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朝后期的徐光启曾记载“北土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嘉靖《常熟县志》也曾说“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什六”，“工粗而杂恶者亦售”。万历《兖州府志》亦云“服食器具，鬻自江南者什之六七矣”。都反映了虽然山东地区的棉花产量巨大，但是棉纺织业或者并不发达——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显然在明朝中后期沿运河的济宁、菏泽一带的棉纺织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嘉靖《濮州志》记载当时鄄城“土人善为布，其坚密不在南织卞，公私皆便之。”万历《滕县志》描写紧邻今天济宁的滕州地区“妇女缉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明代思想家吕坤记载的济宁邹城植棉的事例，则说明了当时鲁西南地区棉花种植和棉花纺织业发展之快。万历年间，邹县（令济宁邹城）知县徐守思见“邹民不织而资布于邻”，乃令有地百亩者“种木绵十一，又教以种法。至秋而绵成，又限以纺期，稽其匹丈，亲下闾阎视勤惰而赏罚之。明年，邻不来鬻布。又明年，有鬻布于邻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