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距北京仅有二百四十九公里之遥，通过武强境内的漳河、滹沱河、滏阳河往东北汇合为子牙河可达静海，通过杨柳青经天津入海，研究武强年画发展不能忽视京津两地文化对武强的作用。远在辽金时期，燕京（今北京）成为北方政治中心，辽以燕京为五京之一的南京，金更定为中都，至元明清三朝皆在北京建都，武强成为京畿之地，地理位置逐渐重要。燕京还是北方佛教兴盛地区，佛经的雕版印刷非常发达。一九七四年整修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了相当数量辽代雕版印刷的佛经和佛像版画。佛经中有包括佛像、说法图和构图复杂的经变画插图。另外还有两幅大型的雕版印刷人工涂色的单张版画，及一件在布面上用漏版印染的方法制造出多色彩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这些经像雕刻印刷都相当精美，其年代上限为统和八年（九九0），下限到乾统元年(一一0一），是十世纪末叶和十一世纪的遗物，雕刻地点为燕京。元明时北京已一跃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更进一步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一九七六年上海嘉定的一个明代坟墓里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刻印的唱本，其中皆有精彩的版画插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弘治年间雕印的《全相奇妙西厢记》，其中插图竟达一百五十幅之多，幅面增大，绘刻十分精美，在明代版画插图中属于上乘之作，雕印作坊为北京正阳门外的岳家书铺。北京年节民俗中也大量流行刻印的神祃，不仅见于记载，而且有大量实物流传至今。由此可知北京在元明以后雕版印刷就相当发达，而且具有很高的水平，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版画的发展。从北京到武强商旅往来颇为方便，有一首民谣道出这段路程：“彰仪门（即广安门），修得高，大街小街卢沟桥。卢沟桥，漫山坡，过了窦店琉璃河。琉璃河，一道沟，十二连桥赵北口。赵北口，往南走，过了雄县是州。州城，一堆土，过了任丘河间府。河间府，一趟线，过了商林是献县。献县大道铺的平，一直通到武强城”。因此京都文化及雕版印刷可能对武强产生影响，如将明代北京永顺堂刻印的唱本版画插图与武强早期的灯方年画对照，有些艺术处理颇为相似，北京明清神祃与武强神祃样式形象也有相同之处，从中可看到两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位于静海县杨柳青镇（今属天津市西青区）最晚在明代就是北方著名年画产地。周围三十几个村庄农民皆以刻印年画为业，还涌现出如戴廉增、齐健隆、爱竹斋等规模硕大的年画作坊，其销行量遍及中国北方城镇，至清达于极盛。武强与杨柳青交通来往有舟楫之便，武强刻工有不少去该地谋生，杨柳青一些著名作品的雕版有的就出自武强刻工之手。武强有的画店还曾在天津一带设庄卖画，武强半印半画的戏曲年画和杨柳青非常接近，甚至有些画样相同，两地年画的互相交流影响关系值得重视。另外影响武强的还有晋南年画和雕版印刷。山西平阳自金朝起成为北方雕版印书中心，其分布扩及临汾、洪洞、赵城、襄汾、曲沃、稷山、新绛等地，都有雕版印刷作坊，晋南一带形成重要年画产地。明代初年有大批山西人移民到武强，武强经营年画的范氏即从山西迁来，晋南雕版印刷及民间年画对武强年画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清初，大兵下江南，在嘉定县遭到明朝军民反抗，后城破，清兵曾三次屠杀城内外汉民。不久又在扬州遭到抵抗，清兵于城破之曰起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朝政府还强迫汉人依从满族习俗，令清兵所到之处，十日内剃发垂辫，废弃明朝衣冠，违者处死。这种野蛮的血腥镇压和统治，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激化了汉族人与清廷在军事、文化等领域里的对抗。于是，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民间年画，在苏州率先以其特有的形式体现出来。《二十八宿闹昆阳图》描绘光武帝刘秀为夺回被异姓篡夺的汉家帝位，起兵讨伐王莽，以恢复汉家衣冠制度的事迹；《班超赏月图》描绘了班超投笔从戎，打败了北匈奴，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的事迹；《昭君和番图》刻画了形貌丑陋、剃发垂辫的匈奴贵族们在城外迎接昭君之场面。

清初民族战争连年，遍及整个中华大地。扬州、嘉定人民遭受屠城之戮，自不必说，而福建、四川等东南和西南各地，兵燹马祸之灾不亚于江苏，如：顺治九年（1652）清兵攻占东南印刻年画纸马的重点产地——福建漳州后，城中百姓仅余一二百人，第舍万间，率洞不闭，室中虚无人迹，道上弃尸无人收拾之惨景，可想而知。又如《绵州竹枝词》：“村墟冷落旧遗民，课雨占时半楚人；几处青林茆作屋，相邻一坝即比邻。”注：“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绵竹是西南门神主要产地，然而在清初却人皆逃亡，变为楚地移民聚居地。门神画版当然不复存。针对这一情况，清王朝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康熙年间的《耕织图》甚多，不仅有绘本，有刻印本，还有彩绘在瓷器上，甚至于墨谱也有雕印《耕织图》和康熙五十三年款识者。乾隆年间更有石刻拓本《耕织图》和冷枚等画家手绘之《耕织图》。《耕织图》之多，足以说明清初统治者恢复和推动生产的积极性。这点也反映在民间年画中，如杨柳青齐健隆的《庄家忙》、《渔樵耕读》、《五谷丰登》、《闲忙图》，福建漳州的《纺织图》，以及苏州的立幅《耕织图》等。此外以描写家庭欢乐、儿童嬉戏，反映社会安定、乾坤清泰的题材也很多。这些图画无论是美人（仕女）形式，或娃娃（儿童）画样，都华丽动人，近似宋元名画中的《婴戏图》或《仕女图》。清初民间年画里的美人或娃娃不仅色彩浓重典丽，而且每图标题动听，并含有一种吉祥寓意。如杨柳青齐健隆早期年画中的一幅仕女图，画面左边一妇女坐在圈背椅上，在逗弄桌前架上一鹦鹉；右边一手握玉如意，身穿素色衣裙的美人立于花台旁，俯身在看一朱衣童子；童子右手怀抱一宝瓶，瓶上插灵芝，左手举折枝翠竹，身段作舞蹈状。所画内容虽然是家庭闲居之生活，但桌上的石榴、瓶中的灵芝和人物手握的如意，无不具有吉利象征。而童子所抱之绿竹瓷瓶，更可会意为“竹报平安”，故标作此题。

总之，宋代，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起，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止，近三百年间，瑶人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间断过，坚持连续起义时间之长为其他少数民族所罕见。同时反抗斗争范围之广也是其他少数民族所少有，即东起江西西部，南至广东雷州半岛，西至广西东部，北至湖北南部，绵亘数千里。有的声势浩大，众至数万人。如嘉定二年（1209年）郴州黑风峒李元励领导的瑶民起义；有的坚持斗争长达四年之久，如庆历黄捉鬼、唐和等领导的瑶民起义以及嘉定罗世传、李元励领导的瑶民起义等。宋代瑶人的反抗斗争“声震远近，朝廷忧之”，有力地打击了宋朝封建统治。

宋王朝对瑶民的反抗斗争也有直接采取招抚办法的，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辰州溪峒都指挥使魏进武率山徭数百人寇城砦，朝廷不欲分兵穷讨，乃降诏招谕。七年（1014年），进武诣使请罪，署三班借职，监房州税，仍赐装钱赴任。”嘉定后，“时遇徭贼作乱，扰及泷水（治今罗定县），卷石（泷水判簿翟卷石）不畏险阻，躬任安抚，单骑诣徭营，宣朝廷德意，招降之。邻郡赖以安堵”。“（淳熙）五年（1178年），峒徭煽乱，远近骚然，孺履廉其情，密檄摄瑶卢陵、萧宗远开诚招抚，瑶即期来款，孺履抚绥之”。以上所引，乃是宋王朝直接招抚瑶民起义军的事例。此法不仅使朝廷免去了诸多军费和人力，而且使瑶民免遭杀戮，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碛砂藏》是现存已知大藏经中装有扉画的一种，也是苏州版画的早期代表作。《碛砂藏》卷帙浩繁，总计6362卷。以实物为证，平江府（即今苏州）陈湖碛砂延圣院自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开刻，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完成，历经两个朝代100余年。

仁和轩《南海普陀山胜景》可以与《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做比较。普陀山位于浙江宁波东部东海中，在南宋嘉定七年（1214），被钦定为观音道场，更山名为普陀洛迦山，是浙东佛教圣地。从这幅广和轩《南海普陀山胜景》来看，虽然建筑物体现出较明确的透视和光影关系，但树、云、水的造型与刻制的手法基本都是中国式样，山石基本没有阴影的使用，因此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洋风姑苏版画中后期的作品。

义军之制又名乡兵之制。《文献通考》云：“溪峒诸蛮，种类滋炽，保据岩险，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须其土人，故置是军。皆选自户籍，蠲免徭赋，番戍寨栅。大率安其风土，则罕婴瘴毒，知其区落，则可制狡狯”。此即所谓“言搜捕者必主调兵，吾谓兵不必调而必练，兵不贵聚而贵分，兵不在官而在民，则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乡兵之说也”。本着这种指导思想，宋王朝在瑶区推行义军之制，即乡兵之制。“熙宁六年（1073），诸路行保甲，司农寺请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与本村土人共为保甲，以正副指挥使兼充都副。建炎后，荆湖路屯驻义军，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土丁、弩手”。瑶人秦再雄被擢为辰州刺史后，宋王朝准其“至州日训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揉”。这是最早的乡兵制。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载：“其澧、辰、硖、潭、全、邵、永州，仍募土丁，置寨将”。《宋史》云，“嘉定五年（1212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有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俾为世业。边陲获保障之安，州县无转输之费。比年多故，其制寝弛，徭蛮因之为乱，沿边诸郡悉受其害。’……为今计者，宜讲旧制，可纾馈饷之劳而得备御之实，其边息民之长策也”。旧志载，“熙宁七年（1074年），开置黔江……咸丰中，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乾道四年（1168年），帅司刘珙奏允荆湖西路民兵充义勇，并免科役及身丁口，每七十五人为一队……其校长有正副都指挥使，正副指挥使，正副都头、军头、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有御侮之备，无馈饷之劳。北路总一万九千四百人，至番戍诸寨，或以岁，以季，以月，人给口粮，有功迁补。政和七年（1117年），以辰、沅、澧等州更戍土丁与营田土丁名称重叠，将兵马都铃辖司招镇土丁改为营田刀弩手。绍兴六年（1136年），知鼎州张鲎言：‘辰、沅、澧、靖与溪峒接壤，祖宗时常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缘多故，遂皆废缺。宜别募溪峒可得三百人，俾加训练’”。又言：“四州（辰、沅、澧、靖）旧置弓弩手九千人。……今可减原额定为三千五百人，辰州千人，沅州千五百人，澧、靖各五百人。分处要害，量给土田，以时训练，耕作合度，庶可备御”。《文献通考》亦云：熙宁末始创营田，鼎、澧、沅、靖置弓弩手四千，靖康间调发不存，乞以闲田募佃，招弓弩手两千人。宋熙宁年间，辰、沅五郡弓弩手万三千人，散居边境训练，无事耕作，有警调发，绍兴后增损靡定。“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丁未，沅州奏乞以闲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从之。绍兴二年（1132年）丙辰，置沅州弓弩手千五百人。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戊子二月，命湖北安抚给田募辰、沅、靖三州弓弩手”。由以上可知，弓弩手都是通过招募当地土人而来，并通过训练，战时作战，平时则耕。“五溪蛮扰边，即仿陕西弓箭手制，募边民习知溪峒险易者，置所司教以战阵，劝以耕牧，得胜兵几万人，以镇抚之”。

该墓发掘于2016年5月，墓主人赵伯沄为宋太袓七世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卒于嘉定九年（1216)。墓葬保存完好，墓中出土的丝绸文物服饰形制丰富，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形制。其中衣的形制最为多样，有圆领衫、对襟衫、交领衫、抹胸等；裤亦有合裆裤、开裆裤、胫衣、裙裤等；饰品有帽、腰带、随葬玉器上的丝质编织带等。同时，织物品种齐备，包括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

明代，夹江全县纸产量已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在明代《名胜志》所记载的史实可见一斑：“嘉定（夹江明时属嘉定府）尖山下皆纸坊，楮薄如蝉翼而坚，质可久……”清康熙年间，夹江竹纸被清康熙帝御点为“贡纸”，在乾隆年间钦定为“文闱卷纸”和“宫廷用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