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堆绫在明清时期的北京更为盛行，已不局限于寺院中的佛事用品，扇套、钱袋、褡裢、眼镜盒、香囊、荷包等也用其作为装饰。除了宫廷中刺绣小件的大量使用之外，民用的挽袖、花边中也经常使用，一般以绿色调为主，色彩对比鲜艳，工艺细腻。这些广泛流传于日用品，用料更是十分讲究；多用软缎和织锦，配以彩绣，穿珠，盘金，效果更为精美，堆绫工艺也更加丰富。堆绫工艺最盛行、技艺最成熟的时期是清代，至今故宫还收藏着用堆绫拼贴工艺作装饰纹样的袍、褂以及椅垫、荷包等物品。北京雍和宫内收藏着清代乾隆皇帝母亲亲手制作的一幅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锦缎布料组合拼贴的绿度母绣像。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清初袈裟上就有堆绫做出的莲、桃、菊、牵牛花等12种花卉，花型饱满、色彩和谐。丝绫堆绣这种工艺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融会多种技法，色彩绚丽，做工精细，并且具有浅浮雕效果的艺术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洁1994年创作的丝绫堆绣《清明上河图》的局部《虹桥》一段，作品在挖掘并继承了唐宋时期堆绫的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1996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将崔洁创作的丝绫堆绣座屏《清明上河图》的一段《虹桥》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后来又将《清明上河图》全卷绣制完成，共计11段（每段为220cmX100cm），现由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

锡伯族荷包的图案来源于生活，取材于身边的事物。构成图案的元素有蝴蝶、菊花、莲花、藕、桃、桃花、牵牛花、佛手、石榴、葡萄、鱼、金蟾、瓜等。锡伯族的妇女也会将“幸福”“锡伯”“美丽”等锡伯族文字绣制在荷包上。锡伯族荷包的图案有单独的纹样和适合纹样这两种图案构成形式，根据佩戴场合和佩戴人群的不同，荷包的造型图案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寓意。

锡伯族绣花鞋的图案以各种花卉为主。包括莲花、牡丹、菊花、桃花、石榴、牵牛花以及蝴蝶、蜜蜂、弓箭、如意等。这些元素也出现在锡伯族的其他绣品中，是锡伯人最为吾爱的图案样式，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双蝶恋花、富贵牡丹等无一不蕴含吉祥、喜庆、美好之意。

锡伯族绣花鞋垫的图案样式繁多，包括各种花草虫鱼及动植物图案。动物类的有金鱼、蝴蝶、猫、鸡、鸳鸯等，植物类的有牡丹、菊花、桃花、月季花、葫芦、寿桃、石榴、牵牛花等。无论是哪种图案的鞋花，都是以纳祥求吉为主。比如用于婚俗的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喜上眉梢、鸳鸯囍字；传达爱意及寓意美好的蝶恋花、鱼戏莲、喜鹊牡丹、喜上眉梢、双鸟牡丹；象征长寿的耄耋、菊花；还有四季平安、恭喜发财、福、寿、囍等绣字图案，无一不是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锡伯族刺绣的图案纹样基本源于花鸟鱼虫等现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实物，其中以牡丹、莲花、蝴蝶、菊花、牵牛花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图案居多。

（2）动物图案主要和婚嫁以及生活相关的图案，比如马匹、凤凰、喜鹊、燕子、金鱼、鸳鸯、生肖等，盛开的菊花上绣飞着舞的蝴蝶，冬天梅花枝条绣着栖息的大雁，牵牛花下绣着小鸡觅食的图样等，这些都是从农业生活中取材，从四季变换中获得灵感，每一个图案都代表了吉祥寓意，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热切期盼。

西迁后的锡伯族人长期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繁衍生息、世代居住已成为每个锡伯族人的愿望。所以锡伯族刺绣中关于求子的图案纹样有很多，其中表现多子的单个纹样就包括各种多子的瓜、佛手、牵牛花、葡萄、石權、莲子、花生、葫芦等，还有一些传统的纹样，如莲生贵子、榴开百子、绵绵瓜瓞等，这些纹样绣制在各种不同的制品上，随处可见。

土家族织锦图案是土家族人民早期审美意识、宗教观念、造型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早期的织锦图案纹样，如图案“台台花”体现了土家人对虎的崇拜，图案四十八勾体现了土家族人对蜘蛛的认识、对夫妻感情融洽、美好生活的祝愿与憧憬，再如图案石榴花、牵牛花、藤滕花植物花纹表现了土家族人生活的周边自然环境。土家族织锦图案全面折射着土家人的生活和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织锦图案是土家人文化艺术的符号与烙印，传承土家族织锦技艺的过程也是唤醒民族记忆的过程，因而传承土家族织锦技艺还应当重视传统图案的学习与文化符号的解读。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土家人对图案也不断推陈出新，现代土家族织锦图案创作来源丰富，主要有四方面：一为土家族织锦的传统图案；二为迎合现代市场需求和审美观念创作或改编根据经典画作而成；三为传承人或者织锦人自身偏好创作的；四为专业的美术大师或设计师原创性图案，如以士家山寨秀丽山川、丰富的文化生活为题材推出的月是故乡明、土家风光、土家风情、毛古斯、摆手舞、土家女儿会、赶场归来、土家少女等现代题材图案。

于制品中心的主团花来具体设计，在其图案造型上，常见的有:菊花、牵牛花、蝴蝶、凤凰等纹样。

【植物】各种植物以及农作物的根、茎、叶、果都被彝族妇女摄作刺绣图案的题材。诸如牡丹花、马樱花、山茶花、牵牛花、迎春花、火草花、石榴花、菊花、桃花、梅花、灯笼花、吊子花、洋芋花、蕨类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等，在她们的绣品中均有反映。虽然彝族分布地区比较宽广，所处自然环境差异也很大，但其赋予植物图案的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例如：石榴是求多子多孙，桃子是夫妻团圆，牡丹是聪明美丽，火草是能织善绣。总之，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彝族妇女绣制的每一幅花卉图案都抒发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寄寓着美妙的情思。

喜帐是传统婚庆中必不可少的绣品之一。喜帐为红色，多会绣上喜鹊、孔雀、凤凰、鸳鸯、蝴蝶、牡丹、牵牛花等图案，一般都会成对出现，表示成双成对、比翼双飞之意。现在随着婚俗形式的改变，喜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还有一种锡伯族传统的玩具，锡伯人称它为“燕吉”，是用手帕和碎布做成的布偶，现在知道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许多布艺绣品，随着民俗艺术中的原始文化形态的弱化而逐步消亡了。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和购买民族手工刺绣制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锡伯族绣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衣架套作为婚俗刺绣用品保留了下来，现在人们结婚时还保留着陪嫁衣架套的习俗。衣架套的颜色较为素雅，多以白色为底，配以凤凰、蝴蝶、牡丹、菊花、莲花、鱼、松、鹤等图案，构图疏朗，颜色清新，适合日常生活中使用。锡伯族中还有许多的刺绣制品，它们多以家用生活物品为主。这些绣品有些是对传统的创新，有些则是新开发出的绣品，不论是创新还是开发，都是对锡伯族刺绣的有效扩充。只有在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时代元素，才能使锡伯族的刺绣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