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特定地区和国家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超出固有的国界，有其宗教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宗教观念上，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都摆脱了种族和地域的狭隘性，具有超世界的神性和形象。如果说，氏族宗教和国家宗教所奉神灵的神性是本氏族、本国家的人性的异化，那么，世界宗教的神的神性则是抽象的人性和人的“类的本质”的异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宗教]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的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万能的唯一神观念，是对一切神灵（包括氏族保护神、国家保护神）的否定。它的“唯一性”，取消了各国信众对其他神灵的自由选择；它的“万能性”，又为各国信众提供了可能的福佑，为他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准备了幻想的满足。在宗教观念上，基督教的上帝已不再是犹太人的“父”和“主”，而被认为是一切人的“父”和“主”；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也不单是古莱氏部族和阿拉伯人的“主”，按照《古兰经》第一章“法谛海”的说法，他是“全世界的主”。上帝和真主的全知全善和全能，可以满足全世界各族皈信者的要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则宣称，他们的上帝和真主无形像，无方所，这就是说，上帝并不是白种人，真主也不只是阿拉伯人，这种神学观念也为世界其他种族人民接受上帝或真主，免除了民族感情上的障碍。早期佛教主要讲个人觉悟成佛，佛的神格化不太明显。但当时的佛教所谓成佛后的“终极涅槃”，则已为一切“觉悟者”敞开了大门，为佛教的普世化作了观念上的准备。在佛教的后来发展中，佛神格化了，“佛性”泛存于世界上一切人和一切物之中，神格化的佛又被认为是志在“普度众生”，而不仅只是古代印度人或某个特定的种族。这种“佛性”观念，使佛教超出了种族和地域的狭隘性。

伊斯兰教兴起于七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游牧经济在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游牧民每年都要沿一定的路线迁徙，在干旷草原和沙漠中逐水草而居。由于食物和牧草的稀少，他们大多以十五至二十个帐棚为一伙，分散居住。贝杜因人的名称就源于这种小游牧群。根据阿拉伯人的诗歌和传说，他们的社会长期徘徊于氏族制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制的出现，古代埃及社会逐渐从原始氏族公社制演变为奴隶制，导致政治国家的建立。最早的国家雏形是州。“州”字的象形文字画的是由河渠交叉划界的土地，说明最初的州实际上是与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有联系的社会单位，显然是在农业公社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合体。在前王朝时期，古埃及有四十余个州。由于州与州之间的兼并，终于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形成上、下埃及两个王国。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上埃及王美尼斯灭下埃及，建立了统一王国，统治者的承袭和兴替，形成了古代埃及历史上三十一个王朝。公元前332年，第三十一个王朝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吞并。从那以后，创造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的埃及人相继为许多外族入侵者所统治。最初是希腊—马其顿人，其后是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最后是英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才摆脱英国的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麦地那社团建立后，面对着大量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启示的内容转为以“立法”为主题。但是，穆罕默德的中心任务仍在于将麦加时期的教义付诸实践。他所始终坚持的“真主独一”教义，以及逐步形成的洁净、宣礼、礼拜、斋戒、天课等制度，都是简单易行的。他的宗教理想和信条必须适应于现实的世俗生活。但他完成的社会改革却承认财产私有和直系亲属的继承权，以家庭和个人排斥氏族和部落，顺应了由部落向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因此，他的逝世并没有带来伊斯兰教的瓦解，而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首先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和对外扩张，随后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