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民国期间，瑶族地区私塾和学校设立增多，瑶族青少年逐渐接受汉学，作诗写文以表思想感情已成为当时瑶民能驾驭的一种手段。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已略有这方面的记载。

我国对瑶族的研究也有长远的历史，除历代的正史、类书、地方志均有涉及瑶族的记载外，私人的笔记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代邝露的《赤睢》；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来章的《八排风土记》、陆次云的《峒溪纤志》等，对广西、广东的瑶族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已有学者亲自到瑶区进行实地调査，取得了不少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对瑶族进行比较系统、较具规模的研究，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收集、整理与瑶族有关的古籍工作也有进展。由黄朝中、刘耀荃主编、李默校补的《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下册），主要从地方志上摘录与瑶族有关的历史资料，按族源、地理、史事、政治、人物、社会、艺文等内容分类排列，便于检索，是一本研究广东瑶族历史的入门书。同时，从《明实录》、《清实录》内摘录有关各地少数民族资料的工作也有初步成果，已出版的有云南省的《明实录》摘录和贵州省的《清实录》摘录，即得出版的有广东、广西的《明实录•少数民族资料选录》，其中都有不少瑶族的历史资料。

用什么方法探讨苗族刺绣的历史，一直以来成为苗绣研究的难点。由于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没有相关的历史书写，仅从现有的汉文资料来看，散落在地方志里零星的苗绣记录，令人无法猜度苗绣手工是怎样一番图景。汉文献里有关刺绣的描述，寥寥数语难以表明苗绣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绣女们的刺绣手工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言说，还原成复杂的女红技艺。如果凭想象而生发出感性显现，无非是没有前因后果的臆念，难以建立真实完整的刺绣工艺流程，也无法说明苗绣独有的文化特性。近代以来，无论社会和经济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手工艺随着社会的演变己经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渐行渐远的手工艺品成为文化保护的对象，而不是用手抚摸的生活物件。研究苗绣除了在汉文献中梳理其历史证据，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实的苗绣物件中求证它的历史成因，这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手段。然而，现今的苗绣从图案上看多是各种文化的混合物，而刺绣用的材料一般都是集镇上买来的机制产品，随之而来的是苗绣从手工技艺上大量釆用族群外的流行方式，自己独有的技艺特征慢慢消蚀在对时代进步的追赶上，这是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的结果。

瑶族人民长期居住山区，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发展中医草药提供了优越条件。广西的大瑶山，广东粤北的翁源、乳源等县，都以瑶医瑶药驰名远近。胡起望的《瑶医简述》、潘赞群的《瑶族的药浴》论述了在华南一带的城镇中行医卖药的瑶医的历史、主要的治病方法及若干颇具疗效的民间验方。从粤北、桂东、黔南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清代已有瑶医“入山采药，沿寨行医”，“善识草药，取以疗人疾，辄效”的记载。治病方法以“望，闻、问”为主，有的还懂针灸。从广西收集到的975种植物药中，有瑶族专有名称或知其药效的即达543种。瑶医给药除了煎水服用以外，还有与动物类内脏或一定部位的畜肉共煮服用的方法。瑶医的药浴疗法，更是从瑶族人民每天洗澡的优良习惯发展起来的特殊疗法。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发展，198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卫生部在呼和浩特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工作会议，部署了调查、发掘、整理、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工作计划，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瑶医瑶药宝库，使之更好地为瑶族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大理统治者也将土地分封给其臣仆。例如封董氏于成纪（今永胜），封高氏于巨桥（今昆阳）和鄯阐（今昆明），封爨氏于巴甸（今建水）等。而段氏族人则分封于“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区”，替大理王进行财物和粮食的收敛贮备工作，并对各领主进行监视。彝族领主也在继续扩张其领地，并在领地之内进行分封。如武定和曲州“僰、卢诸种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世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河[历刂]（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惟罗婺部如此，些莫徒蛮“也析其地分三部，分管河阳郡地，即今澄江府也，一强宗部〈今阳宗），一休制部（又云休纳，即普扎笼城，今新兴州），一步雄部（今江川）。后步雄居罗伽甸，又号罗伽部（步雄之弟普舍也）”。这三部就是强宗、休制、步雄，而步雄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到了公元12世纪中叶，“些摩徒”部彝族先民首领的势力发展壮大，先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后其统治辖区扩张至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东至师宗、弥勒，西至江川，北达阳宗，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疆，建立了“自杞国”。“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四程至古（应作石）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善阐府。”今昆明彝族自称“㱔摩都”。明、清地方志称之为“子君”、“子间”、“子精”，与“自杞”同音，自杞即今之子君，居今昆明官渡区子君村。古代自杞位于滇池周边富庶之地，坝区农业和山区的畜牧业都较发达，每年在广西横山寨和宜州与中原有着频繁的贸易。

我们从湘西史籍方志及众多相关文献中汇集出关于土家织造和织锦的记载，以求证史官书、地方志乘的真实。土家族是1957年由国家民委正式确定的单一民族，故在以往的史籍中，有时将湘西土家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混称为苗人。

最有名的是壮锦。据明代魏睿《西事珥》可知，壮锦成为贡品并被列于名织品中。清代的一些地方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壮锦的情况。

“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元、明以来“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使土家族与汉族人民加大了交流。由于大量汉族工匠的进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工艺，如印染工艺、纺织工艺等。有关地方志对此记载较多：“有大兴作，百工皆觅之远方。”“工多外至者，技艺较土人为巧，近日彼此相习，艺亦稍精。”随着大量汉人的流入，也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土家族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不断得到改观。

时至明代万历年间鲁西南织锦已经相当发达，据地方志记载：“妇女织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这时的濮洲棉布，其“坚密不在南方之下”。嘉靖年间（1522-1566年）《山东通志》第八卷《物产》写道：“棉花六府皆有，东昌（鲁西北聊城）尤多，商人贸易于四方，其利甚博”。东昌府的棉花居山东六府之首，棉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棉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棉纺织生产在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广为普及，并产生了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至少在定陶、濮州等地区，棉纺织业已经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化。”黄河、京杭大运河为鲁西南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鲁西南、鲁西北的商品棉布生产、销售空前兴盛。

这种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中对此多有描述。例如：康熙《曹县志》曾记载当地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康熙《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他邑皆转鬻之”。乾隆《曹州府志》记载当时菏泽地区“地产木棉，以之为布，而无芋麻……木棉转鬻他方，其得颇盛”。鲁锦的织造技艺在清代己达到极高的造诣。鄄城鲁锦曾一度被地方官作为贡品进献。至今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工艺标本室里还收藏着清代鄄城鲁锦的数百个品种。

其次，刘三姐由审美理想的象征与地方保护神的符号演变为一个多义性象征符号，既是地方性认同符号，又是壮族族群认同符号。一方面，凡有刘三姐（妹）故事流传的地方，都把刘三姐说是当地人；另一方面，刘三姐成为公众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民族风情的一个想象符号。各地区的地方志都极力地把刘三姐说成是本地方的人。如《宜山县志》说刘三姐是唐时下涧村壮女；《苍梧县志》说刘三娘是须罗乡人；《浔州府志》记载刘三太，本名刘三妹，吴川人。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刘三姐的称呼，经历了一个刘三妹、刘三姐、刘三姑、刘三娘、刘三太等变化过程。这些称呼的变化正好是刘三姐年龄增长，身份与地位变化的结果。各地的民间传说更是附会说刘三姐是当地人。在扶绥县，有说刘三姐是该县渠黎驮丁人或新安村人；在容县、岑溪一带，有说刘三姐为县境大容山人；在平南县，还说刘三姐的故居在大容山排思回岩脚下的大村心，等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刘三姐的歌仙形象与地方宣传的不断结合，使刘三姐逐渐成为广西这个大的民族自治区的一个象征性人物，更是壮族人民代表自己特殊的歌圩文化的一个象征。所以，当人们想到广西或者壮族时，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刘三姐，使之成为一种地方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到了明清，地方志则称之为“土锦”，而今天追踪溯源只能靠汉文字比如，《永顺府志》载：“斑布即土锦”，又称“‘溪布’、‘溪洞布’，土妇善纺织”等。“西兰卡普”实际上就是“溪布”中之佼佼者。

明代虽然留给我们的典籍比较丰富，其对苗族支系的记载也较前代增加了许多，但是明代对当时苗族最大聚居地（今湘西和黔东南）没有真正深入。当时人们对苗族的了解仅限于或因战争涉及或因建制涉及的地方。清代对苗族的记录与研究比起明代又近了一步。除了纵贯全省的《贵州通志》、《百苗图》、《黔记》等书外，还有许多州、府、县地方志作为补充，这就使得我们获得支系研究的资料更广泛也更加丰富和更加准确。历史上对苗族支系记载最为详细对是清代典籍。据统计，田雯《黔记》记有“苗”30种，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记有“苗”52种，李宗昉《黔记》记有“苗”82种，值得一提的是，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等已企图对苗族与其他民族进行区别分类，意欲把“苗”单列研究。如《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苗蛮》记载苗各以衣服别其种类，于是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古花苗小之别种，有喇巴苗；青苗之别种，有青头苗；红苗之别种，有红头苗；黑苗之别种，有高坡苗、山苗。”该书也将仡佬、倮罗等单列进行论述。这说明比过去把各民族统称为“苗”或当做苗族来论述、描写的作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说明对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认识得到了提高。对于把苗族与非苗族群体混淆的记载存在于当时的文献中。

这些记述，都是传闻加上自己的猜想。作者并没有肯定的结论。杨家埠民间木版年画到底肇始于何时？笔者自1982年以来访问了许多老艺人，并翻阅了大量古籍、地方志和《杨氏宗谱》。今按口碑资料与有关记载作出如下分析：

杨家埠年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数百年来，代代相传，承袭祖业，不断开拓探索，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艺人队伍。这些艺人多数为生活贫困的农民，他们以画稿、刻版、印刷、手绘加工等各种技艺作为谋生的手段，在长年劳作中达到了艺精技高的境地，创作出无数广为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但是，作品中从来找不到艺人的名字，典藉与地方志内更无记载。尤其是早期和中期，那些默默地耕耘一生，从简单的神马到丰富多彩的各类题材品种，创立发展了杨家埠年画，并使其独树一帜，独据一偶的千千万万个民间艺人，一个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笔者在撰写此书时深感遗憾的事。后期艺人，尚有不少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笔者不遗余力地予以搜集整理，以求反映出杨家埠各代民间艺人坎坷经历之万一。并望读者诸君永远记住他们的历史业绩。

滩头年画到底起始于哪年，目前没有直接的书面证据，根据地方志记载，滩头年画已有300多年历史。据传，明末清初，长沙一个叫王东元的秀才，绰号王猴子的人，他善于绘画，为躲避兵荒来到滩头投亲戚，为了生计，他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开办年画作坊，并创作了《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等年画。清代乾隆年间，作坊108家，年产年画700多万张，除了畅销周边地区，还远销贵州、云南、四川以及东南亚地区。清嘉道光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又绘制了《桃园三结义》《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种戏文故事新品种。民国时期年画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工人2000余人，年产量3000多万张，当时著名的作坊有正大昌、大生昌、大成昌、和顺昌、生成昌等。新中国建立后，因年画被作为封建迷信品几乎停顿，文革期间年画被当做“四旧”对待，被禁止生产，一些印版因此而失传。1979年，滩头年画恢复生产，1982年，拥有年画作坊12家，产量140多万张。1986年，《双龙抢宝》、《瑶家挑花》在《人民日报》元月1日海外版第七版刊登。6月14日和19日，《斗笠之乡》、《和气致祥》、《土气十足的滩头年画》等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获得国内外专家好评，在侨胞中产生良好的影响。1987年，隆回被文化部授予现代民间绘画画乡，1994年，滩头年画获得文化部中国民间美术一绝银奖。然而，由于时代变迁和民俗的改变，大部分人过年不再贴年画，收藏者也不是很多，年画的市场急剧减少，滩头年画制作工序复杂，利润低，年轻人不愿意学，老师傅相继去世，滩头年画面临后继无人。目前，滩头仅高腊梅年画作坊、忠良美年画作坊等少数几家作坊仍然在生产。

1950年7月17日，程砚秋和杜颖陶先生为了考证年画的来源专门拜访了包括杨家埠和寒亭等地方，回来后，他们在文艺方面札记的一文《寒亭的年画》中提到：“据他们说，这里从唐代时候便有年画作坊，这话不一定可靠”，我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当地人的传言，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相关的实物佐证，通过大量的口碑资料及翻阅古籍、地方志，不难发现，杨家埠杨氏四支宋谱都提到了杨氏东迁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于洪武年间即公元1368年到1398年，迁移的地址从四川省的梓潼县转移到了潍县的浞河靠西的岸边。从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推断，杨家埠年画再早也不可能早于迁移发生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杨家埠年画起源于唐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元明年间，棉花在黄河流域大面积的种植推广，鲁西南地区的人们将所熟悉的麻、丝、葛、刺绣等工艺糅合进了自己的棉纺工艺当中，便形成了独到的织锦工艺。在明代万历年间织锦工艺已相当发达，根据地方志记载“妇女织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

明、清时期对苗族记载和研究的史籍较多也比较翔实，对苗族纺织的记载自然也更丰富更准确。据记载，今湖南、贵州边地五溪地区苗族“昔以楮木皮为之衣，今皆用丝、麻染成五色，织花绸、花布裁制服之”。此外，清代绘制各种“苗图”及各地方志对明、清时期苗族纺织多有记载。又以《苗蛮图册》为例，在82幅图的说明文中，多数提到苗族妇女“善织”“勤织”“以织为业”。其中，图十四“红苗”“女织为务”；图四十二“谷蔺苗……女织纺最精，人市人争购之，俗云欲作汗衫裤，须得谷蔺布”；图四十三“阳洞罗汉苗”“养蚕织锦”；图四十五“硐苗……能织洞锦帕”；图七十二“洪州苗”“女善纺织，有洪州葛布之名”。图册又描绘有清代苗族养蚕、纺纱、摇线、上机、织布、织锦织布、采紫果、印染等纺织生活画面，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苗族纺织技术史研究的直观资料。

研究方法上，除了借鉴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外，在具体的搜集资料的实践过程中还运用了历史文献法与田野考察法。对于历史文献的搜集与分析是写作论文的棊础在写作过程中，我认真地阅读与整理了关于壮锦及其纹饰的历史文献，如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等，一些重要的笔记文集如《山海经》《岭外代答》《广东新语》《岭表纪蛮》等，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归顺直隶州志》《靖西县志》《宾阳县志》等。

通过学校图书馆书和百度、知网、期刊、互联网等相关理论专著及收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同时查阅省志、区志、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渊源有进一步的了解。梳理与本课题相关的观点，着重整理和总结关于吉首市和泸溪县苗族挑花的记录文献，了解湘西苗族挑花各时期不同的制作工艺、纹样和色彩的变化，这些文献的整理收集对本次论文写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对土家族纳税献贡的文字记载增多，同时反映出当时土家族纺织风气的盛行。《保靖县志》载：“民多朴直，无一点繁华之习俗……男勤于耕，女勤于织，户多机声。”又载：“土绸、土布、麻布、丝被、土绫、斑布、洞巾。”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载：“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遂成五色。”“永顺、保靖、龙山等地土家族妇女能为洞锦、洞被、洞巾，作鹤、凤、花鸟之状。”《女功》载：“粗者，绩麻纺线或织手巾，花被。细者，绣子挑花或挑小儿包袱衣裤。”清初文人顾彩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应邀到鹤峰、五峰的湘鄂边区后所撰写的《容美纪游》中记载：“峒被如锦，土丝所织，贵者与缎同价，龙凤金碧，堪为被褥。峒中白麻为之。轻纫如鲛绡，皆珍币也。

1716年德川吉宗成为幕府第八代将军，他开始广泛收集中国的地方志和明清的法律书籍，甚至解禁了部分西洋书籍。他收集方志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学问研究，也不像是仅仅为了了解中国各地的物产以展开贸易，更主要的是为了借鉴中国的行政经验，以便完善他所推行的享保改革。地方志尽管有图，但主要还是依赖文字。方志中的图画往往比较简陋，难以展现真实的城市面貌。曾经一度被误解为中国地图，由李昌谋带到日本的三幅作品《庆祝万寿图》、《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和《城隍山迎会景象之图》，这类图像，恰好可以满足德川吉宗对于清朝城市景观直观了解的需要。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进入岷江上游驻军屯殖，并建立“屯殖督办署”。他们留下了一份尚未完成的，名为《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的资料。由这份资料看来，“屯殖督办署”为一集军事、民政与经济开发于一身的机构。这些军方或受军方委托的调查者，显然在某些方面比“地方志”编撰者更能深入了解土著社会，而且在资料搜集与书写体例上，他们并不需因循从前的方志。因此，这份资料虽然简略，却保留了一些关于本地社会的深层讯息，如关系当地权力结构的各土司间的历史恩怨与婚姻关系。更重要的是，此资料中所呈现的民族分类概念以及此民族分类概念与目前民族区分间的“落差”，是探索“民族化”过程的关键。

地方志中姜炳章等人留下的诗文，对番民文化的描述，对汉、番关系之纪事，以及有关何卿功业之记载，都成为一些不断被重述的社会记忆，进一步边缘化本地非汉族群及其文化，使得透过各种媒介接触到此类社会记忆的北川“番民”，逐渐学习、攀附汉人文化。到了道光时期，据道光《石泉县志》称，“乃两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吏斯土者，随时训迪之，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虽然仍被下游的人称作“蛮子”，但是几乎所有北川的山间村落人群都自称是“汉人”了。

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透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

关键的是能够找到有绣庄款的成型的东西，去查一查地方志、经济史等。搞清楚它的属性，汉代和清代的东西不一样，宫廷和民间的又不一样。一种绣，之所以称为绣是因为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超大的需求量带动了工艺的发展。一种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要不断地完善其风格。

姜炳章以汉文化所作的文化夸耀，主要表现在他对本地“大禹”历史文化记忆的表彰上。他重修本地的“禹王庙”，建“神禹故里坊”，又作《重建夏禹王庙记》、《禹穴考》、《石纽歌》等文章，以宣扬大禹之功，强调石泉（北川旧称）为圣人大禹所生之地。显然，他是以大禹记忆来强化一种以“圣兴之域”为荣的“北川人认同后来，这些姜氏的诗文都被收录在历代石泉及北川地方志中，并得以流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纽歌》与前述《白草歌》中，姜炳章都提及他在白草乡间欣然见到读书习文的学子，他并对这些学子亲自指点一二。在事实层面，我们不清楚在清乾隆年间，北川白草河流域延师教子读汉文经书之风有多兴盛，我们更不知道大禹是否真的生在北川。然而在叙事层面，这显示在一位汉人士大夫心目中，“神禹故里”及“读圣贤书”、“读书应考”是本地作为文明教化之域的重要象征。最后，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在展演层面，透过各种文化媒介（包括姜氏的诗文）的展示、夸耀与模仿演示，影响并造成一些社会现实——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人普遍自称汉人，读汉文书，并以北川为大禹故里为荣。

此种汉人对汉文化的夸耀，也表现在一则有关土著羌人得姓由来的文献叙事上。这个记载，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武功录》，后又见于清代各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这故事大意是说，原来本地土著没有汉姓，也没有戴帽子的习俗。一位地方官，李茂元，召集各家代表前来。事先将许多汉姓写在一些帽子上，然后将这些帽子一一赐给这些羌人代表。羌人因此便有了汉姓。道光《石泉县志》对此记载为：

德川吉宗对明清的法律书籍和中国方志非常感兴趣，为获得中国地方志，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在日本本地收集、借阅，一方面向中国商人采购。德川吉宗为何对中国地方志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有一种说法认为，享保四年（1719）正是德川吉宗下令绘制日本全图的时间，德川吉宗十分关注日本地方志的编纂，可能准备收集中国地方志作为参考。德川吉宗一向关注康熙的业绩，也有可能打算借鉴中国的地方行政统治经验。大庭脩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吉宗关心的很可能是地方的物产。因为江户时代学者节录的中国地方志，内容主要是中国各地的物产。

不仅汉与非汉之间的界线模糊，被视为非汉人的“羌民”与“番民”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如，今日理县与松潘都有部分村寨被识别为羌族村寨，但在清末民初时，这些地方似乎没有“羌民”。成书于清末的《直隶理番厅志》中记载，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一带“汉民”只住在一线官道之中，其他地区民众都被称作“番”；所谓前番、后番、新番、旧番，只是指他们地理位置与归服朝廷的先后之别而已。而且在修撰者的汉人观点，比起理番的杂谷、梭磨诸番而言，威州、茂州的非汉人群为“熟番”。我们再由修《松潘县志》者的观点来看，当时松潘72土司之族属，在本书中被分为“西番种类”与“博倮种类”两种——也不见有“羌民”种类。这部县志由清末修至民国十三年(1924)而完成，可代表此一时期熟悉松潘边事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松潘境内也有“羌民”。显然，“羌民”是在茂州、威州较为人知的一个人群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在茂州有些村里被划分为“羌民里”，并著之于地方志之中，而其他地区并无这样的例子。“羌民里”使得文献记忆与一些真实存在的“人”(一种身体记忆)结合在一起。这个复合社会记忆，是后来“羌族”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范畴的关键。

除了汉移民之外，在清代本地愈来愈多的“汉民”，是由原来的“羌民”转变而来的。如茂州在明代时只有四个“汉民里”，清代道光年间扩大为九个“汉民里”。至于这些“汉民里”是如何出现的，地方志中有些记载。如“新民里”的建置是在乾隆年代。据记载，当时茂州营所属的“踏花”等18寨，寨民“恳请输赋承役”，因此他们被编为“新民里”。道光年间，类似的事再度发生；茂州之大姓、小姓、大黑水、小黑水、松坪等地共58寨要求内属。主其事的官员在对朝廷的报告中称：

李默（1928.12—）男，汉族，广东大埔县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1948年就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56年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文献特藏部副主任，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岑家梧教授的委托，组织文史馆老先生10人，收集馆藏图书文献中有关广东瑶族的历史资料。1988年与美国犹他家谱协会协作抽样调查广东族谱。曾参加《辞源》修订，《屈大均全集》校点，校点《广东新语》、《四书补经考》。曾兼任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地方志学会顾问、广州市地方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曾受聘为广东省图书资料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专长广东历史文献，瑶族史资料整理研究。著作有校点《广东通志·前事略》、《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1%2年底至1981年，下放乳源瑶族自治县，分配到民族工作队工作，曾任瑶族山区生产大队生产队长，因专业兴趣，了解并收集瑶族生产、生活状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暗中保存一部分瑶族古籍文献。1980年县委抽调负责编写《乳源瑶族自治县概况》。1981年底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受所长黄朝中教授委托，校补出版《广东瑶族历史资料》。1984年国家民委提出收集保存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他与盘万才、房先清深入乳源、连声两瑶族自治县瑶山收集瑶族古籍。1990年编注出版《盘王歌》，1995$编注出版《拜王歌堂》，1998年编辑出版《八排瑶古籍汇编》，1997年出版《乳源瑶族古籍汇编》，共230万字，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在广东、北京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对瑶史研究有开拓性的论述与新观点。1984年、1990年《中国历史年鉴》曾作简介。曾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瑶族国际研讨会。在多年整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韶州瑶人——粤瑶族》专著（为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蓝日基（1948.7—）男，瑶族，广西忻城县人。1969年4月至1971年1月在来宾县当教师；1971年2月至1973年8月在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读书；1973年8月至1986年2月，先后任共青团广西区委干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团区委常委；1986年3月至1996年7月，先后任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期刊主编、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至今任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广西通志馆党组书记、馆长，《广西地方志》期刊主编，广西区政协委员，广西地方志协会会长，广西社科联常委，广西社会学、人才学、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等职。1997年获研究员资格。1996年评为广西优秀专家。至2005年，已发表论著7部（独著1部、合著6部），论文、研究报告、评论文章123篇，131万多字。主持完成国家、自治区社科研究重点课题6项。已有16项成果获奖，其中专著《关键的决策》、《中国少数民族青年发展研究报告》等10项成果获省级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

玉时阶（1950—）男，壮族，广西南丹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82年7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科带头人；兼任广西瑶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委员。长期以来，致力于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探讨上进行了深入而有创建性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知名度。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10本，任副主编出版著作2本。主要代表作有《白裤瑶社会》、《瑶族传统文化》。先后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合作）、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1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合作）、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3项。

罗文福（1955.8—）男，瑶族，云南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河镇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副编审。1975年10月参加工作，任县志编辑。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读书，后分配到金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任办事员。1984年2月，调金平县城关区公所任副区长。1988年1月调金水河乡任副乡长。1989年1月调金平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与首部新编《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志》编纂任务，还独立完成《金平医药志》初稿编纂，主持编写《金平县组织史资料》（第三卷）等。在国家、省、地级发表论文《多平黄金开采冶炼技术综合调查分析》，主编《民国时期金平地情资料汇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发行。主持编纂的金平县第一部村级志书《板板桥村志》已完成编纂。1994年在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査工作中，被国务院全国第三产业协调小组评为“国家级综合部门第三产业普查先进工作者”，1995年在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中成绩突出，被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评为“先进个人”，1999年12月，被红河州人民政府评为“地方志先进个人”，2003年10月，被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云南省第一轮新编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文献收集法:对关于贵阳石板镇的苗族挑花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查阅省志、区志、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起源有一定的了解，对其中与本课题相关的观点进行梳理，着重对记录石板镇苗族挑花的文献进行整理合总结，了解石板镇苗族挑花各个时代不同的工艺、纹样、色彩的变化，为论文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云南哪些地区使用彝文？我们将云南地方志书上的记载，以及解放前后调查发掘的材料综合起来，即可明了云南彝文的分布和使用、传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