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无私奉献的报国意识。中华民族十分重视和强调忠君爱国的报国意识，并把它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和人格是否高尚的试金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个人道德品质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报国意识已经凝聚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生长点。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报国意识，不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成为保卫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促进国家富强的巨大精神力量，它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前赴后继。在老河口木版年画中爱国主义是永恒不变的题材。追诉往昔历史，褒贬历史人物，老河口木版年画以郑成功、杨家将、岳家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创作的年画，在各地普遍较为畅销。岳飞是河南安阳汤阴人，岳母刺字的故事至今流传千古。作为南宋初年最重要的抗金将领之一，岳飞因为治军严谨、精忠报国而被历朝历代中国人所敬佩。孟良是杨家将中的一员猛将，以勇猛著称。郑成功是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所以，在老河口木版年画中，都单独为他们造像印制年画。显然，老河口木版年画对这些历史人物或者传说人物进行宣扬和赞美，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这些极具个性化的人物所承载的伦理价值对提升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上述这些有代表性的年画题材，中国人于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爱国主义熏陶。

宋、金两军会战于朱仙镇。完颜兀术兵败，调其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文龙善使双枪，膂力过人，连败宋军善使双锤的岳云等四员猛将，戏出又名“八大锤”。图中所绘，即陆文龙大战宋将岳云、何元庆等人的场景。参军王佐知道陆文龙本是宋朝将领陆登之子，因兀术攻破潞安，陆登自尽殉国。兀术将襁褓中的陆文龙和乳娘掳至金营，收文龙为义子。王佐为说服陆文龙归降，施展苦肉计，自断一臂，诈降金军。金营中，王佐将实情相告，乳娘也哭诉了当年的情景。文龙得知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重回故国。

宋、金两军在牛头山大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手下大将金蝉子善使两个铁锤，有万夫不当之勇。两军阵前，金蝉子接连打败宋军将领，主帅岳飞只得高挂免战牌，避战不出。牛皋知道岳飞之子岳云也善使双锤，武艺了得，便急忙去岳家庄请岳云助战。岳云来到军前，见宋军不敢出战，不由得怒发冲冠，砸碎了免战牌。岳飞因其不服军令，私坏免战牌，按军法下令处斩岳云。众将说情，令其戴罪立功，出战金蝉子。此图描绘的正是岳云激战金蝉子的场景，后岳云果然不负众望，斩杀金蝉子。

福建漳州颜锦华画店印制的《革命军大战武昌城》是独幅年画。画中武昌城内大火冲天，城外清兵手举黄色三角龙旗，一穿黑色军装手握指挥刀的官员在驱使兵勇顽抗革命军；革命军将领手握枪支率兵冲锋陷阵，士兵手举红色方旗，中绣一圆光，外有九角，每角上一圆圈（应是十八个，象征十八省）。后有骑马举刀将官在挥兵乘胜猛攻。交战双方兵马服装相差不多，只是从旗帜和构图方面可以看出胜者为革命军。

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反抗侵略的还有《刘提督克复水战得胜全图》。原图为一整张粉纸刷印（纵高59.5厘米、横长110厘米）的巨幅反帝年画，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中。故事描写光绪九年（1883）法国侵略再次进兵到亚洲，欲将我国广西、云南等省夺作殖民地。黑旗军将领刘永福闻警，立即率兵迎敌，经过几次战役，打破了法国侵略者“征服中华帝国”的梦想。

第二幅画面表现的是在回荆州途中赵云与东吴追兵激战的场景。画面左侧是赵云，头戴战盔，背插靠旗，身穿铠甲，胯下骑战马，右手空中扬鞭。画面右侧的两位东吴将领穿着战衣战裙，挥动手中兵器，急催战马与赵云交手。

第三幅画面表现的是都督周瑜得知放刘备回荆州的消息，责怪东吴将领的情景。周瑜站在画面中央，头戴紫金冠插双翎，身穿蟒袍，腰系玉带，足蹬厚底靴，左手指向手下将领，右手高举搬翎，一番气急败坏的样子。画面右侧跪有两位将领，头戴战盔，背插靠旗，身穿战袍，内衬长裤。画面左侧站立一位中军官，头戴军帽，穿着军袍，内衬长裤，左手怀抱大刀。

歌颂抗敌将领的木刻年画中有《董福祥军门像》。按：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曾起兵安化，反抗清朝政府，后被左宗棠招抚。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之战中调防北京，抵御外侮。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福祥受命围攻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被指为“首凶”，革职归田。民间画师之所以绘刻并刷印董福祥军门像，原因在于他不怕洋人，敢与之拼命，而对内他不杀自己同胞。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上曾有谕，捉拿拳匪，命董福祥以甘（肃）军平之。董复（命）以不能杀此老百姓苦娃娃辞……”袁昶是朝廷太常寺卿，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他笔下记载的董福祥敢于复命不杀“老百姓苦娃娃”，当不会有误。然而苏州桃花坞刻绘董福祥肖像时却署名“守闲居士绘于香港”，深恐清朝卖国者不容刻绘忠直爱民的将领，犹如《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本是苏州印刻，但在边款上题作：“此图粤东原样周恒兴制”。是因刘永福乃黑旗军领袖（非朝廷正规军），敢于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搏斗，那些贪财怕死的卖国贼等只知求和，打了胜仗也求敌议和，故恨刘永福。画师、作坊不得不用“粤东”、“梅州”、“香港”等远处地名来假冒产地，以免引来祸害。

出自清代天泰成画局的《火攻计》，剧讲孙、曹两家在赤壁对峙，曹操命令蒋干劝降，周瑜借故装醉至使蒋干盗走假降书，使曹操自己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用苦肉计责罚黄盖，黄盖诈降曹操。庞统又献连环计，曹操中计，使曹军战船自行钉锁，周瑜欲用火攻，而以时在隆冬，独缺东风，忧而成疾。诸葛亮借探病献计，自言能在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心中妒忌诸葛亮才能，遣丁奉、徐盛于风起时杀之。诸葛亮已预遣赵云准备船只，同回夏口。周瑜见东风已起，调兵遣将随黄盖攻往曹营。曹操正等待黄盖来降，见来船轻浮，心中疑惑，却已来不及阻止黄盖火船闯入，曹船尽被焚烧。诸葛亮回夏口知曹兵必败，遣诸将分路追击残兵，唯有关羽无事可做。关羽心中不悦，坚决请令前往华容道埋伏。曹操果至，只余十八骑，曹操恳求关羽念及自己昔日相待之情，关羽乃释之逃走。如山西省新绛县桥沟头玉皇庙光绪三十四年（1908）舞台题记即有演出《火攻计》一剧的记载：“《十万金》、《大安神》、《火攻计》、《红梅阁》、《回龙阁》，大清光绪三拾四年（1908）七月廿三日，史□□到此乐也，好八诗□。”此外，在山西省新绛县桥沟头玉皇庙舞台题记1有演出记载（见前文），在山西省新绛县桥沟头玉皇庙民国十六年（1927）舞台题记也有演出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初七日，全盛班到□也，《盘陀山》、《汴梁图》、《火攻计》、《吉□图》、《十五贯》、《乾坤带》。”

不久，郑成功崛起于海上，不仅源自个人卓越的领导统御能力，更仰赖团结齐心的优秀将领们，个中翘楚如甘辉，《明清斗记》著录：“漳州人，生而颖悟，猛勇绝伦，善骑射，学兵法，而通四夷事，弘光中仕郑氏为提督征讨诸军事。”如今，台南市永华宫尚且典藏一方“开台国姓公”的神码雕版，连横在《雅言》申释：“延平郡王肇造东都，保持明朔，精忠大义，震曜坤舆。台人敬之如神，建庙奉祀，尊之为开台圣王，或称国姓公，未敢以名之也。”画面描写延平郡王居中端坐，甘辉将军捧印、万礼将军端剑一同陪祀，属于台湾道庙通用王爷神码的布局设计。画幅右下方加印“弟子林文利刊谢”，左下方植入“同治七年桐月吉置”两则牌记，不仅保留清代台湾木版年画刊刻时间及捐资芳名的可信记录，更凸显出闽、台两地抗清将领的珍罕英姿。

鹰具有驱邪的功能主要是源于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被俘北上途经武遂，行至深州、武邑、武遂交界处的齐居村，只见大路上设香案、置野味与水酒，有人要为文丞相此去饯行。置酒人是抗辽将领焦赞的后代，名叫焦佐。此人性情刚烈，为人豪爽，多次提出抗元要求，但朝廷置之不理，焦佐一气之下隐居此处，与老母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焦佐喂着一只神鹰，平时以打猎为生，因与文丞相夙有旧交，今闻文丞相途经此处，有意相救南归，协力抗元，遂置野味、水酒迎候多时。不料焦佐的意图被元军首领识破，元军一面命人押解文天祥奔武遂城，一面与焦佐就地展开激战。虽然焦佐武艺高强，但终因寡不敌众，死在元军的乱箭之下。神鹰一见主人被杀，拼命向元军首领袭来。只见神鹰翅击如刀劈，爪抓如钩挠，只打的元军首领疼痛难忍，遂下令乱箭齐发，向神鹰射去，可怜神鹰中数箭坠地而亡。文天祥闻讯后，悲痛万分，仇恨更加一层。待行至武遂城寻店落脚后，文天样向店主索来纸砚，挥笔题下《登武遂城》的壮烈诗句之后，泼墨作了一幅《苍松雄鹰图》，以表对英雄焦佐的怀念之情。画好后装裱停当交给焦母。焦母将《苍松雄鹰图》视为珍宝，挂在自己寝室内，朝朝欣赏，就向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从这以后每天院子里便有新猎获的山禽野味，除日常食用还可变卖一些散银，生活略能维持。

黑色长裤：因裁剪工艺简单，裤形异常宽松，面料通常为卡叽布或土布。据说以前的彝族花腰妇女是穿裙装的，后来英雄女将领李阿白为了骑马方便就把裙装改为裤装了。裤子成形后，用宽8寸左右浅蓝色同质布料及红色为主体的刺绣花边镶嵌裤腿脚边处。裤腰围约4尺，穿时自左向右打折，故又称扭裆裤。花腰长裤最有特色的是裤长仅及小腿肚，以露小腿肚为健康的体现，遮住腿肚说明这个人体弱多病，经不起风。而且在当地，姑娘的裤脚太长显得人比较懒，裤脚短一点干活走路都比较麻利。在舞蹈过程中其美感得到最佳体现。

十世纪中叶后，哈里发大权旁落，变成军事将领任意摆布的傀儡。伊斯兰帝国四分五裂，各地的封建王朝割据称雄，交替盛衰。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哈里发被杀，阿拔斯王朝倾覆。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

咸丰九年（1859）正月，潘新简和随行师爷白凌霄、白凌风、何举人及其他重要将领，经过协商和运筹，进一步完善了领导组织机构。同时，张发榜文向所属地区及邻近地区正式宣布。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八日，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余诚义领兵由广西南丹进入荔波，和潘新简部队取得联系，两军联合攻打落波县城。二十日，义军架云梯用火炮，由东门攻入县城，城内清军千余人全被歼灭。并杀死了守备曾玉麟、千总王化龙等10多名清官吏。这是义军起义七年来，首次攻下县城，也是歼灭清官兵最多的一次。由于粮饷问题和防止清军袭击，义军将领协商，主动撤出荔波。潘新简先率兵回九阡。二十二日，太平军到九阡，三月十日，太平军移兵东进，此后不久就和罗光明进攻三脚屯、上江和古州。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东北，东北军民奋起抗战，中国抗日战争随之爆发。1932年，日本关东军扶植被冯玉祥驱赶出故宫后流落在天津租界的逊帝溥仪为执政，与部分前清贵族和遗老组建伪满洲国，后再改为大满洲帝国。伪满洲国并不是满族的国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统治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是日本人的走狗和工具，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满族人和东北其他各族人民一样，经受着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过着极其贫困的痛苦生活。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满族人民与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坚决以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如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邓铁梅、苗可秀、李春润、阎生堂，东北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七七事变抗击日寇的指挥者佟麟阁，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等。正是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些战争对这个民族此后的发展和变迁，奠定了极强的历史、文化、心理基础，其影响至今依然极为强大。我们在花瑶民间普遍流传并记录了这支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手抄本《雪峰瑶族诏文》里可以看到花瑶民族自元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徐寿辉的天启元年（1358年）到清雍正年间的一些主要历史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占有最为重要篇幅和地位的是他们所经历的历次大规模瑶汉战争。而每一次战争，比如说《诏文》中曾提及徐寿辉天启元年（1358）所发生的战争中是如此叙述的：“我们又被鲁二都统围占抄反，古（其）时七月初二，连累追败，四处充（冲）散，各逃一方。其余我们九性（姓）逃走不车（及），躲藏鹅头大丘黄瓜白瓜之下，惊伤怀胎妇女数个，血淋生子。追兵见之，寒情（痛）哭。蒙军宦（官）丢插令旗之下，赦留此处，不准追杀，躲出生命。我瑶民当天誓愿禁：过此日方可吃食此瓜，永前后代，恐有遗忘，绝世子孙不昌。”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花瑶的记忆中，这是最为重要的事件了。因此后世花瑶人对“黄瓜白瓜”的禁忌，也就来源于此时。

彝羌渊源在汉文文献中也有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说:“或为旄牛种，越雋羌是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汉时期“移南中郡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蛮书》中也有“剑羌”、“大羌”、“羌虏”的记载。直到明代，滇东北、黔西北反抗的彝族，也被称为“叛羌”，前往镇压的将领则被称为“平羌”将军。可见彝羌渊源源远流长，关系密切。

孔宪隆在抓获潘新简之后，一再劝降。潘新简坚定地说：“我反抗清朝，不幸失败，只有一死，我死不降清。”孔宪隆气急败坏，将潘新简、吴邦吉、潘正贤、石彭、潘玉通等27名起义将领及潘新简之子潘跳等，一同押出示众。并特制槛笼两架，关禁潘新简和吴邦吉及潘新简妻子。有的说，押往广西的人员中，还有潘新简的弟弟潘局。八月十五日，潘新简在桂林遭五马分尸惨刑。其余人员，在九阡示众之后，即遭杀害。

天完红巾军将领多为白莲教徒，军中设经师，念经书，念佛烧香。这种宗教狂热在短期内起过鼓动群众的作用，但却不能提供现实的斗争手段，反而模糊了斗争目标。另外，白莲教在传播中派系林立，彼此排斥，“诸党并炽，是非蜂起”，不同教派势力不但未能协同作战，反而互相牵制和兼并，导致失败。

接着，潘新简、吴邦吉、潘老帽领兵进攻广西南丹州的翁昂。广西提督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势大，义军退守金城关等关隘，防范严密，清军攻之屡败，死伤数百人。后来义军将领汪大燮在激战中叛变，率队降清，反而充当前锋追剿义军。不得已，潘新简撤军回九阡。不久，吴德容和知县谷应贤极积和冯子材联系，联合镇压义军，杀害了水利、方村义军首领吴三畏和巴灰义军首领覃学养等。冯子材一撤，吴德容急退回独山，谷应贤退走瑶台。潘新简乘势攻占县城，并再次捣毁城墙。

在明代中原人眼里，岷江上游人群在文化与认同上的复杂与不明确性，表现在当时文献对当地非汉族群的称呼上。如前所言，当时中原人将原“羌人地带”上大多数地区的异族都通称作“番”或“西番”，岷江上游土著也不例外。如《明史》记载，“黑虎五砦（寨）番反”、“乌都、鹁鸽诸番亦叛”。平乱将领之一朱纨，曾写下一篇《茂边记事》诗文。文中叙事部分，称今茂县深沟、浅沟、浑水沟各寨民众为“番”。然而诗中“山椒归马赋平羌”、“委质羌酋累乞盟”等文句，则显示在作者的历史记忆中，仍无法忘怀本地与“羌”的关联。在《明史•四川土司传》中，有些地方称白石、罗打鼓诸寨生“番”、黑水生“番”为乱，有些地方则称松州“羌”、松潘“羌民”作乱，更有将土著称作“番羌”的例子。在《明实录》中同一地的土著，或称作“羌”或称作“番”的例子更是普遍。无论如何此时在熟习边事者心目中，“羌民”与“番”之间似乎有一模糊区分——居住在灌县至松潘间，接近城镇较汉化的编户之民，常被称作“羌民”，叠溪、松潘、黑水等地汉化程度浅且常生事的村寨人群，则被称作“生番”或“番羌”。

京绣自身的发展变化是京绣在今天无法前进的主要原因。在社会发生大的转变之后，作为一个皇家极品的刺绣种类在走向大众化的转型中，先天不足。当失去了主要服务对象——皇亲国戚时，京绣所保留的仍是最主要的精华部分。我们知道，抗战时期，北京城有众多的绣庄是服务于某些高级将领的，他们对中国的刺绣十分喜爱，此时绣品的精细程度不亚于辛亥革命之前的绣品。京绣发生本质转变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京绣在这时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几乎一下子就将自己从豪门跌入了寻常百姓家，它精湛的技艺手法、高档的面料要求、昂贵的价格标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制约京绣发展的首要自身因素。饱蘸了皇家血脉的京绣在新的社会坏境下，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新社会的“低姿态”的创外汇项目。当然，机绣的出现也是影响京绣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传统手工艺在农业社会的手工业时代，其工具大多是手工工具，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后，一部分手工工具被机械工具所取代，手工艺中的劳动强度减轻、效率提高，有的甚至质量也因此得以提高。从生产经营来说，机械化、自动化是方向，但从手工艺本身的价值和技艺传承而言，这种机械化和自动化又是让人质疑且需要探讨。如果不注重对其手工性的保护，任其被机械化所取代，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的消亡。现在很多传统技艺都可以用机器替代，长此以往，手工的意义又何在？

抢婚一般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姑舅之间，一方有女，一方想要而另一方不同意，男方就派几个壮汉埋伏在路边抢亲，抢到人后再派人说亲并付聘金。再就是，姑舅之间，一方有女已经许配他人，但男方因故迟迟未娶，这时，有姑舅表优先权利的一方，也可派人抢亲。过去在滇东北彝区，男子常常是明目张胆地纠合群众，持械去到他平素渴慕的女子家中，或伺机于途中，把女子捆绑起来，挟上马，任凭女子嚎哭叫骂，抢亲者无不以胜为荣，沿途高歌，戏弄被俘女子，凯旋而归。如果情敌从后边袭击追来，则免不了一场争夺战，胜者掳回女子，强成夫妻，直到女子心悦诚服才恢复其自由，遣人送其回家。然后男方再派人向女方正式提婚，择吉日迎娶，经过正式婚礼即成夫妻。弥勒西山等地的彝族则存在男女在互爱的基础上，由男方及其伙伴以假抢的形式先将女子领到男方家，再补行求婚仪式。青年男女一般在节日利用集体歌舞的机会结识相爱，二人如私定终身，男方便可邀约好友，在晚上到事先同女方商定的地点，用假抢的形式将女方领到男家。按照当地彝俗，女子一旦被领到男家的堂屋，便意味着已经缔结成正式夫妻。男方父母如得知儿子即将领妻子到家，便借故躲开，以便让儿子欢度新婚。第二天，新娘要在男家参加一天劳动。第三天新郎、新娘各背一背柴到女家举行回门仪式。有的男子为了防止女方父母反对其婚事，便邀请长于言谈的伙伴同行，帮其去说服女方父母。在当天，姑娘即携带自己的衣物和生产工具回到男家。

西汉时期，与滇池地区毗邻的洱海地区，是雋、昆明的聚居区，这部分民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表明他们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比较大的政权组织。雋、昆明虽然没有建立起像滇、夜郎那样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但其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或氏族组织已足以和周边的奴隶制侯国进行抗争，并进行原始性的军事劫掠，构成对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强大阻力。昆明夷地处四川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很早就引起汉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从蜀地出发经西南夷地区前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便派遣多路使臣寻找这条道路。使臣进入昆明之地后，不是遭杀害，就是被掠财物，“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朝求路使者在昆明夷地区受阻，这与昆明夷所处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有很大关系。随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设置了牂牁、越雋、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征发数万士卒，“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昆明夷活动区正式纳人益州郡管辖之下。汉王朝既没有封王侯，也没有处斩“酋帅”，说明昆明夷仍是部落氏族林立，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君长”。正因如此，那些不受辖驭的部落和民族仍然实行原始劫掠，汉王朝“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再次派遣郭昌等将领率兵进击昆明，并在洱海附近设置了叶榆、雋唐、不韦等县。郡县制的设立，对游牧的昆明夷的社会文化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一些原始部落酋长变成奴隶主，作为“夷帅”，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西汉末年，王莽的倒行逆施引起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以夷帅栋蚕为首的反抗武装，带领姑复（今盐边一带）、叶榆（今大理北）、弄栋（今姚安一带）、连然（今安宁、富民）、滇池（今晋宁一带）、建伶（今昆明一带）6县的“昆明诸种”，进行反东汉地方官吏的斗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洱海以西哀牢夷首领发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战争，东汉王朝募兵镇压。次年，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是见于记载中的洱海地区昆明首领最早封侯者，说明这时洱海昆明夷已出现势力强大的政治组织，奴隶制已经形成。

清咸丰、同治年间（1855-1869），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潘新简领导的以水族人民为主体，有布依族、苗族、汉族参加的起义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这次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领导这次起义的主要将领，还有吴邦吉（水族）、覃朝刚（布依族）。活动范围广及荔波、三脚屯、都匀、独山、都江、榕江、下江及广西的南丹、思恩等地。主要控制了荔波十六个里，蓄发参加起义的达四万多人。起义队伍积极和太平天国部队、上江（都江）罗光明起义军、下河（清水江）潘老帽、潘阿六领导的苗民起义军取得联系，配合作战，相互支持，十七次攻打荔波县城，六次攻破县城。先后消灭清反动官吏数百名，清兵、团练万余人。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潘新简矢志不移，积极组织和领导群众，坚持了十五年的反清斗争；直至英勇就义时，还痛骂清朝反动官吏。

漳州民风淳朴平和，有重农、重儒、重商的传统。《漳州府志》载：“漳郡夙承朱子教泽，流风余韵在在可思，而又有陈北溪先生倡于前，梁村蔡文勤公承于后，生长此邦，幸楷模之未远，宜乎整躬率物，士习端，氓俗茂矣。”陈元光开漳至今1300多年来，漳州人才辈出，除了开辟漳州的将领陈政、陈元光、丁儒外，还出现了高登、陈淳、林偕春、黄道周、张燮、唐朝彝、蓝鼎元、庄亨阳、蔡新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清初出现了以谢琯樵、沈古松、汪志周为代表的“诏安画派”；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还有林语堂、杨骚、许地山等，可谓名人荟萃，文化昌盛。

鬼神包括：上坛香火、下坛兵马、土石龙神、半家祖、盘王圣帝、盘古圣人、连州三庙圣王（还分为两类：三庙王有盘王、平王和福灵，四庙王有盘王、高王、平王、福灵）、行书，有若干将领、阴兵、南曹、北斗、元帅、军师和阴兵，照管畜牧的神、狩猎神、保管谷米神和管唱歌文艺的神，大主神或称本方地主，最先到此地者死后被视为当地的神主。本方地主神包括宗族的首领。这些鬼供于土地公庙，“谬召”即庙主，他的庙是各类神或者山鬼、河鬼、林鬼、树鬼及病死、被杀、从树上跌死、淹死等鬼神的寓居；“朔炭”有开天立地神（盘古）、至天立地神和发明住宅、衣服的神，还有三岛高（还称为三岛郡公）、安令郡公（在宣光省安山县清发乡）、景山郡公（宣光省安山县抗日乡）、督圣大王（宣光省清发乡）、圣马山（宣光省纳夯县洪太乡）、圣俾剁（高平省元平县体育乡）等等；“隆产”即农业神，有：农神、五谷父母“雍固府亩”，山地父母“遮栋府亩”、山地保护神“斯劳好棍好”，照料稻子和各类作物的神“佛谬、佛兴、兴蒿”等等。“乔公”指管理桥梁和道路的神。

综上所述，原始宗教萨满教崇尚血祭。那么血与萨满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除前已述萨满教崇信血可游魂之说而外，更重要的观念是血是魂魄寄生之所。魂栖骨中血中，以血荣魂，气领血行，血亏魂虚，血亏气短、气消血亡，血亡魂失，总之，在萨满教原始观念中将领神之气与血和魂，三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相补相生、同生同在、同存同亡。而且认为，神靠气卫血养，颇有中医朴素的荣卫观念。萨满教并认为神道凭气运化，气运化之力又靠有血补血育，血足则气壮，气壮则卫神和养神，由此认为血可养神生神。正因为如此，认为宇宙间诸神祗虽然栖居在九天之上的神楼中，却也象人一样生活，也象人一样有衣食之需，原始人从朴素的生活经验认为人有血就可以活着，动物有血就可以奔逃，人和动物一旦失去了血就要死亡。所以原始人很早就学习某些啮血动物如鼬鼠等食鸡蛋一样，也喜欢吃动物鲜血。北方许多民族狩猎期间常饮新宰杀之鹿血，视为可以壮力强身。食生血习俗极为普遍，甚至误以为自己受伤出血吮吸后可以收回身上的失去血液。这种食血意识与观念便逐渐渗透入宗教祀神观念中来，以便献给神祗灵魂鲜血，神祗便会永驻身边，守护部族人畜安宁，杀牲献血便被视为祭神仪礼中最神圣最虔诚的膜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