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末年，中国棉布市场遭到外国廉价品的倾销，棉农的经济利益遭到损害，以致棉亩面积有所下降。“不过，外来因素并不总是负面作用，也对山东棉产近代化带来一定的助力。现代纱厂所用棉花要求绒长质高，促使山东人民对原有棉花品种进行改良。”。光绪年间，山东巡抚杨士骧引进美国长绒棉种，但第一次引种因天气因素未能成功。其后多位官员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由东昌知府魏家骅试种成功，将籽棉亩产量从本地棉种的七八十斤提高到百余斤乃至两百斤，“且丝长光细，利于纺织”。良好的经济效益使美国长绒棉的种植在山东迅速推广开来，大大促进了山东棉纺织业的发展。

时至明代万历年间鲁西南织锦已经相当发达，据地方志记载：“妇女织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这时的濮洲棉布，其“坚密不在南方之下”。嘉靖年间（1522-1566年）《山东通志》第八卷《物产》写道：“棉花六府皆有，东昌（鲁西北聊城）尤多，商人贸易于四方，其利甚博”。东昌府的棉花居山东六府之首，棉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棉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棉纺织生产在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广为普及，并产生了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至少在定陶、濮州等地区，棉纺织业已经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化。”黄河、京杭大运河为鲁西南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鲁西南、鲁西北的商品棉布生产、销售空前兴盛。

这种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中对此多有描述。例如：康熙《曹县志》曾记载当地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康熙《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他邑皆转鬻之”。乾隆《曹州府志》记载当时菏泽地区“地产木棉，以之为布，而无芋麻……木棉转鬻他方，其得颇盛”。鲁锦的织造技艺在清代己达到极高的造诣。鄄城鲁锦曾一度被地方官作为贡品进献。至今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工艺标本室里还收藏着清代鄄城鲁锦的数百个品种。

清末民国初期，山东沿黄河南部和中部以及黄河入海口的各县，棉花产量均有大幅度提高。《山东省志•纺织工业志》第一篇《棉纺织》第一章《棉纺》记载：“自14世纪后期，山东开始大面积植棉，带动了民间手工棉纺织业的兴起，直至20世纪60年代，棉纺织业始终居山东纺织工业的主导地位。”清末随着洋布的大量涌入以及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手工织造的民间织锦受到了冲击。时至1953年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以前，鲁锦一直是农村重要的家庭副业，鲁锦有职业布匹商人从事收购，贩卖全国各地。因此，织锦依然非常普遍，《嘉祥县志》记载：“方圆几十县，织机二十万”。以嘉祥为例，嘉祥民间的手工织机曾经达到14000多台，纺棉车100000多架，三四户就有一台织布机，每户有两三架纺棉车。生存状态相对封闭的鲁西南农村，鲁锦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这成为鲁锦能够幸存的土壤。

“棉花在明代初年引种山东，而且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强制与奖励政策。”按照朱元璋的政策，棉花不仅可以代替粮食缴税，而且可以享受极低的税率，新开垦的棉田则可免税，植棉的经济效益更是五倍于种粮。因此，在地理条件适宜植棉的山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植棉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明中期以后……山东省逐渐形成了鲁西北与鲁西南的商品棉产区。”同时，以农业为基础，棉纺织业也得到相应发展，“棉纺织生产在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广为普及，并产生了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至少在定陶、濮州等地区，棉纺织业已经由自经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化。”京杭运河又为商品棉布的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使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商品棉布的生产和销售盛极一时。

可以说，宋末元初是棉花种植的大发展时期，此时棉花从南方向北方大面积扩展。南宋诗人艾可叔在《木棉诗》中写道：“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夜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可见，棉纺织业已经开始普及。

元末明初时期，棉花开始在鲁西南地区大面积种植，但当时的棉纺织业还不太发达。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棉花种植的逐渐普及，棉纺织的技艺也开始日趋成熟。明代弘治年间山东曾征布二十九万匹，棉一百三十九万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棉纺织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明朝万历中期以后，甚至出现了“夜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的局面。也就是随着棉花在鲁西南地区的大面积种植和棉纺织技艺的娴熟，人们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鲁西南人民将传统的葛、麻、丝、织绣工艺加以创造性的糅于棉纺织工艺之中，使织成的棉布成为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地方特色的鲁西南织锦，也即我们所说的鲁锦。

在鲁西南大规模种植棉花和发展棉纺织业的背后是由于江浙地区对棉花的巨大需求和北方地区巨大的棉布市场。随着清朝乾隆后期联系这两个市场的京杭运河逐渐壅塞，其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逐渐丢失，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也随之衰落。乾隆年间诸华所着《木棉谱》谈到北棉南运时说：“然江北绝无至者，岂时会之不同欤”。由来繁盛的北棉南运景象的突然消失，令时人感到大惑不解，发出“岂时会之不同欤”的感慨。道光《观城县志》记载“贫家妇女皆以麦茎制辩为业，不事纺织”；光绪年间的《朝城县志》《荷泽县乡土志》、《观城县乡土志》、《邹县县志》记载朝城县“销行于外境者以五谷草辩为大宗，外境销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菏泽县棉花“本境出产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每借资于邻封”。观城县“外境销行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邹县棉花“制粗布亦不足本境之用，故棉花及棉线专恃高唐、郓城诸商出售”。而到了民国九年山东省长公署刊印的一份调查记录显示当时邹县的植棉状况仅为短短的一句话“土性宜棉，惟种棉者甚少”。而在菏泽县、曹县、定陶的植棉面积均不足百分之五。

京杭运河是当时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贩的大动脉，鲁西南一带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此时尚不能击垮江浙一带的同行，但是也对其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尽管这种冲击的效果在较为靠北的常熟一带还没有明显的体现，但是在常熟之南嘉定地区已经强烈的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万历《嘉定县志》说“今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织作几弃于地矣”，从侧面也反”映出了鲁西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大规模发展。

鲁锦自明代以来共受到三次严重的冲击：一次是清代中期运河淤塞后棉花种植的大规办减少；第二次是清末民初烟草、花生等新兴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麦辫业的兴盛，洋纱、洋布的涌入极大地挤占了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原有的土地、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由于鲁锦的织造规模基本上停留在自产自用的阶段，所以这两次冲击并没有改变鲁锦织造习俗所依附的农民单调的生存方式、贫困的生活状态和闭塞的信息渠道。所以只能导致其产量的减少，不会改变其持续存在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改革开放后，除了大量新生事物对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原有的土地、人力资源、市场份额挤压之外，最根本的是农民务工对土地依附关系的减弱、物质生活的改善后消费选项的增加、传媒高度发达后信息量的增大导致依附贫困、封闭的农耕生活而生的鲁锦织造习俗失去了生存的经济文化基础。尽管文物搜集、展示、传承人保护等工作能够起到延续鲁锦织造生命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强劲的发展动力。所以，目前在不可能扭转农村发展时代大趋势的条件下，顺应这一趋势的产业化发展也便成了促进鲁锦织造技艺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关于棉花如是说：“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明清时期，山东境内棉花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植棉政策有关，据《明史管见》记载，早在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朱元璋尚未统一中国之前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还规定：“不种桑者罚绢一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布各一匹”，以法强制种足棉花。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实物租税的税率：“麻亩征税八两，木棉亩征税四两”。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责令机关：“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替代粮食完成纳课税，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棉花在明朝初年引种山东，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强制与奖励政策”。这些植棉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棉业的发展，在鲁西南、鲁西北地理条件适宜植棉的地区，农民植棉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明中期以后，……山东省逐渐形成了鲁西南与鲁西北的商品产棉区。”明洪武四年（1371年）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武九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庚子条记曰：“北京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足以看出，明朝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发展之盛况。明代弘治年间山东征布二十九万匹，棉一百三十九万斤。可想而知当时齐鲁大地的棉纺织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山东省志•农业志》考证，13世纪末上海一带棉纺织业蓬勃发展，对原料的需求激增，此时京杭大运河舟楫往来频繁，植棉业由此北传到山东西部。从1975年在邹城和1982年在嘉祥曾发掘出的元代棉织物。虽然能考证出曹元用棺内陪葬物品并不一定为本地所有，但是并不能证明李裕庵墓中的棉袍非本地所出产，所以鲁西南地区在元代中后期即有可能已开始植构。在元末明初贾仲名所撰元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有东平府柳茂英贩运20船棉花到松江府的情节，则说明了在这一时期鲁西南附近地区的棉花生产己经出现剩余。1366年，元政府曾诏示全国“凡农户有四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按此比例加倍。”明初政府继续继续了这种政策，山东棉花种植面积在明初大规模增加。如洪武二十九年“北平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所征给之”一年起运棉布115万匹，棉花54万斤，相当于河南、山西此年起运的2倍。可见，山东地区的棉花产量之大。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明中期后赋税折银征收，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一亩棉花所获相当于数亩粮食的价值。这种状况刺激了棉花生产，明代鲁西南地区成为山东重要的棉产区。万历《兖州府志》即曾说郓城县“木棉转卖四方，五谷之利不及其半”。

元明之际，随着棉花在黄河流域大面积种植，山东境内大兴棉纺织业。“自明中期后，棉纺织生产在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广为普及，并产生了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定陶、濮州（今鄄城）等地区，棉纺织业生产已由自经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化。”

鲁锦还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贸易物品。据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自明中期后，棉纺织生产在东昌府所属各州广为普及，并产生了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像在濮州，当地‘土人善为布，其坚密不在南织下，公私皆便之’说明至少在定陶、淄川等地区，棉纺织生产已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方面转化。”鄄城即为当时的濮州治所，表明棉纺织业在当地的贸易中已经占据重要位置和影响，生产日渐兴起。

生活在明朝后期的徐光启曾记载“北土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嘉靖《常熟县志》也曾说“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什六”，“工粗而杂恶者亦售”。万历《兖州府志》亦云“服食器具，鬻自江南者什之六七矣”。都反映了虽然山东地区的棉花产量巨大，但是棉纺织业或者并不发达——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显然在明朝中后期沿运河的济宁、菏泽一带的棉纺织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嘉靖《濮州志》记载当时鄄城“土人善为布，其坚密不在南织卞，公私皆便之。”万历《滕县志》描写紧邻今天济宁的滕州地区“妇女缉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明代思想家吕坤记载的济宁邹城植棉的事例，则说明了当时鲁西南地区棉花种植和棉花纺织业发展之快。万历年间，邹县（令济宁邹城）知县徐守思见“邹民不织而资布于邻”，乃令有地百亩者“种木绵十一，又教以种法。至秋而绵成，又限以纺期，稽其匹丈，亲下闾阎视勤惰而赏罚之。明年，邻不来鬻布。又明年，有鬻布于邻者矣”。

对于鲁锦的起源。一般从其材质出发，将鲁西南种植棉花作为鲁锦诞生的标志。鉴于此，人们通常认为鲁锦诞生于元明之际。持这一观点的有彭卫丽、郜冬萍、张先豪、杨永庆、李俞霏、朱小乐、任雪玲、洪凭、、屠恒贤、司继琳等人。另外李百钧、张瑾、王大海等出于对鲁西南植棉年代的界定不同而认为鲁锦的起源时间为宋明之际、宋末元初、宋元以后。其中张瑾在两年后又认为不能证明元代中后期鲁西南存在棉纺织业，“鲁西南大兴棉纺织业则约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关于鲁锦的发展，通常将清代鲁锦作为贡品入宫视为鲁锦织造技艺“炉火纯青”的标志。彭卫丽、郜冬萍、王大海、张先豪、杨永庆、李俞霏、朱小乐、任雪玲、洪凭、屠恒贤等均持此观点。对于鲁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因通常认为和当地女子出嫁时陪送鲁锦被褥服饰有关。彭卫丽、郜冬萍、许大海、张先豪、张瑾、杨永庆、李俞霏、司继琳等还认为更主要的动因在于当地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

元朝时期的棉纺织业空前发达，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就活跃在元朝前期。棉纺织技术给服装面料带来了革新。羌族的原始服装大部分是以皮毛为主（羌族至今都还保留着皮革服装——羊皮褂子）。元朝前中期羌族地区种植业开始大量种植棉麻。从此，棉麻就成为羌族人主要的服装面料（在羌族地区至今都还能见到保存完好的棉麻面料服装）。原始羌绣就是在棉麻底片上绣制而成的，这在对羌绣老艺人的专访中得到了证实。可见棉麻的生产改变了羌族人服装面料的质地，也为羌绣的起源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