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科学研究主要坚持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一，参与观察。强调研究者对被研究生活的主动参与性，要求在参与生活中观察生活；二，主位观点。要求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能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主观地解释被研究者，应该了解被研究者是怎么解释世界的；三，整体主义。不主张对群体生活的某一方面进行单独研究，只有对当地社会生活进行整体研究之后，才能看到其中某一方面的真正意义。在此方法论的基础上，人类学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广阔视野，即将对某一领域，如民族、村庄、乡土的研究纳入世界的大范围，在“比较”中显示出研究的意义。这一切对于民艺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就始终秉承着田野调查这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基础，坚持一切理论均来自于田野的原则。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民间艺术与民间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坚定了传统民间艺术的研究价值以及对研究取向的选择。在积累了大量田野调查素材的基础上，1997年我们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思考提炼为《民间文化生态保护与调查表》。这份表格的制订贯穿着我们对民间艺术的基本观点：民间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它与艺术家纯精神指向的艺术创作不同，它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有时是民间艺人的谋生手段，有时是民众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自娱自乐的文化方式。它不是个人性的艺术创作，而是超越时代的民众集体智慧的体现。它虽然素朴而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精神，寄寓着中华民族追求吉祥、乐观坚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民间艺术是花，是果，那么传统的民间生活方式就是它的根基与土壤。传统民间艺术、民间生活方式，在以工业化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虽濒临灭绝,但其中蕴含的深厚的精神理念、人文价值，对现代乃至未来人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因此，对民间艺术的保护更应扩展到对传统民间生活方式的保护，否则，民间艺术将成为无土之木、无源之水，也无法实现对之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

凤鸟纹产生的初始，可能为图腾标记，凝结着对祖先的崇拜意识。随着历史的前进，凤鸟纹不断的演变、发展，不再单一的是祭祀和崇拜，还切合着不同时代的韵律，寄寓着许多不同的阶级内容，更理想化。

云南作为拥有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刺绣技艺自然是民间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刺绣工艺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昆明官渡区羊甫头出土的“妇人漆器跪鼓祖”中所表现出的滇人妇女华丽衣饰纹样来看，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滇人已懂得用刺绣进行装饰。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哀牢人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釆文绣。”可见在汉、南北朝时期，云南的原住民族已有了染织、刺绣。在云南，刺绣工艺主要流行于苗、彝、白、瑶、纳西、哈尼、拉祜、布朗、蒙古、回等少数民族中。云南少数民族刺绣多用于服饰、挎包、枕头和被面上，纹样花色各民族不尽相同，有多种技艺与风格特征。从刺绣图案题材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表现各民族生活环境的自然物，包括植物、动物、森林、房舍、花鸟鱼虫、天体；表现各民族的生活、文化、精神的文化图案，如人体外貌、活动场景、文字、建筑等；抽象的几何图案。从刺绣技巧上划分为平绣、立体绣、乱针绣、贴布绣、裹物绣等等，白族扎染、苗族蜡染做成服饰时也可加绣，使平面与凸出的纹色相映，造成双层画面效果，雅与艳相交，和谐自然。云南各民族刺绣物品飘荡着浓郁的山野生活气息，寄寓了淳朴的感情和美的意境，融贯着各民族人民的智慧、汗水和感情。

壮锦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其中寄寓着普通的劳动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关于壮锦的起源，先从当地流传的故事开始说起：相传，在广西地区，古代的有一个心灵手巧、能织善绣的姑娘叫达尼妹，她在劳动的空闲时间突然发现，蜘蛛网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银丝上镶嵌着一颗颗美丽的珍珠。她从中得到启示，便用各种颜色的丝线为纬，当地纺织的棉纱为经，仿造蛛网上的珍珠的美丽图景，加上各种点缀，便织出了美丽的壮锦。后来壮族人民争相求教，壮锦由此传开。其实，壮锦的织锦技术具体在什么年代发明，在汉代以前并无实物可证，而且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但壮锦经历了从单色到双色再到多色，图案花纹由筒单到复杂，从粗布到丝织物的发展过程，最终演变成中国工艺美术珍宝中一个美丽的门类。

兜肚也称肚兜或兜兜，是一种贴身的内衣，可以遮盖住胸腹部，起到保暖避寒的作用。在过去男女青年皆可穿用，后来大多给小孩子穿用。兜肚刺绣源于汉族，满族刺绣中也常用。岫岩满族的兜肚刺绣常用落针绣，绣出的图案类似于线描画。兜肚刺绣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兜肚上部的“兜嘴”处加以刺绣，形成如同中国画“扇子面”的构图。另一种形式是在兜肚的中间，绣上较多的花果或鸟、鱼乃至人物类图案。其中最有名的是绣上九个石榴和一只佛手柑的图案，民谚有：“九个石榴一只手，扯住姥娘不松手”的说法，意思是让孩子戴上这样的兜肚好养活，能够长命百岁。此外，还有绣着“麒麟送子”“独占鳌头”等图案的兜兜，大半引用汉族传统题材，寄寓着长辈亲人的美好祝福和浓浓亲情。兜肚也是男女青年传情达意的媒介之物，在岫岩满族民歌中有唱述姐儿为才郎哥“绣兜兜”的；也有小妹在与情郎哥欢会分手之际唱道：“一不要你忧来二不要你愁，三不要你戴错了小妹的花兜兜。小妹的兜兜本是那银锁链，情郎哥的兜兜是八宝镀金钩”。从这些真情感人的民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绣肚兜在过去满族青年男女中被赋予了多么深沉和多么圣洁的柔情蜜意。

研究萨满教的神论，必须首先弄清楚萨满教中之“神”的涵意。各族中具有至上权威的神授萨满——神与人维系关系的中介替身和代表，会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一般人类看不见面确实存在的一种具备万能力量的气雾形幻像实体。它往往依托一种物质而运用其力量和影响。获得某种特质的萨满们，能肯定地承认和自感到宇宙间有着一种幻力，在冲击和寄寓于自身实体中，忽生忽灭、忽来忽逝，影响并左右着自身的活动能置，有时使自身在昏醉中完成许多常人难以承担的超人动作。对于这种现象，在萨满教中称为“降神”、“有神”、“神附体”。也只有具备这种举动的萨满，才算实有神功，是名副其实的神人中介的真正萨满。他们方可通神，才可以洞测神道，对宇宙神域中的幻象所知、所解、所觉、所闻、所见，能随时寻得宇宙寓神之所，能交好宇宙泛神，能造访宇宙神域，自在自由地进出于神人之间。萨满教中的老萨满将这种功夫称谓晓彻神祇原道。

这种吉祥美好愿望的表达，是通过托物言志和谐音两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各种花卉、鸟兽、人物等形象以这两种寓意方式，表达对生命热爱、对生殖崇拜、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团花用游龙戏凤寓意和美幸福；双凤朝阳用两只比翼齐飞、祥云环绕、奔向太阳的凤凰，象征人们追求爱情、欢乐、光明。把如意型灵芝、盒子、荷花组成一个图案，取其谐音，即和合如意，象征和睦美满。把葫芦、蝙蝠、寿字、喜字填充在—个团花里，谐音“福禄寿喜”，象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以狮子滚球、四虎抢宝，寄寓子孙众多、家道兴旺的家族理想；用鲤鱼穿莲等，寄托夫妻恩爱、和谐美满的良好愿望。

鲁西南人们对鲁锦图案的创作不仅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当地文化、习俗的集中体现。鲁西南地区的人们对于礼仪风俗十分重视，在结婚、生子、过寿这些重要场合中都少不了互赠鲁锦制品，他们将期盼、祝福和信念寄寓其中。在婚娶时，女方的嫁妆中多以鲁锦布料制成的被褥、包袱及墙围等，除了代表双喜临门的的“金银光迎囍”外还有祝愿新人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石榴籽”，期盼新人以后的婚姻生活长长久久、年年有余的“鱼眼长流水”，以及代表富足生活的“八仙桌挂牡丹”。图4中红白格子底布上粉红与天蓝色的八仙桌和牡丹花纹样穿插反复排列，黑色条纹纵向分割，整体色彩明快鲜艳，纹样清晰，繁而不乱，正是传递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送种米”时（在鲁西南地区婴儿出生八九天后，父母双方的亲人就会送去鸡蛋、红糖和小孩穿的衣服表示祝贺），婴儿的姥姥会用许多寓意美好的鲁锦缝制包被、棉衣、棉裤鞋子等。农村人对于鬼神始终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年幼的孩子能看到身边的鬼魂并且会受到鬼魂的惊吓，因此姥姥会用大红色的鲁锦缝制一个辟邪朱砂包用红绳系在婴儿手腕上，以求辟邪压惊。常见的“芝麻花彩锦”，希望婴儿长大以后好好学习、求取仕途并且如芝麻生长节节高升。

融水苗族人民有一个习俗，就是苗锦背带要外婆赠与外孙，在女儿出嫁的时候就要送出。因此，苗锦背带里织锦的纹样不仅有吉祥纹样，还有“囍”字，寄寓了外婆对女儿的不舍，更寄寓了对外孙无限的爱。

【植物】各种植物以及农作物的根、茎、叶、果都被彝族妇女摄作刺绣图案的题材。诸如牡丹花、马樱花、山茶花、牵牛花、迎春花、火草花、石榴花、菊花、桃花、梅花、灯笼花、吊子花、洋芋花、蕨类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等，在她们的绣品中均有反映。虽然彝族分布地区比较宽广，所处自然环境差异也很大，但其赋予植物图案的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例如：石榴是求多子多孙，桃子是夫妻团圆，牡丹是聪明美丽，火草是能织善绣。总之，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彝族妇女绣制的每一幅花卉图案都抒发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寄寓着美妙的情思。

南传上座部佛教提倡“赕”就是布施，是向佛和寺院奉献钱和实物供品，以积个人“善行”，“修来世”。作为物质产品的傣锦也就成了人们“赕”佛的供奉之一。由于作为祭祀赕佛用品的傣锦佛幡，有着装饰佛寺的实用功能，而佛教思想的长期统治，极大地获取了傣族人民虔诚心理，故这类傣锦一般都织得很精美，是傣锦中的高档产品，更主要的是佛教教义宣称，通过赕可以洗刷个人犯下的罪行，多赕多得福，少赕少得福。常年不断的赕佛活动，使得佛幡常换常新,不断地改变寄寓内容的图案，改进工艺条件的工具，从而推进着傣锦佛幡民间织造技术的发展。

传统装饰图案作为一种视觉造型元素被广泛地运用在当前的新图案设计中，经过新理念、新技法的处理，使传统图案获得了新的个性化的视觉形象，给观者传达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寓意的崭新的视觉象征语义，使传统装饰图案在当代流行风潮面前发生了视觉象征的语义转变，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情趣达到了一种重构与统一。如，将图腾符号图案运用到休闲服装、装饰画、首饰等现代饰品上时，语义已由原先的神灵象征转变成今人对先民文化的欣赏与向往，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喜好，已完全没有了原先的深刻含义。这种使用完全是表达人们审美观念的艺术。又如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的龙、凤纹样。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高贵、尊荣和威严、英武的象征，又是权势和成功的标志。龙的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寓意：突起的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寓意名列魁首；虎眼表现威严；魔爪表现勇猛；剑眉象征英武；狮鼻象征宝贵；金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和善良等。凤为百鸟之王，五行属火，是火之精灵，向上飞升的凤凰，仪态万方，气宇轩昂，是火之图腾。“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象征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自古以来，凤”与“龙”一直是中国人寄寓祝福和希望的传统图案。但是，今天印在男性T恤衫上的那条张牙舞爪的龙，造型形态已不再庄严、威武，而是用飘逸的线条、灵动的结构传达着对青春与活力的追求，已是一件纯粹的图案装饰造型，在视觉上丰富着衣饰整体风格的特征。龙形图案在设计师的应用中被赋予了新的视觉个性，转变出新的语义，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中国风格的视觉符号起到了形式美的装饰效果。另有一些抽象的首饰产品则把仪态万方的凤的形象进一步简单化、抽象化、装饰化，其传统寓意也已经演变为女性化的视觉识别，不再有那么庄重、昂扬的象征语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习惯用某种兽禽、花木的艺术形象来象征美好的意愿，寄寓吉祥的祝福。如鹿、麒麟为瑞兽，凤、鹤为瑞禽，松树象征长寿和万古长青，梅、菊象征抗严寒、傲霜雪，喻意清高，竹子喻正直和宁折不弯，葡萄、石榴喻意多子，荷花象征吉祥如意，也喻意连生贵子。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正是这一含义。因此，水族民间艺术创作受其影响极大。除了这些象征性的纹样外，也出现了以音相谐，以形相喻的艺术风气，如刻画金鱼和鱼缸，便题为“金玉满堂”，刻画五只蝙蝠和蟠桃，题为“五福捧寿”；有的不用谐音，而是直接用具体的形象做象征喻意的符号，如双飞燕，以示夫妻和谐美好，以狮避邪驱鬼等。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图案是用来表现其阶级性的，如皇帝所穿的服装上绣着龙的图案，皇后服装上绣着凤的图案，那是皇权的象征，而那些文臣武将服装上所绣着的是禽兽图案，则是职位的标志。

2013年年初，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持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浙江科技学院团队参与其中，承担了项目的子课题——“纺织品文物实物分析（纹样提取）”。根据课题研究内容的划分，我们承担的课题研究对象为传统民间小件绣品，重点在于梳理民间绣品外在的美感属性，剖析其内在的造物精神、审美价值等文化内涵。博物馆收藏和学界，向来比较重视宫廷庙堂刺绣和文人书斋刺绣两类绣品，而忽视民间乡野绣品的收藏，这就为实物资料的收集带来了难度。课题组在持续3年的查找下，收录了1000多件民间小件绣品馆藏文物和传世作品的资料，主要为明清时期的绣品，品类比较庞杂，有肚兜、云肩、挽袖、假领、帽子、枕顶、荷包、香囊、扇袋、镜心等多个品种。对此我们进行了实物分类、采集与提取，继而解读其工艺技法、造型结构、色彩组织、艺术风格等基本信息，建立资料卡；再从审美角度出发，选择典型性纹样300幅，结合平面绘图软件对图案进行提取、绘制和复原整理，构建小件绣品纹样数字信息库。在此基础上，䌷绎纹样视觉要素的演变规律，尝试将绣品置于历史的经度和文化的纬度中还原其生成的脉络，以绣品的品类和功能特征为脉络，剖析传统手工艺的造物意念、造物手段和造物寄寓，借此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生命力及其作为民族符号的当代价值。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旅游商品的包装是一个无声的推销员，通过美化商品的包装，可以增强商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促进销售。调研发现，在四川省的汶、理、茂、黑水和北川等县羌绣主要聚集地，旅游商品大部分都没包装，有的赤裸示众，有的即使有包装材料与工艺比较单一，缺乏时代性，地域性。众所周知，商品没有包装易给消费者形成商品档次低、质量差的印象，从而影响了商品的销量和品牌形象的建立，也极大地减少了其销量。旅游商品，一般在旅游地所在的专卖店和超市或者大城市的超市特产专卖区售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此，在进行包装设计时，更应该考虑其所传达的地域文化信息，突出地方特色，传递旅游地的人文信息。羌绣图案的造型语言和寓意文化是现代设计的沃土，羌绣图案是羌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并流传下来的，它用特殊的外部形式寄寓了人的精神信仰、审美观念和喜恶之情，是羌族先民艺术与智慧的结晶，是艺术形态与思想意识的抽象或具象的体现。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羌族先民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为当代设计的创新提供着丰富的养料。在现代旅游商品包装设计不断寻求创新的今天，重新认识研究羌绣图案中蕴涵的设计规律，挖掘、提取羌绣图案符号元素进行再创造，对于解决旅游商品包装设计的元素创新问题，有极大的启发性。

蝴蝶的造型多样、纹饰奇特、色彩艳丽。图案的组合经常以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角偶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多种形式出现，灵活地运用刺绣于苗服饰及日常装饰品上，寄寓美好愿望流传到千家万户。

传统羌绣对色彩的运用，体现妇女造物意念的巧妙心思，她们的赋色意念既有来源于生活环境所见，又有主观想象、寄寓理想的情感诉求，所以用色大胆鲜活、对比强烈，常常以纵情浓烈的营造手法极具匠心地配置出精妙光彩、丰富多变的色彩体系，例如，在鞋面的配色上，可以使用墨绿和桃红的撞色对比，大胆新奇，面积上合理分配，使桃红艳丽却雅致，同时在桃红中穿插墨绿线条，达到视觉上的平衡，可以说它的对比和协调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设计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出民间传统技艺的奇妙和有趣。

湘西侗族刺绣工艺的艺术性集中反映了整个侗民族的生活、心理、性格及民族审美意识。首先，从整体结构上看，侗族刺绣工艺极其精致，技术精湛，讲究图案的整体完整性。在技法上尤其擅长于通过线条的工整、细密、刚柔、曲直、缓急、表现出表体的结构美。其次，侗族刺绣工艺在色彩的运用上，虽然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织绣品对色彩要求也不同。另外，由于侗家人都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地带，触目间皆为绿水青山，所以绿色也为侗家人所偏爱。而绿色象征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衬托了绣品中的红花。正由于侗民族温纯而善良，因此才体现侗家人的和平、淳朴、热情、友好的性格特征，寄寓侗绣中这种古朴、纤细、和谐的美好，才充分体现出整个侗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审美倾向。

北宋著名民间画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东京开封市民世俗文化的生动景象，成为展示北宋市民精神面貌的惊世杰作，高密的家堂，则折射着中国北方百姓年节的壮观气象，是高密年画艺人留给后世的乡土瑰宝。家堂画面中多取中国传统民俗中寓意吉祥景物映衬，如松、鹤寄寓长寿，梅花鹿隐含福禄，条几上则多用宝瓶、铜鼎陈列，内盛梅花、如意、石榴、佛手等。琴棋书画更是每幅家堂画面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代表人的高贵身份及高雅品位的四件器物，寄寓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历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至今活跃的民间文学形式，通过在流传中变异、丰富和成熟。一方面，从历史故事的定义来看，历史人物故事年画是艺人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载体，通过这些年画我们能够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另一方面，历史人物故事年画对人民的生活存在着娱乐意义。民众在辛勤劳作之后，可以通过了解年画中人物传说生动离奇的情节获得精神上的放松和充实，满足他们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这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再次，历史人物故事年画对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年画故事中往往寄寓着民众的世界观、道德观、社会理想等，在传播中以“可信”的“直观”的方式对一代代的民众起着观念培育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最后，历史人物故事年画具有很高的文化意蕴。其承载者民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史，从中可以看出民众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等，可以作为研究民间文化的资料。

又有娃娃仕女画，描绘妇女儿童之满居生活，既有亲情，又具天趣。画面绚丽，人物俊美，娃娃如贵子，妇女如贵妇，绣户华堂，神仙美眷，寄寓富贵向往。《诗》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成家立业，自然有天伦之乐。正如晋人陆机之《百年歌》：“子孙昌盛家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