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葫芦工艺中，“片”是东昌葫芦雕刻中最为普及的技艺。染色后的葫芦呈紫红色，用刻刀“片”出花纹后，红底白茬，极其醒目艳丽。一般先“片”顶花，再“片”中间大花，最后“片”底花，整个工序全靠一把刻刀，不需其他辅助工具，刀法简练夸张，生动传神，颇有中国泼墨画的神韵。

明代漳州地区经济发达，内外贸易经商十分繁华，人们求发财、求兴旺、求长寿的思想大大滋长，反映这一类内容的年画大量涌现，品种繁多。童子题材的年画尤为出色。如“春招财子”这幅年画，画面为两童子扎着双髻，共捧着一个写着“春招财子”的钱币。童子憨态可鞠，形象生动，它没有常见的小鼻子大眼睛，而是细眼睛，眼稍翘上，喜笑盎然。大红底色套印黑、黄、灰蓝、绿、灰白，色彩斑斓华丽，而黑色和黄色的点块与粉白色大块相间，极为鲜明耀目，有泼墨的写意味道，令人惊叹其设色之奇妙。另外一幅门童年画“年年添丁”亦是妙品。画面为两童子，一个头上绾着一个小髻，一个留着一撮毛，乡间童娃的形象。两个互相亲热地搂抱着，两眼相觑，一人手上托着桔子灯，灯上写着“年年添丁”，灯中红烛火焰上飘。这幅年画也是在大红底纸上套印。儿童手腕带玉环，衣服大黄大绿，黑色滚边很宽，花边纹饰黑底黄纹，美观大方。可以说，漳州木版年画人物所有服装均为明代汉装。这两个童子形象俊美可爱，风格秀丽娇媚，精雅细腻，构图布局，饱满匀称，给人以宽疏、谨严得当的美感。同样的一幅李福记印制的四方形的门童画，画上一对绾双髻的童子，盘腿而坐，两人合捧着一个钱币结构的孔方，上写“累积资金”，孔方中方形红底格外醒目。这幅画亦是大红色为底，童子一穿黄衫，黑色领口和袖边，浅黄色裤子，一个穿黑衫，黄色领口和袖边，白色裤子。童子的脸孔，双手均为大红色，全图颜色鲜明强烈，人物造型美观匀称，精美绝伦。漳州木版年画的儿童题材所寄托的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企盼的生活富足、兴旺发达的生活理想。这种兴盛于明代的吉祥年画，充分体现了兴旺昌盛、人寿年丰、和谐安乐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鹰具有驱邪的功能主要是源于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被俘北上途经武遂，行至深州、武邑、武遂交界处的齐居村，只见大路上设香案、置野味与水酒，有人要为文丞相此去饯行。置酒人是抗辽将领焦赞的后代，名叫焦佐。此人性情刚烈，为人豪爽，多次提出抗元要求，但朝廷置之不理，焦佐一气之下隐居此处，与老母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焦佐喂着一只神鹰，平时以打猎为生，因与文丞相夙有旧交，今闻文丞相途经此处，有意相救南归，协力抗元，遂置野味、水酒迎候多时。不料焦佐的意图被元军首领识破，元军一面命人押解文天祥奔武遂城，一面与焦佐就地展开激战。虽然焦佐武艺高强，但终因寡不敌众，死在元军的乱箭之下。神鹰一见主人被杀，拼命向元军首领袭来。只见神鹰翅击如刀劈，爪抓如钩挠，只打的元军首领疼痛难忍，遂下令乱箭齐发，向神鹰射去，可怜神鹰中数箭坠地而亡。文天祥闻讯后，悲痛万分，仇恨更加一层。待行至武遂城寻店落脚后，文天样向店主索来纸砚，挥笔题下《登武遂城》的壮烈诗句之后，泼墨作了一幅《苍松雄鹰图》，以表对英雄焦佐的怀念之情。画好后装裱停当交给焦母。焦母将《苍松雄鹰图》视为珍宝，挂在自己寝室内，朝朝欣赏，就向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从这以后每天院子里便有新猎获的山禽野味，除日常食用还可变卖一些散银，生活略能维持。

同其他绣种相比，京绣图案内容最大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喜庆吉祥、丰富饱满、造型大气。同是用龙用凤，粤绣中的使用受通商口岸、西洋文化熏陶的比较严重，龙凤虽然富丽堂皇但比较俗气，常使用类似于雪青色（类似于紫色）、洋粉（比较艳的粉红色）等。苏绣更注重的是秀美，有泼墨国画的风格，京绣表现则是造型饱满、端庄大气。京绣中的图案题材用得最多的是牡丹、菊花、玉兰，再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比如说，苏绣细腻婉约，绣猫绣小动物等主要是用作观赏绣，双面绣是其特色，京绣也有双面绣。粤绣讲究富丽堂皇，绣孔雀牡丹之类，有点艳俗。京绣的图案内容有其独特之处，以前的人们认为京绣区别于其他绣的特色在于针法，事实上，它的图案有其独特性，其图案内容是有其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