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调查，高密市境内现已查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二十处，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高密夏属营州，后属青州。春秋称夷维，属莱国。公元前567年齐灭莱后地属齐。战国始名高密，亦为齐地。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设高密县，属齐郡，后改属胶东郡。公元前164年（西汉文帝十六年）属胶西郡。公元前73年（西汉宣帝本始元年）改属高密国。公元9年（王莽始建国元年）改高密为章牟。公元25年（东汉光武建武元年）复称高密。

西汉时期，与滇池地区毗邻的洱海地区，是雋、昆明的聚居区，这部分民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表明他们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比较大的政权组织。雋、昆明虽然没有建立起像滇、夜郎那样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但其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或氏族组织已足以和周边的奴隶制侯国进行抗争，并进行原始性的军事劫掠，构成对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强大阻力。昆明夷地处四川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很早就引起汉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从蜀地出发经西南夷地区前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便派遣多路使臣寻找这条道路。使臣进入昆明之地后，不是遭杀害，就是被掠财物，“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朝求路使者在昆明夷地区受阻，这与昆明夷所处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有很大关系。随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设置了牂牁、越雋、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征发数万士卒，“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昆明夷活动区正式纳人益州郡管辖之下。汉王朝既没有封王侯，也没有处斩“酋帅”，说明昆明夷仍是部落氏族林立，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君长”。正因如此，那些不受辖驭的部落和民族仍然实行原始劫掠，汉王朝“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再次派遣郭昌等将领率兵进击昆明，并在洱海附近设置了叶榆、雋唐、不韦等县。郡县制的设立，对游牧的昆明夷的社会文化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一些原始部落酋长变成奴隶主，作为“夷帅”，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西汉末年，王莽的倒行逆施引起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以夷帅栋蚕为首的反抗武装，带领姑复（今盐边一带）、叶榆（今大理北）、弄栋（今姚安一带）、连然（今安宁、富民）、滇池（今晋宁一带）、建伶（今昆明一带）6县的“昆明诸种”，进行反东汉地方官吏的斗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洱海以西哀牢夷首领发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战争，东汉王朝募兵镇压。次年，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是见于记载中的洱海地区昆明首领最早封侯者，说明这时洱海昆明夷已出现势力强大的政治组织，奴隶制已经形成。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时代丧父，与母亲相依为生，蔡顺对待母亲非常孝顺。当时正值王莽作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蔡顺家已经没有米可以下锅了，蔡顺只得拾桑来实现充饥，蔡顺将不同的桑葚用不同的器皿盛装。一天，蔡顺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成熟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未熟的桑葚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但蔡顺深知大义，不愿“饮盗泉之水”，委婉的谢绝了军士们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