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对于西方冲击的反应比较强烈。为配合殖民主义侵略而进行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遭到了穆斯林的抵制，几乎毫无进展。只有他们兴办的现代教育，由于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哲学思想，在部分开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影响。但资产阶级由于十分软弱，与下层群众缺乏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只好依附封建统治集团，借助传统的宗教语言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和缓渐进的改良来实现本阶级的政治要求，最早的伊斯兰教现代主义的改良运动，开始于奥斯曼帝国。在深刻的统治危机面前，统治者被追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某些政治军事改革，企图以变法来挽救封建统治。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终于在1924年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因为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哈里发制度，走上了世俗主义的道路。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里，民族主义的思想刚刚得到传播，出现了以赛以德•阿赫默德汗、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伊克巴尔等人为代表的种种现代主义思潮。但他们主张的不是世俗主义，而是伊斯兰教适应现代条件的改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帝国虽不能创造世界宗教，但一种宗教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却总是借助于世界帝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权威。如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不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如果罗马帝国本身不是一个雄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基督教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欧洲列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走向全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对于信奉多神教的麦加古莱氏贵族在军事上的胜利，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多神殿是不会改而崇奉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真主的权威也是随着哈里发帝国的军事扩张而走向世界的。释迦牟尼用个人悟道成佛的解脱之道来否定吠陀诸神和婆罗门教的权威，打破了传统的部落宗教和国家宗教的狭隘性。他在世的时候，佛教的传播虽已在恒河流域的若干部落小国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把佛教推广到印度全境，却有赖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在印度全境的统治。而贵霜王朝则把佛教从印度带到中亚细亚，进而影响中国。正是由于汉唐王朝的隆盛和强大，以及历代中国皇帝对佛教的宽容与支持，才使佛教不仅在中国大地上扎下自己的根，而且通过中华大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强大影响，又使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在探讨世界性宗教形成和发展问题时，如果仅仅着眼于宗教本身的神圣权威，忽略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原因，那绝不是科学的结论。

虽然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教合一现象，但这些现象在不同宗教那里具有不同的特点。伊斯兰教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政教合一的倾向特别显著。作为教俗最高首领的哈里发，名分仅在安拉和穆罕默德之下，犹如中国的天子名分仅次于“天地”一样。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元首至今仍采用“苏丹”或“埃米尔”这样的政教合一称号。伊斯兰教对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政治有全面深入的影响，其教律往往被作为民法以至刑法，并形成了“佥议”、“类比”等宗教性的立法原则。政教合一的各种表现，在伊斯兰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至今犹存。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情况比较复杂，其极盛的时期是中古时代，极端的典型是教皇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渗透到政治法律的一切方面：帝王即位要由教皇加冕，主教同时拥有世俗权，其中包括领地内的司法权，教会法规取代了罗马法，异端裁判所一度凌驾于世俗法庭之上。教育全由僧侣或修士主持，“七艺”成为神学的附庸，神甫成了乡村和基层社会生活的指导者。这些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基本消失，但还存在某些遗迹或外部形式。佛教的政教合一倾向相对较弱，大乘佛教尤其如此，这与其教义的出世程度较高有一定关系。小乘佛教地区至今犹存的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现象，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小国为捍卫民族独立，特别注意运用意识形态武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这种从社会环境出发的解释，大致也可应用于许多弱小民族的政教合一情况。至于我国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地区，则是社会环境封闭落后容易造成政教高度合一的极好例证。

从《古兰经》中，我们当然还可归纳出其他一些道德规范，但从总体上看，它们或者属于人—神关系的宗教道德，或者属于人—人关系的社会道德，但无论那一种，都是当时社会关系的表现，本质上都是为私有制和阶级关系服务的。由于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发展相对于原始氏族制的必然解体，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此，适应这种历史发展过程和新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道德规范，相对于原始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礼法、道德，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穆罕默德的伦理道德观念本质上是新兴奴隶主和商业贵族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帝国建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伊斯兰教所宣扬的道德伦理思想也相应地封建化，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

这样，早期经文反复要求的“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便将信仰和道德结合起来，并通过对今世行为的最终审判，成为新宗教的基点。615年，穆罕默德彻底否认“三女神”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麦加贵族对穆斯林的迫害日甚一日，但不象传说的那样暴虐。据说有两批穆斯林先后迁往阿比西尼亚避难。穆罕默德及其主要信徒依赖氏族的保护继续坚持传道。麦加上层的反对似乎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经济原因。他们担心穆罕默德的活动会影响部落的统一和贸易的收益，至少会损害麦加作为朝觐和集市中心的地位。对统治氏族的首领来说，他们肯定会予感到穆罕默德作为先知的政治含义。他们同样还会意识到，早期经文的道德观念与他们的致富手段和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而对穆罕默德来说，早年的艰难身世和哈希姆族的窘迫处境，使他对富人及既有宗教持批判态度。他对中小氏族的同情及对麦加现实的否定，势必要否定维护部落上层利益的精神支柱。因此，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经文内含的批判锋芒，终于导致安拉与“偶像”不可并存。反对和迫害的升级，一步一步地推动他走向宗教革命。

尽管伊斯兰教产生于麦加，但其主要特征是在麦地那时期初步定型的。长期的部落战争造成的严重灾难，产生了对超越部落之上的权威的需要。麦地那社团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建立的。由于隐蔽在共同信仰中的地域关系取代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它就成了一个突破氏族制外壳的新型社团，开始了对阿拉伯部落社会的根本变革。安拉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顺从安拉及其使者成为首要的宗教义务。穆罕默德在宗教统一号令下制止部落战争的努力，符合广大部落民的利益和愿望。穆斯林之间的教胞关系，为贝杜因人提供了一种远比血缘关系更为稳固和广泛的社会纽带，成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前提。

麦加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所伴随的道德堕落和社会弊病，阿拉伯部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劫掠和仇杀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使穆罕默德隐约看到了中小氏族行将没落和麦加向阶级对立发展的可怕前景。从麦加时期经文对富人的谴责看，这显然是他长期郁结于心，产生宗教信念的思想原因之一。但是，麦加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成熟，贫富矛盾还隐蔽在氏族关系之中。在氏族制的外壳下，队商贸易的急切需要又把各氏族联结在一起，个别成员还不可能直接突破这一外壳。穆罕默德内心的激情没有直接迸发出改革社会的呐喊，而是首先体现为宗教的变革。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社会伦理思想根本不存在这种人人平等的“人类兄弟关系的新概念”。事实上，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上的核心和出发点，就是维护和发展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的阶级关系。穆罕默德把社会上关于主奴、贫富、贵贱的阶级划分，说成是真主的决定和安排：

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袭击商队是一种正常的应急手段。通过劫掠战利品，麦加来的迁士可以摆脱经济上的依赖，提高他们与社团的实力、财富和威望。对麦加人来说，北上的商路是他们的命脉，因此必然要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一致命的威胁。625年，艾布•苏福择率兵三千在伍侯德一役挫败穆斯林后撤军。经过两年的准备，他又组成一支万人的联盟军前来决一胜负。穆罕默德下令在麦地那北部易受骑兵冲击处挖壕固守。联盟军围攻四十天一无所获，终因粮草不足，人心涣散而溃退。这一战役后，穆斯林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进攻。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穆罕默德神化私有财产制度和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社会历史的需要，它反映了社会从原始氏族公社制向新兴奴隶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唯其如此，穆罕默德领导的伊斯兰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我们不应对这种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倾注道德上的愤懑之情。这就是说，穆罕默德的社会伦理思想的社会进步意义恰恰是他对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肯定，是他的社会不平等的主张，而不是什么“人类兄弟关系的新概念”。处在阿拉伯社会新兴的奴隶制正在形成和发展时期的穆罕默德，他的头脑中，不可能有这种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概念”。

位于麦加西北约四百公里的麦地那绿洲，面积约为三十多平方公里。居民主要以种植椰枣和谷物为生，一连串的村舍寨堡散处于枣椰林和耕地之中。在那里，农业生产趋向于家族分散经营，争夺良田的战争又促进了私有观念的发展。渴望掠夺致富的动机，使耕地毗邻、村舍相望的氏族日益频繁地发生冲突。仇杀和战争延续了近五十年。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袭击和谋杀，因而不敢冒险离开氏族生活区或寨堡。正常的生产活动陷于停顿。在缺乏驾于部落之上、具有足够力量制止双方冲突的权威，又无一位超脱于敌对双方的强有力人物来进行仲裁和维持和平时，双方面临着同归于尽的灾难。这时，他们在穆罕默德及其教义中，看到了一位具有宗教权威的阿拉伯领袖以及结束仇杀的希望。他们邀请穆罕默德，主要不是作为尚未定型的新宗教的先知，而是传统的解决争端的仲裁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效用，首先还不是作为一个新宗教，而是保障安全和恢复秩序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因此，到了麦地那后，穆罕默德就有可能突破氏族制的外壳，以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完全新颖的社团“乌玛”，来满足麦地那的现实需要。

对安拉的感恩还必须“奉行他所命令的事务”（第80章第23节在早期的经文中，主要的要求就是“净化自己”。作为行为规范，它与“违背正道，稍稍施舍就悭吝”的人相反，“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在麦加时期的经文中，这种“净化”的道德诫命，全都限定为对财富的正当使用；为了避免永沦火狱，不得为私欲积聚财富，而应“赈济贫民，敬畏真主”。它所强调的慷慨施舍，反对的麦加贵族吝啬贪婪和欺诈掠夺，正是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得到中小氏族和社会下层支持的基础。到麦地那时期，“净化”的道德诫命演变成社团管理的“天课”制度，并发展成为哈里发国家财政支柱的一种税收。

在穆罕默德传道前的几十年里，麦加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氏族制度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急剧变动之中。一方面，发展贸易的共同需要，产生了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对外的团结一致和转运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麦加繁荣的前提。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和商业的竞争，却使各氏族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倾向于自行其是。部落领袖和富裕氏族也竭力利用氏族制度和宗教仪式来掩盖剥削欺诈行为。在部落的共同利益中蕴藏着不可克服的利益冲突。私有观念和经济发展促使矛盾渐趋尖锐。富裕氏族通过部落议事会形成对部落成员的政治经济控制，正在把古老的氏族制度引向灭亡。

穆罕默德去世后，半岛各地部落以拒纳“天课”为由，否认麦地那政权的统治权。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发动讨伐变节部落的战争，用武力迫使各部落归顺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民族政治统一的号令。对阿拉伯人来说，在皈依与死亡之外，别无选择。凭借武力迅速统一起来的各部落，立即转入讨伐异教徒的“圣战”。对外征服的政策，是由全面禁止部落战争和贝杜因人对劫掠的经济需要所决定的。随着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统一，他们“为主道奋斗”的热忱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必然要走向对外征服的道路。

穆罕默德在建立和巩固麦地那社团，制止内部仇杀之后，就开始了对麦加的攻击。624年，他亲自率队伏击一支麦加的大型商队。商队事先得到风声，改道返回了麦加。穆斯林在白德尔与麦加的援军遭遇，结果以少胜多，杀死了艾布•贾赫勒等反对派领袖，缴获了战利品和俘虏。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作为安拉福佑的证明，使伊斯兰教贏得了麦地那人的信服，并为穆罕默德的权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宗教礼仪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在近代西方宗教学诞生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说明。宗教神学家总是把各种宗教仪式说成是神和上帝的直接启示。犹太教《旧约圣经》把一切崇拜和信仰上帝的仪式规定都说成是耶和华对先知的耳提面命，伊斯兰教关于“五功”的仪典被说成是穆罕默德得之于真主的启示。我国古籍《礼记•礼运篇》也有类似说法：

穆罕默德关于神迹的态度与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呈鲜明的对比。尽管穆罕默德本人在神迹问题上表现“谦虚谨慎”，但后来有关他的传说和记叙，使他的诞生和生活经历都带上了日益众多的神奇色彩，其中有些事件还写进了《古兰经》之中。例如《古兰经》第17章第一节经文说：“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份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穆斯林据此认为，穆罕默德于某个夜晚由天使陪同，乘天马由麦加到耶路撒冷，又从那里登上云霄，遨游九重天，见过古代先知和天园、火狱等，黎明时，重返麦加。因此，穆斯林视此为神迹，视耶路撒冷为圣地，定于每年希吉拉历七月十七日为“登霄节”，以志纪念。在伊斯兰教的某些教派（如苏菲派）中，神秘主义气氛非常之浓，围绕圣徒和圣墓产生了许多神迹，朝圣者有关于此的说法一个比一个更为神奇。伊斯兰教旨主义神学承认神迹是事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神学认为世界是真主安拉用连续的时间原子反复制造的存在物。所谓自然的规律性只是安拉在反复创造宇宙时的习惯，真主作为全能者可以随时反惯常之习惯，创造出不同于自然惯常秩序的神迹，安拉在必要时当然要制造反自然的神迹，一则表现他的全能，二则证明他所派使者的真实性，当然也是压倒对手和不信教者使之沉默的一种手段。伊斯兰教的神迹后来在对圣徒的崇拜中特别突出。按照信徒的说法，圣徒本人生前和死后的坟墓都具有赐福消灾的能力。

在麦地那时期，穆罕默德以“服从安拉及其使者”为号召，通过建立麦地那社团，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统一。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古兰经》的立法”形式下，对社会结构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关于财产继承和婚姻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穆罕默德首先通过遗嘱制度确认了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否决了氏族的所有权；同时逐步改革了父系男亲属分配遗产的惯例，肯定了直系血亲（包括女子）的继承权。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各个部落内氏族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已向家族和个人的所有权转化。氏族首领可以利用集体财产牟取私利。氏族的弱小成员常常受到监护人的欺诈和侵吞，妇女和儿童则被剥夺掉了继承权。穆罕默德为死者的男女近亲规定了以个人身份继承遗产的份额。一方面，通过承认财产为个人私有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远亲保留了部分权利，反映了氏族观念的残余。这些规定本身说明，个人、家族和社团（国家）正在取代氏族和部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此有关的是对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改革。《古兰经》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并非通常认为的对漫无限制的多妻制的限制，而是对于旧的婚姻形态的改革。因为对于当时阿拉伯人多妻的推断几乎肯定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当时流行的是对偶婚，两性的结合比较松散，夫妻不是独占的同居。穆罕默德用“天启”禁止“蒙昧时期”的旧俗，严厉谴责“陷于奸淫”的“恶劣”男女，鼓励建立稳定的一夫制家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规定了妇女或寡妇改嫁前的“待婚期”，以确定是否有孕。非常清楚，这条规定的目的，显然是要辨明亲生子女确凿无疑的身份，以保证将来以亲生子女的资格继承遗产。穆罕默德以这样的方式，积极适应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的社会要求，并确实在短期内扫除了旧的婚姻形态，为阿拉伯社会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哈尼夫”（，真诚者）。他们声称追随“易卜拉欣的宗教”，厌弃偶像崇拜，拒食献祭食物，谴责活埋女婴，甚至反对贵族的专横。从他们苦行隐修的方式和宗教态度看，他们已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为种种宗教问题所困扰，同时显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及建立一神教的趋势。他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可以视为穆罕默德接受一神教义的媒介。但是，能为广大阿拉伯人信奉的新宗教，必须完全独立于外来宗教，又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这一超出哈尼夫而进一步发展一神信仰的使命，是由穆罕默德完成的。

穆罕默德将近四十岁时，常到麦加城北的山洞去静居隐修。据《古兰经》说一天夜晚，正当他精神恍惚之际，突然接到了“启示”：“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作为麦加人的警告者，浩劫的预言者，他负有制止现世罪恶的使命。于是，他开始在至亲密友中传道。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准备，于613年公开传教。他的早期信徒以“年轻和贫弱”为显著特征，其中有麦加统治氏族和家族的失意子弟，有中小氏族的重要成员，还有各氏族的依附民、释奴和奴隶，这些人比较深切地感受到了经济繁荣和贫富分化所带来的弊端，或者自身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和排挤，因而对于不顾一切地聚敛财富和控制贸易的时尚极为不满。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恰好向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说明。这时，他还不是一种新宗教的自觉传播者。从早期经文看，他传道的核心是死者复活和末日审判。其中没有直接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主张，甚至既没有强调安拉独一，也没有谴责多神崇拜。但是，经文谴责了不顾氏族道德，排斥近戚贫人，欺凌孤儿弱者，侵吞财产，唯利是图的罪恶；宣布末日审判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清算，而不考虑血缘与氏族。这是初期传道的要点。正是这些以天启名义传达的启示，抨击了麦加贵族的世俗观念，直接触及麦加的社会现实，从而拨动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628年春，穆罕默德获悉麦加有人主张妥协，就号召利用朝觐向麦加进军。由于结盟的游牧部落没有响应，他与古来什部落订立了为期十年的侯达比叶协议，实际上对麦加作了让步。为了平息穆斯林的不满，他于夏季挥师北征，攻陷犹太人的据点海巴尔。绿洲土地继续由当地居民耕种，但须缴纳百分之五十的贡赋。这为以后的对外征服提供了先例。630年，一起偶然事件破坏了侯达比叶协议，穆罕默德乘机出兵占领了麦加。他立即下令捣毁了克尔白的全部祭坛和偶像，但赦免了麦加的居民。接着，他又在侯乃尼击溃了一支正在集结的部落联盟军。穆斯林社团成了半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631年，当他率军北征塔布克时，那里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部落望风归降，以缴纳人丁税换取穆斯林国家的保护。当年，半岛各地的阿拉伯部落纷纷前来表示归顺。穆罕默德坚持以表白信仰和交纳天课为条件，要求他们加入社团，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结盟。在这一年的朝觐时，他拒绝前往，派艾布•伯克尔带队参加。随后又派阿里赶去宣布：四个月后非穆斯林不许进入麦加。若不皈依伊斯兰教，任何阿拉伯部落的盟约均将废除。这一“禁朝”的命令毫无阻碍地得到遵守，充分说明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和力量。

617年，麦赫祖姆族族长艾布•贾赫勒组织了全部落对哈希姆族和穆塔里布族的“联合抵制”：断绝商业往来和通婚。这时，虽有哈姆泽、欧麦尔等人的皈依，穆斯林的处境仍无改善。到619年，赫蒂彻和艾布•塔里布相继去世后不久，穆罕默德失去了氏族的保护。他不得不到部落以外去谋求发展。在遭到麦加周围的游牧部落拒绝后，他前往塔伊夫活动，结果被驱赶出来。只是在取得另一氏族族长的庇护时，他才得以返回麦加居住。这时，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伊斯兰教面临着夭折的厄运。

三、氏族宗教和国家宗教的信仰者是氏族公社的全部成员和国家管辖下的全体民众，在氏族公社和国家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是可以在信仰上作别的选择的。因此，社会的体制直接就是宗教的体制，社会的组织直接就是宗教的组织，氏族的长老和部落的酋长，国家的君王往往就是主持宗教仪式活动的祭司长。在社会政治的组织结构之外没有也不需要有独立的教会组织。三大世界性宗教则不然，这是因为它们最初都是教主个人创建的宗教，其信奉者是一个一个地皈依入教的。开始阶段必然是社会的少数，而且独立于传统的信仰体制之外。他们在新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释迦牟尼的皈依者建立了“僧伽”组织，早期的基督徒建立了教会，穆罕默德的信徒则组织为严密的穆斯林公社。教会的出现使宗教有了固定的组织结构，加强了宗教首领对全体信仰者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在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共同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里，宗教组织成了对内控制、对外竞争的工具。在现阶段，三大世界宗教都有自己的世界性的宗教组织。

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面临着许多困难。政治上持观望态度的“伪士”，一度拥有强大的势力。他对他们采取安抚政策。后来由于伊斯兰教带来明显的利益而使他们转变态度。对于麦地那的犹太部落，他曾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承认他是《申命记》中预言的先知。开始他采用了犹太人的一些习俗和仪式，例如以耶路撒冷为礼拜朝向，遵奉中午的礼拜和“阿术拉”斋戒日。但犹太人极力否认他的先知身分，诋毁他的教义，导致穆罕默德与他们决裂。他改变了朝向，确定易卜拉欣为克尔白和朝觐的创始人，规定莱麦丹月为斋月，从而给伊斯兰教涂上了鲜明的阿拉伯民族色彩。在军事上，他抓住每次战役后的时机，对犹太部落实行各个击破，逐步消除了犹太人的威胁。到627年末，麦地那社团就成了单一的穆斯林社团。

基督教的绝对一神观念是在犹太教这种排他性的上帝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把上帝说成是绝对，他至高无上，唯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上帝之外，别无他神。但基督教的一神观念实际上也并不那样绝对。尼西亚会议承认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在《新约圣经》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有一套祈求圣父、圣子、圣灵的三合一礼拜式的用语）。但这却被奉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这个教义很特殊，实质上无异于承认上帝虽是唯一，表现形式却有三个，是多神观念与绝对一神观念的一种调和形式。伊斯兰教对此嗤之以鼻，斥之为三神论。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极端、更排他、更不可妥协的绝对一神观念。穆斯林“五功”第一功的内容即是信仰只有安拉才是真主，除安拉外，别无神灵。不过，伊斯兰教仍然和基督教一样承认天使的存在，并把大天使迦百利作为安拉与其使者穆罕默德之间的中介，而天使之类仍然是次级神灵。由此可见，公认的三大一神宗教的一神观念都不是纯粹的和绝对的，他们以各种方式容纳了多神观念。

伊斯兰教照此办理，而更有甚焉。穆罕默德自称他是真主派来世上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他作为主的钦差大臣，其任务便是传达真主的旨意和命令。他把这个过程说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当他在一个山洞中沉思时，突然听到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声音，数日之后，同样的事又一次发生，而且这个声音向他讲话，还说他就是真主的大天使迦百利。此事多次重复出现，因此，穆罕默德方确信真主已选他为先知。三年以后，真主最后向他启示，他将成为主的使者。他经常从大天使处得到真主的启示，并把这些启示公开传扬。据伊斯兰教神学家说，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就是收集这些来自上天的启示而成。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把他们的经典和教义说成是上帝或真主的启示，所以神学家们把这些宗教尊之为“天启宗教”或“启示宗教”。经典的一字一句，教义的一条一文都被说成是上帝或真主的旨意，是最高的真理，是一切其他真理的根据和源泉，不得怀疑，不许更改。天命启示说赋予宗教及其经典和教义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以宗教创建人为中心的神迹故事，其作者常常是宗教创建人的信徒，但也不排除创建人本人进行有意的欺骗。一种在传统宗教之外新建的创建宗教，要想贏得群众的信仰，当然主要依靠迎合群众的社会要求。但群众的宗教心弦也得同时用神奇的超自然力量去拨弄。神迹故事最能调动愚昧好奇之徒的狂热信仰。所以，宗教的创建者一般多假托天命，装神弄鬼。摩西自称他亲见上帝，面受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耶稣自称“神子”和基督（救世主）；穆罕默德自封为真主的使者；洪秀全自称是皇上帝的“次子”；杨秀清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代天传命。我国各种民间宗教的教主往往自吹具有“刀砍不进，枪打不入”之类的神力异能——诸如此类神话，如果不是属于发自神经病患者的热昏的胡话，那就只能是有意的编造。

人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上、感情上的反应，受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舆论、道德、宗教的影响很大。它不仅常常由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激发而起，而且也因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差别而有不同的主观体验和不同的感情反应，这在所谓宗教经验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如果确有所谓神秘的宗教体验的话，他们对于神的体验，总是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神，与他们所信宗教的特殊教义密切有关。中世纪基督教的那些献身于耶稣的修女据说有与耶稣婚媾的体验。民间的多神教迷信者则可能在梦寐中体验到各种各样的精灵和鬼怪……这种种宗教经验的差别，只能归因于传统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它有力地证明：是宗教信仰等文化社会因素引起和铸型宗教经验，而不是宗教经验决定宗教信仰。有些自称具有神秘体验的宗教家，他们的那种体验可能是生理病态或精神错乱而产生的结果。一些穆罕默德的传记作者就认为他所谓的亲聆天使迦百利的天启，实标上有可能是一种“幻听”。如果我们不是把穆氏的说法当成有意的编造，这就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

在近代西方宗教学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研究宗教的时候，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方法，即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宗教信仰和问题。宗教心理学特别强调宗教信仰者个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在宗教生活中的意义，往往把信仰者个人的主观性的宗教感受和宗教体验视为宗教之最本质的东西和宗教之真正秘密所在。有些宗教心理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信教者有了关于神或神圣物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他们才会表现出外在的宗教崇拜活动，对他们体验到的神圣对象进行崇拜、祈祷、祭祀，并规范化为宗教仪式，概念化为神学信条和宗教教义，从而形成各种宗教体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专从个人的宗教体验研究宗教的性质和作用，实际上是把个人的宗教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和本质。他认为，以个人的宗教体验为本质的“个人宗教”，比以神学信条和教会制度为根本的制度宗教更为根本。以教会为基础的制度宗教一经成立，就变成因袭相承的传统。可是每个教会的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是由教会创立者个人直接与神感通的宗教经验而来。不仅耶稣、佛陀、穆罕默德等超人的创教者如此，而且一切创建教派的人也是如此。詹姆士认为个人的宗教体验是宗教中最先起、最根本的因素。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定义：“因此，我现在请你们武断地采纳的对于宗教的定义，就是：各个人在他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种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詹姆士所理解的宗教就是个人对于神圣对象的感情和经验。詹姆士以后，西方宗教学者把个人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和本质因素，并以此来分析各种宗教现象的方式大为时兴。德国神学家和宗教学者鲁道夫•奥托在1917年发表的名著《论神圣观念》中发挥了这种主张，把信仰者个人对神圣物的直觉性体验——“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说成是一切宗教的本质。对于奥托说来，这种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和经验就是宗教。奥托的宗教观迎合了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个人主义高度发展时期的宗教心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论神圣观念》一书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一版再版。英国当代著名的宗教学者麦奎利认为宗教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与神的交际和感通。他据此对宗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宗教是存在本身（神或上帝）对人的触及，以及人对这种触及的反应。麦奎利这里所说的人对神的感触和反应，是指宗教信仰者个人对信仰对象的主观感受或宗教经验而言。

概略地说，所谓宗教经验就是宗教信仰者对于神圣物（神、神圣力量、神性物）的某种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例如，各种宗教的虔诚信仰者，特别是各种宗教和教派的创始人以及所谓高道、高僧、圣徒、先知、降神者之类“半人半神”式的宗教人物，总是不断声称他们对于自己所信仰和崇奉的神灵、神圣力量或神性物有某种直觉式的体验和感受，甚至还有公然宣称自己经常与神灵直接交际、面受启示者。他们还把这种直觉的体验和直接的交往作为对所信之神圣对象的直接验证，视为其所建宗教或教派之真实性的根据。在各种宗教的神圣经典以及关于宗教的各种史传，如我国的《高僧传》、《神仙传》之类传道作品中，充斥着此类宗教神秘体验的记载，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据佛经，释迦牟尼说他在菩堤树下静坐沉思七天，经于悟道成佛，随后又经受了魔王长达一月之久的扰惑考验，证实了他的觉悟。犹太教的摩西说他在西奈山上亲见上帝并面受诫命。《旧约》中先知耶利米说他体验到耶和华上帝通过幻象告诉他，他出生之前已被选为先知。先知以西结更具体地说，他见到天开之后，出现上帝的异象，耶和华之灵降到他的身上。基督教福音书说，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洗，上岸后，眼见天忽然裂开，有圣灵如鸽者降临其身。又耳闻天上声音，说他是上帝的爱子。从此以后，耶稣便到处传道，宣传上帝的福音穆罕默德则说他在四十岁时去希拉山洞里静思，听到大天使迦百利向他转达真主启示的声音，此后一生又不断享受至到此种神圣的经历和体验。创建拜上帝会的洪秀全说他梦游天宫，亲见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天嫂。杨秀清、肖朝贵则自称是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圣灵经常附体，他俩代天父天兄传达启示。这些宗教创建人关于自己与神或神性物际遇交会的神圣经验，就是宗教学所说的“宗教经验”。诸如此类记载和故事，或者只是纯属其门徒臆想和虚构的宗教传说；或者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洪秀全、杨秀清故神其事的一种“夫子自道”；或者是宗教麻醉过深而出现的变态心理，是否确有其事可以存疑。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就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称为“三大骗子”。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并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批判。近代西方宗教学家一般不直接否认此种传说，而是把它称为“宗教经验”，企图作出心理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解释。

各种宗教体系的宗教观念无论在内容上有何差别，都得通过一定的语言或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的道理，从内在的观念变为外在的语言。弟子集“佛说”而成为佛教经典。穆罕默德也是把他在山洞中沉思默想所得的观念以及他自称听到大天使迦伯列传达的“天启”，通过语言的宣讲，辗转形成《古兰经》和《圣训》。宗教观念一旦通过语言和文字表现出来，它就超出个人体验和内在信仰的范围从而可能具有社会的意义，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传道的工具。

穆罕默德领导的伊斯兰教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伦理涵义的社会运动。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神信仰与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宗教与社会伦理思想在运动中紧密地结合起来。穆氏在宗教神学上宣传信仰唯一的真主、信使者、信前定、信宿命、信来世、信天堂地狱，用一神信仰代替在氏族部落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多神信仰，为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式。在社会伦理方面，由于氏族部落制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阶级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习俗、礼法、道德观念随着人—人社会关系的变革日益频临崩溃，穆罕默德便在宗教运动中不断以真主的名义发布各种启示，调整社会关系，提出和建立一系列穆斯林应该遵行的行为规范和宗教律法，把信众纳入新的社会关系之中。早在麦地那时期，他就创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徒公社“乌玛”。一方面组织信徒群众从事政治军事斗争，同时又组织他们的宗教生活，还要处理他们之间的各种民事和刑事纠纷，规范和调节他们的行为。因此，穆罕默德就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政治关系、人伦关系……）订立了一大套细致而又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既具有道德诫命的意义，又具有宗教律法的性质。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和周围广大地区的胜利和哈里发封建大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和它所宣扬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成了帝国的上层建筑。历史事实证明，伊斯兰教及其社会伦理思想，从其开始之日起，就是穆罕默德所代表的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奴隶主、商业贵族）的意识形态，后来则成为帝国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

穆罕默德大约出生在570—580年间，一般推定为570或571年。在他出生前，父亲阿布杜拉已经去世。六岁丧母，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和伯父艾布•塔里布相继担负了抚育孤儿的责任。他从小没有受过教育，要从事放牧一类的劳动。传说在十二岁时，他曾跟随伯父参加一支商队前往叙利亚，归途中遇见了一位基督教隐士贝希拉。以后衍生的许多类似传说，都是据此为蓝本的。成年以后，他还必须到氏族以外去谋生。他二十五岁时受雇于赫蒂彻，替她经理商务。赫蒂彻前夫从事商业，家道小康，丈夫死后独自支撑门户。她向穆罕默德提婚时，据说她要年长十五岁。结婚以后，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重大转折，从此摆脱了为人帮佣以维持生计的贫寒窘境。他在三十五岁时得到了艾敏（忠诚可靠者）的称号，反映他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至于穆罕默德在此期间形成宗教思想的精神背景，尚无足资凭信的资料。关于末日和来世的思想、天启和先知的概念，宇宙一神和个人获救的教义、以及许多《圣经》故事和历史传说，可以看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只是其中杂糅着基督教伪经和犹太教经外传说，说明他的知识可能来自不谙神学的商人和奴隶。麦加的有些“哈尼夫”或许是穆罕默德转向一神信仰的桥梁。

持此说者，在各种宗教中相当普遍，而以犹太教和基督教最为典型。《圣经》（旧约）把所谓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还说十诫是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从烈火中现身说法，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基督教继承了这一教义。还说，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与上帝三位一体。他道成肉身，以人的形式出现于世，传福音，行善事，教化世人，他以其尽善尽美的道德行为树立了为人的伦理标准。伊斯兰教大体上也是如此主张，真主安拉是绝对的善，他派遣使者穆罕默德在世上教化人类，缓和人的恶性，弘扬人的善性。《古兰经》中所教导的一切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都是真主通过穆罕默德启示于人的。

三大世界宗教的创建人对“神迹”的态度从史籍上看并不完全相同。在他们进行创教和传道的活动时，常常被群众要求表演超自然的奇迹以证明他们的神圣身分。佛陀和穆罕默德对此种要求或者拒绝表演，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耶稣则大不一样，他总是有求必应，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表演许许多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这两种情况的鲜明区分是颇有兴味和发人深思的。佛陀和穆罕默德作为历史人物，是不能冒险犯难去表演他根本没有的神力异能的。可是，为什么圣经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却像个江湖术士和魔术师那样以表演神迹为能事呢？这就不能不使冷静的读者就此进行理性的思考：这些神迹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福音故事作者的编造？耶稣基督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宗教的幻想？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对圣经福音故事的批判，事实上就是对基督教神迹信仰的批判。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书中记载的神话故事（神迹）决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由于救世主观念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的流行而自然发生的结果，它是人的创造，但不是故事作者的故意捏造。布•鲍威尔则认为这些神迹故事既然不是历史，那就必然是人为的编造。故事作者既要编造故事，就得通过他的“自我意识”。因此，不仅福音书上的神迹故事没有丝毫的实际可能性，甚至耶稣在历史上也并无其人，这些东西完全是福音书作者的文学创造，布•鲍威尔由此得出了人创造宗教的无神论结论。

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思想，突出强调个人行为的善恶。它不再依靠已趋解体的氏族部落社会的习惯法，而代之以真主的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企图以此来维护和保证人的道德生活。它也不象基督教那样宣扬人有“原罪”以待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完全诉诸于个人行为本身的道德责任，听命于真主的公正无私的审判。它认为任何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无善不报，无恶不罚。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真主的审判，任何行为都因其善恶的性质和程度而得到相应的报偿。在这里，人人在真主面前平等，没有阶级的区分。但是，《古兰经》所理解的善恶却是历史的具体的范畴，是当时阶级关系的反映。

这种梵我合一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导致古代印度人的瑜伽修行术。据《斯维多斯梵多罗奥义书》，瑜伽修行的目的就是认识梵，使自己的光与梵的光统一起来，消除无明，超脱羯磨（业报）。修行者端然正坐、静心冥想、控制感官和呼吸、驯服心猿意马。使心灵转向内心、集中冥想梵。据说，通过这些过程，就可在心象中见到梵的标志，实现灵魂（自我）从肉体的解脱，免除疾病、老和死，并得到心情愉快，神清气爽、语音美好的感觉和体验：“正像一块弄脏了的金属一样，一当把它擦洗干净，它就闪闪发光。寓于肉体中的自我，一旦实现了自我的真理，就会失去他的痛苦而成为极乐的发光体。瑜伽通过实现自我本身的光明而直接经验到梵的真理。它摆脱了一切不净——它就是纯净、无生、光明。”印度宗教把瑜伽修行术看成是获得梵我合一的神秘体验的一种方式。按照艾尔渥德的观点，古代神秘主义的发展顶峰就是佛陀，耶稣、穆罕默德等宗教创建人的出现（他还把我国的老子、孔子也包括在内）。佛陀的神秘体验给予他以终极涅槃的幻景。耶稣的神秘经验使他自认为与上帝一体。世界各大宗教在其发展历史上不断出现各种以追求神人合一的宗教经验为目的的神秘主义教派。佛教小乘、大乘两派都把“禅定”作为重要的修行方式。禅定的宗教功能即在于通过特定的宗教程序，内省静思，净化思想，对治烦恼，由痴而智、祛污到净，使修行者产生出一些神秘的心绪宁静、身心安适、愉悦、喜乐、爱恋等宗教感受，出现某些特定的宗教经验。（如见到佛的幻象等）。甚至还可“断生死，得神足”，获得出神入化、随心自由的极大神通。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的序言中说：“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羊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大弥八极，细贯毛厘，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八不思议，非梵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