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锦色彩的使用经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西汉初期的壮锦只有两种颜色，以黑色为底色，桔红色为纹；南朝时期的“斑布”已有三种颜色以上；《蜀锦谱》云：“广西锦”中有“真红锦、宜男百花锦、青绿云雁锦”可知宋时已有红、青、绿三种颜色，明清以后，壮锦的色料在五种以上。近现代的壮锦，有些用色达七八种以上。壮锦用色非常独特，俗话说：“红配绿，丑死人”但壮族织锦艺人却认为“红配绿，看不俗’。“色彩能够表现感情，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确，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喜欢什么颜色是由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决定的，而审美心理又往往受该民族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影响。壮族常年生活在气候温润的岭南地区，红花、蓝天、绿水、金黄的果实，是他们常见的景象。优美的环境不仅给壮族人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而且熏陶了他们的审美情感，使他们形成了以自然色泽为美的心理。壮锦的用色就体现了这一审美心理，壮锦以红、绿、蓝、黄为主色，大红大绿，色彩艳丽夺目，对比鲜明。如“龙凤锦”中的鱼，运用大红或鲜绿的颜色，形态非常活泼；“四季菠萝锦”中的菠萝的根茎和叶子用翠绿的颜色，点缀在黄、粉红、玫瑰红、大红的果实和背景中，给人热烈、充满生命力的美感“红棉锦”的整个画面则充斥着鲜艳的大红色与明快的金黄色，红得艳丽的花朵和黄得夺目的叶子，不乏对比鲜明强烈的审美快感，更具有活泼生动的生活气息。这些壮锦通过用色的大胆对比、纯朴的写意、简洁明了的构图、丰富的意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理解，体现了他们淳朴、实在、健康向上的性格和情操。因此，壮锦在色彩运用上藴含着民众的情感和智慧，是民众在改造大自然过程中的创造。

两种互补色的组合必定能产生奇异的对比效果，它们既是相互对立，又是互相需要的。当它们靠近时，能互相促成对方最大的鲜明性。西兰卡普之所以能被称作是“斑布”互补色的合理运用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在四十八钩中，互补色的搭配几率很高。同其它民族的民间工艺品的创造者一样，土家族妇女对互补色的组合有着同样的偏好，尤其是红、绿搭配。由于红与绿的明度近似，在所有配色中又是最大的一对纯度对比，其搭配在三对互补色中配色难度最大，但土家族妇女同样能做得很精彩。

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曾对土家织锦的历史渊源进行过梳理，认为土家织锦的历史演变：秦汉时期的賨布、三国时期的斑布、羁縻时期的溪峒布、土司时期的溪布、“改土归流”后的“西兰卡普”。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西兰卡普”这一历史演变过程。

棉花的广泛种植，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这时，不少土家人“以纺棉织锦为恒业”。光绪《秀山县志》也记载：“土民家织斑布，散卖诸落，以为恒业。”“村市四时，纺声不绝。”土家织锦在清代“机好精干，千赤百华”之美誉，进入了它的发展最繁荣的时期，直至清末。

从生产性层面来看，土家织锦历史悠久，它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秦汉时期的賨布、三国时期的斑布、羁縻时期的溪峒布、土司时期的溪布、“改土归流”后的“西兰卡普”，“西兰卡普”实际上就是“溪布”中之佼佼者。但是在土家族加速汉化的政策下，清政府禁止土家族人“男女服饰不分”，使土家族服饰发生了变化，原来五彩斑斓的土家族传统衣裙受到限制。“土民喜斑斓服色”转向清一色的“满襟衣”“对胸衣”“大便裤”。土家纺织的“土布”（俗称家机布）占领大部分市场，“土锦”直到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才开始了真正织造意义上的“土家织锦”。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家织锦的生产可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传统，创新工艺；动乱时期，土家织锦的倒春寒；90年代前后，短暂的复兴；90年代末期，21世纪转型，痛苦的涅槃。今天，土家族不但保留了土家织锦的精湛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发扬光大，种类繁多的织锦产品已成为旅游市场的文化精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井字纹锦被提供了实物资料。这两幅壮锦为清乾隆年间贡奉，原用于热河避暑山庄。井字纹锦被以褐黄色棉纱织平纹地，显花用彩色丝绒织成井字纹，井字纹外有菱形边框。百花锦道条的主纹是卍字、菊花，外有菱形边框，用彩色丝线织成。平纹地用黄色棉纱。两幅壮锦的丝线都未加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壮族民间征集的清代壮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民间还在制织、使用的壮锦与清代的壮锦比较，没有什么差别。称为壮锦的织物实际上在壮族民间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作“na33Lai21”，意思是花被面，为黑白两种素色棉线织成，白色棉呈平纹地，黑色棉起花。另一种叫作“ma：n55”，专指多彩的提花织物，起花的纬线多用彩色丝或彩色棉线。用彩色丝线织成的壮锦较为贵重。各地的壮锦很相似，都是以棉纱为地，以彩色纬线显花。丝比较少，就显得很珍贵，而棉纱是传统产品。色丝没有经过加拈，可能是要与较粗的棉纱配用的缘故，因而显得粗重，“远观颇工绚丽，近视则粗粝。”这显示了历史上壮锦丝织业特殊的一面，就是与棉织业的混同。从中可看出壮锦的发展经历了緂（素色提花棉织品）和斑布（彩色提花织品）到壮锦（彩色提花棉丝混织品）的过程。

史料中有关土家妇女擅长纺织的史料是这样记载：“土人能纺善织，且树桑饲蚕、植麻种棉皆有术，素以服色斑斓而著称。”1985年版《龙山县志》综合了各地织锦的用色习惯：“土锦的色调各地不同，坡脚、靛房等地，经线多用黑色、蓝色，棉经棉纬或棉经丝纬，织出的面古朴素雅大方；农车、苗儿滩一带经线多用红色，用丝、绒、毛线为纬线，织出的锦五彩缤纷。”《酉阳县志》载：“改土归流后，妇女的纺织、织绣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生产的斑布（以麻织成）土花铺盖，深受群众欢迎。”清文人所作《溪州竹枝词》中的赞美道：“风采牡丹不为巧，八团芍药花盈盈。”但是在加速汉化的政策下，清政府禁止土家族人“男女服饰不分”，使土家族服饰发生了变化，原来五彩斑斓的土家族传统衣裙受到限制。“土民喜斑斓服色”转向清一色的“满襟衣”“对胸衣”“大便裤”。土家纺织的“土布”（俗称家机布）占领大部分市场，“土锦”直到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才开始了真正织造意义上的“土家织锦”。

壮锦最早选用麻线为织料《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有闽濮、鸠獠、傈、越、裸仆、身毒之民……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紵也，织成文，如绫锦。”这里的南中地域指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及四川西南部，是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岭外代答》亦云：“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紵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练子，署衣之，轻凉离汗者也。”后来，随着木棉种植技术的掌握与推广，壮族也开始用木棉织布《广州记》载：“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为竹，剥古终藤织以为布。有用棉织布后，又有用棉织锦。《南越志》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斑布。”这种“斑布”是早期壮族棉织锦的形状。织壮锦的麻主要有苎麻和大麻两种。麻纤维韧性极高、经久耐用，易吸湿、导热，透气性好。棉纤维极轻而保暖，柔软舒适，透气性、吸湿性也甚佳。这两种纤维很适合岭南炎热的气候，舒适性明显，给人强烈的实用美感。

土家织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源于先民巴人时期的纺织业。先民巴人善于纺织，纺织出的桑蚕，麻等成为贡品。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称它为“凡布”。土家先民以布交纳赋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种賨布是以葛麻为主的纤维，是“賨人”与武陵土著居民融合后，将巴国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结合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织造而形成的一种织物。《后汉书·西南蛮夷传》所说哀牢夷“织文革绫锦”的“兰干细布”，就是西兰卡普的前身，称“武陵蛮”有着“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习尚。又据《汉书》载，周代中原与西北交换纺织品，学会了“以毳毛织罽”的技术，并较为盛行。这是一种以纬纱起花的织造，它和当时一般织造的经纱起花又有所不同。两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賨人是巴人的一支，封建王朝令賨人以“賨布”纳赋税。作为赋税进贡的“賨布”就是后来的“兰（蘭）干细布”。唐宋时期，土家族地区与汉族经济交流增多，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族的“布”，被汉人称为“溪布”、“峒布”或“峒锦”。据《隋书》记载：“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先民用丝棉织峒锦，峒被，峒巾，色彩斑斓，“作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黔江以麻织“斑布”为衣。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挑织技艺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土家族姑娘，从小便随其母亲，姐姐操习挑织技艺，姑娘长大出嫁时，还必须有自己亲手编织的西兰卡普作陪嫁品，以及婚后生小孩摇篮里的小儿被面、盖裙、背袋等物，都得姑娘亲手编织。以棉纱为经，以五彩丝线，棉线为纬，敲打、锈织。图案多达200多种。现在，西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挥，西兰卡普被称作“土锦”、“花布”等，且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

壮族生息于岭南，起源于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支系，经长久历史发展，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艺术。壮锦即为其中代表。班固在《后汉书•南蛮记》记载广西的少数民族在汉代便能织出五彩斑斓的“斑布”。据此可以推断，广西少数民族的织锦技艺在进入各种汉文典籍文献之前早已出现，至少不晚于汉代。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随着中原汉民族织锦技艺和桑蚕养殖技术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广西的织锦技艺飞速发展。唐代李延寿在《北史.僚传》便记载曰：“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宋元时期是壮锦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少数民族的织锦技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正的壮锦开始出现。宋代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记载广西蛮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屐，衣青花斑布。”元代费著在《蜀锦谱》中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吕大防在四川成都设置锦院时，所织之物即有广西锦，其图案多样，色彩佳丽。明清时期，壮锦进入发展繁荣时期。壮锦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成为皇室贡品，而且成为壮族民众普遍享用之物。明代顾炎武在其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壮人“花衣短裙，男子着短衫，名曰黎桶，腰前后两幅掩不及膝，妇女也着黎桶……男女服衣皆尚青，蜡点花斑，式颇华，但领袖用无色绒线绣花于上。”及至清代，关于壮锦的记载颇多。清代的沈日霖在《粤西琐记》记载：“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斑斓，与缂丝无异，可为裀褥，凡贵官富商，莫不购之。”清光绪年间《归顺直隶州志》载：“土锦以丝杂锦织之，五彩斑斓，葳蕤陆离，真杜诗之海图波澜，天吴紫凤也。”清乾隆年间《柳州府志》记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无色绒线杂以织，如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觉粗粝，壮人贵之。”壮锦流行的程度和工艺的高超可见一斑。民国时期，壮锦文化在民间进一步发展。民国《武鸣县志》记载了壮锦与壮人婚俗等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诗云：“百辆将来锦段鲜，画堂萧鼓正喧阗；黑箱未必多男祝，一幅花巾早挂肩。”

土家族织锦有上千年的历史，做工精巧，独具特色《后汉书•南蛮传》就有土家先民巴人织“賨布”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其地东至鱼腹，西至拨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苎麻皆纳贡之”。巴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在东笋坝（四川）的船棺葬中,考古发现有麻布和绢的痕迹。自秦汉以来，巴人所织的布就颇有名气，到唐宋时期，土家先民的纺织技术大大发展,传统“賨布”技术得到了保持和传承，被汉人称之为“溪布、峒布、峒锦”。清朝改土归流之前把“溪布、峒布、峒锦”称为“土锦、斑布、花布”。《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土民喜服五色斑衣”。《永顺府志》记载，“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帕，裙被尽绣花边”。《龙山县志》写道:“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全系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来凤县志》记载“花布，染各色棉纱为经纬，斑然可爱”。改土归流后，官府发布禁令，在《革除土司陋习》的二十一项条款中,有一条为“服饰宜分男女”之规定,要求土家族青年男子衣着与汉族一样,妇女全穿大衣大袖的满襟衣，袖口和裤腿都镶上五寸宽的边，旁边镶有梅条等。衣领矮，镶有三道边,外托肩，肩及胸襟皆镶花边。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土家族男性服饰向汉族靠近,女性服饰相对来说仍然保留了一些土家族的特色,作为服饰的“土锦”就变成了具有装饰意味的艺术品，像“土花被面”这样的织锦被当地人称为“西兰卡普”，后来几乎所有的织锦装饰都被叫做“西兰卡普”。从上述史籍记载来看“西兰卡普”当由巴人的“賨布”逐渐发展而成。清朝“改土归流”以后，织锦的使用范围变窄,但艺术价值更突出。

土家织锦，是伴随着土家人生活、生产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刘能朴、田明等先生的考察，它经历了从土家先民的原始纺织物到圈布、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土锦到土家织锦的历史发展过程。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民族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大约1500年。“土家织锦之乡”湘西龙山县苗儿滩镇的商周遗址就曾出土“石纺轮、陶纺轮、网坠、骨针”这些原始的制造工具。关于土家织锦的起源和发展，《后汉书•西南蛮夷传》、《龙山县志》、《永顺府志》等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后汉书•西南蛮夷传》里提到“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人’”。《大明一统志》、清乾隆《永顺府志》、《湖南通志》里描述土家族织锦主要产于湖南湘西永顺县，有“土锦、斑布，皆云永顺（府）出”。清嘉庆《龙山县志》与清光绪年间的《龙山县志》里记载当时龙山县大批量织锦的景象有“土妇颇善织锦。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一手织锦，一手挑花，碎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为被或巾，故又称‘峒巾’”。到1939年近代以后，土家族织锦已经较有名气，在我国多地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当时的《龙山县志》这样描述道“土锦近有征往长沙，南京及东西各国展品列者（展览），惜千百年来不知改进”。

从以上史书方志中有关土家族地域内的“巴人”、“賨人”、“土人”，“板楯蛮”、“武陵蛮”、“澧水蛮”、“五溪蛮”织造的“賨布”、“精工细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至清代的“土绢”、“土锦”、“峒巾”至清乾隆年《永顺府志》明确下的“斑布即土锦”，我们即可以大致清理出土家织锦历史渊源和脉络演进的一条源流线。当今众多的专家们普遍认为：湘西土家锦起始于商周，初雏在秦汉，基本成形于两晋，成熟在唐宋，明清臻于完美。

土家织锦源于巴人的手工纺织。古代巴人在父系氏族时期就生活在鄂西清江流域，其纺织自古有之，《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仁皆纳贡之’。”《后汉书•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玉篇》释“幏”为蛮布，即蛮夷所输官以代税之布之称。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幏”为“南郡蛮夷賨布”。《后汉书·南蛮传》中：“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板循蛮本地巴子国，其人称賨民，其布亦谓賨布。”因称赋税为“賨”，故曰“賨布”。由此可见，汉代“賨人”在狩猎经济时期，賨布已成为纳贡之名品。到隋代《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又记：“适雅唐楚州贡孔雀布，谓华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类。”《南州异物志》：“五色斑布，以丝布占贝木所作。”《南史·夷貊》载：“林邑国有古贝者，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唐宋时以土家族聚居于“九溪十八峒”又称其为“溪峒布”。《宋史•真宗本征》：“大中祥符五年，峒酉田仕琼等贡溪布。”明代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土人、土民。《大明一统志》记：“土民喜五色斑布。”《永顺府志•物产志》称：“斑布，即土锦。”土妇善纺织，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又称为“土花”或“土锦”。土家锦以棉纱为经，各种颜色的粗丝、棉、花绒线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纬线显出花纹，手工挑织而成。其纹饰内容，最早传的是各种勾花，从四勾到单八勾、双八勾、单十二勾、二十四勾、直至四十八勾，由简及繁。后有动物图案，如猴子花、虎脚花、猫脚花、燕子花、锦鸡花、阳雀花、大蛇花、小蛇花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古老山区常见的动物，进一步出现的是植物类图纹，如木兜花、白菜花、枫叶花、莲花、梭罗花等。其后还有动植物组合的图纹和其他综合类纹饰，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鲤鱼跳龙门、福禄寿禧等。归纳起来，这些纹饰大部分出现在“改土归流”之前，多是原始古朴的传统风格，而改土归流之后的衍生纹饰，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古祥纹样的影响。现在能收集到的土家织锦图纹尚有120余种，足见其纹饰内容的丰富、组织方式的多样以及题材的广泛。

“土锦”是从斑布进化和分离出来的一个特殊品种，因色纬挖花的需要，其摆脱了“通经通纬”的束缚，用“通经断纬”的方法，随心所欲的挑花织造。“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用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土妇善织锦，裙被之属，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刺花纹，斑斓五色……又有土布、土绢、峒巾、皆细致可观。”可见在当时“土锦”这一特定的纺织品，从织造方法到“斑斓五色”的图纹，都基本趋于成熟，她与普通的土布、无图纹的土绢、刺绣品峒巾都拉开了距离。特别是清“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强行推行满汉文化，将土家人的“男女服饰不分”改为男女服装分离，一律要穿着满襟。清同治《保靖县志•示禁短衣赤足》就有这样的记载：传统服饰则必须“分别服制革除唱和，应加严禁”。原五彩斑斓的衣裙受到限制，从而作为土家“五彩斑衣”中主导性织物的“土锦”失去了施展的“舞台”，不得不退出服饰领域而重点向被盖饰品的专业方向拓展,并由成衣的细布演化为做被盖的粗质，色彩纹饰也更加大胆艳重，继而发展成为土家族纺织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一西兰卡普。

到了明清，地方志则称之为“土锦”，而今天追踪溯源只能靠汉文字比如，《永顺府志》载：“斑布即土锦”，又称“‘溪布’、‘溪洞布’，土妇善纺织”等。“西兰卡普”实际上就是“溪布”中之佼佼者。

《大明一统志》记载“土民喜五色斑衣”，而《蜀中广记》卷三十八记有：“石耶长官司……人织斑布为衣，佩长刀而捕猎”，“邑梅长官司……其人异语蛮音，衣穿斑布”。“斑布”顾名思义，是一种有斑斓花纹的织物，“斑布”以形彩而得名。《隋书•地理志》：“荆州诸郡，多杂蛮左……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南州异物表》又记：“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显然，斑布比賨布（兰干细布）又进步了许多。所以，清乾隆《永顺县志》有“斑布，即土锦”的记载。当然，说斑布就是土锦是否有点武断，斑布还没有土锦那么复杂的纹饰，大多数仍停留在通经通纬的条纹图案上。准确地说，从现代眼光来看这种条形或网状的织物应属于类似“格皂布”或“干干布”的家机布范畴。但斑布是从“布”发展到“锦”的必然产物，比“圈布”更进步了许多，已有了条纹图案，因此，要说是初级阶段的“锦”也未尚不可。这种斑布原来大多数为麻纤维，后来逐步采用了棉。斑布目前湘西地区的民间仍有织造，工艺为“通经通纬”，有的地方仍然称其为“斑布”，其实就是一种带有条纹的家机土布。

《大明一统志》记载“土民喜五色斑衣”；而《蜀中广记》卷三十八记有：“石耶长官司……人织斑布为衣，佩长刀而捕猎。”“邑梅长官司……其人异语蛮音，衣穿斑布。”“斑布”顾名思义，是一种有斑斓花纹的织物，“斑布”以形彩而得名。随代《随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南州异物表》又记：“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南史•夷貊传》载：“林邑国有古赌，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结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显然，斑布比狞布（兰干细布）又进步了许多。所以，清乾隆《永顺县志》有“斑布，即土锦”的记载。“土妇颇善织，有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土妇善织锦，裙、被，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制花纹，斑斓五色……又有土布、土绢、峒巾，皆细致可观。”可见在当时，“土锦”这一特定的纺织品，从织造方法到“斑斓五色”的图纹，都基本趋于成熟，与普通的土布、无图纹的土绢、刺绣品峒巾都拉开了距离。特别是清“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强行推行满汉文化，将土家人的“男女服饰不分”改为男女服装分离，一律要穿着满襟。清同治《保靖县志•示禁短衣赤足》有对当时土家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则必须“分别服制革除唱和，应加严禁”的记载。原五彩斑斓的衣裙受到限制，从而使作为土家“五彩斑衣”中的主导性织物土锦失去了施展的“舞台”。不得不退出服饰领域而重点向被盖饰品专业方向拓展，并由成衣的细布演化为做被盖的粗质布。色彩纹饰也更加大胆艳重，继而发展成为土家族纺织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西兰卡普。图2-17所示为土家人家的老床及床上的土花铺盖。

斑布的出现。《南越志》所言：“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毛，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纺如丝棉，染为斑布者。”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古终藤这种棉花，并且用于纺织，染为斑布。裴渊的《广州记》也说道：“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终藤，织以为布。”唐代，棉织品“桂布”风靡。据《太平广记》载：“夏侯孜为左拾遗，常著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言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亦效箸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一诗中也说道：“桂布白似雪。”

作为在湘西自治州境内流传的一种极其古老的民间工艺，土家织锦土家语称“西兰卡普”，汉语叫“土花铺盖”。湘西土家织锦历史悠久，它经历了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最后到现在的土家织锦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是湘西土家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写照。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距今四千年前的夏代已出现“玉帛”（丝织品）。秦汉统治时期的武陵郡、巴郡的“蛮夷”，都实行贡赋制度，交纳“布”。“布”即为色彩斑斓的布匹，是少数民族纳赋绣织品的统称。东汉应劭《风俗通》载：“盘瓠”（苗族远祖）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赤髀横裙，盘瓠子孙”。稍后，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载：“盘瓠之后”，“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烂。”以上史书所载的苗族人民习俗，是指苗族妇女喜欢有颜色的斑布和有图纹的花裙，能用植物染料染布织绣，这花纹就是现今通称的苗绣。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土归流”之前，不论是“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还是“峒巾”在史籍中大多是因其为地域物产的贡品而有零星记载的。因土家族没有形成本民族文字，相关内容大多记述于历代汉民族的史籍中，因民族语言语音的障碍而难以记载下土家人、古代巴人的真实物语称谓，只能以汉文字记载。

土家织锦，其意为土家打花。它是伴随着土家人生活、生产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多年的古代巴人时期。据史料记载及研究发现，它起始于商周，初雏在秦汉，基本成形于两晋，成熟在唐宋，明清臻于完美。据考察，它经历了从土家先民的原始纺织到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土锦，再到土家织锦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广泛流传于酉水流域，是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民族文化内涵，它所承载的技艺和精神表现了土家族的文化传统。

“西兰卡普”是基于各大历史时期的土家族文化的浓缩。厚实紧密、经久耐用的“西兰卡普”，古人称之“賨布”，又叫“兰干”，是一种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品，是“西兰卡普”的前身。当然，在各大历史时期，它的叫法纷繁复杂：有反映地区或民族性的“溪布”“土锦”“苗锦”“峒溪布”“峒巾”“岗巾”等；有反映纹彩图案之艳丽的“兰干”“斑布”“花布”“彩织”等；也有直接反映日常生活用途的“土花铺盖”“西兰卡普”“西郎卡普”“细兰干布”等；更有从制作方式命名的“织品”“土絹”“娘子布”“织作”等。这些不同的叫法是因为土家语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分，在发音上有些差异，因此在音译时记载有些出入，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指织有花纹图案的被面、铺盖以及装饰的物品。今天，“西兰卡普”已被“土家织锦”所包含，受到世界人民的珍爱，视之为土家族妇女的智慧、技艺的结晶，被称作“土家之花”“浓缩了土家文化的活化石”。

《梁书•林邑传》有关棉花的记载：“吉贝，树名业，其花成时如鹅毛，抽其絮纺之以织布，洁白与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三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五色斑布似丝布，古贝木所做，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浴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赵汝适《诸蕃志》云：“木棉吉贝木所生，占城、阇婆者国皆有之，今已为中国珍货。”

宋以后，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文字，土家妇女生产的一种纺织品自称“西兰卡普”，被汉人称作“土锦”“斑布”“花布”等，织锦工艺相当发达，并大量用于服饰。明代彭士麒《永顺宣慰司志》：“（土民）喜斑斓服色”，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景象。“宋咸平四年（1001年）上溪州刺史彭文庆纳贡水银、虎皮、花布。”“景德三年（1006年），高州新附蛮酋八十九人来贡水银、蜡烛、麝香、黄连、土布、花席、花幕等。”根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少数民族地区需向中央王朝纳税献贡，载有：“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峒酋田仕琼等贡溪布。”鹤峰《田氏族谱》说：“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峒蛮田仕琼贡溪布，选为都峒酋。”《宋史•哲宗本纪》也载：“元祐四年（1089年），溪峒彭儒武等进溪峒布。”《永顺县志•食货志》亦载：“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五月，彭允宗等进端午布，十月彭儒武等进奉龙节溪布。”“后之诸蛮羁縻保靖、南谓、永顺三州接壤，其酋岁贡溪布……”“四年十二月，彭儒武等进溪布有差。”“辰云诸蛮与羁縻保靖、南谓、永顺三州接壤，其蛮酋岁贡溪布，利于回赐，颇觉驯服。”“又棉花，所产可给本境织成布，皆粗厚。汉时令蛮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儿二丈。宋朝时辰之诸蛮与保靖、南渭、永顺三州接壤，岁贡溪布，即此类。”土司向朝廷进贡，是维持当时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首领之间正常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贡献”关系，可以换取优厚的“回赐”。因此，在这一时期，土家族地区“纳贡”活动不断，朝廷回赐的物品主要是丝织品、衣冠器币等。朝贡有着丰厚的回赐，土家族地区各羁縻州首领到京都朝贡较为频繁。

最早记录壮族先民植棉情况的是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鑫，中有核如珠殉，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轴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以为布，厚致，上鑫毛。因为攀枝花属于果实纤维，果实成熟后，籽与絮是自然分开的，不需要去籽轧棉的工序。而锦葵科棉属植物属于种子纤维，棉实成熟后，籽与絮是相连的，需用铁轴或铁棍碾除棉籽。由此可见此书描述的是锦葵科棉属植物，而不是攀枝花。

夹染，古称“夹缬”，起源于秦汉时期。它是将布帛夹于两块刻有同一花纹的花版之间进行染色，故称“夹染”。秦汉以后，已有夹缬等镂空版印花工艺开始使用。南北朝时期，蜡缬、夹缬和绞缬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应用也很普遍，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出多色杂缬和镂空工艺。唐代印染工艺广泛运用于服饰和居室饰品的制作上，图案样式丰富，有对称式、团花式、几何纹式等。宋代已有用石灰和豆粉调和成的浆料为防染剂的漏版刮浆印花布技术，时称“药斑布”。辽宋时期，夹缬印染从多彩夹缬变为单彩的蓝夹缬，后来为增加产量，提高效率，采用了漏版刮浆方法制作印花布，这就是传承至今的蓝印花布工艺。明清以来，单色浇花市、各色浆印花布制作技法又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印染工艺。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三都水族的家庭纺织业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可以利用葛麻、茅花等编织成各种精美的葛布、斑布、竹布、纻布、茅花被、筒裙、大口裤、布袍等。明代以后，三都广泛种植棉花，使纺织业的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一些纺织品除了自家消费和缴纳税负外，已有相当一部分剩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以花瑶挑花为标志的花瑶女性服饰，使花瑶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隋书地理志》载：诸夷（包括花瑶先民）“承盘瓠之后，故服装多用斑布为饰。”在汉代，花瑶先民有“好五色衣裳，衣斑布，色斑斓，对襟齐领，椎髻跣足”。据《文献通考》和《搜神记》载：花瑶先民“绩织不及，销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刺绣，亦古雅”，说其服饰上的挑花图案鲜艳美丽。今天，花瑶服饰仍然顽强地延续与保留着这些独特的花样图案与缤纷色彩。花瑶挑花独特的形制、神奇的图案，令世人惊叹赞美！

《后汉书•南蛮传》等汉文古籍有瑶人“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斑布袍袴”、“斑斓勃窣”之记载；唐代刘禹锡的《蛮子歌》有“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麏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之描述。足以说明，瑶族的挑花刺绣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莫徭不仅服徭役，而且要交赋税和贡物。史载“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此夷僚亦包含有莫徭。他们交税与汉民比较起来只“半输”，负担是较轻的，但与过去比，却是打破了“免徭役”的历史。前已述，莫徭地区盛“细紵布”、“麻布”、“斑布”等纺织品、黄腊等农产品，光明砂、水银等矿产品等常作贡品贡朝廷。

第三，史籍有记载：部分瑶族先民是晋代从江汉之浒迁至湖南洞庭湖沿岸的。《隋书·职方·风俗》载：“荆州风俗，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裂。诸郡（其中包含巴陵即今岳阳）多杂蛮左，承盘瓠之后，故服装多斑布饰。相呼以蛮则深忌。自晋南迁，多衣冠族，稍尚礼仪经籍，大抵敬鬼重祠祀。”《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亦载：湖南新化县“汉长沙益阳县地，自晋以后，皆为蛮地。”《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巴陵马营蛮沿江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不克。江产死之，蛮遂盛。荆州刺史肖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径，蛮失其隘，期岁而江路清”。这里的马营蛮，大概是瑶族南迁飘洋过海后的称呼。

蛮左“荆雍之界，蛮左数反，山帅文道期积为患，中兵王僧辨征之，频战不利，遣量助之。量至，与僧辨合力，大破道期，斩其酋长，俘虏万计。”荆雍之界为汶阳郡，说明汶阳有蛮左。“（梁时，欧阳頠）除天门（湖南石门）太守，伐蛮左有功。”“孝闵帝践祚，出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蛮左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以上两则，说明五溪地区有蛮左。汶阳、五溪等都是盘瓠之后的蛮族聚居区。毫无疑问，蛮左包有瑶族的先民。《隋书》亦载：“尚书……‘荆及衡阳惟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汉东、安陆、永安、为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岀，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其相呼为蛮，则为深意。”又说：“其左人……无哀服，不复魄。始死，置已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而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挽歌，歌数十阙。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待二三十年丧，总葬石窟。”以上可知，蛮左或左人，均承盘瓠之后，其服饰为斑布，丧葬无哀服，唱挽歌，葬石窟等均与今部分瑶族相同。又《南齐书》载：湘州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所属县有“建陵左县”（治广西金秀县北）乃是专为“蛮左”之地所设的县。可见，蛮左或左人大部分是瑶族的先民。就是现在也还有部分瑶民自称左人即“漂棉”。“漂”乃瑶语，译成汉语即左。漂棉即左人。清同治《江华县志》：“境内有蛮左，又有一种莠民，散处山野，衣尚绒绣花布，短巾。出入佩刀，居常相接以挽颈，劝觞为敬。土人以其同于瑶。……盖左人之类也。”也可佐证。

织锦,也称西兰卡普，古称斑布，为色彩斑斓之意。所谓斑斓就是颜色花纹艳丽，有着极强的鲜明个性。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历史悠久，据史记载大约可上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巴人，其色彩配置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作品色彩的特点,体现出作者独特的视觉思维，向人们传递着质朴纯正的美感。

西兰卡普最初是从实用装饰物发展而来，当时，男女老少服饰的大量需求直接导致织绣物的产生与发展。特别厚实紧密、经久耐用的土花铺盖，土家语叫西兰卡普。“西兰”即铺盖，“卡普”为花朵，意思为“有花朵图案的铺盖”。前面冠以“土”，无疑是对这种彩织品所包涵的土家族特有风格的一种概括。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它有不同的叫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名称中，有反映地区或民族性的“溪布”、“土锦”、“苗锦”、“峒溪布”、“峒巾”等，有反映纹彩图案之艳丽的“兰干”、斑布”、“花布”、“彩织”等，也有直接反映日常生活用途的“土花铺盖”、“西郎卡普”、“细兰干布”等。只是音译有异，意思都是一样的，指织有花纹图案的被面、铺盖以及装饰的物品。还有从制作方式命名的“织品”、“土绢”、“娘子布”、“织作”等。这些众多的名称也反映历代文人从享受猎奇的角度出发对其予以关注。

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对土家族纳税献贡的文字记载增多，同时反映出当时土家族纺织风气的盛行。《保靖县志》载：“民多朴直，无一点繁华之习俗……男勤于耕，女勤于织，户多机声。”又载：“土绸、土布、麻布、丝被、土绫、斑布、洞巾。”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载：“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遂成五色。”“永顺、保靖、龙山等地土家族妇女能为洞锦、洞被、洞巾，作鹤、凤、花鸟之状。”《女功》载：“粗者，绩麻纺线或织手巾，花被。细者，绣子挑花或挑小儿包袱衣裤。”清初文人顾彩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应邀到鹤峰、五峰的湘鄂边区后所撰写的《容美纪游》中记载：“峒被如锦，土丝所织，贵者与缎同价，龙凤金碧，堪为被褥。峒中白麻为之。轻纫如鲛绡，皆珍币也。

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更为完备和巩固时期，这一时期，土家织锦工艺己经成熟。《大明一统志》：“土民喜五色斑布。”这里称的“土人”就是后来的土家族，明朝中叶，彭士麒所撰的《永顺宣慰司志》池称，土人“喜斑烂服色”。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说：“斑布，即土锦”。还记：“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嘉庆《龙山县志》也记：“土妇善织锦、裙、被，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制花纹，斑烂五色。”这种以丝线为经线，以棉线为纬线，采用通经断纬，反面挑花，织成五色锦被的方法就是成熟的土家织锦工艺。光绪《龙山县志•风俗》卷11记载得更为详尽，“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丝线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其丝并家出，树桑饲蚕皆有术。又织土布、土绢，皆细致可观。机床低小，布绢幅阔不逾尺”。这里不仅记载了土锦的编织方法，还记载了丝的来源、织机的样式、织锦的尺寸和花纹图案等情况。这些记载和我们今天所见的土家织锦的原材料，织机的样式、编织方法、织锦的花纹图案和尺寸大小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肯定，明清时期，西兰卡普编织工艺己经成熟定型。

由此可见，早在千年前傣族就已经掌握纺织工艺了，但他们的制品原料不是一般的棉、麻，而是选用当地特产，即一些古籍中提到的产于当地的木棉树。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说：“五色斑布，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池南有娑罗棉树，三四人连手合抱方匝……其花蕊有棉，谓之娑罗棉。”这些典籍中提到的花蕊有棉、可以用来织布的树，其实也就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称的“斑枝花”，即今天所说的“攀枝花”。有史料证明，最晚在唐宋时期，傣族已经完全掌握了用攀枝花即木棉果内的纤维纺线的技术，再利用各种织机，织出布匹，并用这种布缝制服饰。

隋唐时期，南方民族的纺织技术得到大力发展。到了唐代则将“賨布”称为“溪峒布”，被汉人称为“溪布、峒巾或峒锦”。将“賨布”称为“溪峒布”，是由于土家族聚居于“九溪十八峒”，故以地名取之。《大明一统志》载：“土民喜服五色斑衣。”当时土家族人被称为“土人”或“土民”，其织锦也被汉人称为“土锦”“娘子布”“斑布”或“花布”等。朱辅《溪蛮丛笑》载：“汉传载栏干，栏干僚言苎布，有绩织细白贮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又释“溪布”：“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称为峒布。”唐宋时期，“賨布”被汉人称为溪峒布、溪布、峒布、峒锦。唐宋间依然保持生产“溪布”或“峒锦”这项副业，溪州产溪布，澧州产纻綀缚布，巴东产纻葛，涪州产“獠”布，这些麻、丝织品，都十分精美。随着土家族与汉族交流增多，加强了贸易往来，引进了先进技术，壮大了经济实力，从而带动了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生产技术大发展。

土家织锦以“西兰卡普”为主体，是一种在酉水流域土家地区普及面很广，且非常实用的一种传统手工艺纺织品，是酉水流域土家族最具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土花铺盖自古深受土家人民的喜爱，《大明一统志》中就有“土民喜五色斑衣”的记载，“斑布即土锦”,而土锦就是今土家织锦的前身。西兰卡普不仅花色艳美好看，质地厚实耐用，更因为其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深深扎根于土家民众之中。西兰卡普的主要用途是作被面，以及小孩用的窝被(摇篮里的小被面）、脚被、盖裙。而被面由于面积较大，一般都是以大小花色相同或相近的三块织锦镶拼而成，每块两端织有“档头”花边，可联起来构成整体美丽的图案。这不仅是因为传统的单幅西兰卡普幅面较窄，更是因为三块相接，正合乎中华民族传统的古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诠释。而民间将这种拼接叫“接幅”，谐音“接福”的意思，有兴旺发达、多生贵子的美好愿望。所以土家族少女十二三岁时，脚能踩到机床，就由其母或亲戚教织土花被面。其陪嫁的被面及婚后生小孩子摇篮里的窝被、盖裙、脚被等物，许多都是在闺女时织好的。因此，土家姑娘若不会织西兰卡普，会被视为愚笨之人，因此民间有“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之谚语。土家织锦伴随土家人，特别是土家姑娘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土家织锦与土家人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幼儿时盖织锦，长大懂事织织锦，结婚陪嫁选织锦，夫妻恩爱伴织锦，舍巴摆手披织锦，祭祀先祖供织锦，当了外婆送织锦，人生去世葬织锦，“火把酒”后接织锦，生生死死都不分不离。所以，西兰卡普成为姑娘“价值”的重要标记。它也不仅是一种生活用品和民俗的载体，更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是物与人的统一。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民间工艺，土家语称“西兰卡普”，汉语则称为“土花铺盖”。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四大民间织锦之一。经历了从土著先民的原始编织物到賨布、兰干细布、斑布、溪峒布到现在的土家织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初雏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定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传统乡民社会中土家织锦涵盖的产品主要是土家族传统婚育文化中的“十铺八盖”和“窝窝被”，与今天织锦艺人所编织出来的旅游产品，如壁挂、香包、围裙、手机套等琳琅满目的土家织锦已发生功能上的变迁。

土家族织锦又叫打花铺盖、被窝土花、花斑布、土花布、土锦等，土家语为“西兰卡普”。它是用木制斜织腰机和牛角挑，通经断纬挑织而成，是土家族保留完整的唯一一种传统纺织手工艺品。在土家族的民族记忆与历史遗迹中，土家织锦与梯玛歌、摆手舞、老司城遗址一样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土家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目前，土家族织锦技艺保存完整，且织造人数最多的为酉水流域永顺、龙山，其次是保靖、古丈、花垣、来凤等县，具体的村寨有龙山县苗儿滩、坡脚、靛房、隆头、洗车等；永顺县对山、和平、西岐、首车、勺哈等；保靖县的普戎、涂乍、清水等；古丈县的断龙等。湖北的来凤、重庆黔江土家集聚地也有土家织锦村与织锦工作坊的存在，但保存织锦技艺完整的是龙山捞车河流域的苗儿滩、洗车及其它边缘村寨。这些地区至今仍有织造的民间工艺人及手工艺作坊的存在，大家留有使用与交换这一种民族工艺品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