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瑶族地区的林业生产以发展松、杉、楠竹、毛竹等建材林为主。这是因为修筑公路、铁路，开采煤矿、锡矿等矿产品，修建工厂，制造船舶、车辆，制作家具，需要松、杉、竹较多。广西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及龙胜、三江，湖南新宁、宁远、江华，广东连南、连山、乳源等瑶族地区，这一时期的建材林蓄积量、采伐量比明清时期均有较大增加。连南到1940年，所植森林面积5.72万亩，其中杉4.1万亩，松0.6万亩。蓄材量50.7万立方市尺，年采伐量3.55万立方市尺。1949年，全县天然林、人工林约47万亩。江华森林亦以杉为主，其次是桐、茶、松、棕、竹等。据林垦部测量队1950年调查结果，仅五区（当时全县分为六个区）全区面积为158707公亩，森林面积为31744公亩，十年以上树龄树木48637347株，全区木材蓄积量494899.12立方米，年产133622.79立方米。连南、江华两县的杉木满足华南各地近一半之需要，远销武汉、上海、香港、澳门各商埠，被誉为“南国杉都”。金秀大瑶山还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各长毛瑶颇富……植松杉变价存积，以当其家”。进入近代，经由“种树还山”的租佃方式不断增加垦殖面积，人工造林面积不断增长，六定、六段、古泥、长滩、板衍、卜泉、滴水、岭祖、忠良、金茶、花相、江燕、盘王、长垌、平道、罗香、六团、溶垌、滴水（长垌属）、六巷、门头、黄桑等乡村附近山岭，形成大片杉树林带。

元代起张秋镇曾是京杭大运河上“九大商埠”之一和黄河以北第一个商埠。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于慎行在《兖州府志》中说：“镇夹运河而城，旧为贡道之通渠，实扼南北之咽喉，襟带济汶，控引江湖，盖鲁齐间一重镇也。”这里所提到的重镇即张秋镇。由于交通地理环境优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汇集于此，尤其是来自于山西和陕西的晋商可以说是蜂拥而至，视张秋为一块宝地，聊城境内现存的著名古建筑“山陕会馆”即为当时经济繁荣的见证。晋商带来先进经营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山西晋南地区的木版年画技术，并率先传入到阳谷境内的张秋镇。晋南年画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张秋镇现存的一幅《四美图》从艺术风格上看同晋南地区的年画风格极为相似，经考证已确定为山西晋南年画，属于宋金时期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准。由于张秋的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向北可以通过京杭运河沟通京津地区，向南亦可连通苏杭一带，因此，它的木版年画艺术又受到南北两个年画聚集产地的交错影响。从作品上看，张秋木版年画中既有晋南年画一脉相承的艺术特色，同时也糅合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的风格特点。其实年画产地间的相互影响，在其他产地也是常见的。

在远古时代，绛州地区的先辈们最先沐浴唐尧遗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虞夏时绛州为畿内地，实冀州之域。”这是绛州确切纪年的历史开端。《左传•僖公十三年》载：“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从此，汾、黄、渭三河联运，创立了晋陕两地的水上通道，绛州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奠定了绛州商埠码头的历史地位，为日后绛州的商贸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旱路，唐时开辟长安至雁门关的驿道，绛州设“金台驿站”，为百里加急的人马养精蓄锐补充粮草。此地交通便利，临近秦晋交界处，“控带关河，翼辅汾晋，据河东之肘腋，为战时之要区。”东西、南北两条官道穿境而过，是联系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水路，“晋以南唯绛州有水运。每岁秋冬，陕船自渭河入黄转汾，以至绛，春初西返。”当地民谣有“拉不完的绛州城，填不满的汾河滩”之说。汾水的便利为商品交换、货物往来创造了运输条件，通过汾水便可西通关中、北接晋中，使绛州府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是绛州木版年画形成与发展的坚强后盾。

李双喜对天应石的发现首先被“大生昌”作坊所知晓。他们把石浆泥刷涂到一种厚实的土纸上，作为制作信封的专用纸上市，号称“白珠纸”。后来，它很快就风行东西南北商埠重镇，求购者众，镇上其他作坊也纷纷仿效。

年画既然这么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倡它。可是现在的年画内容好的固然有，而陈腐不堪的却也不少，所以我们要改造它。提倡与改造年画须有这几步工作：一、在无论哪个艺术学校，设立年画科系，造就年画专门人材或创立年画研究所：二、政府提出一部分款，在各商埠经营年画工厂，聘请年画专家改革以前之色彩不调合及内容陈腐；三、对陈腐不堪的年画，严禁印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魔爪逐步伸入了云南广大彝族地区。中法战争（公元1884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法国商品可以向滇、桂等省自由输人，云南的蒙自、蛮耗、思茅、河口和广西的龙州先后辟为其商埠。蒙自、蛮耗、河口都在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是彝族主要聚居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为其主要掠夺方式。法帝国主义先后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滇南开远煤矿和个旧锡矿开采权，打击了民族资本的成长，给彝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商旅也开始发展起来。南北朝时的瑶族先民所居之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江陵（今湖北江陵市）两地作为商埠，商旅往来罗列不绝：“巴陵三江口，芦获齐如麻，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南齐书》载：“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雍州）蛮。”《南齐书》载：荆州刺史侯子响“令内人私作棉袍降袄，欲饷蛮交易器仗”。说明瑶族先民与汉民族的商品交换已经出现。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与地域民族民风紧密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是许多年来人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早在宋代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里就有记载：“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又据无名氏的《如梦寻》记载：“州桥之西，谓之果之行，纸画儿也在此行贩不绝”，“纸马(门神)铺遍布全城。”这是我国以民间年画为内容的最早文字记录，同时也确立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悠久的历史，朱仙镇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木版年画的发源地。年画这种寄托美好愿望的民间画体现出百姓丰富的生活内容，在中国重要的历史节日春节中得以发展，形成一种广泛的民俗文化，纯真质朴的朱仙镇年画出自于中原大地，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它以鲜明的内容和色彩正直的反映出中国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古时朱仙镇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河运码头，众商云集，楼馆茶社，好一个繁荣的商埠。北宋初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促进了开封城市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经济大力提高，宫廷与民间世俗生活丰富，内容广泛，为年画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建立起庞大的需求量，生产规模也不断增大，加之造纸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奠定了朱仙镇年画流通基础。原来的桃符逐渐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的年画深入百姓家庭，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正如宋代赵庚夫诗句中所讲：“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

仅就笔者以往收集及所见的自北宋至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万张年画来看，各种题材所组合成的画样竟有近两千种之多！其中，有的歌颂了历史故事中的治世明君、报国忠臣、圣贤君子、清官良将等人物，也鞭挞了昏主丧国、奸臣弄权、恶吏贪赃等罪恶行径；有的宣扬了神话故事中善有善报、作恶天谴的因果报应思想；也有的展示了贤母教子、孝女事亲、英雄救难、侠客复仇等场面；有的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世俗人物，诸如林泉高士、爱国仁人、良师学者、樵子渔翁、耕夫织女、医卜星相、僧道信徒、琴棋书画之名家高手，乃至秦楼楚娃、书场歌女、戏曲名角、军阀洋兵……等等；有的还生动形象地向穷山僻壤的劳苦大众描绘了清末民初上海、天津的商埠新貌、赌场烟馆及矿山、教堂之景物，以及西式学堂、外国婚礼等西物西俗。诚然，亦不乏传统题材的名山胜景、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菊兰竹石等，也拥有人们虔诚敬仰的神佛众仙和各行各业收徒传艺必不可少的祖师纸马等等。总之，这些丰富多彩的年画作品，勾勒出中华民族近千年来世俗民风之轮廓，有如民俗生活之图像大全。它充分体现了年画艺术在美化和丰富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传统的伦理与美德教育，普及历史文化知 识等方面所起的潜移默化之功效。其题材如若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九类：

中国木版年画根据人们的思想愿望、风俗信仰、审美情趣、生产生活等需要确定表现内容，题材十分广泛，举凡渔樵耕读、士农工商、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忠臣良将、清官廉吏、英雄战士、游侠剑客、孝妇贤母、顺子烈女、墨客骚人、佳人才子、儒林隐士、高僧道师、神佛仙家，名山胜景、洋房高楼、矿区机器、飞机火车、商埠机场、港口码头，以及瑞兽珍禽、飞虫游鱼、仙花奇草等等，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总计两千余种。因此，年画不啻为我国一部民间美术宝典，也是世俗生活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