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于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命巴克什达海等人对老满文重新加以修订，以新满文（带圈点满文）取代老满文。新满文成为满族的统一文字和以后清朝的“国书”或“清书”。与此同时，皇太极因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曾多次进攻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为消除这一名称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女真”为“满洲”。“满洲”正式命名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据《满文老档》记载：皇太极指出“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至此，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部分蒙古部落以及少数其他民族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洲族自此形成。

蒙古族刺绣是蒙古族服饰逐渐发展和进步后产生的，是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所推动。因为适应寒冷恶劣的天气条件和狩猎、游牧、征战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发展演变。并且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人们不仅广泛使用比较精致的石刀、石磨、石梨等生产工具，而且掌握了制陶技术和较精致的骨针、骨锥等缝纫工具，开始用兽皮、树叶等原料缝制或编织简单的服饰。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根据人类生存技术的进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在野蛮时代的三个阶段，人类能够磨制比较精细的石器，有了制陶术，学会了金属的炼制。这些技术为游牧民族的刺绣提供了工具。并且“从各地发现的洞画、岩画中，亦可看出蒙古高原古人类对服饰式样和服饰色彩的追求等爱美的思维天资。那时人们在制作各种服饰的具体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知识，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智慧，有了初步的裁剪、缝纫和编织等有关服饰方面的手工艺。”在两千年前匈奴已善于刺绣，在匈奴墓中已出土的绣有狼和大角鹿图案的地毯（希日特格），这一绣种至今在蒙古草原仍有遗存。在皮质材料上进行贴花刺绣也广泛应用于蒙古族皮袍、靴子和马鞍上。毡绣和皮绣后来成为了蒙古族刺绣的起源，在现代蒙古族生活中也仍然在使用皮革贴花绣。蒙古国共和国诺音乌拉山汉代匈奴王族墓出土的变体云纹刺绣靴底和出土的刺绣靴面，靴身绣变体风纹，脚面绣变体云纹。这些出土的刺绣品就能够说明匈奴时期的蒙古族刺绣技艺已然到了很精细的程度了。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蒙古族刺绣才逐渐产生。

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族与满族是以相互影响的关系，不管是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对满族祖先女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元朝手工业》一文中指出：忽必烈的皇后本身就是个刺绣高手，创新了很多蒙古族刺绣。清朝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孝庄皇后和宸妃，都是出于科尔沁蒙古部落，必然也带去蒙古部落的习俗，所以清朝时期的刺绣和满族刺绣，会受到元朝的影响和蒙古科尔沁部的影响。拿蒙古族服饰来说，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马蹄袖是满清服饰重要特色，其实在蒙元时期蒙古族袍服中就有马蹄袖的形制，蒙古国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袍袖又长又宽，其中一只袖口似马蹄袖状，侧面可以看到一根细辫子。文化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的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的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明朝走向衰落时，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之下迅速崛起，为了试图在与明朝的对抗中占据优势，不约而同地设法努力争取漠南蒙古。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可归结为“女真人的蒙古化”。具体内容就是将被征服的女真人及投附的蒙古人统一划归到八旗内，以八旗理念构建新的共同体，又在新建的共同体内尽量增加蒙古文化元素，使得女真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小“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后妃中，就有两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是蒙古族。顺治皇帝的十九位后妃中，有六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的四十位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从以上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对满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满族肇兴时期应该说吸收最多的是蒙古族文化。自古以来女真于蒙古居处相近，习俗相仿，认同感很强。在事实上，当时也多在语言、制度上模仿蒙古，并借用蒙古文字而创制出满文。在女真三大部中的海西女真的些许部落中均有蒙古族成分，他们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化一定会影响其他女真各部。

作为满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西女真，也曾生活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海西之名，始见于元代。元朝时曾设置“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便有海西之名。明朝人把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统称作海西女真。海西女真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黑龙江一带，后来他们南迁到呼兰河流域。呼兰河，金代称活剌浑水，元代称忽兰，明代称忽剌温。其区域以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以北的呼兰河为中心，东到汤旺河流域，所以海西女真也被称为忽剌温女真。由于不断受到野人女真等的侵扰，明正统年间以后，海西女真也逐渐南迁。到了嘉靖年间，海西女真迁徙到靠近开原的松花江沿岸（今吉林市附近）及辉发河流域，形成了后来的扈伦四部，即叶赫、乌拉、哈达、辉发。

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者侵犯中国黑龙江流域，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迫使达斡尔、鄂温克等族南迁。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亲巡东北，准备以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加强东北边防。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奉令率领宁古塔、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等地满汉八旗官兵进驻黑龙江北岸的黑龙江城（瑷珲旧城，今俄罗斯境内）。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朝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驻防黑龙江城，这是满族进驻黑龙江城的开始。

“堂子”一词，按满族众多姓氏所珍藏的谱册及萨满神谕中可以证实，系满语词汇，早在女真时期就通用了，系满语“Dangse”（档涩）演变而来。“档涩”译汉意为档子、档案。往昔凡满族各姓主持者总穆昆处专设有“恩都力包”（神堂）或“档涩包”（档子堂），做为恭放阖族谱牒及本氏族神祗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之所。所谓“神堂”，并不一定早期都是神祗楼舍。这与北方民族先民长期以游猎移居有关，神随人迁，宿营即设神位，便于携带。祖先神偶、影像或神册、神器等多放入桦皮匣、木匣、柳编匣、骨质匣、石或泥罐中，后来多放在长方形上抽盖的木匣内，俗称“神匣”。这是北方民族固有的习俗，满族诸姓皆然。因此，堂子一词，不能简单地按汉词字义理解，而要从满语译音的演化去探索。查史籍，堂子一词正式载用是乾隆十四年编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以前多用汉语词“庙”替代，改用“堂子”一词，恰当体现堂子祭祀内容与性质，可算贴切不过了，古代，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堂子祭祀内容也完全一致。过去，辽金以前均兴野祭，部落游猎就地而祭，当时出现女真火祭、树祭、天祭、水祭、海祭、星祭等诸习俗，后来部落定居，才安设堂祭总祀诸神。名姓堂祭被逐渐固定并传袭下来。可以说堂祭形式是随着满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与信仰崇拜中日趋完备起来的。明中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前，各部首领（满语称罕或达）所居之霍通（城）内均分别设有“堂涩”，或译曰“唐舍”、“档色”。而各部之“堂涩”，规模、构筑所用材料，不尽一致。有的大部落有“总堂涩”，各部分支地又有“分堂涩”，实际上这些都与爱新觉罗氏所建立的宫廷堂子，性质相似。如，据《两世罕王传》传讲，著名的扈伦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其首领万罕在明廷扶持下一时兵力雄威，曾有挟持诸部之势。时万罕母董尔吉妈妈八十寿，扈伦四部首领及建州左卫与右卫众首领率众先拜哈达部“侠倡唐舍”，为万罕母祈寿。“侠倡唐舍”，便是万罕族中“堂子”，建筑亦甚堂皇。又如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曾借兵于东海窝稽，其部酋引王杲先谒“堂涩”，后将女许字于杲。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众，兵马先废该地“堂色”，“掠祖像神牒于贝勒马前”，等等，这些都说明“唐涩”、“唐舍”、“堂色”等称都是“堂子”的音转，即为各部的堂子，均系奉祀本部族世代崇祭的守护神祗和祖先神祗之圣洁吉地。

由敬柳崇柳祭柳发展而来的娱柳活动，也成了满族先民一项极为风趣的娱乐活动。如《两世罕王传》中就记载了明末清初的一种娱柳活动—“跑柳城”。传说建州大罕王杲到乌拉部访多罗罕时，见众女孩嘻笑喧哗在做一种游戏，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了，多罗罕便陪其观赏。原来乌拉少女玩的就是当地历时已久的一种游戏“跑柳城”。这种别有风情的娱柳游戏，正是积淀着满族先民的崇柳祭柳的信仰意识。往昔满族这种盛大的柳祭或娱柳活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但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仍有一定的历史惯性，还活在某些满族乃至其他与满族相邻近的民族耆老的口碑中。

明中叶以后，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据《大明一统志》记载：“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真”，“其极东为野人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东部山区的称为“建州女真”；居住在今辽宁省北部和吉林省东南部的称“海西女真”，因包括叶赫、乌拉、辉发、哈达四个部落，也称为“扈伦四部”；居住在今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东部广大地区的则被称为“东海女真”或“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除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外，还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定居的农耕经济；野人女真则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之中。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称霸女真地区的首领王杲、王兀堂等相继被明朝击败。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女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当时东北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由于女真各部纷争，相互仇杀不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建州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的肩上。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他釆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手段，开始了女真各部的民族统一大业。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之后统一了海西女真。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灭哈达为开端，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海西女真，次第用兵，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灭辉发部；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经两度征战，始将势力强大的乌拉灭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兴师攻明。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明军。随后攻灭了明朝支持的叶赫部，统一了海西女真。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采取征剿和招抚并用的手段统一东海女真。随着后金在辽阳之战、沈阳之战和辽西广宁之战的胜利，大批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统一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努尔哈赤在建立政权和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过程中，为了增强女真人的战斗力，在改造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创建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由此改变了女真人以往各部互不统属。松散放任的状态，使女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首创的满文尚不完备，大体上仍是蒙古字的翻版，称之为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满文的创立和改进，使满洲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对其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天荒日老，星云更世，不知又过了多少亿万斯年，北天冰海南流，洪涛冰山盖野。地上是水，天上也是水，大地上只有代敏大鹰和一个女人留世，生下了人类。这便是洪涛后的女大萨满，成为人类始母神，是阿布卡赫赫把太阳光和昆哲勒神派到水中，从此冰水才有了温暖，才生育出水虫、水草，重新有鱼虾、水蛇、水獭、水狸，又在东海有人人身鱼神，受太阳之光不少水虫变为人首鱼身的河湖沼海之神，因其是应阳光而育、应阳光而生，故常罩七彩光衫，称为“德立格”女神。为使世间能分辨方向，阿布卡赫赫让自己身边的四个方向女神下来给人类指点方向，西方洼勒格女神是一步三蹦地先走到了人世，随后到的是东方德立格女神和北方阿玛勒格女神以及南方朱勒格女神，中位为都伦巴女神，由五位女神职掌方位。大地上的残留汪洋，阿布卡赫赫拔下身上的腋毛，化成了无数条水龙——木克木都力，朝朝暮暮地吞水，从此又在大地上出现了无数条又粗又宽又长又弯的道口江河和沟岔，有象毕拉一样的河、象乌拉一样的江、象岔儿汉一样的小支流，养育着阿布卡赫赫的子孙——人类。

诸申供祭的木克木都力恩都里（水龙神），是最古的宇宙大神之一。遍地大水时，阿布卡赫赫同依鲁里（即恶神耶鲁里）撕斗，恶魔依鲁里让遍地大水不退，天天风浪不息。阿布卡赫赫的腋毛化成无数木克木都里（水龙），让她们吞水，木克木都力朝朝暮暮吞呵吞，把地上的大水吞肚里，可是越吞越多越重，动不了，变成了一条条又长又粗又闪光的岔儿罕（小河）、毕拉（河）、乌拉（江）。白的江是吞进了白石白水，黑的江是吞进了黑石黑水，躺在地上不能动，成了又长又大的水口袋，源远流长。巨龙肚里吞的水太多，有的变成喷泉。有的大水彆的它难受，便拱地争逃，把大地拱了很长很长的沟，才找到东边的海。是鸟叫帮助它找到的海。喜鹊、乌鸦为啥老是叫唤不停，就是在帮助众龙神寻找送水的池沼、大海。

近些年，我们在黑龙江、吉林等地实地考察满族祭星，亦基本沿袭旧制。祭者穿白色祭星服者居多，亦有姓氏穿黄衫的，祭牲均用小猪和禽类，祭品亦保持三、七、九数不等，食具多用木器和秫秸棍，不用筷子。实柴祭天改用背灯点燃松明或烛火代替。亦有不少人家简化星祭，纳入家祭中背灯祭礼时同祭星神，神谕星赞已经减化或失传。笔者曾于1980年访问吉林省满族民俗专家、已故老人赵文金，并访问满族90余岁付吉祥老者和高岐山，阎文宽、关志远、罗老太太等人座谈，详细追忆乌拉满族星祭实况。据他们认为，满族老幼倍崇星光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激励后辈勿忘创世之艰。萨满和穆昆达率全族祭星时，为让族人身尝祖先古昔栖林火猎生活，仿古祭星，违忌者重笞不赦。乌拉街东北四十里之凤凰山麓，往昔古刹晚钟，声名遐迩。附近满族各庄，从康熙至乾隆朝以来便有拜星传统。祭星时，山顶与山腰无数篝火长夜燃烧，象一片明星落地，很是壮观。祭期，满族诸姓萨满会聚，所谓同族祭星，同姓祭祖，推举各姓中有德者为总祭星达，白羊、白马、白兔皮均可制祭服，但必以皮为面。各姓萨满分管周山四处，击鼓诵唱“唤星神赞”，祭众呼应，此起彼伏，声传数里。俗传祭星要唤星，星愈唤愈明，邪恶不侵。这期间，还要杀牲献血，并往火中投洒血、肉、谷粒、米儿酒,然后用白石垒灶燔肉，祭奠星神后族众围聚一排排列满山阳的木槽盆四周，手蘸盐水会食“天火肉”，虽为严冬，热闹非凡。此外，亦有因某事一姓一户祭者，祭礼基本相同。祭星，有人说女子不参加，实为误传。满族等北方诸族，不受儒教束缚，故不禁寡女姑婆，皆可骑马或坐爬犁来祷星求福，男女老少皆来参祭。若有外族过客，视为送喜，挽留款待，奉为上宾，与族人同食祭肉，不分亲疏，俗传祭众越多，布星越齐，年景越佳。祭期，族众还要在晚夜中竞比火技、火围、火戏（钻火龙、摆火阵、套火鸭、荡火秋千）、火中骑射等杂兴，清中叶后还兴燃放各种烟花和表演磷火幻像。凤凰山顶观星台，用白雪冰块堆成，颇象银塔，另在山顶用雪堆成神兽、神鸟等，在磷火中如神祗降地。在星祭中，若偶见有蛇从火烤的石洞中爬出，视为大吉兆，绝忌践杀。萨满与祭众将篝火点得更亮，再杀牲血祭，诚谢苍穹：“大蛇来啦，冬天不长啦！”星祭，满族耆老至今乐道，算得上是北方满族等先民古文化遗存中很值得重视的民俗遗产。

满族在北方诸多民族中，星祭礼仪记载最多。从《东海沉冤录》等满族民间著名的口碑传奇资料传述，东海窝稽部中的一支满族先民女真族人，星祭一岁两举，可单独祭星，亦可与祭祖合祭，初雪时祭星为禳祭冬围丰盈；正月祭星为除祟祛瘟，祈祝康宁。届时均择上瀚晴夜，初雪祭星要在奈呼鸟西哈（俗称七女星、昴星座）升上东天时，烧伐倒大木九座，螺号鼓梆齐鸣震天。九个火堆，熊烟象九条通天白柱，俗称“星桥”。火柱起“神树与天通”的作用，火可逐秽照明，可助星神不遭邪侵，夜夜明亮，为人间指路和传递吉音。正月祭星除有九堆火柱外，还要献鹿、野猪、大雁、山雉等野牲，不求肥大，只要活牲，洒鲜血于林中和大火堆里，燔烤野牲肉做祭品。食具均用木碗木把草秸，表现占代野祭的会食习俗。《龙城旧闻》记载星祭盛况是，“是夕祭星于东房烟筒前，祭时熄灯，一人白衣跪地祷，左手持木刀刺豕，祭毕仍与亲友共食之。”《龙江县志》记载满族库雅喇氏祭星，“三日大祭之后在一日之内祭星，择吉期初更，星斗均齐，在房西向北斗，设香案、柳枝一棵……用细麻绳穿鸡膀翎七个，搭于柳枝之上”。清光绪三十四年撰记《呼兰地方旗籍礼俗•祭礼门》亦载黑龙江呼兰地方满族“夜晚祭星，在正房东烟筒前，避灯，用穿白衣人跪地祝祷，毕，用左手持刀宰猪。”吉林省乌拉地方伊尔根觉罗氏祭星”其猪，重不过五十觔即妥……，勿论猪大小不准一人拿，必令二人抬之，送至正房西，头向东北净地放”，并设长桌请出木祖（祖先神像）同祭，祭时太平猪领牲用水，愿猪领牲用酒，及荞面饼七垛，每垛七个……按七星法摆之，每个酒盅内满斟白酒，秫秸筷子七双，分插面饼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