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远古时期，彝族花腰先民们用大型的树叶（25cm长，15cm宽）和花草扭成的线缝制成衣服，后来觉得树叶遮住这里遮不住那里，便用一种叫猴子腰带的藤蔓植物裹遍全身，这种藤蔓植物一根就有30多米长；这样就可以既保暖又美观，这种猴子腰带的茸毛时间长了会脱落，脱落后的猴子腰带表面会有零零星星的小孔，这就是花口的来历。

还有的人传说：人是由恩得利神用泥做的，地球上凡是能呼吸的动物，最早也是恩得利神创造出来的，恩得利神做人时，头一次是把肉和泥拌在一起，做出人以后，人能呼吸了，但不能走路，于是在肉和泥里加入了骨头，这才使人既能呼吸，又能走路了。又传说：几万年前，由于火山爆发和洪水把所有的人类都烧死、淹死；只剩下一男一女；有的说只剩一个男人和一只猫，后来猫变成了女人，才有了后代。有的传说还讲：早年深山密林中只有一个老太婆。有一天有个善良的神仙化身为猴子，来到老太婆居住的山洞。他们同居以后，生下一男一女。现在的鄂伦春人就由这一男一女——兄妹二人繁衍而来，

《查姆》分上、下两部，上部包括“序诗”、“天地的起源”、“独眼时代”、“直眼时代”、“横眼时代”5个“查”。“天地的起源”说：远古的时候没有天地万物，是龙王罗阿玛在太空中种活了一棵梭罗树，开出了白花来，这就是月亮；神王涅侬倮佐颇的儿子撒赛萨若埃在千重天上种活二棵梭罗树，开出红花来，这就是太阳；神王的次子涅侬撒萨歇在太空中撒上星星，涅滨矮造大海、河湖、清泉；龙王到月亮上找来五谷种子，还洒下倾盆大雨把平展的大地冲刷成河沟、山川。“独眼时代”、“直眼时代”、“横眼时代”说：开天辟地之后，龙王的女儿赛依列派几依得罗娃造出了独眼这代人。独眼人与猴子分不清，不会讲话，不会种田，人兽互吃。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伦理。神王除留下一个“做活人”外，独眼人全被晒死。“做活人”与神女相配，学会了建盖房屋和耕种庄稼。后来神女生下了个大皮袋，从里面出来120个娃娃，男女各60个，个个长着直眼睛，60对男女配成60家。直眼人不懂道理，吵架打斗，不管父母。天神降下一场洪水，淹死了直眼人，只留下好心的阿卜独姆两兄妹。兄妹成亲，生下36个娃娃，个个长着横眼，但不会说话。爹妈砍竹子放在火塘里烧，火星溅到哑巴娃娃上，使他们开口说了话，叫“阿子子”的成了彝家，叫“阿喳喳”的成哈尼，叫“阿呀呀”的成了汉族。横眼人从此过上了能劳动、讲道理、和睦相处的生活。

滩头年画在本地发展壮大，一是因为有着广阔的对外销售途径，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本土民间习俗的积淀。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画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的习俗，这种“画鸡”“插桃符”的年俗，印证了湖湘一带民间年画的影子。清道光《宝庆府志》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以御示凶鬼。”直接表明当时已有成熟的门画。在当地老艺人的口传资料中，滩头年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外来的秀才王东元。绰号“王猴子”的王东元聪明过人，到达滩头投亲后，对滩头的色纸、花纸、纸马等民间纸艺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着绘画才能的王东元在民间纸马的基础上，通过调配各种颜色、开办年画作坊，生产产品有《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老鼠娶亲》等数十种，与其他纸艺品一道，由商贩推销到全国各地。随着经济的繁荣、市场的扩大，其品种也不断增加。清道光年间，和顺昌胡奇甫新绘制了《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戏文故事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了滩头木版年画的题材内容。

对于侗族纺织文化的起源，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同样也是通过侗族古歌的信息渠道的方式知晓，在黎平县的一首盘古歌是这样唱的“我们的祖先原来像猴子，树叶作衣，曽肉当顿，”后来，“要代玉美置棉布，丢那树皮才穿上好衣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他教缝，我们穿的棉布开始都是他种，棉苗独根秧在地中央，结棉桃用口袋去装，早晨压籽晚上纺纱，拉起来柔软盖过整个地方……”这里所叙述的正像原始社会那样，人们先是以树叶、树皮遮身御寒，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纺织和缝纫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人们可剥取野麻纤维，用陶、石纺轮捻成细线，织成布匹”，脱下了树叶和树皮。这应该就是侗族纺织文化的开始。

土家织锦源于巴人的手工纺织。古代巴人在父系氏族时期就生活在鄂西清江流域，其纺织自古有之，《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仁皆纳贡之’。”《后汉书•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玉篇》释“幏”为蛮布，即蛮夷所输官以代税之布之称。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幏”为“南郡蛮夷賨布”。《后汉书·南蛮传》中：“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板循蛮本地巴子国，其人称賨民，其布亦谓賨布。”因称赋税为“賨”，故曰“賨布”。由此可见，汉代“賨人”在狩猎经济时期，賨布已成为纳贡之名品。到隋代《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又记：“适雅唐楚州贡孔雀布，谓华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类。”《南州异物志》：“五色斑布，以丝布占贝木所作。”《南史·夷貊》载：“林邑国有古贝者，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唐宋时以土家族聚居于“九溪十八峒”又称其为“溪峒布”。《宋史•真宗本征》：“大中祥符五年，峒酉田仕琼等贡溪布。”明代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土人、土民。《大明一统志》记：“土民喜五色斑布。”《永顺府志•物产志》称：“斑布，即土锦。”土妇善纺织，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又称为“土花”或“土锦”。土家锦以棉纱为经，各种颜色的粗丝、棉、花绒线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纬线显出花纹，手工挑织而成。其纹饰内容，最早传的是各种勾花，从四勾到单八勾、双八勾、单十二勾、二十四勾、直至四十八勾，由简及繁。后有动物图案，如猴子花、虎脚花、猫脚花、燕子花、锦鸡花、阳雀花、大蛇花、小蛇花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古老山区常见的动物，进一步出现的是植物类图纹，如木兜花、白菜花、枫叶花、莲花、梭罗花等。其后还有动植物组合的图纹和其他综合类纹饰，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鲤鱼跳龙门、福禄寿禧等。归纳起来，这些纹饰大部分出现在“改土归流”之前，多是原始古朴的传统风格，而改土归流之后的衍生纹饰，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古祥纹样的影响。现在能收集到的土家织锦图纹尚有120余种，足见其纹饰内容的丰富、组织方式的多样以及题材的广泛。

送“干病”鬼如有人得痨病，骨瘦如柴，就认为是“干病”鬼作祟，须请毕摩做此法术。要用11头牲畜和1只猴子（认为这种病是猴子传染的）。毕摩要在病人家中念经8天，到第9天带猴子上山，在地上插上树枝后再念经，然后扎一草人捆在猴子的身上，把猴子放走，意为让猴子把病带走。

彝族动物故事可分为解释型、寓意型和描绘型3类，部分作品为解释和寓意双兼。解释型主要是解释动物名称、习性、面貌等的由来，大多有一定的实物或现象作为附会的依据，流传较广的作品有《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蝙蝠为什么只是夜间出来》、《蜈蚣与鸡》、《狐狸为什么是花的》、《鸡为什么不长角》、《小鸟为什么迁徙》、《斑鸠和狗》等。寓意型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事理：狂妄自大会导致失败，什么事都应弄清来龙去脉，不能莽撞行事；大和小、强和弱都是相对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贪婪懒惰永远达不到目的，得不到幸福；不会自我反省，只能一错再错；与人交往，须信守诺言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猴子与蟋蟀》、《老虎和牯牛》、《蜗牛和蚂蚁》、《水牛和蚂蚁比力气》、《斑鸠搭窝》、《两只猴子一个样》等。描绘型多偏重于动物性格的描绘，这类故事都能抓住动物的特性，恰如其分地表现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关系，但又把同情、爱护放在弱小动物一方，使它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智慧和通过别人的帮助获得胜利。《兔子判官》、《老虎拜师傅》等，就是描绘型动物故事的代表作品。

阳雀花（恰亏寒)、马毕（马儿)、实毕（小兽)、凤凰花（朴毕)、龙凤花(铺朴)、大龙花（铺此巴)、小龙花（仆毕)、大蛇花（窝此巴)、小蛇花（窝毕)、蛇皮花（窝他拔)、猴子花（耳结卡它)、猴头花〈尔可把)、猴子手(尔借)、天鹅花（墨恶)、鱼刺花（送鲁嘎)、鱼尾花（送列碰)、狗脚迹（哈列吉迷)、大狗牙齿（哈列此巴司使)、小狗牙齿（哈列被司使)、龙牙齿（铺司使)、燕子尾（墨差若列碰)、燕子花（墨差若里)、蟋辉花（替梯若里)、蝴蝶花（他司)、锦鸡花(查七)、野鸡花(抱起)、秧鸡花（光朗台)、螃蟹花（旁嘎)、泥鲋串、狮子花、牛眼花、兔子花(毛讨里)、鸭浮水（沙澈达)、凤鸟花（朴业被)、蜘蛛花(补此)、马可尺（猫头鹰)、虎皮花（利他拔)、虎头花（利可巴)、虎头印（利可巴朵)、虎脚迹（利及迷)、猫脚迹（莫及迷)、牛脚迹（务及迷)、蝙蝠花。

阳雀花（恰亏哈卡普）、大阳雀花（恰亏哈此巴卡普）、龙凤花（铺朴卡普）、马毕花（小马卡普）、凤凰花（朴卡普）、凤鸟花（朴捏被卡普）、实毕花（小兽花）、实此花（大兽花）、大蛇花（窝此巴卡普）、窝毕花（小蛇花）、蛇皮花（窝他拔卡普）、猴子花（尔卡普）、猴子手花（尔借卡普）、猴头花（尔可巴卡普）、鱼刺花（送鲁嘎卡普）、鱼尾花（送列碰卡普）、大狗牙齿花（哈列此巴司使卡普）、小狗牙齿花（哈列被司使卡普）、龙牙齿花（铺司使卡普）、天鹅花（墨鹅子卡普）、燕子尾花（墨差苦里列碰卡普）、燕子花（墨差苦里卡普）、蟋蟀花（替梯苦里卡普）、蝙蝠花（热踏实卡普）、蝴蝶花（他司卡普）、对蝴蝶花（他司对对卡普）、锦鸡花（查七卡普）、野鸡花（抱起卡普）、秧鸡花（咣朗卡普）、螃蟹花（旁嘎卡普）、泥鳅串花（尿地串卡普）、狮子花（狮子卡普）、牛眼花（务诺布卡普）、兔子花（毛讨里卡普）、鸭浮水花（洒泽踏卡普）、蜘蛛花（补此卡普）、虎皮花（利他拔卡普）、虎头花（利科巴卡普）、虎头印花（利科巴印卡普）、虎脚迹花（利及迷卡普）、猫脚迹花（莫及迷卡普）、牛脚迹花（务及迷卡普）、狗脚迹花（哈列及迷卡普）、猫头鹰花（马可尺卡普）、狗骨头花（哈列鲁嘎卡普）、鸡合子花（日啊色迫卡普）、大龙花（铺此巴卡普）、小龙花（铺被亏卡普）、小猴花（尔毕卡普）、珍兽图（提壳克欸实卡普）。

（二）基本形的组合构成。土家织锦的图案母题与土家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将其抽象成基本形，组合构成了变化丰富的纹样。在形与形的重复排列的过程中，有些基本纹样在许多织锦画面中被反复地运用，有时被用作主要对象，有时又被用作点缀，或与其它纹样一起组合成具有复杂效果的图形，它们的穿插排列与反复使用，使整个画面视觉效果更丰富，如所示。常见的基本形有“太阳花”、“勾纹”、“万字文”等几何风格纹样。其中太阳花在各民族的民间艺术创作中都有运用，是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与敬仰。勾纹也是织锦中常见的一个造型单元，在土家织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有的完全用勾纹组成，形成单八勾至四十八勾，其图案勾勾相连，层层色变，犹如波涛浪涌。除了丰富多变的锦面纹样，与之相呼应的档头纹样也具有一定风格和变化。常见的有一种呈几何锥状的二方连续花纹，土家人称为“猴子手”，大多用它作为织锦的装饰边缘。猴子生活在大山，依山而居的土家人当然与之相对亲近，并将其作为一种民族的象征来表现，天然自成富有意趣。而且其图形简洁，适用于以家庭作坊为基础的生产结构和民间技艺性的传承模式。

古老的土家先民世代围绕高山大川而居，注定了他们必然选择原始狩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亦造就了土家人特有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由于土家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等所决定，土家族织锦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多样性。土家织锦纹样取材广泛，主要来源于动物、植物、生产生活日用品以及天文与文字五个方面。有用动物来表现文化符号的，如虎脚花、牛脚花、蛇花、猴子花等；有用植物来表现的，如韭菜花、包谷花、丝瓜花、梭罗树花等；有用生活日用品来表现的，如桌子花、椅子花、船花、称钩花等；有用天象纹来表现的，如太阳花、月亮花、雾云花、水波浪等；有用文字表现的，如寿字花、米字花、福禄寿禧、万字花、喜字花等。也有表现礼仪行为的，如土家族的“毛古斯”是土家族最古老的综合表演艺术，它融祭祀、舞蹈及戏剧表演为一体，被列为湘西八种傩祀形态之一。摆手舞、打糍粑等成为了土家族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深刻了解土家织锦的文化符号对其艺术特征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图案艺术中有大量的多元崇拜文化表现，最为常见的四十八勾纹，是土家人祖先崇拜太阳的表现。这一切都表明了土家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环境的深厚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土家织锦成为了承载土家人精神生活、民俗内涵和民俗文化的一种载体。

“蜡缬象纹屏风”：象亦是吉祥之物。寓意丰富，有着万象更新、一元复始的含义，它带给人们无限的憧憬与希望。其构图与前者类似，亦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是直立的大树，茂密的叶子似乎是梧桐，树干分叉处坐一小猴，简练的线条勾画出猴子全神贯注、机灵敏锐的神态。中段为屏风的主题大象，作平面静态处理，平直而庞大的横向身躯与直立的树干形成对比，使画面富有变化。象纹刻画简练，仅在眼、耳、牙齿上稍作点画，平涂块面的象躯体与上段蓬松多姿的树形成对比，象低头俯视，一长鼻拖地，好像在静思默想。整个画面气氛祥和而平静。下段为山石，一峰峭立，并有机木星星点点。由于处于陪衬地位，被故意缩小，保持了大象的主体地位。

民间剪纸中，在“爱虎”肚子里装饰三四个活泼可爱的小老虎，在“猴吃烟”的猴子的肚子里装饰可爱的小猴，在双鸟肚子里装饰飞鸟等等，都是以神祇动物表达子孙繁衍内涵的造型手法。

幽深的山林，参天古树，反映了瑶山的神奇与美丽。图面中众多的飞禽走兽，使人产生看动物世界的感觉。凶猛奔跑的野猪，机灵上树的猴子，林中飞翔的锦鸡，栩栩如生。古树下别致的凉亭，还有凉亭中歇凉的人等，构成了一个天地融合、人与动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构图饱满而富有变化，针法精细而工整对称。

构图方面，讲究对称平衡，注重场景的刻画。画面上多饰有横线和水纹线底纹，线条工细挺拔，这是其他年画产地所不具备的。平度年画的背景处理，采用写实的手法，景色刻画更为详实。如年画《花果山猴子夺帽》，杨家埠和平度都有此题材作品，杨家埠年画中的场景写意，只寥寥几笔带过;而平度年画则将人物还原于真实的环境中，画中景致刻画得十分详尽，草木山石均详细交代，不仅增强了情节的逼真性，还使画面更富于装饰性。

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手法，使这幅作品格外吸引人的眼球。这是一个野猪的世界，我们仿佛走进了野猪林，满山的野猪，还有活蹦乱跳的灵猴、唱歌的飞鸟，山林生机勃勃。图中的野猪，肥头肥脑，还有夸张的獠牙和大耳朵。图中的鱼、飞鸟、猴子的形象特美，而猴子的形象受画面布局的影响而为正面的头和侧面的身，前后爪统一往一旁安置，平衡了画面中的黑白效果。作品突出了花瑶人民自由自在地、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与认知。特别值得注意也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图中出现商周时期的菱凤纹样，令人联想到花瑶的神秘色彩及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其实,早期的土家织锦图纹基本上是比较具象的,我们在“平纹素色”系列织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并不是名称与图纹的内容相距很大。但在后来的“斜纹彩色”系列织锦中,见到的图纹就变化较大,具象在逐渐减少,“以意象的再现来抽象的表现对象”已十分普遍。"猴子手”土家语称“埃结卡嗒”，是土家织锦两档头中用的最多的一种图纹，如果你只看图纹，是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猴子的手”这个形象，但到底是什么?的确不清楚。笔者曾经询问过许多织锦人,“为什么叫猴子手?”，他们说:“老一辈都这样叫，我们也就这样叫”。也许是自身的“名存形异”难以理解，或许是后来的口头传承中的某种变异。当然，猴子手这种图纹也还有另一种称谓叫“锦鸡拖尾”或“野鸡拖尾”,这的确很生动形象。同时，由于工艺等因素，“猴子手”的外形又成几何方块形状的堆叠,于是,湘西“五溪”的苗锦“牛肚被面”中就将这种类似的图纹称之为“骨牌花”，这也倒有几份接近直观的大概样子。所以称“猴子手”是“名存形异”，而叫“锦鸡拖尾”、“野鸡拖尾”或“骨牌花”则成了“名符其实”。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经文说道，这人猴通过种种试炼后，终于与这位仙女，天神木比塔的小女儿成婚。婚后，两人来到凡间生儿育女，同时也带来了作物与家畜。木比塔，在许多村寨居民的观念里，也就是玉皇。那个凡间的猴子，有些人说就是“孙悟空”。但有些人说，他是半人半猴，或者只说是一个凡人。这个故事原来流传有多广，并不太清楚。目前在理县、汶川一带村寨之中，还有不少村民知道这故事。茂县西路（岷江西岸各支流）各沟的村寨民众，则大多没听过这故事。松潘一带村寨中的羌族，也没听过这故事。1980年代以来，在羌族文化的本土研究风潮下，“木姐珠与斗安珠”被采集、翻译，并以汉文出现在各种“羌族民间故事集”与“羌族文学”等出版物之中。于是，反倒是各县城中的羌族知识分子，透过阅读汉文书籍与彼此的谈论，对这故事皆耳熟能详。对羌族知识分子而言，这故事诠释“羌族”的由来以及本地农牧资源（五谷、牲畜）的由来——这是它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虽然茂县、松潘等地羌族很少听过“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但“人是猴子变来的”，却在村寨民众间是个普遍的看法。有人也说，人是猴子和一位仙女所生的。我们很难肯定，这是现代“人类进化”知识所造成的印象。因为愈往西、往北去，如在黑水藏族与热务藏族中，这样的说法就愈普遍；然而以汉文与国家教育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却是由东向西递减。我们知道，古代汉文文献《北史》中便称党项羌、宕昌、白狼等为猕猴种。藏族文书《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书中，也有祖先为猕猴与岩魔女所生的传说。直到当代，藏族知识分子在藏族起源的争论上，仍经常以“猕猴种”之说，来反对“羌族说”。由“人是猴子变来的”这说法愈往西去愈流行，以及前面我曾说明，羌族地区之“藏文化”成分由东往西渐增，我认为羌族“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代表由西方藏区传来的一种“我族起源传说”，这也是此种“猕猴生人”传说流布的东方边缘。

就已整理、出版的羌族寓言来看，有动物寓言、植物寓言、人物寓言和其他寓言。这些寓言的内容丰富，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其内容有反映骄傲自大，反目成仇的；有谦让美德带来幸福生活的；有缺乏调查研究，致使关系紧张的；有狡猾者逍遥、老实人吃亏的；有用势利眼看人说话、办事的；有揠苗助长、想当然办事的；有故步自封、坎井之蛙见识的；有爱听奉承话、无好结果的。如《大树底下的动物》、《耗子和猫头鹰》、《爱夸口的青蛙》、《虎豹比武》、《爱奉承的野鸡》、《蝴蝶与蜜蜂》、《公鸡和猴子》、《荞子和麦子》、《青山绿水打官司》、《土地公公偷嘴》等。

半山区指红河上游和赵北中部石灰石山区和土山区，山高约400米至600米。居住者以卢岗瑶、钱瑶、青衣瑶、窄裤瑶较多。气候属热带。人口较高山地区稠密，土地开发较多，大部分森林是再生林，主要为热带茂密林，终年潮湿、常青。大型食肉类动物较少，猿、猴子、松鼠等兽类，蛇、大蟒、大蜥蜴、龟等爬行类以及各种鸟类很多。盛产八角、槟榔、茶、漆、咖啡以及柑橘等经济林木，适合发展畜牧业，矿产有煤、铁、铅、锑等。

二是说白内容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角色及其相互间关系及活动情节等。这种说白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夫妻和好》叙述了这样的故事：一对夫妻吵架，妻子生气好久不肯说话，丈夫想尽方法逗妻子开口，最后，学猴子耍把戏，终于让妻子忍不住笑起来，气也就消了。这样的说白已经概括了要吟唱的主要原因及内容，再加上吟唱的艺术加工，就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欢乐。

“伏犠姊妹制人烟”与“木姐珠与斗安珠”，这两种传说为“人类起源”神话的一部分。“伏犠姊妹制人烟”中的“兄妹成亲做人”主题，流传在大西南地区，岷江上游是其分布之北界。“木姐珠与斗安珠”中的“猴子变人”主题，则流传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岷江上游是其东界。在这两则传说中，又有伏瘢、玉皇等汉人古圣神明概念，显示这也是汉文化西方边缘的产物。因而由“伏犠姊妹制人烟”与“木姐珠与斗安珠”这两则流传本地的故事，可见岷江上游村寨人群文化的混杂性和其所居之多重边缘位置一一他们处在藏文化圈边缘、汉文化圈边缘以及混糅多种文化之西南土著文化边缘。

排瑶人民长期生活在深山密林中，那里有着大量野生动物，狩猎是排瑶人民的一种生产活动，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也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因此，他们对各种野兽的形状、毛色、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瑶族人民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虚构和幻想，把动物人格化，创作了许多有思想意识和鲜明特点的动物故事。其主体思想反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往往带有寓言性质，或喻人间不平，或伸张正义，或晓之以理，或阐发道德观念。情节形象活泼，构思周密，给人以丰富的艺术感受。如《蚂[虫另]告状》、《猴子的故事》、《杜鹃鸟》等。

关于人的来源，最早的主要是在端公唱词中，它其中有一段木姐唱词。这唱词就是：还愿、祭天、打太平保护都要唱这一段。它的内容是说，天上的仙女到人间来洗麻布，以前的神仙跟我们羌族一样穿麻布衣服。凡间一个猴子躲在旁边看。她们把手腕上的金银箍箍拿下来，搁在旁边。猴子就把首饰挂在杨柳树高头。仙女洗完了衣服，找不到首饰，后来发现在水里头，就过（按：过即用）手去捞。看得见，捞不到。猴子躲在一边笑，说：我知道首饰在哪里。仙女怕掉了首饰回去受责罚，就说，你拿给我吧。猴子说可以，但有些条件。第一，你要带我到天上去耍（按：耍即玩乐），第二你要许配给我。仙女答应了……这是最重要的唱词。他们生下的小孩就是羌族。

撒尼音乐人曾海宾的《诺乃迷地》中唱到：“老一辈的人告诉我，我的家乡是山美水美的地方。人们居住在三座神山之间，村子中间有一湾清澈见底的猴子塘。那神山是坚强勇敢的阿黑哥,身穿白色的麻布衫，长得犹如那秀直的竹子。那清澈的水啊，是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她头戴彩色的包头，长得犹如美伊花一样艳丽煞人”。优美的环境造就了优秀的撒尼人。众多撒尼歌谣赞美着彝家的美丽，也赞美着勤劳勇敢的撒尼人。

水族双歌侧重于对真善美的赞颂，意在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不乏对假丑恶行为现象的抨击与规劝，这也是民族道德规范中另一个侧面。利用双歌吟唱对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其形式更讲究巧妙和委婉。因为“斗争”的场合毕竟在众人欢聚的酒席上，其“武器”也不过是唱歌而已，因此，“斗争”的手段乃是通过嘲讽戏谑，来规劝不良现象，令其觉醒，从而起到维护道德规范的作用。比如，对于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者，可以唱《老虎与虹龙》进行讽喻；如有人无视约定俗成的双歌习俗，以多唱歌炫耀自己，压制别人，可唱《猴子和山羊》等歌回敬他；如果在席间无端地遭受别人唱歌攻击，《傻丈夫》就是为对方准备的一则双歌。对于那些自充内行，不懂装懂，唱歌老出差错者，可唱《老奶焊壶》、《卖草药的和牙痛的老太婆》之类双歌进行戏谑和规劝。《卖草药的和牙痛的老太婆》很有趣：有位老太婆牙痛难忍，找到摆地摊的药贩子求医。药贩子吹嘘他的药“皇帝家的，都前来要”。但牙痛的老太婆从药贩子满口牙齿一颗也不剩，说话都捂着嘴的情状中，识破了药贩子的真相，于是就唱歌揭露其庸医误人之行径。

彝医在望诊、问诊、触诊的前提下，采用内治法和外治法进行治疗，这些方法如内服法、外敷法、烧火法、熏蒸法、洗浴法、割治法、拔火罐法、放血法、推拿按摩法等。使用的医疗器械主要有砭针、罐、咂角、药刀等。在内科疾病中，如治疗感冒用虎骨、獐骨、熊骨开水泡饮；儿科疾病中，治疗麻疹用竹鼠骨烤黄研末冲服，水痘用斑鸠血或肉，百日咳用猴结泡酒服，疳积用杨柳树虫煨水服；妇科疾病中难产用猴子手掌泡酒饮，不孕症用马缨花寄生、松树寄生煨水服；伤科中火烫伤用鳝鱼血、鸡血混合外擦或用白酒兑蜂蜜溶化外擦，蛇咬伤用绵羊胆泡开水服；眼科中热邪引起的眼睛红肿疼痛，用三棵针根熬水洗眼，或熬成膏滴药；外科疾病如用羊角烧黄配刺天茄根煎服治疗乳痈，用甜荞面团揉擦患处治疗荨麻疹，用墨蛇泡酒治疗麻风，等等。此外，刮痧、针刺、拔罐等也是彝医的惯用疗法。

苗族刺绣不同于四大名绣、四大名绣主要以观赏为主，表现手法上较为写实，而苗族刺绣主要装饰于服饰上，其表现手法趋于抽象和写意。苗族姑娘善于提炼自然界中的各种形象元素装饰在自己的服饰上，用纹样来美化生活，其内容丰富，设计精美，并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口头传授的苗族历史文化、部族传统宗教伦理及神话传说、生活中所见的自然形态，还有就是浪漫自由的潜意识思想。苗族姑娘常常借丰富的物象来反映吉祥、喜庆、丰年等生活内容和自己的生活憧憬。有表现自然物像类的山川、河流、云霞、日月；有动物类的龙、凤、狮子、麒麟、鹿、猴子、狗、松鼠、兔子、老鼠、青蛙、喜鹊、锦鸡、鸳鸯、画眉、蝴蝶、蜻蜓、金鱼；有植物类的桃李、牡丹、玫瑰、梅花、菊花、芙蓉、石榴；还有中文的福、禄、寿、喜以及传说中的仙神等等。刺绣纹样优美生动，丰富多姿，全部由苗族姑娘自己设计创作。她们的刺绣图案没有固定的图谱，每一个人都用它灵动的思维创造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美轮美奂。这些展现在我们眼前每一件独一无二的苗绣，无意中将历史、神话、传统、信仰、个性、生活、有机的合为一体，这使得苗绣获得了“无字天书”的称号，并具有收藏的研究价值。也显现了苗族人民是一个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忠厚朴实、情感丰富、有着美好向往的民族。

生肖亦称属相，“生”指出生，“肖”意为相，从根本上说，十二生肖的形成,与动物崇拜有关。我们的祖先与这些动物有着密切关系，生肖是在这些动物与我们祖先生命存亡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除了图腾崇拜，生肖也是经常出现在湖南西部民族中的一个重要事物，在今天湘西人们仍然普遍采用农历文化，也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十二生肖代表的年节、季节与日。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来记录日历从而安排农业，这个看上去也十分的实用，每个农业活动从未误判和延迟,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公历。在苗家人看来，龙能保护寨民的平安、赐人风调雨顺，牛力大体壮、吃苦耐劳是人们的好帮手，猴子聪明伶俐是智慧的象征，公鸡打鸣为人们报时报点等等。挑花图案中多将十二生肖与植物相结合，如：双龙朝阳花、狗神八角花、牛神牡丹花等等，寓意平安吉祥。

一件侗族刺绣作品的完成，首先第一步是剪纸，即需要用纸剪出各种图案，再按照图案进行刺绣。剪纸艺人使用小剪刀，在一张空白的硬纸上，根据头脑中所建构的模式剪出一个个独立的图案，由于图案是用于服饰的装饰，因此样式小巧精致，而不同于北方剪纸图案的大而繁缛。另外，关于图案的变化，博厄斯指出：“在无论任何装饰图案都必须安排在一定的面积里的情况下，工匠往往不愿意由于面积的限制而把自己画好的图案切掉某些部分，而喜欢把图案加以变化，尽可能把它装在限定的框框里。”侗族刺绣的容纳面积也是有限的，因此剪纸艺人通常剪的图案以条状为主，当面积不够时，便把图案变形。所剪图案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线条简单的花朵、枝藤、鸟和蜜蜂的轮廓，较复杂的图案是被侗族人称为金鸡的凤凰。除了独立的图案之外，有时候也会剪具有一定情境故事的图案，当地人再赋予它们自己的解读。例如在一位年轻的孕妇家中，我们看到她为即将来临的孩子准备的背带盖上，出现了猴子偷桃、老鼠上树这样一些“非传统”的、有动态感的图案。由于在剪纸之前并没有用笔去勾勒任何形状，只要稍微有些偏离或者过长、过短，这个图案就无法修补，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因此完全要凭借艺人纯熟的技巧和良好的形象思维、构图能力。欣赏剪纸作品，除了要求线条流畅、边缘圆润之外，还要形状规整、写实。当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十年来反复实践的结果，相对来说图案并没有和以前有太大的变化，自然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技巧和规范的动作。在一个三千多人的村公所中，一般只有十个左右技艺高超的剪纸艺人，而且多为年纪较大的妇女。女孩子可以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习刺绣，但是却要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剪纸。另一方面是因为剪纸速度较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供别人使用，而刺绣则必须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人们便将重心放在刺绣上。

“满董满”是水语音译的成语，意为猴子敲打猴子。这是从猴子与蚂蚱争夺地盘的寓言故事提炼而来。猴子恃强凌弱，携带木棒去坝子上与蚂蚱争夺领地。蚂蚱议定战术之后，便机灵地在猴子头上蹦跳叮咬。猴子互相帮忙，挥棒敲打蚂蚱，却偏偏把同伴击倒，而蚂蚱早已机灵地跳走。最后，猴子惨败，不得不逃居山岭。人们常常借其引伸义抨击和嘲笑那些恃强凌弱，反而引起同类相残，同室操戈的好斗分子。“满董满”与“家鼠咬家鼠”也有相通之处。

《猴子抢帽》。取材于民间童话故事。图中描绘了一老翁推一车草帽，路经猴山，草帽被猴子一抢而光，老翁急中生智，以酒诱猴，猴醉，夺回草帽的情节。

又称桌帏、桌裙。平阳木版年画洪洞版“桌裙”，以黑白和彩版两幅《八仙庆寿》较为珍贵。图中内容为：老寿星南极仙翁过寿，八仙齐来祝贺。寿星居上中，洪洞版有仙鹤起舞，旁有口衔灵芝的梅花鹿，八仙各执法器于两侧站立，横额为“八仙庆寿”。构图上突出主要人物，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刀法古朴，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此图多于过年过节与祝寿时用。而临汾版《八仙庆寿》彩图中，又增加了猴子奉寿桃情节，较为有趣。

漳州木版年画中也不乏诙谐幽默的题材。如《老鼠娶亲》就表现了闽南农历正月廿五日“填仓节”这一天不许点灯，以便于老鼠娶亲的民间习俗，年画对老鼠在娶亲路上表面热闹、内心惶恐的心理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大圣练兵》中众多猴子身着清代军装，或骑马，或扛枪，或射箭，或队列，鸣金擂鼓，虽然个个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却给人滑稽可笑的印象。这些作品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日常生活，也为观者增添了许多欢乐。

《马上封侯》，蜂与猴谐音“封侯”。旧时画猴子骑在马上腾飞奔跑，取“马上封侯”、很快“飞黄腾达”、加官耀祖之意。图中的山、石、树呈圆环绕整个画面，一只毛猴骑在满是斑点的马上，马四蹄高高抬起，呈跃起飞奔之状，动态十足。空中一只蜜蜂紧随其后，它体态较大，造型夸张，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官运。整幅画寓意深刻，风格稚拙，诙谐幽默。

绵竹传统年画中有一幅《三猴烫猪》的斗方，画面上三只猴子围着一头肥头大耳的猪正在方桌上玩牌赌博，猪很有钱，还有端茶点烟的佣人侍候，三只猴子趁猪调戏妇女之机，联成一气暗中捣鬼，而猪却毫不知晓。

猴子，是一种机灵的动物，提到猴子，人们往往把它和灵气联系在-起。东汉班固《白虎通》中关于猴子的描写：“猴，侯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侯者也。侯，在这里是等待、观望的意思。因为猴和古代的升官封侯的“候”谐音。因此，年画中有许多以猴子为题材的作品。

《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年画《花果山》则取材于西游记中的场面，表现一群猴子在嬉戏玩乐的情景。《猴子骑羊》则用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欢乐嬉闹来表现其乐融融的气氛。猴子作为吉祥物，还可用于表达人们希望子女聪明机灵、智慧超群。此外还有用毛猴来表示丰收劳动时的有趣场面的，如《毛猴摘桃》、《毛猴夺桃》。因此人们喜爱购买此类年画，渴盼子女聪颖。

在祥瑞吉利的年画中，艺人要把“福”、“禄”、“寿”、“喜”、“富贵”之类，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感性形象表现的理念表达出来，也便采用了寓意、象征的手法。他们利用形象的相似、数目的巧合、读音的相谐等，选择、塑造形象。这样不但简便易行，而又容易为农民所理解，从而，得到十分理想的表现。如《挂印封侯》画的是猴子戳蜂窝。“蜂猴”与“封侯”谐音，，“蜂窝”状似“官印”。画中的猴子一手捂头，一手持棒，瞪着一对圆眼睛，欲戳群蜂守护的蜂窝。画面饶有风趣。《毛猴夺桃》画的是一群猴子，有的来抢车上笼中之桃，有的去钩路旁树上之桃。寓意“抢购一空”。再如《五子门神》（灯笼纹），一个天官两手各抱一个童子，身前排列三个童子，这是封建社会称道的多子、多福。每个童子，手中各执一物，也都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灯”示前途光明，子孙高登。“牡丹和鱼”意为“富贵有余”、“瓶中插戟”就是“平升三级”……一张门画把旧社会的农民心里想的好事，嘴里说的好话全部包括进去了。言近旨远，表达了农民美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