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西南大规模种植棉花和发展棉纺织业的背后是由于江浙地区对棉花的巨大需求和北方地区巨大的棉布市场。随着清朝乾隆后期联系这两个市场的京杭运河逐渐壅塞，其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逐渐丢失，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也随之衰落。乾隆年间诸华所着《木棉谱》谈到北棉南运时说：“然江北绝无至者，岂时会之不同欤”。由来繁盛的北棉南运景象的突然消失，令时人感到大惑不解，发出“岂时会之不同欤”的感慨。道光《观城县志》记载“贫家妇女皆以麦茎制辩为业，不事纺织”；光绪年间的《朝城县志》《荷泽县乡土志》、《观城县乡土志》、《邹县县志》记载朝城县“销行于外境者以五谷草辩为大宗，外境销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菏泽县棉花“本境出产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每借资于邻封”。观城县“外境销行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邹县棉花“制粗布亦不足本境之用，故棉花及棉线专恃高唐、郓城诸商出售”。而到了民国九年山东省长公署刊印的一份调查记录显示当时邹县的植棉状况仅为短短的一句话“土性宜棉，惟种棉者甚少”。而在菏泽县、曹县、定陶的植棉面积均不足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