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傅：学完了就一直跟掌柜的做，我们那会儿有几个师傅教，掌柜的活做得都仔细，我们叫“耍手艺”。那时候要拜师学艺入门前先要签一份“生死状”：不管出了什么事，车前马后，投河觅井，抹脖子上吊，一概责任自负，学徒期间一律不准回家。旧社会学徒的日子很苦，平时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被师傅或掌柜的踹一脚、打个耳光、停顿饭都是家常事。掌柜的非常吝啬，人们说“菠菜‘老’吃，韭菜‘长’吃”，就是买长老了的便宜菜。吃饭的时候，师傅徒弟围一桌，甭管多少人只有一盘菜。有师傅在，要尽着师傅先吃，徒弟不敢多伸手，只等着最后沾点菜汤。若师傅看哪个小徒弟不顺眼，一到吃饭就叫小徒弟去买“三大酱”——芝麻酱、韭菜花、虾酱，这些东西都买齐全了，回来连菜汤都没有了，只能干啃窝头。年节的时候能添一顿肉菜，可是一人也分不着一块肉。

学这门手艺“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学的时候得学上下手，很费力，但慢慢就熟练了。我先学绒活，再学金活，学成后也是“金绒一体”。我喜欢这门手艺，所以当时的条件再苦也不觉得苦，但最大的困难是精神压力。“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让做这个，让干活。那时候为了学这个，我白天黑夜地学，所以就不去生产队干活，不去干活就不给你粮食。当时生产队队长还来我家查，我就藏起来。学得正上劲的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一天到晚学，晚上都不困，现在我这些徒弟就能体会我当时那个劲头。我记得那时候天天坐，屁股上都坐出来了两个疮，直流脓。后来就跪着，这个腿累了换那个腿，那个腿累了换这个腿，打那一坐就是半晌。后来跪着坐了一段时间疮才好了，椅子都坐坏了。有时候一坐就是十六七个钟头，有时候二十几个钟头，一天一宿，休息四五个钟头。所以，学这个还得身体好。我们坐那儿就像练功一样，脊椎骨得端直了，这样越坐越不累，哈着腰反而累。

我记得我母亲扎活儿非常好，手特别巧。我们全村剪鞋样儿，画个花儿，扎个什么，都让我母亲做。她没怎么学过这些，也不知道跟谁学，就自己想剪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给大伙儿剪个窗花儿什么的，大家都很喜欢。但我母亲从没问人要过一分钱，没要过报酬，反正有活儿就做。我们那时候经常做吊皮袄，累的够呛，都是手工做，拿刀得拉那羊皮子。我姐姐当时喜欢做这些。我小不懂，但也跟着学。后来大点儿了，慢慢学会了，也就学着扎点小东西。那时候的姑娘和你们现在不一样，不会擦胭脂抹粉，买什么化妆品。当时，经常有货郎挑着东西卖，姑娘们都喜欢买些针线东西回来扎花，比谁扎的好，看谁的活儿好。我一看她们比，心想自己不行啊，得努力学啊。我姐说得先学养蚕、抽丝。我们年年养蚕，抽丝是个技术活，抽不好就坏了。我看我姐姐挑三四次就挑出细丝来，然后把丝缠到大杠子上。然后，我们买色（shǎi）,染色。买色经常去前门买，那个地方的不掉色。我最喜欢比的就是扎鞋底的花儿，看谁的鞋底的花样好看，走在道儿上那脚印都得是花儿。这些都为我后来学习京绣打下了好的基础。你看，得养蚕，得抽丝、染丝，抽完丝还得导线，麻烦着呢。针线这些东西当时可宝贝呢，都不愿意借给別人。万一有人来借，我们都很舍不得，一个蚕蛹一颗丝，借出去都惦记着以后要回来。

如上所述这批年画应是太平天国北伐军自己绘制的，也可能曾吸收了一些杨柳青年画师参加工作。不过，“从绘刻不精”，与杨柳青传统的作风不同来判断,绘刻这批年画的人，主要都是太平天国人员，就是有杨柳青年画师参加，也是少数。至于《杂卉图》一幅上有齐健隆印章一事，经反复思考，这幅《杂卉图》的刻法既然是太平天国年画的刻法，就肯定不是翻刻，若是翻刻，杨柳青年画店的画师可以加工，不能这样草草拿出。所以很可能是齐健隆把太平天国北伐军从静海、独流撤退时遗留的这幅年画版加刻上自己的店名，作为自己的东西刷印出来；或是得到了这一年画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记，关于这一问题需要再作深入研究，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此外如《猴拉马》一幅，王树村同志介绍说：“在民间俗语中，有‘猴拉马三十六’（山石蹓）一语。乃隐喻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之意。是太平军撤退时所刻，此说出自画师阎文华老师傅，是否如此，尚待研究。”考太平天国北伐军撤出静海、独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大村庄接济，不能维持大军长期粮食，不得不转移阵地以就给养。那时候，已经接到天京派来的增援军队二月就可以到来的息消，㉒他们转移到直隶东光县连镇，那里是一个大市集，就驻屯在那里，而由李开芳率领轻骑到山东去迎接援军北来。后来李开芳还没有到达山东，援军已被敌人击溃。这是当时北伐军料不到的事，而他们之所以要撤出静海、独流，乃是为的我移阵地以就给养，并就近迎接取道山东的援军的到来，一同向北京进攻，而不是为的“退走”。因此，阎文华老先生说这一幅画“隐喻着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之意”，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