服装上，那些完美、对称、饱满的绣艺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审美意境。

虽然刘秀花继承了祖上的京绣工艺，但并没有自己的京绣门店，只是在古玩市场经营了一个由弟弟刘树敏在运作的摊位，每逢周末去卖点绣片。京绣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先通过工作室跟刘秀花的家人订制，然后再由刘氏姐弟负责设计和刺绣。此外，各政府部门组织的手工艺展览、为各国来宾订制的京绣礼品等也是京绣的主要销路之一。

京绣艺术的经久不衰，不仅源于其审美价值，更因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就如那著名的国画梅兰竹菊，一针一线不仅绣出了四君子各自的风采神韵，更绣出了民族品格的清风傲骨。

金代，刺绣工艺分为两大走势，一种是模仿名人书画的画绣，一种是以服饰为主体的刺绣。元代刺绣虽然在观赏性上远不及宋代，但继承了宋代写实的刺绣风格，所以服饰刺绣与日用刺绣的成就较为显著，出现大量的盘金绣品，京绣中常见的平金、盘金、打籽等均已出现。元代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刺绣除了用于服饰，更多则用于制作佛像、佛经、幢幡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中国传统刺绣工艺历史悠久，地域广泛。不同地区的刺绣在题材内容、构图、用线、用色、针法等方面各不相同，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其中有些刺绣工艺特别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固定而鲜明的艺术特色，如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广东的粤绣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绣”。中国刺绣的特色和艺术价值，直接体现在四大名绣上。除了四大名绣外，其他地域以及少数民族的刺绣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京绣是以真金或真银捻线盘成图案，辅以绒线或平绣或打籽，遵循“图必有意，纹必吉祥”的原则，严格以宫廷艺术审美为标准和规范，整体构图满而不滞、纹样端庄稳重、造型生动匀称、用色富丽奢华。无论是作为装饰品，还是作为日常用品，均展现出格调风雅、精巧细致、雍容华贵的帝王之气，彰显着使用者独特的身份和地位。

京绣作为一门宫廷艺术，其产生之初便具有艺术功能。京绣融合了其他各民间绣种的工艺之所长，是中国古代刺绣技艺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同时，作为昔日的“燕京八绝”之一，京绣还兼具着展示传统文化的文化功能，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手段，也是中华民族表现自身历史文化、观念信仰、时代风尚、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载体。千百年来，京绣工艺一直以它独特的艺术与文化风格独领风骚，其选料贵重，针工巧妙得体，色彩绚丽豪华，格调高雅。无论是龙袍中一针一线绣出的皇家威严，还是百子图里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殷切期盼，都代表了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的高超水准。

在宫廷贵族的绣衣上，京绣的要求最为严格，所用材料也最为奢华，但在现代个性化定制的旗袍中，因为高昂的成本和繁复的工艺，京绣消费群体狭窄，目前少有人研究。洪涛、冯韵明、孙颖有出版《京绣》，书中对京绣的历史和特点做了讲述，涉及金银绣有小篇幅的章节，对金银绣的针法和金银绣在宫绣上的奢华讲究程度做了概述。

京绣作为一种皇家绣品和民间工艺品，从封建宫廷传承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岁月，经历了兴盛与衰败，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弄潮儿。今天，保护与发展文化遗产已是大势所趋，但京绣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改变传统京绣工艺在现代社会的窘迫现状，迫在眉睫。房山区京绣作为京绣的一个分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何保护与发展京绣等传统手工艺，让它们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刘秀花是宁国玺的嫡传弟子，也是京绣艺术的集大成者，对京绣中的两大派别金绣和绒绣都十分精通。20世纪80年代，她曾为北京评剧团绣过龙袍，其代表作品有《九龙壁》《九州同庆》《长城》《百子图》《腾飞中华》等。这些年来，刘秀花获奖无数，2005年，在“双学双比”的活动中，被评为北京市“巧娘先进个人”；2007年她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2008年，由阿曼、科威特、苏丹等七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夫人组成的旅游观光团，在全国妇联陪同下，来到了她这个别致的巧娘工作室参观。参观者对中国民间艺术赞叹不已。2011年，刘秀花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从业40多年来，刘秀花的作品远销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及东南亚等111多个国家和地区。

刺绣是在纹样基础上的再创作，京绣创作时要根据图案的总体布局，合理针布线。一般要求绒线密实紧凑、金银线排列疏密适当、松紧适度。最终绣成的绣品要平整光滑、排线科学、针距相等，从而以高超的工艺展现京绣的富丽与华美。

京绣在其鼎盛时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美术，并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工不厌精的装饰审美风格。精益求精的工艺技术成为表达装饰风格的突破口。由于刺绣技艺主要服务于宫廷，所以工匠们在刺绣过程中很多独特的工艺，这些工艺可谓极尽奢华。明清工艺由于与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如出口外洋）和手工技艺直接相联，随着社会中市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它们有所发展。这使得逐渐拥有了自己比较独特的技法、技艺。如拉锁子、盘金绣、打籽绣、三蓝绣、戳纱、纳纱等，甚至于一些针法其他的绣种不能擅自使用。

令人称奇的是，目前留存下来的京绣作品，大部分出自男性工匠之手，这正是“宫廷绣”与“闺阁绣”的明显区别。绣院技师从少年时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绝不允许类似民间绣品的随意性和表现个性的主观创作意识。除了在图案内容、色彩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外，“宫绣”的针法也有一些固定程式和工艺要求。如袍纹饰图案中，彩线强化装饰的部位、五彩祥云和海浪的针法等，都有严格的宫廷艺术审美标准规范。正因如此，无论服饰纹样还是佩物小品，都充分体现出构图满而不滞、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尊严，具象物体绝无取巧、媚俗和率意的造型。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各种新的文艺形式不断出现，戏曲市场不断萎缩，靠单一品种生存的剧装厂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后来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岀影视剧产品生产线，将企业的主业向边缘产品拓展，把产品内容延伸到饭店服装、手绘休闲服装、宗教用品、大型文化设施用品、吉祥物等领域，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上升。近些年来，北京剧装厂曾复制过坤宁宫帝后大婚幔帐、龙袍服饰，养心殿、永和宫、咸福宫的帝后贵妃幔帐等绣品200余件。随着故宫博物院启动“平安故宫”工程，开始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院藏文物，剧装厂的孙颖作为“非遗”京绣的传承人邀请在故宫协助修复织绣文物。今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越来越多地为国际上所了解和接受。比如，外宾对剧装艺术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剧装的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对外宾有极强的吸引力。近年来，到剧装厂参观的外宾人数逐渐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外宾对描图、扎样、沥粉、印花、压褶等工艺兴致出奇的高。2000年4月下旬，在著名的友谊商店2楼，剧装厂辟出近1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作为中国剧装产品的“专卖屋”，发展前景较好。

京绣又称“宫绣”，兴盛于明、清，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的重要构成。资料显示：清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曾有“绣作司作绣”的记载，清内务府广储司下属“七作”中含有“绣作”，专司朝衣、礼服、袍褂上的刺绣及衣领、衣袖、补服、荷包等用项。“绣作”集全国各地刺绣工匠于京城，其制品主要为宫廷皇亲、王公大臣所享用，一度曾有人将“京、苏、湘、顾”并称为“四大绣”，也使京绣成为象征宫廷艺术的“燕京八绝”之一。清朝灭亡后，原专事宫廷的绣工散落于民间，主要以个体作坊形式维持生计。本书所介绍的京绣刘秀花一脉的前辈传人——曾供职于宫廷造办处“绣花局”（织绣作）的黄姓京绣艺人（人称“盘金黄”），就是在那个时期选择前门外大街东侧的西湖营胡同开办了自己的“京绣坊”。此后的1938年，宁国玺（刘秀花的公爹）拜师“盘金黄”学艺，并认“盘金黄”做义父，才使这项技艺通过嫁到宁家做儿媳的刘秀花而得以传承。

2011年6月12日，“首届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品拍卖会”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圆满落幕。这项全国首次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的专场拍卖，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和荣宝斋联合举办。其中，京绣大师刘秀花的“二龙戏珠”以16,500元人民币成交。作品系纯手工制作，选用上好绸缎为面料，绣线除以蚕丝制成的绒线外，还大量使用黄金、白银锤箔捻成金银线。作品历时90天完成，雍容大气，形象逼真，属京绣中之上品佳作。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冠琴的绣鞋“凤头屐”，以44,000元人民币成交。作品在传统绣制的基础上，采用纳帮绣加缀饰的艺术处理手法：凤头为立体型态，凤头至凤尾满帮刺绣，配色高雅，绣功精细。彩色丝线绣制的凤尾飘逸灵动，口衔坠饰，贵气十足。

在中国传统四大名绣和地方绣种中，也有使用金线的地方：但如此大面积地运用金（银）线盘绕成图案的现象并不多见，在当时就有南绒（绒绣）北金（金线绣）的说法，说的是南方侧重于劈丝的绒线绣，在南方丝线也叫绒线，而北方相对金线用得比较多，这与南北方的地域文化也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即便以同样擅长使用金线的粤绣而言，其突出立体感的钉金垫浮绣的工艺特点，也与北京地区注重平整、光密的盘金绣法相去甚远，整体造型也远不及京绣的盘金更显大气、华贵。在今天的刺绣品类中，盘金绣也有大量的应用。

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宁国玺老人永远地离开了他钟爱了一生的京绣行业。2018年，宁国玺老人辞世已有41年，刘秀花老师也68岁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牌匾发了下来，刘秀花老师把它挂在了老院工作室的墙上，一个人默视良久。几天之后，她又像往常一样来到老公爹宁国玺的墓前缅怀：“您的一生中就想办个刺绣厂，把年轻人都教会，把手艺都传下来，别丢了，现在我帮您办到了，您也可以安心了！”

1、借助“名人效应”的推动，带动名人大家、收藏爱好者的垂青。如，北京“京绣坊”曾为著名影星范冰冰出席第63届戛纳电影节量身设计打造京绣礼服，明黄色龙袍礼服绣有两条腾跃而起的飞龙，拖地的水脚上绣出波涛翻滚的浪花，有“万世升平”之意。龙纹之间绣以五彩云纹的吉祥图案寓意祥瑞之兆，雍容大气、材质华贵，无疑是现代京绣中的上乘之作。范冰冰借国际舞台向全世界展现了京绣华美贵气的东方神韵，同时也为京绣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据笔者了解，现已有不少客户要求定制同款礼服，订做价每件高达38000元人民币。

由于各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普通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还有待提升，加之缺乏专业的工艺品营销人才，所以京绣工艺的社会关注度仍然较低，人们对京绣艺术还不是很了解，许多民众对京绣绣品的欣赏和认可仍有待提升，对京绣艺术品的购买力也有待提高。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任重而道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在当代，功在千秋。京绣集各地名绣绝艺于大成，属于顶级刺绣，是针尖上的奢侈品，被誉为“针尖上的宫廷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皇家宫廷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京绣定能长存于世，恒久流传。这也是本书编著出版的意义所在。

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性和优越性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仅为当地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其注入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基因。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皇权具有唯我独尊的特点。服务于皇族的京绣也成为“宫绣”“官绣”的代名词。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以女真族、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融合，最后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皇城根儿下的百姓服饰生活中的京绣绣品也映射着宫绣的影子，具有宫绣的气质和表象，有一种“京味”的韵味。京绣是发展建立在南北文化交汇、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融合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基础上，这种杂糅性在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岀。北京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厚的文化土壤为当地的工艺美术打上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烙印。

在保护北京地区民间服饰文化方面要特别介绍的是与景泰蓝、雕漆、玉雕、牙雕等并称“燕京八绝”的传统刺绣——京绣。与所有传统文化的境遇一样，京绣传人的稀缺是个尴尬的问题，在此特摘用参与北京地区民间服饰文化遗产抢救性研究的张翎所采写文章，让广大读者了解京绣的生存状态。

1925年，宁国玺出生于房山琉璃河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是琉璃河镇的一座皇帝行宫岫云观中的先生，母亲在当地也很有威望。且因为工作的关系，宁国玺的父亲与清朝末年的太监小德张私交甚笃，在小德张的引荐下，宁国玺的父亲还曾多次觐见慈禧太后，并深得慈禧太后的喜爱，多次获得慈禧太后奖赏，还得到过她的墨宝。宁氏家族世代书香，宁国玺从小就深受熏陶，优渥的家境使得他独具艺术与文化气息，这也是他日后能成为京绣大家的重要基础。

（2）明清织绣的收藏品店。潘家园古玩城著名服饰收藏家王金华现在是北京古玩商会古典织绣研究会的会长，在潘家园古玩城开了一家“雅俗艺术苑”的店铺，经营织绣和其他古玩艺术品。1968年为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在山西夏县务农的时候，对当地古老的民俗风情、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走上收藏中国织绣艺术品和研究民俗文化的道路。几十年下来，王金华买过的中国传统织绣艺术品难以计数，仅现在保存在手中的荷包、扇套等小件织绣品，就有五六千件之多。据悉，王金华还曾经把大量的织绣艺术品捐赠或者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博物馆。现在有了雄厚资金和收藏经验的王金华经常借助自己的力量举办绣品展览、拍卖会等活动，对于京绣服饰品传承和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

京绣既是中国传统刺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北京地区的独特绣种。京绣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是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发展，其功能从美化服饰到标识身份、地位，从日常生活用品到高端艺术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朱启钤在《丝绣笔记》卷上曾摘录有关清代乘舆仪仗用绣用织的则例，其中写道：“大礼轿，上檐沥水计折子八十个，下檐沥水计折子九十个，每折俱绣金线行龙一条”。乘舆仪仗用绣就如此奢华，足可见当年对京绣实用功能的需求之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宁国玺曾受邀刺绣十大元帅服、国旗、国徽，其儿媳刘秀花也曾应邀刺绣传统戏衣，可以说社会对京绣的实用性需求从未间断过。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原服务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类绣品不复受宠，京绣的实用功能也逐步让位于艺术功能和礼仪功能。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京绣发展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京绣迎来了第一次辉煌时期。80年代，京绣经历了解放后的生产高峰后再次走向衰落，直至90年代开始逐渐复苏。今天，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新审视，致使一些农耕文明的手工技艺受到人们的重视。2003年，北京国安五龙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主持的一场“燕京八绝之生活的印迹燕都手绣精品展”让京绣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受到更多的重视。2014年，京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及政府部门的干预下，京绣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今天京绣热会持续多久，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已发生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京绣已经完全服务于商家或消费者的需要，京绣的内容、性质发生了本质的转变，昔日的精美绝伦已经荡然无存。京绣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当人们赞不绝口地欣赏来自江南水乡柔美的四大名绣（苏绣、粤绣、蜀绣、湘绣）时，谁会想到京城也曾有过辉煌了数百年的“宫绣”呢？由于文化历史的悠久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京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尽管它盛行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但作为一种潜性文化，它一直作为—种并存、互补，广泛流行于民间。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京绣发展的状况来看，它曾经迎来过第二次辉煌，成为国家出口创外汇的主要项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萎缩，消费人群的减少，以及质量的下降，京绣产品越来越没有出路。从早期的合作社，到各个绣花厂的陆续成立，再到今天各种博物馆、文化馆、研究所的成立，京绣一步步地走出了“绝境”。其产品也由原来的皇家御用品到戏衣和公馆服饰再到各类出口服饰品，京绣一步步走向了民间大众的牛活。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逐渐重视，尤其是京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它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越来越大，知道和了解京绣的人也越来越多。

宗凤英的《明清织绣》及宗凤英、林业强合作的《朝天锦绣：升雯阁藏明清宫廷服饰》是故宫博物院织绣文物研究成果的代表，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历代织绣文物，对宫廷京绣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金”，《说文解字》里面解释为“五色金也，黄为之长”，金黄色自古是富贵、华丽、辉煌、财富、权势等的象征。现实中，由于黄金这种贵金属的特质和金色的色泽性，它常常出现在京绣的绣线材料中，有时会单独使用，有时会和其他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使用。京绣中盘金绣与其他绣种中用金的最大区別在于绣线的不同。京绣中盘金绣使用的金线是以黃金锤箔、捻线而成的纯金线，金线纯度可达99.9%。清末民初，刺绣匠把盘金绣叫做“做金活”，或“挂金边”，在各种针法中独立出来，有专门的绣工承做。皇家龙袍之上的九条金龙，尽显威严霸气飞腾于海水江涯之上，粗大的龙爪强劲，既充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向人们展示了盘金绣的独特魅力。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势力侵入，北京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中心。至清代末年，政局混乱，清王朝岌岌可危。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同时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时期，京绣也发生了剧烈的变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为宫廷服务的皇家绣种也逐渐湮灭，曾经为宫廷服务过的刺绣艺人流落人间，在民间这块土壤上开始扎根发芽。一些民间的绣花庄就是由当时的宫廷刺绣艺人开办的，多时达几十家。在当时北京的朝外、珠市口等都有专门的刺绣作坊，专门给宅门的有钱人刺绣衣服。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即因当时王公大臣喜爱绒绢纸花在那里设立花市而得名，当时的纸花有“宫花”之称。民国以来，随着西方科技的引入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人们的生活风尚逐渐趋于欧化，加之后来遭遇的内忧外患，京绣的发展却没有随社会的发展而有大的进步，其态势逐渐式微。

如今，刘秀花除了每日躬身操劳于绣架之前，为了使京绣技艺能够后继有人，传习长久，她还免费开办了京绣培训班，义务教徒，免费传艺。多年来，刘秀花一直致力于京绣传承，她带领自己的百余名徒弟正式成立了北京云龙京绣艺术中心，以工作室的形式收徒传艺。目前，刘秀花的弟子主要有王争、李丽、韦燕丽、尹丽琴等，学员中有男有女，其中不乏拥有硕士学位等高学历的京绣传承人。她广泛参加社会活动，致力于扩大点绣的社会影响力，并弘扬京绣艺术。

首饰盒是古代女性最为贴身且最为钟爱的一件常用物品，每到女子出嫁，都会带着自己陪嫁的首饰盒。思考这种收纳形式，与现代箱包的使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女性参加宴会时手包就是一件必不可少的配饰，通常会在里面放入自己贴身用的配饰以及化妆用品。宝盒系列手包是一套以古代首饰盒为灵感来源的手包作品。包身造型采用具有中国古典气质的扇形和正八角形来突出东方的对称之美。刺绣部分以传统图案喜相逢为基础，通过拆分与组合的方法重构出一个发冠和一只步摇的造型，使用京绣的特有针法“盘金绣”表现出京绣端庄华贵的感觉。这一图案的选择一方面契合了“宝盒”这一手包系列主题，同时蝴蝶元素的运用也满足了京绣“图必有意，纹必吉样”的寓意特点。包内可用于盛放如戒指、耳钉、唇膏等物品，防止细碎的贵重物品丢失，便于女性随身佩带。

此时，民间的刺绣工艺已非常兴盛。随着商品绣生产的大力发展，各地民间绣品已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格。由于受明代露香园顾绣兴起，以及朝廷在江南设立织造局等多重合力的影响，清代民间的刺绣风气大开，在苏州、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四川、山东等地，分别形成了刺绣业中心。由于各地人文特色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这些刺绣均属于民间刺绣，但却拥有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些不同风格的绣品或多或少地汇聚在京城，对京绣颇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此时京绣的发展亦令人瞩目。张延祝在《日趋没落的北平手工业》中写道：北平的刺绣业也很兴盛，称为京绣，是北方刺绣业的中心，最繁荣的时期远在乾隆年间。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社会的鼎盛时期，时间约在18世纪中晚期，这一时期京绣基于社会的繁荣昌盛，有了十足的发展。京绣一度成为北方刺绣业的中心，以平金、戳纱、拉锁的技术较为发达。

中国的刺绣种类繁多，人们常以地域的名称来命名一个绣种。对于京绣，顾名思义，即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统称。京绣是人们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地区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历史上，京绣作为御用绣种，由于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和时代的文化背景以及服用者的特殊性，使得京绣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时期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格。早在辽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名噪一时。明代以后，京绣的针法、技艺、用工、配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尤其在清代京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京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皇城根儿下的民用刺绣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间的京绣则彰显出“京味”的特色。后来，京绣与玉雕、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花丝镶嵌、金漆镶嵌和宫毯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的“燕京八绝”。在历史的沿革中，它们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宫廷要求的审美标准和近乎苛刻的制作要求下开创了中国传统工艺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了“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和工艺文化。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京绣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京绣为主的北京手工业成为当时出口创外汇的主要项目，同时也滋养了一大批京绣手工业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时兴起的定制服装中，京绣在服装设计领域有较大的应用。步入现代社会，随着京绣使用者的不断减少，加之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到来，号称“燕京八绝”的京绣发展态势逐渐式微。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纷纷重新审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的不断深入，京绣在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再次受到民众的关注，京绣传承人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对京绣的技艺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应用和宣传。目前，在政府和民间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京绣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曙光。

京绣是中国独具一格的刺绣品种，高品质的京绣做工精良、弥足珍贵，集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于一体，未来必将有巨大的升值空间，是当下投资的明智选择。藏界应该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共同努力营造健康的艺术品市场购藏环境，使京绣收藏能够形成向全国乃至全球多方位、多层次辐射的发展流，通常情况下，流传有序的藏品，比较值得信赖。

明代是中国古代服饰图案形式和内容集大成的历史时期，清代则延续了这一传统。满族服饰上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最大化地使用，在寓意方面主要集中在福禄寿喜四个主要方面，借助谐音、会意、借代和比喻的方式加以组合应用，在每一件绣品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一人一物都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意。有托物寓意的，如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石榴多子，松竹梅表示清高正直，牡丹象征富贵荣华，松鹤寓意长寿。也有因谐音而成为图案题材的，像鱼表示喜庆有余，鹿和“禄”，瓶和“平安”，金鱼和“金玉”，等等。还有几种方式联合起来的组合设计，比如“卍”字和牡丹叫做富贵万代，“卍”字、蝙蝠和寿字结合在一起就是福寿万代，“卍”字锦地上绣花卉是锦上添花……另外，不同人的服饰、不同场合的装饰还会有区别。比如，在祝寿的日子里，绣品的组合图案有：八仙祝寿（人物造型以各自手中使用的法器暗喻），五福捧寿（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福寿双全（佛手与桃子的组合），福寿如意（桃子、蝙蝠与灵芝的组合），福、禄、寿三星（三位仙人），长寿、长喜（长形寿字式喜字），报喜图（豹与喜鹊），同喜（梧桐树上落着喜鹊），荣华富贵（芙蓉花与牡丹），玉堂富贵（玉兰、海棠花、牡丹的组合），金玉满堂（水塘金鱼）、松鹤长春（松树与仙鹤）。在服饰上绣制100只蝴蝶则寓意百蝶（百耋）。古人称80岁以上为耄耋之年，百耋的谐音就是对长寿的真诚愿望；而婚庆时则要用鸳鸯戏水、连（莲）生贵子、瓜瓞绵绵纹样，寓意爱情美满的内容，如因何得偶（荷花、藕、莲蓬）、合和二圣（寒山、拾得二仙或一朵荷花与一个宝盒）、夫荣妻贵（芙蓉与桂花）、并蒂同心（一只藕生两朵荷）、麒麟送子（麒麟上坐一童子）、子孙万代（葫芦满枝）；祝贺升迁则用指日高升、平（瓶）升（生）三级（戟）、一路连科（鹭鸶鸟与芦苇）、杏林春宴（燕子与桃花）、官上加官（公鸡与鸡冠花）、鱼跳龙门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有吉庆有余（宝瓶中插戟挂磬和鱼饰品）、室上大吉（石上雄鸡）、吉祥如意（大象上坐一执如意的童子）、刘海洒钱、喜相逢（两只喜鹊）等。在京绣中所用的纹饰风格侧重于写实，题材有花果、虫草、庭院小景、戏剧人物等。绣制时根据物体的阴暗面，用变换色块的方法来表现立体感。如“花中之魁”的牡丹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皇后、贵妇的服装、衣饰中大量使用。京绣中牡丹造型十分夸张，工整饱满、装饰性极强，与民间的同类造型截然不同，如果牡丹再与夸张、变形的彩蝶组合，则寓意富贵长寿、幸福美满。京绣纹样十分注重口彩，将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化为图形，形成了京绣造型艺术的鲜明特征，这与京城人文、特殊地域有着密切的关联。

（5）北京燕都刺绣厂。北京燕都刺绣厂位于朝阳区双桥火车站附近，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现存生产京绣的最后一家厂。根据燕都刺绣厂的老厂长吴国树介绍，燕都刺绣厂隶属北京朝外街道联社，创建于1979年年底，它的前身是由6个老太太组成的为北京首饰厂加工的小生产组。发展到1988年该厂已实现产值240万元，利润50.9万元。1984年年底扩建了厂房，占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正式职工126人，产品由建厂初期单一的绣片扩展为九大类百余种花色。70%为出口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朝外街道联社的尖子企业。以出口日本的服装为例，主要是和服式浴衣，上面有精美的手工刺绣，刺绣的图案一般由日方指定，大多是传统的花卉图案和仿古图案较多，如菊花、牡丹、蝴蝶等。一些仿古图案要求原样复制，并且是纯手工绣制。使用的面料也多是传统的库缎和软缎，100%的真丝面料。燕都刺绣厂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市场动态和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调整产品的形式、花色和面料，并广泛开发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产品服务的辐射面。当年在长城饭店、兆龙饭店、北京饭店、友谊商店、燕京书画社、天坛公园等开设销售点。在产品方面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最开始的龙袍、官服、绣片、靠垫、挂屏、古装衣、武打衣、坎肩、鞋面到实用型的服饰类，不断地摸索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将京绣图案应用在睡衣系列中，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年产量达到6万件。在图案方面也是大胆创新，选择能表现中国文化的古老传说、民间故事、历史人物等图案，如龙凤图、金陵十二钗、百鹤图、汉武帝像、寿字、百子龙灯、鬼蛇、五毒坎肩、龙袍等。绣工的技艺也不断提高，八九十年代是燕都刺绣厂发展的最好时期。今天燕都刺绣厂主要以生产销售一些旅游工艺品来维持生计。燕都刺绣厂辉煌时制作的5米多长的《春江花月夜》曾在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上获奖，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在北京市工业促进局的支持下，赴法国参加了巴黎万国博览会100周年庆祝活动。北京“燕京八绝”等工艺美术品中共计15人和单位集中获奖，其获奖作品特点为：一是宫廷特色浓郁、二是民族色彩浓厚、三是做工极为精细、四是民间色彩浓厚。

因此，房山琉璃河镇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京绣得以大放异彩的重要源泉。在京绣作品中，传统文化类绣品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每一幅传统文化类绣品的背后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寓意。从寓意健康长寿的《麻姑献寿》到祈求多子多福的《文王百子图》；从取材于神话传说的《八仙过海》到反映历史文化典故的《刘海戏金蟾》，无不体现了京绣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追求。

前文提及，过往的京绣制作不惜工本，奢侈昂贵，成本及售价相比同类刺绣品要高。然而这一选材用料的特点使得当前的京绣面临市场尴尬。据剧装厂孙颖老师反映，成本高昂的京绣经常使得购买者对价格难以接受，最终选择机绣。除剧装及个别文物单位的仿制需求外，京绣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小，市场需求越来越少，且需求方也没有变化，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发展传承。

通过对京绣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以及对上述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京绣是北京地区的刺绣的总称，它以北京为中心，以构图严谨、做工精细、艺术高超为特色，主要用于绣制皇室宫廷用品、生活日用品以及戏衣等。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的阐述来理解它的内涵和外延：

京绣之所以独享盛名，登上了艺术成就的高峰，其皇家御用贡品的特殊地位功不可没。就拿瓷器来说，御器厂生产的瓷器都特别精美，因为它专门为宫廷制造瓷器，百里挑一，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服务对象的贵族性主要是京绣所表现出的尊贵：尊重皇帝，尊重皇后，表现它的雍容华贵。京绣不同于其他绣种，就在于它是御用的刺绣，服务于皇亲国戚。自周代以来，历代均有专掌绣事的专职人员或机构，周代有设色之工，汉代有织室，隋唐有织染署，宋代有文思院、绫锦院、文绣院，金有文绣署，元有纹锦总院、针线殿绣局，明有针工局文思院，清有造办处。尤其在清代，受统治者思想的影响，服制上的规定更加严格繁琐，以突出其尊贵性和统治性。清代贵族的服饰主要以装饰纹样的形式来表明身份和地位，纹饰内容、用料独特和工艺水平成为象征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观念符号。皇族贵冑服装上面的龙纹及数目、所绣位置及使用的材料以及色彩的选择均按照各自的身份和地位来绣制。京绣中刺绣时使用的纹样有着严格的规范，按照京绣艺人的行话叫“规矩”。所谓的“规矩”，通俗一点理解则是照本宣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实际上是严格遵从清代统治阶级规定的服装制式的典型体现。这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做活时的规矩，其二是服制上的规矩。《故都文物略》载：“衣着之宜，旧家必准礼法，谓之‘款示’，俗曰‘得样’。”

王争是刘秀花20多个徒弟中年纪较小的一位，现在已跟着师傅学习7九年多，曾多次随刘秀花参加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机构等举办的各类展览。王争是琉璃河镇人。在学习京绣之前，接送孩子、做家务是她的日常生活状态。但是，她从小就热爱刺绣，所以当初在电视上看到对京绣技艺和刘秀花的采访后，第二天便上门拜师。在王争看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能挣多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但是从事京绣，除了一腔热情，要想做好它，还必须专注眼下，心无旁骛。如今，刘秀花的大儿媳尹丽琴也拿起了绣花针，开始学习京绣。天资聪颖的她同样继承了婆婆的勤奋与刻苦，相信假以时日，也必将成为刘秀花的得意传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传统手工业遇到了严峻挑战，几乎所有的京绣作坊都难以为继，宁国玺响应国家号召关闭了京绣坊，回到现在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刘李店村。此时他的精湛绣艺已名扬京城，所以回家以后，仍有人请他做绣活，使得他能够继续从事自己挚爱的京绣制作。

如果仅将金线用来勾勒图案的旁边则叫圈金绣，也叫“钉金”。其具体技法如下：用双根金线盘出纹样轮廓并用细线固定住金线，针脚匀称，针距离相等、松紧适度。用圈金针法绣出纹样轮廓后，内部针法可有多种变化，常见的有“圈金打籽绣”“纳纱圈金绣”等。圈金绣更多的是用来点缀和装饰图案的花边。金线既可以用来勾勒图案旁边，也可以将图案中间全部填满。盘金绣，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包金绣，层次分明，交相辉映；银线绣古朴文雅，素而不俗。除了使用真金白银的金银线以外，还会将金这种材质做不同的工艺处理应用在京绣或者服饰的装饰中。如片金是将黄金锤成的薄片制成金箔，然后贴在极薄的羊皮上或绵纸上再用于刺绣中；捻金是将金箔切成细条和丝线捻在一起作为绣线使用。据报道，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元朝至正二十六年绣的妙法莲华经卷，绣制的正经经字、佛头等使用针法繁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量使用了盘金、泥金、钉金箔等方法，用色多达十四种。

上下有别，等威有序。“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代，对服饰制度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明代是汉民族一统天下的朝代，服饰制度悉尊汉制，略有改动。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到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三十一年《皇帝礼器图》校勘完成，才逐步发展完善、完备，并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其种类丰富，雍容华贵，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自乾隆时起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文武百官及公主、福晋、命妇的官服，按其不同的用途分成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便服几大类，除便服外，均绘制成图，收录于《皇帝礼器图》中。后经嘉庆、道年间篆修成《会典及事例》，至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篆成《大清会典图例》。刺绣时纹样的大小、内容等均出于此。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的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赏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12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而女子的服装若是满族妇女则自皇后、亲王福晋等皇族也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服饰等级及服色、纹饰与其丈夫的品级一致，只有霞帔是女子专用。明、清皇室、王公贵族的衣饰可以说是京绣艺术的集中体现。以衣着为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清朝帝后的丝织绣花服装和衣料，数量竟高达数万之多。

在公路旁的这间普通民房里，不断出现师徒一起挑针引线、共同切磋的生动情景。为了更好地传承京绣技艺，刘秀花不仅亲自编写京绣教材，还亲自辅导京绣爱好者刺绣，按照学习者级别不同逐渐递增和巩固以前学过的针法。此外，刘秀花还积极地跟随非遗办推进京绣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接触非遗，根植对京绣艺术的热爱。在刘秀花看来，虽然这项活动对京绣的产品推广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但是却对这门技艺在未来的生存和价值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助力作用。

李雨来、李玉芳的《明清绣品》，就是一部刺绣理论与实物相结合的专著。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从未公开出版过的实物资料，作者的许多观点与学院派不尽相同，以实物为依据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并以实物对比的方法来阐述观点，对京绣的针法特点、艺术风格、色彩构图以及刺绣品种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此书是作者多年收藏经历的总结，书中内容既包括刺绣工艺、种类和区域风格，又涉及服饰制度和文化内涵。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切身经历所表达的内容，不仅为热爱中国古代绣品的人提供了深入浅出的指引，为从业者对中国古代绣品的收藏和鉴赏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可以说，时代不一样，人的需求也不一样。目前做的类型一般有摆件、旗袍，还有外国人喜欢的纱。1985年，我给评剧院做过戏衣，做得比较糙，对我来说就是玩呢。京绣这个活最主要就是要懂咱们国家的历史、文化。文王百子、龙凤呈祥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徒弟们把精华学到了作品就活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特点是传承，而发展规律是进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文化进化论》一书里写道：“文化是由传递而普遍遗留下去的，并且渐次连接于语言媒介的团体传说中。因此，文化在团体中，是一种累积的东西，而文化之对于个人则是一种和同伴交互影响后，所获得或学习的思想行动的习惯。文化是包括人的控制自然界和自己获得的能力。所以一方面它是包括物质文明，如工具武器，衣服，房屋，机器及工业制度之全体，他方面是包括非物质的或精神文明，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仪式，道德，法律和政治的全体。”“燕京八绝”的京绣的工艺流传可以分成等级，比如一些市场化的产品，大众购买放在家里面做装饰，或者是鉴赏用。市场化和批量生产并不等于说把这些工艺绝对取消，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大量市场化、大批量生产，即使是市场化的产品，也应该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提高它的技术含量，平衡实用和审美的关系，使它成为工艺品。当下，如何将传统的手工技艺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是一个大命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银绣相关论文研究主要在国内，国外的研究比较少。潮绣、杭绣、京绣都以金银绣为特色，还有一些地方绣种，也有涉及金银绣的技法，如宁波金银彩绣、东北绣等。但是对金银绣的应用，只是在潮绣这一分支上有较多论述，对系统的金银绣研究比较薄弱。在纹样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献主要针对于金银绣的历史发展与工艺，研究的成果也多是以概括为主，不够全面完整。

其三，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京绣”是“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体。北服——例外传统服饰应用研究所胡月教授这样说：“京绣一方面服务于宫廷，其服务对象是皇室的贵族，当时在京城的织造局养着一大批绣工专为宫廷服务，这一批优秀的绣工来自全国各地，这段时期的刺绣主要是北京作为都城之后而产生的。而此时民间的刺绣，主要是作为民间地方绣种而存在于北京这一地区，主要是从事小件的绣制，如腰间杂佩等，它们也在兴旺发展着。同时随着京剧的诞生，出现了专门刺绣戏衣的作坊。由于戏剧内容的需要，戏衣的绣制时一部分模仿了宫廷服装的图案和针法以及色彩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京剧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京绣‘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如图1-4，京绣对北京皇城跟下的百姓的服饰装饰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幅牡丹纹大气、饱满，在针法上虽不如帝王用的规整，但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

在这片上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有先人生活生产繁衍生息，因此这里被称为北京城的源头，简称“北京之源”“城之源”。而京绣绣品中常出现的龙纹也与此有关。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子孙被称为龙的传人，所以一座城市的源头往往也被称为真龙肇兴之地，琉璃河镇也因此成了北京城的龙脉所在地。京绣作品中的龙纹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是因为其源于皇宫天子之礼，也跟宁氏老宅所在地博大精深的肇兴文化有关系：

制订试行传承人职业学校研修计划，实现传统师带徒、家族传承与现代职业化教育相结合，拓展传承途径和方式。开办非遗艺术培训职业学校，设立京绣传承班，由不同的京绣传承人去授课，实行隔年招生，并实行导师带徒弟制度；提倡艺术院校增设非遗艺术设计方向专业课程，供有兴趣的同学选修，为培养具有艺术功底的非遗手工艺设计人才奠定基础；在中小学继续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学开设民间艺术特色课程，邀请传承人进校园表演、传授，在校园中教育熏陶青少年保护、传承“非遗”，吸引广大青少年加入到非遗文化传承队伍中来。开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非遗工艺学科，并在工厂设立定向实习基地，产学结合，学校传承与工厂传承对接，工厂和公司对接，公司跟市场对接，使得学生有出路，绣品有出路，手艺有出路。

在战火纷扰的年代里，无数民众流离失所，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正是因为有干千万万像杨、黄二位师傅这样勇于坚守的手工艺人，虽历经了清末的风云巨变、走过了民国的多事之秋，却创作了无数的京绣优秀作品，更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无私传授给了后人宁国玺，从而保住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当年的他们或许不会知道自己短暂的一生会对后世有何影响，京百年后的我们回顾历史，定会万分感谢当年栉风沐雨却仍旧坚守技艺的他们。

王亚蓉：这样说我更倾向于它是宫廷绣，它主要兴起还是清中期，像当时英国、日本、韩国的出版物上将“拉锁子”称为“北京针”，那时候流传到国外的比较多。京绣中再比较突出的针法就是纳纱和戳纱等，一方面国外的刊物比较严谨，研究得也深入一些。你去查一查京绣与京剧之间的关系，各地生产的刺绣品都为北京服务，嫔妃们等专门为宫廷的刺绣，它不以商品绣为主，多读一下《北京竹枝词》《红楼梦》以及明清杂小说之类的，里面可能就有零星的记载关于服装的，比如衣服坏了去哪里买啊，等等。还有一些明清笔记小说，要大量翻阅。

房老师：京绣由于宫廷的原因它没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像一些有名的刺绣，如苏绣、粤绣等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明清时期，江南三织造做的东西是一些地方性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宫里的绣作里做的，那他们带过来的就是苏绣的东西。如果说宫绣就是京绣的话，那它技法里面基本上是苏绣的东西。它不同于民间的审美风格；清代的风格就是繁复，繁复越繁复，是一种包装艺术，一种装饰艺术，与其本身异族统治有关。从文化上来说，要想把自己的东西树为正统的，它就必须吸收、继承汉族传统文化的东西。这一切是建立在保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清军入关之后，心理、思想、审美趣味以及享乐的艺术情调，一步步随着政权的稳固在慢慢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杂糅的文化。

在古代社会，刺绣不仅是一种装饰手段，同时也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表达自身历史文化、观念信仰、时代风尚、审美趣味时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历朝历代以皇帝和皇后为主的统治阶级服饰是传统礼制趋于高度成熟的产物，服饰的颜色、款式、纹样等，无不具有深刻的含义。京绣用普通的针和线造就了不一样的刺绣艺术，在中国古代的刺绣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京绣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它的不平凡在于由于其穿着对象的特殊使得它区别于其他绣种。同时，六朝古都所孕育的宫廷文化折射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更使得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京绣如虎添翼书写了它的传奇。尽管京绣在人们的衣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能让京绣名声大噪的还是服务于宫廷的缘由。尤其是少数民族掌权时期，京绣在满汉交融的文化熏陶下也深深地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加上清代的服饰制度体系十分庞大、规制极其浩繁，占据了中国服饰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的服饰制度等级森严，而以宫廷服饰为代表的服饰制度则是清代服饰中等级规格最高的服饰，依附于清服饰的京绣也彰显出与服饰制度相匹配的地位和风格。

王金华：京绣作为一种刺绣种类大约是从明开始的，明早期，我也是从资料上看到的。中国的四大绣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是中国的代表绣种。不是说宫廷的东西就特别，因为你宫廷的东西再好，也是来自民间，民间的东西是基层的，因为它可能是拿到作坊去做的。

看戏是民间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对清代帝后、王公大臣而言，同样如此。在清代，戏曲演出被正式列入朝廷仪典之中，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每逢帝后的生日、大婚及重要节令，都会在宫里安排隆重的戏曲演出，届时皇帝以恩赏的形式宣召部分王公大臣进宫看戏。清乾隆四十一年时在宫中建成“畅音阁”和“阅是楼”。这两个戏楼专门为演出宫廷大戏而建。阅是楼正中设有宝座，供皇帝、皇后及嫔妃们观戏娱乐。档案记载乾隆为戏衣制作曾亲自下旨：“将韩湘子石青绣衣另换作杏色，铁拐李的绣衣换成石青色，俱照此花样、尺寸、往细里绣，作八件，其衣上绣水要往好里改绣，先画一身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戏是演给帝后们看的，内务府造办处自然会挑选极为名贵的丝绸、锦缎做戏服、绣服饰，在刺绣针法上大多釆用平金、平银绣，圈金绒绣等，使绣成的戏衣或俊雅清丽，或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宫廷戏衣无疑是京绣中令人瞩目的品种。

陈厂长认为京绣最突出的是它的典制图案，京绣的图案内容有其独特性和规范性。如意馆的画了那要拿去皇帝御批的，九条龙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所谓的规范就是指服务于宫廷等皇家对象所决定的，也就是《大清会典》里明确的记录和规定。比如说龙纹，在民间不允许用龙纹，用也只能用蟒，五爪为龙，四爪为蟒。还有凤，民间用得比较粗略、随意，不会像皇家那样讲究。又比如海水江崖这也是象征权威性，民间也是不会允许使用的。同时，图案的使用也有其阶段性，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审美需求以及工艺美术的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京绣传承着宫廷的风格，有宫廷的典范。可以说京绣是图案绣，苏绣是国画绣。

从政治角度看，作为诞生于京城的地方绣种，京绣从产生到发展都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古代为皇家服务，到现代被国家支持，京绣对政治的敏感度要明显高于其他绣种。

谈起京绣，陈厂长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生动的描述。陈厂长认为，“京绣”虽以地域名称命名，但是其真正的精髓部分却体现在“宫廷绣”部分。进而，他介绍到，“宫绣”起源于唐代，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的丝织业开始兴旺，因此在燕京专门设有集中刺绣劳作的“绣院”，又因其绣品主要是供奉宫廷、帝王、侯爵服饰之用，所以“宫绣”在针法、用料、纹样图式的选择上都具有鲜明的统治阶层审美的特点：在材料上，“宫绣”—般选取最好的绸缎为底料，而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将黄金、白银锤箔后捻成金、银线用于服饰绣品上面也极为普遍，到了康乾盛世，还大量使用珍珠、珊瑚、孔雀羽毛等珍奇材料穿插其中；在针法上，由于皇家能够汇集到天下的刺绣高手，将各种流派之精绝技艺提炼融会，又以宫廷典章之规范和皇家之审美宗旨加以引导，从而形成了严谨规范、毫厘不苟的针法路数；从纹样图式的选择上，“宫绣”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图必有意，意必吉样”的原则行事，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将统治阶级的身份地位，以及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祈福纳祥、驱恶避邪的观念表达了出来。

从文化角度看，北京是多朝古都，民间文化十分丰富，既汲取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精粹，又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民间风俗。从青砖灰瓦的胡同和四合院，到古色古香的潘家园和琉璃厂，再到百年传承的绢花和毛绣艺术，无数历史悠久的古建遗址、多姿多彩的非遗艺术、饱含生活气息的节日风俗，以及数不胜数的民间传说在这里汇聚融合。以北京老城为中心，以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依托，共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正是这些老北京独特的民俗民风和文化特色，为京绣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王亚蓉：图案纹样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花卉等的吉祥纹样，题材是多元的，要通过实证来证明它；另一种就是实用的，像拉锁子等用在衣服的表面就是为了实用。文章中的结论多用“可能”，不要下一个结论把它说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京绣就是一大杂烩，是全国绣种精粹的集中体现，要述实，明证。

（2）北京工艺美术厂。北京工艺美术厂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七八十年代是北京工艺美术厂最辉煌的时期，到2004年12月工厂宣布破产。当时的辉煌与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保护传统工艺的口号，于是以前的老艺人都被招集回来，先是成立了合作社，后来又设立工厂，确保了这些传统工艺技术在以后不会失传。在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外汇，但在当时除了粮食和初级矿业品外，没有其他可供出口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一下子成了当时出口换汇的大户。另外，当时的北京工艺美术厂还承担着政治任务，那就是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和外国友人的参观和学习。曾经担任过工艺美术厂副厂长的张同禄回忆：“外国元首们在中南海和主席、总理会面，他们的夫人、子女就在我们这里参观、学习，当时的泰国公主就是在我们厂里学习的刺绣。”那时，集中了14种传统手工艺的北京工艺美术厂是全国最大的传统工艺生产基地。一方面随着从业人员的减少，掌握传统工艺精髓的大师们正在逐渐离我们而去；另一方面原因是粗制滥造工艺品的泛滥所带来的虚假繁荣。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以京绣为代表的北京传统手工艺走向衰落。

京绣市场的连年升温致使京绣收藏成为更多投资者的倾心选择。然而收藏京绣切忌盲目投资。不同的京绣作品其市场价格也因年代、题材、工艺水准、艺术品格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高低区分泾渭分明。

历史上，由于北京作为故都的特殊性，所以成为全国特种工艺荟萃之地。特种工艺也简称“特艺”，它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一个类型，属于比较特殊的工艺品种，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是所用的物质材料比较贵重或是比较特殊；二是作品以陈设欣赏为主要目的，精工细致，精雕细琢，加工难度比较大，或工艺制作比较繁复，因而价值都比较贵重。比如象牙、玉器、景泰蓝、雕漆、花丝、金漆镶嵌、刺绣、绒绢纸花、地毯、宫灯、挑补花等工艺品，做工精湛纤细，华丽别致，都是属于“特艺”的范畴。1919-1937年为北京市特种工艺最繁荣时期。《北京文史资料》中记载“七七”事变前，北京的手工业从业人员有15万人，其中从事特种工艺制作的有25000人。如景泰蓝的从业人员曾达到2700余人，玉器曾达到8000余人，花丝曾达到3000人，京绣曾达到2000人，挑补绣曾达到3500人。当时北京特种工艺品大部分为王公贵族专门享有，很少成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辛亥革命之后西风东渐盛行，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社会生活习尚逐渐改变，人们对衣着的式样、面料以及装饰手法的喜爱心理、固有的服饰观念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繁缛装饰的刺绣风格视为旧时代、旧观念的东西，成为落伍的标志。人们崇尚的是西式的、新颖的服装款式。中、西两种服饰风格杂糅并存，在一些传统风格的旗袍等服饰上还保留了一些精美的京绣。这时，走向民间的京绣，以绣制旗袍、礼服、鞋面、台布、靠垫等为主。

京绣历经汉唐的孕育，到明清的兴盛与辉煌，再到近现代社会的嬗变，几经起伏跌宕，在百姓的生活中传承了下来。作为北京地区刺绣业的统称，京绣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诞生，随着北京作为都城的岀现而逐渐孕育成熟，奢华的皇室生活、不计工本的投入，造就了属于它自己的辉煌。但京绣随着宫廷的消失而逐渐走向民间；贵族阶级的没落，没有人再消费得起奢华精致的刺绣品，这直接导致了包括京绣在内的宫廷艺术的悄然衰退以至慢慢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京绣为主的服饰用品成为主要的出口物资。改革开放的到来，进入现代社会追求新生活的人们，在服装设计领域尽情地构想着京绣的美好生活。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具有个性化的民族元素成为创意设计的主题和备受青睐的领域，京绣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常以具体的形式或物品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每个民族心里都隐藏着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祝福与期盼。京绣的纹样寓意不仅是祈福纳祥，同时也是穿用者身份、社会地位的标识。京绣中的图案不仅集中了古代社会纹样图案中优秀的精华，又融入了清代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需求。图案造型饱满大气，注重装饰性，充分体现了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与同一时期其他工艺美术的风格一样，越繁琐越不嫌繁琐，一切都是为了装饰而装饰，具有同期欧洲洛可可式的纤细、繁缛、富丽、矫揉造作等艺术风格。《大清会典》中对帝、后、皇子、贝勒、大臣穿着使用的服装图案纹样、用色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普通百姓的服饰及生活中的纹样也是处处充满了吉祥含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绣的图案特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图案的专属性或者说等级性，意思是说这种图案只能某个阶层的人使用。比如清代顺治九年（1652）四月上谕：“凡违禁衣服，如：三爪、五爪满水缎圆补子，黄色、秋香色、黑狐皮，俱不许存留在家。余越品衣服，如御赐许穿用，若非御赐，听其变卖不许穿用……”另据康熙九年（1670）议政王等议定服制：“民公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禁止穿五爪、三爪蟒缎满翠缎圆补服，黑狐皮、黄色、秋香色衣……”另一个是寓意性，就是说所用的每个纹样必须有好的口彩。京绣在清代服饰制度达到繁缛的同时，图案的内容也成为历朝历代积淀最为深厚的一次，服饰中运用图案蕴含的美好寓意几乎达到了泛滥的地步。作为宫廷艺术之一的京绣，几乎每一种纹样都有自己所蕴含的寓意。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风的吹起，让“宫廷金银绣”的发展有了复苏的迹象。高级定制品牌“京绣坊”曾在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为影星范冰冰量身设计京绣礼服，礼服上绣有两条盘金飞龙，拖地裙尾上绣制有波涛翻滚的浪花，气势逼人，让金银绣的技艺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推动各个名人大家、收藏爱好者的垂青。高级定制尽管可以让金银绣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宣传，但这种高成本、耗时耗力的方式也只能服务于少数人，限制了金银绣市场的发展。

由于使用者地位的尊贵性，奢华精美的绫罗绸缎也成为皇亲国戚的喜好，绣工们也穷尽巧思制作出精美的绣物。京绣的用料非常的珍贵，极尽奢华。真正意义上的京绣，或者说京绣中的极品，其用料十分精细贵重，不计工本，可以说为了制作一件衣服可以穷其所有，达到极致。京绣中所用面料多为库缎，也有软缎或其他半成品的织锦上绣制。缎类织物的质地比较厚，由于丝线交织的特殊结构，其中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赋予其“闪缎”的称谓，极其形象到位。缎类织物尤其在清代应用十分广泛，且名目繁多。比如青缎虽是一种普通的黑色缎料，但运用却最广泛，它不仅是妇女们背心的通用面料，还可用作陈设物品。此外，它还是当时制靴的主要面料。《清稗类钞》记载：“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不仅如此，在其他种类的丝绸织物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宫廷面料的制作要求之高、工料之考究。就以绸类来说，单绸分为宫绸、茧绸、绉绸和洋绉等。其中宫绸是宫廷专用绸，史料中记载：“花宫绸一匹需工十二日”，可以想象其精工细作、质量的考究了。从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想象其他面料制作的精细程度。由于宫廷艺术审美的标准和规范，在宫廷绣品中无论服饰纹样，还是佩物小品，都充分体现了构图满而不滞、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尊严。所有意象物体在造型上绝无取巧、媚俗和率意的倾向，这一点和民间绣品所体现的文人意趣、商贾艳俗、乡土稚美的风格有本质的不同。

一直以来，对于京绣的研究多是片言只字，鲜有人系统地梳理其历史脉络、发展演变、技艺特点、设色用料、纹样内容及绣品种类等内容。笔者在成书的过程中，对京绣的发生地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和调研，并对从事京绣的老艺人和相关学者、收藏家等进行了细致的访谈，通过大量查找文献和搜集资料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翔实。本书详细地叙述了京绣的缘起、发展、兴盛及至衰亡的过程，对京绣的历史地位、艺术特色、主要的针法技艺和代表的绣品种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京绣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进行了表述。并对当前社会背景下，京绣的传承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几点思考。

古代京绣作品做工精良，年代久远，固然弥足珍贵，但毕竟数量有限，价格高昂，且断代困难，真假难辨。相较而言，优秀的现代京绣作品，更适合广大收藏爱好者。高品质的京绣作品也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在未来将有巨大的升值空间，是当下投资的明智选择。

王金华：在这常用见的二三十种刺绣种类中，北京地区的刺绣叫京绣。各省市、各地区都有一个代表。好比山西，山西什么绣绣得最好？比如山西靖州那边的网绣最好，在靖州南，原来晋中那里的打籽绣最好。那平针绣呢？它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绣法，最多的就是平针绣，所以看什么地方有什么特色的绣法，京绣我觉得主要代表的针法是拉锁绣，但是拉锁绣它没有太大的效果，小件比较多，太大件的很少，大件的我有，整个都是拉锁绣，那过去的都是宫廷定做穿过用过的，整个铺满了盘金线之后，在上面重新用拉锁子绣，包括衣边、上面的团花全是拉锁的，拉锁绣一般人不做，打籽还可以做。

京绣艺术是封建王朝体制下的一种审美观和等级观。在过去，人们吃穿住行都是有标准的，什么地方的人，什么身份的人，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配什么图案，都是有等级的。沈从文在自己的书里写得很清楚，比如关于明清服饰规范。说白了，咱们京绣过去就是为达官显贵服务的，满足他们的穿、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传统的东西就没了。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时尚了，崇尚简洁，刺绣的市场就小了。你要再想发展京绣，以产业的形式来促进传统工艺的传承和振兴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没这个市场，没有消费人群。传统的艺术要求、审美的观点、设计的东西与现代人的审美有差距，这样市场化发展就不可能。

由于京绣都是选用丝绸等较好且细致的面料进行刺绣，因此适用于刺绣面积较小，装饰性较强的女包上，例如女士手包。这种运用方式也是与京绣的风格特点较为相符的，因为如果刺绣面积过大，使刺绣复杂就会导致对箱包工艺细节的把控力降低。所以只有巧妙的将京绣运用到箱包上，才能更好的表达出京绣图案的精美与华贵。

京绣是一个特殊的绣种，其使用对象和所在地域的特殊造就了它的不一般，使它在各种绣品中与穿着者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份，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绣拉开了距离，代表了最高的身份地位，其材质的华贵、技艺的高超使它成为刺绣种类中的极品。即使是京绣流入民间后以纹样为例，比如龙纹等也非一般人所享用，这一点区别于中国其他绣种。但当封建社会瓦解以后，就没有了这个限制。

但当时的刘秀花并不知道，她爱人的父亲正是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京绣艺人“蝴蝶宁”，她的人生也将因此而发生巨大的转变。刘秀花的爱人宁先是宁国玺老师的大儿子，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精通诗词歌赋，尤其擅长书法和作诗。宁先老师对刘秀花的京绣艺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刘秀花的京绣作品中的书法和诗词都是出自宁先老师之手。宁、刘夫妇几十年恩爱携手，刘秀花刺绣的手不能做家务，宁老师便全权代劳，并在其需要时不断提供艺术灵感，这也是日后京绣能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