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上半叶的中西学者们,无论是强调
羌民文化的独特性,或困惑于它的混杂与模糊,他们的
学术探索都基于一个概念:“民族”是有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与文化的人群。他们认为,这些体质、语言与文化特质,随着民族在历史中的延续而
传承,在此
传承过程中,一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发生假借、变迁。因此,这些田野
调查者都希望找到
羌民文化的体质、语言与文化“原型”——无论是在遥远的过去,或在遥远的
群山之间——来界定“羌族”的范围及其本质。事实上,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
羌人文化“原型”。在清末至民国初年时期,岷江上游的汉、藏之间,只存在一个在主观认同与客观文化上的模糊边缘。在这个模糊的族群边缘上,不只是“羌族”或“
羌民”之范畴仍混沌不清,“藏族文化”与“藏族认同”的东部边缘仍有待被界定,事实上,此时“汉族”的西部边缘也在调整之中,因此使得这些探索充满了挫折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