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刺绣主要创作者和传承者是羌族妇女，她们勤劳、聪慧而美丽。由于男子多外出打猎，妇女则承担着田间的种植生产和家务劳动。人们称赞她们将“一家人吃的、穿的都解决了。”桃坪乡一家私人羌族博物馆展示了过去羌族妇女在家劳动时的情景：一边用身体腰部推磨（四川农村流行的大磨具有“T”字形的长柄），一边双手捻麻线，旁边还放着摇篮，以顺便照看孩子。她们强壮、健美的身体，唇红齿白、大眼高鼻的美丽形象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民间传诵杨家将近千年，其中，“杨门女将”之余太君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党项羌人，其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成为杨家不屈不挠、一门忠烈的奋斗精神写照，至今，这种精神在羌族妇女身上仍有继承、体现。

2.不少羌族传统文化传承人在地震中伤亡。羌族文化由羌族长者，特别是依靠羌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释比”来传承，地震导致不少原本就已经为数不多的通晓羌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羌人去世，无疑增大了羌族文化保护的难度。另外，不少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也遇难或受伤，例如北川县文化馆职工，市级非遗项目羌族民歌的传承人计学文以及前年曾代表羌族参加全国鼓舞鼓乐大赛，表演羌族特色铃鼓舞的羌人都在地震中遇难，凡此等等，这些稀缺性人才的遇难或重伤，必将严重影响羌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此外，能传承极富羌族特色的羌绣、羌笛、羌碉等民间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的民间能工巧匠在此次地震中也有伤亡，这些人才的遇难或伤残对于羌族文化而言是很大的损失。

2008年5月12日，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在羌族地区，汶川县、北川县、茂县等主要聚居区都成为重灾区。地震不仅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了羌人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还影响到羌族文化的传承。具体而言，地震的破坏主要有如下几点：1.地震以及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极大地破坏了灾区自然环境，许多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恶劣。2.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7月21日，全国共有69197人遇难，18222人失踪。遇难及失踪人口中绝大部分是羌族，这对羌族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影响到羌文化的传承。3.地震对灾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除了房屋及个人财产的损失、公共基础设施的损毁，交通的不便也对当地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很多灾民收入锐减。4.羌族的物质文化在地震中损失惨重。许多传统的羌族村寨、著名的历史文物遗迹在地震中损毁，如唯一以黄泥修建的千年古寨萝卜寨完全坍塌，各地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中保存的大量文物和文史资料也遭到了遗失或损坏。

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各界人士都非常强调对羌文化的保护，也提出了很多相应的对策，但其中羌人自己的声音还比较弱小。人是文化的载体，保护羌文化就是要保护深山羌寨中相互关联为整体的羌人，灾后重建的工作绝不应该破坏羌族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目前谈到文化保护，仍然是从客位出发，难免太关注于文化的物质层面，将文化变成简单的符号；只有以主位保护的立场，让羌人自觉地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深入羌文化的核心，实现对活态文化的保护。

汶川大地震中，桃坪、黑虎、木卡、上孟等多个羌寨的传统建筑破坏都非常小，并且多是在顶层的罩楼，而附近新建的建筑破坏则十分强烈，很多是粉碎性的。萝卜寨是古老羌寨中唯一遭到毁灭性破坏的，而这可能与它完全用黄泥夯筑而成有关。在羌族地区众多的高山和高半山村落中，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传统羌寨，其建筑经受了叠溪大地震和汶川地震等多次地震依然完好无损，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广受关注的著名羌寨。羌人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建筑智慧得到了肯定，传统的技艺和审美重新受到重视。一方面，是外来者赞叹、惊奇于羌寨的坚固与雄伟：另一方面，是羌人以传统建筑为美、为骄傲，乐意保持和恢复旧貌，而不是一味求新求洋。

羌族对红色的喜爱与羌人崇尚火、崇尚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羌族的尚红习俗，又叫做“火红文化”或“火文化”。羌人喜欢红色缘于上古之传，有着悠久的历史，《白虎通•无行》说炎帝“其色赤”，赤即红色。羌族与炎帝同源于古氐羌，在色彩祟拜和喜好上也会受到古氐羌的影响，以红色为吉祥色。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因此，羌族、汉族都有尚红的习俗，且红色皆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现代羌族也普遍喜欢红色，如新娘出嫁的嫁衣是红色，盖头是红色，绣花鞋是红色；新婚后，新郎腰带是红布或红绸；青年妇女，少年童女都喜欢穿朱红、紫红、水红色的长衣；老年妇女的寿衣也有一件是红色的。

羌人喜着背心，它是其重要的服饰之一，但传统的背心款式都大同小异。而羌绣省级传人李兴秀通过传统纹样的创新，设计出一批具有现代审美特点的背心，如图4-151所示，背心的主体纹样以传统云纹为基础，形成直线和折线的云勾纹，在胸前正中以补花绣在黑布上绣蓝色块，并镶以红边，在黑色地的衬托下艳丽无比。在中心纹样外又镶以粗细两条白地花边，皆以线条组成，纹样硬朗、挺拔、鲜明。此外，羌族男子的盛装喜欢采用回纹（又称“富贵不断头纹样”）组合，虽然是在传统服饰上装饰传统纹样，却通过巧妙的装饰手法，赋予其创新感，如图4-152所示，纹样装饰在前襟、两肩、袖口和下摆上，强烈鲜明的黑色和黄色直线组成的纹样，在白色的服装上更显刚健有力，衬托出羌族男子威武、阳刚之美。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神秘的不知其真实含义的纹样，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如被称为“保留着丰富的羌民族原始文化和最有民族服饰特色”的茂县北部赤不苏地区的维城和雅都，这里的羌族男子每人都有一件贴身穿着的白色麻布长衫，其后背右上方靠肩胛处的长衫上织有彩色花纹，这是由三角形、S纹、十字纹、平行线纹等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据当地羌族男子称，这是妻子为其做衣时用黑、红、黄、绿等彩线织成的，以保佑丈夫一生平安。这些纹样颇与青海大通县孙家寨以及甘肃临洮县辛店发掘出的西周古墓中陶器的纹样相似，这是否正是羌人保留着3000年前的文化记忆呢？

子弹带：羌族曾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游牧与狩猎的生存方式，男子成年时均要参加寨子的射击训练和比赛，因此，史书称羌人的民风习俗为“人好弓马，勇悍相高。”“土地硗瘠，人士俊义。”子弹带也正是源于羌族青年男子尚武的习俗。现在，子弹带已成为精美的服饰品，其上均保留了许多绣花小口袋，上面绣有各种花草适合纹样。节庆时，着盛装的羌族男子将子弹带斜挂于胸前腰间，甚为威武。

③猴纹：羌绣中猴的形象也比较多，这与羌人尊崇猴有关。羌族民间传说羌人的始祖斗安珠（又称“热比娃”）为公猴，《木姐卓与斗安珠》的创世史诗述说了斗安珠到上天求婚，被一场大火烧掉了全身的毛而成为人。羌族巫师（释比）尊猴为祖师爷，以猴头骨作为法器，用金丝猴的皮做帽子，做法事时必须戴上金丝猴帽方可避邪。做法事时，亦模仿猴的行走、跳跃。羌绣中的猴纹特征鲜明，如挑花围腰中的猴，以简练的十字挑花表现了猴捧寿桃的吉祥主题，侧坐枝头的小猴伸岀双手攀摘桃子，特征显著，形象可爱。又如羌绣枕帕上白地黑花的图案，两只猴成为主体纹样，花鸟草虫围绕四周，呈众星捧月之式，小鸟、飞蛾以及地上的小昆虫均抬头注视着奔跑的猴，相互呼应，主次分明，形象生动。

②龙纹：羌人善治水，与水有关的龙是龙人崇拜的对象，并衍生为图腾。古籍记载，汶川、松潘、茂县一带的古羌人以冉、駹两个部落最大，駹“马首龙身”，传说为岷江之神。这一带不少地区以龙命名，如龙溪、龙池、卧龙、黄龙、三龙……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在民间流传甚广，如“阿爸补摩”的神话讲述了神女姜顿梦见红龙后生下一于，头上长角，自称是天龙的后代，取名“补摩”。为了人间百姓，他向天王要来粮种，教羌民种五谷，为羌人治病，最后成为羌人的领袖。深入人心的天龙之子的阿爸补摩受人爱戴，因此，羌人在服饰上留下了龙的纹样以作纪念。如图4-107是围腰上的龙纹团花图案，两条矫健的龙相对而视，看似对称，实为均衡而有变化，龙的造型简练，头和爪是着重表现的部位，张牙舞爪，富有生气。龙身则用云纹隐去，仅露出龙尾以适合于圆形中。整个纹样简洁、生动，形象鲜明，主体突出，虚实有度。又如图4-108中的龙纹，虽然仅装饰在围腰的左下角，是陪衬纹样，但形态稚拙可爱，龙的特征非常鲜明。

石榴纹在羌绣中是重要的纹样，因石榴具有“多子”的寓意而深受羌人喜爱。如图4-144所示，羌绣中的石榴纹非常美，一是外形处理好，扁圆形的石榴主体与顶部（原花心花蒂处）尖端的组合既流畅又有对比；二是形象刻画细腻，既有虚实对比又有点、线和面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石榴顶部的尖端是如冠状的花纹，其向上挺立，与圆形石榴主体之间留有黑色粗线，其间又用白线组成过渡的灰色块面，从而使顶部向下形成白、灰、黑的色彩渐变。石榴主体以白为主，用花中套花形成变化。又如图4-145所示，这是锁绣满襟围腰的上部，表现了珠光宝气的石榴纹，石榴处正中，两侧配以丰满的榴子，象征子孙延续不断，人丁兴旺。

⑤羊角花：在众多羌绣中，羊角花纹样最为突岀，在围腰、头帕、飘带上均要绣上羊角花。其纹样特点是花朵硕大，多呈五瓣状，几朵花组成一束，叶为尖叶，这与实际生活中的羊角花比较接近。羌人称的羊角花其实为高山杜鹃，一般生长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的山上，虽然高寒贫瘠，却能开出艳丽的花朵。高山杜鹃比一般杜鹃花的枝干高大，花叶硕大肥厚，花瓣上亦有点点花纹，如传说中的“杜鹃滴血”。羌族民歌称：天下最美羊角花，朵朵开在尔玛家。羌人非常看重高山杜鹃，因为他们认为它与人类起源有关，在《羊角花的来历》传说中称天神阿爸木比塔用羊角花的树干削成九对小木人……从此世上才有了人种。与此相似的传说在彝族中也有流传，彝族称高山杜鹃为“马樱花”，认为它是先祖的化身。云南楚雄一带的彝族还用高山杜鹃木制作祖先灵牌，并以灵牌来认同宗同祖。羌人又称羊角花为“姻缘花”，传说古时羌人群婚的原始生活触怒了天神，派出女神俄巴巴西到杜鹃花丛中，让投胎的男女必经她处，并各得一羊角，凡得同一头羊羊角的男女，方能结为夫妻。此外，在羌绣中亦出现弯如羊角的花纹，也称为“羊角花”。

羌族中残存着图腾崇拜的遗迹，较普遍的是羊图腾崇拜的遗迹。这主要表现在：据说羌族自称“尔哶”，“尔哶”与羊的叫声相近。传说在羌人与戈基人的战斗中，羌人均在颈部悬羊毛线作为标志，这实际上是模拟羊的形状。至今羌民在参加祭山大典时，还要由释比分别在他们的身上系上羊毛线，以示与羊同体。羌族在丧事中用羊作“死者替身”、“为灵魂引路”的习俗，以及各种祭典中杀了羊、撒羊血、不准吃羊肉，或烧成灰，或弃之野外等，可能都是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遗迹。古代羌民曾以畜牧业为生，羊是牲畜中与羌民关系最密切的动物，因此有可能把羊当作与自己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动物而奉为“图腾”，对其加以崇敬和保护是很自然的。

许多史料可以证实，秦汉以后岷江上游一带已有古羌人居住。之后，羌支中的宕昌、邓至羌势力得到恢复后，又开始扩张，他们曾一度统治过岷江上游一带的大片区域。这片势力的发展使随后迁来的羌人部落与先迁来的羌人部落逐渐混合，共同构成了现在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祖先。然而留居于原地区的古羌人，仍保存其传统文化。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由于古羌人的畜牧业很发达，被称为“牧羊人”。根据汉文献所载羌支部族户籍和兵员数额推测，这一时期古羌人的人口已在1000万—1200万人以上，超过汉朝总人口的20%，成为当时的东方大族。在以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古羌人若干分支由于诸种条件和因素，逐步发展演变或融合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语支民族中。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后秦”、“西夏”政权的古羌人也渐次融合于汉族中，至今在一些羌支民族中仍保留着羌文化的某些元素。岷江上游存在着一种“石棺葬文化”，史学专家认为，此文化由青海古羌文化发展而来。以时空对照的方法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主人应该是司马迁称为“冉、駹”的古羌支族群，是他们奠定了今天羌族族源的基础。之后白马羌、牦牛羌、白狗羌、邓至羌、党项羌也都先后到达过岷江上游，共同成为今天羌族的来源。唐、宋、元以后，中原历代王朝对羌人地区的统治更加深人和严厉，加之外族的侵略，族支间的矛盾和分歧，又迫使羌人不断向各方大迁徙，远走他乡，大量与别的民族融合了。例如他们中有的迁到大凉山区域，有的迁入了云南，有的甚至经云南到了境外，他们均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中。《中国通史》载道：“羌族在青海建立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羌族一部自青海入西藏，另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人西藏，广阔遥远的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通史》（第四册）还记载道：“羌族向西的一路成绩最大，建立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山南琼部为中心的吐蕃国。”据《西羌传》记载：“发羌，唐旄在极远的地方。公元101年，青海烧当羌首领迷唐被东汉军队击败残众不满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发羌。”又有《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以蕃、发声近，发羌是吐蕃的祖先。唐旄即葱茈羌，原居住在天山南至葱岭一带为中心，占有广大土地……唐旄北接于阗（新疆和田县），东北与苏毗为邻，西境是天竺（印度），南境即吐蕃，是一个大国。但是，到了明代时期这个东方大族的人口锐减至23万人，清代中期羌族人口为26万人，可是到了清代晚期，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后，羌族人口有急剧下降趋势。至宣统二年（1910年），羌族人口为35990人。100多年的时间，羌族人口减少了20万。”到了民国时期的1940年羌族人口为43947人，“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羌族人口降至3万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羌族人口为35600人。1953—1964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3600余人。1964—1978年，羌族人口增加了35700余人。1978—1982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7800余人。1982—1990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98200余人。”总之，羌族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了百余种羌支，人口曾多达千万以上，而今只剩下30余万人。

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汶川、理县一带作调查，其报告人还包括麻窝、芦花的人。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他指出，“汉藏语族之研究，在今日尚极幼稚”，因此他希望了解此语族中各系、各支间的关系。他注意“羌语”的重要性——“惟在川甘之交，别有藏缅系之一支名羌语，不第为生存之活语，且保存若干极古之特征。”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无论如何，他认为《石泉县志•舆地志》所附“番译”是羌语以及他将黑水芦花等地语言视为羌语，对于寻找“羌族边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闻宥的羌族语言调查，虽然未及于他心目中所有岷江上游的羌人聚落范围，但无论如何，“羌族”之存在及其分布范围，逐渐有了所谓客观、科学的依据。

诸体。 是索子的象形。何以“羌”字上要加一条索子呢？罗振玉以为是象羌人的以索牵羊，因为羊行每居人先，所以这条索子在后而不在前（见《殷虚书契考释》）。董作宾则以为人的颈上加一条绳索，是表示羁縻的意思（见《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我觉得商代俘虏羌人甚多，祭祀时每把他们作为牺牲，可见平时也必把他们作为奴隶。奴隶为“奚”，甲骨文作“ ”（《前》弍、四二）或“ ”（《前》弌、三），罗氏释为从手持索以拘罪人（《书契考释》）。可是四川汉墓里发见的土俑，奴隶结发为辫而上翘（见四川省立博物馆所藏），正和甲骨文的奚字相合。因此想到，羌人结辫，似即是 字的来源。当时制成这字，一方面指出他们不和中国一样地束发加冠，一方面又鄙视他们是奴隶。《风俗通》说的“羌，本西戎卑贱者也”，即是此意。只是奚的辫发上翘而羌的辫发下垂，有一点不同。如果这个猜想还有可疑，那末，这简直是用了索子系着被俘虏的羌人的象形。

羌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员，其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国家和相关省市博物馆均有收藏。近年来，也有一些私人开始收藏收藏并展示的机构主要有：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民族服饰博物馆、中国妇女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茂县中国羌族博物馆、汶川博物馆、北川民俗博物馆、汶川县龙溪乡羌人谷民俗文化博物馆等单位。在民间尚有私人收藏，如桃坪羌寨博物馆；国外也有部分机构收藏有羌族服饰，如日本国立博物馆、爱知大学博物馆等。

藏语和羌语同属藏缅语族的两个支系。古代羌人的一支与西藏高原的原住居民融合，成为唐代的吐蕃，而吐蕃又逐步融合了许多支羌人部落，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藏族。景颇语也是藏缅语族中的一个支系。景顿族的先民自西藏高原沿横断山脉南下，唐代居住在今德宏州以北，怒江以西。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羌，西戎牧羊人也。”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也记载：古代羌人之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这说明古代羌人居住在河湟地区，是依随水草的游牧民族，以牧放羊群为主要生产而辅以粗耕的农业。后来古羌人的一支迁移至岷江上游，与原住居民冉駹逐渐融合，开始定居生活，农业逐渐成为主要产业，而传统的畜牧便转产为重要的副业。

古羌人以羊为图腾，有崇拜羊的习俗。羊成为羌人生活中的财富和必不可少的交易品及物质经济来源。汉学家考证，“羌”字其实就是“羊”字的一个变形。羌人姜姓部落是古羌人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居黄土河谷之地，较黄帝部落生活在更以西的地区。

（1）羌绣图案的文化特征。任何民族的艺术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都与这个民族的信仰崇拜、神话传说、生活环境和文化习俗分不开，羌族也不例外。羌人本为“西戎牧羊人”，后定居在岷江流域的山地地区，由于没有文字，羌族刺绣在无意中成了记录族人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能从羌绣图案上发掘其文化内涵，了解羌族人民的思维模式。

隋唐时期的白狗羌现在仍然活跃在维州，当地尚有白狗岭之名。羌族民间传唱的史诗《羌戈大战》多次唱道“阿巴白构（狗）是大号，率众奔向补尕山；阿巴白构（狗）率羌人，进住格淄（在茂县境内）建家园。”至今，在羌族地区路边、宅旁常可看到石头上刻有图腾（猛犬）之头，用以避邪。今汶川萝卜寨等地羌人祭祀“吞口”之风俗，传说为白狗羌之后的遗俗。

羌族足服分为绑腿和鞋，是羌人重要的保暖品和服装饰品。

在羌族地区还盛传夏禹王治水的故事，从古籍中亦可见大禹与羌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谯周《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种种史籍表明大禹是生于石纽的羌人，而石纽即汉代汶山郡广柔县之石纽，辖今天羌族聚居区汶川、理县和茂县等广大区域。今羌族聚居的汶川、理县、北川县等地皆有禹迹及记载。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禹生于羌区，羌民是大禹的后代子孙。徐中舒先生即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羌族的民族记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凸显出来：一是服饰。羌族的传统服饰与其他少数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羌族服饰无论男女，一般都穿土布长衫，外套羊皮或棉布长背心，妇女的衣服绣有花边，系绣花腰带，足穿勾尖绣花鞋，喜戴耳环、圈子、簪子、银牌等首饰；二是语言。羌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保留的只有口头语言。由于表音文字的缺失，导致羌语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目前只有少数的、年老的羌族人才会说羌语，大部分羌人说的是汉语；三是民俗。羌族的风俗习惯有着独特的魅力，蕴涵着独特的羌族文化。从饮食、节庆、到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再到羌族的民族信仰，这其中无一不体现着羌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四是宗教信仰。羌族是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大致可分为自然界诸神、家神、劳动工艺之神及寨神和地方神4类。其中有个最大的特点，所有崇拜的天神、地神、山神、寨神，都没有固定的偶像，而是融合在白石崇拜的祭祀习俗中。

勤劳智慧的羌族妇女将这些熟知的动植物形象和自然事物简化、概括、抽象，以图案的形式刺绣在衣服上，既是对他们生存环境的客观反映，又能美化他们的衣着服饰，成为民族本体认知的符号，并且这些图案也蕴含深刻的寓意。羊在羌族人生活、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羌绣中经常出现“三羊开泰”“四羊护菊”“四羊护宝”等纹样，用来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祝福。杜鹃花在羌族中又被叫做羊角花，是爱情的信物。羌绣中爱表现羊角花图样，藤花缠绕，常常以团状、满幅的构图形式出现，既是对自然界中羊角花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又暗含着子孙繁衍的意味，多出现在头帕、围腰、胸襟、衣边等部位。另外，羌绣也爱表现飞蛾形象，飞蛾图案是羌人对生育崇拜的象征，特别是枕套上出现的飞蛾纹样，象征夫妻俩比翼双飞、爱情美满、子孙延绵不绝。除此之外，其他的常见图案，如：牡丹象征幸福；瓜果、粮食象征丰收；鸟雀象征喜庆；狮、猪象征欢乐；鱼、龙象征吉祥。还有“团花似锦”“鱼水和谐”“蛾蛾戏花”“云云花”“麒麟呈祥”“群狮图”“二龙戏珠”“五龙归位”“乾坤欢庆”“鹿鹤回春”等图案，都象征着幸福美满，吉祥如意。

在此文化过程中，东汉以来进入关中的羌人，到了魏晋隋唐时，基本上在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上已与一般北方汉人无异。居于政治社会上层的羌人，在此文化与族群认同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陕西南安羌人领袖，建立后秦的姚姓家族，据文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也就是舜帝的后代。在文化展演上，姚苌在位之时，立太学，礼遇先贤后裔及年高德劭的百姓。其子姚兴更以奖掖儒学、提倡佛法、尊崇孝道等方式来攀附、夸耀汉文化。经由这些文化展演，姚氏家族期望洗脱他们的戎狄身份。

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部落的形成，都与古羌人密不可分。古代羌人分布极广，岷江上游是后来古羌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史前时期的大禹便出生于这一带，其后有文字以来的史籍均载这一地区为古羌人所居。当然起初主要是以冉駹这一支为主，回来逐渐融合了从川、甘、青等地各个不同时代迁来川西北的邓至、岩昌、白狗、白马、党项等诸羌人，以及部分已分化到其他部落后又迁人该地的族人。

纳西族也出自古代羌人。“他们的族源至少也应上溯到汉代的牦牛种越雋羌和牦牛徼外的白狼羌部。”也有学者认为：纳西的先民与八国中的髳国有关。“髳，当为牦牛群。”其与羌关系密切。纳西先民在晋代称为“摩沙夷”，唐代称为“麽些”。他们一直居住在川滇边金沙江两岸，其服饰与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如男子穿麻布衣，多着光板羊皮背心（领褂），妇女披“七星羊皮披背”。

自古以来，羌人以勤劳强悍著称于世。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善于发现美，创造美，表现美。其中羌绣就是羌人表现美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出土的文物中，我们了解到古羌人把贝壳、兽骨、彩石作为装饰品穿戴，古羌人在兽皮和麻布制作的衣服上刺以古朴的纹饰。在羌族特有的双耳罐上刻有龙纹、鱼纹、祥云纹、蛙纹等多种纹饰，从这些纹饰中我们可以找到现代羌绣的源头。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众多。汉王朝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其中，在西南地区有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此阶段的羌人，因分布地域广，与中原地区交往程度不一，因而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④狗纹：古羌人中有白狗（白构）羌。《新唐书•地理志》称：“武徳七年招白狗羌，置维州及定廉县。”这些地方即今之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也提到白狗羌，称“阿爸白构是大哥，率众奔向补尕山。”（《羌族史》）因此，有的地区羌人曾以狗为图腾，当地的寺庙、寨门均雕刻有狗的纹样。传说桃坪羌族“泰山石敢当”的石碑上即为恶犬之头，可避邪。民间传说狗为人间带来五谷，因此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喂狗。狗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羌族服饰上，如小孩多戴狗头帽，羌人认为可保佑成长；妇女的围腰上常挑绣出狗的纹样，形象简洁，头上竖立着两只耳朵，表现岀机灵与警觉，长长的尾巴向上卷曲，显示出它与人的亲密关系。

羌人过去多穿自己用布做成的袜子，结实耐穿。袜底和袜跟都绣有花纹，纹样多为水波纹和柏枝纹，边缘饰以旋涡纹，这是羌族妇女祈福自己的亲人跨过千山万水，事事如意，一路平安。绣花鞋垫亦是羌族妇女重要的刺绣品，其花纹、色彩非常丰富，纹样有缠枝花草、几何图形等。

据考，景颇父老死后送魂路线直至昆仑山。以此可知景颇族的祖先也曾居住于青藏高原澜沧江和怒江的发源地，而那里正是古羌人居住的地方。彝语与古代羌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彝族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彝族先民是从西北高原大雪山下逐步迁徙到今四川、云南的。汉文献也对此有印证。彝族的很多民俗，如着披毡、父子联名制、行火葬等都与羌族习惯相似。白族也是从古羌人中分化出来的。白族在汉代以前称僰。“僰，羌人之别种也。”（《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汉代往往羌僰并称，或氐僰并称。不仅如此，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土家族等民族，他们先民的构成都有古羌人。可见，古代羌人的不同支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融入不同的种族而形成许多新的民族。这一点是古代羌人从一个很大的族群演变成为今天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羌绣图案的创作者是朴实的羌族人民。她们以质朴的心态，在创作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气质朴、拙、稚、纯，具有民族原始艺术的基础品质。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墓葬中出土的双耳罐上的漩涡纹与羌族传统服饰云云鞋上的云纹非常相似，羌绣中的飞蛾图案是羌人对生育崇拜的象征表现，羌族服装上的八结纹与石棺墓葬中出土的陶罐上的绳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羌人的一生均离不开羊：丧葬习俗中要宰羊为死者引路；祭祀活动中常用羊作祭品；在日常生活中，羌人喜欢穿羊皮褂、用羊毛纺线、制作服饰，而且他们的服饰、刺绣均离不开对羊崇拜这个主题。小孩头戴的花帽用羊毛镶饰，希望得到羊的庇护和保佑。长到十一二岁举行成年礼时，需由羌族巫师（释比）将白色羊毛线套于祝福者的颈上，打上花结，以求羊神的保护。每位羌人均有一件“羊皮褂褂”（也称羊皮褂）。新娘出嫁时亦在红色嫁衣上套穿这件宝贵的背心。在背心上镶羊毛皮成为现代羌女的风尚。此外，羌族刺绣图案中最突出的纹样是“四羊护花”和“羊角花”。“四羊护花”中的羊头图案即是双角盘曲旋卷、有一对大眼睛的绵羊头像。在围腰和头帕中，羊成为主题纹样。

羌人对民族创世祖先如天女始祖母木吉卓和男性英雄始祖热比娃无比崇拜，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传唱着他们的经典事迹，羌人家中供奉着他们的神位，被视为重要的家神而受到膜拜。每个家庭逝去的先人均被奉为神灵，称为“祖宗香火”，其神位在家中火塘一角。家中老人逝后，亲属要为之举哀治丧做法事，赞扬死者生前的功绩。羌人尊崇古风、注重亲情、尊长有序，如堂屋祭祖、母舅权大。

藏族最初为古代羌人的一支，与西藏高原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唐代的吐蕃，因此，《新唐书》称：“吐蕃本西羌属。”吐蕃后又融合了多支羌人部落，在松赞干布统率下，逐渐统一了西藏诸部，建立了吐蕃王朝。接着吐蕃将势力扩展到四川西北部。吐蕃本是由西藏土著人与古羌人融合而形成的，当其统治川西北以后，便与当地诸羌部落逐渐融合，发展演变为今日的藏族。因此，藏族与羌族的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白石崇拜、崇拜火、崇尚白色等，并多着白色服饰。

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420-907年），一些比较具规模的政治体，如宕昌、邓至、党项、吐谷浑等等，出现在中国西疆“羌人地带”上。在中国文献记载中，这些大小政治集团下的部落民众主要是“羌人”或称“诸羌”。宕昌、邓至约在甘肃南部之临洮至四川北部的松潘、北川之间。吐谷浑势力强盛时，东部统有今兰州以南至松潘间，往西统有黄河上游与青海湖附近。党项兴起于宕昌、邓至被灭之后；位置在吐谷浑之南，领有宕昌旧地及于岷江上游。其南，则是被称为西山八国的诸羌部落；此大致便是今日羌族地区及大、小金川、黑水等地。

地震以后，各个羌寨都不准备过羌历年，可见羌历年在羌人的心目中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在县政府的组织下，三龙乡合兴坝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茂县各个有文化特色的村寨都被要求前来合兴坝参加。合兴坝位于高半山地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羌族村寨，整个村落基本还保留着传统的风貌，有很多百年历史的老宅和残碉，但除了建筑以外，村民生活并不比其他村落具有更浓郁的“羌族特色”。合兴坝远离主干公路，交通并不太方便，但是对外交流却比较频繁：据说从八十年代起就有省市领导、国内外学者前来视察、调查和采风，1995年中央电视台还在此举行心连心活动。因此村民们比较具有文化保护意识，灾后重建中大部分村民都主动采用传统工艺修缮老屋。

羌族宗教信仰的核心为万物有灵。羌人相信事物的变化和运动是受制于其内的灵性，这种灵性的神秘力量对人有利害关系，能招致吉凶福祸。在羌人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释比，便以其“超人”本领扮演了巫术师与领袖的角色，其言行能感召神灵，从而影响社稷民生。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隔绝匈奴与羌人的措施，并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将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使得羌人从地域上有东羌与西羌之分。进入中原的东羌与汉族交错而居，并从事农业生产，私有制也有一定发展，因此，在汉代东羌就基本上与汉族相互融合。而未进入中原的西羌人大部分散居于今甘肃、青海、黄河、湟水地区，其余则聚集在新疆塔里木南沿的诺羌等部落，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等部落，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和冉駹羌等部落。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中对“羌人带的萎缩原因：汉化、番化与夷化”进行分析，通过“汉代以后羌人概念的萎缩与重现”图片，形象地展示了羌族从南北朝至今两千年来的变迁。

同时，羌族本土的神话传说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羌戈大战”被认为是历史上北方羌人南迁的真实反应。虽然在细节上或有争议，但关于羌族从远古绵延至今的典范历史已基本达成共识。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本土传说，不仅总结了前人的历史研究成果，从炎帝、大禹、商周时期的羌人一直写到唐宋，归结于羌与藏缅语系各民族的关系，并且探讨了宋明以来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当前羌族的习俗、宗教、文艺等状况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全面的羌族史。

周人与姜姓之族或羌人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姬姓周人的祖源为“姜嫄”；在周克商的战争中，有姜姓部族或羌参与；西周时，周王又常娶姜姓族女子为妻。因此学者皆认为“羌”或“姜姓族”是周人的西方盟友。或者说，姬出于姜姓之族，或两者原是一大族下的两个支族。在周克商之后，有功的“姜姓族”被分封于东方而东迁，这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的申、吕、齐、许四国。留在渭水流域的姜姓族，主要是“西申”之国，后来勾结犬戎发动变乱，逼使周王东迁而结束历史上的西周。

羌人的服饰，自古以来史书多有记载，只是略为零散。《后汉书•西羌传》言，羌人“披发廋面”，“食肉衣皮”。《周书•异域传》、《北史•宕昌传》也记载宕昌羌人“皆衣裘褐”，有“羌人括领”之说。《隋书•党项羌》载：“党项羌者……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羌人“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环髻，饰之以金，耳垂铛。”《新唐书•党项传》记“男女衣裘褐，被毡”。这些都粗略地描述了唐及唐之前羌人主要的服饰特征，其服装材料以动物毛皮为主，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唐代崛起于西方的“吐蕃”，据学者研究，其得名由于“发羌”；其所并吞的苏毗、羊同以及党项、白兰、白狗等人群，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也都是“羌人”。由于接受并传播藏传佛教的吐蕃，被认为是当今藏族的直接祖先，因此羌人也被认为是藏族形成的重要成分。9世纪末，吐蕃陷入衰乱中时，党项羌崛起，建立西夏王国。这是一个仿效唐宋制度建立的王国，13世纪为蒙古所灭。自唐宋以来，陕西渭水流域羌人逐渐融入汉族，而甘青河湟地区与川西北的羌人，也分别融入汉族、蒙古与藏族之中。最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及附近北川地区有羌、羌番或“羌民”存在。岷江上游汶川、理县一带的“羌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终于被识认定为“羌族”。

一种观点认为，西北羌人自汉代沿岷江河谷南下，而汉文化又溯岷江北上，在峨江这条各民族频繁交汇、活动的大走廊里，战争不可避免，导致了碉楼的产生。

茂县黑虎羌寨距县城16公里，这一区域的服饰与刺绣受历史典故影响最深。整个寨子坐落于黑虎河畔高山之巅，建在一块鹰嘴山形山脊上，古时因战乱频繁，当地羌民便用石头和泥土砌成高大的碉楼，易守难攻，用于防御其他部族的进攻。也因为战争，寨民逐渐形成崇尚武力、崇拜英雄的习俗。在历代的战乱中，黑虎羌寨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代的黑虎将军。他带领全寨人打败了外来入侵者，用鲜血捍卫了羌人的领土和尊严，赢得了黑虎羌人世世代代的尊重和怀念。黑虎羌人为表示对英雄的怀念和崇敬，逐渐形成了全寨妇女头戴“万年孝”孝帕的习俗。此帕作为一种特殊的祭祀道具缅怀英雄人物，据说要戴万年，所以称其为“万年孝”。其以白布制成，布帕呈素白色，头帕高立于脑后，帕位偏左，帕后垂两节白布条，整体造型似虎头状，表现出这一区域妇女刚烈的一面。缘于这个习俗，这一地区的羌族服饰较为朴素，纯白的头帕，天蓝的长衫，黑色的褂子，手工编织的羊毛腰带，艳丽的羌绣主要体现在绣花鞋上。她们将田间地头的植物花卉用五彩色线装饰于鞋面上，借助对自然物象的精神化比拟，实现对自我情感的寄托与传达。这里盛产胡豆，因而胡豆花是流行于黑虎地区典型的羌绣花卉图案。鞋面上花卉图案五彩斑斓的色彩像翻飞的蝴蝶在鞋尖飞舞，给朴素的服饰增加了夺人眼目的亮点。正因真与趣的结合、情与礼的统一，使黑虎羌绣呈现出特有的生命价值与人文精神。

这一段说爰剑以后湟中羌的发展。当秦献公兵到渭水源头，灭了狄戎和䝠戎（依《秦本纪》，灭䝠的是孝公）。使羌人受了极大的威胁。爰剑的孙卬因此带了他的部族走向黄河源之西数千里，从此同湟中羌断绝了往来，这该在今青海的西界或西藏的东北角了。爰剑的子孙支分派别，各寻新居：有的到了白龙江流域，名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名为广汉羌；有的到了雅龙江流域，名为越嶲羌。至于爰剑的嫡系则仍在湟中做酋豪，到他的玄孙研而更强，《传》又云：

虽然传统羌绣有浓烈的补色对比，但并不意味其乡村野趣完全没有大雅之气，在羌绣中，常用调和手法，将不同面积、不同纹样、不同内容、不同色彩的绣品通过调和在一个画面里，传达出雅致甜美、清雅端正的温馨韵味。例如，羌人服饰中的头帕，巧妙运用黑色的底布，将布面上不同的色彩和图案合理布局调和在一个画面里，协调而又规整典雅；围腰使用蓝底白花图案，蓝色的底布绣上白色的图案，简单的色彩清淡素雅也是羌绣尚雅的表现。

汉代在西羌地区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先设军事机构——西平亭（今青海西宁市），然后设置郡县，其行政长官为郡守县令。同时还针对羌区的特殊情况增设“属国都尉”，其任务是“主蛮夷降者”（《后汉书·百官志》）。管辖西羌的最重要的官吏是护羌校尉，其主要任务是直接奉汉王朝使命，专管西羌事务，调解部落矛盾，处理羌汉纠纷，按时巡视访察边民疾苦，不时派通晓羌语的人了解羌人动向以便警戒设防。东汉时期，羌人三次大规模起义，先后延续了60余年，终被东汉王朝镇压。但羌人的反抗也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走向衰亡。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寇敌略定矣，汉祚亦衰焉。”

根据这些典范的“羌族史”，羌族的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有“羌”，他们是商人的西方敌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卜辞也记载，被俘的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

三龙乡为羌族聚居民族乡，位于茂县西北面，离县城47公里，地处高山区，西南高而东北低，最高海拔5000米，气候比较寒冷，故每个羌人都有一至两件羊皮褂褂，即使在灿烂的阳光下，羌族男子也常穿上它。羊皮褂褂的羊毛特别长，保暖性能好。这里的羌族在严寒的自然生态下，以白石和鲜花为伴，愉快地生活在诗意的环境中。

汶川地震波及面极广，受灾地区的羌族传统建筑群落以及文化遗存，其价值、规模、独特性、破坏程度在此次灾害涉及的众多文化遗产中都是无可替代的。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群众的注意。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多方的力量都行动起来，对于灾后幸存的羌寨，尽快修缮破损的建筑，并不妨对其内部的舒适性进行改造，使其中羌人的生活得以进步和完善；而对于完全垮塌的可以考虑设定保护区域，在条件允许时持续地进行恢复和重建。

随着羌民族的变迁，其祖先崇拜的内容也复杂化了。例如，所有的民族英雄以及凡有功于民族者，羌族均视为神而予以崇拜，如建筑房屋神、石匠神、铁匠神、战争指示神等，均属此类。对于民族英雄的崇拜，还伴有相应的民间传说，比如汶川县克枯寨崇拜的龙山太子，他除暴安民，后来却被反动统治者谋杀了，羌人将其遗体埋在龙山顶上，世代崇祀。又如茂县黑虎等寨崇拜的黑虎将军，据说原是领导这一带羌民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首领，后因寡不敌众而遇害。

茂县地处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北有岷山山脉，东有龙门山山脉，西有邛崃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多在4000米左右，交通不便，历史上有“蚕丛栈道险，悬筒渡索难”的描述。流经茂县的主要河流岷江发源于松潘北部的弓杠岭，经由茂县太平乡牛尾寨山下进入县境，然后贯穿于全县三区十乡。岷江也是古羌人进入茂县的天然河谷通道，成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藏彝走廊”，它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录了古羌人成长发展的历史。茂县即为走廊地带的一颗闪亮明珠。2006年发掘出的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专家称它代表了“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遗址位于茂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岷江东南岸台地，背靠高山（九顶峰），面向岷江河谷，三面被岷江环绕，正符合古人所追求的“曲水聚财”的理念。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文物近万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彩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质地细腻，造型线条优美，装饰手法多样。有的陶罐采用编织纹构成其地纹，上面堆塑浮雕横条箍带，断断续续的横条稀密有致，有很强的节奏感，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羌人不仅制陶和纺织技艺达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念。又如宽边大耳的双耳陶罐，其罐耳部的一端与罐口连接，另一端在罐口腰腹间，其造型既有羊头双角卷曲的韵味，又如妇女舞蹈时双手叉腰的舞姿。罐子的腹部还饰以对称的浅浮雕螺旋纹，其弧线与双耳的弧线相互呼应，造型与纹饰浑然一体，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还可以发现彩陶器上彩绘的纹样有：花草、流水、蛙纹、鸟纹，纹样的结构和纹饰风格与甘肃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极为相似。营盘山陶塑人面像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头形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相似。可以看岀在这里生活的族群正是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古羌人。此外，还出土了多种玉器，如首饰玉环、玉镯、玉珠以及礼器玉璧、玉璜等，工艺细腻，显示出古羌人出色的琢玉水平，史书有记载古羌人多将玉器销往中原。出土的玉刀背部有双孔，以固定把手。羌人以玉刀剥离兽皮，得到称为“织皮”的连毛绵羊皮，并作为商品输往华夏。另外还出土有石纺轮，用来搓捻质地较硬、纤维粗的麻、毛纤维。从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纺轮以及彩陶器上出现的布纹、网纹等编织纹样中可以看出，当时古羌人不仅以皮毛为衣，还能将麻、毛纤维捻线并织成服装面料。营盘山遗址还发现涂有红色颜料的石块与陶器，经测试分析，红色颜料是汞的氧化物——朱砂，现在人们仍将其用于绘画、装饰中。而早在5000多年前，营盘山人就开始用它装饰室内或人体，用于祭祀、巫术，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

有关史籍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叶，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氐、羌人的存在。秦灭巴、蜀时已有羌人自西北迁来，从此他们在这一带设置湔氐道。秦末汉初，氐羌在这里开垦土地、经营农业，从游牧转向定居，并出现了冉与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除此以外，还有白马羌、牦牛羌、白狗羌、邓至羌、党项羌等。

羌族传统图案蕴涵了羌族的宗教文化、思想观念、礼仪道德等内容，同时也成为了人们解读羌族文化的一把钥匙。羌族传统图案在题材的选择上主要分为3类。第1类，图腾崇拜。古代羌人由于对自然界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无法理解，对天灾人祸感到恐惧，因此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和自然崇拜的多神信仰。第2类，世俗情趣。由游牧迁徙到农耕定居，羌民将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心理需求以可视化的方式予以表现，凤凰牡丹象征幸福，瓜果粮食象征丰收，虫鸟猫狗象征欢乐，梅菊花草象征秀美，石榴麒麟象征多子多福等。第3类，文化交融。羌族发展受到了来自周围民族，特别是汉、藏两个民族的影响，羌民对汉、藏传统系列图案的运用，绝不是简单的移植、挪用，而是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后，将其逐渐纳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

羌绣的产生和发展与远古羌人陶艺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至谢端琚认为：“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彩陶花纹与羌族装饰图案的酷似，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明确地揭示出羌族图案艺术的历史渊源所在。”

茂县是全国羌族人口最多的县，2008年末总人口10.87万人，其中羌族人口占全县人口90%，占全国羌族人口的30.5%。但羌族内部的分化十分大，县城及旅游公路沿线的羌人基本都已汉化，而生活在高山、高半山地区的羌人则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的文化风俗。

“羌”的称谓是古代汉人对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专指今天的羌民族是从汉代沿袭下来的，羌族自称“麦”、“玛”或“门”，大致如汉语中“民”之音义，即人民。徐中舒在《羌族史》中指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已经十分活跃了。公元前1088年，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羌、蜀、卢等部组成军事联盟，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春秋战国时期，羌人分布极广，名声极盛，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各地大迁徙，有的迁徙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迁往中原地区的羌人大量内附定居，逐渐被汉族同化。迁往岷江上游的羌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而成为今天聚居在岷江上游的羌民族。

据中国史籍记载以及学者之研究，河湟羌人受迫于秦人的军事压力，继续大规模地远距离迁徙。向西发展的发羌、唐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往西北，迁到新疆天山南麓的一支，成为“婼羌”。更有大量的羌人向西南迁徙，成为岷江上游的羌人。甘肃东部与青海东部的河湟羌人，在汉代造成严重的“羌乱”。汉以进剿、移民、屯兵等种种手段对付羌人，却由于汉将部分受降羌人部落迁于内地郡县，使得“羌祸”延烧到渭水流域各郡县。对羌人的战争军费付出过巨，西北诸郡又因战祸凋敝，此为造成汉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认为，由汉到南北朝时期，羌人不断内迁，如此虽造成许多动乱，也因此造成民族之融合。汉化程度高的南安羌人姚氏，在南北朝时期曾建立一中国式的朝廷“后秦”。

汉代中国对西南蜀郡的开发、移民，以及蜀地的华夏化，使得东汉魏晋时期华夏（包括蜀人）心目中之羌人指称范围，逐渐由河湟向南方山岳地区延伸，涵盖秦汉时被称作“氐”的人群以及在此之西的青藏高原东缘各地域人群。这些地区，也就是蜀地的西方边缘。相反地，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羌人概念失去主流位置，后来中国人很少称这地区的人群为羌。无论如何，东汉到魏晋时期（25-220年、221—419年）被称作“羌”的人群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少数也分布在北部边缘。此带状区域包括：天山南路附近、青海东北部（河湟）以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等地。特定的部落名或地名，有时被用来分别不同支系的“羌”。如此，由北而南形成一个狭长的“羌人地带”（图12）。

事实上，羌人生活的环境都一直是比较恶劣的。首先是自然条件，羌族生活的山区，土地稀少、资源有限、灾害频发，使得羌人生活艰辛；其次是对外关系紧张，常与汉族、藏族以及其他地区的羌族发生争斗。在这种情况下，羌人形成了以村寨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一个村寨整体可以满足村民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生计（田地、高山牧场），安全（石砌民居、碉楼），娱乐（广场、神树林），宗教信仰（碉碉、庙），归宿（集体火葬场）等等。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内部团结性，所有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都是在村寨的背景下展开。

这三国都在于阗南山之西，葱岭之东。他们的种和俗都和西夜（子合）相同，不务农业，寄田他国，也都有为羌族的可能。《汉书·西域传》的材料想系班超供给班固的，所以治所、道理、户口都记的很详。在当时汉人的眼光里，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这五六个沿着葱岭和南山（今称昆仑山脉）的国家都属于氐羌行国一类的。这些羌人的遗裔不知道后来混合到哪个种族里边去了。

羌族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今天的羌族是古代羌族人中保留下来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绵阳市北川县等地，以茂汶羌族自治县最为集中，少数人与汉、藏、回等民族杂居。生活在岷江中上游的羌民族，其悠久的文化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羌族妇女的刺绣。经过生活的实践和提炼，羌族刺绣既汲取了汉族挑花刺绣的基本针法的成份，又继承了古羌文化的传统。它的构图、色彩，早已具有羌族的民族风格和特色，成了羌族独特的艺术珍品。

桃坪乡是羌族聚居区，位于杂谷脑河下游，其羌寨碉楼壮观雄伟，被称为“东方古堡”而闻名于世，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曾出现，我们于1991年路经此地，远远便可见到碉楼。2008年的大地震使这里房屋倒塌、碉楼残缺。但羌人以顽强的毅力重新修建了新寨，并将老寨用于旅游，新寨用于食宿。这里刺绣远近闻名，随处可见忙着挑花绣朵的妇女，即使是老太太也不例。

羌语称作“克西叽·忽苏得（忍）”，又叫铠甲舞，是一种古老的祭礼性舞蹈。舞者人数不定，身穿生牛皮制作的铠甲，头戴插野鸡翎和麦秆的头盔或毡帽，腰束红布腰带，手执长矛、长剑、短刀或尖刀，身背弓箭。数人中有一两支猎枪，队形成单行呈长蛇阵。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擂起大鼓，吹响牛角，发出“嗬哈！嗬哈!”的吆喝声。舞蹈开始时先跳圈，然后排成两阵。长弩飞舞，肩上的铜铃伴着舞者有节奏的呐喊和武器的碰撞声，铿锵有力。跳盔甲舞的歌词内容为或诉说羌人祖先的业绩，或叙述与其他部族的战争历史。

据《羌族史》称：周王室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把若干姜姓国，如申、吕、许等正式分封到河南许昌、南阳一带，其他还有姜姓大国齐，早在西周初年就封于山东（姜姓即为“羌人的一支”）。西周以来，羌人更有条件接受中原文化，有的部落较之甘肃、青海地区从事畜牧业乃至狩猎的羌人进了一步，但发展水平又不及姜姓的程度高，与周的政治关系亦远不如与姜姓那样密切，姜氏之戎可以说就是这种介乎于姜与羌之间的类型。

唯美与实用的统一，是羌绣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羌族男女老少的服饰中，羌族刺绣品运用广泛，无论是围腰、衣襟、袖口、头帕、枕帕、钱包、香包，还是鞋底、鞋帮、腰带，精美的绣品都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讲，无处不在的羌绣，使羌族成为了一个把艺术品穿戴于身的民族，羌绣不仅美化了羌族的服饰，美化了羌人的生活，绣品中那些细密的针脚，也同时增强了衣物的耐磨性，艺术的唯美与生计的实用，就这样完美统一于羌绣之中。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起源于上古史前时期。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传说资料中有许多关于羌人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古代文献都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业且以养羊为特色的一个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羌人“以产牧为业”。牧就是牧羊，产就是粗耕。这说明他们以牧羊为主要生产，而以粗耕为辅。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今甘肃、青海河湟东至陕西泾渭流域的广大地区，即有我国先民的活动遗址，这些先民正是古代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根据历史传说，三苗是帝舜时期的一个部族，是黄帝的夏官缙云氏之后。缙云氏姓姜，炎帝之苗裔。这里追溯到西羌的本源，即是上古姜姓部族炎帝之后。

羌绣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地域化特征与羌族的历史变迁有诸多渊源。羌族历史深厚久远，在远古就有关于羌的传说。上古的“禹”由羌族史学家考证就住在今天四川省的北川县禹穴。古羌族大多居住在今甘青河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动荡，少数羌民被迫南迁来到今天四川省西北的岷江河谷定居。秦汉时期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羌民再一次分化南迁，部分羌人来到四川省的北川县定居，称白马羌，住在岷江河谷地带的羌民称冉駹羌部落。宋仁宗时期，党项羌建立的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部分羌民被迫迁徙到岷江河谷定居，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由此认定今天仅存在四川西北的羌族是在几千年中，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发展而来的，决不是单体部落发展壮大的，是多元部落的融合体。

在史前时期，居住在西北的古羌人中一支姓姜的部落，以及共工氏、炎帝、蚩尤等部落最先进入中原，相继并入以黄帝为代表的部落。经过长期的迁徙和交往，逐步融合为一体。可见古羌人是汉族前身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未进入中原的古羌人部落，散布于甘肃、青海河湟及陕西的部分地区，继续从事游牧生活，发展缓慢，其后裔便成为毗邻于殷商的羌方、羌人。甲骨文中大量记载了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殷商长期交战的史实。自此以后，羌人的历史进入了文字记载时期。

由于羌族的宗教尚停留在多神信仰阶段，白色石英石成为众多神灵的代表。溯敬白石之源，传说很多，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南迁的羌人受天神暗示，用白石击败强悍的戈基人，从此羌族得以安居乐业。二为神指点人类用白石相击取火，得到温暖和熟食。因而，长期以来，羌族用白石象征天神、山神、家神等诸多神灵，并把它们广泛地供奉于山上、屋顶、地里以及石砌的塔中。这种扎根于民间的深厚的思想意识，对羌族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武帝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维护西北地区的正常活动，实现了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流。但匈奴贵族联合羌人豪酋反叛，图谋破坏汉王朝的努力，汉王朝多次出兵征讨。到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起兵，攻城邑，杀长史，进攻金城，大败汉军。宣帝派赵充国率兵前往救援，并颁布命令“大兵诛有罪者……”(《汉书·赵充国传》）羌人若协助汉军诛“有罪者”，给予重赏。

土家族的来源亦有古羌人的成分。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土家与古代巴人》中称：土家来源于古代巴人中的一支廪君，廪君人有东西二源。东源来自濮人中的蜑人；西源出自陇南一带的氐羌。古代羌人的一支南下到今贵州后，再由贵州迁入今湖南境内，因此，土家文化中亦有氐羌系统的成分。土家族崇尚白色，以白虎为图腾，民间流行敬白虎、祀白虎的习俗。

羌历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羌族的好日子、节庆日或过年日。羌历年是羌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是羌族在粮食归仓后祭祀祖先和神灵，向神还旧愿、许新愿的重大节日。《隋书》记载，苏毗羌人“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视之”。可见其来历久远，且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古代氐羌人用十月历法（把一年分成十个月），十月初一被认定是一年之始，所以这个节日有送旧迎新之意。因地理条件不同，物候各异，所以，各地过羌历年的具体日期不一，仪式亦略有区别。改革开放以后，由羌族主要聚居地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的羌族代表在广泛征求各地羌民意见的基础上，共同商定将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日作为羌族过年的节日，羌历年的节期一般为三至五天。

旅游纪念品是指能使人回忆某地、某事、某次旅游或经历的东西，即为对某一特定旅游目的地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商品。这里我们理解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中购买的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一切物品。在“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今天，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旅游纪念品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羌族自称“尔玛”、“日玛”或“尔麦”、“日麦”，意为本地人。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兄弟民族。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他们就己经活跃在我国的西部了。今日的羌族，就是由当时迁到川西北高原的一支羌人发展而来的，现有人口20余万，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理县和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等地区。羌族的习俗、衣着、建筑等都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羌族聚居区已经成为富集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的“大九寨国际旅游线”的重要一环和羌族文化与风情旅游的目的地，这更为羌族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但是，羌族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远远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为改变此现状，现就羌族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谈谈自己的看法。

外来者的寻找促使羌人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寻找羌族文化特色。普通村民乐于强化自己的生活中诸如唱歌、跳舞、喝酒、绣花等等友善和美好的方面，并以此形成关于羌文化的认识。而政府则通过羌历年庆祝活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外来者展现这样一种丰富而优美的羌文化。

羌族人尚火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观记》卷二十二中记载：“西羌祖爰剑，为秦所奴隶而亡（逃亡），藏于穴中，见有景象如虎而为蔽火，得不死，诸羌以为神，推以为豪。”历史文献中说的正是羌人祖先爰剑在逃亡途中受到火神庇佑而被众羌人推为首领的故事，由此反映出羌人因得火庇佑而尚火的原因。羌族人尚火主要体现在羌民族习俗中的火葬和火祭两种形式上。

这一时期，也有外国人到羌族地区考察。如英国传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美国人类学者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在他们的眼中，羌族服饰有自己的特点。陶然士指出：“羊毛、麻布、苧、毛匹和金属，还有自己的织布工和技工。棉花可能是他们所缺少的，但是他们有一种足以替代棉花的民族性的布匹，那是一种厚厚的斜纹麻布，起码可穿五年。男女一致穿它……仍然保持的古代工业是织床毯、毛毡、腰带和窄窄的粗绒。粗绒用来做绑腿，织进衣服里。到了冬天，毛匹用来抵御山风和严寒。往昔男人都戴毡帽，而妇女们则喜爱布头饰。然而，无论男女都用后者，虽然头饰布被裹成不同的方式。一些人也戴汉人帽……”并言：“一个羌女的面庞并非是她的唯一财富。她头发还佩有一串银圈，整个头部装饰是十分精心之作……”他还认为羌人尚白是穿不染色衣服的原因。

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现代工业纺织材料要比羊皮容易获得多了；然而，结合材料中反映的其他事实（从朴素的白绸衣、麻衣到色泽明艳的长衫、围裙），我们可以大概推测出这应该是出于一种展示的需要——这也是仪式所带来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羌人的日常服饰已基本无民族性可言，只有在“羌历年”这种场合时他们才会穿着盛装出现，囿于功能和原始象征意义的民族服饰在仪式中摆脱了这些限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传统的羊皮坎肩受限于其本身质地的原因无法承载更多的变化，很难做固色（色彩）和刺绣（装饰）处理，大概就是它们在仪式着装中逐渐受到冷落的原因。

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西羌数十万人反，和匈奴相应合，匈奴入五原（今河套），西羌围枹罕（今临夏）。翌年，武帝命将军李息讨羌，把羌人到青海和盐池，逼他们让出了湟水流域，汉朝就在那里立了许多县，隶属于陇西郡；又置護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又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依今日的区域来说，这一个新立的金城郡的疆域应当东自榆中，西至湟源，南至夏河，北抵永登。湟水流域水草丰美，既宜于畜牧，又适于耕田，羌人虽一时离开，终究念念不忘。到宣帝时，派义渠安国巡行诸羌，先零羌的酋长向他请求，可否渡过湟水，到汉人没有种田的地方去畜牧。安国刚把这件事情奏闻朝廷，羌人就强渡湟水，官吏禁止不住。元康三年（前六三），先零羌又会合了诸种羌的酋长二百余人，解仇结盟，交换人质。这是有一个大举动的先兆，宣帝听得了，问老将赵充国；充国对道：

另一些羌寨在狩猎节这天还要举行“苏月”活动，即用兽形馍馍做靶子，举行射击比赛，射中即被视为当年狩猎必有好收获的兆头。这些当是古代羌人狩猎生活的遗俗，它反映了古羌人对狩猎极其重视以及男女老少都要参与狩猎技能演练的史实。

据《说文解字》记载，“羌，西戎牧羊人也”。可以发现羌人和羊的密切关系，生活中羌人最喜欢的牲畜也是羊，穿羊皮褂子、用羊毛织衣服、用羊做祭山用的祭品、羊皮鼓等。在羌族聚居区，存在大量的物品都具有羊的元素。除了羊作为图腾元素之外，还用了天体作为图腾，太阳给他们带来了光和热，和太阳相关的日月星辰也作为他们的图腾被运用在现实生活中。

更重要的是，“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此一记忆，不但让他们认为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民族皆是羌人后裔，也让他们在更广大的世界中寻找、想像期望中的、足以为傲的羌族同胞。一位出身汶川龙溪的羌族知识分子，便曾在以下言谈中表达如此的民族自傲：

羌族宗教的这种自然崇拜观把他们对白石的崇拜与火、与天穹（羌人认为天穹是火存在的地方）、与太阳、与人类生存意识都相联系在一起。

四川的富裕离不开古羌人对蜀地的开发，传说中“兴于西羌”的大禹首先治理的是岷江，秦时李冰修筑都江堰时吸取了羌人治水的经验，从此使岷江成为成都平原的母亲河，蜀地也从“水旱从人”而成为“天府之国”。据志书记载，羌人在每年羌历年后的整个冬天便到成都平原做佣工——打井、砌墙等。曾听我母亲说起外婆家那口水井就是羌人打的。饮水思源，羌人对中华的文明史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羌族一年所过的节日与汉族基本相同，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表现出农业周期的特色。不同的地方可能还有自己特别的节日，比如牛尾寨过哑巴会、合兴坝过七月半等，但并不普遍，也不太重要。牛尾村的村民杨XX说（男，50岁）：“以前我们这月月都有节，家门兄弟一起耍，吃饭、喝酒。这个月去这家，下个月去那家。现在都不过了。”但是他并没说出每个节日的名称。一直以来，羌人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过年”，即春节。但“过年”被看作是汉族的习俗，因此羌族的文化精英需要创造出羌族自己的节日来摆脱其他民族的烙印，羌历年也就应运而生，综合了各地区的文化特色，成为羌族人共同的“民族节日”。

现在，羌族男子多着汉装，但在盛大节日，尤其是茂县以北地区，仍保留着羌族传统服饰。由于古羌人从大西北历尽艰辛、长途迁徙到四川西北，其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经历使羌族男子在审美追求上以强悍英勇、豪迈洒脱的奋斗精神为美，在服饰上也鲜明地表现了这个特点，尤其是羌族祭祀性舞蹈《跳盔甲》中的舞者，他们身着牛皮、牛角制成的铠甲、护臂、皮靴、藤盔，体现了羌人对刚毅美的追求。男子盛装时横挎子弹带，手握腰刀，这都是战斗经历的遗存。

羌族男女皆有留长发的习俗，《后汉书•西羌传》称“羌胡被发左衽。”“被发”即为“披发”。在我国大西北古羌人曾经活动的甘肃、青海等地，发掘岀大批史前文物，其中有不少器物上描绘有披发人物的形象。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岀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口呈人头像，其头像额前垂短发，其余头发则披于颈部。史书记载秦厉公时，有羌族首领爰剑，其妻自认为丑陋而将头发披覆于面部，羌民见之争相效仿，久而久之形成披发覆面的习俗。关于“披发覆面”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上亦有表现，如甘肃永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罐上所绘的人物不仅披发，并且面颊上都绘有明显的黑线条，象征覆面的头发。又如青海柳湾出土的彩绘人像陶壶上绘有全裸披发的妇女，其面部也绘有黑线，象征覆面的头发。这些实物证实了早在史前时代羌人就有披发覆面的习俗。如今羌族妇女多留长发，少女时梳成长辫，婚后则挽髻。羌族男孩七岁时剃光头，仅在百会穴（即前脑门）处留一绺头发。成年时蓄发包帕，缠头帕时留出头发，然后将头发与蓝丝线一起编成发辫盘绕于脑后。松坪沟的羌族男子至今仍留有此发型，包头帕后还要插上几支雄鹰或锦鸡的尾羽，显得十分威武。汶川县羌锋寨一位84岁老人称自己的编发辫正是保持了羌族原始的发型。在茂县北部地区的羌族男子多留长发，并披于肩上。

此外，客位的保护也容易很忽视羌寨的整体性。羌寨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落，单个的建筑不能表现出羌族的文化风貌，也不能完成村寨文化的延续，必须要整体保存羌寨的建筑群落，满足村民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迷宫、如堡垒一般的羌寨整体，不但是外来的设计师无法建造的，甚至就是羌人自身也无法在朝夕之间复制出来的。

北川地区汉晋羌人带上的北川地区，也是当时“冉駹”的一部分，在行政上属汶山郡，广柔县是此一地区中心。《华阳国志》中称，广柔有一地名为石纽，为大禹所生之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谓禹神这是有关当地土著的最早记录。然而，这些被称作“夷”的土著，似乎与汉人同样信奉“大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羊皮褂和云云鞋。羊皮褂男女都喜欢穿，可防寒遮雨，劳动休息时可当坐垫。云云鞋形似小船，鞋尖微翘，鞋面绣有彩色云纹图案，或用彩色布在鞋面上剪贴成云纹图案再锁边子。传说古代羌人迁到岷江上游，遇到当地戈基人的反抗。羌人屡战屡败，受到神的启示，登云云鞋驾云奔逃，并用白石和棍棒反攻，终于打败了用麻秆和雪团作武器的戈基人。也有专家认为此说有误。但是，无论如何，在羌人的传统观念中，云云鞋是吉祥鞋，也是青年男女爱情的信物。羌族民歌唱道：“送哥一双云云鞋，情哥穿上爱不爱？鞋是情妹亲手做，金钱银钱换不来。……”

清廷派驻北川的历任地方官吏，留下社会记忆最丰富的便是乾隆时的姜炳章。在姜炳章及其他北川县令眼中，北川羌人本土文化是鄙陋或违反人伦的，因此他们努力使本地民众脱离一些野蛮陋习。譬如，姜炳章曾劝本地人放弃火葬习俗。道光时的北川地方官，也曾下令禁止民众卜祷山水之神及杀牛治病的习俗。姜炳章对于非汉土著文化的鄙视，以及此种鄙视透过语言、文字所造成的展演、夸耀，表现在他留下的一首《白草歌》中。在此文中，他描写自己下乡探访的情形：

我们不知道上文中的“羌人”是这位1940年代报告人所用的词还是葛维汉所套用的译词。无论如何，这位本地人认为，因战败而迁来岷江上游的“戈拉”，曾分布在灌县与杂谷脑之间。瓦寺部落来了之后，这一族人才退缩到今汶川与杂古脑（今理县县城附近）之间。这个范围，大约是理县与汶川羌族的分布范围。北方的茂县、松潘，西方黑水河流域与东方的北川等地村寨居民都未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戈拉”过去曾分布到灌县此一说法。虽然《必格纽》与《阿补齐雅》中，请神或买铁所涉及的地域都到郫县、成都，然而在本地人心目中，郫县、成都是汉人所居，有的人且认为汉人的皇帝在成都。灌县则在当时本土的我族想像中，成为我族的边缘。

原以狩猎为生的黑虎羌人，后农牧并举。他们与其他族系少有往来。所居寨子建筑在悬岩峭壁上，并筑数座碉楼；有的碉楼建立在鹰嘴河的山梁上，雄伟壮丽，碉楼一般砌成12层、8层、6层，最高的高达36米，它们挺立在群山中，如羌人敬奉的忠诚卫士——传说中的黑虎将军一般。碉楼转角处的石头鳞节如英雄的脊梁，顶天立地，永垂不朽。据称明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而推行土司制度，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双重压迫致使羌民反抗，起义暴动时有发生。《汶川图纪》中有“明世，黑跳梁”的记载。黑虎寨的英雄头领多几太，在抗敌中英勇牺牲，从此，后人尊他为“黑虎将军”，并使其受到神灵般的祭典。每年阴历五月初七和七月十五都会为他举行仪式。黑虎的妇女则常年包白色“万年孝”，又称“将军帕”，以表达对黑虎将军的悼念，故外人称其为“白头羌”。时至今日，黑虎羌人仍保留此俗，无论日常装或盛装均要包“将军帕”。

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弋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后，由于一些神迹而受到土著信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从此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像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这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历史叙事说明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从陈奂说，凡西南夷都是氐，氐的区域是够大的。从魏收说，氐的区域只限于武都郡及巴、蜀一角，又嫌太小了。这个问题，不是文字材料所能解决。只恨司马迁这篇报告写的不仔细，我们推敲不出他的原意来。按氐所居地，从《汉书·地理志》看来，陇西郡有氐道，广汉郡有甸氐道和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张掖郡有氐池，武都郡有氐道水，敦煌郡有氐置水，可见其占有之地虽没有羌大，但也不算太小。何况《后汉书·西南夷传》明白说冉駹内有“九氐”，使我们知道《史记》所说的“氐类”决不限于冉駹东北的国家。更何况《史记》所说的嶲、昆明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君长，都和羌人风俗一致，氐、羌种俗大抵相同，从文化上看来，此种人可为氐类，也正和西夜、无雷的可为羌类是一样的呢。

羌族神话中说，火神蒙格西爱上了羌人女酋长阿勿巴吉，他俩生下了儿子热比娃，他遵父嘱到天庭取火，火神给他两块白石，教他击石取火，由此人们才有了火，羌人也因此奉白石为神，每家的火塘也就成为火神的留居之处。火在羌民族的眼里威力无比，甚至超过太阳，因而广受崇拜。在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羌族祖先使用的火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不管天晴下雨、高山野外，只要用火镰和白石相碰撞，碰出的火花便可引燃特制的野棉花而得火。

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中国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时期，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

羌族对其先祖历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迁徙经历无比敬仰，这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其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素，并形成该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羌族每逢重大祭祀活动和人生经历的重要关口（如冠礼、婚礼），均要由族长叙史，释比诵经，祭祀祖先。正如民间流传甚广的《羌戈大战》唱道：“羌人能安居乐业，是前人用血汗来换。凭了祖先的智慧，尔玛人的子孙才有了今天；凭了祖先的勇敢，尔玛人的子孙才居住在岷江两岸。”羌族人民用这种“长歌祭祖”的方式来缅怀先祖，教育子孙。

中国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而羌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甲骨文就记载了“羌”字。虽然古代羌人与现代羌族有区别，但是从相关史料来看，现代羌族无疑传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和文化精髓。史学界和今天的羌族学者也认为现代羌族是在古代羌人的基础上继承了原有古羌人的文化传统后发展起来的，他们至今保留着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发生，使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深度濒危、失传和危机。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进行抢救保护。抢救保护的作用及意义主要有以下方面。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羌族是“向外输血的民族”，汉人因“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强大，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古羌人活动的记载，之后羌人从西北向四周迁徙，各个分支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今的藏缅语族中的14个民族，他们在历史上都与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那些保佑人们的善神（或谓正神），羌族人奉敬甚诚。以祭天神为最经常而以祭山神为最隆重。羌族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山峡谷之间，岷山支系的九顶山、鹧鸪山便横贯羌族分布的地区。山和羌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从山上得到诸如粮食、木材、药材、野兽、牲畜等各种生活资料。但是在人们无法驾驭自然力、无法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不能保证生活资料稳定供给时，对山的虚幻的观念和认识就使羌人确信有山神存在，并且每年都要举行祭山的仪式，以报答山神的恩佑。祭山在羌人的宗教活动中是最被重视的，流行的一句谚语“皇帝祭祀，百姓祭山”，就说明了这一点。

7世纪，在藏北高原羌塘一带有一苏毗国，她是以羌族女性为王的国家。《隋书·女国传》有云：苏毗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管理）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其俗妇人轻丈夫而不嫉妒，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通典》(卷193)记载：“在葱岭之南，男子皆披发，妇女辫发而縈之。……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玄奘《大唐西域记》也说到东女国“东西长，南北狭”，“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阒国，西接三波阿国(在印度恒河上游）”。《新唐书·苏毗传》载：“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冉光荣《羌族史》认为，还有另一个羌人建立的以女性为王的国家，在史书上也称“东女”。《旧唐书·东女国传》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因已有西女国存在），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羌，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这些历史资料说明在羌族历史上有明显的母系社会的印迹。这对研究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状况提供了依据，也是中国女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实，在阿坝州的汶、理、茂等地区至今还沿袭着女婿倒插门的习俗，且子女从母姓。这与历史上的东女国应该存在某种渊源关系。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为战争或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如此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用不着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号为三王部落。”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

而在国内，四川的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界，流行着“南彝北羌”之说，意为聚集于川南的彝族与川北的羌族，其刺绣技艺是四川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两座高峰。“南彝北羌”的绣品，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因岷江区域的羌人，自古便与成都平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羌人原始古朴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大量汉族的文化与艺术基因，这使“南彝北羌”之中的羌绣，得以博采众长，底蕴丰富。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前提下，技艺吸纳与创新，绣法融合与继承，这是羌绣与华夏其他民族刺绣工艺品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以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羌族刺绣实物为例，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如今羌绣中最为普遍的技法——挑花刺绣，在这批文物中频频出现。鲜为人知的是，挑花刺绣这种技法，正是羌族妇女吸收了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再发展与创新出来的一种汉羌结合的绣技。

在历史的长河中，羌绣已经作为羌族的民族符号进行一代一代的传承，也表达了羌族人的各种诉求，比如其中的杜鹃花图样，藤连着花，花连着藤，绵绵不绝，常常以团状、满幅的构图形式出现，暗含着子孙繁衍的意味。蝴蝶纹样也是羌绣常爱表现的题材。蝴蝶作为生殖繁衍的象征符号被很多民族作为图腾崇拜。羌绣中的蝴蝶纹样也有多个变体，特别是两只鸟头与蝴蝶的身体组合在一起，以此象征夫妻俩比翼双飞。这些具有极强的图腾符号已然成为羌人无形的语言。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他们主要活动在中国的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秦汉以来，古代羌人中的冉部落居住在今川西北一带。唐时，一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另一部分同化于汉族。今天的羌族是古代羌族人中保留下来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黑水及绵阳市北川县等地，以茂汶羌族自治县最为集中。少数人与汉、藏、回等民族杂居。使用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拥有人口198252，现有人口30.6万人（2000年）。岷江流域是驰名中外的传播人类古文化的走廊。生活在岷江中上游的羌民族，其悠久的文化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羌族妇女的刺绣。她们利用自然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素材，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以刺绣的形式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案，并且把这些图案反应在饰品和服饰上，发展到今天，形成了羌族手工刺绣。它是羌族文化的形象载体，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直观性、审美性的象征表现。羌绣，作为反映羌族文化的一部份，将羌族儿女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服饰和工艺品上，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6）土葬。有研究认为，大约在清朝康熙、乾隆以后，受汉族的影响和官府的提倡，羌族逐渐实行土葬。羌人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人死后“魄”即散去，三个灵魂一个守自己的坟墓，一个留在家中受祭，暗中保佑其后人，另一个回到老祖宗的“老家”去与祖宗团聚。所以，在羌族的葬俗中不言葬，而只说“送”，火把引路，大刀开路，娘舅开路，释比做法事，通过释比的法力将死者的灵魂一一送到该去的地方。

火葬是原始社会古羌人敬畏和崇尚火的表现和延续，尚火直接反映在古羌人的丧葬上，是羌人实行火葬的原因。自先秦以来，古羌人就以火葬为主要的丧葬形式。“氐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之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篇》）其大意是：对他们来说，生前成为战俘或奴隶并不可怕或值得担忧，而真正令他们担忧害怕的是死后不能够实行火葬。由此可见羌人对于火葬的崇尚和坚决的态度。闻一多先生说：那是他们担心不火葬，灵魂就不能回到先祖火神图腾的世界里去。至今茂县以北地区仍然保留着火葬的习俗，不少羌族村寨也还保留有旧时的火葬场和“阴屋”。羌人对于火的观念日趋丰富，随之产生了“净火”的观念——认为火有净化功能。以后，祖先崇拜意识也开始融入火葬的观念之中。先民们运用原始的互渗性思维，想象活着的人或者死去的人都可以通过火的神奇魔力与亲人和部落祖先相会。

尽管《羌戈大战》是一个神话传说，但羌族所供奉并使用的白色石英石本身坚硬、锋利。在原始社会，羌人把它作为工具，或取火，或割兽皮、树皮，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很有用的帮手。难怪羌人把白石作为图腾供奉起来，也说明白石在羌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其生活生产密不可分的。羌人崇拜白石实为古羌人石崇拜的遗存，它完整地保存在羌族原始信仰当中。李绍明先生在《巴蜀民族史论集》中写道：“现今羌族的石崇拜应视为古羌文化的延续……被称为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或以白石为表征的诸神信仰，这种以白石作为诸神代表的石崇拜可谓石崇拜的典型形式，在其他民族的自然崇拜中尚不多见。”

胡鉴民心目中的羌民范围，只分布在理番、茂县、汶川一带。在他看来，当时的“羌民”文化是羌人文化与汉人、戎人文化的综合体。他认为，当前羌民的文化混杂性，说明这民族曾经历一个长期迁徙的过程。他提及体质学、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但他并非以此界定“羌族”的范围，而是以这些学科来说明“羌民”与“西藏民族”间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学者闻宥已证明羌语为藏语之一支；他自己则由历史上氐羌民族的迁徙及其经济形式，与“文化人类学”之“文化区”观点，将羌民归入大西藏文化区之内。

姜氏戎（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同为姜姓。这些国家都是最先进入中原的。齐、吕、申、许做了诸侯、贵族，均自称是华夏（族）。到了周代，已形成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即重视遵守周礼，接受华夏文明，所谓“诸夏用夷狄礼则夷狄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除羌人中的姜姓部落在西周时已开始融入华夏外，还有部分羌人在舂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义渠国”，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他们已能建筑城堡，实行定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对死者实行火葬，这些都是羌人的习俗。随后秦灭义渠，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西方诸戎（一般统称为西戎）大都融合于秦。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自是中国无戎寇。’”

上古畜牧起源于狩猎，是男子从事的产业。农业种植起源于采集，是女子操作的劳动。传说中的姜姓部落多与农业有关，早于神农的共工氏就是姜姓部落的一支。传说共工氏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乃是洪水泛滥的时代。共工氏及其后代都致力于防治洪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神）。”（《礼记.祭法》）共工氏子孙在黄帝时任“土官”，少皞时任“水官”，禹之时四岳继续协助禹治水。水是早期文明的先决条件，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传说姜姓共工氏不仅是古羌人中也是中国古代先民中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部落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羌人姜姓部落开启了中国的农耕文明。

在一些接近藏区的地方，还有不少羌、藏、汉族杂居的村寨，羌、藏、汉等民族团结、友爱、互助也形成传统。在一首羌族民歌《修雕房》中唱道：“羌汉藏三兄弟相聚在羌山上，是要为羌人修房屋。汉民搬石，藏民拌泥，羌人砌墙。汗水流在一起，笑声飞在一起，劲使在一起。……新房落成，羌家主人宴宾客，汉藏兄弟请上座……感谢汉藏兄弟的帮忙。”

由西汉初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在西北一路，当西汉武帝时中国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有了“羌谷水”与“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到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西汉昭帝与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期，汉人的势力更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到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由于与河湟土著的战争，中国人对于此处的“羌人”有更多的描述与了解，因此“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羌人”。最后，在西南方，秦与西汉前期中国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华夏用来称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边疆，由于“氐羌”之关联，这儿部分人群也被称为“羌”了。

这个文献，可以视为部分理县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首先，它还是以“弟兄祖先故事”来呈现几个“起源”之间的血缘关系。但“起源”所凝聚的是各地“信徒”，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各“族群”。其次，前面小姓沟或永和沟之“弟兄祖先故事”中，那些弟兄始祖都没有名字与事迹，而理县故事中的“三弟兄”则是有名有姓，有神圣事迹的人物。第三，这三弟兄来自于黄河上游一个“与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接壤”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这样一个四省接壤的地方。但这样的地理空间想像，正符合我在前一章中所称的“羌人地带”，也就是典范羌族史中的“氐羌系民族”分布地区。

古代羌人种类繁多，分布地域很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婚姻形式也不尽一致。生活在今岷江、涪江上游的羌族，母系制延续时间较长。直到近代，入赘婚仍是他们的主要婚姻形式之一。《汶川县志》记载：1912至1949年，“赘婿之风，亦极盛行”。羌族释比的经典也说：“古今婚姻大不同，不同之处说根由，从前羌人男出嫁，男子入赘女子家。”入赘婚本人可以做主。女方系处女，一切仪式都要举行，只是男家不出财礼，女家给男家送礼。入赘者要改名换姓，跟女家同姓，还要给女家写赘约，规定入赘后男子要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羌人重丧服。《归唐书》称羌人“丧有制服，丧讫而除。”亲人要为死者披麻戴，有的地区甚至长达三年。三龙地区的羌人本来包黑帕，如果父母去世则改包白帕，即使父母去世已有两年，仍在黑帕内包上白帕，直到所戴孝帕烂掉才将其烧毁。有的除包白色孝帕外，连耳坠也换成白色羊毛线，以示自己重孝在身。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历史学者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在此时此地，大禹与西羌的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焦点。“禹生于石纽”、“大禹兴于西羌”以及“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等等之说勃然而兴。虽然学者皆认为大禹出生的“石纽”或“汶山郡”在北川或岷江上游的汶川，而当时这些地区的山居土著在文献中都被称作“羌”或“羌民”，但却少若学者因此深入研究大禹和羌民的关系。这是由于虽然讨论大禹和羌人的关系成一时风尚，但重点并非大禹和当时川西北“羌民”的关联，而是华夏的“起源”问题。在对日战争的挫折中，借着“华夏起源于四川”的历史想像，中国知识分子隐喻民族之复兴也可寄望于此。

传说木比塔有三个儿子，大儿在黑罗山牛场放神牛，二儿在黄猴坡马场放神马，三儿在汶川放神羊。有一年魔兵和戈基人伙到一起，一同来打羌人。不知打了多少年，羌兵败了。这一年木姐珠与斗安珠被木比塔封为地皇氏，派到汶山一带放羊。木姐珠与斗安珠生有九子。大儿叫构；二儿名叫恶；三儿名叫烧当；四女儿名叫至；五儿名叫格南；六儿名叫黑羊；七儿名叫白羊；八儿名叫吉；九儿名叫尚当。九子也封为人皇，九兄弟继续与魔兵和戈基人打仗。

这种具有羌族特色的神的象征物——石英石，与羌族的历史有关。传说羌族的先民曾有过一次大流亡，其中有一支羌族的先民在此定居后，遇到了强大的敌人戈基人。双方交战前，羌民的领袖于梦中得到神的启示，神指导他们用坚硬的木棍和白石块与戈基人作战，并在颈上悬羊毛线作为标志。羌民依梦而行，果然战胜了戈基人得以安居。后来为了报答神恩，但又不知神的具体形象，于是羌人商议用白石作为天神的象征，供奉于每家房屋顶上，朝夕膜拜。从此，供奉白石和祭天就成了羌人的传统习俗。

近代羌人除穿毪衫外，也多着麻衣。虽然羌族男女均穿毪衫或麻布长衫，但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如茂县沙坝以北的赤不苏、牛尾、镇坪、松坪沟等地以毪衫为主；而茂县沙坝以南的黑虎、汶川、雁门、理县蒲溪等地则穿白色麻布长衫。羌人的毪衫以毪子作为衣料，而麻布长衫的麻布则是以自产的大麻（俗称“火麻”）为原料，经加工而织成。大麻，属桑科的一年生植物，雌雄异株，雄株古代称“枲”（xǐ），雌株称“苴”（jū），雄株纤维略少，但色白，强度高。大麻茎皮纤维量可达70%，其单纤维长150-250毫米，十分适合作为纺织纤维。过去每户都用一亩或几分地种麻。羌族女孩十三四岁便开始学纺织，以纺麻、织麻布为主。纺麻时，一边用牙齿撕麻，一边用右手拉伸麻纤维，左手则转动纺锤纺捻麻线（称“吊线”）。纺麻所需时间较长，如果羌族妇女仅平时抽空纺麻，则需要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备齐一件麻衫的麻线；即使专门纺麻，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由于长期穿麻布衣的原因，与之相邻的嘉绒藏族称羌人为“达玛”或“达蔑”。“达”意为麻，“玛”、“蔑”意为人。于是“麻衣人”称谓成为羌人的代称。现在羌民既不种麻，也不纺麻了，而是用棉布、丝绸作为服装面料，麻布反而成为最珍稀的面料。

据史籍记载，羌族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古羌人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曾为中华文明史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部分古羌人与其他土著居民融合，衍生岀藏缅语族的14个民族，因此，费孝通先生称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羌族的历史和现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与刺绣，必须从羌族服饰与刺绣着手，将其作为首要课题。近二十年我们对羌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采风更证实了这一点。千百年来流传在羌族民间的“四羊护花”、“羊角花”图案正是羌人“羊图腾”崇拜的反映；“万字纹”、“日月纹”的花飘带正是羌人太阳崇拜的反映；“云云鞋”、“火镰纹”正是羌人火崇拜的反映。这些纹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在相关的14个民族中均可寻找到类似的纹样或痕迹。

本书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两种“田野”。首先，是我由1994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查。1994年夏，我由西安经陇西一路进入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再由陕南进入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循着历史上的羌人之迹，观察他们生活的山川环境，并接洽、安排以后的田野学术活动。此后，我在1995、1996、1998、2000、2001、2002年之寒暑期，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作田野调查。在这段累计约有11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中，我曾在三处作多次的停留访问，这三地是松潘小姓沟、茂县永和沟与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它们分别代表西北方最藏化的，中间的以及东方最汉化的羌族地区。此外，我也短暂访问其他各沟村寨，每次在一村寨只停留约5-7日；或在一两年后，再度访问这些村寨。如此做法是由于我所进行的研究需要倾听羌族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多元声音”，因此我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元，并能涵括各种“边缘”。在此研究需求下，我的田野考察地区包括：茂县的永和沟、水磨沟、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牛尾巴，汶川县的羌锋，理县的蒲溪沟、薛城，黑水县的麻窝、黑水与知木林，松潘县的小姓沟，北川县的小坝、片口、青片等地以及以上各县的县城。受访的对象，包括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之羌族民众。

近代羌族地区的畜牧业以养羊、牛、猪为主。靠近汉族地区以养猪为主，靠近藏族地区仍以养牛（或牦牛）为第一位。养羊一般成群牧放，晚上赶回关在碉房（住房）底层的圈栏内。也有在山上牧地搭建圈栏，白天放牧，晚上赶回圈栏的。牧羊人则带上猎枪，住在羊圈旁的草棚内守护羊群。牧羊本是古羌人的主要产业，羊在羌族生活中至今占有重要地位，羌人对羊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每逢重大节日，仍要祭祀牛王菩萨和羊神。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放羊歌》：“正月放羊是新春，早放羊，早起身，羊儿吆喝前面走，露水打湿脚后跟。二月放羊是春分，遍地草儿绿茵茵。羊儿不吃山中树，爱吃地上草青青……”歌词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历数放羊的欢乐与艰辛，也流露出牧羊人对羊儿的感情。

说到羌族的文化內涵，就不得不谈及羌人的自然崇拜观，二者紧密相连。古羌人对于自然图腾崇拜的观念来源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条件。在远古时代，古羌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依山居止，垒石为室”，大山、草地、羊群因为和其生活密不可分，都成为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其中，羌民族的“神林崇拜”、“祭山会”（羌语“苏布士”）便反映了羌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纯美情感。此外，羌族先民还认为“大地成后，地皮上的水又生长出草，生长出树，生长出五谷，生长岀飞禽走兽，于是就有了地上的万物。”

这个记载显示，《礼记》作者认为“中国”人与“夷、戎、蛮、狄”之区分，表现在由发式、服饰、纹身等所造成的“外在身体”，以及由食物所造成的“内在身体”之上。又如《周书》记载，一位派驻边疆的中国官员刘璠与其妻，顺应当地羌人习俗。作者也是以“食麦、衣皮”来描述他们所从的异族习俗。

羌族的乐器制作技艺主要表现在羌笛、口弦、羊皮鼓、响板，还有唢响、锣鼓、钹等。羌族乐器的制作各有各的风格和制作技艺，它们的音色良好，材料普遍简易，体积也不大，可随身携带，随时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出羌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弹筝峡在今甘肃泾川县，同谷县在今成县，唐朝境界缩到了这里。兰州今皋兰县，渭州今陇西县，原州今固原县，会州今会宁县，蕃境伸到了那儿。新泉军今靖远县，直到贺兰山，为缓冲区，两不设防。这除把今青海省及四川西部地全都属了吐蕃之外，宁夏只留出东边灵武、盐池一角，甘肃也只留出东边一小部份，从东经七五度至一〇五度，北纬二八度至四〇度。中国原有的地方一概放弃，这个羌人的国家真够大了！但会盟划界是无用的，他们依然连年用兵。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又盟于长安主会寺。盟词很典雅，略云：

在如此的民族历史建构中，联结不同时间、空间之羌人的则是“民族迁移”。在“民族集团说”中，徐旭生认为华夏集团的炎帝氏族居于陕西，其中一部分在西周之前便已顺渭水、黄河东迁到河南、山东等地。蒙文通认为，姜戎诸国原在周之西北，在西周灭亡后，他们逐步南迁或东迁——这是整个西戎东迁潮流的一部分。白川静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羌（或戎），为了逃避列国压迫，移向陕西、甘肃山地。后来又受迫于秦，西逾陇山，进入黄河上游与浪水流域，这就是汉代的西羌。顾颉刚认为羌戎原住在西方山岳地带，一部分很早就往东面迁徙，三四千年来逐渐同化在汉文化里；元明以后，部分往西南方迁徙则成为藏族。冉光荣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羌人一波波地东迁而融入汉族中，往西南迁的则发展成为当今之羌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事实上，这些证据与诠释，都无法充分证明一个广大绵延的羌族之存在。关于“共同的羌族文化”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性之关系，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

到了汉代，原来进入中原的羌人，已与汉族融合。而未进入中原的则形成众多部落，各有酋长，散布于长城以南的陇西和青海河湟地区。这些部落名号不同，不相统属，常互相攻战掳掠，"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后汉书·西羌传》)。他们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与西周初年建立的齐、吕、申、许等羌人大不相同。众多部落中最强的有先零羌和烧当羌。其次则有钟羌、勒姐羌、卑湳羌、当煎羌、幵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封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以及效功、傅难、当阒、乌吾、零悟、滇那、黄羝等羌族部落。他们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和陕西西南部，与汉王朝都曾发生过大小不同的冲突，对汉叛服无常，但最后大部分羌人部落都失败降服，被分散内迁至边塞诸郡安置。没有降附的仍居塞外，被称为外羌。

所咏的即是此事。这是新疆羌人的洪水说，也归根于上帝的赫然震怒。他们指为蒲昌海水溢，也正同秦、晋间人提到幽水便说是孟门、龙门水溢一样。龙城遗址大得可以走一天，可见羌人实有很高的文化和很密的人口。巧的很，六十年前，英国派出的文化间谍斯坦因到新疆考古，得到了许多竹简和纸片，其中有一封羌女的信，出于罗布泊北面的古城里，大约是三国到前凉这个时期内（公元三、四世纪）所写，文云：

羌族是古老的民族，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羌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族独特的民族服饰与羌族聚居地的自然条件相伴而生，与羌族人民生产及生活条件密切关联。古代的羌族服饰以“披毡”最具特色。《后汉书·西羌传》中曾记载，两汉时期的甘青羌人“女披大华毡的为盛饰”，这也许是有关羌人服饰的最早记述。

由此记载可见，在张澍心目中汉代西羌遗民只是当时的“松潘、茂州诸夷”。这也说明，在羌人地带上大多数的非汉人群成为中原人心目中的“番”、“夷”与“汉”之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茂汶到松潘以及北川西部地区的部分村寨人群，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或严格地说，特别是在清代，只有极少部分的中原人仍“知道”岷江上游有羌人存在。

羌族刺绣是羌民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于2008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刺绣不仅仅是简单的挑花绣朵，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甚至与巴蜀文明曙光的肇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巴蜀科技史略》一书中称：“中国丝绸的源头在何处？长期以来，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早在4500年前，蜀人就向中原输出先进的养蚕技术，表明蜀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超过商文化。”岷江上游正是桑蚕的摇篮，传说中的蜀山氏为早期来到四川北部的羌人。古蜀三代蜀王为蚕丛、柏灌与鱼凫，其中蚕丛氏、龟凫氏均为羌人中的氐人（居住于低地的羌人）。其氏族初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虞、夏王朝时沿着岷江向南而逐渐迁至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多野蚕，从远古的蜀山氏到蚕丛氏均致力于野蚕的驯化。据古籍记载，野蚕性孤独，蚕丛氏将其集中喂养，改变其生活习性，从蚕蛾交配到蚕卵的收集、保存，再到第二年的孵化饲养和缫丝的完成，要经历无数艰辛才能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世上有成千上万的昆虫，但被人类驯化成功的昆虫仅有两种：一是将野蜂驯化为蜜蜂，二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汉之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称：“蜀之先，名蚕从，教民蚕桑。”《仙传拾遗》记载“蚕丛氏……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蚕丛氏继承蜀山氏，在蜀山建国称王，其氏族名称亦为“蜀”，虽然南迁至成都平原，但仍以“蜀”为国名。“蜀”是蚕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称：“蜀，葵中蚕也。”蚕丛氏因蚕丝的贡献而受到蜀人的崇敬与爱戴，蜀人尊其为“蚕神”，为之立祠，还尊其为“青衣神”。可见，早期来到四川西北部的古羌人，他们与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松潘、茂县及都江堰均留有因蚕和蚕丛氏而得名的蚕陵、蚕崖石、蚕崖关等古地名。被尊为“蚕神”的蚕丛氏传说就葬于茂县的叠溪，汉代曾在此设置蚕陵县。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近3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当时的蜀王形象，所着四件套服装均绣有龙纹、鱼纹和鸟纹。据专家分析，这是采用锁针绣和辫子股绣刺绣出的纹样，是3200多年前蜀中绣品的真实写照。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涅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

有名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讲述了羌人在得到神灵帮助后，在颈部系羊毛线与戈人大战获胜的故事。颈部饰以羊毛线，既有神灵护佑之意，又内含羌人的审美意念。至今，释比在主持重大法事活动时，仍有向小孩颈部系羊毛线表示神灵赐福的举动。在少年行成年礼时，释比要给他赠送神灵的礼物，即用白色公羊毛线拴系的五色布条，系于颈部作为护身符。因此，在羌族的观念中，颈部系羊毛线是能得到神灵庇佑的。延伸开来，人们在颈部系红线或五色线也可避邪保平安。

西晋末年，原先在汉末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先后起兵反晋，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和巴蜀建立割据政权，计有16个国家，史称“十六国”。其中羌人豪酋姚苌建立了后秦。姚氏先人属汉代烧当羌，世为羌人首领。姚苌之父曾告诫诸子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晋书·载记十六》）姚氏建立后秦国后，视儒家思想为正统。这不仅体现了后秦国的治国理念，也表明汉文化对姚氏的影响。建初九年（公元393年），姚苌死，子姚兴继位。姚兴时期是后秦国颇有作为的时期：招抚流民，抑制羌、汉豪强；境内平民凡因饥荒沦为奴隶的，一律赦免为良人；俭省法令；谨慎断狱；设律学于长安；奖励清廉官吏，严惩贪污；设置学官，考试优劣，随才擢拔；信奉佛教，在长安重新考校翻译佛教经典300余卷。姚兴晚年，诸子争位，内部矛盾尖锐。姚兴死后，姚泓继位。此时相继发生羌民和匈奴的叛乱以及统治集团的内讧。随后晋军攻破长安，姚泓被杀，后秦灭亡。后秦传国31年。

7世纪时，原在“羌人地带”之西的吐蕃兴起，建立一可与唐朝匹敌的王国。吐蕃王国的向东急速扩张，造成其与唐朝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发生剧烈的冲突。而这个夹在中原与吐蕃之间的地带——由青海东部、甘肃南部至云南北缘及康藏东部之地——也就是上述的羌人地带。由7世纪中到8世纪，吐蕃王国几乎征服了所有这羌人地带上的各部落联盟，如羊同、宕昌、邓至、党项等，以及邻近的唐朝边邑州县。在战争中，羌人或为吐蕃前驱与唐为敌，或受唐军节策以伐吐蕃，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大量渭南、洮、岷的党项羌人，曾寻求唐朝保护。唐朝将他们举族安置在陕西渭水北岸各地。9世纪时，吐蕃王国逐渐衰微而终于崩解。原臣服于此王国下的党项诸羌部落，在拓跋氏领导下，于11世纪初建立西夏（1038-1227年）。这个政权在政治结构、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受吐蕃与宋朝双重影响。

因此，这些服饰特征中有哪些是“传统的”——至少是从20世纪上半叶延续而来——值得探究。在上一章中我提及20世纪前半叶，陶伦士、葛维汉、胡鉴民与《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所描述的“羌民”服饰，经常是形式素朴、色彩单调。葛维汉与胡鉴民都曾注意到，在衣鞋上绣花的习俗在较汉化或藏化(嘉绒化)的地区更流行，因此他们怀疑羌民由邻近的汉族或嘉绒藏族那儿习得绣花的习俗。此外，我也在上一章中提及，在1929年，黎光明记载道：“以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1934年中国旅行家庄学本也认为“此地的汉羌和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当时包头帕的本地人也包括男子；20世纪上半叶的调查者曾提及，羌人无论男女皆戴头巾、扎绑腿。

①羊纹：古羌人以牧羊为业，自称为“尔玛”或“尔咩（miē）”，与羊叫声相似。羊与他们羌族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既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以羊为图腾，将其符号化，使之成为民族的标志。直到如今，羌族服饰刺绣中最为突出的纹样是被图案化的羊头纹样，如“四羊护花”纹样，它流传千百年，经过不断传承与提炼，已成为非常精美的纹样。羊头纹样突出，高高耸立，盘旋卷曲的两只羊角和一对温柔的大眼睛，显出羊的高贵与善良，形象鲜明，简练概括。羊头纹也常常补绣在羌人的皮背心上，黑白分明，主体突出。

同时，也在1980年代，岷江上游羌族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部分学者们的注意。这个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述说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南迁，至岷江上游与当地土著戈基人发生战争，得胜后成为“尔玛”并分别到各地建立村寨。这个民间传说，被学者视为北方羌人南迁之真实历史反映。理县、汶川一带出土的石棺葬，当地人认为是“戈基人”的墓。石棺葬中的甘青文化因素，被学者诠释为一波波羌人南迁的考古学证据。此种糅合本地传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羌族史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冉光荣、李绍明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这可以说是典范羌族史的极致，也是典范羌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在本书出版后，再也没有如此完整、全面的“羌族史”出现。

1930-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民族考查的中国学术群体或个别学者，有受教育部委派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及语言学者闻宥、民族学者胡鉴民等。同样地，“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调查成员们也困惑于“羌民”文化的混杂性。因此在语言范畴等同于民族范畴的概念下，他们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他途可准”。他们的确也作了些初步的语言调查。于是在他们心目中，羌族不只包括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羌民”，也包括黑水河上游麻窝一带的村寨人群(今为藏族)。

此文化描述透过文字、口述、图像与行动的展演，强化华夏心目中“羌人”的劣势地位。在地方层次或在华夏边缘，此异族意象让常与华夏接触的“羌人”成到自身的劣势。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羌人”通常被称作“蛮子”。而相对地，自称“汉人”的华夏，在此华夏认同边缘也常需夸耀、展示自身的文化习俗。在同时接触此种文化夸耀下，许多“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而终于采借华夏家族历史记忆而自称“汉人”。这样的文化过程，曾使得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持续向西迁移。汉晋时期陇西、关中一带被称作“羌”的人群，其后裔在隋唐之际都成了华夏。唐宋时期甘南一带土著还被华夏称作“羌人”，到了明清时期这儿也成了汉人之域。明代北川白草、青片河流域的“羌人”，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时也都消失了。

邻邦蜀绣的繁荣以及外贸交易和交流，对羌绣的起源有着直接影响。蜀绣发源地——成都，因其蜀绣工艺精细、华丽无比、地理条件优越而扬名天下。羌族聚集中心区距离成都不到一百公里，汶川县映秀镇的羌族居住区距离成都市还不到二十公里。相邻的文化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条件和机会，聪明智慧的羌人有条件对异域的蜀绣进行模仿，这对羌绣的萌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羌人地带南端的非汉族群由“羌”变成“夷”，或“蛮夷”，这个改变也显示他们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异类性逐渐增强。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此一近代地理人群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士人描述西南边疆的著作中，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汉源（地在雅安地区南缘）以南的非汉人群与地理；对于汉源以北，包括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的异族，这一类的异文化描述非常少见。这或也显示，此时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土著文化，对中原异地游历者而言已缺乏“异类性”，因而他们对此也缺乏描述兴趣。

《北史》中关于党项羌的生活习俗描述与此类似，只是添加了在当地人年80以上死者，亲戚不悲哭，年少的死者亲人才为他悲哭。《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也大致如此。《北史》与《新唐书》所描述的“羌人”，与较早见于《后汉书》的羌人，事实上是不同地理区域的非汉人群：前者在甘南之洗河至白龙江一带，后者在青海河湟一带。但汉人所记载的土著风俗，如国无法令、妻继母寡嫂、不能相统等等，仍是不变的。

春秋战国时，以河湟为中心的羌人部落的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农牧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古羌人向外扩张，然向东受阻于强秦，只得向西北及西南扩展。古羌人在青藏高原发育成熟，并取得相当成就和势力后继续向外扩张，其分布遍及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区域。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西北羌人南迁，是因秦强所迫，受挫而撤。受挫的影响甚大，但古羌人绝不是最早进人西南地区的开拓者，因当地早有其他部族居住。古羌人经过一段时间迁徙，先后到达岷江上游等地；至迟在西汉时，古羌人已由西北南下到岷江地区。

在《西羌传》中则是，作者先提及西羌出于古代四凶之一的“三苗”，他们是姜姓族的别支，其国原在南岳；在舜驱逐流放“四凶”的时候，他们被驱赶到“河关西南”，黄河上游之地（河首）。后来该篇又提及，羌无弋爰剑，一位曾为秦人奴隶的戎人，因避秦人追捕，而逃入河湟西羌之中。在此，因种种神迹，他被当地羌人奉为首领，他的后裔便成为许多河湟羌部落的酋豪家族。后来又因秦国的军事压力，爰剑子孙分散四方；其中一个孙子“卬”率众迁往西南，他的后裔又成为许多西南羌部的豪酋家族。因此，在《西羌传》中事实上包括了三个“英雄祖先历史”。一是三苗与其后裔（所有羌人）的历史；二是无弋爰剑与其后裔（所有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三是卬与其后裔（西南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

其二，反映民间信仰内容，体现出对日、月、山、火、水等诸多神灵的崇拜和“羊”的崇拜。服饰文化中的纹饰可以反映羌族的多神崇拜，并可加深或淡化人们的宗教观念。羌族通过绣饰表达出对日月星辰及各种神灵的敬畏之情。如火充满力量和希望，常常用于装饰男性服饰。《云云鞋的传说》反映出羌族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对羊的崇拜至少源于三个原因：第一，羊是天神阿爸木比塔送给木姐珠的嫁妆之一；第二，羊在传说中是重要的文化载体，有文字的经书被羊吃掉，释比杀羊绷鼓，击鼓诵经；第三，羊与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为衣食之源。而“羊角和云形有共通之处，在表现过程中可互为变形并派生出多种形式，作为一种符号，从一个侧面传达出羌族历史的发展”。故，云云鞋的装饰纹样大都是羊角(云纹）。其三，反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类图案多是组合图案，有吉祥、美好之意。如”石榴送子图”、“四羊护宝图”、“金瓜向阳图”、“火盆花开”、“团花似锦”、“凤穿牡丹”、“尖菊团花图”、“富贵花开”等。另外，羌绣还吸收了字纹，如寿、贵、万等字来表达一种祈愿。

爰剑五世到研，研的武力最强，自后就把“研”名作为种号。十三世到烧当，又极豪健，元帝时结合了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他的子孙又改用“烧当”作种号，烧当羌常作诸羌的领袖。王莽执政，想夸耀自己的威德作篡夺汉家江山的准备，他就招诱诸种羌人教他们献纳土地，称臣内属，于是在湟水以西设立了西海郡。等到王莽失败，烧当的玄孙滇良立刻把西海郡地方完全抢了回去。

当代羌族作者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新体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羌族人所没有的。诗歌作者思维活跃，观念更新，视野更为广阔，多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从事诗歌创作。其作品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更着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思考，力图演绎古老羌族拼搏奋进的坎坷历程，表现其独特的心理素养和个性特征，进而抒写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刻的反思与追求，以及对文明进步美好未来的憧憬。代表作家有李孝俊、何健、余耀明等。李孝俊于1994年6月将多年的诗作整理结集为《在这片星光下》。诗集共分为五个部分。整部诗集充分展示出羌族青年诗人满怀热忱，在生活的道路上曲折行进的心迹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一代羌人珍视历史、热爱故乡而又思索命运、向往山外广阔天空的真实性灵与精神。何健的作品多为组诗形式，代表作有《山野的呼唤》《羌民篇》等。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现了羌族的历史文化与纯朴秉性，刻画其倔强的灵魂。余耀明的作品以平淡质朴、富于民族特色而著称，如《羊皮鼓》《赠你一双云云鞋》《故乡》等。

汶川地震撼动山河，但是撼不动大山中的羌人。在祖祖辈辈与恶劣生存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羌人不仅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了一个个堡垒似的羌寨，更形成了以村寨生活为核心的羌族文化，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是村寨整体的经络，保障每个村民都能度过生活中的一个个难关。

以上“羌”或“氐羌”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变迁，表现了华夏形成过程中华夏之西方族群地理边缘变化。在商人的我族认同中，西方异族主要是在陕晋豫之交。西周时人的我族概念中，这个西部族群边缘大约向西推进到陕西宝鸡之西不远的地方。战国至秦，由于秦人的华夏化，这个边缘又向西推移到陇西、洮河一带。西汉武帝及其后，“羌”的概念一度随河西纳入中国而往西北迁移，造成历史学者所称的河西与天山南路之羌。无论如何，东汉与河湟羌人之间绵长的血腥战争，使得河湟土著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羌人；这个概念，后来又因《后汉书•西羌传》之作而强化。因此，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由商到汉代之“羌”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异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历史，或“华夏边缘”变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