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提吠达特（Videvdat），又称梵提达德（Vandidad），为驱除魔鬼的律法，故为琐罗亚斯德教的驱魔之书。这里的魔鬼一词为daeva，在吠陀经典中为天神。这反映了雅利安人古代宗教传统在伊朗的变化。梵提达德共二十二章。第一章谈到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十六个国家，恶魔安格拉•曼纽则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第二章谈到世界的毁灭；第三章谈到土地因得到耕种而喜悦，因尸骨遍野而恼怒；第十八章则说公鸡报晓，是代表传令天使索鲁什唤醒沉睡的人们，摆脱睡魔布沙斯伯的纠缠，开始一天的工作；第十九章提到亡灵的归宿和恶魔阿里曼对琐罗亚斯德的欺骗。

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对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改革，创建了一种新的宗教，史称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可以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在传统的体制化的国家宗教之外创建的一种新宗教。在古波斯语中，琐罗亚斯德称作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象老骆驼那样的男子”或“骆驼的驾驭者”。他的生平，各种史料说法不同。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说法，他生于公元前628年，死于前551年。据传说，他是由一个15岁的童贞女所生，这当然是宗教神话，意在神化琐罗亚斯德。这则神话实为基督教关于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的先例。一般认为他出生在伊朗西北部米底亚区拉格斯镇（今德黑兰郊区）一个名叫斯比泰玛（Spitama）的骑士家庭。他是某一个拥有“马兹达”称号的“阿胡拉”（主神）的祭司。琐罗亚斯德在一首赞美诗中随同其他的“阿胡拉”一起提到了这位称为“马兹达”的“阿胡拉”。这位祭司据说在二十岁时弃家隐修，三十岁时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便对传统的多神信仰进行改革，创立一种主张善恶二元对立的二元神论宗教。他尊奉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的善神，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派来的使者，向世人传道，劝世人悔改。他劝人勿饮酒、勿邪行、勿欺诳，而以他所传的新宗教的真理为信仰。以后他流浪于伊朗各地宣传他的新教义。坚持传统宗教信仰的祭司阶级当然持反对态度，对他进行迫害。他传道十年，只得了一个信徒。看来他以后针对国王和贵族的传教活动收到了成效。公元前588年，他的新宗教受到了国王维斯塔巴（Veshtaspa，大流士的父亲）和贵族们的信仰。他的女儿嫁给了波斯帝国的宰相耶马斯普（Jamasp），他自己也娶了波斯大臣的女儿为妻。在国王的支持下，很多王公大臣都皈信了琐罗亚斯德的新宗教，推动了它的传播。琐罗亚斯德据说是在公元前551年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战乱中被杀的。

雅利安人属印欧语系，原居中亚细亚一带。约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他们分为两支迁徒。一支向西北进入欧洲，另一支向东南。这一支经过若干年代，又再分为两支：一支入伊朗，产生波斯文化；一支进入印度，与达罗毗荼人长期征战，最后战胜后者，逐渐将其统治和影响扩大到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这部分人自称“雅利安人”（意思是“高贵者”），而把当地的土著民称“蔑戾车”（野蛮人）或“达萨”（奴隶）。实际上，当时雅利安人的文明低于土著民。他们尚处于游牧时代，以牧畜为主，牛是主要财产，主要食物是肉类和乳类。他们组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生活，不分职业，没有阶级，他们的生活只有两件大事，即牧畜和战争。

伊朗，古称波斯，是古代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伊朗高原最早的居民是伊兰人。早在公元前四千纪，他们就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公元前三千纪，河流地区的伊兰人部落已经进入奴隶制，公元前二千纪发展为相当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二千纪，原先居住于中亚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中的一支，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伊朗高原，他们在这里生活和生产，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公元前六世纪，波斯人的首领居鲁士统一伊朗，征服西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雄踞中西亚、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但这个帝国于公元前三世纪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灭。历经历史波折，波斯人于公元三世纪重新统一伊朗，建立起萨珊王朝统治的新波斯帝国。公元642年，萨珊王朝又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对波斯帝国的征服进入伊朗地区，逐渐成了伊朗历代统治者官方法定的宗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对于伊朗的伊斯兰教，我们将在“世界宗教”一章作统一的说明。本节主要叙述伊斯兰教之前的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和琐罗亚斯德教。

由于祭祀活动的需要，古代伊朗已有专门的祭司，其称号与印度吠陀时代的祭司相同，他们被说成是充满灵感的人。在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时代，祭司阶级发展为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统称“麻葛”，意为“从神那里得到恩惠的人”。琐罗亚斯德本人就是一个麻葛，他创建的宗教也沿用了这个称号。该教在萨珊王朝定为国教之后，麻葛中逐渐形成了分为等级的教阶制度。教阶中最高的为大祭司长、祭司长、祭司、助理或事火祭司。祭司一般出自圣职家族，父子世代传承，可结婚，但嫁娶对象只能在圣职家族中选择。这种宗教体制保证祭司阶级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力量。

公元642年，阿拉伯的伊斯兰大军征服伊朗，开始时，琐罗亚斯德教徒只要缴纳人头税仍可保持自己的信仰。但这种宗教宽容为时不久，在武力和其他手段的胁迫下，琐罗亚斯德教徒被迫改宗，该教从此逐渐在伊朗本土消声匿迹。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残留者不过一万七千余人。当时，不愿改宗者逃亡到了印度，现在集中居住于孟买，被称为帕西人。他们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被称为帕西教。目前有教徒约十万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营工商业，或者从事专业的技术工作，在印度的经济生活中有重要影响。著名的塔塔集团，就是帕西教教徒。

除了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抗衡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教派运动，汇入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流。这些教派运动反映了两种基本不同的倾向：一是力图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朴素形式，一是提出新的教义以发展伊斯兰教，两者都间接地否认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教义神学，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1750年），是伊斯兰教内部所作出的第一个宗教反应。在因西方入侵而加深的社会危机面前，瓦哈比派提出了“复古”的改革主张，体现了阿拉伯民族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印度等地继起的瓦哈比运动，以及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北非的塞努西运动等，都卷入了反帝斗争之中，对以后的“宗教复兴”运动留下了深远影响。伊朗的巴布派用巴布的《默示录》替代《古兰经》，新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的发展酿成了一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民起义（1848—1851）。在遭到血腥镇压后，巴布派中演变出一个新的世界主义宗教——巴哈教。起源于印度的阿赫默迪亚运动，也体现了第二种倾向，被一些穆斯林视为异端。

琐罗亚斯德教奉《阿维斯陀》为圣书。此书是伊朗最古的文献。阿黑门尼德王朝末期用古波斯文编成该书，故又称《波斯古经》。该书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战乱中丧失殆尽，仅存一卷。以后经过连续几个世纪的收集与整理，才在萨珊王朝时期编纂成书，共二十一卷，三十余万字。用阿维斯陀文写成。这时，琐罗亚斯德教被萨珊王朝尊为国教。《阿维斯陀》成了广大国民必读的经典。公元七世纪，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琐罗亚斯德教日趋衰落。《阿维斯陀》又逐渐散失，至今只剩下八万余字。伊朗学者们通过对该书的长期研究，将《阿维斯陀》分为六个部分：

公元三世纪萨珊王朝建立以后，琐罗亚斯德教得到复兴，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国王下令收集和整理希腊—马其顿统治时期散失的经书，制定教规。琐罗亚斯德教的麻葛们提出口号，要“把马兹达的宗教恢复到万王之王的人马所到达的非伊朗国家”。在霍尔米兹德时代，他被封为“奥尔马兹达的麻葛祭司之长”。一位致力于恢复琐罗亚斯德教的麻葛神学家卡特被国王巴赫拉二世尊称为“巴赫拉姆灵魂的拯救者”，把他升到“王国贵族”的高位。另外还给予他一系列称号，如：“帝国的法官”、“典礼官”、“火的治理者”……。卡特对犹太人、佛教徒、婆罗门、基督徙和各种非马兹达的异教徒进行迫害。在沙普尔二世，最高祭司阿塔巴特在确定阿维斯陀经文的含义的争论中由于通过了把熔化的金属溶液倒在胸上的考验，似乎这就证实了他所理解的教义的真实性质，从而彻底击败了其他教派和异教徒，确立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独尊地位。

琐罗亚斯德适应阿黑门尼德王朝政治统一的需要，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使统治者可以把一切不适应于政治需要的神灵打成安格拉•曼纽层下的邪恶势力。所以，他所创建的宗教，一度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和支持。但自公元前三世纪，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琐罗亚斯德教和其他伊朗传统宗教几乎被希腊的宗教崇拜所淹没。但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波斯的宗教崇拜对象中出现了希腊神与波斯神混为一体的现象，如：宙斯奥罗马兹达，阿波罗—密瑟拉，希里奥斯—赫尔墨斯，阿塔尼斯—赫拉克里斯—阿里斯。

三、耶斯特（Yasht），词意与耶斯纳相同，内容均为对神的赞颂。但耶斯纳为一般意义的赞颂，耶斯特则专门讴歌善神和诸天使。耶斯特共有二十一篇，分别赞颂二十一位天使，并以所颂天使之名为篇名。耶斯特在《阿维斯陀》中篇幅最长，写得也较为生动有趣，其中保留了许多古代伊朗人的神话传说，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伊朗与邻国的战争和一些帝王的故事。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几种宗教体系（麦克斯•缪勒所说的有圣典的宗教）向上追溯其种族上的根源的话，便可看到，它们发端于中国族系、雅利安族系、闪米特族系和古代埃及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地理上寻找其发源地的话，那就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伊朗高原；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正是在这些地区，人类延生了最早的文明，建立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由于阶级国家的出现，原始时代的氏族部落宗教发展为民族国家宗教而成为奴隶制国家的上层建筑。一方面奴隶主贵族对于广大平民和奴隶阶级的剥削和专政，产生了政治上对于强化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使祭司阶级脱离生产、专门从事宗教事务成为可能。只是在这时候，宗教的圣典才有客观的可能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而逐步编撰出来。正是有了宗教的神圣经典，宗教的教义、教理和体制才会日趋完备，它的社会影响才得以扩大和持久。麦克斯•缪勒所谓的作为人类历史上几种主要宗教之根源的、拥有最早的宗教圣典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是古代巴比伦宗教和古代希伯来宗教和犹太教（此即麦克斯•缪勒的闪米特族系宗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诞生较晚，后成为世界性宗教，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古代印度宗教和古代伊朗宗教（此即雅利安族系宗教），古代中国宗教和古代埃及宗教。在这些奴隶制国家发展出来的国家宗教，标志着人类的宗教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揭示国家宗教的形成及其性质，本书将选择上述这几种国家宗教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在古代伊朗的宗教中普遍有救世主的信仰。救世主观念的核心，是人们相信他是受神的委托来到人世传达神的启示的。救世主是神的使者。受神之命下降尘世而生为人。在宗教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历史条件下，国王总是被神化为救世主，人们对未来救世主的希望异化到国王的身上。根据皇族的传说，国王作为救世主，他的出生和教育有神迹出现。出生时，国王的神星会出现于天空之上。伊朗宗教的救世主信仰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继续发展。尽管琐罗亚斯德教承认个人意志对于善恶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仍认为人类要想摆脱邪恶势力的侵袭，还必须依靠阿胡拉•马兹达的力量。阿胡拉•马兹达为拯救受迫害的义人，将要从天上派遣救世主到世界上来消灭邪恶势力。琐罗亚斯德曾经常祈求救世主的保佑，相信这救世主将象每天的晨曦一样来到人间，他自己也希望成为（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救世主。琐罗亚斯德去世之后，对于救世主即将来临的信仰又有发展。信徒们期待着琐罗亚斯德重新回来，如果他本人不能亲自来，将派他的三个儿子分期回来。这三个儿子从琐罗亚斯德的精子每隔一千年生出一个。

随着伊朗的逐渐统一，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的建立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古代伊朗人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便逐步走向统一，发展为在宗教史上颇具特色的二元神教。在印度—伊朗的早期神话（吠陀）中已有天神“提婆”（deva或daiva，一个印度—伊朗名词，近乎拉丁语的deus）和恶魔“阿修罗”（asura）的区分，伊朗人则进一步把这种分别扩大化、绝对化，用来对一切神灵和超自然力量进行分类，把他们分为善恶对立的两大类。他们尊奉“阿胡拉”（Ahuras，意为“主神”）为善神之主，尊称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马兹达，意为“贤明”、“智慧”），而把与印度天神“daiva”（提婆）相当的“daeva”（台瓦）降为恶魔一类。这种善恶对立的二元神宗教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各方面推断，“阿胡拉”原来可能是波斯人的一位强大氏族的祖先神或部落的保护神，他被奉为最高的主神是统一帝国和君主集权的反映，是波斯皇帝用来统一帝国各民族的信仰和思想，以加强自己的统治的表现。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对巴比伦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大流士及其继承者则独尊阿拉玛兹达（Auramazda，即阿胡拉•马兹达）。对阿胡拉以外的其他的神则禁止崇拜，或者贬为“daeva”（恶魔）。大流士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政治决策都说成是秉承阿胡拉的意旨。他在自己的铭文中列举了他所统治的各省名称之，后，宣称：“这些省归属于我，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在我的统治之下，向我交纳贡税”。被贬为恶魔的“台瓦”（daeva）看来多是被征服者原来信奉的神。例如，大流士的后继人塞尔西斯一世（公元前486—465）在波里的铭文中写道：“朕遵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战胜此族（指被征服的部落）……在上述国家中原先有信奉台瓦者，朕遵照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拆毁台瓦庙，下令今后不得祭祀台瓦……其他谬风随俗，朕皆一一纠正”。阿黑门尼德王朝历代帝王都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的使者，神的意志通过帝王宣示人世。古代伊朗的二元神宗教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适应伊朗各民族走向统一和波斯大帝国的社会政治需要的产物。二元神教的典型表现形态便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建立和发展。

伊朗地区最早的居民伊兰人的宗教信仰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伊朗的宗教传统主要来源于早期的印度—伊朗雅利安民族。要了解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除波斯古经《阿维斯陀》（Avesta）以外，别无可靠的资料来源。而这部古经在历史的变乱过程中大部被毁和散失，这就使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甚了了。只是由于早期伊朗人和印度人同属雅利安民族，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语言接近，一度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因此，研究宗教的学者们一般通过对古代印度的早期吠陀经典和波斯古经《阿维斯陀》的比较研究，寻找两者的共同因素，据此再现早期伊朗人的宗教信仰。这两部经文确有许多共同之点，如表现出性质相同的多神论，崇拜不少共同的神灵和其他对象（主要是与印度的密多罗神[Mitra]相同的伊朗的密瑟拉神[Mith-ra]，对火的崇拜，用圣酒献祭……等）。此外，公元前1380年，赫提皇帝和米坦尼（Mitanni）国王缔结的条约中提到了一系列神名，其中有：密多罗、伐楼拉、因陀罗和一对孪生神拉撒提亚（Nasatyas）等。这些神也是吠陀经典中的神。这些神的神性和功能也与吠陀神灵相似。他们都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化身。代表着社会的三种职能和统治阶级中的三种成份。密多罗代表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方面，伐楼拉代表神迹和祭司方面，因陀罗则是战神，代表武士贵族。拉撒底亚女神则代表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养育功能和社会的结合性质。早期伊朗的神灵崇拜表明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宗教本身的阶级性。

业已体现在人的肖像上，但是他们所处的野蛮下期，还不知道有所谓遇像。这是还处在向多神教发展路程中的对自然与元素底崇拜。”恩格斯在论证宗教的性质时，还有一句名言：“事实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象的膜拜或雅利安人（指印欧语系各民族，伊朗、印度等各民族）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份，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从革命导师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神偶的产生不是在“最低阶段的部落”，“野蛮下期”，实际上是指原始社会中期和后期，即母系社会时期有了神偶崇拜。按社会发展世纪分析，便应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初期至中期，才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偶象崇拜观念。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神偶最早应产生在原始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观念。从北方萨满教资料中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最低阶段的部落”即是指北方原始先民的原始部落，当时所崇拜的神祗是原始初民自身以外的一切自然存在物质。原始人在对自然界诸种现象无法解释和幻求得以庇佑的心理状态下，便会自发的产生神圣崇拜的宗教意识，祈求荫护和赐降神力。《吴氏我射库祭谱》中追述本哈喇所祀“九满爷”（即“九位瞒爷神，瞒爷，女真语，即指萨满神偶崇拜的先祖神和自然界神祗）神偶时说得很透彻：“吴扎拉哈喇祖居萨哈连北丘温里哈达南，奉祀祖传瞒爷玖位，白羽鹰鸟叁位、桦皮三角头长足臂神壹位、红石椎柱神壹位、蛇猬椴木柱神壹位、大鳇鱼牙骨神壹位、熊肋骨人神贰位，前柒位祖传遐远，不纪其岁，熊人神传为咸丰拾壹年本族衣崇阿大萨满迷山十日，水食不进，梦得神引生回，忆其形面设熊肋骨人神瞒爷，遂世代承祭焉。”从满族吴扎拉氏所奉之祖先神偶，其中大多数是某一种自然物，如鸟羽、桦皮、红石、蛇和刺猬皮、椴木、鱼牙等等，视做偶体作为崇拜物，这实际是很原始的灵物崇拜。当时原始初民还未形成同物体明确区分开来的神灵观念，所以仅把羽毛、骨、木、石岩等视为有神性的崇拜物，认为是有意志和能力的灵物予以崇拜，以求避邪、消灾、祈福和随身佩饰、携带，增加抗御能力。除此，满族吴扎拉氏家族神偶崇祀还有一位熊肋骨人神瞒爷神偶，从传述故事可知系在清咸丰十一年增设神偶，意在报本谢神而立神祗。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间甚晚，与该姓灵物崇拜神偶的祭祀年代是不能比拟的。所言“前柒位祖传遐远，不纪其岁”，尤证实萨满教神偶崇拜最古老最先出现的崇拜形式是实物形体崇拜。在漫长的一段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未有形成人形偶像崇拜。从国外人文学发展例证亦可证实，最原始的时代，如西北土著民族常将装有豹爪或豹毛的蜗牛壳、鹿角尖佩戴在身，认为有壮胆之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崇信萨满教，他们竟将幼儿干尸作为帮助狩猎的物神。生活在我国东北的赫哲族以及生活在苏联境内的那乃人和果尔特人，都曾崇信萨满教，他们的最初神偶也多为虎形、鱼形、鸟形、刺猬形、熊形等等神偶，甚至鱼、蛙、蜥、虫类等都是某一种帮助萨满施行神术的灵物。《东北亚洲搜访记》记载，居住在我国东北海拉尔河上流巴尔喀蒙古中的索伦人（即鄂温克）家“悬一小毡毛，纳山羊毛于其中而缝之，此即索伦男女之神，家家信仰，萨满为之祭祀，亦为之祈祷。”又如达斡尔人崇信“霍列力”神，共包括十七种神，它们是由五十八种生物和物件组成的。“那吉勒巴尔汗”是新娘从娘家带来的神；“华味巴尔罕”是用桦树皮或其木制的日、月、虫、蛇等物组成。鄂伦春族有木刻鱼、鸟、鹰、鳖等偶像，用线连在一起，随时祭供。满族东海窝稽部那木都鲁等七姓满族萨满跳神所穿的神衣神裙之外，披挂着七彩石坠、灰鼠和香鼠、貂、貉等毛尾、桦皮和藤条、黄柏、蒲苇、冻青等雕饰成的各种形态怪物、鱼皮和兽牙兽骨、禽羽禽爪、黄羊蹄角等物，披饰全身有数百件之多，代表了宇宙间的各种生命与物质，萨满借用来为自己在神事活动中自如驱策，也可以赏赐给部落族人作护宅神或守护神。神偶最原始为某种部件灵物，从我们掌握的大批实物资料证明，它是属于原始初民时期低级的简单而朴素的具有宗教萌芽观念性质的雏形祭物，最早产生的年代应在原始宗教观念形成的数万年前便产生了。当时产生的条件与因素是因为原始初民对自然界赋予衣食的崇仰，或因遇灾异得以解脱时正恰有某种动物或有某种物质在自己身边或从自己身边走过，便以为对自己的庇佑和帮助，“凡所藏瞒尼木皮神祗，均为先祖有功，实为报本勿忘之意”。总之，在原始初民初级阶段，人类生命意识与思维发展意识尚十分低下，思维观念也就必然纯朴简单，只有直观性和直感性的心理意念，所谓直观性便是依靠主观肉体直接看到的周围世界的现实映象，反映到人的头脑中长久以后便留下了记忆，逐渐熟悉并认识了这种社会物质映象，便对其渐而发生情感与分辨力，产生了好恶、凶善、利害等思维意念，这便是直观性效果。原始先民最原始的心理活动主要靠直观性，品评与鉴别自己的亲疏意识，好者、善者、助己者便亲近之，相反，便疏远之。直感性，所谓直感性便是依靠主观肉体直接触及到的周围世界的现实物质，反映到人的头脑中长久以后便逐渐凝生与刻记下了对客观物质形态、性质、特征、变幻的意念，从而产生了应付进而驾驭其特性的心理意识。同样，直观性作用也产生了好善、凶善、利害等思维意念，产生直感性效用，趋利避害。这些原始心理观念便是决定原始初民生活的唯一准则，灵物崇拜的原始意识，便是由于原始人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与周围世界发生了直观与直感关系后，而形成的宗教意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只能属于人类初级阶段最简朴的心理意念。那时的万物有灵观念还非常简单，正因如此，原始初民的灵物崇拜物可以说枚不胜举，几乎囊括了世上的所有物质与人类之外的客体，都被他们选认作某一类精灵的代表和化身。只不过世界上各民族、各部落的原始先民，因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心理素质的迥异而认定的灵物不完全趋于一致而已。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得“安石榴”——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北部）的石榴，石榴由此传入中国。随后石榴因高产和多籽在中国成了丰收多子的象征，“榴开百子”在各类装饰领域均有应用。明清暗花类丝织物上的石榴纹样，常常是石榴与桃子纹样组合出现、四周穿插小花的设计，或石榴与桃子作为主要纹样、空隙穿插杂宝的设计，也有石榴、桃子与某几种花卉同时作为装饰母题的设计。

棉花被大量传入内地，时值宋末元初，中国古代大面积栽培的草棉和亚洲棉是从国外分两路传入。关于棉花传入我国的记载是：“宋元之间始传其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由此可以了解，棉花的传入有海陆两路：北路传入草棉，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由阿拉伯经伊朗、巴基斯坦传到中国新疆，经河西走廊再传入甘肃、陕西一带；南路传入亚洲木本棉，至少在秦汉时期从东南亚由印度经缅甸、泰国、越南传入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区，再传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山东最早种植的棉花是由南路传入的亚洲棉，近代种植的陆地棉是19世纪从美国引种的。

有专家认为，贵州少数民族织锦工艺是汉初开辟南方丝绸之路时从中原传入贵州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伊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音juān）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两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由此，开辟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四条古道组成的“蜀身毒道”，从巴蜀经夜郎达滇再达南亚及西亚，此道以后逐渐形成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近年确有大量方块石铺筑的古驿道惊现于由黔入滇的水城，据考古工作者初步考证，那正是史籍上记载的经黔→滇→南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段交通要道。这条古驿道的发现，让昔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繁荣与兴旺立呈眼前，想必在这条五尺驿道上流通的除了锦，应该还有锦的织造工艺。

北方民族对火的崇拜是十分突出而普遍的。通过对其崇拜火的习俗的鸟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迪呢？火的认识与控制，是人类原始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贡献和成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破天荒第一次使得人类控制了某种自然力，因而最后与动物界脱离。”因此，世间对火的利用，“在原始人的想象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以致从他们组织部落、氏族、母权制和父权制家庭之时便创造了火的崇拜。”在各国古代的文化史中，可以发现火的禁忌与崇拜是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而且各民族都程度不等地崇奉着自己的尊严火神以及拜火礼俗与神话。但是，我国东北满族等北方民族火祭习俗与神话，不论从流传悠久、传播广泛方面比较，或从崇拜的火神神祗众多看都是比较突出和罕见的。它具有浓厚的北方文化特点与特征，构成我国北方文化史中重要内容。而且，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广大区域中，有许多崇信萨满教的民族，存在一个非常丰富而又独具特点的崇火习俗的文化传播圈，与世界各民族以及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拜火习俗和神话，相互辉映媲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颂赞光明与火的萨满神词，在萨满教神谕及各族口碑颂词中占很大比重。不少萨满传承下来的火祭火赞神歌，粗犷雄浑，有较高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堪称火经，不亚于曾盛传于伊朗、印度的著名的《波斯古经》，可惜过去未被学界注意。所有这些汇粹成世界上又一特征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