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县，在宋李昴英《文溪集》卷六载：“保昌尉陈知章，权广倅，捕南海平民为瑶贼凡三十人，狱将具。”从旁说明了南海有瑶。清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一四载，明洪武己巳（公元1389年），花茂为广东都司指挥同知，是年平定南海、香山等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载：“南海县溪洞，嘉靖中布政使徐乾定保甲法，使乡村为声援，而诸山新民，则督抚瑶里长，_令其旬朔一至县庭，禀受法令，俾其自相约束。”

明代，为加强对瑶族地区的控制，明王朝严格限制汉族商贩、军、民等进瑶山贸易，“鱼、盐、布、货之利，非听抚者不得相济。”企图以此隔断汉、瑶族的民间贸易。但这一禁令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实行，不仅汉、瑶族群众反对禁山，就连驻守在瑶族地区的封建官吏，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带头破坏、阻挠这一禁令的实施。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提督军务都御史欧阳必进严山禁。照得国家通山之禁，法制甚严。今查各处报到贼情，皆系乡村奸民，为之倡率向导。又各贼盔甲器械，倶备齐备，究其所由，皆由营堡官军与地方人等纵容奸民，与之往来，通同分利，如上年肇庆府祥之事是也。又有招主相信，隐匿官廪，透引奸商，为之影射。又有守土掌印巡捕守备等官，假以馈送上司名色，取讨货物，或以修理衙门为由，滥派竹木，如此，则山禁安得不疏，徭人安得不肆。”所以，赛山政策并未能隔断汉、瑶的民间贸易。

汉文史籍提到，瑶人“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载，瑶“元夕祭盘辄”。“七月望月，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这些记载与瑶族民间文献的记载相吻合。

瑶族发祥于什么地方？这曾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要弄清瑶族发祥地，必须弄清瑶族与古代哪一族群有渊源关系。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根据史书的记载，指岀：“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根据这一说法，瑶族与先秦时期楚国境内的荆蛮有关，瑶族的发祥地应当在今湖北境内。民国时期，徐松石先生认为瑶族源于“摇民”，原始居地在今江、浙一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学者主张瑶族源于秦、汉时期的“长沙、武陵蛮”，把瑶族的发祥地定在今湖南的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其中也有人认为，还应包括湖北、四川、安徽、河南、江西、陕西、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有的学者认为瑶族源于“五溪蛮”，原始居地在湘西及黔东北。20世纪80年代重新讨论瑶族族源，有人主张瑶族源于古代东夷中的某一族群，发祥地在今山东境内，有人主张源于古“摇民”，发祥地在闽、浙一带，有人主张源于古越人，发祥地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人主张源于“羌戎”，发祥地在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地区，也有人主张瑶族、苗族、畲族同源于“三苗”，发祥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2000年11月中旬，广西瑶学学会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了瑶族起源问题。与会者（包括苗族学者）经过讨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瑶族、苗族、畲族有共源关系，他们的发祥地应当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

山蛮《南齐书》载：“（汶阳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所向皆破。”这里的山蛮，其实仍是晋代居住在此未降秦的山蛮。瑶民历来是“所处险绝”，“好入山壑，不乐平旷”，所以，顾炎武谓之为“山民”。“民”、“棉”，一音之转，故山蛮即山民。所以，山蛮也应是瑶族的先民。

五溪蛮《南史》卷七九：“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有雄溪、[木㒼]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五溪，自汉以来就是瑶族先民长沙、武陵蛮居住地。《晋纪》载：“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险阻，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糟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盘瓠种……今长沙、黔中、五溪蛮是也。”“盘瓠种……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所以，范成大亦说：“瑶本五溪盘瓠之后。”顾炎武说：“瑶本盘瓠之种，产于湖广溪峒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可见，五溪蛮为瑶族先民是毫无疑问的。

衡州蛮又名黄洞蛮均以地名而得名。欧阳頠为临贺内史时，“征讨广、衡二州山贼。”梁时，孙瑒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有功”。衡州，梁天监六年（507年）分湘（州）、广（州）二州置。治所在今广东省英德。时辖今湖南衡阳以南，越五岭至英德以南。境内有五十余蛮洞。欧阳頠为临贺内史，“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敕令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頠为都督，悉皆平殄”。这些蛮，分别名为桂阳蛮、阳山蛮、天漆蛮、临贺蛮等。兰钦“讨桂阳（治所在今湖南郴县）、阳山（治所在今广东英德西北）、始兴（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叛蛮，至即平破之。……又破天漆蛮帅晚时德。后衡州刺史元庆和为桂阳人严客所围，遣使告急，钦往应援，破容罗溪，于是长东诸洞一时平荡”。“大明中，桂阳蛮反，杀荔令晏珍之。临贺蛮反，杀开建（治今广东怀集西南）令邢伯儿，振武将军萧冲之讨之，获少费多，抵罪。”以上桂阳、始安、临贺等郡均属湘州，故其所居之蛮应为湘州蛮中的衡州蛮。之所以说这些蛮族是瑶族的先民，其理由一是他们与今瑶族一样都敬奉盘瓠，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衡人（指衡州蛮）赛盘瓠，今讹为盘古。赛之日，以木为鼓，圆柱一丈余，中空两头大，四尺者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鼓……有一巫人，以长鼓绕身而舞，又二人，复以短鼓相向而舞。”二是衡州境内是宋代瑶民的主要聚居区，据史载宋代瑶民居住的八洞，即九峰峒（湖南宜章县境内）、黑风峒、石玄峒、钦景峒、水头峒（以上在今湖南郴县境内）、溪峒（今湖南常宁县境内）、华阴峒（今湖南蓝山县境内）、禾峒（今湖南江华县与广东连州交界处）均在衡州境内。显然，宋代瑶人乃是衡州蛮之后裔，一脉相承。

南国楚地的巫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古籍上对荆楚地区祭祀活动记载甚多。王逸《楚辞章句》谓之“昔楚国南之郢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祠”。顾炎武也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湖南自古以来巫风炽盛，民间祭祀活动甚为流行。如洞庭湖流域对河神的崇拜；湘西地区祭祀傩公傩母的巫傩祭典；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江永、江华一带瑶族的盘瓠图腾崇拜；城步苗族的崇拜太阳神风俗；湘中一带的梅山巫文化习俗等等，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祭祀活动中，有以狂放的原始乐舞；有以椎牛、上刀山、下火海的惊险活动；也有以放河灯的娱神祭典；还有焚烧纸马等祭祀仪式……

壮族生息于岭南，起源于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支系，经长久历史发展，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艺术。壮锦即为其中代表。班固在《后汉书•南蛮记》记载广西的少数民族在汉代便能织出五彩斑斓的“斑布”。据此可以推断，广西少数民族的织锦技艺在进入各种汉文典籍文献之前早已出现，至少不晚于汉代。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随着中原汉民族织锦技艺和桑蚕养殖技术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广西的织锦技艺飞速发展。唐代李延寿在《北史.僚传》便记载曰：“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宋元时期是壮锦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少数民族的织锦技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正的壮锦开始出现。宋代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记载广西蛮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屐，衣青花斑布。”元代费著在《蜀锦谱》中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吕大防在四川成都设置锦院时，所织之物即有广西锦，其图案多样，色彩佳丽。明清时期，壮锦进入发展繁荣时期。壮锦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成为皇室贡品，而且成为壮族民众普遍享用之物。明代顾炎武在其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壮人“花衣短裙，男子着短衫，名曰黎桶，腰前后两幅掩不及膝，妇女也着黎桶……男女服衣皆尚青，蜡点花斑，式颇华，但领袖用无色绒线绣花于上。”及至清代，关于壮锦的记载颇多。清代的沈日霖在《粤西琐记》记载：“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斑斓，与缂丝无异，可为裀褥，凡贵官富商，莫不购之。”清光绪年间《归顺直隶州志》载：“土锦以丝杂锦织之，五彩斑斓，葳蕤陆离，真杜诗之海图波澜，天吴紫凤也。”清乾隆年间《柳州府志》记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无色绒线杂以织，如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觉粗粝，壮人贵之。”壮锦流行的程度和工艺的高超可见一斑。民国时期，壮锦文化在民间进一步发展。民国《武鸣县志》记载了壮锦与壮人婚俗等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诗云：“百辆将来锦段鲜，画堂萧鼓正喧阗；黑箱未必多男祝，一幅花巾早挂肩。”

壮族先人古越人，不少支系以蛇为图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虫部》载：“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也。”所谓“蛇种”就是以蛇为祖先。直到清人的著作中，仍有类似的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潮州志》云：“以南蛮为蛇种，观其胥家神官蛇像可知。”壮族不少地区现在还流传着“蛇祖”“蛇郎”的神话。这些都是壮人蛇图腾的反映。

南国楚地的巫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古籍上对荆楚地区祭祀活动记载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之郢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顾炎武也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隆回滩头是梅山巫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巫风炽盛，民间祭祀活动甚为流行。应运而生的纸马艺术自然多姿多彩，品样繁多。许多神话中的神灵鬼怪形象，纷纷出现在民间纸马造型中，诸如：梅山三峒、梅婆帝主、岩官洞主、赵公元帅、钟馗、山魈、火神、赦官、雷公、电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玉皇大帝、八仙等。

除了直接以状元为名的年画外，杨家埠木版年画中还有许多以寓意的形式来喻指考取功名。古时，人们尊奉的文运之星有魁星，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自半。”明代科考，建五经取士，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每经一科，考取头名者即为“魁”，“经魁'共计五经魁，俗称“五魁首”。而经魁、五魁之魁，则源于古人的奎宿崇拜。明晚期五经取士制度渐废，但五魁之说仍沿用不綴。“五子夺魁”即源自此典，以祝文人学有所成，仕途通达。五子夺魁还有其相关的故事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