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有大幅提高，人们的居住、饮食、器用有较大改进，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及少晦之衰也，九黎乱德”传说中的蚩尤率少昊集团与炎、黄二帝逐鹿中原的战争就是军事民主制的表现。而这种军事民主制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及产生的后果，都可以在龙山文化遗迹中发现。尽管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整个东夷文化的代表，整体文化的水平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各个局部的水平。比如九黎部落、盘瓠部落两个部落的人们当时是否达到了这三大阶段的发展水平，由于可供进一步分析的资料很少，尚难具体说明。但既是生活在一个共同区域里，发展水平不至差别太大。假如这个推论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生活在黄河下游的瑶族先民九黎、盘瓠部落的经济与社会已迈至文明社会的门槛，农业生产、家畜饲养、制陶和雕塑工艺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兵燹是民国时期水族地区的另一大灾难。地处西南几省咽喉要冲的贵州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贵州省不仅是控制大西南的重要屏障，进可攻退可守，而且也是西南地区军阀逐鹿中原的一个重要跳板。因此，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是滇、川、黔、桂四省军阀争夺的首选目标。以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滇、川、黔、桂四省军阀轮番入主贵州地方政权，最早是滇军军阀唐继尧入黔，自任都督，1914年贵州军阀刘显世担任贵州省省长，1920年，贵州政变，卢焘任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任省长，1922年袁祖铭率兵征黔，袁自任省长，次年，刘显世在唐继尧护送下，打败袁祖铭，复任贵州省长，1925年，袁祖铭部下彭汉章出任贵州省长……各地军阀为争夺贵州省的统治权，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殃及贵州百姓，水族人民也深受其害。据《三合县志略》记载，1924年1月滇军张开儒部征桂回滇途经三合县，“拉去民伕数百。生还者，百不一焉。而其货物之耗损，更难指数。此为吾合自咸同以后之第一浩劫。至今父老，每一道及，犹谈虎色变，莫不痛恨于滇唐也。”水族的另一个重要聚居区荔波也不例外，1925年，滇军团长李盘驻防荔波县城日食由地方供给，复恣意压榨，欲壑难填。迨奉令赴桂时，又索开拔费五千余元，沿街苛敛，倒箧倾囊，稍迟则拳足交加，不足则刀枪恐吓，铁蹄之下，莫敢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