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从五世纪末至七世纪初，穆斯林史称“蒙昧时期”，其主要特征是部落之间连绵不绝的仇杀和战争。这些大多发生在同宗部落之间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血缘联系，加速了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的解体。在此之前南阿拉伯部落的大批北迁，已引起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而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阻拦了游牧部落的继续外迁，使相对稠密的人口聚集在半岛境内，形成较稳定的经济联系。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交往的密切，部落间的劫掠和血族复仇日趋频繁和残酷。在袭击和战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和力图以掠夺致富的欲望，使广大部落，特別是惶惶不安的中小部落，企求托庇于更强大的部落联盟。这种倾向促使各部落逐渐走向地域性亲属部落联盟。同时，南北阿拉伯人的融合和古典诗歌的勃兴，突破了狭隘的部落方言，有利于共同的语言和口传文学的形成，为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提供了基础。而且，随着部落宗教的解体，一种超越部落的美德和荣誉观念，勇敢善战、忍受患难、有仇必报、扶弱抑强的行为准则成了各部落共同的生存依据。这种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尤其是由外族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感情，唤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觉醒。贝杜因人的游牧社会进入了由部落向民族和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

广东连州地区八排瑶的瑶老制，是明清时期发展得较为完善的瑶族农村公社组织。它既是生产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明清时期，八排瑶地区的土地、山林等已分属各排，土地占有形式分为私人占有、合伙占有和全排公有，其中以私人占有为主，全排公有的荒地数量很少。排内的生产活动、水源使用、宗教祭祀等均由排里统一安排。每个排都有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头人“天长公”理事。天长公任期一年，分别由排下地缘组织“龙”或负责全排治安的“兵”中选出，轮流担任。其主要职责是处理排内纠纷，维持排内秩序，遇外族或其他排瑶族侵害及有匪患时率众人抵抗。天长公下设头目公、管事头、掌庙公、烧香公、放田水公和放食水公，分别负责排内治安、生产、军事、宗教祭祀等。遇外族入侵时，各排瑶老头人还可召开联席会议，联合行动。平时各排各自为政，互不干涉。

在侗寨建房有一规矩，即围绕鼓楼修建，而且全寨的居民建筑都不能超过鼓楼的高度。鼓楼最初是因楼上置鼓而得名，一般为铜鼓，圆面，中空无底，侧面有耳以便系吊，鼓面有晕圈，鼓心为十二角光芒图案，象征太阳光芒四射。寨中有重大事情，比如发生火灾，外族入侵等，便敲响鼓楼上的铜鼓，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听到鼓声以后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赶到鼓楼集合听令。鼓声就是命令，人们按鼓声统一行动，又称“齐现”。清人李宗访在《黔记》中描述“用一木竿长数丈，空其中，以悬干顶，名长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倶带长镖利刃，齐至楼下，听寨长判之，有事之家，备牛待之。如无事击鼓及有事击鼓不到者，罚牛一头，以充公用”。鼓楼在侗族社会中有凝聚作用，它是族群团结的象征，是侗寨的标志。侗族人围绕鼓楼附近还配套建有戏楼、风雨楼、鼓楼坪等等，这样一来围绕鼓楼构成了寨子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俨然是侗寨的“心脏”。每逢大事，寨中人皆聚在此处商议，逢年过节，村民身着盛装，在此吹笙踩堂，对歌唱戏，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如此有象征性的侗族建筑当然是从江侗族妇女的刺绣对象，在她们心目中，鼓楼就是最神圣最伟岸的建筑，绣在自己日常使用的物品上表达出对鼓楼的喜爱和在意。从江侗族的妇女们把对鼓楼的崇敬用这种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朴素而又感人。

花瑶没有文字，挑花图案便成为记载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挑花艺术作品已被中国美术馆、民族博物馆列为珍品收藏。古朴拙雅的图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这个民族曾经的图腾，曾经的历史、过去的苦难、今天的和谐。如花瑶挑花中的精品《乘龙过海》，盘王头戴三尖神冠，英姿焕发，骑在龙背上，蛟龙昂首，腾云驾雾，呼呼生风，冠发飘逸，上下挑绣群龙朝贺，盘王头顶的太阳与龙头部的鸾凤相映飞舞，使整个画面造成一种飞腾流动的感觉，形象非常生动。表现了花瑶人对英武神威领袖的崇敬之情。《朗丘御敌》是表现瑶族守卫疆土，英雄杀敌的场面。朗丘骑在马上，头戴神冠，身着铠甲，手持羽箭，马下有来犯之敌的首级，他们守卫在大树下，连树上的鸟儿也为他们助威。这幅作品记录了瑶乡人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事件，表达了对本民族英雄的膜拜。在以虎为主体图案的挑花中，也有类似解剖思维的方式，他们在老虎体内绣花草和小虎，表达的意思是：老虎要怀崽，还要吃东西。记录了花瑶人民朴素而浪漫的情怀。花瑶挑花艺术是一种精练升华了的神圣情感，它是只能感悟，无法言传的潜意识的集体表象，是长期积淀下来的智慧精灵，具有强烈装饰性的纯美淳情的形式，是尚未形成文字的纹样，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祖先的历史，花瑶挑花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与野性活力，使之绵延不断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