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技术的基础，也是指引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对于羌绣艺术特点的探索和辨识，可以让我们一方面准确了解羌族的特质及其文化内涵，促进其文化产业化发展对传统精髓的把握与传承；另一方面，对羌绣源流及其技术发展的互动认识，也可以鼓励与推动羌绣产业在新时期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本文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的探索与尝试，鉴于国内至今少有专论羌绣艺术特点的文章，对羌绣艺术源流的探索更属空白，故笔者拙文小作，以抛砖引玉。笔者认为技艺上包容并收、文化上汉羌融合；花样与图案秀丽精巧，艺术表现力大气而厚重；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唯美与实用的统一；是羌绣最为显著的四个特点，而通过对大量与古羌有关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相关的文物进行判读，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羌族图案与彩陶图纹之间的互生关系，也可以论证出羌绣艺术的源流，即：彩陶器在先，其后出现作为装饰或带原始宗教意义的纹案，再由此产生刺绣的图案与相应技法。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在诸如羌绣技艺与彩陶图案两者产生先后的问题上，我们至今并无文献可考，但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期考古发掘所证明的文明演化次序来看，应是陶器在先，其后出现作为装饰或带原始宗教意义的纹案，再由此产生刺绣的图案与相应技法，这个顺序应是成立的，如在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经仰韶早期至中期，彩陶图纹由简变繁，但并无手工编绣的工具出土，至马家窑早、中期文化，彩陶图纹发达而精美，同时出土有骨针与羊卜骨，半山与马厂时期，在已发掘的遗址中都普遍出土了纺织工具，“据统计，共有338件，种类包括石、陶纺轮和骨针等，以陶纺轮的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3，说明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陶轮大小相若，制造精致，有的纺轮正、背面甚至侧面都装饰有各种几何形花纹，主要是用刻划或戳印的技法做出圆圈纹、五星纹、十字纹以及‘X’纹等。部分纺轮施彩绘花纹，如十字纹、轮形纹和棋盘纹等多种。可见纺轮在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以致人们对它十分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