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清代益盛成画店的《美人图》，剧讲春秋时骊戎国想吞并晋国，晋世子重耳领兵迎敌。三战铁车，枪挑骊国二十七员战将。骊戎王丧胆，退过汾河，闭兵不出，向晋求降，重耳不允。骊戎王知晋献公乃是酒色之君，将爱女骊姬进献晋献公求和。晋献公宠信骊姬，骊姬为夺嫡，以蜂蜜涂发，招引群蜂，使世子申生驱蜂，反诬陷申生调戏，又勾结大臣荀息及宦官梁五等诬陷申生谋反。晋献公听信谗言，申生被迫自尽。其弟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蒲，诸大臣多离朝归附二人。晋献公死，大夫里克求秦为外援，杀骊姬之子奚齐、卓子。迎夷吾即位。夷吾亦残暴，晋国连年不安。重耳复国，晋国宁靖。如山西省稷山县董家庄奶奶庙光绪二年（1905）舞台题记即有演出《美人图》一剧的记载：“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七日，绛州城百七班、玉盛班到此，梁升泰提笔，《美人图》、《□英烈》、《春秋笔》。”除此之外，笔者还在晋南4座古戏台上发现了关于该剧目的演出题记，分别是：

元代，瑶族地区自然灾难连年不断。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九月，“广西贺州旱”。元贞二年（1296年），“广西两江道饥”。“是年广西饥”。至元二年（1266年），广西“靖江等郡大饥，人相食”。由于天灾人祸频繁，故有“广中民不聊生”的说法。由于天灾人祸，加上元朝封建统治阶级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及残酷的经济剥削，所以，在元朝统治的数十年间，全国各地瑶族不断进行反抗，至元末斗争尤为激烈。

九月，黄金亮和潘新简取得联系，到水庆、水工树立营寨。清军连日进攻，都惨遭失败，太平军俘获军功黄坤太、黄玉龙等头目。太平军和义军联合攻城，失利退回水工。

3.起义规模较大。元代瑶族起义爆发后，各地瑶族因不堪元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纷纷参加起义军。特别是吴天保领导的起义军，在攻打全州时，“率众六万”。元统二年（1334年），广西富川唐七领导的瑶族起义“据其山险，连引数百里，大掠贺之临贺、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华”。广西庆远府瑶族“寇全州”，“诏平章政事探马赤统兵二万人击之”。九月，“徭陷贺州。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命广西宣慰使、都元帅章伯颜将以击之。”从元王朝为征剿瑶族到处调兵遣将的情况来看，当时广西的瑶族起义规模是较大的。

1.起义次数频繁。有元一代，由于不堪元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各地瑶族不断举行反抗斗争，特别是元中期后，瑶族起义此伏彼起，几乎年年不断。泰定年间，广西瑶族起义尤为频繁。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广西横州徭寇永淳县”；二年（1325年）五月，“融州否泉洞、吉龙洞、洞村山、黑山诸徭为寇”；六月，“静江徭为寇”，“柳州徭为寇”，“浔州平南县徭为寇“静江义宁县及庆远安抚司蛮徭为寇”，“柳州马平县徭为寇”；七月，“广西诸徭寇城邑”，“徭蛮潘宝寇镡津、义宁、来宾诸县”；九月，“广西徭寇宾州”；十月，潘宝被俘，“其弟潘见遂寇柳州”；十二月，“广西溪洞，自岑世兴而外，诸徭所在为寇”；三年（1326年）二月，“广西全茗州土官许文杰率诸徭以叛”；十一月，“广西透江团徭为寇”；四年（1327年）四月，“湖广徭寇全州、义宁县属”；八月，“田州洞徭为寇”；闰九月，“广西两江徭为寇”；十一月，“平乐府徭为寇”；十二月，“梧州徭为寇”，“静江路徭兵为寇”。

龙蛇纹是侗族织绣艺术中的古老纹样。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有“闽，东南越，蛇种”之说，可见古越人崇拜蛇。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生存繁衍愿望，同时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使人敬畏，因而被人们崇拜。作为越人的后裔，侗族保持了崇拜龙蛇的习俗。据《会同文史资料·民族专辑》记载，湖南会同的侗族崇蛇，“称蛇为爷爷、祖宗，逢年过节敬祭，寨寨设有庙宇。人死须与之‘报丧’，出生须与之‘报喜’，梦之以为得福，见之视若显圣，敬之若尊神，奉之若尊祖”。特别是把出没于祖坟地或在庙堂里的蛇，视之已“化为蚊龙”。广西三江县的林溪，每年三月三举行抢花炮仪式时，游行队伍要抬三盘祭品，其中有一盘用猪小肠充气盘成的蛇形，上画蛇皮鳞纹。有的地区九月九日打糯米粑粑，称之为蛇粑，需先将之放在屋外敬祭蛇神，方能食用，名曰“堵蛇洞”。家有孕妇，族中的人，特别是当事人梦见有蛇进屋，便认为是蛇神托梦，必生贵子。蛇崇拜在侗族织绣艺术中主要体现为盘蛇纹和游蛇纹。

正德十二年（1517年），龚福全率郴州、桂阳瑶族起义，明王朝命巡抚、都御史秦金率兵征讨，命两广总督、南赣巡抚等以九月会衡州，合兵齐进，命秦金总督军务，调兵策应。“龚福全称王”，“据江西上犹、广东乐昌等县山峒，出没剽掠，毒流三省，而湖广郴、桂之间受害尤甚，屡招复叛。”十三年（1518年）二月，秦金先后攻破瑶族据点八十余寨，俘龚福全及刘福兴等人，残杀义军两千余人。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俗称“水历”。历史上，水族曾使用过自然历、无闰月水历和有闰月水历等。现在水族地区通用的水历是有闰月水历。有闰月水历主要散见于水族古老的典籍《水书》各卷中，这种水历大多只有水书先生才能看懂。除此之外，水族地区还有两本通俗易懂的《年下用月日历书》和《日下用时历书》流传于民间，是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用于选择良辰吉日的水历手册。水族的闰月历法以农历的八月和九月分别为年末岁首。水历与农历相对应关系如下表：

明中叶以后，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据《大明一统志》记载：“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真”，“其极东为野人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东部山区的称为“建州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北部和吉林省东南部的称“海西女真”，因包括叶赫、乌拉、辉发、哈达四个部落，也称为“扈伦四部”；居住在今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东部广大地区的则被称为“东海女真”或“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除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外，还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定居的农耕经济；野人女真则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之中。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称霸女真地区的首领王杲、王兀堂等相继被明朝击败。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女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当时东北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由于女真各部纷争，相互仇杀不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建州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的肩上。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他釆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手段，开始了女真各部的民族统一大业。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之后统一了海西女真。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灭哈达为开端，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海西女真，次第用兵，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灭辉发部；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经两度征战，始将势力强大的乌拉灭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兴师攻明。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明军。随后攻灭了明朝支持的叶赫部，统一了海西女真。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采取征剿和招抚并用的手段统一东海女真。随着后金在辽阳之战、沈阳之战和辽西广宁之战的胜利，大批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统一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努尔哈赤在建立政权和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过程中，为了增强女真人的战斗力，在改造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创建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由此改变了女真人以往各部互不统属。松散放任的状态，使女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首创的满文尚不完备，大体上仍是蒙古字的翻版，称之为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满文的创立和改进，使满洲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对其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水历与古六历有内在的联系，若以夏历作比照基准，那么水历正月为夏历九月建戌，颛历（秦历）正月为夏历10月建亥，黄帝、周、鲁三历正月为夏历11月建子，殷历正月为夏历12月建丑，夏历正月建寅。水历正月建戌，又是对秦历文化的反叛、对抗的民族深层次心理特征的反映。端节古分九批，现分七批，多以戌日为“除夕”，亥日为“初一”。端节“除夕”多用戌日，当是水历新年正月建戌的转化，强化对新年的记忆。水历与古六历之间所具有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是水家文化在夏商周母体文化中孕育发展的结果，尽管后来迁出中原，却依旧传承着水历的初始特征。

宋绍兴二年（1132年），曹成率领荆湖起义军攻占贺、道二州，得到富川唐富、何廷瑶汉等的支持。绍兴九年（1139年），“宜章峒民骆科作乱，寇郴、道、连、桂阳诸州县，诏发大兵往讨之。”“十一年（1141年）四月，以胡舜陟节制湖南兵，趣讨骆科。九月，郝政擒科，斩之。余党欧四幼复叛，据蓝山，寇平阳县，遣江西兵马都监程师回讨，平之。”

民国时期，水族地区人祸天灾频频出现，其中以匪祸兵燹最为突出，以致民不聊生，几无宁日。广西南丹县翁昂（解放后划归荔波县）拉类村何光星为首的土匪集团是当时水族地区最大的匪祸，黔南几县，均受其害，而尤以荔波为最。何光星小名何老么，民国九年（1920年）曾因赌博偷盗被抓，当时的南丹县岜昂场国军连长魏英臣拟于赶集之日将其枪毙，以儆效尤。但何光星趁机脱逃投奔土匪何扬林部，后何扬林投降，其部下推何光星为头目。此后，何光星一面大种鸦片，打家劫舍，搜刮钱财，大肆贿赂南丹地方官府，以不侵扰广西地方为条件，寻求庇护；一面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实力，并将抢掠目标逐渐向贵州南部几县转移。1922年正月，何光星率领武装土匪二百余人，劫掠荔波县巴灰里交朝、田洞、八烂、板乐、结茅、寨龙、寨省等七个村，“烧寨龙四十余家，交朝十余家，男女被拉去数十人。抢去牛马货物无算。被拉生者百般侮辱，勒索多金，无钱者枪毙”。此后的十年间，何光星土匪集团横行霸道，烧杀虏掠，无恶不作，以水族为主的贵州南部许多地方少数民族更是谈虎色变，饱受其害。1931年九月，何光星被暗藏在身边的荔波县第二区区长何崧龄的妻弟何逢春枪杀，至此，为害地方十年多的何光星土匪集团才被瓦解。除何光星土匪集团之外，一些规模较小，祸害一方的小土匪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他们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或聚众于荒野，抢劫路人，坐地分赃，或窜人村寨，杀人放火，劫财掠物，或土匪集团之间为争势夺利，互相残杀，草菅人命，扰乱社会治安，对水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如荔波从善里（今三都县九阡镇）的潘富文、潘富丰兄弟与潘崧彦之间，因潘富文兄弟以其父潘庆传之抚恤金被潘崧彦侵吞，双方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从此兵戎相见，你来我往，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相互仇杀持续整整十年。不仅如此，他们还无数次拦路抢劫，虏掠财物，焚烧村寨，给周边百姓带来无穷灾难，“三合、都江、榕江之间，上下商船，被抢劫不计其数，几至路断行人。”匪祸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水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给水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同年九月，广西巡抚特命右江营务处头领李文尉、思恩知府和廷彪分率8营清兵，合力进攻蓝达边。蓝达边闻讯率队至红水河边迎击。激战半日，为清军所败。蓝达边于乱军中突围，后被迫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宋代，江西亦有瑶族分布，“嘉定元年（1208年），郴州黑风峒徭人罗世传寇边，飞虎统制边宁战没，江西、湖南惊扰”。黑风峒在今江西遂川县以西，桂东县以北，炎陵县以南地区。“黑风峒者，在郴（州）吉（州）之间，而地属桂阳县（治今湖南汝城县）。”《真文忠公集》卷四五亦载：“（黑风）峒近吉之龙泉（治今江西遂川县）”。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励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二年，李元励、罗孟二（罗世传）寇江西，攻破龙泉……方江西战，则求降湖南，湖南战，则求降江西。牵制王师，使不得相应援。”嘉定四年（1211年）九月，罗世传被杀，起义方失败。但江西徭人的反抗斗争仍未止息。“南安（今江西大余县）林峒，自嘉定间罗孟二、李元励等作乱，以至年来（1236年）时作时止”。由以上引述可见，江西吉州和赣州境内有瑶族名曰“徭人”。

九月，潘新简令覃朝刚诈降。覃一面诈降，一面与下河义军首领潘阿六，上江义军罗天明、徐多福等攻打水江、水浦等卡。潘新简则率领其余义军千余人，配合友军，四路向荔波挺进。一路由水昔横扫水庆、水工出大坳；一路由水昔攻水春、罗布木，夺取旧县；一路由水浦攻石灰坳；又一路轻装取道水利，出登高坡，会合围攻城垣。防堵于水江、水浦的清军闻讯，顿时溃败，义军乘势追杀，大败清军。蒋嘉谷惊恐，急令刘山等严守城防。义军两天之内，两次攻城不克。第三次进攻城北炮台，蒋嘉谷遣义勇卢龙出城，和义军激战于城北半里的杨家桥。义军击伤卢的大腿，清军溃败回城。义军乘势追杀，眼看攻下县城，却遭到刘山率清军绕道从背部袭击，才撤退下来。

由此可见，佛山的木版年画，从孕育到产生似可上溯至宋代。此后，经历战乱频繁的南宋至元初，中原多难，岭南相对地偏安一隅，佛山地域民间节日尚鬼神、崇佛道，清《广州府志》曾记载说：佛山四乡百姓笃信道教或佛教，“二十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每有所事辄求神祈签以卜”。民间神诞甚为流行，如农历二月十三日的“波罗庙会”，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和十一月十九日一年四次祈“观音诞”，四月十七日的“金花诞”，五月初八日的“龙母诞”，五月十二日的“关帝诞”，七月廿二日的“财神诞”，八月廿七日的“先师(孔子）诞”，九月廿三日的“华光诞”等等，在佛山均要“请神回宅”——在庙前购买画师手绘的神像回家供奉以求平安。

湖北民间年画的大产区有三大处，其一是以古均州、草店为中心，于明代开始生产。明代永乐皇帝为了政治的需要，推崇武当道教，遣近臣隆平侯张信、工部侍朗郭王进、附马都尉沐昕率三十多万军民工匠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前后用十三年工夫在武当山大规模修建宫观，自古均州城净乐宫到天桎峰金顶，青石铺成一百四十里的神道，神道两边修建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崔庙、一十二亭台、三十九桥梁。造宫观庙宇计二万多间，主体建筑面积140万乎方米，并祷塑以万计的金、银、铜、铁、锡、玉、石、木、泥、瓷等质地的神象和供器，这次建筑规模之宏伟、法式之壮丽、技艺之精湛，号称“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宫阙之胜，亦环宇所无”明[宀无]宇称赞：“其崇奉之典，万古未有”……（摘武文所文记载）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祖师爷的生日，从这天起大开山门到笫二年阴历三月三日关山门，在这段时间各地香客云踊，朝山做会的很多，香客、会客、游客川流不息。因此民间年画，宣扬道教的木刻画应运而生。例如当时印制的《武当山全景图》年画，描绘了八宫二观、七十二岩、二十四庵、七十二峰、二十四涧等方园百余里的胜景，画的左边还刻有题词“顶镇乾坤，天下无双，胜境终南，笫一名山”。到现在还有研究的价值，为修复景点提供依据。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起义，号召人民“尽灭权贵”、“逐灭洋倭”，引起内乱。朝鲜政府请援于清政府。清廷遂出兵平壤。这时，日本帝国乘机派军队进入朝鲜，于九月中集合重兵猛攻平壤玄武门。当时清将军左宝贵据平壤城指挥迎敌，不幸中弹阵亡。而马玉昆、卫汝贵等率部击退东、西两路进攻的敌人。这时总统援朝诸军的叶志超，却贪生怕死，下令退兵。日军因此得以越过鸭绿江，乘清朝毫无准备，夺取旅顺、大连等国土（详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

滩头镇至今仅保留着两家作坊生产木版年画。与新街平行的那条老街，还残存着青石板路和木板店铺，依稀可寻旧时的繁荣和喧哗。滩头木版年画始于何时？已无文字可考，相传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滩头生产土纸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清朝嘉庆年间，滩头一带盛产五色纸，即用本地土纸印刷的一种彩色花纸，这种花纸用途极广，既能做商品包装，又能张贴房间美化环境，还能用做纸扎祭祀品等，花纸一时行销省内外，名声大振。于是“滩头纸”被列入贡品送往宫廷。滩头花纸的走红，使滩头木版年画也随之遐迩闻名。据当地老艺人回忆，清同治年间举行国丧，曾明文禁止滩头“年画欢乐”印行，可见滩头年画在当时民间已颇有影响。时至民国初年，小小的滩头镇仍有108家年画作坊，2000余名作坊伙计，全镇主要作坊有大生昌、生成昌、大光明、宝悦来、义生和、天顺昌、正大昌、忠良美、成人发、荣福昌、宏顺庆、荣松祥等。这些作坊除印刷年画外，还生产各种花色纸和纸制品。每年九月以后，各家作坊陆续开始生产年画，大型作坊雇工七八至十余人，小型作坊则全家老少投入制作，老人、妇女承担染色、印刷，青壮年男子肩负销售和运输。一到年关，滩头镇各家店铺的年画相继问市，除小镇布满画店、画摊外，大批年画、花纸由飘乡画商挑担销往贵州、四川、湖北、广东、广西等地，更远的销往陕西、云南，直至香港、越南、泰国，年销量高达700多万张，最有名的大生昌作坊，一年印刷的年画可高达60万张。

清代以前开封和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印版和印品迄今无一发现。若从文献资料记载中，得知明代开封印卖门神、年画及其他民间美术品的商贩已渐恢复繁荣。据佚名《如梦录·小市纪》载：汴京腊月请灶神、黄钱、吊麻、百事大吉、葫芦匙儿、门神、对子……上元之时，百般花灯、灯人……又《街市纪》载有刷印纸马（神佛祖师像）和五顶神马奉神等物的店铺，达十余家。朱仙镇的市景繁华盛况，虽然没有提到，然而作为「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不会逊于开封。遗憾的是：明末李自成率起义兵于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冬围攻开封，未能取胜，退去。翌年五月复至，布阵四面软困。城内无粮，守城官宦中严云京提出「掘河淹贼」并于九月中掘黄河堤，河水「扬波鼓浪，倾陷城垣，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开封城内尽被水没，何止年画版及印品，所有财物，均被洪水漂去。所以至今还没发现明代及以前开封和朱仙镇刷印的门神年画等遗物。今日所见，惟有南宋苏汉臣绘制的一些年画题材的作品，如《货郎图》、《秋庭婴戏图》、《路岐人》（街头说唱艺人）、《杂剧演出图》和李嵩《岁朝图》画中的“门神”等，可作参考。《汴京竹枝词》中亦有描写开封年画的资料。如：「轮声辘辘过天街，旋买奇花去复回；却指门神换新样，浑金画出虎头来」。又：「年头年尾总趁墟，钟馗灶马并桃符，浑身风雪归来晚，儿女争求击瓮图。」（原注：《厚德录》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按：即司马光幼年击破水缸救儿童故事。此图至今未见，惟有一幅《儿童闹学图》是开封年画中仅有的儿童题材之作。但已流到国外。

作坊主陈汉卿（生卒年不详)，滩头塘市村鸭子冲人。从小在滩头镇年画作坊学徒，20岁左右在滩头镇龙皇殿隔壁（现东风街6号）开起了“宝悦来”年画作坊。其子陈鼎甲（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50年7月），自幼随父学艺，不仅手艺好，而且将“宝悦来”作坊规模越办越大，使其成为当时滩头镇有名的年画作坊之一。曾经有店铺4个，即东长安街1家，三坡街3家。请画师申佑佰、申从生和陈姓雕刻匠等，雇工40余人，年生产年画100余万张。陈鼎甲之子陈自剑，民国二十七年八月生，子承父业。到解放初公私合营后，该作坊停办，年画版亦散失。

柘蚕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蚕种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先秦以前，湘西亦称柘蚕为“土种”。北魏《齐民要术》卷五记载:“《永嘉记》曰: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凡蚕再熟者，前辈皆谓之珍”。武陵山区在明清以前的蚕基本上都是以野生柘蚕为主，实行山林放养，民间俗称“天虫”。《溪蛮丛笑》中所记“五溪”“蚕事少桑多柘”就是指“桑蚕少柘蚕多”的意思。明清以后野生柘蚕逐渐被家养,土家苗寨较普遍的都有养蚕的习惯,但蚕丝主要是自给自足，以织造土绢和西兰卡普用之，也有部分销售。民国十年（1912年)，日本蚕丝倾销国际市场，华丝销路日窄，全国的蚕丝生产日衰，虽对武陵山区的蚕业影响不大,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蚕丝品种的重要，并引进白茧系家蚕以改进当地土种的品质。但还是以柘蚕为多，一年只养一季春蚕，惊蛰孵卵，幼虫分四个龄期，食性较杂，一二龄食苦柘，三龄食甜柘，四龄大蚕时食桑。其茧比桑蚕茧略小，丝质仅次于桑蚕，但比桑蚕丝粗且韧性好。家养后的柘蚕比野生放养柘蚕的丝质有了提高,既可用桑蚕茧的方法缜丝,据《博闻录》云亦可“冷水缫”谓之“冷水丝”。《齐民要术》卷五认为:“柘叶饲蚕，丝好，作琴瑟等弦，清鸣响澈,胜于凡丝远矣”。所以,传统的复兴以开发“绿色”土家织锦为中心，用柘蚕丝为主要材料，作为土家织锦中的高端艺术品,增加其附加值,拉开与其他织锦及相关纺织品的档次，不乏也是可以尝试的。

1945年平度解放后，宗学钦带着四个儿子迁至青岛，在青岛兴北路“万顺”画店印年画。50年代初期，画店生意兴隆，每年自农历九月即开始印年画，不仅青岛市的商贩登门提货，还有远道而来的即墨、莱西等地的商贩，对于路远当天无法返回的商贩，画店招待在店中免费食宿。1958年，万顺并入文教用品社。

侗族由于和苗族差不多的经历，决定了长期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这时的农耕劳动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活动，是原始公社时期“群耕”习俗的遗风，它与“帮工”“互工”性质不同，虽有互相帮助的因素，但更注重联谊。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人们共同劳动，种植稻谷；无明显的社会分工，人人处于同等地位，无贵贱之分，有长幼之别。如侗族南部方言区流行的“种公地”，两个村寨青年男女共同找一块荒地耕种，收益共同享用，劳作只是象征性的，其间通过劳作、野宴，为叙情、联谊、联姻提供机会。在贵州从江县丙妹一带春天种棉时，男青年成婚的第一年，要带着本寨若干青年男女来翁家种棉，翁家也领着青年男女作陪，而棉地往往已由翁家早早整好，众人稍许做些劳动就完了，余下时间则逗乐、叙情、野宴、喝酒、唱歌、狂欢。古越人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侗族是古越人的后裔，直至唐朝才进入阶级社会。直到现在，侗族南部方言区农历九月秋收摘禾（一种糯稻）时，亦进行同类性质的活动，旧时，新郎一方领来的后尘（男青年）还要吹着芦笙走到翁家禾田。生产经营为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耕作沿袭手工，全赖人力、畜力、简单铁木工具。主产水稻，因食糯习惯，曾普种糯禾，今种不多，唯南部方言区继之，而其所产“香禾糯”品质优良，有“家煮饭上家香”之美誉。少旱地，种包谷、小米、豆类、红苕等杂粮，以及家庭编织自需的棉花，坝区以稻田兼种油菜。蔬菜，普遍为青菜、萝卜、韭菜、南瓜，常采集竹笋、蕨菜、蘑菇作为补充。饲养家畜家禽如牛、猪、鸡、鸭、鹅、羊，极少养马，喜养狗，好捕鱼打猪，善稻田养鱼。因而在侗族服饰中很多都是农耕的再现，反映的都是农耕题材，说明服饰与农耕的关系，也说明农耕在侗族家中的位置。侗族服饰上有许多纹样图案，尤其是妇女服饰及重大节庆男子穿着的“百鸟衣”“芦笙衣”等完全是图案化的，主要有谷粒纹、桂花纹、梅花纹、花瓣纹、浮萍花、田螺花、水车花等植物纹样，这与农耕经济有着直观的联系。侗族服饰较少反映狩猎经济的动物纹样，如鱼骨纹、虾纹、龙纹等也是与农耕有关的动物纹样。这些纹样特点的价值取向始终离不开稻耕文化主题。此外，侗族服饰还有大量的抽象几何纹样，如三角纹、菱形纹、螺丝纹等，这些纹样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在服饰上的抽象化反映。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具有悠久稻耕文化的江南、西南等省区，发掘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流传下来的工艺、服饰，几乎都是植物纹样和抽象的几何纹样。这些地区是我国最早耕种水稻的地区，也是百越分布区，侗族自形成民族以来，也主要居住在这个地区。

棉花加工，在文献中的《种棉歌》中讲得很细，“二月过去是三月，人人去种地，个个去种棉，选好黑油油的荒地，开来做棉地。三月间是种棉天，耙好地就去点棉种，四月生出芽，五月棉树比人高，八月棉树结棉桃，九月棉桃绽开了”。这是在说明种植棉花的时间和采摘时间，《造万物•造布》载：“棉花有棉籽，有籽难纺纱，她爷做木架，给她脱棉籽”“把纺车放摆在竹楼中央，取出棉条来细细纺，一节节棉条吐出细纱，纱锭积在纺车上……积满了竹管，就拿纱桄来桄，纱锭桄成绺绺线，脱下来米汤浆。”纱线浆好后，就在“门口的空坝子上，两边钉着两棵木桩，套上纱锭牵来牵去，穿好筘穿好篦就上织机床”。

鱼是水族驱鬼祭神、消灾祈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典型宗教性食物，被广泛地运用于民间的巫术、祈祷活动。如设“陆铎公”席位时，要用六条鱼、六个杯、六个碗、六双模和六个新凳，然后请六位长老就席入座，并由水书先生念咒，呼唤这位水书始祖就席供饮，祈求赐福保佑。在保门保寨、驱逐恶鬼的活动中，必须由侲子来安放鱼和“别”（茨束）以驱除邪恶。在放鬼、拒鬼的巫术活动中，鱼成了特殊的用场。在水族宗教典籍《水书》中，有一类秘传的黑书，即记载了放鬼巫术的用牲数目以及时日方向等。在这些巫术中，尤以鱼巫术最为突出，所用之鱼中包括使用瞎眼鱼、独眼鱼、歪嘴鱼等几十种。黑书记载，正月（农历九月）宜放午方鬼，用鱼三条，可放二鬼；二月（农历十月）宜放子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二只，可放鬼三个；三月（农历十一月）宜放未方鬼，用鱼三条，放鬼三个；四月（农历十二月）宜放丑方鬼，用鱼三条，加鸡二只，可放鬼三个；五月（农历正月）宜放申方鬼，用鱼两条，鸡两只，可放鬼一个；六月（农历二月）宜放寅方鬼，用鱼三条，放鬼三个；七月（农历三月）宜放酉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一只，可放鬼三个；八月（农历四月）宜放卯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一只，放鬼三个；九月（农历五月）宜放戌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一只，放鬼三个；十月（农房六月）宜放辰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一只，放鬼一个；十一月（农历七月）宜放已方鬼，用鱼两条，可放鬼三个；十二月（农历八月）宜放亥方鬼，用鱼两条加鸡一只，放鬼一个。

自清雍正以来，贾鲁河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河道时有变迁。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六月，黄河决中牟十里店与娄家庄，冲开大堤漫溢贾鲁河，由朱仙镇南下，镇中房屋，多被水淹。九月，黄河决中牟杨桥，朱仙镇复被水淹。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黄河又决中牟杨桥，大水流人贾鲁河，改道自中牟南流经朱仙镇西南八里的王堂，又南下至白潭与旧道合流，致使故道淤浅。事后由镇民集资，在镇西南筑石坝二座，将河截断，引水东流，经西门外约四十步，再北流弓丨入镇内，循故道南流。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黄河决中牟九堡，入贾鲁河淹没朱仙镇，破坏河道甚烈，石坝被冲毁，主流仍由镇西南南下，致使镇内河道淤浅。

总之，“‘十六水’与‘十六跑马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划等号。”“‘十六坡’非指水族所有‘亥’日过‘端’的跑马坡，而专指阴历九月第一个‘亥’日过‘端’的跑马坡。”“十六水”与“端十六”的构词法也存在明显区别，因此二者之间有差异。只要深究水族历史，就可分辨“十六水”与“十六埲”的内在差异，将似是而非、貌合神异的历史现象加以区分，即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夏天，成年男子通常都要出外做获利更多的事。这些事——如修路、砌房子、伐木、挖井、卖药材——他们统称为“找钱”。大多数人只在阿坝州内找这些赚钱的机会，少部分人到成都平原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到了九月，才纷纷回到寨子，帮忙田里的事。以石块砌房子，是羌族与黑水藏族最擅长的手艺，寨子里的房子都是如此建造的。较汉化地区的村民通常已失去这项手艺，因此常需要深山村寨的人替他们建造这种房子。近年来由于九寨沟观光成为当地的重要资源，因此拓宽公路与路况维修，为沿线羌族民众增加不少工作机会。

在羌民族中担任祭日任务的仍然是释比，羌族释比把祭祀太阳神及祭天的仪式称为“刮巴尔”，一般在传统农历九月三十日太阳落山到十月初一这段时间迎送、祭祀太阳。在羌族释比的经典古籍《拍德直改•西啊日耶》中，介绍了如何祭祀太阳神。羌族所祭奉的太阳神并不是一位，而是一个族群——太阳神族群。他们包括：开启明光太阳女神、白太阳神、太阳女神母、太阳光飞女神（太阳神鸟）、太阳开亮神母等，共二十余位。其系列之庞大，数量之众多，无论是与汉民族还是与中北美的玛雅文明相比，羌族所祀奉的太阳神都更为系统和全面。由此可见，羌族以太阳为图腾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内容相当庞杂。

根据报告，泰国瑶人在山地里种植近20种不同颜色、不同颗粒和不同米质的黏米和糯米，5种不同颜色、不同米质的黏玉米和糯玉米，以及白菜、辣椒、高良姜、香茅、西瓜、白肉南瓜、豆薯、红豆、椰子、番石榴、洋桃、菠萝、柚子、奥橙、芒果、孟加拉苹果等瓜菜和果类。上述不少品种的作物都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在老、缅、泰三国舭邻的山区，每年雨季从三四月开始，到十月结束，十一月至次年三四月为旱季。瑶人一般在旱季结束前选择好要开垦的山地，并将树木伐倒烧掉。他们喜欢在尽可能相互靠近的地方耕种。一旦选好地点，就用一块木头横向插入大树的树干作为记号，根据两山之间的溪流等地形特征确定各家田地的边界。按照当地气候特点和作物生长需要安排一年农事活动：二月砍伐山林，三月没有农活，各家参加新年庆典仪式，四月烧毁砍倒的树木，四月末五月初整理耕地，雨季开始，即播种玉米、稻谷，六月种黄豆，清除田中杂草，七月除田间草，买小猪饲养，八月收玉草，编谷仓席，九月收割早熟稻谷，种罂粟，十月十一月收稻谷，搬运回仓。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这三国的瑶人也在住房旁边或村寨边沿开辟菜园、果园，种植瓜果、蔬菜，也有的人家将瓜、豆间种在玉米地里或地边。每家每户都饲养猪、鸡、鸭，有的还养有牛、羊。

第二部《造物》。第一章《盖房子》主要传授有关盖房子的知识，诗中说：彝族盖房用青松和赤松，房子盖在山梁上；汉族盖房用青香树，房子盖在平坝上。第二章《狩猎和畜牧》，一部分是传授狩猎和畜牧知识的，其现实性较强；一部分则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第三章《农事》主要传授农业生产知识，诗中说：坝上种包谷，坝下种荞子。水冬瓜树下种荞子不好，锥栗树下种荞子好，有松树的地方甜荞长得好。一年十二月农事如何安排?正月去背粪，二月砍荞耙，三月撒荞子，四月割大麦，五月忙栽秧，六月薅秧忙，七月割苦荞，八月掰包谷，九月割了甜荞撒大麦，十月粮食装进仓，冬月撒小麦，腊月砍柴忙过年。第四章《造工具》主要讲铜、铁从哪里来，怎样用铜铁造工具；怎样用竹编篮子和背篓；怎样做马鞍；怎样开路、造船；怎样做犁头和犁架等。第五章《盐》主要讲“盐”是怎样被发现的。第六章《蚕丝》主要讲怎样发现蚕，怎样喂养，怎样缫丝，怎样织绸等。

太平天国北伐军于癸好三年九月廿六日（即清咸丰三年九月廿八日）进军至天津城外十里，适逢这一年八月，天津城西芥园河堤溃决，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太平军至，阻水不得进。退屯静海、独流，并在杨柳青两岸用木板填塞巷口，打算在这里建立据点。十月初三日，清朝钦差大臣胜保救兵赶到天津，太平军从杨柳青撤退，大军分屯静海、独流。为着保卫交通线，在静海、独流之间的五里庄地方，筑有木垒，因此，从静海至独流相距十八里之遥，完全在太平军控制之下。由于附近没有大村庄接济，小村庄的供应不可能维持大军长期的粮食，至甲寅四年正月初二日（即清咸丰四年正月初八日），太平军从静海、独流撤退。⑭从癸好三年九月廿六日进军至天津算起，至甲寅四年正月初二日撤退止，计太平军在静海、独流驻军共九十九天，而在杨柳清驻军只有九天。

有关墨浪子署款的作品还有二件，一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唐宋殿阁》，画题为“唐宋殿阁曲玲珑，佳景堪夸迥不同。天宝年间多故事，丹青携入画图中。墨浪子题。”下钤“上谪”、“墨浪子”印章两方。另一件冯德宝收藏的《清鉴秋冬美境》也有画题：“清鉴秋冬美境，安排故事无虚。新编歌唱有关机，侑酒逢场作戏。题于桃坞唐解元庄。墨浪子。”下钤“事业数行书”白文长方印一方。画中小字榜题：“佳人七月玩良辰……”、“佳人八月看郎羞，赵解元带酒……”、“佳人九月出香阁，……”、“佳人十月待郎归，只见孟浩然踏雪去寻梅，我今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贴旧寒衣。”、“佳人……”、“佳人十二月倚门前，只见王孝子寻亲。遇着姜半仙你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由这些小题中顺序出现的月份，可以判断此图至少还有一联才完整，表现的内容让人想到“十二月花歌”。构图方法上接近墨浪子版《西厢佳剧图》，建筑构成主观，且没有近大远小的透视方法。远处的建筑与近景几乎是一样大小，与远山的协调是靠似云非云、似水非水的一些排线来虚化。

1.反映生产实践和气象方面的内容，如“稻谷要好，水肥要饱”。既说明禾稻丰收离不开充足水肥的关系，也引申办事成功要有可靠的条件保证。“只犁不细耙，枉自干一夏。”说明生产的各个环节不能放松，否则会出现“人欺地，地欺人”的恶性结局。“只愁秧拔节，不愁田老化。”既直接说明栽插时节不能错过，否则会出现“秧老田不老”的结局，同时引申说明女性不要错过婚姻生育期，男生在这方面占有更多的优势。“六月六，甩秧上坎。”表明栽秧季节过了农历六月六已经没有收益，不如将秧苗抛掉。“谷雨不雨，种稻少米”，“九月有雷鸣，庄稼好收成”。指在水历九月（农历五月）打闷雷降雨，则五谷丰登。这些节气与天象的农谚，是水家长期的水稻种植朴素经验的结晶。“十天割草，不够一天烧”的引申义，可用“千桩好事难出头，一件坏事丧了命”作近似注释，其本义都反映奋斗与毁灭的辩证关系。“十把柴刀，锻不成一把匕首。”其引申义则指滥竽充数，低素质的一群人敌不过精明的一个人，与“不惧一万鲁莽之徒，惟惧其一谋士”的汉语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劈柴要墩，官司要钱。”既反映办事必须有依托和基础，也反映旧社会“八字衙门大打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社会现实问题。“果树向阳栽，田缺朝低开。”向阳果木早逢春，光合作用好，个大色佳味美，而稻田的排水口开在最低处，利于排水。其引申义有因时因地因事，采取有效的制宜措施，方能取得最佳效益。

水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小生产，农业在水族的社会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水族人民非常重视农业，对自然的许多认识，都是围绕农业生产的，包括农作物的知识、耕作的知识、气象的知识、水利知识等等。这在水族故事、歌谣、寓言及谚语中也有体现，如《造五谷歌》对五谷种植、薅苗、管理、收割都作了详尽的叙述，既是歌，也是生产教科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称为水历，用干支纪日。水历一年分十二个月，水历正月以小季种植为岁首（相当于农历九月），以大季收割为岁末（相当于农历八月），以春分、秋分划分为春冬两季。这是符合水族所处亚热带山区农业生产实际的。水历反映了水族人民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总结，说明水族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种认识能力正是在无数代人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基础上积累而成。水族人民对气象规律也有了初步认识，谚语“云打架，冰雹下”，“老鸹做窝高，今年浪滔滔”，说明了这一点。水家人修建的许多水利设施，如堰塘、水池、沟渠、水车等，既是水族人民农业技术水平的体现，也是水族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动性的体现。此外，水族人民在畜牧、养鱼、捕鱼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除了对农作物有比较细致的知识外，水族人民对林木、草类、菌类也有很多具体而丰富的知识，对很多植物和动物都有很多比较细的命名。如树木名称就达数百种之多，药用植物的名称就有近200种，对许多野生动物及其特性也有很详细的具体了解。

淸代《三合县志略》载：“水家，每年九月逢亥，跑马为乐，好吹芦笙，击铜鼓。”岑家梧在《水家风俗志》云：“九月节为水家最隆重的节日，水家以此为年节……到了亥日，青年子弟盛装到年坡赛马，女子盛装参观，击铜鼓，烧炮竹，饮酒为乐。”著名水族学者潘一志先生在《水族社会历史资料》中云：在过端节期间，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是赛马、打铜鼓。又云：“卯节”击铜鼓是很普遍的一种娱乐。如水族铜鼓歌中也唱到：“说铜鼓，人人喜爱，敲起来，地动山摇……”又云：“……鼓面有太阳，光芒中间耀，那又叫铜（同）心，铜心心一条……”此外，在水族地区民间还广泛流传“端节敲鼓好赛马，卯节敲鼓好唱歌”的俗语等等。由此可见，铜鼓在水族地区是极为重要的民间娱乐活动的乐器之一。除了端节、卯节、敬霞节和铜鼓节等活动外，还在礼仪方面如迎宾送客，甚至有些地方在婚嫁、建房等喜庆的日子也以铜鼓助兴，如独山县的江赛、水岩、甲定，三都县的坝街，榕江县的三江、仁里等水族地区比较多见。

端节，是水族年节中范围最广、人数最多、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传统年节。《贵州通志》载：“水家苗都匀有之，有韦蒙二姓在内外套与花苗杂居……每岁中秋月首戌日赶场，亥日过端节，以是之晴雨主是年之丰歉。”《荔波县志稿》也载：“九月节，本属三洞、恒丰等乡之水家，于每年九月至十月之交，逢亥日过节，名曰过多（即过端）……”端节是水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此期间，水族通过宗亲间大规模的联系，巩固和强化了族群间的认同感，而水族之所以在端节期间进行如此大规模地走动，根本原因还是源于其迁移过程中，对本族群相对弱小的客观认识，期望通过紧密地联系来增强整个族群的生存能力，而端节间的族群交流，无疑为扩大婚姻圈，提高水族人口素质，扩大族群规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马尾绣作为水族妇女智慧的结晶，在节日期间展示出的文化内涵则更为深邃，其不仅是妇女进行自我展示，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年轻姑娘对外展示自己精巧手艺，暗示其持家能力，寻求美满婚姻的重要途径。

水族选择定居地很讲究风水龙脉。他们认为风水地理有阴阳之别，“活者居其阳，死者葬其阴”。所以都要选择所谓的地势开阔、风和景明的阳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水族是一个恋土如亲，安土重迁的农耕型民族。定居之地一旦选定，除非天灾人祸否则不轻易搬迁。他们认为祖宗选中的居住地就是一方风水宝地，一旦搬迁，就会失去原来的人寿年丰，六畜兴旺的美好生活。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的水根村，历史上曾数次发生火灾，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把整个寨子烧光，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爱恋这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乐土，从未想到要另外择地搬迁，而是想方设法克勤克俭，重建家园。直至今天，水根村的潘姓水族仍然生息繁衍在这块祖先几百年前开辟的土地上。为确保定居地的龙脉风水不被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立碑示警。贵州省榕江县高兴水族村寨为保护当地风水宝地龙山的龙脉不被破坏，丁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二十三日由众寨老潘老里、潘老究、潘老五、蒙开甲、吴国贤、吴登弟等人共同议定刻碑于龙山脚下。碑文强调龙山风水龙脉关系到全寨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地方重大，于是公同聚议，将主章程刊碑存列于左：一议封此龙山周围上下，不准进葬，亦不许私卖与外人伤害地方，倘进葬、卖者，地方革除，送官究治。二议山坡各管各业，还有挖山种土该问主人。挖者栽树木与山主，倘有忘（妄）挖，众等革除境外”。由于人们一直都愿意共同挤在祖先既定的村寨建房安家，加上人口不断增加，建房越来越多，宅基地越来越少，再加上人们建房讲究方位，人的属相、生辰八字不同，房屋的朝向也各不相同，所以许多水族村寨布局零乱，道路曲折迂回，显得拥挤不堪。

杨柳青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年画产地之一。明朝叫“古柳口”，属静海县辖，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天津由卫改府，杨柳青遂属天津府治。解放后划归静海县。它位于天津之西，静海县北，前临南运河，背倚子牙、大清两流，水陆运输方便，交通发达。过去，大凡冀中一带谷粮杂货，如获鹿的冶铸，广平的陶瓷，文安、白洋淀一带的蒲席鱼虾，以及江南诸省土产方物等，皆汇集于此；或就地出售；或转运京津，尤其每岁秋暮九月，南船涌集，市景更形热闹，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作北方的“小苏杭”。

十月太阳历法是一种比十八月历法更为科学、使用更为广泛的历法。彝族十月历法一年分为10个月，用土、铜、水、土、火5种要素，分别配以公、母来表示：一月叫土公月，二月叫土母月，三月叫铜公月，四月叫铜母月，五月叫水公月，六月叫水母月，七月叫木公月，八月叫木母月，九月叫火公月，十月叫火母月。每月36天。记日用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等12属相来轮回记日，每经3个轮回即36日，便作为一个“时节”或“时段”，即1个月。30次轮回即10个“时段”共360日，即10个月为一年，另加5天作“过年日”。每间隔3年即到第四年则增一闰日，即“过年日”为6天。平年为365日，闰年为366日，每年平均为365.25日。“过年日”在12属相记日中，有其规律性：如果上年元日为虎日，由于每月为3个属相周即36日，则该年每月的首日均为虎日，那就是5天或6天“过年日”的开端也是虎日。如果过年日是5天，则下年元日为羊日，如果过年日是6天，则下年元日为猴日。如果下年的元日为羊日（或猴日），则该年每月的首日都是羊日（或猴日）。这样，同年10个月的首日及所有对应的属相均相同。这种历法的最大特点是每月的日数恒为36天，即每年每月的日数整齐，便于记忆。同时，根据天文点（冬至、夏至、大暑、大寒等）来确定季节，因而对季节的确定有准确性和科学性。

“大娶”则要隆重得多，按以下五个程序进行：先是“问名”，即“议婚”，男女互换庚帖，请算命先生看双方是否适宜结婚（台俗，夫妇年龄相差三岁或六岁是忌讳）；次为“送定”，即订“婚约”，男方由媒人陪同到女家，送金银首饰等礼品，女方以礼回赠；然后是“完聘”,又称“大聘”，男方由媒人陪同，送婚书、聘金等到女家，女家则将坤书交媒人，这才算正式订婚；四为“请期”，即决定结婚日期，由媒人请算命先生选定吉曰，男家将《亲迎书》、《礼书》附礼品送到女家，女家以返书及衣物回礼；最后才是“亲迎”，即正式“成婚”。台湾民间举行婚礼，通常大都忌在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九月这几个月内举行。因为四月的“四”字与“死”同音；而五月的“五”字与“无”同音,这个月结婚有不生育之虞；六月是一年之半，如在这个月结婚，就有“半年新娘”之称,担心不能白头偕老；七月是民俗中的“鬼月”，如在这个月结婚，就如娶到“鬼新娘”；而九月的“九”字与“狗”同音，因而也尽量避之，以免有“狗新娘”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