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的民族历史建构中，联结不同时间、空间之羌人的则是“民族迁移”。在“民族集团说”中，徐旭生认为华夏集团的炎帝氏族居于陕西，其中一部分在西周之前便已顺渭水、黄河东迁到河南、山东等地。蒙文通认为，姜戎诸国原在周之西北，在西周灭亡后，他们逐步南迁或东迁——这是整个西戎东迁潮流的一部分。白川静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羌（或戎），为了逃避列国压迫，移向陕西、甘肃山地。后来又受迫于秦，西逾陇山，进入黄河上游与浪水流域，这就是汉代的西羌。顾颉刚认为羌戎原住在西方山岳地带，一部分很早就往东面迁徙，三四千年来逐渐同化在汉文化里；元明以后，部分往西南方迁徙则成为藏族。冉光荣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羌人一波波地东迁而融入汉族中，往西南迁的则发展成为当今之羌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事实上，这些证据与诠释，都无法充分证明一个广大绵延的羌族之存在。关于“共同的羌族文化”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性之关系，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

我们应如何看待以上的“典范羌族史”？这个“典范历史”的形成，不只是涉及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如日本的白川静、美国的蒲立本，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学两大巨擘傅斯年与顾颉刚，也涉及一些新知识如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与神话分析等等。是否这些学科严格的学术逻辑以及上述学者个人的才学，可以让我们完全信赖这个“羌族历史”的真实性？我并非完全怀疑或否定前人的研究；以上许多的研究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也厘清了许多古代史实。我所怀疑的主要是：这些史实是否可以串联成一线性历史，而一个“民族”在此历史中绵延三千年之久？基于对“民族本质”的人类学体认，以及对于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历史”的历史学了解，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羌族史”的真实性以及其建构过程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