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女真人通过贸易、掠夺、学习等渠道频繁与汉文化接触。使满族刺绣艺术得以再次发展，并形成宫廷刺绣和民间刺绣两个系列。《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1623）努尔哈赤命匠人为文武一至九品官员织绣以禽兽为图案的“补子”，即为早期的满族官方绣品。朝鲜《燕行录》记载：“身穿五彩龙纹天盖，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裁剪貂皮以为缘。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族与汉族人民之间各方面的不断交往与融合，使得满族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满族刺绣。满族民间刺绣在辽宁、吉林等东北满族聚居的地区代代相传，根植于满族人民生活之中，延续至今。

在清代，黑龙江地区是清朝东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东部由吉林将军管辖，西部由黑龙江将军管辖，是满洲八旗的重要驻防地。黑龙江地区的满族是在顺治年间开始迁入的，其最早迁入地是在黑龙江东部地区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宁古塔地区便被征服。皇太极时期，宁古塔成为清朝政府统一黑龙江下游地区各民族的重要军事据点。清朝政府经常派兵驻守。当时在宁古塔驻守的满洲八旗兵丁有三四百人，但这些并非是常驻军。

生态环境：新宾位于辽宁省南部，是一座历史古城，是努尔哈赤称汗的地方，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新宾老城）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从此开创了大清王朝三百年基业。新宾是满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丰厚。

明末清初，满洲族在继承了女真人刺绣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刺绣技艺，形成了满族民间刺绣。明末时的建州女真，其纺织手工业仍为“女工所织只麻布”，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才自己生产绸缎。从后金时期开始，东北的民间刺绣又兴盛起来。后金统治者对刺绣非常重视，不仅支持和鼓励民间刺绣，还组织绣工仿照明朝的体制刺绣官员的服装。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十一日，督堂官派出73人织蟒缎、补子，然后呈献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罢十分高兴，嘉奖道：“于不产之地织此蟒缎、绸缎、补子，乃至宝也。”补子，即按文官、武官的品级大小绣制在官服上的图案，文官为禽、武官为兽。补子又分为圆补和方补，男官戴方形补子，女官戴圆形补子，其上饰以各种鸟兽图案作为品级的徽识。补子上的这些鸟兽都是采用刺绣的方式绣上去的。补服明代就有，后金只是沿袭并有所更改，在衣着上有很大变化。后金文武官员着装的补子，就是满族早期的刺绣作品了。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过女真人的赫图阿拉，他在《建州纪程图录》中描述他努尔哈赤说：“头戴貂皮帽，着貂皮护项，身穿五采龙纹天盖，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貂皮为缘饰”。这“五彩龙纹”即为衣服上的刺绣。皇帝和官员穿用刺绣服装，带动了民间刺绣技艺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刺绣工艺人才。

满族所崇尚的祖先神，一为布库里雍顺，二为努尔哈赤。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清太祖努尔哈赤出生在明代女真一个奴隶主家庭。十岁时，生母去世，继母心地不善，于是与其弟离家出走，从此在长白山的莽莽林海中，艰辛谋生。他打松籽、挖人参、捡蘑菇，还行围打猎，捕捉野兽和飞禽。是长白山的生存环境使努尔哈赤练就一身本领，与汉人、蒙古人的接触，又增加了他的阅历、丰富了学识，使得努尔哈赤成为了能文能武的一代英豪。以后他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南征北战，成就了大清三百年的基业。

谈起满族民俗中鸟崇拜，世人熟知者为鹊。清代文献，最早记载了满族崇鹊习俗。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最早编修成册的《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中，记载神鹊吞朱果，被沐浴于白山园池中的天女佛古伦吞腹成孕。生布库里雍顺，“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这就是历来被传讲和引证的满族崇鹊创世神话。其实，满族民族共同体源出于明末清初祖居东北的女真诸部以及部分汉蒙等族众，上则崇鹊创世神话，只能算是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家族族源崇鹊神话。

1622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军占领了医巫闾山下的广宁城。其后，清王朝为了充实保护发祥之地，又从长白山、黑龙江一带向医巫闾山迁徙了大量东北少数民族和满族的下层劳动人民，为医巫闾山的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又因为，这些新迁入的东北少数民族，都落户于大山深处，交通、信息都比较闭塞，所以他们带来的山林文化能够以本真的面目完整地保存下来，代代相传。其中就有对始祖神“柳树妈妈”的信仰。

据史料记载，金代明昌四年（1193）升大宁镇为秀岩县并设防守尉镇守，隶属于东京路辰州，其时距今820多年，自此有满族先世女真人开始进入岫岩地区。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派兵抚降明朝驻岫岩城的官兵，此时距今将近400年。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从关内调回八库子弟兵千余人来到岫岩驻防，拉开了满族大批入居岫岩的序幕，此后逐步编成岫岩的满洲八旗。在当时推行的是“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制度。满洲八旗官兵在岫岩“圈地占产，”俗称“跑马占荒”，安家立业，聚族而居，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同一血缘关系和文化传承的村落。随着、这些满族移民生活日趋安定富足，民间刺绣之风逐渐兴起。

从我们挖掘到的努尔哈赤族系家传秘录、珍贵的满族民间长篇英雄说部《两世罕王传》以及《萨大人传》中可知，堂子祭礼在我国东北民族部落中，很古以前就存在了。孟森先生曾引证《永宪录》，证实“溯跳神之始，沿自蒙右、辉和跳神……,则非满洲自创之堂子祭也”，是确切的。

满族神话概念，严格来讲，是不很确切的。按史学观点看，使用“满洲”一词作族称的年代较晚。“满洲”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才出现的。当时,满洲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王朝（1117—1234年）相区别。后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后，便于1635年（清天聪9年）下令禁用“诸申”（即女真旧号）称呼族号，而使用“满洲”为族号。从此，女真诸部便改称“满洲”。清亡后，统称为满族，直到现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先世女真诸部主体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和农奴制以及封建帝国的门槛。社会文明急遽飞速发展，已经不复存在萌生和形成人类史前神话的历史条件。但是，满族是由其历史上先世族称肃慎、靺鞨、女真（诸申、曼殊、曼殊什利）等族称沿袭而来，一脉相承。满族神话的源流恰恰应该追溯到满族先世——女真祖先所创造和流传下来的神话遗产。满族神话正是满族先世神话的承继与延续。满族神话就是满族先世神话。

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族与满族是以相互影响的关系，不管是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对满族祖先女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元朝手工业》一文中指出：忽必烈的皇后本身就是个刺绣高手，创新了很多蒙古族刺绣。清朝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孝庄皇后和宸妃，都是出于科尔沁蒙古部落，必然也带去蒙古部落的习俗，所以清朝时期的刺绣和满族刺绣，会受到元朝的影响和蒙古科尔沁部的影响。拿蒙古族服饰来说，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马蹄袖是满清服饰重要特色，其实在蒙元时期蒙古族袍服中就有马蹄袖的形制，蒙古国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袍袖又长又宽，其中一只袖口似马蹄袖状，侧面可以看到一根细辫子。文化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的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的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明朝走向衰落时，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之下迅速崛起，为了试图在与明朝的对抗中占据优势，不约而同地设法努力争取漠南蒙古。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可归结为“女真人的蒙古化”。具体内容就是将被征服的女真人及投附的蒙古人统一划归到八旗内，以八旗理念构建新的共同体，又在新建的共同体内尽量增加蒙古文化元素，使得女真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小“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后妃中，就有两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是蒙古族。顺治皇帝的十九位后妃中，有六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的四十位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从以上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对满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满族肇兴时期应该说吸收最多的是蒙古族文化。自古以来女真于蒙古居处相近，习俗相仿，认同感很强。在事实上，当时也多在语言、制度上模仿蒙古，并借用蒙古文字而创制出满文。在女真三大部中的海西女真的些许部落中均有蒙古族成分，他们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化一定会影响其他女真各部。

生态环境：英戈布乡距通化市40余公里，英戈布原写英额布，为满语，意为稠李子树。女真时期，这里是努尔哈赤所建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前往长白山的必经之地，其沿途许多地名仍沿用满语至今，如金斗伙洛（敞亮的山沟）、快大茂子（水曲柳树）等，所以满族岁土文化遗存尚多。至今英戈布满族居多，已成为民族乡。这里是山区，山峦起伏，丛林密布，蝲蛄河从中流过，河两岸土地肥沃，又水源充足，大面积种植水稻，当年这里是人参、鹿茸、貂皮之乡。

正当蒙古封建割据加剧之际，1616年女真族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王朝。后金的建立对蒙古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改变了200余年来的明朝与北元的对峙局面，蒙古大汗林丹汗与明朝签订了共同反对后金的协议；其次，改变了蒙古内部的关系，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采用联姻、封爵等手段拉拢邻近的蒙古部首领，从而在蒙古内部发生了与后金和与战的斗争。努尔哈赤最初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明朝，但1619年的抚顺战役中札鲁特部受林丹汗旨令出兵一万援助明朝打后金，从此以后努尔哈赤把把攻击目标转向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联合科尔沁等部攻击林丹汗。林丹汗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失利，于1634年率部奔青海，在青海西拉塔拉病故。1636年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聚会多论诺尔，承认皇太极为蒙古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400余年的统治到此结束。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南迁，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便成为黑龙江东部地区的主要居民。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天命十一年去世，他先后多次派兵对黑龙江东部地区的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虎尔哈部、卦尔察部、渥集部等进行征讨和招抚，并将大批的人口迁往辽东，编入八旗。从《清实录》有关记载的数据情况看，努尔哈赤时代俘获或招抚并迁往辽东的东海女真各部约有5400户。当时东海女真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其每一户的人口应该很多，我们仅以最保守的每户5口人计算，5400户应为27000余人。而当时被迁到辽东的不以户计算的男女及幼丁约有31830人。两者相加共计为58830余人，这里还不包括那些被迫迁往辽东而没有确切数目记载的人数。去掉浮夸等因素，努尔哈赤时代参与满族形成并加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东海女真至少也有5万人。到了皇太极执政的天聪年间，加人满洲民族共同体的东海女真至少也有7600余人。这样，在满族形成过程中，至少有近6.6万名的东海女真加入进来，成为了满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尔沁蒙古人为万户汗廷卫士之一的箭筒士。后来，哈巴图哈撒儿后裔称其属民为科尔沁部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哈巴图哈撒儿分得四千户属民，驻牧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海拉尔河、呼伦湖一带。哈撒儿后裔被封为齐王，成为东道诸王之一，地位显赫，后来迁至岭北形成阿鲁部落。16世纪中叶，部分科尔沁在哈巴图哈撒儿第十四世孙奎猛克塔斯哈喇带领下，迁至嫩江流域，号称“嫩（嫩江）科尔沁”。自17世纪初，嫩科尔沁诸部开始与建州女真、爱新国（后来的清帝国）友好往来，确立了联姻关系。1626年，爱新国主努尔哈赤授嫩科尔沁首领奥巴为土谢图汗，1630年，从嫩江流域南迁西拉沐沦下游、辽河流域。1636年至1650年间，清朝陆续把原嫩科尔沁左右翼诸部编为前、中、后六个扎萨克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和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及扎赛特旗等5个旗与西拉沐沦流域其他部落一同保留了传统蒙古族刺绣特点。

“堂子”一词，按满族众多姓氏所珍藏的谱册及萨满神谕中可以证实，系满语词汇，早在女真时期就通用了，系满语“Dangse”（档涩）演变而来。“档涩”译汉意为档子、档案。往昔凡满族各姓主持者总穆昆处专设有“恩都力包”（神堂）或“档涩包”（档子堂），做为恭放阖族谱牒及本氏族神祗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之所。所谓“神堂”，并不一定早期都是神祗楼舍。这与北方民族先民长期以游猎移居有关，神随人迁，宿营即设神位，便于携带。祖先神偶、影像或神册、神器等多放入桦皮匣、木匣、柳编匣、骨质匣、石或泥罐中，后来多放在长方形上抽盖的木匣内，俗称“神匣”。这是北方民族固有的习俗，满族诸姓皆然。因此，堂子一词，不能简单地按汉词字义理解，而要从满语译音的演化去探索。查史籍，堂子一词正式载用是乾隆十四年编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以前多用汉语词“庙”替代，改用“堂子”一词，恰当体现堂子祭祀内容与性质，可算贴切不过了，古代，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堂子祭祀内容也完全一致。过去，辽金以前均兴野祭，部落游猎就地而祭，当时出现女真火祭、树祭、天祭、水祭、海祭、星祭等诸习俗，后来部落定居，才安设堂祭总祀诸神。名姓堂祭被逐渐固定并传袭下来。可以说堂祭形式是随着满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与信仰崇拜中日趋完备起来的。明中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前，各部首领（满语称罕或达）所居之霍通（城）内均分别设有“堂涩”，或译曰“唐舍”、“档色”。而各部之“堂涩”，规模、构筑所用材料，不尽一致。有的大部落有“总堂涩”，各部分支地又有“分堂涩”，实际上这些都与爱新觉罗氏所建立的宫廷堂子，性质相似。如，据《两世罕王传》传讲，著名的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其首领万罕在明廷扶持下一时兵力雄威，曾有挟持诸部之势。时万罕母董尔吉妈妈八十寿，扈伦四部首领及建州左卫与右卫众首领率众先拜哈达部“侠倡唐舍”，为万罕母祈寿。“侠倡唐舍”，便是万罕族中“堂子”，建筑亦甚堂皇。又如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曾借兵于东海窝稽，其部酋引王杲先谒“堂涩”，后将女许字于杲。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众，兵马先废该地“堂色”，“掠祖像神牒于贝勒马前”，等等，这些都说明“唐涩”、“唐舍”、“堂色”等称都是“堂子”的音转，即为各部的堂子，均系奉祀本部族世代崇祭的守护神祗和祖先神祗之圣洁吉地。

在清代，有旗人和民人之分。民人主要是指汉族百姓，旗人主要是指编入八旗的兵丁及其家属。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建立了满洲八旗，到皇太极时期，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样，清代旗人除了满洲八旗旗人外，还包括编入八旗的蒙古人和汉人，他们被称为蒙古八旗旗人和汉军八旗旗人。清代旗人享受国家特殊的待遇。但清代满洲族专指满洲八旗旗人，并不包括蒙古八旗旗人和汉军八旗旗人。清朝对旗人采取“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他们一生的主要活动就是当兵打仗当差，关内的旗人还被禁止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经营活动。清代满洲族又有新、旧满洲之别。“新满洲”满语称为“伊彻满洲（ice Mauju）”，“旧满洲”满语称为“佛满洲（fe Manju）”。一般说来，清入关前，将努尔哈赤时期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老满洲，将皇太极时期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新满洲；清入关后，将清入关前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老满洲，将清入关后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新满洲。清代新满洲还包括东北地区编入驻防八旗的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费雅喀等族人，但这些民族是独立民族，不属于满洲族。

明中叶以后，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据《大明一统志》记载：“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真”，“其极东为野人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东部山区的称为“建州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北部和吉林省东南部的称“海西女真”，因包括叶赫、乌拉、辉发、哈达四个部落，也称为“扈伦四部”；居住在今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东部广大地区的则被称为“东海女真”或“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除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外，还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定居的农耕经济；野人女真则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之中。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称霸女真地区的首领王杲、王兀堂等相继被明朝击败。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女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当时东北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由于女真各部纷争，相互仇杀不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建州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的肩上。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他釆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手段，开始了女真各部的民族统一大业。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之后统一了海西女真。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灭哈达为开端，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海西女真，次第用兵，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灭辉发部；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经两度征战，始将势力强大的乌拉灭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兴师攻明。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明军。随后攻灭了明朝支持的叶赫部，统一了海西女真。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采取征剿和招抚并用的手段统一东海女真。随着后金在辽阳之战、沈阳之战和辽西广宁之战的胜利，大批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统一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努尔哈赤在建立政权和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过程中，为了增强女真人的战斗力，在改造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创建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由此改变了女真人以往各部互不统属。松散放任的状态，使女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首创的满文尚不完备，大体上仍是蒙古字的翻版，称之为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满文的创立和改进，使满洲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对其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满族古老的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讲述：乌鸦从前是阿布卡恩都里（天神）的勤快亲随，在争战中饿极了，误吃黑草死去，变成了号啼的黑乌，在人马屯寨边飞旋。在萨满教神谕中，还认为乌鸦的羽毛“象没有太阳时的颜色”，即黑夜。所以，满族及北方诸族民俗中认为，乌鸦是报警鸟，为人畜巡狩。凡林海荒野中陡生异兆或见野兽僵尸，乌鸦便满天飞叫，为人类传信。在《满洲实录》中，就有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明兵争战，群鸦路阻兀里堪、传报兵情的传奇故事。因乌鸦报警，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破前来进攻的九部联军，使努尔哈赤日益强大。

清太祖努尔哈赤少年时，称为小罕子，曾在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当马童，李得知小罕子脚下长有七颗红痦子，这是帝王之兆，必将与大明争天下，所以欲加害于他。李的小妾得知后秘告小罕子，小罕子骑上他养的大青马带着大黄狗连夜出走，李总兵派兵随后追杀……由于明兵穷追不舍，大青马被累死，大黄狗被烧死，小罕子昏倒在草滩上，正在危难关头，一群乌鸦飞落在小罕子身上，明兵望之断定，“乌止处必无人”，遂退去，于是得脱。为报答乌鸦的救命之恩，努尔哈赤尊乌鸦为神。故后来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米肠之类，乌鸦与喜鹃必即来觅食。

满族有供奉袓先神的习俗，这是对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他十分注重从创世创祖以来的历代祖宗世系。人们对祖先的崇拜主要是因为这些祖先为他们打下了生活的场所，能提供给他们安居乐业的环境，为整个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族人尊称为大英雄。如图3.7努尔哈赤打虎的这款刺绣纹样，整幅绣面构图集中，布局密集。从努尔哈赤和虎及羊、鹿的比例上的对比，让人感受到了英雄的高大威猛，把努尔哈赤的英勇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充分表现出来满族人民对英雄的崇拜心情。满族人对祭拜袓先是非常重视的，这种习俗也一代代流传。形成了满族宝贵的民族文化内容。

另一类剪纸作品，记录的是医巫闾山各族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俗风情。其中有对民族领袖努尔哈赤英雄业绩的描述；有对萨满巫术场景的再现；还有对满族及北方民族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祭祀、娱乐等日常生活的记叙。这些或温馨、或火爆、或壮丽、或凄美的画面，倾注着作者赤诚的民族情感，传递着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和依恋。

总体上，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反映的萨满文化、民族迁徙、祖先崇拜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很高的满族历史研究价值（如布库里雍顺、努尔哈赤）；它饱满的造型和独特针法，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艺术价值；它丰富的样式品类大多以日常用品为主，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如今锦州的大多刺绣厂主要设计制作大型壁画、婚庆服装、刺绣公关礼品、定做人物肖像、山水花鸟，完成传统的继承和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市场价值（如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唯一传承人夏丽云创建的锦州市八旗锦绣民间工艺品公司），它共同塑造着满族人的文化品格，又影响、制约着满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也正是想通过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几个方面对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加以分析，旨在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如何在辽西的经济发展中，更好的多个渠道的开发和利用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潜能，能够更好的容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锦州地区的地域文化和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而为各地的民间美术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借鉴和帮助，这正是我研究此课题的重要原因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