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年画中，以描写义和团起义战争的故事较多，仅次于“中法战争”题材者。目前国内见到的有：《恢复天津》、《天津城埋伏地雷董军门大胜西兵》、《杨村大战》、《捉拿倭俄奸审问正法》、《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北京义和团巷战》等。《恢复天津》刻绘董福祥率清军收复八国联军攻陷的天津城的情况。六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围攻天津租界敌人，相持八天之久，终被大沽登陆之敌军战败，聂提督战死，天津城陷。不久董福祥率援军收复了天津。图中画日本侵略军败退，城角有董军伏兵在迎头截击。城外军旗招展，官兵层层；城内炮火连天，烟云难分。画面上题：“聂帅深谋远虑周，空城诱敌大功收；日军覆没无噍类，海外强梁一旦休。”图下还刻有“亲兵生擒日兵头”小字一行。这幅图反映了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后城破人亡和被战火毁损的城垣残景，也反映军民齐力赶走敌人、收复家园的英雄气概。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还有一幅反映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此图采用苏州年画中附刻说唱小曲的形式，每一获胜情节配以唱段，歌颂了刘永福将军率领人民打败敌人的战绩。全图画面如《逍遥图》（升官图）形式。图上刘永福坐于山上军帐中阅兵点将，指挥清兵将敌人团团围在山中。刘永福身旁有文武侍从。阵前有“韩军”、“黄军（黄守忠）”、“裴天龙军”列队前进，“先锋朱天豹”骑马舞刀，刘虎手握长枪，刘龙紧握双锤杀入敌营。题词曰：“刘军号炮齐声响，四路伏兵来出阵；法国兵将无去路，片甲无存命归阴。”另一山后黑旗遍野，上有一城堡，下有步兵一队在追击敌人。旁题：“二次出兵得北宁，要把法国一扫平，国王心惊来赫（骇）怕，降书降表献刘军。”图之右方有“豆寇山火炮台”，一支巾帼英雄骑马杀出。边题。“仙法女将刘赛金，好比大宋木（穆）桂英。”山石上又有题词：“骂声法国太不应，本帅阴阳先算定，北宁本是假意让，克复宣泰是真情◦”最后一情节是法国侵略军败退，孤拔前行，后有骑马荷枪的法国骑兵跟随，枪上插有白旗。上题：“刘义全胜回朝转，承蒙中堂来保奏，钦赐提督刘军门，官清民乐太平春。”全图线刻清晰，色彩仅用黄、淡蓝、浅灰诸色，淡雅清新，明快爽目。题词上口押韵，体现了苏州桃花坞年画特色。

不久，郑成功崛起于海上，不仅源自个人卓越的领导统御能力，更仰赖团结齐心的优秀将领们，个中翘楚如甘辉，《明清斗记》著录：“漳州人，生而颖悟，猛勇绝伦，善骑射，学兵法，而通四夷事，弘光中仕郑氏为提督征讨诸军事。”如今，台南市永华宫尚且典藏一方“开台国姓公”的神码雕版，连横在《雅言》申释：“延平郡王肇造东都，保持明朔，精忠大义，震曜坤舆。台人敬之如神，建庙奉祀，尊之为开台圣王，或称国姓公，未敢以名之也。”画面描写延平郡王居中端坐，甘辉将军捧印、万礼将军端剑一同陪祀，属于台湾道庙通用王爷神码的布局设计。画幅右下方加印“弟子林文利刊谢”，左下方植入“同治七年桐月吉置”两则牌记，不仅保留清代台湾木版年画刊刻时间及捐资芳名的可信记录，更凸显出闽、台两地抗清将领的珍罕英姿。

李贵（？—1702）男，瑶族，广东连山县人，广东八排潘民反清首领。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一月，同邓仁等人在里八垌聚集群众起义，袭击连阳州县，打败提督殷化行派遣的总兵刘虎所率领的官兵，拒绝清军副将林芳、把总陈溥的招抚，率义军同林芳、陈溥率领的十余万官兵进行斗争。第二年正月，清朝诏令都统松桂等调集广东、广西、湖广官军从水陆两路进剿起义军，派人进入瑶峒分化瓦解瑶族起义群众，李贵被俘虏杀害。

赵林花（？—1533）男，瑶族，广东阳春县人，广东瑶民起义首领。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率领起义群众1700多人一举攻陷高州府及茂名县，击杀官军，夺取银库，德庆、新兴等地的瑶民纷纷响应，义军声威大震。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明王朝命兵部右侍郎提督陶谐、总兵官征蛮将军仇鸾镇守两广，调集官军63000人，兵分三路围剿起义军。由于众寡悬殊，起义被镇压下去，赵林花不幸被俘遭杀害。

明王朝急忙调韩雍率军进“剿”罗旁，起义再次处于低潮。正德初年，两广瑶、壮族人民不堪明王朝的压迫剥削，纷纷举行反抗斗争，斗争浪潮明王守仁剿灭八寨瑶民起义后于席卷两广边界的山区，地方“哨捕官都安菁盛石壁上刻字纪功司，报警不绝”。正德十年（1515年），赵林花、黎广雄等率罗旁瑶族义军攻陷高州，后遭提督都御史陶谐、总兵仇鸾的镇压，这支义军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凤三舍、陈弟平、盘大南、汪歧山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明王朝连年用兵，均不能镇压瑶族起义，于是改用督府吴桂芳的建议，“督兵沿岸（即罗旁上、下江两岸），开山伐木，且耕且守，制其出没。”企图将义军困死山中。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桂芳自南江口至新村洚水，“凡一百二十里之间，深人辟地，立营凡十所，设兵三百名”。“其初，旦夕严警，徭亦潜避；久而懈惰，徭乘夜分劫之，杀兵焚寨……”万历三年（1575年），明王朝重新用兵进“剿”罗旁。总督凌云翼征调“偃兵十六万人，浙兵五千人及土兵，大卒二十万”，于万历四年（1576年）十一月二十日向罗旁地区气势汹汹地扑来。义军“树栅为寨”，坚守要溢，以木棍、毒弩、垒石为武器，与数倍强敌进行斗争，不断出击，攻城堡，杀官吏，历时数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官军攻破义军村寨“五百六十四所”，杀害一万六千一百零四人，搜捕二万三千一百余人，“渠魁尽戮，其冻馁焚死者不计”，并在罗旁地区设立东安、西宁二县，泷水县改由罗定州管辖。但起义的烈火并未最终熄灭，万历七年（1579年），部分被打散的义军重新组织起来，和广西六十三山、七山的瑶、壮族人民共举义旗，反抗明王朝的屠杀，后被提督刘尧梅率兵镇压，起义最终失败。

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八排徭有黄瓜寨者……被奸民、官役虏掠”，诉官未果，被迫造反。两广总督李鸿宾、提督刘荣庆、按察使庆林率兵堵御。最初，刘荣庆认为瑶族“无逆状”，且八排瑶区“寨峒险难”，主张招抚，而庆林则“主剿”。四月，赵金龙起义失败，清军企图寻衅邀赏，遂于五月十三日由李鸿宾、刘荣庆率清军六千人分三路进攻瑶山。八排瑶首八人赴清军大营申诉，“请缚黄瓜寨逆徭以献”。李鸿宾将其“皆斩之，奏杀贼七百”。于是瑶族誓死抵抗。“徭山周围四百余里，峒险菁密，军无侦探，徭铲要路，伏溢狼突，官军惊溃，自相挤坠，三路倶败，自游击以下，官死者数十，士率数千。”李鸿宾被革职查办，禧恩代任其职，征调湖南、贵州兵丁加紧围剿，并用余步云计，以洋银、盐、布等重利招降，剿抚并施，最后将起义镇压。

郑氏政权传至第三代郑克塽，由于内部争权夺利，宗派矛盾加剧，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之与大陆长期隔绝，海峡两岸人民饱受骨肉离散之苦，民心思归。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诏率大军渡海攻台，郑克塽众叛亲离，被迫降清，台湾重新纳入大陆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次年，清政府改承天府为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置于福建省台湾厦门道管辖。由此，台湾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