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之制又名乡兵之制。《文献通考》云：“溪峒诸蛮，种类滋炽，保据岩险，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须其土人，故置是军。皆选自户籍，蠲免徭赋，番戍寨栅。大率安其风土，则罕婴瘴毒，知其区落，则可制狡狯”。此即所谓“言搜捕者必主调兵，吾谓兵不必调而必练，兵不贵聚而贵分，兵不在官而在民，则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乡兵之说也”。本着这种指导思想，宋王朝在瑶区推行义军之制，即乡兵之制。“熙宁六年（1073），诸路行保甲，司农寺请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与本村土人共为保甲，以正副指挥使兼充都副。建炎后，荆湖路屯驻义军，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土丁、弩手”。瑶人秦再雄被擢为辰州刺史后，宋王朝准其“至州日训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揉”。这是最早的乡兵制。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载：“其澧、辰、硖、潭、全、邵、永州，仍募土丁，置寨将”。《宋史》云，“嘉定五年（1212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有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俾为世业。边陲获保障之安，州县无转输之费。比年多故，其制寝弛，徭蛮因之为乱，沿边诸郡悉受其害。’……为今计者，宜讲旧制，可纾馈饷之劳而得备御之实，其边息民之长策也”。旧志载，“熙宁七年（1074年），开置黔江……咸丰中，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乾道四年（1168年），帅司刘珙奏允荆湖西路民兵充义勇，并免科役及身丁口，每七十五人为一队……其校长有正副都指挥使，正副指挥使，正副都头、军头、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有御侮之备，无馈饷之劳。北路总一万九千四百人，至番戍诸寨，或以岁，以季，以月，人给口粮，有功迁补。政和七年（1117年），以辰、沅、澧等州更戍土丁与营田土丁名称重叠，将兵马都铃辖司招镇土丁改为营田刀弩手。绍兴六年（1136年），知鼎州张鲎言：‘辰、沅、澧、靖与溪峒接壤，祖宗时常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缘多故，遂皆废缺。宜别募溪峒可得三百人，俾加训练’”。又言：“四州（辰、沅、澧、靖）旧置弓弩手九千人。……今可减原额定为三千五百人，辰州千人，沅州千五百人，澧、靖各五百人。分处要害，量给土田，以时训练，耕作合度，庶可备御”。《文献通考》亦云：熙宁末始创营田，鼎、澧、沅、靖置弓弩手四千，靖康间调发不存，乞以闲田募佃，招弓弩手两千人。宋熙宁年间，辰、沅五郡弓弩手万三千人，散居边境训练，无事耕作，有警调发，绍兴后增损靡定。“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丁未，沅州奏乞以闲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从之。绍兴二年（1132年）丙辰，置沅州弓弩手千五百人。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戊子二月，命湖北安抚给田募辰、沅、靖三州弓弩手”。由以上可知，弓弩手都是通过招募当地土人而来，并通过训练，战时作战，平时则耕。“五溪蛮扰边，即仿陕西弓箭手制，募边民习知溪峒险易者，置所司教以战阵，劝以耕牧，得胜兵几万人，以镇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