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或类似的纹饰在羌族建筑装饰中也有出现，如在许多羌族聚居区的羌寨墙体上，常常能看到一些“卍”字纹、十字纹、太阳纹等纹饰，它们在羌语中都被称为“阿不却格”，既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又美化装饰了住宅墙面。

菊花纹样多是几何形，不管是八瓣菊还是复瓣菊，均呈放射状。有的八瓣菊的花瓣上装饰有十字纹或万字纹，产生出更丰富的变化。图4-142挑花围腰下端的圆形菊花适合纹是由三种菊花纹组成，菊花纹既有正面也有侧面，既有单瓣又有复瓣，既有块面还有线条组合，其形象可谓多姿多彩。围腰中部有一条折线为骨架的二方连续纹样，称为“桂花纹”，意为“富贵”而取其吉祥。图4-143则是带有色彩的挑花菊花，其形象比前者更加简练、单纯，但通过色彩变化使之产生画面丰富、对比鲜明的美。

类似的例证还有：今羌族云云鞋中的云纹图案、羌绣花朵中花蕊弧线旋转的造型，与马家窑文化及半山时期彩陶上的漩涡纹形制也完全相同（边家林M8:3；地巴坪M38:2；兰州采集品），马厂类型中彩陶上的万字纹与网格几何纹图案以及半山和马厂时期彩花十字纹，如今仍是构成羌绣图案最基本的元素之一。而在以后明确为古羌人创造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中，现今的羌绣图案，大多都能从以上文化遗存的彩陶纹饰中直接找到祖型：“例如，在辛店文化张家咀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就有花草纹和回纹等几何形纹、鸟纹和像生的犬形纹等动物纹。在民和县边墙辛店文化遗址发现彩陶壶和瓮上绘有人物、羊、鹿和犬纹。在姬家川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多饰有锯齿纹、菱格纹等几何形纹。在阿哈特拉和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墓中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可见到像生的鹿、蝙蝠、青蛙等动物纹。服装袖口上装饰纹样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常见的平行条纹、曲折纹和三角纹相同。”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在诸如羌绣技艺与彩陶图案两者产生先后的问题上，我们至今并无文献可考，但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期考古发掘所证明的文明演化次序来看，应是陶器在先，其后出现作为装饰或带原始宗教意义的纹案，再由此产生刺绣的图案与相应技法，这个顺序应是成立的，如在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经仰韶早期至中期，彩陶图纹由简变繁，但并无手工编绣的工具出土，至马家窑早、中期文化，彩陶图纹发达而精美，同时出土有骨针与羊卜骨，半山与马厂时期，在已发掘的遗址中都普遍出土了纺织工具，“据统计，共有338件，种类包括石、陶纺轮和骨针等，以陶纺轮的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3，说明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陶轮大小相若，制造精致，有的纺轮正、背面甚至侧面都装饰有各种几何形花纹，主要是用刻划或戳印的技法做出圆圈纹、五星纹、十字纹以及‘X’纹等。部分纺轮施彩绘花纹，如十字纹、轮形纹和棋盘纹等多种。可见纺轮在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以致人们对它十分珍爱。”

②男子一般身着白麻布“大襟花牌子”的过膝长衫，大襟、斜领、无扣，在领、襟、袖口均镶饰精致的花边，其独特之处是在麻布长衫的后背右上方要织一长方形的彩色图案，这是妻子为丈夫织麻布做衣时专门织上去的，图案多是代表光明、太阳等的吉祥纹样，如十字纹、三角纹、S纹等，羌人称这些图案如符咒一般可保家人平安吉祥。据《羌族史》称：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以及甘肃临洮县辛店发掘出的西周中期古墓中的陶器上“都有平行线纹、折线纹、三角纹、涡形纹、S纹、十字纹、X纹、太阳纹等。”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赤不苏羌人仍保留着近三千年前的文化符号。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神秘的不知其真实含义的纹样，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如被称为“保留着丰富的羌民族原始文化和最有民族服饰特色”的茂县北部赤不苏地区的维城和雅都，这里的羌族男子每人都有一件贴身穿着的白色麻布长衫，其后背右上方靠肩胛处的长衫上织有彩色花纹，这是由三角形、S纹、十字纹、平行线纹等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据当地羌族男子称，这是妻子为其做衣时用黑、红、黄、绿等彩线织成的，以保佑丈夫一生平安。这些纹样颇与青海大通县孙家寨以及甘肃临洮县辛店发掘出的西周古墓中陶器的纹样相似，这是否正是羌人保留着3000年前的文化记忆呢？

图4-148亦是几何形挑花图案，中心纹样以正方形为基本形，层层相套，逐个展开，色彩采用对比强烈的红、橙、蓝三色，并用黑色线相间隔，再以白色块面进行衬托，从而使中心纹样非常突出，并且规整中富有变化，对比中求得统一。中心纹样的外层被分割为十个块面，除两个为正方形外，其他均是多边形，同时采用轴对称的设计，使对称轴两侧的块面的基本形相同，每个块面中均有一个正方形块面和十字纹，显然正方形成为了基本形，通过对正方形的应用，使各个块面相互关联，具有统一感。角花与边花虽然看似自然形，如蝴蝶、小鸟等，但已经抽象化，呈现岀几何形态，并且处于陪衬地位，并未干扰主体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