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篷纹样选用玫瑰色为主调，表面丝缎光洁明亮，凸显了所饰演角色的高贵身份。图案对称设计使戏衣斗篷显得稳重。在门襟和侧摆、下摆边饰上，都使用了直绣接针、插针等针法。边缘的如意头纹左右两边对称。各种针法的运用使花样穿插得当，显得枝叶繁茂。（见图三十二、图三十三）

在大红缎底上用平针绣、长短针、戗针绣、盘金绣、刻鳞绣将龙头、龙须、龙身、龙爪绣得生龙活虎、金碧辉煌。戏衣上常用“龙”的题材表现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见图二十二）

唐朝山水、花鸟绘画的兴起也为刺绣图案提供了新的样式，简单的辫子绣已不能很好地表达这些新内容，于是在原有的针法上创造出许多新的针法，如直针、缠针、平金、齐针、贴绢、堆绫和缀珠等，来满足新题材刻画的要求。所用的绣线也发展出用真金真银捻线、双色彩线，使画面变得雍容华贵。

纳纱绣的针工大体分为短针和长针两类。随着针工的发展、丰富，出现了隐绣和乱针等针法。这里主要介绍短针和长针纳纱绣。

维吾尔族刺绣针法种类多，大致有平绣、十字绣、辫针绣、镂空绣、纳绣、结绣、盘金银绣、串珠片绣、拼贴绣、植绒绣等。

维吾尔族刺绣中的针法颇多，大体上分为平绣、植绒绣、辫针绣、拼贴绣、珠片绣、金银绣等。

（1）针对河北满绣品种单一，花型陈旧等实际问题，进行花型纹样改进设计，原来满族刺绣最常见的产品是枕头顶，所谓的枕头顶就是满族的先民们使用的枕头，最早的材质为圆木，因为舒适度不够后改成长方体的茧丝布枕头，而枕头顶则是长方体两边的正方形堵头。这两块正方形的顶子也就成了满族女性任意表现刺绣艺术的载体，因此比较经典的刺绣作品也多出于枕头顶中。枕头顶的刺绣图案大部分都是象征着吉祥，表达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的题材，比如松鹤延年、吉庆有余、鲤鱼跃龙门、麒麟送子、连年有余等，虽然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由于刺绣手法相对粗糙落后，针法没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所以产品与现代人们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小偏离，导致出现绣品人工耗时多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尴尬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首先在花型上进行改进，增加现代人喜爱的花卉、植物、动物等纹样，比如小菊花、百合花、君子兰、翠竹、猴子、梅花鹿、熊猫等，并在刺绣手法上借鉴南方细腻的刺绣手法，使作品针法粗细、虚实相互穿插，效果更具有层次感以及现代美感。同时增加现代家居必不可少的家居饰品，比如:沙发靠枕、桌旗、床罩、杯垫、壁画等作品的设计研发，尝试将一些现代元素与传统刺绣图案相结合，拓宽设计思路，增加产品风格。

7.这两幅枕顶刺绣一为纳纱，一为缎绣，完全是两种刺绣形式。内容却相同，很可能出自一个花样。构图、造型的大小比例均相同。由于是两种形式的刺绣，所以颜色的选用、针法的运用大相径庭。

土族刺绣的种类按其针法分为盘绣、拉绣、堆绣等，具有极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土族盘绣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绣法多样。主要表现在对服饰的精心装饰上，土族人的头饰、衣领、衣胸、辫筒、腰带、围肚、鞋袜以及枕巾、针扎、荷包、烟袋、背包等都有刺绣。

《牡丹花纹U形荷包》是京绣的传世荷包之一，清代制成。荷包呈U形，长5厘米，宽4.5厘米，是典型的挂在腰间的装钱荷包。此绣件为浅蓝色布地，主要采用平针绣绣法，并用齐针、缠针、戗针、套针、擞和针等针法组合绣出了娇艳婀娜的牡丹花，红花绿叶，色彩强烈，寓意富贵满堂，家庭兴旺。荷包虽小，但这也使得绣工不必墨守成规。绣工自由活泼地刻画纹样，促进了技法针法的创新，也使得刺绣荷包可以更好地传情达意，传承文化。

表格一：从下面的表格中就可以认知哪些针法在维吾尔族服饰、日用品以及其他用品中应用。

其一，将京绣界定为民间绣种，认为京绣是在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绣制一些诸如荷包、扇袋、眼镜袋之类的小物品。持有此观点的表述有：（1）京绣：北京的刺绣，名为“京绣”“官绣”。是从北京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刺绣品，相传亦受“顾绣”“苏绣”的影响。明清时期，已有京绣的独立行业，以刺绣日用品为主。京绣由于受封建皇廷爱好的影响，形成了精细规整的特点，以绣制平金见称。（2）京绣以北方民间绣为基础，深受宫廷绣作艺术风格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花纹写实，多以工笔绘画为稿本。题材有花果、庭院小景、戏剧人物等。常用各色无捻掰绒丝（即由一根丝掰分成数根的细丝），运用缠针、铺针、接针等针法，用变换色块的方法表现物体的阴阳面。绒面匀薄，针脚起落自然；花纹光亮平贴，配色鲜艳，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彩的配色格调相近。京绣中的洒线绣、满绣、补花、平金、堆绫、穿珠绣久负盛名。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娟娟女士也曾提道：“清代北京地区的绒绣小品是在北京民间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题材多为花果、草虫、庭院小景、戏出人物等等。”

3、积极创新京绣作品题材及形式。北京朗思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尝试用京绣的针法表现苗族喜好题材，既弥补了苗绣针法单一的不足，又充实了京绣常用题材的表现内容，同时增加了苗族客户对京绣的认识和喜爱。另外，应借鉴苏州绣品、南京云锦的包装形式，积极开发京绣作品的新形式。以苏绣陈设品的形制为例，大到lm×3m的大型屏风，小到5cm×10cm的小台历，并提供有多种款式的绣片红木架、苏绣插屏、挂屏、中堂等，仅苏绣手提包的种类就有百余种。

荷包系列手包使用真丝面料搭配绡来表现，刺绣部分搭配了60年代用于出口的绣片。刺绣图案清新雅致，包含了平绣、打籽绣、盘金绣三种京绣特有针法，构图灵活巧妙，具有很强的装饰应用性。色彩搭配清新明快，能够很好地表达出女性的柔美与秀丽，不仅从视觉效果上适应现代审美标准，而且针法灵动，绣工精美，是难能可贵的京绣工艺品。

锡伯族荷包艺术具有明显的特点，其造型质朴、图案寓意吉祥、色彩绚丽率真、针法自然不做作、绣工精美、玻璃流苏等饰物配比适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黄梅挑花工艺是在黑色和藏青色的土布上，按照代代相传的纹样样板，以白色棉线为纹样骨架，配以多彩丝线的十字多叉针法构成。描绘对象有龙凤、花鸟、人兽、虫鱼等，布局结构严谨饱满，疏密有致，形式感强，在黑色、藏青色坯布上用红色、黄色、绿色、白色丝线挑花，特别用红色进行单面挑与双面挑花，对比强烈，多有楚俗之遗风。

挑针对英文字母与数字的图案化表现，体现了望江挑花针法无穷的艺术表现力。

从技艺特点及艺术特色来看，上等的京绣选料贵重、题材多样、造型厚重、针工巧妙、色彩绚丽、格调高雅。其表现内容丰富多样，既有花果、草虫、庭院小景、戏曲人物等写实形象，又不乏寓意吉祥、象征隐喻的样式化图案；其针法变化无穷，有齐针、抡针、套针、施针、滚针、切针、平金、打籽、网针、穿珠针、盘金、圈金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平金打籽”绣，以真金捻线盘成图案后，结籽于其上，精致华贵，颇能凸显京绣的特色；在绣线配色上常遵照“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的原则，最能体现京绣的皇家气派。此外，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能够产生多样的线条组织和丰富的艺术效果，例如根据物体的阴阳向背，运用变换丝线颜色的方式来表现对象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再如运用施针、滚针表现珍禽异兽的松顺毛丝、栩栩如生，采用散针、套针绣制花卉茎叶的结构，活色生香、尽态极研。

第三，从风格特色上来看，京绣有别于南方的地区的绣种，属北绣系统，具有浓郁的北方特色。整体上，它构图严谨、满而不滞；图案丰富多样，寓意深刻；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尽显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京绣具有独特的宫廷艺术特点，这与其他绣种中所体现的文人意趣、商贾艳俗、乡土稚美的风格有本质的不同。以图案为例，京绣中图案的寓意不仅是祈福纳祥，更重要的还是穿用者身份、社会地位的标识，充分反映了帝王、统治者的意愿，这一点在清代服饰制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象征天子的龙纹和区分群臣等级的飞禽、走曽，在每一件绣品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一人一物都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普通百姓不可以随便使用。针法是刺绣品的构成形式，尽管各个绣种的所用针法大同小异，但京绣中的用针更是讲究排列整洁、针针到位、厘毫不苟，使绣品形神兼备。

望江挑花艺术在图案造型、布局构成、色彩形式、针法工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典型元素”就是望江挑花区别于其他地域挑花的显著标志。在设计和开发望江挑花艺术产品时，把握好这些“典型元素”变与不变的尺度是望江挑花用品设计开发是否成功的关键。

羌族聚居地大多山高路险，交通不便，这给相互间的文化交流造成困难，加之羌族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羌绣图案形成了南北与东西、高山与河谷、村寨与村寨之间的明显差异，并保持了各自独特的古朴之风。如：茂县三龙羌绣具有色彩艳丽、针法细腻的特色；茂县叠溪地区的“游绣”以线条奔放流畅为特色；茂县太平羌绣图案多以几何图形组合，表现出严谨秩序之美；汉川绵鹿羌绣则针法精致，构图饱满；理县蒲溪羌绣图案古朴，用色素雅。

以上8种技法中，盘金绣法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在川西乃至整个藏区具有唯一性。嘉绒藏族织绣将传统编织技艺与挑花刺绣技艺融为一体，自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完整体系。其技艺特点表现为平、光、齐、匀、和、顺、细、密八字。嘉绒藏族挑花刺绣以针代笔，针法精巧细腻，色彩晕染自如，似在织物上作画。就编织技艺而言，毛、麻、棉编织应有尽有；就挑花刺绣技艺而言，技法多样，变化无穷，各具特色，针法是随物体的质感及形状而选其不同。其图案，多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然花草、动物等，也有藏族传统的吉祥八宝、仙桃捧寿、海水江崖、祥云瑞蔼、富贵吉样、二龙戏珠、雍忠联边、大鹏等象征符号。绣品上的纹样“图必有意，纹必吉祥”，都赋予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不同的绣技有单独绣成的织品，如盘金绣和插针绣，其绣品不仅绣工精细、配色秀雅，而且图案花纹含有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多种绣技混合绣成的织品，既古朴典雅，又妙趣横生，绚烂夺目。

如前图的柜帘，图案比较有象征意义。借用莲花比喻女性，金鱼比喻男性，整幅图面寓意夫妻生活美满、多子多孙。绣品构图平稳，图案清淡雅致，针法细腻纯熟，是黑龙江民间柜帘绣品中较有代表性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

（2）羌绣图案有一定的区域特点。心灵手巧的羌族女性往往根据自身环境、个人偏好，将喜爱的花草动物绣制于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进而影响周围人群，使得一些图案相对具有区域性特点。从图案布局而言，汶川绵虒一带的十字绣受针法限制，图案组合较为固定，茂县大部分地区的纹样线条有主次之分，主题较鲜明；而在理县，汶川龙溪、雁门，茂县土门、北川一带，绣品图案布局较为均匀，随意性较强，不容易看出主次。从图案内容而言，茂县各地更为丰富，涉及山水、动物、花草图案，而其他地区多以小碎花为多。茂县黑虎乡的妇女喜欢用胡豆花装饰花鞋；叠溪镇一带的妇女信手绘制的图案独具风采。

2.精巧奇妙的传统构图。羌绣传统作品的构图按照经纬线的机理，让变形后的点、线、面得到合理应用，使羌绣传统针法得到相对变化，灵活巧妙地表现其抽象化的图案形象。

《鸳鸯戏莲》黑布为底，白线为骨，兼用大红、粉红、草绿、淡蓝与白色丝线相组，以十字针法为主，以浮游水面的鸳鸯与莲花形成主题纹样并伴之以水草。《鲤鱼穿莲》构成裤脚主纹，该纹样正面为浮于水纹的鲤鱼穿梭于两朵莲花间，周围伴之以玫红、白、草绿等水草纹，作为业已存在的鸳鸯、鲤鱼与莲等题材，是中国传统民俗习性与集体吉祥意识的存在，但在黄梅女性手中，却被凝炼成叙述感情、传输情爱且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观念符号，生发出具有地域、时代特色的意义系统，成为“有意义地代替另一种事物的东西”。在这种女性气质的手工技艺中，隐秘地藏匿了男女情爱信息，既表达了传统社会对和睦相处的夫妻之道的推崇，也表达了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湘绣主要用真丝丝线在真丝织物上绣图案，特点是丝细。刺绣所用丝线经过皂荚仁溶液蒸煮后，再用竹纸裹起来揩拭，防止绒丝起毛，处理后的绒丝光洁细腻，胜过发丝，便于刺绣操作，也被称为“羊毛细绣”。湘绣绣工有劈线的特殊技能，以手指劈线，可劈至2开、4开、8开、16开等，湘绣的匀薄与这一技能的日益精进分不开。湘绣还有织花线，每根线染色上都有深浅变化，用这种线绣出的图案自然呈现晕染效果。湘绣在配色上善于运用黑、白、深灰、浅灰，善于利用空白，突出明暗对比，虚实、疏密相结合，突出了主题，增强了立体感与质感，形成了水墨画般的风格。湘绣的传统题材是松鼠、狮子、虎等，尤以虎最为常见。在刺绣针法上则采用了连环针、齐针、接针、打籽针等几种针法。多种色彩的细线在绢、绮、罗、锦的坯料上，绣出针脚齐整、线条丰富、图案多样的绣品。西汉时期湘绣就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汉代湘绣的主要品种已经有单面绣、双面绣、屏风、条屏、画片、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以及各种绣衣、绣鞋等。每种绣品上都可以绣风景、花鸟、走兽、人物肖像等图案。但汉魏六朝时期的湘绣绣品留传后世的极少。隋唐时期，湘绣又有了较大发展，随着画绣结合的趋势，湘绣日用品与观赏品逐渐区分开：宋代发展出了纯审美的艺术绣。到了清代，在原有基础上湘绣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绣品精良，流传各地，湘绣从而闻名于世。

同其他绣种相比，京绣图案内容最大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喜庆吉祥、丰富饱满、造型大气。同是用龙用凤，粤绣中的使用受通商口岸、西洋文化熏陶的比较严重，龙凤虽然富丽堂皇但比较俗气，常使用类似于雪青色（类似于紫色）、洋粉（比较艳的粉红色）等。苏绣更注重的是秀美，有泼墨国画的风格，京绣表现则是造型饱满、端庄大气。京绣中的图案题材用得最多的是牡丹、菊花、玉兰，再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比如说，苏绣细腻婉约，绣猫绣小动物等主要是用作观赏绣，双面绣是其特色，京绣也有双面绣。粤绣讲究富丽堂皇，绣孔雀牡丹之类，有点艳俗。京绣的图案内容有其独特之处，以前的人们认为京绣区别于其他绣的特色在于针法，事实上，它的图案有其独特性，其图案内容是有其严格的规定。

2、“佛手抱桃”寓意丰富，针法匀称，色彩明快简洁、丰富饱满。佛手象征“福”，又代表“佛陀”的保佑，能招来福禄吉祥。佛能给人间带来无限幸福，佛手也能使人们吉祥如意。佛手与桃子、石榴被称为“福寿子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勤劳善良的土族人民通过一枝一蔓、一花一鸟的绣品体现着她们的审美情趣和独到感受，也体现着她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这一件全称是大红全绣直领对襟式蝶恋花如意纹长袍，直领、对襟、窄袖，有假领帔，左右两侧开衩，领口前胸袖口及两侧开衩处均有宽窄相同的黑边，领口及两侧开衩处饰以黄色缎底云头如意各一。如意纹特意用黑色绲边，增强其立体感，外侧以天蓝色织锦镶饰。长袍通身以大红锦缎为底，对襟下摆处以两两相对的构图平针绣的针法绣蓝色水仙花及彩蝶，其间缀以葡萄纹样，通身构图均衡对称。袍里用蓝色棉布衬里，整件长袍做工精细、色泽艳丽、纹饰规整、富贵华丽。

京绣中的图案不仅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子也传承了汉民族优秀的服饰文化。以十二章纹为例，自周代起十二章纹就是国家冠服制度中冕服的装饰纹样。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一种雉鸟）取其文丽，宗彝（一种祭祀礼器）取其忠孝，藻（水草）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取其决断，黻（常作亚形，或两兽相背形）取其明辨。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照临之内”。清代自乾隆及以后皇帝的龙袍都装饰有十二章。刺绣时对于纹样的装饰部位也有特定的纹样制式，对不同的图案都有较严格的规范，如在龙袍纹饰图案中，龙眼、鳞片、毛发或以彩线强化装饰所安排的部位、五彩祥云、海水的针法等，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绣工的智慧和技能必须在这一范围内予以体现。清代皇帝的礼服、常服、行服中都不乏汉民族文化的印记，我国传统服饰的一些特征其实在清统治者的服饰中得到了传承。

笔者从一家维吾尔农民家收集到一双未完工的绣花鞋，手工制作，针法细腻。图案内容以花草为主，线条流利，黑与白、疏与密搭配到位。构图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风格。鞋头前有一三角形缺口，我问主人，主人说绣好后是缝缀绢花或各种刺绣动物图案的位置。试想一下，这双鞋完工后一定光彩夺目。新疆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未完工的绣花鞋与哈密维吾尔未完工的绣花鞋图案纹样极为相似。

京绣选用面料十分贵重，古代宫廷中会选择最好的绸缎作为底料，绸缎多为库缎、软缎以及其他半成品的织棉。绣线会选取由蚕丝所制成的绒线，或将金银锤箔捻线，用于刺绣。现在一般底料选用真丝或桑蚕丝等较好的面料。也有一些京绣作品是早期保留下来的绣片，原本是为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进行韩服以及和服腰带的绣制，现在被很多喜爱京绣的人购买或收藏，当做茶席或床席进行装饰使用。这些面料多选用密度较大的欧根纱和手感极佳的手织面料进行刺绣，虽然图案上受到了国外文化的影响，但针法和技艺还是被较好的保留下来。此外，还有一些刺绣作品会选择缂丝或西镇织等纯手工织物作为底料，并用打籽绣点缀在上面以显示京绣工艺的精美以及作品本身的华贵。

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现代工艺品的主题更加随意自由，鲜活而又生动，内涵更加丰富。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喜怒哀乐形象，及对美的追求与心灵渴望的各种情形，也可以表现自然景色、人文景观和宇宙万物，使传统的满族民间刺绣更加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无限延展空间。同时，也使其艺术风格在继承传统满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充满现代化的艺术气息。现代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的艺术风格主要包括：构图布局紧密，线条组织多变，装饰性强，富有立体感；色彩丰富鲜艳，视觉明快，针法严谨，虚实适宜，平整光滑；粗犷豪放、气势磅礴、天趣自然，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侗族挑花不多，最精彩的挑花数贵州镇远县报京头帕挑花，白底黑图，内容丰富，有动物、人物、花鸟。挑花不用画底图，全凭脑子记住图案整体，数着纱布线。挑花刺绣针法，又称“十字绣”，是按照布料的经纬脉络以小十字形挑织几何图案和花纹的刺绣方法。因此法不伤布料而深受妇女欢迎。

都柳江下游岜沙型挑绣工艺亦独具一格，而且是苗族挑花中仅有的一种技法。其以青黑土布为底，采用长针针法为主，可以斜拉、横拉、竖拉，不是一律的固定拉法，能形成折曲线、波纹线。绣线以白色为主调，间以水红色、绿色、黄色等点缀，色彩素净而又不呆滞。可作的纹样主要有太阳花、鱼篓、龙纹，三角齿、钉耙（劳动工具）等。

笔者通过对史料的翻阅查证以及实地田野调查，瑶族刺绣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不管是针法还是色彩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价值。

在长期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花瑶挑花形成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造物造型观念，尤其在花纹与针法上，不囿于绘画透视及现实规律的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组织安排现实世界的存在状态，形成了程式化的造型法则与构成模式，具有纯朴率真的艺术感染力。

民间绣品是传统女红代表性作品的一部分。传统刺绣工艺在明清时期获得极大发展，不但朝廷重视，百姓喜爱，流传及其广泛，而且花色品种之多、技艺之精、应用之广，均超过了前代。在这个时期，不同民族、地域的民间刺绣作品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活习俗等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风貌，绣女们以其无尽的智慧创造出种类繁多的刺绣针法，形成了刺绣工艺品类万千、百花争艳的崭新局面。从总体上看，明清绣品基于风格和地域因素形成了蜀绣、苏绣、湘绣和粤绣四大名绣，以及京绣、鲁绣和潮州绣等。明清绣品在功能、造型、符号意象、技法等方面呈现了鲜明的审美特征，在题材、主题、寓意上形成了丰富的内涵、稳定的意象符号体系和鲜明的文化特征，标志着刺绣工艺的专门化与成熟，也代表了我国刺绣工艺和手工艺发展巅峰时期所具有的水平。

2008年羌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使世人有更多的了解。现如今羌绣在内容、题材、针法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内容上新增了现代元素；题材上注重现代产品的开发。在现代的服饰、生活、文化用品上植入传统的羌绣，成为游客的抢手货；针法上他们主动向中国四大名绣学习，新增了三至四种针法，大大地丰富了羌绣艺术的表现，创新出了双面绣；艺术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把羌绣传统的云云鞋变成了中国式的立轴画，羌族建筑、自然景观和羌族文物古迹绣制成了一幅幅精美的羌绣工艺品等，数不胜数。为了提升羌绣的文化艺术质量，由政府出资，定期由羌绣老艺人在羌区各地举办培训班，大力普及羌绣。成立羌绣研究基地，从事羌绣的研制和开发。羌绣现已成为产学研一条龙的生产模式，是羌区主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总之，羌绣定会在继承、创新、求变的艺术道路上蓬勃发展，给世界人民带去美好的祝福和艺术的享受。

针对苗绣技艺即将面临失传的问题。首先，在学校可以组织兴趣班，请民间艺人到学校教授技艺。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都可以学习。其次，研究者可以深人苗族地区，将现存各种针法整理归纳留档。保护现存的传统技艺；再者，要大力加强苗绣产品的开发，不仅在服装，还要在配饰、产品、家居等方面结合现代社会的审美开发出更多实用性或者装饰性的产品。

锦州满族民间刺绣是我国宝贵的民间艺术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绣品十分讲求实用性，图案精美，题材广泛，主题鲜明，形象更是丰富多样，针法绣法种类繁多，在众多刺绣技艺中独领风骚。

吴兴煜在经营店面的同时也在通道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代课，给学生讲授织锦和刺绣课程，主要负责讲授侗锦纹样的织造原理和刺绣针法的基本操作。学生明白了基础理论知识之后再进行实训的练习，侗锦织造的实训环节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念姬老师负责。由于学生的年龄偏小，基础也比较差，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虚实针是指用颜色的深浅和绣线的粗细及疏密度，来表现物象实体的深浅稀密的一种满族民间刺绣针法。

所谓花瑶挑花艺术，就是花瑶挑绣针法即十字挑花的艺术，即利用花针在平板布上面依纱眼用绣花线逐眼扣上十字形，组成各种花纹图案的劳动创造。织花布或织锦锻时，依据花样设计，在经线上挑成花本，作为织花的根据。这种花本要计算经纱根数，用挑花钩针或小梭子依次将一部分经纱挑起，而后将纬纱穿过经纱的开口，逐梭交织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创作。这种举世无双的艺术作品运用到美丽的服饰及桌布、手帕等饰物上，具有朴实耐用又神奇美观的鲜明特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施针：也称为施毛针，即绣鸟毛时在铺绣的底子上，加绣羽毛针路，层层施绣，以表现羽毛的质感。它主要在绣制羽毛时使用，如果绣制的鸟禽形象过于小，则会用其他针法代替。

刺绣在羌绣上的表现依赖于线条与色彩的搭配，通过一针一线的积累来描绘自然物象。羌绣的针法是羌人讴歌生活、表现自然、畅达心中理想的载体，在平凡中见神奇，在技巧中见精神，针针线线营造出精湛典雅的工巧，为羌人世代传承且生生不息。

网绣：又称“格锦”，是将色线组织成网状结构的一种针法。一般要按照纹样的布局，先用绣线打格线，通过横竖交叉呈若干个小方格，然后再打斜线，与直线呈45°角，最后在每个小格内加绣短直线。有时网绣在用的时候只是作网状的针法处理，一般用来表示服饰的纹理或王公将相身上的铠甲，具有几何化的外观。有时也会用于表现动物羽毛的纹理。

（2）缎绣，是在各色的缎子上刺绣（也包括在各色棉布上的刺绣），根据不同颜色的锻子来选择花样与配色，针法多变，可用套针、抢针、拖针、乱针、长针等，也可多针法并用。缎绣表现力丰富，花鸟、草虫、人物、动物、山水、书法等均可作为缎绣的题材。

挑花又称“十字绣”“架花”，是按照绣地的经纬纹路，以十字对称方式，相互排列绣制成各种花样、图案的针法。这种针法将所要绣制的物象以几何形态展现出来，具有对称规整、针脚鲜明的特点。现在很多锡伯族妇女也常用这种绣法来绣制鞋垫、套枕等物品。

“宋绣，亦称汴秀，为我国五大名绣之首，素有‘国宝，之称。”宋代时，手工刺绣发展到了顶峰，在纯审美的绣画方面成就空前，种类有山水楼阁、花鸟、人物等，以仿绣书画为长，多以名画入绣，追求绘画的意趣和境界。绣画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宋代刺绣的繁荣也源于朝廷的鼓励和提倡，在官方设立文绣院后，宋徽宗又设立了绣画专科，绣画发展到了成熟期，出现了许多知名的绣工，进一步提升了刺绣工艺的艺术地位。为使绣作达到书画的传神意境，绣制之前需度其形势，成竹在胸，区别于唐代满地施绣，构图和纹样的取舍、留白相当重要。宋代设立的文绣院专为皇帝后妃、达官贵人绣服饰、绣画，所以被称为宫廷绣或官绣，龙袍、朝服等皆为精品。宋代刺绣从针法上分平绣法和钉线绣两大类，平绣法类有齐针、缠针、套钋、接针，钉线绣类有平金、圈金、圈银、拉金锁、铺绒、堆绫、贴绢等。套针、切针、滚针为宋代的创新针法。到了南宋，针法已经有十五六种之多，可以说，宋代具备了后世最重要、最基本的针法、绣法。从原料上分为蹙金绣和彩丝绣两类。蹙金绣多用钉线绣，彩丝绣采用平绣法。宋代的刺绣工具和用料都经过改良，针用的是精制钢针，线用的是发丝细线。

刺绣是指以绣针穿引各色细线，运用多种针法在绸缎或布纱底料上扎刺出彩色图案的一种古老手艺。所谓“刺”是指以绣花针穿过织物底料。所谓“绣”是指以彩色丝线在底料上构成的图画或文字。因此，刺绣的内涵不但表示其操作的过程，也表示绣制而成的物品。刺绣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手工艺之一，是堪称国宝和国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刺绣具有历史最悠久，材质最精细，艺术最工巧，针法最细腻，题材最丰富，内涵最吉祥等显著特点。

拼贴绣顾名思义就是具有粘贴特色的刺绣工艺，即将各种线材或面材通过粘贴、缝制的方法直接固定在相关部位，再进行刺绣修饰的方法，是白马藏族传统服饰中最为常见的绣花工艺。白马藏族拼贴绣的基本程序较为单纯，即根据事先设计好的图样，用各种彩色棉布剪出各种形状的布块、布条，然后用缝制衣服的普通针法直接缝制在相关部位。最有代表性的图案是百褶衣背部、袖子上的太阳纹，在深蓝或深红的羊毛褐子底色上用白色、黄色、蓝色和红色等亮丽的彩色条缝制出“米”字形或“带圆圈的米字”形纹饰，以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期间又穿插平针绣的小圆点，代表星星，形成单纯古朴的装饰效果，但其中却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含义。

（7）缎绣是指在素缎或单色缎料上刺绣的工艺。缎绣和纳纱绣一样，都是以所用底料而得名，并不表示主要的刺绣针法。在岫岩族枕头顶刺绣中，大量的传世精品都是以各色缎子料绣制而成的。因而缎绣成为岫岩满族民间刺绣的主要品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且形成了富有满族特色的绣法。缎料手感软滑，经纬细密，丝理光泽，单色鲜艳，属于一种高档的刺绣底料。在刺绣过程中需要运用高超的配线技艺和娴熟的运针方法。缎绣针法以平针、落针为主，并配合齐针、抢针、盘针、打子针等多种针法。缎绣枕顶是倍受藏家喜爱的满绣珍品。

齐针绣是挑花针法上的变体。齐针顾名思义就是绣布上运针走线都以每针相齐为准，不作锯齿状，不以曲折参差不齐为表现手段，齐针绣体现几何方正之美。

十字绣又名挑花、架花、数纱绣，在羌绣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十字绣绣品种类多、数量大，既有单色挑花，如黑地白花或白地黑花，又有彩色挑花，如黑地彩花；既在围腰、飘带上挑花，还在头帕、鞋垫、大襟、袖口上挑花。第二是十字绣表现的内容非常十富，既有表现重大题材的图案，如反映图腾崇拜的“四羊护花”；又有活泼可爱的图案，如“狮子绣球”；还有严肃主题的图案，如“围城18层”。羌族十字绣除传统纹样外，还有不少创新的纹样，如羌绣传人王路群自己独立创作的人物壁挂，人物造型生动、朴实可爱。可以说羌族十字绣是一个大“文章”，既有严密的构图，又有丰富的内容、对比的色彩和精彩的纹样，还有精炼而灵活的针法。有的纹样仅用一二十针就挑出一支美丽动人的小鸟，如“玉鸟护花”袖套。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认真研究、总结、发掘。

锁叶针是用绣线以一条中心线为对称轴向左右绣成“V”字形，中间穿插盘绕形如辫子绣成图形的一种绣法。用锁叶针绣出的作品古朴、大方、典雅，装饰性较强。锁叶针多用于实用品中的植物叶片、花边的绣制。绣制枕顶、被面、床罩等常用此针法。

牵花绣又称“纤花”、“两面花”、“里面花”，即采用单根绣线，绣针按面料的经纬线走向，有规律地来回穿刺，形成上针、下针、顺针、回针，绣出的图案在面料的里和面均呈现规则的几何形花纹。羌族妇女过去多绣于袖口、领口的边饰以及腰上的飘带，当挽起袖口时，袖口面上的花纹和袖里的花纹一致，显出特殊的艺术效果。“鹭鸶采莲”即采用了牵花绣针法，鹭鸶用整齐的长短不同的平行线、交叉线和短直线绣成，长嘴衔着莲花、金瓜、八吉等祥瑞图案，纹样精致而优美。图7-59是牵花绣绣成的“四瓣花”图案，它以45°的方格纹为骨架，中间填充四瓣花纹，严谨整齐的几何纹中有疏密大小的变化，并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的花边来表现，具有很强的韵律美。

⑤十字绣：十字绣是刺绣中一个普遍使用的技法。要求针法交叉呈十字，不仅正面平整，而且反面成形也好。在土布上施此针法，数纱是其关键。

纳纱是满族民间刺绣又一特有的传统工艺。纳纱是在纱网上刺绣，以纱为底，依图按纱眼穿刺，用长短不一的线条有规则地参差排列成图案。要求画面简练、色彩明快，针法多变、纹样丰富，装饰性强、新颖独特，能给人一种奇异的美感，是一种很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刺绣技法。

挑花也叫“挑织”或“十字绣”，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流行的地区也很广，西南地区尤为普遍。它以十字形的针法而显示其特点，即在布料上依据经纬线的组织，用细密的小十字“挑”织成花纹。彝族传统的挑花图案繁多，典型的有《四方八虎图》《迁徙图》。“十”字形有大有小，根据布料的经纬纱数，有一纱、两纱、三纱、四纱等区别。传统的挑花，一般是白底绣蓝花、黑花或其他。

又名长短针或错针绣，是由直针绣法发展而来的技法。主要表现形式为外轮廓针迹齐整，内圈一长一短相互间隔。在剌绣时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绣线来间隔使用，针法细腻，色彩韵律感强；也可以用于表现纹样的阴阳浓淡渐变效果。套针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代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剌绣技法较适宜绣制花瓣或动物图案，可做镶色、接色、晕色，使绣品色彩丰富，层次感强。

十字绣：在民间俗称为挑花或挑补绣。绣法有：扣眼绣、链绣、断绣等。十字绣的针法相对其他绣法简单，此种绣法按照经纬定向，将布料每隔几支抽去一支经纬纱线成多种方格，需要绣出的图案用绣线排列出大小相同的斜十字形描绘。十字绣的纹样造型普遍简单大方、结构严谨，自然界中的各种花草为其主要的纹样。此种绣法多见于花帽、挂帘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装饰风格。

补花绣又称贴花绣、贴布绣。羌族妇女称之为“拼花”，即将色布拼接后形成花纹。补花绣制作简便，纹样简洁大气，装饰效果强烈。制作时，将剪好的色布贴于服装、鞋面所需要装饰的部位，然后用锁扣绣、结边绣或缉针绣的针法固定色布。补花绣应用在服饰中的最典型代表是羌族的云云鞋，其中妇女所穿的一种云云鞋，鞋面用五彩色布或绸缎拼接作地，上面压上卷曲的红色云云纹。羌族男子穿的云云鞋的鞋面多为黑色，用红色面料剪成旋转状的云纹，再用白线以缉针绣将其固定在黑色鞋面上，红、黑、片三色组成的鞋面色彩非常亮丽，并且与鞋底的绿、黄、红三色既产生对比又相互呼应。加之图案紧凑，线条流畅，针脚整齐，使其成为一件很好的工艺品。此外，补花绣还常装饰于男女所着的背心、长衫的袖口、大襟、衣衩等处。如图7-46是一件羌族妇女的长衫，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茂县赤不苏一带，通过镶、滚、补绣而成的花纹非常精美。图7-47是30年前的一件嫁衣，绣者将黑色云纹补绣于红色长衫大襟的下摆上，使之既喜气、大方而又庄重、和谐。

平绣：亦称细绣，刺绣的基本针法。包括齐针、搀针、抡针、套针、施针、擞和针、接针、旋针等多种针法。起落针都被要求绣在纹饰的边缘，绣线做平行紧密的填补绣，针脚应该整齐排列。有绣面平整、针法丰富、线迹精细、色彩鲜明的特点。绣小花、小叶等图案一般用这种绣法，大图案则不太适合。多见于花帽、服饰、手绢、围巾、壁挂等。

鸡爪针是以一处为起点，用长短不一的线条扇形绣制，形似鸡爪一种刺绣针法，故名鸡爪针。鸡爪针在满族民间刺绣技法中较为常用，一般用来绣制小草、松针以及远山朦胧的树木。

扎花：扎花是一种老北京民间百姓中常用的京绣工艺，它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扎花这种工艺主要在北京地区使用较多，在北方绣种如鲁绣中也常见，其特点是厚实耐用。另外，在光绪年间民间妇女的鞋子上的绣花图案也常用扎花的方式绣制。在京绣里绣花是将丝绸缎面上绷子，大小绣件均有，绣活一般正面工细，背面也要求规整，如莽衣、帘帐、桌围椅帔、巾帕等。而扎花是将绸、缎面料粘于袼褙，袼褙以前在北方地区使用较多，是将废旧的棉布面料洗净，用面糊一层层粘在一起，用于制作鞋底、鞋垫等物品，它的特点是经用、耐磨，还节约材料。然后，描花样或粘纸样，仅看正面，背面针脚线头不要去规整，扎花以小件为多。目前能查到的绣样实物资料中主要是以绣制鞋面的为主，其中有男鞋、妇女平底鞋、满族妇女礼服花盆底鞋、童鞋等。另外，在妇女的眉勒子（也叫兜勒、头箍）中也会使用扎花。虽然扎花很普通，但一些花样设计却有求新和流行的精细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专工绣品花样的小手工业，按时尚需求刻制各种绣品花样，在庙会上售卖，供居民或专业绣花工采用。新发现的这批绣样上就盖有“任”“国”等刻花匠人姓氏的小字戳记，绣样均为白色素纸，每叠四张或八张（鞋帮每双为四片），为单宣、连史、绵连等刻制，纸的色泽、薄厚也不同，说明这批绣样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一般情况下，绣样只提供花样，配色、针法则有绣工自己搭配，所以成品会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刻制花样时一般将草稿纸下附八张素纸在蜡盘上，用各种特制的刀具以刻、压、锥等技法，一次成型。如果是少量使用，也可以用剪刀直接剪成花样，每一幅都不会相同。因为鞋面的尺寸有限，花样的造型设计一般采用简练的变形，髙度概括传神的表达出内容，极具北京地方特色。这些花样的纹样内容也很丰富，有花卉草虫、博古吉祥图案、风景人物等类。如梅、兰、竹、菊、萱草、牡丹、牵牛、凤、松鼠、葡萄、蝴蝶、蝉、蝈蝈、蚱蜢、金鱼，还有回纹、博古等。有时也会根据季节的变化采用当季的植物、景色加以变化使用，比如，秋天时绘制秋景图就会采用青菜、谷穗、花卉、萝卜、蝈蝈、蝉、蚱猛等具有浓郁的农家色彩的纹样。

在清代，由于“宫绣”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京城民间纷纷效仿，清末北京涌现了许多民间“绣坊”、“绣庄”，它们都穿承了“宫绣”的一些特点和针法，在图案内容方面则更加民俗化，同时依然十分注重装饰内容的吉祥“口彩”。在宫廷和民间的共同作用下，京绣成为清末四小名绣之首（京绣、鲁绣、汴绣、瓯绣)。

挑花与刺绣最大的不同在于刺绣有固定的底稿图形，而挑花是人们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直接在空白的布料上挑绣出来的，这种创作较灵活随意，对挑花艺人的艺术积累与生活经验要求很高。挑花针法讲究从哪里起针就从哪里收针，从中心起向四周扩散挑布的经纬最终又回到中心，其基本的形式由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两种构成。

望江挑花完全是由民间百姓自发创造设计的艺术技艺，其创作源于生产、生活。据传承人帅根元介绍，由于早期挑花绣品没有工艺图作为参考，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挑绣者自身的学习能力与创造力。同时挑绣者所创造的绣品也可以表达他们的思想，因此这种手工艺正是当地民众审美情趣和内在思想的直接表现，创作题材亦较为广泛。望江挑花的制作与十字绣、数纱绣、戳纱绣、纳纱绣等工艺相近，但不像一般刺绣那样首先需要在底布上描画、画样，而是全部凭着制作者自己的记忆和想象，以底布的经纬线为坐标进行挑制，正、反两面成图，艺术构图精巧、色彩淡雅、针法讲究，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土”文化特色。

接针绣是京绣基本针法之一，又称“扣针”。在运针上是一针扣—针，下针须在上针落脚处搭上针脚，适于绣制人物须发、金鱼尾子等。一般用同色绣线刺绣面积较大的绣品部分时需用接针绣。绣线相接处应长短相间，错落有致，表面平整。

荷包是满族佩饰绣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按照形状划分有圆荷包，长方形荷包、鸡心荷包、葫芦荷包、腰圆荷包等。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扁凸的绣花小口袋形状，以布和绸缎缝制，表里两层，袋口穿绳可以抽系、佩挂。有些荷包当腰两侧饰有彩色飘带，荷包底部带有流苏坠子装饰。荷包的两面运用不同针法绣上各种吉祥纹饰。据说满族荷包是清初八旗兵作战时装食物的小袋子，原本是用鹿羔皮等兽皮缝制的，后来逐渐发展成多种用途的刺绣荷包。

蒙古族刺绣继承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数千年的毡绣、皮绣和丝线绣传统，是中国少数民族刺绣的重要品种之一。蒙古族刺绣风格粗犷、色彩艳丽，具有地域特色。乌拉特（汉译“能工巧匠”）部落是蒙古族28个部落之一，其刺绣是蒙古族刺绣中的一个代表性分支，经过长期发展具有了当地的特色。乌拉特蒙古族刺绣独特的刺绣纹样和刺绣针法是蒙古族传统刺绣中的重要遗产。

该产品是羌族妇女常用的服饰用品。其图案素材采用花、叶、枝蔓；形式构图多采用以单元纹样连续排列的手法，使图案产生一种节奏、韵律的美感；图案的色彩用红、绿、蓝等进行搭配，鲜艳夺目，对比强烈；针法运用灵活多样，多数腰带使用架绣针法完成。

该产品图案以花、叶、藤等为素材；以中心纹样为主，按上下、左右对称的形式构图；色彩主要以普红、浅红、朱红、紫红、中黄、果绿、群青等为主，底布为黑色；图案的色彩明度、纯度高，底布的色彩明度低，对比强烈，主题突出。整个绣品用色丰富，既对比又协调，体现了典型的羌绣传统配色形式。针法根据纹样灵活运用。围腰纹样以齐针绣为主，配以扣针绣、锁边绣，腰带用撇绣针法完成。

家住石景山的徐美玉师傅目前还积极行走在京绣行业的第一线，徐师傅非常热爱京绣，虽是赋闲在家，但几乎拿京绣作为自己的职业。不仅买来大量的刺绣类书籍，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双手，更是自己在家养了两个保姆，专门为其洗衣做饭做家务。不仅如此，还经常自费去往不同的城市参观学习不同绣种的风格和针法，徐师傅目前也尚无接班人。此外，当京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之后，根据调查和研究确定了几位京绣传承人，但是人数并不多。

孟令华传承岫岩满族刺绣技艺的事迹曾经先后被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鞍山电视台以及《辽宁日报》和《鞍山日报》等新闻媒体多次采访播报。其所绣作品针法多样，运用自如，既保持满族传统刺绣古朴自然的风格，又注重吸收现代生活元素，富有时代气息。并具有线条流畅，丝理平顺，色彩艳丽，装饰性强等艺术特色。2008年11月，被鞍山市文化局确立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花瑶挑花与黄梅挑花的针法基本相同，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由于所处的环境、经历和发展历程各自不同，因而它们也都有各自的风格与特色，在创意方式、题材选择、表现手法、挑花应用等方面有着各自明显的特点。

望江挑花图案造型形态的设计，是在对物象形态的典型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结合材料和针法工艺，巧妙地运用几何形态来表形达意的形态美的创新，充满了理性和智慧的光芒。

广西彝绣富有特色的手工工艺，一般多用于男女上衣、妇女头帕、女裙、男裤、荷包、烟包等。刺绣手法较多，有垫绣、引绣，以及缠针、乱针、长短针等，多与挑、压、镶等工艺结合，根据图案色彩的需要，以红、白、青、绿、蓝、黄等颜色的线交替使用。图案纹饰有较为形象的动物、植物、山水、天象和抽象的各种几何形图纹。刺绣技法、针法与其他地区彝族民间的刺绣技法、针法大同小异。

而十字绣的布呈网格状，格眼方正，且与图案相对应，故绣起来比较简单。其产品现在可机械制作，并在市场上普遍流行。十字绣正面针法平整，但其反面则是乱针，多接头而且图形不规整。

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刺绣工艺精美绝伦，针法质朴凝重，针法上吸收了我国“四大名绣”里的苏绣的一些针法。刺绣工艺的图案题材丰富多彩，虽不以纤细秀丽见长，但色彩鲜明饱满，对比分明。绣品上多用牡丹、莲花、菊花、芍药、梅花、兰花等花卉图案，这些图案均为中原汉民族自古以来视为高贵、吉祥的花卉图案。除花卉图案之外，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服饰上绣有龙、仙鹤、蝙蝠、蝴蝶等动物图案，这些动物图案是在新疆其他地区维吾尔族刺绣图案中所没有的。这种与中原文化融合的特点在哈密地区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如：“敦煌莫高窟409窟的《回鹘王出行图》”中，就能看出回鹘王服饰上的团龙图案。

绣花靴是农村牧区自绣自制的一种重要的手工艺品，上面的图案多用草龙、盘肠、石榴、佛手、蛇纹、杏花、牡丹、卍纹图门贺和哈木尔云纹等传统纹样，多为吉样寓意。男人穿的比较素雅，以单色为多，针法丰富多变。女性穿的靴子色彩浓艳、五彩缤纷，对比强烈。凤纹和花卉、石榴纹用的较多，多用丝线绣制，造型美观，结构严谨，生动逼真，图案丰满，层次丰富，针法清晰，富有节奏，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妇女们晚间绣靴，白天做一些家务，十分辛苦，一双女靴，没有两个月时间是绣不出来的。

这些特色对民族地区的刺绣文化也有影响。民族刺绣流派繁衍，普及于日常生活，刺绣针法变化莫测，绣工精细，绣线配色各具巧思。所选图案多与民族文化有关，因而常盛不衰。

蜀绣起源于川西民间，产于成都、绵阳等地，上要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刺绣技法独特，技艺严谨精密，针法有百余种，常见的有滚针、掺针、铺针、晕针、盖针、戳针、沙针等，针脚整齐，掺色轻柔、虚实合度、变化丰富，地方色彩浓郁

刺绣针法是一种最古老的针法，其针脚较短，结构紧密，绣面充实饱满，色彩掺和镶嵌应用自如。

（3）绣品内容要与针法相匹配，注意细节的处理。刺绣用的丝线粗细变化合理有序，赋予层次，虚实相映，构图颜色搭配与纹样风格相协调。

望江挑花与现代十字绣的部分简单纹样十分相似，在材料、工具，图案设计与针法工艺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有一些相同之处。

望江挑花图案的形式美是基于物质材料与针法技艺互动的，理性化的秩序美。其成熟的底布与针法互动关系、对物象图案化表现的原则方法和形式特点，便于对新题材内容和时尚审美趣味的表现。因此，望江挑花图案具有持续发展演化的内生活力，可以实现材料技艺与艺术理想新的和谐统一。它必将成为非遗园地里一株生机勃勃、更日日新的鲜花。

从收集的大量瑶族民间刺绣图案花纹上看其图案花纹、针法、特点一致，这说明连南排瑶地区的挑花刺绣同出一脉。这是本书的第二大看点。

望江挑花图案与针法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洪涛、冯韵明、孙颖有出版《京绣》，书中对京绣的历史和特点做了讲述，涉及金银绣有小篇幅的章节，对金银绣的针法和金银绣在宫绣上的奢华讲究程度做了概述

由于“宫绣”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京城民间亦纷纷效仿。清末期北京涌现了许多家家“绣坊”，传承了“宫绣”的一些特点和针法，图案内容更加民俗化，与生活更加贴近，后人皆称为“京绣”，被列为清代四小名绣之首（京绣、鲁绣、汴绣、瓯绣），并与景泰蓝、雕漆、玉雕、牙雕、宫毯、金漆镶嵌、花丝镶嵌传统手工技艺合称“燕京八绝”，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见图二至图十二）

两件绣品的绢呈绛紫色，色调沉稳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绢上的刺绣纹样为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纹样单位以一条反“s”形为主，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刺绣纹样基本相同，是西汉时期规范化的装饰纹样。绢上绣片花纹的色彩已经消褪，但从背面穿针引线分针设色的迹象看，可知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施绣时，在绢底上先用墨线绘出底稿，然后全部采用锁针法绣（辫子绣）成，其针法精细工整，富有表现力，五彩缤纷的绣片实为一件珍品。(见图十六）

清代由于丝绸产品的贵族化，丝织工艺基本放弃了印染，并把重点放在了织绣上。清代的宫廷服饰大部分用刺绣加以装饰。清代刺绣运用之广、针法之妙、绣工之精巧，为历代所不及。

这些工厂和研究所，在继承传统刺绣技艺的基础上引进融合外来的技术与针法，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创造了新的针法，生产了新的品种，使原本凋零衰落的北京刺绣得以重新发展。几十年来北京地区的刺绣一直以北京抽纱刺绣的名称出现，而京绣一词变成了曾用名。

湘绣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吸取了苏绣和粤绣的优点发展起来。清代嘉庆年间，长沙县就有很多妇女从事刺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优秀绣工胡莲仙的儿子吴汉臣在长沙开设第一家自绣自销的“吴彩霞绣坊”，作品精良，流传各地，湘绣从而闻名全国。清光绪年间，宁乡的杨世焯倡导湖南民间刺绣，长期深入绣坊，绘制绣稿，还创造了多种针法，提高了湘绣艺术水平。

从出土的刺绣品看，北方以燕、蓟大葆台、老山汉墓出土的绣品为代表，南方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绣品为代表，绣品上的针脚较先秦更精细、更成熟，针法上继承了辫子绣的工艺，图样已摆脱了与青铜器纹样相似的对称布局，变为自由、飘逸、流畅的风格。当时规范化的纹样有长寿绣、信期绣、乘云绣、茱萸绣。这些都是当时的高档绣品。

那木太苏荣主编的《翁牛特蒙古族服饰》一书，主要介绍了翁牛特蒙古族服饰的起源发展、种类、特点和男女服装配饰的刺绣常用的针法及刺绣图案纹样并附上了很多图片资料。

苏绣已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在宋代已具相当规模，在苏州出现有绣衣坊、绣花弄、滚绣坊、绣线巷等生产集中的坊巷。明代苏绣已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影响较广。清代为苏绣鼎盛期，当时的皇室绣品，多出自苏绣艺人之手，民间刺绣更是丰富多彩。苏州刺绣，素以精细、雅致著称，绣工精细，绣线配色独具匠心，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苏绣技巧特点可概括为“平、光、齐、匀、和、顺、细、密”八个字。针法有几十种，常用的有齐针、抢针、套针、网绣、纱绣等。苏绣绣品分两大类：一类是实用品，有被面、枕套、绣衣、戏衣、台毯、靠垫等;一类是欣赏品，有台屏、挂轴、屏风等。取材广泛，有花卉、动物、人物、山水、书法等。

“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皇室服务的宫绣也由此画上了句号，那些从全国会聚而来原在宫里的刺绣艺人从此散落到北京民间，办起了绣坊、绣局，将宫绣的刺绣技艺、针法和绣品的风格带到民间，给民间刺绣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风尚，成为民间刺绣的中坚。那时的前门外荷包巷西湖营形成了一条绣花街，那里成了京绣制品荟萃的地方。宫绣成为刺绣史上的一个名词，在近百年中被渐渐遗忘。

商代是我国蚕桑丝帛的成长、发展时期。早在公元前17世纪，商代的先祖王亥就驾着牛车到北方有易氏（狄族）地区去进行丝帛的交易，后来，中国丝绸通过西伯利亚各部落的中间商之手，远销到希腊、罗马。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生产的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纹样风格和刺绣针法都和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一致。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一座凯尔特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墓主人的衣服上也镶满了厚实鲜艳的中国丝绸。当时从西北通往中亚的大路尚未开通，丝绸在古希腊价格与黄金相等，但仍受到欢迎。古希腊称中国为Seers,即丝绸之国。

哈密维吾尔刺绣继承了清代刺绣的方法和风格，不论绣种、针法，所用的材料和工具都与内地相似，多为底布、绣线、针、剪刀、绷子、绣花稿样等。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机械加工业的出现，机绣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满绣曾一度濒临消亡，到了现代已经有很少人再做满绣，尤其地处河北境内的满族刺绣产业情况更是严重，当地绣品品种单一，花色陈旧，针法粗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刺绣工艺历史悠久，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刺绣是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制品。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龙凤绣品已经非常精致；马王堆墓葬的绣衣和绣品，图案以“辫绣”的线来造型，花纹千姿百态，色彩斑斓，这些织物表明汉代的刺绣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平，还出现了平针、平针铺绒、辫绣、钉线绣等多祌针法。除了传统的菱形花纹外，还有各种兽纹、云纹、卷草纹及其它几何纹样。

在元代蒙古族刺绣的实际出土文物中，绝大部分纺织物的颜色和纹样的实用，主要原因是元代多元文化的结果。而诸如织金锦、纻丝、蜀锦等其他民族或地区的纺织品则推动了元代蒙古族刺绣的发展，为元代蒙古族刺绣提供了新的题材和针法，14世纪甚至影响了元代整体的艺术风格。

清代织绣工艺仍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形式，官营集中在南京、苏州和杭州，称为江南三织造，以最精良的技术生产帝王官员用品，因而产生技术水平惊人的作品。城市中出现经营刺绣工艺品的行庄，许多画家参与刺绣画稿设计工作，刺绣品类众多，且精致灿烂。日用品成为刺绣主流，刺绣商品出口至日本、南洋及欧美等地。此时各家百花争妍，于全国各地形成地方特色的刺绣系统，如四大名绣：苏绣、蜀绣、粤绣、湘绣。清末西学东渐，沈寿融会西方写实表现，创“仿真绣”，针法多变且富立体感。沈寿同时也是杰出的刺绣教育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于多处执教刺绣，并口述着撰《雪宦绣谱》。清代早期继承明代传统，多用几何图案和大型缠枝花卉，以及传统吉祥图案，色彩以浓艳的重色为主，风格古朴、典雅、庄重、大方。清代中期花纹图案趋向小巧精细，受西画影响，使用西洋花卉图案，用色艳丽豪华。晚期刺绣题材大量运用吉祥图案。服装上的图案组织常见有团花、皮球花。开光、满地、锦纹等刺绣图案组织亦相当流行。在各重要刺绣产地亦有刺绣研究所成立。民国时期，不再使用刺绣为装饰的官服，民间学习及从事刺绣工艺的风气，因崇尚西风逐渐式微。但中国的少数民族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传统的刺绣工艺从未间断。

元朝建立后，于大都设有文绣局。从南宋偏安江南，知识分子或苟安为官或隐居庄园，于中国南方兴起地主文化，纯欣赏性刺绣流派以仿绣书画为长，与民间刺绣工艺分离，与绘画艺术结合。平绣类针法处理技巧细腻化与创新发展。彩线网绣技法已十分成熟，在绣品中自成一格。

在中国的历史上，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从刺绣艺术到刺绣技术，清代是集传统之大成的时期。北京作为都城，人文荟萃，工匠云集，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共同营造了都城的文化氛围，使刺绣作品中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清代由于丝绸产品的贵族化，丝织工艺基本放弃了印染，并把重点放在了织绣上。清代的宫廷服饰大部分用刺绣加以装饰。清代刺绣运用之广、针法之妙、绣工之精巧，为历代所不及。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的成就。

羌族人民的挑花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男女开始分工劳作。”古羌人擅用自制工艺品装饰、美化自己的生活。羌族妇女善于运针走线、拧线织锦，刺绣佳作甚多。明清时期，羌族的挑花刺绣业十分兴盛，羌族妇女从小训练有素，常针挑线绣，制作出独具风彩与特色的围腰与云云鞋、尖尖鞋、朝鞋等。经历漫长岁月的洗礼，羌绣已经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针法独到的民间工艺品体系。

明清是金银绣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的绣工皆是男子，技术工艺精于女红，清代潮州绣庄有二十多家，绣品出口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当时还有专门的洋行，将金银绣制品销往海外，规定的细则包括绣制的工时、所用材料、具体纹样、色彩、尺寸、绣工价格。有的绣庄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仿制|16]。在北京地区，丝织业开始兴旺，朝廷官方机构组织产生，设立集中刺绣劳作的“绣院”专门为宫廷贵族绣制服饰鞋帽、宗教佛像以及殿堂陈设装饰等，不但绣工精湛，并且在用料、纹样图式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根据文武官员的品级高低，明确规定官补上的图案内容，图案多数都用金银绣的技法，在技术针法上，御用的技师技艺高超，融合各类刺绣流派的技艺，以宫廷、皇家的审美规范宗旨做引导，形成了严谨规范、毫厘不苟的针法路数。宫廷的金银绣除了用金银线、丝线、绒线外，还与其他材质的绣线结合，有用孔雀毛捻缕作线，用马尾缠绒作线等。传说宫廷绣制在食后不得进行，怕口里浊气污了绣面，秋季也不得刺绣，怕手上的倒刺刮损绣面，绣制图案的金线需要一气呵成，中途不可断线，这需要预计非常精准，可见金银绣绣制的高要求，如图所示。

同时期的织造工具和纺织工艺品在西部不同地区也各有出土，所出土的织造品种针法多样，图案花式丰富多样，布艺加工工艺成熟，其织造品表现了当时柯尔克孜族人们高潮的织造手工技艺。新疆小河墓地也出土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当地民族的手工毛织品，由手工艺高超的编织技艺可见当时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柯尔克孜族人民的生产力可以通过当时的简易织造工艺线便可以表现出色彩鲜艳、经纬繁复的织布技艺。因此，为柯尔克孜族刺绣技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形成基础。

满族民间刺绣起源于14世纪初，刺绣艺人在漫长的实践操作摸索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套独特的刺绣技法及地方特色，尤其河北省地区的满族刺绣作品既保留了在动物皮革上补绣针法的稚拙、纯朴的工艺风格，同时也逐渐采纳了北方其他地方，比如鲁绣的绣法，还有江南地区的苏绣等技艺，逐渐成为我国刺绣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特分支，载入我国刺绣手工艺史册。现代河北满族刺绣新产品的研发不仅要保留这一特点，同时还要更加突出满绣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在此基础上巧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无论是图案花型还是构图配色，都充分考虑到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以及个性特征，产品力求古朴韵味中透露精美品质，又不失满绣原有特色。同时进行满绣工艺品的外观设计研发，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增加香包、首饰、丝巾、手套、手机套、电脑包、化妆包等品种的拓展设计，无论是外观还是工艺细节处理力求新颖独特，打破现有产品陈旧滞后的现状。

望江挑花是流传在安徽省望江县境内的一种手工刺绣技艺，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最初用于使被加工物更坚固耐磨，后来逐渐形成具有装饰效果的工艺产品。据史料记载，望江挑花源于唐代，最初以麻为底布，发为绣线，至晚唐始用棉质底布，现在多以平布、绸布或化纤面料为底布。望江挑花早先作为敬神敬佛的敬褡，后逐渐以人物、动物、花卉、风景、图腾纹样、民俗题材等图案，并应用于家纺装饰、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等。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望江挑花在颜色搭配和针法技艺上逐渐形成鲜明的特色，和浓厚的徽文化底蕴，并作为安徽民间纺织工艺品，于1979、1982、2000年，三度进入人民大会堂。近年来，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已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苏绣历史源远流长，据西汉刘向《说苑》的记载以及在苏州附近出土的西汉绣品可以证实：2000多年前，吴国已经将刺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让赵达丞相的妹妹在方帛上绣出《列国图》，上面有五岳、海河、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的说法。1956年在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五代紫绛绢刺绣宝相睡莲经经帙》等四块古代经帙，运用平抢针、铺针、接针等多种针法刺绣，花叶图案淡雅秀丽又古朴大方，可见1000多年前的苏绣针法已经十分丰富并得到广泛普及。

过去的绣布有家织的棉布、麻布、土布等，由于家织绣布耗时比较长，所以现在基本是用机织布和化纤布料。绣线的品类较多，有各种颜色的棉线、丝线和毛线等。绣线的选择要根据绣布、针法及设计的图案而定。一般而言，棉绣和丝线是主要用线，在服饰上较为常用；麻线用于比较厚实、粗犷的绣品；毛线则多用于裹花的制作。纸主要是用于剪成有图纹的纸花样作为刺绣的蓝本，现在主要用牛皮纸。

传统手工刺绣艺术是中国孕育在各民族生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手工艺，刺绣艺术由于其材料特征、审美表达、工艺特点成为以民间妇女为主要创作者的手工艺门类。满族民间刺绣是满族集聚地的先民从最初的“钉线补绣”最原始的服饰修饰方法发展到体现不同针法、色彩、造型，不同寓意内涵的刺绣作品，从“无意识”的实用向有目的的审美装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满族民间刺绣在发展过程中借鉴汉族与其他民族刺绣技艺并结合满族人生活特点创作出具有满族特色的刺绣艺术。

历史价值。土族盘绣产生于一千多年前，通过土族盘绣的材料、针法以及图案构图，可以了解到那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与习俗、经济状况与水平、社会关系与结构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吐谷浑墓出土的刺绣品的图案与现在盘绣图案大体相似，盘绣的图案中就反应了吐谷浑时期土族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土族居住区域曾是古丝绸之路的沿线带，且吐谷浑王国兴盛时，这些区域作为国际贸易的枢纽，丝绸是中原与西域国家贸易的主要商品，为盘绣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丝线。

我们能了解到的满族刺绣艺术从刺绣的创作发生与服务对象来看，一方面来自宫廷，另一方面来自民间。清代宫廷刺绣随着王朝的覆灭也走进了尘封的历史，我们欣赏宫廷刺绣艺术主要来自博物馆保存的刺绣文物；满族民间刺绣艺术伴随大众生活需求在满族人口集聚地区世代相传保留下来。从满族风格独特的刺绣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其蕴含的鲜明民族精神与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满族民间刺绣保存着农耕时期特有的创作思维方式与造型特点，题材内容博大，想象力丰富，针法独特，绣工精美，不仅装饰与美化生活也充分反映出满族人的道德观念、审美习俗和理想追求。然而，满族民间刺绣艺术在近代遭遇大众审美观念的改变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的冲击，刺绣艺术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望江挑花艺术相传始于唐代，距今已有着1100多年的历史。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将幸福和安康寄托于神，初期的挑花就是专为敬神之用。于是将青年男女的长发拧成发线，在麻布上挑成“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八卦”“太极图”等，作为祭祀的供品以祈求上苍的庇护。成就望江挑花艺术的民俗化形式，应归于唐末隐居于望江香茗山的文学家罗隐。当时民间的挑花制品引起了罗隐的重视，他引导妇女用棉线代替发线，用棉布代替麻布，又从敬神祀品扩大到生活装饰品，使之逐步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挑花艺术也逐渐成为妇女必须精通的一种溶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手工技艺，她们人用一根针、一根线在经纬布上营造出一片魅力的天地，并在图案造型、布局构成、色彩形式、针法工艺等方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目前，北京地区最早的有据可查的刺绣品源于西汉时期的汉墓。一个是大葆台西汉墓，另一个是老山汉墓。通过出土的实物可以初步推断西汉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大葆台西汉墓傅物馆位于北京城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帝土陵遗址博物馆。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前73-前45）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其中出土的绢织物较多，有驼色、棕黄色及深褐色等。绢织物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织得极为紧密，平滑光洁细薄如纸，是当时被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有绛紫绢地刺绣片2件，绛紫色的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的构成由一条反S形为骨架，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绣片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它的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所用丝线应为劈丝后的丝线，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有表现力。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坐落于苏州的苏绣博物馆就收藏了该墓的一块绣片。另外，该墓葬的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这也为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和西汉时北京历史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些织绣实物是服务于上层社会阶级使用的。此外，出土的物品中许多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根据这些史料文献可以看出，蜀绣从汉朝开始一直就受到政府的支持而发展迅速。历朝政府在川西羌区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对羌区进行管理，与各地的文化交流频繁，各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对羌区的发展都会有一定影响。汉朝政府利用羌民工匠师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这说明政府对羌民工匠师的重视，也证实了羌区与成都地理交通的畅通性。各朝政府召集大量工匠到成都进行蜀绣制作。作为邻地的羌区，广大妇女聪慧能干、心灵手巧，应该是被招募的对象之一。她们会把先进的蜀绣工艺带回羌区，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进行刺绣工艺，这无疑是羌绣起源的条件之一。从现在能看到的羌绣作品中，不管是图案、造型、针法都隐约呈现出蜀绣的痕迹。从这些史料和现象上分析，我们没有理由说蜀绣对羌绣的起源没有影响作用。

挑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刺绣工艺，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常绣”；至周代又有“绣绩供职”的记载。中国民间美术词典将挑花定义为：“也叫挑织或十字花绣，是刺绣的一种针法，它以十字形的针法来显示其特点，即在布料上依据经纬线组织，用细密的小十字‘挑’织成花纹。”沈从文先生，在1959年01期的《装饰》杂志上写道：“挑花是民间刺绣最有普遍性的一种，在生活起居方面，比其他刺绣应用也广泛许多。”

中国刺绣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尚书•益稷》载，虞舜时代：“……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周礼•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五彩备谓之绣。”《诗经》“唐风”“秦风”“豳风”中分别载有：“素衣朱绣”“黻衣绣裳”“衮衣绣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觯上依稀可见黏附有菱形绣花纹的残迹，其绣纹组织结构为锁绣针法，外观呈辫子形，俗称“辫子股针”。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出土的衣物上，可见到在染过色的丝帛上用黄线绣出的辫子股花纹轮廓，出土时无法与泥土分离，但色彩却仍很鲜明。

早在金代女真时期，人们就已经将花朵绣到衣物上作为装饰，据《金史•舆服志下》记载：女真“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到了清朝时期，不仅满族贵族夫人如民公夫人“吉服褂色用石青，绣花八团。”普通满族妇女也喜欢在服饰上绣花以显示美丽。于是人们便在服饰上运用各种针法，将花朵绣得光彩夺目、艳丽典雅。

在宫廷贵族的绣衣上，京绣的要求最为严格，所用材料也最为奢华，但在现代个性化定制的旗袍中，因为高昂的成本和繁复的工艺，京绣消费群体狭窄，目前少有人研究。洪涛、冯韵明、孙颖有出版《京绣》，书中对京绣的历史和特点做了讲述，涉及金银绣有小篇幅的章节，对金银绣的针法和金银绣在宫绣上的奢华讲究程度做了概述。

京绣在其鼎盛时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美术，并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工不厌精的装饰审美风格。精益求精的工艺技术成为表达装饰风格的突破口。由于刺绣技艺主要服务于宫廷，所以工匠们在刺绣过程中很多独特的工艺，这些工艺可谓极尽奢华。明清工艺由于与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如出口外洋）和手工技艺直接相联，随着社会中市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它们有所发展。这使得逐渐拥有了自己比较独特的技法、技艺。如拉锁子、盘金绣、打籽绣、三蓝绣、戳纱、纳纱等，甚至于一些针法其他的绣种不能擅自使用。

令人称奇的是，目前留存下来的京绣作品，大部分出自男性工匠之手，这正是“宫廷绣”与“闺阁绣”的明显区别。绣院技师从少年时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绝不允许类似民间绣品的随意性和表现个性的主观创作意识。除了在图案内容、色彩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外，“宫绣”的针法也有一些固定程式和工艺要求。如袍纹饰图案中，彩线强化装饰的部位、五彩祥云和海浪的针法等，都有严格的宫廷艺术审美标准规范。正因如此，无论服饰纹样还是佩物小品，都充分体现出构图满而不滞、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尊严，具象物体绝无取巧、媚俗和率意的造型。

贵州松桃苗族刺绣是一种古老的手工艺，代表了苗族女性文化的精髓。苗绣作为苗族人民演绎天地万物、记录生活和历史的一种文化载体，其创作题材、造型要素及色彩搭配则主要依附于本民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民俗活动。苗绣取材广泛，寓意丰富，工艺精湛，针法讲究，风格浪漫，古朴，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及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羌锋村隶属汶川县绵虒缜，位于岷江河畔干旱河谷地带，距离汶川县城18公里。绵虒镇共辖14个村，总人口7500余人。耕地除岷江沿岸有少数平地外，多分布在海拔1100—2200米的高半山和高山，农业主产玉米、小麦、马铃薯，工业主要有采石和石料加工及小水电。羌锋村有189户，800多人。能说羌语的占全村人数的95%。该村妇女均会绣工，刺绣精美，讲究针法排列和色彩搭配，做工精细，图案工整对称，被文化部命名为“羌绣之乡”。

宋代苏州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很多坊巷以绣线、绣花等命名，不仅有很多百姓以刺绣为生，大家闺秀也以此陶冶性情，消遣时日。当时有一种被称为“绣娘”的职业，专门教习刺绣。而绣花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准。宋代江南经济繁荣，刺绣与绘画相互影响，促进了苏绣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苏绣屏风。苏绣多以写生花鸟虫蝶为题材，用国画的画稿作绣本，艺术性很强。为了表现国画的晕色效果，苏绣针法多用套针，细线在套接时不露针脚，自然晕色过渡，色差非常小，套接极其细，故而显得精细雅洁。明清之际，在上海顾绣的推动之下，苏绣的风格更加鲜明，技法日臻精湛，用色高雅清淡，绣面平整熨帖，毫无生硬跳动、参差粗陋之处。

正如人们经常形容少数民族“生下来便会唱歌，会走路便会跳舞”一样，在四川羌族地区，几乎每位羌族妇女，或多或少都会羌绣技艺，羌绣早已溶入羌族妇女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她们生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由普普通通的羌族妇女绣出的手工工艺品，因其构图的精巧严谨，色彩的绮丽纯美，针法的复杂多变，更成为华夏民族民间手工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羌族刺绣作为羌族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2008年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而同样处于茂县北面的叠溪水沟子一带则主要以素绣为主，这一带的素绣叫“游绣”也称“链子扣”。水沟子一带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交通便捷，距县城50多公里，自古是商贾贸易的进出通道，“松茂古道”的必经之处。因此，这一地带的文化受商贸人员进出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羌绣体现出清新、雅致、素净的特色，但在构图和线条上也具有本土特征：构图朴拙饱满，线条自由奔放。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游绣围腰上。围腰运用游绣针法，在黑色或者蓝色底布上运用单色棉线环环相扣，勾勒出线条圆润、构图饱满、纹样清爽素雅的图案，犹如古雅的青花瓷。这种刺绣针法讲究匀称、细致、整齐，技巧性很高，体现出居住在这一区域的羌族妇女风雅逸乐又不失奔放的独特审美情趣。

石板镇的苗族挑花是以十字针法为基础的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其工艺技法精湛，传统纹样古朴，题材多样，格律性非常强，色彩丰富，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当地的苗族挑花的工艺、纹样、色彩伴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苗族挑花在每个时期都焕发着其魅力，其反映着由族居民的生活以及记录着大家所感知的美好，不仅是人们物质文化的体现，也表达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金”，《说文解字》里面解释为“五色金也，黄为之长”，金黄色自古是富贵、华丽、辉煌、财富、权势等的象征。现实中，由于黄金这种贵金属的特质和金色的色泽性，它常常出现在京绣的绣线材料中，有时会单独使用，有时会和其他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使用。京绣中盘金绣与其他绣种中用金的最大区別在于绣线的不同。京绣中盘金绣使用的金线是以黃金锤箔、捻线而成的纯金线，金线纯度可达99.9%。清末民初，刺绣匠把盘金绣叫做“做金活”，或“挂金边”，在各种针法中独立出来，有专门的绣工承做。皇家龙袍之上的九条金龙，尽显威严霸气飞腾于海水江涯之上，粗大的龙爪强劲，既充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向人们展示了盘金绣的独特魅力。

首饰盒是古代女性最为贴身且最为钟爱的一件常用物品，每到女子出嫁，都会带着自己陪嫁的首饰盒。思考这种收纳形式，与现代箱包的使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女性参加宴会时手包就是一件必不可少的配饰，通常会在里面放入自己贴身用的配饰以及化妆用品。宝盒系列手包是一套以古代首饰盒为灵感来源的手包作品。包身造型采用具有中国古典气质的扇形和正八角形来突出东方的对称之美。刺绣部分以传统图案喜相逢为基础，通过拆分与组合的方法重构出一个发冠和一只步摇的造型，使用京绣的特有针法“盘金绣”表现出京绣端庄华贵的感觉。这一图案的选择一方面契合了“宝盒”这一手包系列主题，同时蝴蝶元素的运用也满足了京绣“图必有意，纹必吉样”的寓意特点。包内可用于盛放如戒指、耳钉、唇膏等物品，防止细碎的贵重物品丢失，便于女性随身佩带。

中国的刺绣种类繁多，人们常以地域的名称来命名一个绣种。对于京绣，顾名思义，即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统称。京绣是人们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地区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历史上，京绣作为御用绣种，由于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和时代的文化背景以及服用者的特殊性，使得京绣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时期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格。早在辽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名噪一时。明代以后，京绣的针法、技艺、用工、配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尤其在清代京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京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皇城根儿下的民用刺绣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间的京绣则彰显出“京味”的特色。后来，京绣与玉雕、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花丝镶嵌、金漆镶嵌和宫毯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的“燕京八绝”。在历史的沿革中，它们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宫廷要求的审美标准和近乎苛刻的制作要求下开创了中国传统工艺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了“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和工艺文化。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京绣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京绣为主的北京手工业成为当时出口创外汇的主要项目，同时也滋养了一大批京绣手工业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时兴起的定制服装中，京绣在服装设计领域有较大的应用。步入现代社会，随着京绣使用者的不断减少，加之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到来，号称“燕京八绝”的京绣发展态势逐渐式微。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纷纷重新审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的不断深入，京绣在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再次受到民众的关注，京绣传承人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对京绣的技艺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应用和宣传。目前，在政府和民间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京绣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曙光。

羌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已在羌族人民中生根，融合了羌族文化，汇集了羌族人民的智慧，既汲取了汉族剌绣的基本针法，又融入了羌族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今，羌绣在构图、色彩、纹饰上体现羌族的民族风格和特色，成为羌族独特的艺术珍品，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

蜀绣闻名于世，逐渐形成了针法严谨、片线光亮、色彩明快的特点，流传下来的各种针法近100种，常用的有30多种。在刺绣过程中，多种针法交替使用，变化多端，或粗细相间，或虚实结合，阴阳远近表现无遗。蜀绣既善于绣制花、鸟、虫、鱼等细腻的工笔图，又可以表现气势磅礴的山水景物，刻画人物形象也游刃有余。后来蜀绣的针法又有所创新，如专门绣制人物发髻的“螺旋针”，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突显鱼龙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丰富了蜀绣的表现形式。蜀绣日用品以软缎被面为主，观赏品则以《芙蓉鲤鱼》和《公鸡鸡冠花》为代表作。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羌绣在主题、造型、色彩、针法等的手传心授中自然而然地将羌民族文化历史所沉淀的审美意识、特定模式和趣味传承下来，成为羌民族群体重要的生存感情基础与约定俗成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传统羌绣是羌族妇女心灵情感的外化，在形式语言及构成法则上可谓是一种“制之尽善尽美的艺术”。“善”是指在布局、形态、色彩上忘我无私，潜心绣制的造物状态，发自于心的纯洁毫无功利的单纯动机；“美”是指工巧技艺妙显神功，以针代笔物化万象，以手代心创意造物灵魂，使羌绣成为羌族妇女心灵手巧的载体，心与物相观照，表与里相契合，内与外相对应，在飞针走线中借万物漫寄所思，托礼法、宗制、亲情、爱情、友情于丝缕之上。

羌绣因其针法细致、图案精美、内涵丰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成为羌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是羌族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结晶，是个体和集体智慧的融汇，是独具羌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品，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羌绣经过近十几年的对外宣传展示，已经走出岷江河谷，为世人所知晓并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喜爱和追捧。

新郎新娘的服饰穿着有诸多讲究：一是讲究新，代表新生活的开始；二是讲究喜庆，一般选择红色，以示醒目、避邪；三是讲究发式，改变发型表示女性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开始；四是讲究数量，好事成双；五是讲究绣饰，服饰上的绣花为牡丹、石榴花等代表大富大贵和多子多福的吉祥图案，针法要求精致，花饰成串，代表一切顺利。穿着新婚服饰的时间各地略有不同，在3-15天之间。

刺绣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手工艺之一。它是用针和线把人的设计和制作添加在任何存在的织物上的一种艺术。其基本元素是针法，用针和线作画，以反映人们的风俗、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表达对美的向往和追求。但刺绣是一项综合艺术，不仅仅是针线和颜色的添加，还是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人们通过时间的累积和反复的实践，创造出内容丰富、形态各异、图案和色彩丰富的作品。

叠溪镇位于茂县的北面，与松潘毗邻，平均海拔在2000米-4000米，属高寒地带，森林资源丰富，主要以冷杉、云杉、柏树和桦树为主。由于居住在高山地区，交通不便距离县城较远，因此这一区域的羌绣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保存了相对古朴原始的本土文化，故图案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原始特性，内容多为抽象的太阳纹、水波纹、杉树纹、柏枝纹、山字纹等与高山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纹样。主要以规则抽象的几何图案呈现，构图精练饱满、粗犷大气，色彩以浓烈的黄、红暖调为主。图1是叠溪太平乡的架绣围腰，围腰为长方形，以形状较为规则的几何图案进行组合，图案分为六层，中心图案以不同角度的三角形组合成正方形，方形外饰一周回纹，回纹外饰一周菊花纹，菊花纹外饰一周蝴蝶纹，蝴蝶纹外饰一周金瓜纹，金瓜纹上下饰杉枝纹和柏枝纹，最后以方格水波纹、太阳纹收边，构图缜密、规则、繁复，细腻的架绣针法表现出图案神秘、浑厚、古朴的原始特性。

当时从事刺绣手艺的前宫廷艺人大都在两河沿营生，久而久之行业集聚，所以便有了后来的“绣花一条街”，民间想买绣品的，想请绣工做刺绣的，都会去那里。起初那里的艺人都是没被皇宫造办处选上的刺绣艺人，他们做的绣品纹样不能跟宫里的相同，即不能做宫绣。他们人多不懂得宫里的规矩，针法也比较随意，同时还有一些禁忌，比如官袍上的补子，他们绝对不能做，只能做一些小猫小狗、花花草草的简单纹样。后来随着官廷没落，原来的皇家绣工也大量涌入西河沿，那里才真正成为专司刺绣的“绣花一条街”。

过去，黄梅乡下集日节日很多，像二月花朝、娘娘会、庙会、五月龙船会，这些都是四乡八村的妇女赶集的日子。一大早她们就穿戴打扮，身穿绣团花锁花边的上衣，胸前别着条挑花汗巾，上红下绿的衣裙，脚穿绣花鞋，头披挑花头巾，手提挑花包裹。大家聚在一起，姐妹们争艳斗彩，相互交流针法和技法，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赛花会和观摹会。

羌族传统的挑花、刺绣技艺，其针法大多采用挑花，还有纳花、纤花、链子扣和手绣等几种。挑花多用棉线，图案精巧细致，显得朴素大方，十分明快；挑花的色彩以黑白对比者居多，也有少数是用色线挑的。纳花、纤花的图案清秀艳丽，有些飘带全色线的参差分条排列，采用纳花针法，对比强烈，绚丽夺目，犹如五彩虹霓。链子扣则表现了羌族刚健淳朴、粗旷豪放的艺术风格。

如果仅将金线用来勾勒图案的旁边则叫圈金绣，也叫“钉金”。其具体技法如下：用双根金线盘出纹样轮廓并用细线固定住金线，针脚匀称，针距离相等、松紧适度。用圈金针法绣出纹样轮廓后，内部针法可有多种变化，常见的有“圈金打籽绣”“纳纱圈金绣”等。圈金绣更多的是用来点缀和装饰图案的花边。金线既可以用来勾勒图案旁边，也可以将图案中间全部填满。盘金绣，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包金绣，层次分明，交相辉映；银线绣古朴文雅，素而不俗。除了使用真金白银的金银线以外，还会将金这种材质做不同的工艺处理应用在京绣或者服饰的装饰中。如片金是将黄金锤成的薄片制成金箔，然后贴在极薄的羊皮上或绵纸上再用于刺绣中；捻金是将金箔切成细条和丝线捻在一起作为绣线使用。据报道，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元朝至正二十六年绣的妙法莲华经卷，绣制的正经经字、佛头等使用针法繁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量使用了盘金、泥金、钉金箔等方法，用色多达十四种。

在公路旁的这间普通民房里，不断出现师徒一起挑针引线、共同切磋的生动情景。为了更好地传承京绣技艺，刘秀花不仅亲自编写京绣教材，还亲自辅导京绣爱好者刺绣，按照学习者级别不同逐渐递增和巩固以前学过的针法。此外，刘秀花还积极地跟随非遗办推进京绣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接触非遗，根植对京绣艺术的热爱。在刘秀花看来，虽然这项活动对京绣的产品推广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但是却对这门技艺在未来的生存和价值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助力作用。

元代时，当时元大都人将府设有文绣局，有良家女子来织绣各种日用品和服饰。元人的刺绣承继了宋代遗风但不如宋绣精致，用绒稍粗，落针不密。由于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服饰的点缀外，更多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装饰风格，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和僧帽等。其中，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元代《刺绣密集金刚像》可作为代表。另外，在元代刺绣中还发现了贴绫的做法，它使绣物更富有立体感，丰富了刺绣工艺的表达能力。进入明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刺绣工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明代末年，出现了名震一时的“顾绣”“发绣”等刺绣门类。明嘉靖年间兴起的上海露香园顾氏绣就是今天传世闻名的顾绣，顾绣针法不仅继承了宋代最完备的绣法，更加以变化且灵活运用，可谓集针法之大成。它临摹刺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巧妙精微，别有秘传；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令世人赞叹。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作可谓世界染织史上的一大奇观。刺绣艺人为了表达内心的艺术世界，穷尽巧思，在色彩的搭配、绣线的选择等各方面竭尽全力进行创作。顾绣的出现和传播对后世的刺绣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作用，顾绣的针法被后世奉为经典，广为传颂和学习，对后来的苏绣以及北方的绣种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李雨来、李玉芳的《明清绣品》，就是一部刺绣理论与实物相结合的专著。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从未公开出版过的实物资料，作者的许多观点与学院派不尽相同，以实物为依据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并以实物对比的方法来阐述观点，对京绣的针法特点、艺术风格、色彩构图以及刺绣品种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此书是作者多年收藏经历的总结，书中内容既包括刺绣工艺、种类和区域风格，又涉及服饰制度和文化内涵。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切身经历所表达的内容，不仅为热爱中国古代绣品的人提供了深入浅出的指引，为从业者对中国古代绣品的收藏和鉴赏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羌族妇女的云云鞋更为多姿多彩，在红、绿、蓝、黄布拼接的鞋面上补绣红色云纹；有的还在鞋帮中部加绣花卉、灵芝类纹样，使之更富有变化；有的则用挑花或补花与绣花相结合的工艺，使其外观别具一格。20世纪中期还有一种云云鞋，形如猪头，又称为“猪儿鞋”，其鞋尖重叠的黑色云纹，犹如丰满的猪头，两边云纹上翘，形如猪耳，并滚绣浅蓝色边，在粉红色鞋面的衬托下，显得非常可爱。近年来羌族妇女受外界时尚的影响，将云云鞋与高跟鞋相结合，传统云纹图案、精致的针法及艳丽的色彩与高跟鞋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云云鞋新时代的气息。

其三，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京绣”是“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体。北服——例外传统服饰应用研究所胡月教授这样说：“京绣一方面服务于宫廷，其服务对象是皇室的贵族，当时在京城的织造局养着一大批绣工专为宫廷服务，这一批优秀的绣工来自全国各地，这段时期的刺绣主要是北京作为都城之后而产生的。而此时民间的刺绣，主要是作为民间地方绣种而存在于北京这一地区，主要是从事小件的绣制，如腰间杂佩等，它们也在兴旺发展着。同时随着京剧的诞生，出现了专门刺绣戏衣的作坊。由于戏剧内容的需要，戏衣的绣制时一部分模仿了宫廷服装的图案和针法以及色彩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京剧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京绣‘宫绣’和‘民间绣’的结合。”如图1-4，京绣对北京皇城跟下的百姓的服饰装饰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幅牡丹纹大气、饱满，在针法上虽不如帝王用的规整，但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

挑绣主要流行于茂县土门地区。这一地区位于茂县的东面，是茂县海拔最低的区域，平均海拔为1400米，与北川接壤，是茂县境内汉化较早的区域。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羌族在服饰、语言、建筑、风俗等方面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和县城居住的汉族相似。故这一区域的羌绣相对受汉绣影响较深，特别是图案内容，其针法也普遍釆用架绣针法（即十字针法）。这种针法实际就是“数纱绣”，在布的经纬线上将彩线挑绣成大小均匀的斜十字，再由一个个的“小十字”为基本单元，按定式排列组合成整体图案。挑花绣图案构图巧妙、对称，针脚细密、精致、考究，颜色可以是单色也可以是彩色。这一区域的羌绣针法和色彩与县城“上山区”（羌族文化保存较好的高山区域）比较相对平稳、淡雅，带有汉绣含蓄、精致、细腻的特色。

2011年11月，为了给编著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职业技能培训教材丛书——羌绣职业技能培训教材》找到更有价值的羌绣实物物证，笔者来到了羌绣故里——茂县，走访了羌绣第六代传人李兴秀，她向我们展示了祖辈珍藏的羌绣珍品。该藏品长3米，宽0.6米，绣片为当地最原始的土制麻布，鹅黄白色，上面非常精细地绣有各种人物、花草、昆虫图案，采用纯黑单色绣成，称素绣。整幅绣品构图采用平面式构图手法，形与形之间相互顾盼、错落有致、重心稳定，图形形象造型准确、画工精细、生动传神。针法采用单面撇绣，绣工细腻精致。整个绣品古朴雅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据藏者讲述，该绣品是祖上留下的，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从绣品的用料上看，是羌族自制的土麻布；从图案的造型上分析，与明朝成化年间青花瓷器上的图案造型、装饰手法极为相似；从图案的画工上看，画师的造型能力极高。根据以上分析和藏家对绣品的描述，此作品应该出于明清时期。这幅藏品极好地再现了羌绣的原始风貌，也向我们展示了古羌绣精湛的艺术成就，更向世人见证了羌绣历史的久远。

湘绣主要是以湖南长沙为制作中心的地域性刺绣品种的总称。湘绣在湖南民间刺绣基础之上，吸收了苏绣与粤绣的优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湘绣注重写实，构图严谨，针法富有表现力，质朴优美，风格独特，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长沙为湘绣的发源地，其自古就是文化名城，也是中南重镇，地处湘江尾闾，秀丽多姿的湘江纵贯其中，西倚岳麓山，东北则是浏阳河冲积平原，境内山川形胜，四通八达，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陆续在湖南、湖北等地发现了不少古代的麻布、锦、绢等丝织品、纺织品，其中不少是绣品。这一批批埋藏在湖南、湖北昔日楚地的光彩夺目的古绣品的出土，让我们逐渐揭开了湘绣的源流沿革以及其刺绣传统的神秘面纱。

王亚蓉：这样说我更倾向于它是宫廷绣，它主要兴起还是清中期，像当时英国、日本、韩国的出版物上将“拉锁子”称为“北京针”，那时候流传到国外的比较多。京绣中再比较突出的针法就是纳纱和戳纱等，一方面国外的刊物比较严谨，研究得也深入一些。你去查一查京绣与京剧之间的关系，各地生产的刺绣品都为北京服务，嫔妃们等专门为宫廷的刺绣，它不以商品绣为主，多读一下《北京竹枝词》《红楼梦》以及明清杂小说之类的，里面可能就有零星的记载关于服装的，比如衣服坏了去哪里买啊，等等。还有一些明清笔记小说，要大量翻阅。

看戏是民间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对清代帝后、王公大臣而言，同样如此。在清代，戏曲演出被正式列入朝廷仪典之中，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每逢帝后的生日、大婚及重要节令，都会在宫里安排隆重的戏曲演出，届时皇帝以恩赏的形式宣召部分王公大臣进宫看戏。清乾隆四十一年时在宫中建成“畅音阁”和“阅是楼”。这两个戏楼专门为演出宫廷大戏而建。阅是楼正中设有宝座，供皇帝、皇后及嫔妃们观戏娱乐。档案记载乾隆为戏衣制作曾亲自下旨：“将韩湘子石青绣衣另换作杏色，铁拐李的绣衣换成石青色，俱照此花样、尺寸、往细里绣，作八件，其衣上绣水要往好里改绣，先画一身呈览，准时再做，钦此。”戏是演给帝后们看的，内务府造办处自然会挑选极为名贵的丝绸、锦缎做戏服、绣服饰，在刺绣针法上大多釆用平金、平银绣，圈金绒绣等，使绣成的戏衣或俊雅清丽，或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宫廷戏衣无疑是京绣中令人瞩目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