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织工艺上可以看出，苗族织布、织锦工艺技术与楚墓出土的织物工艺同样也是承继的关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黄纱棉袍、印花敷彩饰红纱袍、香囊底部起毛锦以及红青矩纹锦和菱纹罗绮的织法与现存的苗族特色斗纹布、花椒布、鱼翅布和各式苗锦织法极为相似。正因为相同或相似的织造方法才会出现雷同的纹样，才会让众多人一接触到苗锦苗绣就会觉得其具有楚风的特色。由于织造的作品在图案与素地接合处微显高低，呈现一丝裂痕，犹如镂刻而成，故称“刻丝”。其成品正反两面如一，与苏绣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刺绣、玉雕和象牙雕、景泰蓝并称为中国四大特种工艺品，并与云锦合称为中国两大珍品手工丝织物。古有“织中之圣”和“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由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被称之为“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缂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是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品之一。这是一种经彩纬显现花纹，形成花纹边界，具有犹如雕琢镂刻的效果，且富双面立体感的丝织工艺品。缂丝的编织方法不同于刺绣和织锦。它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而一般锦的织法皆为通经通纬法，即纬线穿通织物的整个幅面。如贵州台江县五河一带围腰、衣背织锦，榕江、从江一带背儿带织锦都是缂丝工艺的精品，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通经断纬”工艺是得益于古代荆楚缂丝工艺的传承。再次是丝绵工艺的运用，丝绵又称丝片或丝絮，由蚕在竹簟等平板物上吐丝而成。楚国主要用做棉袍夹袱、被里面，而今苗族以丝绵染色后用做绣地或服饰构图材料。如凯里舟溪、丹寨雅灰及杨武古衣上就大量运用丝片装饰。亦有用丝片作里衬的，如榕江的百鸟衣内衬等就是。这些不能不说不是楚纺织文化的一种遗迹。此外还有以绢为绣地、刺绣的技法与图案、染色工艺等方面，苗族服饰与楚服饰的纺织工艺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或许苗族服饰、苗族纺织工艺由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发展到高超水平的楚纺织工艺承继而来，才可能造就后来苗族纺织技术和苗装艺术的辉煌。根据西汉初期的长沙国是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及对马王堆的随葬物和葬俗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墓主软侯苍很可能是“西汉以前苗族的部落首领”。

据《山东省志•农业志》考证，13世纪末上海一带棉纺织业蓬勃发展，对原料的需求激增，此时京杭大运河舟楫往来频繁，植棉业由此北传到山东西部。从1975年在邹城和1982年在嘉祥曾发掘出的元代棉织物。虽然能考证出曹元用棺内陪葬物品并不一定为本地所有，但是并不能证明李裕庵墓中的棉袍非本地所出产，所以鲁西南地区在元代中后期即有可能已开始植构。在元末明初贾仲名所撰元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有东平府柳茂英贩运20船棉花到松江府的情节，则说明了在这一时期鲁西南附近地区的棉花生产己经出现剩余。1366年，元政府曾诏示全国“凡农户有四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按此比例加倍。”明初政府继续继续了这种政策，山东棉花种植面积在明初大规模增加。如洪武二十九年“北平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所征给之”一年起运棉布115万匹，棉花54万斤，相当于河南、山西此年起运的2倍。可见，山东地区的棉花产量之大。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明中期后赋税折银征收，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一亩棉花所获相当于数亩粮食的价值。这种状况刺激了棉花生产，明代鲁西南地区成为山东重要的棉产区。万历《兖州府志》即曾说郓城县“木棉转卖四方，五谷之利不及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