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羌族历史”之建构，除了基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之外，学者们也尝试由考古学、语言学上寻求支持。如甘青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火烧沟类型、诺木洪文化、辛店文化与安国类型文化，以及新疆的战国时期火葬墓，都曾被认为是羌人文化的遗存。除了这些考古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及所跨时代，与前述历史上的羌人活动时、空相契合外，主要的证据是随葬的牛、羊骨与少量的火葬遗存。考古学者也宣称有些考古证据，可证明西周时期渭水流域姜姓族与羌的关联，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便是邹衡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由关中地区先周文化中存在的两种鬲——分裆鬲与联裆鬲——来印证文献中的姬姓族与姜姓族。联裆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中，分裆鬲来自于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中；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姜姓族由西往东迁，姬姓族由东向西迁，两种考古文化交融于渭水中游一带。许倬云与Katheryn M.Linduff也认为，先周族原先活动在山西、陕西北方高地，吸收光社文化与草原居民的文化。在古公亶父时，他们又迁至泾水上游，定居于岐山并与姜姓结盟，此时期羌族文化遗存，表现在寺洼与安国文化之中。1980年代陕西扶风县刘家的辛店文化墓葬发掘，使学者对于从考古上证明羌与姜的关系更具信心。由于辛店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西羌地理分布部分重叠，刘家文化墓地普遍随葬石头之习俗与文献中羌人崇拜白石的记载一致，又由于死者头部的双联小铜泡可能是发卡，反映了文献记载羌人披发的习俗，因此发掘者称之为姜戎（姜姓羌族）墓葬。

羌族文化也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感兴趣的主题。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由文献与遗物中，探索古代羌族文化面貌。民族学者则在田野调查中，观察与描述当代羌族文化。部分学者更结合历史、考古与当前民族学资料，说明羌族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此证明此民族实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其间，“文化”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有多种意义。“文化”呈现一群人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演化论观点。“文化”流露一群人的迁徙，或某种精神或物质性人为创作的空间传播，这是传播论观点。“文化”又显示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这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在国族主义下，透过这些不同观点之论述，近代学者有关羌族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小在社会发展上劣于华夏的、在历史上不断被击败而迁徙的、当前仍借其“民族文化传统”以维系其社会特殊性的羌族。在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学者探索、争辩的对象，也是当前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信赖与自豪，以及不断被他们修饰与创新的文化符号。

基本上，我思考、分析文本的方式是借着一种考古学的器物遗存隐喻。考古学者将器物遗存视为在一选材、制造、使用、废弃过程下之产物。我认为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同样地，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保存的过程而形成。面对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思考：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人、物、时间、空间等的指涉与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究竟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达成什么目的；作者或他人如何操弄、使用此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他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的争论与制衡中，这个记忆如何得以被保存、推广或被修正、废弃。对我而言，这并非是一种文本分析的公式。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我对文本的理解与分析常循此脉络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