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芝老人说她剪纸不剪动物只剪人。她说那一人腰上有柳叶、一人手上拿柳叶的两个“媳妇人”的图案，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她小时听老人说，“拉手人”是避邪驱灾用的。如果孩子吓着了，夜里惊哭不止，就要把剪好的“拉手人”烧了，然后把纸灰扣在尿盆里，也可以把“拉手人”放在小孩的枕头下边或鞋坷（窝）里，这样都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

感谢诸多满族枕头顶刺绣的传承人，她们当年悉心向我讲述满族婚俗，把我一次次带回到七八十年前婚礼的热闹场面：坐着牛车扎成的轿、枕头帘前观赏的人群、八碟八碗与大碗酒……这些老人大多已故去，此书的出版将慰藉诸老的在天之灵。

长白山区满族的枕头是布缝的，称之布枕，两堵头要绣花、纳朵。它们品类繁多、绣工精道、流传普遍，与汉族的枕头顶相比毫不逊色，这与满族的婚俗密切相关。当年长白山区满族人家的女孩要从小学习绣嫁妆，绣枕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至结婚前要绣十几对、甚至几十对枕头顶刺绣，要绷到一个苫布上，称之“枕头帘子”，由两人从娘家抬到婆家，沿街展示，并挂在洞房最显眼的地方，任参加婚礼的亲朋品评。新婚后，坑琴之上整齐的被格，两侧一边4个枕头摞起来，枕头顶向外，五光十色，满室生辉。这枕头顶刺绣要作为亲朋、妯娌间的高贵礼物看待，从这可以看出满族枕头顶刺绣在满族妇女一生中的重要位置。

所以满族奉他为神，这幅枕头中的形象，就是表现了满族的始祖，其在画面中的位置、形象、动势都为之作了烘托，他脚上穿的靰鞡是最典型的满族服饰。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称汗时，他和诸将就“足纳鹿皮兀剌靴，或黄色，或黑色”。刺绣中靰鞡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穿着者的身份。

云南作为拥有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刺绣技艺自然是民间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刺绣工艺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昆明官渡区羊甫头出土的“妇人漆器跪鼓祖”中所表现出的滇人妇女华丽衣饰纹样来看，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滇人已懂得用刺绣进行装饰。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哀牢人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釆文绣。”可见在汉、南北朝时期，云南的原住民族已有了染织、刺绣。在云南，刺绣工艺主要流行于苗、彝、白、瑶、纳西、哈尼、拉祜、布朗、蒙古、回等少数民族中。云南少数民族刺绣多用于服饰、挎包、枕头和被面上，纹样花色各民族不尽相同，有多种技艺与风格特征。从刺绣图案题材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表现各民族生活环境的自然物，包括植物、动物、森林、房舍、花鸟鱼虫、天体；表现各民族的生活、文化、精神的文化图案，如人体外貌、活动场景、文字、建筑等；抽象的几何图案。从刺绣技巧上划分为平绣、立体绣、乱针绣、贴布绣、裹物绣等等，白族扎染、苗族蜡染做成服饰时也可加绣，使平面与凸出的纹色相映，造成双层画面效果，雅与艳相交，和谐自然。云南各民族刺绣物品飘荡着浓郁的山野生活气息，寄寓了淳朴的感情和美的意境，融贯着各民族人民的智慧、汗水和感情。

刺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世界服饰史上享有盛誉。刺绣，它是基于“丝”的发现和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充实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手工艺的刺绣，是在一般缝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穿针引线到缝制衣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考古发掘资料证实，早在18000多年前，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针缝缀兽皮。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不但使用骨针，而且有了纺织。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带花纹的葛织品，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线、丝带和苎夏布，证实了中国的丝织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刺绣起源于服装装饰，上古时期便有关于舜命禹制作章服的传说。《尚书•虞书》记载：舜命禹“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帝王所穿的衮服十二章便是以“衣绘而裳绣”的手法、绘画与刺绣并用而制成的。因此，刺绣随着章服的出现而诞生。最初只有帝王和贵族才有资格穿带有刺绣的服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礼乐制度的破坏，刺绣服装已经不只为帝王享用，民间也逐渐流行穿刺绣服装。庶民的服装出现了刺绣的纹饰，军队的战旗也出现了刺绣的图腾。秦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刺绣技艺水平迅速提高，在宫廷有专设的绣画作坊，在民间则为姑娘媳妇必学的技艺。唐宋时期，刺绣受到了全社会从统治者到民间百姓的重视和喜爱，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宋代设立文绣院，绣工约三百人。宋徽宗又设绣画专科，纯欣赏性的刺绣以仿绣书画为长，多以名人作品入绣，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绣画亦成为独立的艺术创作。南宋时期苏杭、成都也设立锦院，官营刺绣中心从北方移向南方。元代在大都也设文绣局，蒙古贵族喜欢穿带有金线刺绣的服装，故此时期金线绣得以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刺绣工艺品逐渐转向商业化。这种结果又刺激和促进了刺绣业的发展，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其中苏、湘、蜀、粤四个地方的产品销路尤广、名气很大，形成了遐迩闻名的苏、湘、蜀、粤四大名绣。在清代出现了苏绣高手沈寿等名家，其图样与针法奇丽多彩，绣品备受社会推崇。同时，中国刺绣的品类得以大发展，除了服装刺绣，在幔帐、挂屏、被面、枕头、镜套、扇袋等领域无不显现刺绣的风采，可谓是名品倍出，百花争艳。

满族绣枕顶的习俗与其先世所用的木枕有关。相传满族先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他们采用桦木、椴木等软质木材做枕头使用。有些心灵手巧的先民，就在木枕两端用刀刻、火烙的方法做出各种图形，作为标记和装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满族人开始使用布帛等缝制的长方形枕头，并在枕头两端缝上带有刺绣纹饰的枕头顶。由于绣枕顶技艺不断提高，题材日渐丰富，最终成为满绣的代表作，并积淀了深厚的满绣文化。

枕头是人们休息睡眠的物品，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和枕头相伴的，可见枕头对人类的重要性。战国时，人们对枕头就已经相当讲究。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个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漆木床，床上就有竹枕。对于枕头古代尤其讲究，单看名称，就要比现代的枕头名目繁多。皇帝用的枕头，以金丝为面，上等软玉镶框，雍容华贵，称“玉枕”；富贵人家多以苏绸为面料，内置精选棉花，呈方形，称“帛枕”或“方枕”。还有石枕、瓷枕、木枕等等。大家闺秀们在闺楼学刺绣、练练诗画，闲时自然不忘在枕头上做做文章，据说大家闺秀幼时在枕头上绣之以凤，待嫁时再绣鸳鸯，因此有“结发共枕席”的诗话。

早在殷商时期已有关于枕具的记述。诗经《陈风•泽陂》中有“辗转伏枕”的句子，距今已有三千年了；《史记》中也有“陛下安枕而卧矣”的说法。从出土文物证实，那时的枕头多为木枕、石枕、瓷枕、竹枕等。汉代，已有了用纺织品制作的枕头，在民间则为布枕，绵延于后世。

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属于中国少数民族刺绣的一种，是中国民间刺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满族文化的特殊载体。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源远流长，是在继承满族先人女真人的传统刺绣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族的刺绣艺术与其先人女真人的刺绣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女真刺绣技艺是在妇女缝制服装和钉线基础上形成的。女真人通过言传身教、代代相传的方式，将这一民间刺绣技艺传承下来。到了清代，黑龙江地区满洲八旗妇女的刺绣技艺就已经相当成熟，她们已经运用了平针、倒针、别针、铺针、插针、野马针等针法，出现了割绣、纳沙、包绣、补绣、墩绣等形式。而且衣服的镶边、肚兜、枕头、鞋面等，随处可见满洲妇女的刺绣技艺。刺绣成了衡量当地满洲妇女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具有浓厚的东北民族文化特点和地方特色的黑龙江刺绣文化。在中华民国以前，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是当地妇女们所必备的手艺，人人都会，较为普遍。黑龙江处于高寒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到冬季或农闲时刺绣就成为了满族妇女们的主要活动。中华民国以后，随着政治动荡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满族民间刺绣逐渐逐渐衰落，已没有家家户户从事刺绣的盛况。但在克东地区，满族刺绣却被传承下来。康熙年间祖先就调防黑龙江的满洲正黄旗人佟佳氏，其母亲是当地满洲旗人妇女中有名的刺绣高手，她们采取口传手授，母女、婆媳、邻里继承的方式，代代相传。从佟佳氏（1878—1939年）、邢马氏（1905—1978年）、邢淑娴（1931—1995年），直到当代的刘雅梅女士，她们在克东这片黑土地上默默地传承着满族民间刺绣这门古老的技艺，使得满族民间刺绣传承至今。

他说，他的母亲叫王鲜花，是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生。母亲自小丧父。其母亲的母亲患有精神病，因此母亲年幼时投在蔡山梅勿二村一户农家做童养媳。何为童养媳，说起来现代的青年人也许不懂。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结儿童亲。那是封建社会诸多不幸婚姻的一种！她6岁来到梅家，就由婆母管教学挑花，做针线活。在蔡山、孔垅、新开那一带，女孩子自打懂事开始就要学会挑花，为自己将来出嫁准备嫁妆。几百年来，这已形成了一种习俗。生活在新开口、胡世柏、蔡山、孔垅沿江一带的自然村落里的女孩，在十一二岁上，就训练得针法娴熟，心灵手巧。每一个女子在出嫁时，装满箱箧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方巾、花带、枕头、围腰、鞋垫……这些挑花制品，构图严谨，画面优美，都出在她们的手工之下。她们不但学会了挑花，而且创造了黄梅彩色挑花这一民间工艺。1954年，波兰和原苏联主办东欧国际民间工艺展览，由县手工业局选送方巾“凤追凤”参展，黄梅挑花艺术走出国门，几十年来经由欧、美、非、亚几大洲和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国际友人普遍好评。1956年湖北省首届美展，黄梅挑花方巾夺得一等奖。同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诗人田汉陪民主德国一个代表团来汉访问，赶巧参观了这次展览，民主德国代表团团长看到黄梅挑花惊赞不已，久久不肯走开。田汉善解人意，当即通过与主办者交涉，从展墙上取下一条方巾赠送友人。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竣工在即，省政府决定用黄梅挑花装饰湖北厅的窗帘、台布、沙发巾。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张朗教授和陈少平画家回忆说，为制作这些制品，选定黄梅孔垅一家很小的手工服装社，是因为黄梅挑花出在黄梅，便于就地取材。前面说的这位中年人的母亲王鲜花，就成了这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制品的制作人之一。王鲜花凭着从小被婆母逼出来的黄梅挑花手艺，她做了一件令子孙骄傲的事情。她的儿子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口中带有自豪感。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她去世了。

生活用品：土族盘绣在土族日常生活中也极为常见，她与土族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紧密相关。过去土族先民吐谷浑军人的盔甲、马鞍、战袍等除了用皮革缝制外，还用刺绣装饰，不仅结实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现如今常见的有盘绣枕头、针扎、鞋垫、烟袋、钱包、辫筒、绣球等，还有沙发抱枕、靠垫等生活用品。有的妇女在自己的住房里大显身手，从床单、被单到枕头，无处不有盘绣，有的在天花板上都有盘绣，让自己如同置身在盘绣编制的花花世界，用盘绣装点自己的生活，透出浓郁的色彩和精湛的技艺。千针万线绣成的盘绣作品，充分体现着土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花腰彝妇女以前用的针线包是用硬纸片做成的，其表面用布包裹，内部分层很多且各有用途，有的装针，有的装线，有的装剪纸花样，有的装绣片，外出的时候就把针线包别在腰后，随时随地都可拿出来绣。据说去世的时候也要拿针线包当枕头。

满族枕头经历了草枕、木枕、布枕的发展过程。布枕由于实用性强而广为流传。布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在枕头两头绣花纳朵进行装饰的形式，于是渐渐产生了枕头顶刺绣艺术。布枕根据形状分为方枕、扁枕、耳枕，依据用途分为单人枕、二人枕、脉诊、童枕。

枕头顶、枕头套在满族民间刺绣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枕头具有悠久的历史，从遗存下来的实物看，中国的枕头有瓷枕、陶枕、木枕、竹枕、石枕、布枕等种类。满族祖先使用的枕头是用圆木制成的，后改为长方体茧丝布枕头。在北方，因气候寒冷，人们均使用布枕。他们在睡觉时将枕头枕在头下，这样枕头也能护住双肩，有御寒的作用。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及其先人，在走向农耕时代与定居之后，也枕用这种布枕，其颜色主要为黑色或蓝色。满族布枕是用布缝制的，呈长方形六面体，所以称之为方枕。但是方枕的长、宽、高又有许多不同，有单人方枕、双人方枕、扁枕、耳枕、空枕、对枕等品类。枕头里面要塞进植物性填充物，将枕头楦起来，既保暖又松软。这些填充物，是来撷野生植物的叶、花或果实晒干，既经济实惠又有药疗作用，如荞麦皮、洋铁叶子、靰鞡草、山菊花、蒲棒等。缝这种布枕头要在两侧平面（堵头）绣花纳朵，这就是五彩缤纷的枕头顶刺绣。枕头顶是指在长方体枕头两侧的正方形截面上绣制的各种图案，这样缝制既方便拆洗、又美观大方。这两块正方形的顶子也就成了满族女性表现刺绣技艺的载体。满族枕头顶刺绣本来源于汉文化，深受山东、河南刺绣的影响。满族枕头顶刺绣较之中原汉族的同类刺绣毫不逊色，纳纱、包绣、补绣等刺绣技法更是独领风骚。满族枕头顶刺绣与满族的独有风俗习惯有关，也与萨满文化的宗教信仰有关。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共分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为前8世纪-前2世纪，是扎滚鲁克的主体文化，而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为东汉至晋，即3-6世纪。扎滚鲁克共有30座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墓葬，墓中出土大量纺织品，从原料上可以分为丝织物、棉织物、毛织物和麻制品等四类。丝织物数量最多，品种包括织锦、绢、绮及刺绣品等。除了覆面、枕、袋、扎包、扎头带等，更多的是织物残片。织锦主要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为平纹经锦，丝线不加捻，图案包括“（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纹、水草立鸟纹、菱格纹、花树纹、忍冬纹和曲波纹等。平纹纬锦的丝线通常加有强捻，出土时多为制品，如枕头、扎头带和衣饰绦等，图案主要包括植物纹、狩猎纹和龙纹等。扎滚鲁克出土的刺绣不多，但很精美。在绢和绮地上用锁针绣绣出图案，以鸟纹和植物纹为主，色彩鲜艳。

织锦中的抽象几何纹饰从其原始的经纬织造中反映出与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几何纹的渊源关系。湖南民族织锦在图案组织风格上均可在商周时代的回纹、菱纹、雷纹、矩形纹，汉代的云气纹、动物纹；北朝的树纹、菱花纹、散花，明代的折枝缠枝几何纹及清代的五点梅、吉祥图案中得到对应。从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褐地矩纹锦与土家锦的小龙花对照即可明了这些散点连续的几何纹的渊源。战国时期的杯纹绮与土家锦、侗锦中的菱形分割、填空装花构架一律。战国时期的塔形几何纹锦与湘西苗锦枕头纹骨牌花及土家锦中的“猴子手”纹何其相似。战国时期的菱格六边形纹绦与土家锦中的猫脚迹、虎脚迹形态一样。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杯纹绮、杯纹罗与湖南织锦中相当一部分菱形构架纹饰相通。马王堆出土的一件几何填花对鸟纹绮，杯纹构架四方连续，其间填入一对回顾式的鸾鸟纹加一组对称形花草纹。其形与侗锦的菱形对鸟凤纹、土家锦的双凤纹原理相通。唐代的龟甲王字纹锦其六边梭形与土家锦中的粑粑架、梭子花等系列纹饰相通。唐代以后丝织物中的几何纹，一般形象单纯、图形单位较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更多的写实风格的唐草纹、葡萄纹、团花纹，而湖南民族织锦却一直在几何纹、矩纹、菱形纹的表现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南宋时期的几何纹矩纹纱“工”字形斜向连续排列与现今土家锦中的万字流水纹大同小异，只是在“工”字的交扣处变成了万字纹的延绵不断。南宋时期另一幅菱纹绫其构架与侗锦中一幅双鸟纹素色锦相通。宋代的“八答晕锦”之中方形、八边形套连的构架组合却在湘西牛肚被苗锦的棋盘花，土家锦的桌子花、箱子八勾等纹样中得到对应。此外，明代的盘绦团凤花绫锦及清代大量的儿何纹、团花、万象纹构成均可以从湖南民族织锦中找到对应的纹饰构架。清代一幅云形几何纹锦与土家锦中最难织造的椅子花构架相似，呈现出工整繁复细密的整体面貌。此外侗锦中常见的八角花、八芒太阳花与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彩陶钵及马家窑文化马厂型彩陶瓮上的八芒太阳纹形象相同，一脉相承。

在蒙古族荷包、枕头、服饰、耳套等物品上经常能看到鹿的形象，这是古老鹿文化的延续，鹿鸣开春，以求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具有春神兽母的神格。古代人类以鹿作为连通光明界与幽冥界的灵使。

东疆各县的绣花枕头两边绣花，而南疆地区有些则只有一面绣花，多置放在石膏雕花的龛形壁橱内或放在长炕垫桌上，绣花全部向外。更为罕见的是哈密地区的绣花枕头，它的形状多为长扁形，花卉和图案主要绣在枕头的两侧，多采取平绣方法，绣出的牡丹花卉绚丽多彩，底色则喜欢用深蓝或紫红色，显得十分别致，看起来艺术气息也很浓厚、美观舒适。

在介绍满族刺绣的成品时刘雅梅侃侃而谈.：满族民间刺绣的制品繁多，主要有满族妇女身上穿的旗袍，样式美观，装饰讲究，领口、袖头、衣襟都绣有不同颜色的花边，有的多至十几道，穿起来匀称苗条，婀娜多姿。满族妇女穿的“平底鞋”和绣花“旗鞋”，鞋面用布或缎制成，色泽不一。鞋面上皆绣有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云头”。满族男女老幼皆戴布兜兜，紧系腰腹，贴在胸前。制作兜兜十分讲究，兜嘴按本旗属的那种颜色，镶一寸宽彩色布，绣上吉祥字和图案。小孩绣“长命百岁”，成年男人绣“吉祥如意”，青年妇女绣花卉，老年妇女绣“盘长”。如遇本命年一律穿戴红兜兜。满族人睡觉时头枕布枕，为了装饰这种布枕头，要在两个堵头绣花纳朵，这就是五彩缤纷的枕头顶刺绣。满族的枕头顶刺绣最为精彩，数量多、品类多、绣工精、传世多，许多图案以萨满文化为主题。此外，满族的枕袋、幔帐、香包、背带、腰搭、钱袋等也都有不同图案的刺绣。

（1）针对河北满绣品种单一，花型陈旧等实际问题，进行花型纹样改进设计，原来满族刺绣最常见的产品是枕头顶，所谓的枕头顶就是满族的先民们使用的枕头，最早的材质为圆木，因为舒适度不够后改成长方体的茧丝布枕头，而枕头顶则是长方体两边的正方形堵头。这两块正方形的顶子也就成了满族女性任意表现刺绣艺术的载体，因此比较经典的刺绣作品也多出于枕头顶中。枕头顶的刺绣图案大部分都是象征着吉祥，表达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的题材，比如松鹤延年、吉庆有余、鲤鱼跃龙门、麒麟送子、连年有余等，虽然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由于刺绣手法相对粗糙落后，针法没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所以产品与现代人们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小偏离，导致出现绣品人工耗时多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尴尬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首先在花型上进行改进，增加现代人喜爱的花卉、植物、动物等纹样，比如小菊花、百合花、君子兰、翠竹、猴子、梅花鹿、熊猫等，并在刺绣手法上借鉴南方细腻的刺绣手法，使作品针法粗细、虚实相互穿插，效果更具有层次感以及现代美感。同时增加现代家居必不可少的家居饰品，比如:沙发靠枕、桌旗、床罩、杯垫、壁画等作品的设计研发，尝试将一些现代元素与传统刺绣图案相结合，拓宽设计思路，增加产品风格。

砖枕与箱枕，是模仿皇枕制作的一种枕头，布料一般采用各种颜色的绸缎。砖枕，长方形，主要用来枕的；而箱枕，两头呈正方形，是用来叠被褥时垫在被褥下面的枕头，一般也称垫枕。

锡伯族枕头的造型大致分为方枕、圆枕、扁枕、空枕、双人枕、耳枕等。方枕的尺寸一般多为15厘米×15厘米×40厘米，其材质采用的布料吸汗、舒适、结实耐用。方枕的造型为长条形，两头有两块正方形的堵头，是最具特色的锡伯族枕头的传统造型。而扁枕高度是方枕的一半，质地轻薄、柔软，是小孩用枕。而圆枕则造型独特，枕头两头为扎口，其形状与传统的奶糖包装相似。

苗绣的品类繁多，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帐檐及其飘带、被面、枕头、门帘、服装、裙类、披肩、背篷、童帽、袜子、鞋类、佩囊、挎包、褡裢、荷包等。如果从布局与刺绣而言，这些面积大的绣品（帐檐、被面、门帘等）一般稀疏而粗犷，显得十分舒展；面积小的，构图密而精细，如枕头、荷包、服装等等。

开始从事专门的刺绣制作并销售。以手工制作的锡伯族香袋、枕头、绣花鞋等各类锡伯族特色刺绣制品为主。

三是品种的多样化。改土归流前，土家织锦的材料主要以麻丝为原料。改土归流后，汉族地区的纺织原料和技术传入土家族地区，带来了品种上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棉花的广泛种植，逐步成为土家织锦的主要原料之一，“土锦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出现棉麻、丝麻混纺品。与此同时，受汉族妇女纺棉的影响，土家族妇女渐次有效之者，清朝出现“民多朴直，无一点繁华之习俗……男勤于耕，女勤于织，户多机声”。土家妇女赶集时，带上自己纺的纱，到纺织作坊换取布匹和棉花。由于从集镇上取来的布匹做衣服比织锦便宜、轻便，织锦衣服便让位于棉布衣服。其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商品的输入，越洋跨海，侵入中国，侵入土家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家族的物质生活方式。如洋纱、洋布的价廉，洋布代替土布，逐步成为土家族服装的流行质料，夺走了土家族土布市场。与此同时，原来用作被、巾和服饰的土家织锦，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集中于打“土花铺盖”和小孩的“窝窝被”，土家织锦失去了服饰这一载体。再次，改革开放后，膨的纱、腈纶线进入土家族地区，织锦艺人多用腈纶线和棉线混杂在一起作纬线“打花”。她们认为“颜色鲜艳，好看，织出的产品更畅销”。织品的品种已驱向于壁挂、书包、坐垫、地毯、沙发套子、小钱包、背垫、被面、枕头、桌巾、电视罩子、帽子、围裙、手机套子、服装、大中小包、香袋、围裙、马甲、头巾等。所以原材料的变迁，导致土家织锦的功能由实用转变为装饰。最后，土家织锦已由过去单一的“裙被之属”拓展到壁挂、包袋、桌布、垫包、窗帘、玩具、锦袋、床上用品、民族服饰、围巾、拖鞋等120多个品种。

维吾尔族绣花枕头上用刺绣、补纳、编织等手法。枕头套上绣有各种花卉和多样图案，非常美丽。枕头上使用的花纹多为植物、花卉纹样，此外也有绣各种几何形纹的。在绣法上种类多变，有平绣、纳绣结绣、盘金银绣、十字绣、镂空绣、辫针绣、扎绒绣、格架绣、综合绣、补花、拼花、掏花、编织等。绣花枕头的颜色多为白色，也有天蓝、黄、红、棕色等好几种颜色。在纹饰和色彩上，都具有各自特点和风格，但也有其共性，房主们都有集多个枕头摞于一起的习惯，有的夹放于被子中间，有的置放于被子之上，让枕头上的纹饰显露展示得十分醒目。

枕头是人们生活中的必备之物，首先讲究的是舒适度，其次是美观。作为展示自己才能的枕头顶，就更是妇女们用心关注的焦点了。锡伯族枕头顶刺绣的图案元素有很多，比如蝴蝶、菊花、莲花、佛手、石榴、葡萄、鱼、瓜等，多以花卉为主。但是如何将这些元素组合运用，才能更好地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这就是妇女们要花心思的地方了。锡伯族妇女运用智慧，充分发挥想象，总结出如蝶恋花、鸳鸯戏水、富贵牡丹、鲤鱼穿莲、莲生贵子、福寿三多等象征爱情，象征吉祥，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吉祥图案，这些承载着美好愿望的纹样图案，就这样随着妇女们的针线，借助于枕头这个载体，在每个夜晚伴随着家人入梦。

满族枕头顶刺绣的绣面以缎子为大宗，缎子为丝织品，面料光滑、色彩艳丽、颜色丰富。有的上面织出素花。姑娘绣的嫁妆枕头，力求每对枕顶的底布颜色各不相同，就是要讲求不重色。所以邻里、亲属中年龄相仿的女孩分别买不同颜色的缎子截成底布，同伴间合伙去买缎子，六寸缎子能裁两对，互相串换，每人的缎子颜色就会五花八门了。

六米宽两米的大小，上测边缘与左右边缘绣以15-20厘米的黑色边或者绿色边，再用金线绣线和彩色绣线绣上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草原畜群以及花草树木等。壁毯顶端会下垂的二角上绣有传统民间的图案，壁毯中间却不加任何修饰。传说壁毯的造型从尺寸到图案到样式都是依照柯尔克孜族英雄汗王玛纳斯行军时候的军帐设计的；壁帘（柯尔克孜族扎迪瓦勒）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物品之一，壁帘宽1.5米左右，四边镶嵌黑色绒布边，在壁帘中间绣雪山、森林、花卉、树木等图案；毡房上用的围毡、蓬毡、围毡带、蓬毡带等家具装饰多绣以群山、环山和战戟满绣；床上用品的被面多绣以山、水、鸟、兽等传统图案并镶十五到二十厘米的黑边或者绿边，枕头则大多为红颜色、绿颜色或者紫红色的金色丝线缝制而成，枕头两侧绣上青山或者是雪山，四边以写意形式的流云修饰；服饰类刺绣图案多在领口、袖口、对襟处绣以精致美丽的花纹花边，柯尔克孜族男子传统服饰多为白色绣花边圆领衬衫，外套为无领长衫“袷袢”，袖口用以黑布沿边。短上衣的式样为竖领、对襟扣领。衣外系皮带，下穿宽脚裤，适合放牧时骑乘穿戴。女子的衣服多为宽大无领、长而不及膝、镶嵌银扣的对襟上衣。下端为镶有皮草的多褶长裙或下端带褶裥的彩色连衣裙。穿有黑、绿、红金丝绒小坎肩，襟边各部位都以盘金银绣法，绣上金色银色的花草水纹，罩在连衣裙之外，显出身姿的袅娜。

锡伯族枕头顶刺绣常用工具材料有绣綳、绣花针、绣线、顶针、剪刀、笔墨、拷贝纸、样稿、填充用的丝绵、各种香料等。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一种，枕头天天伴随着人们，因此舒适美观是其必备的功能，其上精美的刺绣亦是妇女们才能的展示。

在捞车河流域的手工艺品丰富多样，有竹编、木雕、织绣等。在织绣纯手工艺中，使用的花饰图案基本相同，但是技艺表现手法确各有千秋。如土家织锦是通经断纬之法挑打而成，挑花、牵花、绣花也是通经断纬挑织制成。挑花多以白布为底，十字针数纱绣彩线制作而成。挑花图案有植物、动物、人物等，生动活泼、美观大方。牵花是先在布上画出所需图案，再用针把轮廓牵出，顺着布的经纬绣成，讲究对称，但不规则。绣花主要是绣被面，先画后绣，不用彩色，多白底黑花或黑底白花。小型绣花亦先画后绣，但全用五色彩线绣成，主要绣在鞋帽、枕头、门帘、衣裤上。传统的土家织锦，多以棉纱线为经，各种彩丝线为纬，纬线显出花纹，手工反面挑织而成，是挑花、牵花、绣花等传统手工艺的综合运用。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苗族人民的歧视打压，使他们被迫迁移到边远的深山老林聚族而居，与外界断绝了往来。在极为封闭的生活条件下，打造农具、纺纱织布、农耕劳作，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而成。特别是苗族妇女，十几岁就跟着大人或同辈要学会纺纱、织布、挑花、织锦等各种女红技艺。到了十五岁左右的年龄，为准备嫁妆和装扮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显示自己聪明的才智，头上戴的头帕、胸前的围裙、做客用的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以及为婚嫁后小儿出生用的穿戴，都得在婚前编织完成。这些众多的生活用品装饰，几乎得耗费她们三四年的光阴。

有的满绣枕顶是在剪裁成方的锻料背面缝衬上一层白细布，然后连同衬布绣在一起，背面也会留下针码绣迹，也要按照图形轮廓用毛头纸糊好。使用时要按照一对枕顶图案文字内容，分别钉缝在用家织黑、蓝布做成的长圆筒形枕头身套的两端堵头处。可以直接把枕顶和枕套缝在一起，也可以镶上黑色布边，会显得格外周正好看。最后从枕套、中间的开口处放入填充好的枕芯，缝合开口处即可枕用。填充枕芯所材料有糜子壳、荞麦壳和一种俗称“羊蹄叶”的野生植物种子等，最好的是柞蚕蛋籽壳。如果暂时不用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收存起来，就要把每对枕顶两个正面贴合对齐，把同侧的两个角钉缝在一起，以免混杂，俗语说是怕“弄差乎班子”。特别是带文字的绣枕顶更不可配错对子。因为早先的满族绣女认识汉字的很少，她们对此都很在意。

首先将绣好纹样的绣布，以图案为中心，将其裁剪为13厘米×13厘米左右的正方形，将其四边分别缝制2-3厘米的黑布衬边，并在绣布与黑色衬布的衔接处压一条浅色细布条装饰边线，四边黑色衬布之间以45度角衔接，这样一块大致15厘米×15厘米的枕头顶就做好了，同样大小的枕头顶需要两块。其次需要将事先选好的枕头面的布料裁剪为一块60厘米×40厘米的长方形布面，从内侧将长边缝合成桶装，再将其两端从内侧与绣制好的两块枕头顶的内侧相互锁边缝合，当与第二块枕头顶缝合到最后一个边时，将其整个枕套翻转，使得花样和枕套外侧朝外，进行填充，最后将其缝合，这样一个完整的锡伯族香枕就完成了。

镂空绣：先在面料上画出图案纹样，再用辫针绣法绣出纹样，将纹饰空间需要的地方用剪刀剪镂空，再缝锁其边缘，然后用绣花机在剪锁的空间网织出各种规矩的连锁线条，使纹饰与料面。花纹之间有机连接起来，达到前后相随、虚实相生的多种效果，但始终围绕突出着主体花纹。民间镂空绣是机械和手工工艺相结合的刺绣方法，多在浅色布料上用深蓝、浅蓝、深灰、浅灰、浅紫等色刺绣和网结，以白底为多，纹饰对称、规矩、连续，效果清雅淡素，多做枕头、盖单、帷帘、窗帘、女式夏装等。

老人积攒的花样，以枕头样居多，都是一张张夹在一个大本子里。这本子，是一个当年买卖家的账本，线装，皮上有店铺的名号，保存下来用之夹存花样，这就是花样本子。

平枕，黑、枣红色丝绒或各种面布料做成，花卉图案一般绣在长方形枕头的长边，通常哈密维吾尔族人们用这种枕头睡觉。

针线荷包是专门装些针头线脑所用的。笔者收藏有一只专门装绣花针用的“针扎”，高6厘米，宽5.5厘米，由针扎底和针扎套两部分组成。针扎底用编针法绣出宝蓝色元宝形，元宝形底的中间向上突出一高2.5厘米，宽2厘米的扁圆柱，是专门用来插针的，扁柱头上针眼依稀可见，内插一支锈迹斑斑的小针。扁柱顶端有两股细丝绳，从针扎套顶端穿出，将二者连成一体，可心随意打开、套合。针扎套外表都饰以满工全绣的粉红色花瓣纹样。针扎的边缘用锁针缝绣在一起，针扎底部缀有一对串珠流苏穗头装饰，可谓精致小巧，煞费苦工。由此可见，针扎在满乡绣女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一首满族民歌里就说：“小针扎，裹青麻，青麻里藏点啥，青麻白、青麻新，青麻里面插花针。花针插了一十六，绣个枕头还不够。头一针，扎东边，阿哥放羊在东山。东山有了白眼狼，可别咬坏了阿哥的大肥羊。想着想着分了心，嘎巴撅折了一根绣花针。”这着民歌不但唱出了绣花女的情思和不易，也揭示了针扎里面的填充物是青麻的秘密。青麻是过去民间农家常种的麻类作物，它的茎秆细高且直，它的皮是一种可以用来打绳子的纤维，用来装针扎当然是理想的材料。

针插，长白山区方言叫“针扎儿”，读小字眼儿。是插针用的，绣枕头需要不同长短、粗细的许多针，暂时不用的针则插在“针插”上。这针插是一件小巧的绣品，常常缝成花形、鸟形、蝶形、鱼形等，上面用刺绣装饰，里面塞有棉花。大大小小的绣花针插在上面，显眼、防丢、防折。

摇篮枕与拼贴枕，不言而喻，摇篮枕专门是为婴儿所准备的，亦称婴儿枕。这种枕头采大部分用棉料制成（也有绸缎做的），枕头中间绣花，枕头四边用同样的布料（或蕾丝）做成荷叶边。拼贴枕是由各种各样的彩色布块拼贴而做成的，在过去，家里有婴儿的哈密维吾尔族人们会到本村的每家每户要彩色布条，然后加工成很别致的婴儿枕，据说小孩枕这种枕头会预防毒眼，会健康长寿，更会得到安拉的庇护。现在城里的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因此不用拼贴枕；而农牧区仍会见到成人版的拼贴枕。

袼布，是枕头顶刺绣的重要材料。袼布是将多层旧布涂抹浆糊后粘在一起，厚而挺实，多用来纳鞋底。枕顶刺绣也多需要袼布，那是以软缎、棉布为绣面时，将缎与布糊在相同大小的袼布上，熨平晾干后，就可拿在左手中、右手执针进行刺绣了。袼布挺实，绣时不必绷在绷子上，绣好后的枕头顶背面各色花线与线头错乱无序，常常剪一块方形窗户纸糊在上面，显得干净多了，就可绷缝在枕头两端，摆上被格或收存起来。

卧具最主要的是枕顶刺绣，蒙古族使用的枕头是以布缝制的长柱型，两端为长方形，上面有刺绣图案。每个枕头都有两端，所以枕头都是成对的，或者图形相对称，或者内容相对应。主要刺绣图案为：花卉图案、鸳鸯、鹿、白鹭、蝴蝶、盘肠纹、回纹、松树等图案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愿望。

青衣瑶妇女留长发，涂猪油，结发脑后或盘于头顶。头戴像京族小木枕头的帽子，帽框用丝瓜络制成，帽顶有一个十字星，边沿镶许多银纽扣，外覆一块黑色绣有汉字的小头巾。上身穿宽袖长衣，前边两幅右短左长，无纽扣，贴边镶红布，穿时左幅搭在右幅上，用腰带绑紧。下身着裤，裤边不刺绣。胞衣用一块方形白布制成，领边有刺绣。装饰品与其他支系相同。

民间多用长形枕头，其两端一般刺绣各种传统图案，又叫枕顶花旧式的枕头是用黑布缝制的,枕身较长，两端为方形，故图案也多为方形适合纹样。

长白山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生活在这里的满族先民创造了相应的物质文明，保暖的住房和防寒的衣物，枕头也要起到保暖、御寒的作用。用棉布缝制的长枕头像个口袋，里面楦满糠秕等物，睡觉时枕在头下，紧紧护住双肩，保暖、松软。重要的是，在枕头两边堵头上绣花纳朵，进行装饰，于是产生了枕头顶刺绣艺术。

镂空秀：又称雕绣，此种绣法效果十分别致但也有一定的难度。针法以扣针为主，有的花纹绣出轮廓后，将轮廓挖空，用剪刀把布剪掉，犹如雕镂。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在绣制过程中，按花纹纹样修剪出需要的孔洞，在这些孔洞里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绣出多种图案的组合，从而让大方别致的实地花和玲珑美观的镂空花同时出现在绣面上。此种绣法多做枕头、盖单、窗帘等。

靠背枕，主要是根据人们的生活需求来绣制的，布料一般采用黑丝绒、红丝绒以及黑、黄绸缎，这种枕头的花卉图案以圆月的形状一般绣在枕头的正中央，枕边是由蕾丝做成荷叶边，用于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客厅的垫褥上以及自己的爱车上。靠背枕一方面避免靠墙坐时受凉，另一方面起到了装饰作用。哈密维吾尔族绣出来的这种枕头不仅深受城里知识分子家庭的喜爱，而且在农牧区也非常受欢迎。

立枕与珠片枕，都是采用黑色或枣红色丝绒，主要用来放置在叠好的被褥上，其花卉与珠片都绣制在枕头的一面而不同于皇枕、砖枕、箱枕的绣花位置。这种枕头一般主要用来装饰房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枕头体积较大而且珠片枕头虽然很精致美观可是珠片会使人枕的难受。

长白山区满族的枕头是用布缝的，所以称为布枕，是长方形的六面体，所以称之为方枕，从材料上区别于瓷、石、竹、木等各种枕头；造型上趋于单一，但这六面体的高、宽、长，根据不同需要有许多变化。

在满族民间刺绣作品中，以枕头顶绣品类最全、传世佳作最多。满族枕头的形状是长方形六面体，其两端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枕头顶片，每对枕顶所绣的一般是内容对应、方向对称的。满族女性在其上刺绣五彩缤纷的花色图案，尽情表现刺绣技艺，力求绣工细腻精彩、生动艳丽。由于满族的独特婚俗文化，使满族枕头顶刺绣较之中原汉族的同类刺绣毫不逊色。过去在满族的婚礼上新娘要把自己绣的枕顶绷在苫布帘子上“晾嫁妆”，并由亲友们品评。婚礼后，新娘还要将枕头顶作为见面礼送给男方至亲，以使自己纳入这个家庭。满族妇女会将自己的枕顶绣作品珍藏起来，作为纪念之物。有的则在将来儿女长大成亲时，作为家珍相赠；有的会在自己年老临终时将枕头顶随葬或一起火化。由此可见，枕头顶刺绣在满族妇女的一生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作为每天都伴随着人们进入香甜梦乡的枕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锡伯族妇女们喜欢在各种类型的枕头中填充香料。到了每年的七八月，美丽的伊犁河谷绽放着数万亩的薰衣草，由于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药用功效，被作为填充枕头的首选原料。锡伯族妇女不但重视枕头的实用功能，而且还将其视为美化家居的重要装饰品。在锡伯族妇女的手中，枕头的造型种类逐渐繁多起来，有方枕、圆枕、扁枕、空枕、双人枕、耳枕等。方枕、圆枕、扁枕较为常见，其中尤以方枕最受锡伯族人青睐。方枕的造型为长条形，两头有两块正方形的堵头——枕头顶，在枕头顶上往往都绣有各种纹样，但多以花卉图案为主。德伯族方枕，芳香怡人，美观大方，不论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使得其作为最具特色的传统造型而被传承沿用至今。圆枕则是更多的作为礼品馈赠亲友，其造型独特，时尚美观，一般在枕套上绣有花纹，其枕头两端为扎口装饰是不做绣花的。

当年的姑娘都有一个花样本子，有的是账册，还有的是一本大而厚的书，我见过一本是用伪满时期的日文画报做成的，上面刊有许多图片与广告，已具有史料价值。还有的不是本子，而是一个盒，是用纸一层层糊起来的，我收集的一个花样盒子，外面糊的是当年裱糊棚墙的“窝纸”，花花绿绿依稀可见，里面糊的是日伪时期的报纸，一看就知道是七十多年前的东西。这各式各科的花样本子和里面的花样是当年姑娘的贴心之物，出嫁时自然作为“陪送”带到婆家，保存在身边。以后自己有了女儿，用以教授绣枕头、绣嫁妆，这本子与她的主人相随相伴，从始至终。

1983年6月，我到柳河县孤山子公社作田野调查时，采访了姜桂珍老人，她当年已60多岁了，拿出她精心保存的花样：有枕头样、兜兜样、信插样、幔轴穗样等，足有几十张。大的花样是用几块纸拼起来的，不是粘贴连结，而是用绣花线缝在一起。她说，这些花样是从很多人手里找来后描下来的，有的是自家老人留下来的，积攒了多年。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六七年。1995年在父母的多次催促下，31岁的杨秀玉终于结了婚。婚后，杨秀玉随丈夫住在察布查尔县纳达齐乡。1998年，她开始从事专门的刺绣制作并销售，以手工制作的荷包、枕头、绣花鞋等各类锡伯族特色制品为主，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2001-2005年，杨秀玉多次获得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纳达齐乡的“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随后，她又多次参加了乡（镇）及县里举办的刺绣比赛，几乎每次都能拔得头筹，其名气也越来越大。

刘秀花是京绣艺人“蝴蝶宁”——宁国玺的嫡传弟子。1950年11月，刘秀花出生于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高官庄的一个富农家庭，其父辈在1949年前曾富甲一方。和很多农村小姑娘一样，她打小就和村里的姐妹们一块养蚕、抽丝、绣花，做一些枕头套、小围嘴等小物件。开始的时候，刘秀花只是给大伙烧水、递活，打打下手。可她一上手，绣的活计便工细精巧，显示出了少有的天分和灵性。1972年年初，由父亲做主，刘秀花嫁到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镇刘李店村的宁家，从此便和陪伴了她一生的京绣结了缘。刘秀花的弟弟刘树敏更是从小就学习绘画，极具艺术天赋，这也是其后来能成为优秀京绣艺术设计师的重要原因。

袁素珍，女，满族，1934年9月出生，现住清凉山镇古石村。她出身贫穷农民家庭，15岁开始跟叔伯姐姐学扎花，21岁与杨世桢结婚，婚后生育四个小子一个姑娘。她每天都是围着孩子转，做衣服扎花，做鞋扎花，在孩子兜兜上绣着九个石榴一只佛手，有“九个石榴一只手，扯着爹妈不松手”一说。在男孩子裤子膝盖上绣成小金鱼，过去男孩子金贵，意为他们像金玉（谐音金鱼）一样贵重。为了好看，还把小鞋前脸扎成两朵小花。袁素珍多用错针扎花和套扣络花，她认为这样比较结实耐用。现在，她仍然用过去两头带有枕头顶的长方蓝花其布枕头睡觉。在年轻结婚时，她有两双绣花鞋，鞋面上扎成蝴蝶和梅花，有“蝴蝶落梅花，进门就发家”之说。

冯春英，女，满族，1964年9月出生，现居岫岩县前营镇大河沿村木匠沟组。8岁时跟姥姥于任氏、母亲任淑兰学满族民间刺绣，掌握了基本刺绣的针法，21岁结婚后在婆婆王桂荣的带动下掌握了技艺、刺绣出满族枕顶、荷包等作品百余件。冯春英年少时便受母亲影响接触满族民间刺绣，成家后又在婆母指导下，接受新的刺绣方法，并在乡、村办的刺绣厂干了近两年，在岫岩她这一代人中，是一个绣法和针法较全面的一个。2008年开始教四个女儿学画样，学绣法、针法，绣枕头，“捞”兜兜，现在女儿们都能绣成品了。2011年5月被鞍山市文化局确立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我12岁时即从母亲学习挑花，13岁上就能挑得一些简易图案。后来，又拜同村挑花挑得好的婶婶做师傅，但是由于自己缺少耐心，中途曾经想放弃。由于怕被人嘲笑我是“整巴掌”，于是在同村的姐妹的带动下，又开始自己摸索挑花门路。苦苦地练习一年时间，终于挑出一条“龙凤呈祥”的挑花方巾。同伴说我的方巾挑得好，师傅也说我可以出师了。以后，我就把挑花的事坚持下来。在我出嫁的时候，我的嫁妆帐沿、枕头、被面、台布等都是我自己用手挑出来的。我的绣品用了“二龙抢球”、“狮子滚球”、“跃马扬鞭”、“骨牌”等15种花色。

本人名叫李汉涛，蔡山镇胡四房村人，从小跟着姆妈学做鞋、做袜底、做枕头包……也做了一些搭头巾，也就是外头人说的“方巾”。我们小的时候，村里的女伢不比会读书，只比会做花。谁会做花谁就会受人尊重，谁不会做花就会被人耻笑，被人叫做“整巴掌”。记得小时候有句话说：家有小女会做花，嫁个老公不会差。所以女伢到知事了，就要学会做针线，学挑花，为自己出嫁做准备。我在上完高小就不再上学了，回到家里做工，主要的是做挑花的事。到出嫁前我己经挑了十几条方巾，四对枕包，鞋垫自己都不知做了有多少双。1984年，县里号召普查挑花的事，那次我挑了好几条方巾，有“凤求凰”、“凤穿莲”、“二龙戏珠”，后来县里还发了荣誉证书，授予我挑花能手。现在好多年不做挑花了。手有些生疏，有机会真想试试手，只是眼睛也不如从前年轻的时候。

锡伯族的枕头顶刺绣与其传统的婚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锡伯族妇女在出嫁之前，都要绣制枕头顶等刺绣品陪嫁，根据经济情况少则几对，多则上百对。等到结婚的那一天，夫家将这些枕头顶与其他的绣制品在洞房中展示出来，用一块红布将所有的枕头顶绷在上面，以显示新媳妇的贤惠。此外，枕头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的物品之一，人们将美好的愿望融入其中，祈盼美梦成真。

十字绣：服饰：满铺、格兰姆花帽串珠片绣女式花帽日用品：桌单挂帘帏帘枕头其他：手绢

当年，缝制枕头的布，多是手工织造的“家织布”，面子很窄，通常为一尺二寸，多用来做衣服、被褥和枕头。

维吾尔族刺绣图案主要被运用在服饰、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艺术品中。如，维吾尔族服饰中的花帽、衣领、腰带、鞋、手帕，日常生活用品中的被头、枕头、门帘、窗帘、台布，等等，在装饰上都会用到刺绣图案。当然，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也常常以刺绣图案体现其创作想法。

每个民族都有寄托美好爱情的图案纹样，锡伯族妇女们将对美好生活、甜蜜爱情的向往，编织绣制在一幅幅刺绣作品中。随着一代代妇女们的不断传承、充实，锡伯族的刺绣中关于寓意爱情的纹样不断丰富起来。其中较为简单的纹样有双鱼、双蝶、双鸟等，也有直接将荷包做成鱼、蝴蝶等造型寓意爱情。当然还有较为常见的鸳鸯戏水、龙凤呈祥、鲤鱼穿莲、鸾凤和鸣、凤戏牡丹、蝶恋花等图案。这些表达爱情的纹样图案一般都会绣制在婚礼中的各种针织物品上，如喜服、喜帐、被套、枕头等，也常常绣制在（烟）荷包、手帕等物品上。

哈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的刺绣是用来装饰维吾尔族家庭中家具的功能。比如，她们会绣一些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枕头。其次是绣花被褥，这些被褥上绣花非常之细以及精美的花卉，一般在待贵重客人或者女儿出嫁时用，因为这种被褥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绣出，绣出的枕头、被褥等物品的绣花部分都要朝外面放置，因此起到了较强的装饰作用。还有刺绣盖单，主要用来遮挡物品，还起着美化家庭环境的作用。还有被头、帷帘、桌布和围裙、茶壶套、茶壶垫、壶把手、纸巾盒等等都是维吾尔族在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物品。

柯尔克孜族刺绣图案在家居用品上的直接运用是最常见的运用方法，柯尔克孜族女孩在出嫁前，家里的女性亲戚就要为待嫁的姑娘绣制结婚时候所有使用的所有家居用品，例如床单、被罩、枕头、挂毯、门帘等。柯尔克孜族图案的直接运用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柯尔克孜族刺绣艺术的特征风格，同时也能为所适用的产品增加民族特色风格。家居用品的直接运用就可以采用在柯尔克孜族刺绣中出现极为频繁的代表雪山的三角形，取其三角形通过刺绣的手法将其将运用到家居用品中去，得到一幅古朴简约的且具有传统手工痕迹的大篇幅画面。用此画面可以加工成窗帘、床上用品、布艺沙发等现代生活常用产品。结合现代工艺的材料加之具有人文温情的传统刺绣手法，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就是一款具有柯尔克孜族特色的具有新时代审美的新产品。

傣族人家中的窗帘、床单等纺织品也是傣锦的主要用途之一。傣锦独特的工艺使得织锦厚实、耐用，十分适合用于制作家纺用品，图5-4就展示了由傣锦缝制而成的枕头、床单等家纺用品。运用于家纺用品中的傣锦色彩相对于传统服装和筒帕来说较为简洁，图案题材运用广泛，有动物纹样与植物纹样，比如菩提双鸟纹就多用于制作床单、被桌布等纺织品；也有简单的几何纹样，比如象鼻纹等，通常用于床垫中部的装饰。

鲁锦在现代生活设计中直接的应用方法，是直接将鲁锦设计制成的产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因为在直接应用鲁锦设计的产品中可以非常容易找到鲁锦的踪影，这种设计方法保留了鲁锦原有的特色，有较强的民族风格倾向。比如鲁锦在用于室内陈设设计中时，可釆用整体应用的方法，比如鲁锦作室内设计中用作帷慢、帘帐、织物屏风，除了发挥划分室内空间的功能外，还可强调室内空间的民族风格特色，使室内空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控性，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和使用质量；用于沙发、坐垫、餐垫用，具有装饰和保护家具的作用；用于被单、床单，枕头等，具有保暖舒适的功能。

结婚以后，只用了几对枕头顶绷缝在枕头两头，其余则一对对脸对脸放在一起，中间隔以软纸、棉花，以免磨损，还有的放几块蛇皮，据说可防虫蛀、防褪色。

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土家姑娘喜花爱花，用花来抒发自己的情爱，个个都是绣花能手，到年逾古稀的土家老人个个心灵手巧、绣艺高超，从头帕到花鞋。姑娘从十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绣花，到出嫁时，必须有自己亲手绣织的“西兰卡普”、花枕头、帐帘、花荷包、花围裙、绣花袜底、绣花鞋等嫁妆。绣织品的多少及精美程度成为评姑娘人才的标准。织锦艺术是土家族姑娘的当家本领，是土家族民族服饰的组成部分。

景颇锦的用途除了缝制筒裙外，还用于做挂包、杯面、枕头、腿套、装饰与摆设。图案的文化内涵：景颇锦图案内容广泛，且神秘、古朴，充满了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的特点。如“人鬼分开纹”、“人和谷魂结合纹”、“守谷纹”等奇特的图案是谷魂祭祀穿的织锦裙上的，过去景颇族生产力低下，稻谷不易取得好收成，为祈祷神灵，驱除鬼魂，有为谷招魂的习俗。景颇族人认为不仅人有灵魂，而且自然界中的万物，如日、月、山川、鸟兽、巨石、怪树等也都有灵魂，它们都能作祟于人，给人以祸福。图案既表现了同邪恶、鬼魂作斗争，也表现了渴望丰收，追求幸福的愿望。“牛角弯纹”体现了景颇人对牛的崇拜，牛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避邪驱恶之物，因此，景颇族有杀牛祭鬼，并将牛头骨挂于家中，灰白色的头骨最突出部分是牛角，因此将它作为审美的重要部位而用于图案。傣锦中也有牛角弯纹与景颇锦的很相似，如图5-11这是由于长期以来都同处于德宏地区，历来也是友好相处的，长期以来在纺织技艺上也相互影响，在织锦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傣锦与景颇锦有许多相似的纹样，如螃蟹纹、蝴蝶纹、万字纹、十字纹、红木花纹、团纹等等。

民间织锦几何形纹饰构成的形式规律主要体现在折直线三线造型骨架和抽象纹饰填空装花上。民间艺人在表述锦面构成规律上多以高度概括的口语来表示。土家织锦中即有“台”、“坝”、“盘”、“朵”的形式口语。“台”即台阶、梯级；“坝”即单幅织锦纹饰中明显的横向分割，如“马毕”、“豆腐架”等纹饰；“盘”即指菱形、六边形、八边形框架内适形纹样；“朵”即适形造型的单独朵花。湘西苗锦中的棋盘花、桌子花、绳子花、枕头花均是构成形式上的泛称语。侗锦布局上称为“堆晾”（侗语）的即指带子花纹，称为“伦榕”的即指排列的格子花。瑶锦八宝被将挑经纹饰带横向间列的四个纹饰称为“一桶”亦是构图形式的特定口语。

傣族织锦有着象织锦之称，自古以来傣族人民生活中征战、运输、耕作中都少不了大象，傣族人民崇拜象并视之为吉祥物。远在人类的造神时代，傣族先民便创造了两个象神：一个是震天定地的象神，另一个是象首人身始祖象神，这两个象神都是傣族崇象意识的标志。象纹是将大象的形态抽象用剪影的形式加以表现，只凸显尾巴、四肢和象鼻，而头部和躯干则用整块的图形表示，并镂空一些简单的花纹作为装饰。傣族的象织锦常见的纹样有象驮供鞍纹、象驮宝塔房纹、象驮颂经亭纹与奉献花柱纹组成的图案，象织锦常用于佛蟠装饰，也有的用来装饰枕头、床单、手巾等物。

1994年，据笔者与湘西田大年、章长干同志同行考察知其纹饰名称有二十多种，也许部分纹样已经失传而无踪迹。纹饰称谓如下：大梅花、小梅花、升子花、大合细花、大绳花、绳刺花、牡丹花、雀儿花、箩筛花、骨牌花、狗爪花、猪眼睛花、韭菜花、大刺花、菊花、盘秤花、盘钩花、大万字格、小万字格、石榴花、映山红、鱼骨花、桌子花、棋盘花、寿字花等。其中有部分名称是按照锦面构图布局而泛称的专用语，其中心部位纹饰多为六边形，菱形上下连接，形如桌子，故泛称桌子花。桌子连接又形如棋盘故泛称棋盘花，盘内花纹称梅花，亦可称桌子花内是梅花。盘子外沿两边形成的之字形边纹可统称为绳子花，锦面上下多边横向排列的档头纹民间统称枕头花。常见的一种形如田字的菱形方格纹称为大合细花。雀儿花的纹样是各种变化的鸟雀纹的统称。

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是在满族祖先的渔猎生活时为了满足睡觉而发明的。由于睡觉翻身不便，便把圆木截成数段并且有坑一端削平，各枕各的为防滚动，并且还用刀刻和火烙工艺做出很多图案。材料上多采用桦木、椴木等长白山地区常见软木作为主要原材料，后来演变成现在方形的棉布缝制枕头，并在枕头两头刺花绣朵，再和汉族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民俗特色的枕头顶刺绣。另一个发展原因是伴随满族婚嫁的嫁妆而来。那时满族女孩无论贫富从小就开始学习刺绣、替样、纳沙、穿棉等手工艺互相学习，枕头顶绣的手艺或者图案越好说明女孩越聪慧，这使得长白山刺绣枕头顶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春季里来柳枝长，大姑娘窗前绣鸳鸯”这是曾经满族女性的诗歌赞咏，是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风俗使这项艺术得到发展并为后人留下丰富的艺术遗产。

叶英还回忆了她与丈夫曾走遍了龙山、永顺的许多个山寨进行传统手工艺品的收集。比如旧土花铺盖、旧枕头、旧帽子、旧椅子、旧碗柜、旧床等家用品。一路虽艰辛，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比如有一次，她的丈夫由于不识货出了一个最低价去收一床纹样为“大玉簪盖”的“土花铺盖”，物主嫌钱太少了，坚决不卖。丈夫回来后把这事告诉了她，她盼望这个图案是很多年了，丈夫的不识货让她当天再次赶到那家，女主人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叶英二话不说当即就买了这床“大玉簪盖”。当时那种感觉如获珍宝，全然洋溢在叶英美丽的脸颊上。

中午摆宴，招待宾客，新郎三捐劝酒，按席叩拜。礼毕席散，则行“装枕头”礼，即请娘家人将枣、栗、铜钱、高粱等装入新娘所绣的枕头内，摆于炕琴之上。这时婆家要给赏钱，行上拜礼并“喇叭随之，鼓乐喧天”。枕头在婚礼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也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特有的一种形式，即在文字间绘有梅兰竹菊等花卉图案。传统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多数是釆用寓意图案，通过绣品图案表达自己的希望、祝福等。在图案的设计上，女真人刺绣只运用黑色绣成粗犷的黑色花边，满族刺绣的图案不仅有花边而且有比较完整的花、鸟、鱼、水的图案，并加绣象征吉祥的文字。在应用范围上，女真人的刺绣主要是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上。满族刺绣不仅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子上，在枕头花、手帕、衣服的领口、袖头、衣襟镶边等都绣上花纹或图案。人们之所以历代不厌其烦地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一种纹样、一个符号，是因为要借助这些图形符号来表达蕴藏在其背后的内在的、深层的象征意义，是“观念的外化”。这种艺术风格，与当时人民的图腾崇拜、民族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黑龙江满族沿袭女真人钉线的民间艺术，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颜色的选择上，既继承了女真人选用钉线的特点，又学习和吸收了汉族人使用多种色彩的特点，形成了满族自己的补绣特点。满族补绣与女真人钉线的区别是：女真人的钉线只用黑色的线，不用其他彩色的线；满族补绣则是既用黑色的线，又用其他彩色的线。满族补绣与汉族刺绣的区别在于：汉族刺绣一般情况下不用黑线，只用彩色的线；满族补绣不仅用黑线，也用彩色的线。在底衬原料和颜色的选择上，满族的补绣与女真人的钉线也是有区别的，补绣改变了女真人用白色粗布和白色皮革做底衬的习俗，学习和吸收汉族刺绣选用彩色的布料作底衬的方法。在图案的设计上，女真人的钉线只有用黑色绣成的粗犷的黑色花边；满族补绣的图案不仅有花边，而且有比较完整的花鸟鱼水的图案，并加绣代表吉祥的文字。在应用范围上，女真的钉线主要是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上。满族的补绣不仅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上，在枕头花、手帕及衣服的领口、袖头、衣襟镶边等都绣上花纹或图案。

满族沿袭了女真人钉线的民间技艺，并在此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颜色的选择上，满族既继承了女真人选用钉线的传统，又学习和吸收了汉族人使用多种色彩的特点，形成了满族自己的补绣技艺。满族补绣与女真人的钉线是有所区别的。女真人的钉线只用黑色的线，不用其他彩色的线，满族补绣是既用黑色的线，又用其他彩色的线。满族补绣与汉族刺绣的区别在于汉族刺绣一般情况下不用黑线，只用彩色的线，而满族补绣不仅用黑线，也用彩色的线。在底衬原料和颜色的选择上，满族的补绣与女真人的钉线也是有区别的，补绣改变了女真人用白色粗布和白色皮革做底衬的习俗，学习吸收汉族刺绣选用彩色的布料作底衬的方法。在图案的设计上，女真钉线只用黑色绣成的粗犷的黑色花边，满族补绣的图案不仅有花边，而且有比较完整的花、鸟、鱼、水的图案，并加绣上象征吉祥的文字。在应用范围上，女真的钉线主要是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子上。满族的补绣不仅绣在狩猎的箭囊和马鞍子的坐垫子上，在枕头花、手帕及衣服的领口、袖头、衣襟镶边等都绣上花纹或图案。

画面中右下角绣有一个休魄强健的青年男子，这便是满族人心中最为敬仰的神、现实生活中最为勇敢的神。只见他头戴黄色毡帽，身着紧身红色短衣，腰间束丝带，下身穿蓝色长裤，脚穿橙色鞋，富有满族服饰的典型特征。再看他双臂上仰，两腿迈开，似在极力驱赶羊群向前飞奔，姿态英伟，身前绣着向前奔跑的三只山羊，动态却各不相同，其屮的一只小山羊回首顾盼，单就这份纯真，使紧张的与生命较量的奔跑场景，透出无限的青春和无暇。这里的三只羊并非真实指三只羊，应该是虚指，表示一群的意思。在羊群的身后是一只咆哮而来的凶猛的斑斓猛虎，大口张开，红舌白牙，两目圆睁。这一倾斜的老虎拉近了山和羊群的距离，使整个画面的运动感得到增强，刹那间，形成了老虎、羊和人之间紧张的三角关系。后面绣的一座大山五光十色，好似冬季的阳光照射在白雪上被衍射出的彩色光晕。这一构图方式采用了平视构图，主体塑造的人物、动物以及山的形态都是平面展幵的形态塑造，对表现对象的取舍删减，完全凭着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审美理想，任意取舍，自然挥洒，大胆创造。无须考虑对象之间的体积、空间、透视、比例，最终使画面能够突出重点、色彩对比鲜明，空间虚实相衬，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这种平面化取物的表现手法，不仅增强了刺绣的主观性、时空性、立体性、全面性，其最终实现了追求造型完整的目的。这幅枕头中的形象，就是表现了满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在画面中的位置、形象、动势都为之作了烘托。

锡伯族枕头的色调由枕套的主体颜色及枕头顶绣底、衬底、压边布和图案的色彩搭配构成。枕套的用料一般选用色彩明度较高的红色棉布或者丝绸；枕头顶的绣底一般以蓝色、红色的居多；衬底的颜色为黑色，压边布一般选用饱和度较低的各种浅色布料；而图案纹样的颜色则是多选用明度、饱和度都较高的对比色，红与绿、黄与蓝、橙与紫、黑与白。锡伯族妇女将对现实生活的幸福之感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倾注于针线之中，一针一线勾画出心中的美好世界。刺绣时配线很关键。锡伯族妇女们喜欢将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到枕顶的刺绣中。一种是图案纹样中自身的色彩对比，另一种是纹样与绣地的色彩对比。枕头顶的纹样一般以花舟为主，因是伴随人们每个夜晚入眠的必备之物，所以在配色时要事先考虑周到，既要注意到大块面的色彩对比，亦要考虑到纹样的柔和过渡，因此在绣花或叶的局邰纹样时，可以选用同一色系不同明度的丝线，亦可以选用一根自身带有渐变的丝线，借用相应的针法进行绣制。锡伯族枕头顶纹样的用色对比鲜明、颜色饱和度高，无疑展示出纯朴、善良、率真的民族本质。

空枕：16cm×16cm×40cm，枕头的四个面中间都有孔，呈“十”字形相通。枕这种枕头，耳朵不受压并可透气，可听到声音，老年人枕用者居多。

元朝以前蒙古族人民就已经注重刺绣并广泛应用，勤劳智慧的蒙古族妇女用刺绣妆点生活的习惯一直流传下来，将其应用于蒙古袍、头戴、链锤、坎肩、肚兜、图海、褡裢、烟荷包等服饰和杜松贷、枕头、钱包、荷包、蒙药药袋、手绢等日用品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停止了刺绣，这是在鄂尔多斯刺绣的发展中唯一一次的停滞。改革开放以后刺绣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新的绽放，鄂尔多斯刺绣图案在文化碰撞中融合了其他蒙古族地区文化及晋陕汉族文化，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刺绣图案有犄纹、鸟兽、花卉、万寿图案、蝴蝶、蝙蝠、五畜、卷草纹、寿字、龙风、哈木尔图案、云纹以及各种几何形纹样等。

满族刺绣“以线带笔，以绣带色，色随心生，寄托情境”。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蓝紫色为主，红、粉、黄、黑等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白色在满族服饰中是一个重要的颜色，因为，满族传统上有尚白的习俗，以白色为洁、为贵，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所以，在满族服饰中常在红色、蓝色等其他颜色的旗装上镶白色的花边。满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她们在衣襟、鞋面、荷包、枕头等物品上刺上花卉、芳草、鹤鹿、龙凤等吉祥图案。满族刺绣在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同时，保留了本民族的古老习俗，满族遵循女真人“金俗好衣白”。满族民间刺绣作品是原始的淳朴艺术。清朝时期，皇帝的龙袍、后妃的服饰以及用来区分文武百官的官补,大都采用盘金、平绣等技巧来制作。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并在领、袖、襟等地方增加图案。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北京历史悠久，民间文化十分丰富，既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粹，又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既有青砖灰瓦的胡同和四合院，多姿多彩的老北京民间艺术，又有丰富的节日风俗，还有不胜其数的民间传说和宗教故事。这就为我公爹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例如，《百子图》就取材于文王百子的故事，寓意多子多福；《群仙祝寿图》则取材于八仙得道赴瑶池为王母祝寿的传说，象征吉祥喜庆。此外，老北京的民间艺术如绢花、毛绣等也为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还有，我公爹更多地运用了简单快捷的平针绣和贴绣、锁绣，图案上更多反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周围环境、简单的花草树木，以及美好寓意的福禄寿喜等文字。面料上绸缎和土布兼用，改蚕丝线为毛线，将荷包等装饰品改为书包、门帘、被罩、绣花枕头、绣花鞋等日常用品，降低了刺绣的成本，使刺绣走进了普通人家。可以说，宫廷刺绣在我公爹的努力之下，经历了变异与创新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有宁氏特点的宁氏京绣。

“东湖柳，西凤酒、女人手”，是世人对凤翔特色的赞美。西府凤翔是全国著名的民间工艺美术之乡，一件件制作精美的民间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凤翔这块土地上，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孩提时当听到小货郎的拨浪鼓声，就跑去看小货篮里的“耍货”；隔壁的小孩子做满月，外婆家送来的布老虎总要去摸一摸；年三十下午，家家户户糊花窗户、贴对联、贴门神、请灶爷、放鞭炮让我欣喜若狂；农闲时，母亲帮大婶的女儿婚嫁做刺绣，枕头上花花绿绿的图案纹样。我仍记忆犹新。至今，对家乡民间传统艺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凡是心灵手巧、具有高超绣工的未婚女子，都是锡伯族小伙子们的心仪对象。锡伯族的妇女们，大都能在枕顶、被套、服装配饰、沙发套、门帘、桌布、喜帐、荷包、绣花鞋面上绣出精美的图案。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方形枕头的枕顶绣花、荷包、绣花鞋、服饰、绣花鞋垫等，这些物品作为刺绣的载体，融入了锡伯族的民俗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是研究锡伯族刺绣艺术的“活化石”。在杨秀玉的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相关的刺绣制品。

维吾尔族的刺绣文化是中华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她在历史文化的不断碰撞和交流中其艺术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式，是维吾尔族文化的核心之一，是维吾尔族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伴随着维吾尔人的衣食住行，为生活所用，体现着物质方面的文明。在浩繁的维吾尔族民间手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也表现着维吾尔民族喜闻乐见的审美情趣。即使是一块杯垫、枕头、被褥乃至所戴的花帽、围巾，无不呈现出维吾尔族的生活时尚和民族情感同时表现出了浓郁的民族气息。

柯尔克孜族刺绣是柯尔克孜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刺绣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民间刺绣艺术，主要流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尔克孜族聚居区。经历了漫长游牧生活的柯尔克孜族擅长以家畜皮革和毛绒为原料制作生活用品，其刺绣艺术也因此而带上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柯尔克孜族刺绣多以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为题材，也有丰富多样的几何图案，主要用以装饰服装、鞋帽、腰带、枕头、布单、毡毯、帐帏、门帘等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绣品工艺精巧，色彩绚丽，图纹美观，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尤喜使用柯尔克孜族人所钟爱的红色。柯尔克孜族刺绣最初是作为服饰品和作为子女的陪嫁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以及消费观念都随之变化。对产品的的个性化下需求越来越迫切，而设计师将柯尔克孜族刺绣融入到商品的设计中，不仅给商品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赋予了商品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刺绣是凤翔周围妇女传统的手工艺门类。相传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前秦苻坚时，就有扶风人窦滔妻苏若兰所绘织的《璇矶图》精巧工艺之流传。现境内妇女们常用绸缎或布料在上面绣花，以装点服饰用品，美化家庭生活，抒发其美的情趣。新婚夫妇的洞房中，琳琅满目，繁花似锦，刺绣为它增添了光彩。门帘上的“龙凤呈祥”，枕头两端的“莲生贵子”，墙上挂的，还有被、单、帕巾、针线包、烟袋、耳挂、袜底等生活用品，无不为刺绣所装饰。凤翔刺绣分平绣和悬绣。妇女们在刺绣前，先描好所绣的底样，再根据所描物体，选配各种色线结针而绣之。刺绣的图案多以花鸟鱼虫、四季瓜果、人物故事为主要题材。把写实与夸张相结合，体现其诗情画意，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哈萨克族刺绣是源于生活的民间艺术，是哈萨克族人民长期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产物。它应用范围广泛，涉及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是哈萨克族妇女装点生活、美化生活的必备工艺品。哈萨克人一生下来，就被包围在美仑美奂、五彩缤纷的刺绣宫殿中。每个哈萨克族家中都充满了挂毯、箱套、壁挂、手巾、遮盖衣服的布幔、挂帘帷、帷帐、窗帘、门帘、被褥的罩单、枕套、帽子等，每一样都少不了刺绣。花毡、绣花褥、坐垫、枕头、墙围、帏帘等大都运用刺绣进行装饰，是哈萨克族每个家庭的必需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哈萨克族刺绣在功能上发生了衰退、变异和发展。

刺绣是凤翔周围妇女传统的手工艺门类。相传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前秦苻坚时，就有扶风人窦滔妻苏若兰所绘织的《璇玑图》精巧工艺之流传。县境内妇女们常用绸缎或布料在上面绣花，以装点服饰用品，美化家庭生活，抒发其美的情趣。新婚夫妇的洞房中，琳琅满目，繁花似锦，刺绣为它增添了光彩。门帘上的“龙凤呈祥”，枕头两端的“莲生贵子”、石榴花，墙上挂的灯曲罐，还有被、单、帕巾、针线包、烟袋、耳挂、袜底等生活用品，无不为刺绣所装饰。凤翔刺绣分平绣和悬针绣。妇女们在刺绣前，先描好所绣的底样，再根据所描物体，选配各种色线结针而绣之。刺绣的图案多以花鸟鱼虫、四季瓜果、人物故事为主要题材。把写实与夸张相结合，体现其诗情画意，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诸多的刺绣好手中，以南肖里王银凤绣制的金丝绣花香包最为著名，其做工精巧，所绣作品形态生动，情趣横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释比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做任何法事的时候，都有着其必须的禁忌，如：在敬神做还愿法事时，必须洗手、洗面、沐身、着装整洁，其穿戴和法器也必须整洁；凡参加金秋十月初一祭祀还愿的释比，必须从八月起禁吃葱、蒜之类的东西；在祭祀活动中，必须态度认真，严禁一切不规范的言行；传授徒弟时，必须注重职业道德，视徒弟德行接收和传授，不能随意传授功效特别的法术和咒语；释比的法器忌讳别人触摸，必须保护好；释比的报酬，一般都是随主人随意给，给多少要多少，忌讳主动索取；忌讳用羊皮鼓等法器作枕头使用等。

诸多精美的图案中，“总是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造型“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并非客观表现对象的自然形态”。以比兴的手法创造出来多种吉祥图案与纹样，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作者追求幸福、纳福迎祥、祈求生命、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的心理喻意。作者总是怀着坚定乐观的信念，绵延不断的希望对待富足与幸福，创造出美好生活理想的外在呈现，它被赋予了不竭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活力。民间刺绣的表现语言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托物寄语，借用那些约定成俗的观念化形象，来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吉祥幸福的期盼。种种质朴的怪诞而又包含率真至美的刺绣造型，来源于原始的视觉思维方式和民间审美观念；来自于有程序体系和意象造像组成的独特造型体系；来自于中国的本原哲学和世界观，更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比如生命树、柳树妈妈、祖先崇拜等等不胜枚举。如前搭绣片“鱼戏莲”（局部）。“鱼戏莲”的纹样寓意男女交合，鱼因多子象征男性，莲花寓喻女性，莲蓬中果实多，也是多子的象征。为儿子的婚事亲自绣枕头，把盼子孙、延香火的意愿绣在枕上。

苗族花卉图案内容丰富，且应用广泛，这些植物的图案在作品上呈现出的大多都是几何抽象图案，是苗族姑娘经过对客观景物的观察与思考再结合个人想象后挑在布面上的，因为挑花图案是以十字、田字等单元纹饰为基础的，因此花卉造型简洁，形象“几何化”。植物纹样是苗族挑花图案构成的主要辅料，极为抽象，主要来自普通蕨类、葫芦类、八角类、群花类和各种花木，它不局限于真实物体，而是根据装饰需要，按照没得法则添加，将真实造型解构为花非花、叶非叶、草非草的几何纹样。苗族人民也将民族节日与生活场景挑在布上，如帐檐花纹样、招子图纹样、娶亲图纹样。其中将人物、牲畜、植物形象都进行抽象的处理，从而达到整个画面的和谐统一。挑花还有汉字图案,但这种不常挑，在苗族文化中汉字使相对于苗家语言来说出现的历史不长，主要是在其他种类的图案上杂绣，常见有“忠字”、“福字”、“寿字”、“喜字”等吉祥字。随着苗族其他民间工艺的兴起，挑花纹样在与其他工艺纹样的相互借鉴融合下在艺术审美上产生了一些改变，图案造型由原来的几何造型逐渐向写实造型过渡，越来越接近现实物象，例如锦鸡闹春的帐檐，画面中的芙蓉花和锦鸡图跟刺绣中的图案相似，花形更为逼真；苗族挑花枕头，其中双燕和兰花的形象生动活泼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审美也产生了改变，苗族挑花也在不断的挑出新高。

在柯尔克孜族生活中，刺绣品不仅仅用于装饰，而且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民俗内含。毡房内的每件织物都有刺绣的痕迹。壁围、衣兜、枕头、盖被、褥子、碗袋、茶叶袋甚至毡房门帘都绣以美丽的花纹。城市居室内的大桌布、沙发套、洗衣机盖、录音机套、椅子垫及男女服装无一不闪烁着柯尔克孜族妇女的聪慧。因此，无论是逐水草而迁徙的牧民，还是住高楼大厦的城市居民；无论是往昔着皮袄穿马靴，牧牛羊而终日，还是今朝西装革履，享用各种电器的现代生活，刺绣是柯尔克孜族妇女生活中的一部分，刺绣品是人们生活中美的主旋律，刺绣工艺在柯尔克孜族人民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

苗族挑花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拥有独特的图案纹样与构成形式，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表现的是苗族的一门工艺文化，其艺术价值在当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由于受历朝封建阶级的统治，苗族人民被迫迁徙到深山老林中聚族而居，不想受外界的打扰，正是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才能完整地保留原生态民众一的风貌和特色。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是将历史记录在围裙上，这个爱美的民族，特别是苗族妇女对幸福的追求，对爱情的坚持与渴望，对父母子女的关心与爱护，都变成了针和丝线，缝进了苗族人民的衣服里。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学习的文化史料。挑花艺术就是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产生的，苗家姑娘凭着自己聪明的智慧和才华，在头帕、围裙、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小孩的衣物、结婚的嫁妆上都挑上了美丽的图案。吉泸型这一带的苗族人自称为“瓦乡人”，与湘西其他苗族地区不同的是，妇女服装非常朴素简单，春夏季节的上衣为纯白色，秋冬季节的上衣为蓝色，没有纹饰。围挑花胸围兜，包挑花头帕。挑花颜色多以黑白或蓝白对比，图案工整严谨，素洁秀雅。湘西民歌中“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说的就是这种头帕。泸溪苗族尤喜白布挑花帕，而沅陵苗族除了未婚少女及新妇包白布挑花帕外，中年妇女包蓝色挑花帕，老年妇女则包黑色布帕，不挑花。在苗寨中，如果姑娘家不会挑花就会被说嫁不出去，会一辈子被人嘲笑；家里的长辈们会在姑娘十五岁时教她们挑花，以此为她们将来结婚生子做嫁妆，挑的好的姑娘会在婚嫁时找到一个好的夫家。

新疆锡伯族刺绣文化中最令人瞩目、表现最多的是色彩明快的且表达坦诚不灭的自然情感。从古到今，新疆锡伯族经历了种种磨难，不断追求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刺绣图案艺术文化所表达的是把人生的爱与恨、喜与忧、生与死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敢于追求自由幸福的率真精神，象征了自由、活力、豪迈与美丽，给予锡伯族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他们在各种艰苦环境中繁衍生息。因此，荷包上的蝴蝶轻舞，枕头、鞋面上的百花齐放都不是某种物体造型的单纯再现，而是寄托着一个个梦想，包含深深地情思。敢于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这就是淳朴的锡伯族人民，他们将自己心底的情愫都融人了那灵巧的一针一线之中，充分表现出了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使刺绣艺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得到高度升华，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下来。

挑花是苗族民间手工艺文化的代表之一，作为流传数千年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它的独特魅力与其它民族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別，其纹样图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其中蕴含的艺术价无论在何时都值得在人们进行深入研究。有史以来苗族都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苗族先民不愿被外界所干扰，将其族民迁移至丛林中生活，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才使苗族原始生态的风貌和特征得到完好地保存。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苗族妇女用艺术记录历史，她们用针和线将她们对幸福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亲人的关心，绣入了苗族人民的生活中。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诞生的挑花艺术，是苗家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来的，她们将美丽的挑花图案运用在服饰（方巾、头帕、围裙等），日常生活用品（被面、门帘、枕头等）的装饰中。“瓦乡人”是吉首、泸溪一带的苗族队自己的称谓，这里妇女对服装的喜好与其它苗族地区完全不同，她们偏爱简洁朴素，衣服中没有多余的装饰，上衣的颜色春夏偏爱白色、秋冬偏爱蓝色。在素雅的衣服外围上挑花围裙，头顶包挑花头帕，常用黑白或蓝白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挑绣，呈现一种素净雅致之美。湘西民歌中“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所歌唱的就是这种挑花头帕。每个地区因其风俗不同所选用的色彩也有所不同，例如泸溪苗族喜用白布挑花帕，而沅陵地区只有未婚少女和新妇使用白布挑花帕，中年妇女常用蓝色布挑花帕，老年妇女则选用不挑花的黑色布帕。相传在苗寨生活的女孩年满十五，家里的长辈就会亲自给她们传授挑花技艺，以便与为其将来结婚生子提前准备嫁妆，不会挑花的姑娘会被嘲笑说嫁不出去，挑绣技术好的姑娘在婚嫁时找能到好夫家。

经过积极认真地筹备，1987年2月，“长白山满族刺绣剪纸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这个展览由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民族与北京民族文化宫主办。展出满族实物枕头60余个，满族枕头顶刺绣130余对，同时展出满族剪纸作品116件。

而在日本保留了中国唐代的生活习惯，在室内设隔板式滑门（障子），障子内外两面糊纸或绸，房间内另设屏风，有关日式屏风的使用今天可以透过19世纪的老照片一窥究竟。日式屏风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四屏以上用于客厅的大屏风，一种是较小只有两屏，置于枕头上方的。障子和屏风上绘诗画，并发展为两类专门的绘画门类：作于屏风上的称屏风绘，绘于障子上的称扉壁绘（或袄绘）。屏风的大小，则与中国唐代屏风比较接近。例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日本17世纪的六扇屏风《保原平治之战》，高154.6厘米，宽355.6厘米，每扇宽约59厘米。这个屏风的画面宽度与洋风姑苏版接近。而《清国南蛮渡来图屏风》的尺寸为高113厘米，四曲总宽度为229.7厘米，单张画面也就是57.4厘米左右，还有司马江汉的两张《异国风景人物图》高度是114厘米，宽度是55.6厘米，这样的作品几乎与《姑苏虎丘志》高113.2厘米、宽55.6厘米的尺寸完全一致了。

水族民间剪纸艺术大多作为刺绣底样使用，如剌绣的背带花、围腰花、帽花、翘尖鞋花、荷包花、枕头花、袜垫花等，都是先剪出各种图案的纸样，再用针线对图案进行刺绣。此外，剪纸也有作为演花灯装饰用的灯花——“记掬”（在水族地区个别家庭为了祈求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便在交叉路口及树下修建石凳供人们休息歇凉；在庆典时，剪一些吉祥的纸花，实际上是一种民间风俗活动）用的纸花，结婚用的喜花，为敬生母娘娘设立的祭桌，剪制的连手小人图案贴在生母娘娘席上敬“牙希登”，以及为丧事制作的“香亭”、纸扎等等。这些剪纸艺术品，虽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或视为工匠、手艺人糊口之作，但它是水族劳动人民为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艺术，它根植于水族社会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中，并在长期的艺术和生活实践中得到升华与发展，是水族艺术的瑰宝。水族的剪纸多用镂空为主的技法，加上剪纸的工具材料简便普及，技法也易于掌握，因而这一艺术从古至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在森林里举行鸟王选举，最终，飞鸟成为鸟王，猫头鹰却不服。它说：“我比飞鸟更能熬夜，我比飞鸟更能捉害虫，我才是真正的鸟王。”这时，上一届的鸟王对猫头鹰和飞鸟说：“明天太阳出升的时候，谁第一个打鸣，谁就当鸟王。”猫头鹰听后，心里暗自欣喜，自己天天都是太阳出升睡觉的，飞鸟肯定不如自己，于是就飞到村寨里，偷了老阿妈的羊毛做了一个柔软的枕头，想着现在补一觉，明天早晨才能第一个叫醒大家，结果猫头鹰却因为枕头太柔软而错过了太阳出升的打鸣。飞鸟则飞到河滩上，每当自己想要睡觉时，就在河滩上打滚，用河滩冷水使自己保持清醒。飞鸟看见天边露出的红火球，抖抖翅膀，飞到林中最高的树枝上“吱叽叽！吱叽叽！”把百鸟叫醒了。百鸟把贪睡的猫头鹰叫醒，都纷纷羞它睡懒觉，猫头鹰“咕咕咕”地哭了起来。就这样，飞鸟做了百鸟之王。

垛绣一般叫垛针绣。先将布料绷于圆形的垛针绷子上，再用特制的空心针穿上线，在绷布上来回穿刺，布料上留下小线圈，密集的线圈组成了图案纹样。垛绣的图案稍稍隆起，如栽绒毛毯，具有一定的立体感。垛绣从所用的工具空心针来看，这种绣法在年代上不是很久远，而且这种绣法在河湟地区各民族间都存在，可以说是借鉴而来的一种绣法。门帘、被单、枕头多用此绣法。

“我结婚时的嫁妆有一大堆，从娘家那里拿了三大编织袋来，样样都有。背带、被面、床单、枕头、枕巾，还有小孩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鞋子都有，以后小孩用的在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早就准备好了。我们侗族人常说，吃爸爸饭，穿妈妈衣，这些（小孩穿的衣服、裤子等）在出嫁前都要准备好。”

傣族地区盛产象。我国的傣族系百越族群后裔与云南土著先民融合而成，自古聚居在云南的澜沧江、瑞丽江、怒江、元江、威远江五大河谷流域。这些河谷流域均属亚热带丛林气区，气候炎热、雨量充足、原始森林茂密，最适宜热带动物生息繁衍。傣族先民崇拜象，远在人类的造神时代，傣族先民便创造了两个象神：一个是震天定地象神，另一个是象首人身始祖象神，这两个象神都是傣族崇象意识的标志。傣族象织锦是傣族象文化的主要物质产品，它渗透到每一户傣族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傣族织锦从诞生之日起便以各种动物作图案，其中又以象图案为最多，因而有象织锦之称。傣族象织锦常见的纹样有象驮宝塔房、象驮供鞍纹、象驮颂经亭纹及奉献花柱纹组成的图案，常用于佛蟠装饰，也有的用来装饰床单、枕头、靠枕手巾等物。

侗锦是侗族女子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一般会有床单、被面、枕头套、枕头盖、头帕、背包,还有背小孩的襁褓等等。只要是侗家妹子，侗锦是必不可少的陪嫁品。侗锦代表着侗家妹子的勤劳和智慧，侗锦越多代表这位侗家妹子越勤劳。所以侗族妹子会在十多岁就开始学习织侗锦，为出嫁做准备。学习织侗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需要不停地做，一整天下来，快的能做4至5厘米的长度，宽度大概25厘米。以前的侗锦就是白线做底色，黑白相间,织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花纹,我们称其为“素锦”。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追求也不断提升，逐渐融入了彩色的成分，起初还是一小部分,现如今，侗锦可谓是五颜六色,我们称其为“彩锦”。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在进步，当地人民经过不断地思考和创新，创作了许多跟上时代潮流用途的侗锦，比如颜色鲜美的侗族服饰、腰带等等。一些追求时尚的织娘还制作了围巾，极具有民族特色，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自2008年通道侗族织锦技艺被列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不少国内外游客闻风而来。侗族人居住在木制的具有特色的吊脚楼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前来观光的游客步行在村落里，听闻织娘的织锦声，自己寻上门去观看织锦的制作过程和购买心仪的侗锦。侗锦在以前是很少被出售的，侗家人的家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侗锦,由于制作艰难，如今像床单、被套等大面积的侗锦，会珍藏起来，因为清洗比较麻烦，只会在新婚当天摆出来。因为侗族人居住的木制吊脚楼比较集中，易发生火灾，因此许多古老的侗锦现在已不复存在。

平绣平绣是民间刺绣中最常用、最主要的绣法，土族人也不例外。平绣的第一程序是设计图案、纹样，将白纸用剪刀裁成“花样儿”，然后将“花样儿”固定在绣布上以样绣花。平绣要求针脚细密，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平绣应用广泛，既能绣小巧精细绣品，更适于绣大面积的绣件，像枕头、鞋袜、围兜等。一些技艺高超的绣女，一般不用剪花样，可以直接在绣件上绣花，因为她们熟悉民间刺绣的表现形式，也能熟练地运用刺绣的传统技法和表现规律，凭着自己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意识，大胆地进行写意式的刺绣，往往能取得生动活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