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认真的学者考虑到“民族”是一个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业、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等的人群，他们也以此来思考历史上的“羌族”。因此，他们努力在文献、考古与民族学资料上印证这个“羌族”在广大时空中的存在与延续。部分考古遗存中的火葬以及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火葬之俗，被认为是文献中“羌人火葬”的反映。当代岷江上游村寨居民有“白石”崇拜，因此有些随葬白石头的墓葬被认为是古“羌人”遗存。当代羌族中有一种祭司，汉语称“端公”。有学者认为这是羌人的“鬼主”，又将中国古史文献中的“鬼方”等同于“西羌”，如此将商周之“鬼方”、汉代之“西羌”与今日之“羌族”联系在一起。在语言上，由于今日羌族与藏族都属“藏缅语族”，汉代川西一带“白狼羌”留下的“白狼歌”也被认为属藏缅语，而春秋时之“姜戎氏”又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这些都被用来证明“羌”为一有共同语言特征的人群。在经济生业与宗教信仰上，中国古籍称羌为“西戎牧羊人也”之记载，羌字由羊、人所构成，与姜姓有关之“大岳”也被认为与羊神信仰有关。再者，某些甘青西藏考古遗存中的羊骨以及当代羌族身穿的“羊皮袄”、端公的“羊皮鼓”，都被拿来印证一个在经济与宗教生活上与羊关系密切的“羌”族之存在及其历史延续性。

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透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第三，在区分之中，弟兄关系也隐含人与人间、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关系。这种弟兄间(或其所影射的亲近人群间)的敌对关系，在世界各文化中都相当普遍。研究神话与《圣经》的学者，曾指出《圣经》中几组敌对的弟兄——该隐与亚伯、雅各与以扫——并指出其所隐喻之人类亲近群体间的敌对。在中国神话或古史传说中也不乏这类例子，如舜与象、黄帝与炎帝。羌族民间也流传一些坏哥哥如何在分家后欺侮弟弟的故事。虽然报告人大多强调自家弟兄间的情感如何好，但他们也常闲话他人或前人一些弟兄阋墙的事。如以下一位茂县永和沟甘木若村的中年人所说：

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在接受“羌人”这个称号而自称“羌人，或假借华夏祖源而自称“汉人”之前，他们的本土认同体系为何？以及什么样的“本土历史”支持这样的本土认同体系？什么样的新“本土历史”，合理化“羌人”这样的新本土认同体系？由于古史中羌人自身记忆缺乏，除了前引汉晋时期关中羌人世族的例子外，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羌人地带上的最后羌人”——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村寨人群——之本土历史记忆与认同及其变迁，在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被华夏视为“羌人”者，在成为“羌人”之前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体系，及“羌人”如何接受、选择与糅合外来知识以建立新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以及这些新、旧历史记忆所隐喻的族群本质及其变迁。这些“本土历史”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