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五行说”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兴衰的循环归结为宇宙中万物产生之源。在“五行说”的基础之上人们衍生出了“五色观”，卽以黑、白两极色，加上赤（红）、黄、青（蓝）三原色为正色而其他色彩为间色，便形成了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基础。在《尚书》中记载：“五彩彰施与五色，作服。”《孙子》一书中也记载：“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而东汉经学家刘熙所著《释名》一书中对这五种颜色做了进一步的释义：“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另外，人们还将五色和其他间色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例如，黄色代表土地，是神圣而崇高的色彩意味着高贵和权力；青色和红色都有着祥瑞之意，红色还象征着喜庆；白色是最具矛盾性的色彩，它一方面代表着清正廉明的品性，另一方面又把白色看成是不祥之兆是忌讳之色；对于黑色，《易经》中有“天玄地黄”之说，所以成为了中国传统色彩中最为重要之色。这些理性的意识影响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水书阴阳五行体系就是科学了。事实上，它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缺陷。它虽然被称为认识框架和认识体系，但它也只是在某些思想、形式和结构与科学认识有相似之处。就其内容看，它把世间万物都归为阴阳、五行几个方面的性质和功能，纳人阴阳五行这一循环系统中，并不能真正体现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层次性，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原理、规律相去甚远。就方法而言，它主要采取的是象征和简单的类比，把经验牵强附会地套在阴阳五行上。其使用的词汇、术语也往往是含混的、模棱两可的，这样，阴阳五行观对事物现象的解释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就给历代巫师留下了灵活运用的自由空间，使之足以应付各种反例而不被驳倒。这当然就不可能有科学性了。从结构上看，它虽然也包含着一套与经验相结合的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逻辑推演，但就从总体上看，其逻辑并不严格，没有严格、准确的概念、术语，也没有较严格的经验事实基础。因此，我们说水书阴阳五行体系能充当认识框架，具有一定的认识功能，只是在于它的形式和结构，而在内容上，它与科学理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俗语与读语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礼记•大学》释文云：“谚，俗语也。”《汉书•五行志》云：“谤，俗所传言也。”俗语、诸语二者的结构相似，但谙语大多偏重于说理，而俗语则偏重于描述。水语的俗语、谚语都是流传于群众中的固定短语或定型化的句子，都是以通俗、简洁、凝炼、形象的语言来反映较为深刻的道理。

水族“万物皆有对”的两点论及进一步引出的朴素矛盾观，最集中地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说中。阴阳五行观又是《水书》的基本思想，撇开鬼神观的内容，《水书》就是以“阴阳五行辩证法”而展开其体系的。用阴阳来概括各种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把宇宙中的一切都归结为两种相反同时又相互依赖的事物、性质、状态、功能、作用和力量，并把阴阳关系作为普遍的宇宙法则。五行说把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或性质，通过五行之间的相生和相克、平衡和转化来解释万物。同时，五行又是与阴阳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五行结构组织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即在阴阳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五行体系中相生相克的具体运转才得以进行，使万物“运行不息”。概言之，《水书》阴阳五行认识体系，就是通过阴阳之间及五行之间的相反与相承、相生与相克、平衡与不平衡等关系及其展开而构成。这已经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即体现了联系、运动和矛盾的思想，体现了系统和整体的思想。

在水族的阴阳五行观中，阴阳是对两种相反同时又相互依赖的事物、性质、状态、功能、作用和力量的某种概括，阴阳之间的相依相待、相互作用，看作是天地万物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根据，阴阳关系是普遍的宇宙法则。五行说把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或性质，通过五行之间的相生和相克、平衡和转化来解释万物。同时，五行又是与阴阳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五行结构组织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即在阴阳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五行体系中相生相克的具体运转才得以进行。在阴阳五行观看来，万事万物都是在阴阳和金、木、水、火、土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阴阳五行处于某种平衡状态时事物就保持其稳定状态，当平衡被打破，事物就会变化或解体。

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指二十八宿），以司无道之国。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清虚，则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天下安宁，祸乱不生。人君无德，信奸佞，退忠良，远君子，近小人，则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扬芒角怒，变为妖星。慧、孛、扫、天狗、枉矢、天枪、天棓、搀云、格泽；山崩、地震、川竭、雨血；众妖所出，天下大乱，主死国灭，不可救也。余殃不尽，如饥旱疾疫。

巫术的表现形式很多，难以尽说。我国古代典籍有许多关于巫术的记载。甲骨文的占卜，易的阴阳龟蓍，书的五行，诗的五际，经史子集中的方技、术数、鬼神因果、汉代的谶纬，……都充满了神奇怪诞的巫术，品种繁杂，无奇不有。在其他的民族和地区，巫术的情況也是如此。为便于把握，有必要对之分门别类。在这方面，近代西方宗教学作过一些探讨，学者们应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把巫术分别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据说起源于黄帝时代或夏商两朝。《尚书•洪范》中讲的五行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曰稼穑。这是历来人们引用最多的。古人认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大基本要素。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据说起源于黄帝时代或夏商两朝。《尚书•洪范》中讲的五行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曰稼穑。这是历来人们引用最多的。古人认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大基本要素。

就《水书》的思想内容看，它既有八卦六爻、久宫五行、二十八属等内容，也有关于各种鬼神的记载和各种巫术的施行方法等，但从整体看，其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观。

董仲舒是第一个把儒学改造成神学的大儒。在汉武帝支持下，他的神学成为西汉官方的统治思想。他的宗教神学的要点是：第一，宣称“天”是有意志情感的至上神，是百神的长官。“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夏秋冬表现“天志”的爱乐严哀四个方面。天是万物与人的主宰者与创造者：“天者，万物之祖。”“天亦人之曾祖父也。”阳尊阴卑，阳德阴刑，阴阳又体现天的意志与赏罚：“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为德，阴为刑。”用神秘的阴阳学说补充天帝崇拜，是董仲舒神学的特征之一。第二，宣传君权天授和神道正君。他一方面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君以之道体现天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灾异谴告说，认为有些君王不合为君之道即是违背天意，天就显示灾异给以警告，其时五行失常，阴阳失调，必须及时改良政治加以救除，如实施薄赋敛，减刑杀，振困穷等德政措施。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他强调《春秋》的重要原则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见他的神学既为统治阶级控制民众服务，又反映了封建制度的长远利益，对一些君王的激化社会矛盾的残暴淫佚行为有抑制作用。第三，人付天数。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品质、生理构造与功能都来源于天，并且是按天的模式组建出来的复制品。《为人者天》说：

概言之，水家人把传统的阴阳五行及其相关的思想加以继承、充实和发展，并通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水族自己特点的阴阳五行观，并以水文字把这一思想记录下来（并结合水族的鬼神观部分内容），形成了水族的典籍《水书》。在《水书》的规范下，又形成了《水书》阴阳五行的认识结构。可以说，（与鬼神观体系相似）《水书》阴阳五行认识体系是水家人企图在复杂多样的事物现象背后，去寻找事物最终的深层次原因，以期统一解释整个世界的努力的结果。其基本思想是阴阳观和五行观，根据阴阳五行间的相生相克、相反相承、平衡与不平衡等原理，通过阴阳五行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对事物现象的解释、预测和干预。水书阴阳五行认识体系既包含着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又包含着抽象化、形式化、符号化以及映射、变换等科学方法的内容。它与科学认识在结构、形式上有着某种一致性，体现了科学之前的某种原形。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书》及它的阴阳五行思想归为愚昧和迷信，它作为水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由于过去水族人笃信“水书先生”的占卜，《水书》成了指导水族人民生活的“圣书”、“经书”。但凡婚丧、营造、出行、祭祀、疾病……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活动，均依《水书》的条文来决定行止、休咎。因此，《水书》在水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指示、规范的作用。在《水书》的规范之下，形成了一套既包含着鬼神观，又包含着阴阳五行观的思想体系。这套体系体现着水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善恶观、美丑观等，它既具有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功能；同时又体现了水家人认识世界的某种方式，具有充当认识规范和认识框架的认识功能。（关于其认识和伦理方面的意义，后面章节将做进一步的讨论。）相对鬼神观体系而言，《水书》阴阳五行体系的建立，是水族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水书》阴阳五行体系有着完全不同于鬼神体系的本体论内核。阴阳五行观把世界归结为阴阳两个相反又相承的方面，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或性质，并通过阴阳之间、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对象世界。可以说，阴阳五行观是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超自然的鬼神世界中去寻找事物现象的原因。这已经带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与鬼神观的基本思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从解释模式上看，《水书》阴阳五行观是根据常见的自然实物所构成想出来的物理“原理”来解释、预测和干预事物现象，而不是求助于某种拟人的、神秘的、具有鬼神相貌特征的精神力量。正如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所说：“物理的理论代替了拟人化的和魔术的理论，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深刻观念已经以某种可以明白构思的方式为这些较新的解释模式提供了模型。”可以说，这是水族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人的心中，黑色被视为吉祥色。其心理基础是黑色最为高贵，黑色在五行中属水，位于宇宙的北方，具有庄严、神秘、深沉、恐怖、威严等气质，令他们崇拜，卫拉特蒙古族人的羊皮帽、坎肩、靴子常采用黑色，并以此为美。卫拉特蒙古族人在色彩的表达上以他们的独特心理感知方式阐释着自己对生活和宇宙的理解，形成了有其民族心理基础的色彩体系，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审美效果，获得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朱仙镇文明开化较早，商业发达，人与人的交往也更加的密切，相互之间以礼仪相处。在长期的传统礼俗影响下，人们“知三礼、从四德、举五行”。民间凡“结婚嫁娶”、“生儿育女”、“尊老敬寿”、“入殓丧葬”、“乔迁宅居”等，都礼规成俗。朱仙镇自古人多俊杰，有爱美之传统。当地民风纯朴，尊敬老人已成风尚。朱仙镇的商人向来以“信誉”为本，传统的门神、红纸、“玉堂号豆腐干”、“竹竿青酒”等本地特产，在中原地区均有良好的信誉。

小凉山彝族也曾使用过十月太阳历，他们以寒暑往返为一年，再将一年分为10个月，一个月又恒定为36天，另加5—6天过年日。十月太阳历以木、火、土、铁、水五行的排列顺序再配以公母，即雌雄来表示10个时段，其中单月为雄，双月为雌，如雄木雌木、雄火雌火、雄土雌土、雄铁雌铁、雄水雌水等。这样，一个太阳年即成了阴阳（雌雄）配五行日，日数整齐，便于记忆的10个时段。而其季节的划分也按木、火、土、铁、水五行来划分成5个季节，每个季节包括同一行的雄雌2个月，合计为72天，而对农事的安排也根据阴阳配五行的推算来测定。

朱仙镇文明开化较早，家庭之间、亲朋之间、邻里之间素以礼仪相处。在长期传统礼俗影响下，人们“知三礼、从四德、举五行”。民间举凡“结婚嫁娶”、“生儿育女”、“尊老敬寿”、“人殓丧葬”、“乔迁宅居”等，都礼规成俗。朱仙镇自古人多俊杰，有爱美之传统，民风纯朴，逢强不屈，尊老敬贤成为风尚。

什么是神？历来是神学、宗教学、社会学探讨的主要对象。它们在观念理解上各有侧重，但有其共同点，即将神视为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的、超自然力的幻觉力量。或称为“不可知之谓；神”或称“阴阳不测之谓神”；或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炽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即成万物也。”《易经》中对于神是什么，予以五行学说相互影生相辅说的神妙解释，而中心意思不外是韩康伯在易注中所说的：“神也者，变化之妙极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因，而不可视其形却感其在者，谓神。易经的解释，也是非常玄妙不可解的。至于佛家则以轮回、未来的超自然幻力来释神；而道家则以“能道变之曰神仙”的说法，指神仙幻术而言神功、神效。所以，综观上述诸说，都将“神”字，予以玄奥化。何晏在集解《论语•述而》中孔子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句时，指“神，谓鬼神之事”，是指人死后的英灵，将神又与地界阎君联系起来。

“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之一。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逸周书》把“五行”与颜色结合在一起：“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墨子•旗帜》也把守城的旗帜颜色同“五行”相应：“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原始五行说的黑、赤、青、白、黄五色，也是人们对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色彩的观察、反映和总结，这是中国人色彩观的双重性所在。在木版年画中其主色均以此五色为主，滑县木版年画在五色的基础上弱化颜色对比，讲究色彩的搭配，喜用调和色。画面中多用黄色、朱砂色、靛蓝色、苦绿色，且颜色多用水稀释，以手绘的方式彩绘，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画面效果。

“五行相生”是祭祀日期的关键，这类的条目有五六条之多，其中一条是：“十二属金的年，忌午日，忌28宿的牛金牛；金巳酉丑日吉；官印在申子辰日吉；坑害制克亥卯未日凶；亢金龙日死人凶忌……”从条目反映的内容来看，是以相生相克为核心来编撰的。巳酉丑属金局，与金是本命则吉；申子辰属水局，金生水，是官印吉神所在，是吉利的日子；亥卯未属木局，金克木，这三天为凶日。为何要忌牛金牛、亢金龙二宿日，却难解其意。

从成锦年代、织造方式等方面看，专家鉴定这件彩锦是汉代蜀锦，当时用作护臂之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的“五星”代表五行，“中国”指中原，意思是当五大行星共同出现在东方天空时，对中原有利，这是一句表示祝福吉利的话。

蜀锦的色彩受道教“五行”学说思维影响，色彩以赤、黄、青、白、黑为蜀锦的五方正色，其余橙、黄、紫为间色，红灰、青灰、黄灰为复色，其余为补色。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红色，因此蜀地人们喜绮丽、鲜艳的色彩。

蜀锦的色彩受道教“五行”学说思维影响，色彩以赤、黄、青、白、黑为蜀锦的五方正色，其余橙、黄、紫为间色，红灰、青灰、黄灰为复色，其余为补色。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红色，因此蜀地人们喜绮丽、鲜艳的色彩。

而在中国丝绸的色彩配置上，明显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礼记•大传》中曾写道:“圣人面南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色，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更是宣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古代统治者又由五行理论推导出“五方”、“五色”等理论，认为青、赤、黄、白、黑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故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得，因而色尚黑。而黄色正代表构成万物的基础元素——土，青、赤、黄、白、黑又分别象征东、南、中、西、北五方，其黄色正好象征中央,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表华夏的正色。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写道:“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有禁自此始。”所以从唐朝开始，延续至宋、元、明、清，直到清朝灭亡为止，黄色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而在中国丝绸的色彩配置上，明显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礼记•大传》中曾写道:“圣人面南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色，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更是宣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古代统治者又由五行理论推导出“五方”、“五色”等理论，认为青、赤、黄、白、黑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故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得，因而色尚黑。而黄色正代表构成万物的基础元素——土，青、赤、黄、白、黑又分别象征东、南、中、西、北五方，其黄色正好象征中央,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表华夏的正色。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写道:“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有禁自此始。”所以从唐朝开始，延续至宋、元、明、清，直到清朝灭亡为止，黄色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在综合分析历代宋锦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后,另外发现宋锦的配色主要以青、黄、白、红、黑五种色调为主体，其中尤以黄色调占大多数，这五种主色调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

在综合分析历代宋锦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后,另外发现宋锦的配色主要以青、黄、白、红、黑五种色调为主体，其中尤以黄色调占大多数，这五种主色调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据说起源于黄帝时代或夏商两朝。《尚书•洪范》中讲的五行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曰稼穑。这是历来人们引用最多的。古人认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大基本要素。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据说起源于黄帝时代或夏商两朝。《尚书•洪范》中讲的五行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曰稼穑。这是历来人们引用最多的。古人认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大基本要素。

远古时代的帝王从阴阳五行出发推崇黑、白、黄、青、红五种颜色，建立起五行五色制度，逐渐形成中国传统五行五色观。望江挑花诞生之时，中国传统的五行五色观已经处于完善时期，挑花的设色受其影响，并结合当地民间独特的色彩审美，最终形成素雅的色调。在望江挑花的设色中，黑、白、青为最常见的色彩，有黑布挑白花、白布挑黑花、青布挑白花、白布挑青花，也出现红布挑青花、黑花、白花等类型，但较为少见，常见的挑花作品中至多出现两种颜色。黑色是最原始的色彩象征天，带有神秘色彩，望江挑花中黑色的运用如中国水墨画一般，传达淡泊、适意的生活情趣。白色在五行中代表西方，是阳光的象征，在望江挑花中是最不可少的颜色。不似其他刺绣工艺，利用多种颜色构成图案，布局满密，望江挑花大胆留白，利用白色与青色、黑色的分明对比，以白显色，笪重光《画筌》中写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望江挑花中的留白也可以说是无针处别有一番灵气。青色有极强的识别性，不仅赋予望江挑花淡雅的美感，更是一种中国文化中强烈的民族符号，这与中华民族在色彩审美上具有的“尚青”观念分不开。青色在五行五色观中对应木，是植物的颜色，富有生机，具有希望、安定、内敛的特性，体现了当地人追求平静、祥和的生活态度。在色彩纷杂的现代社会，望江挑花以质朴的图案造型搭配素雅的色调，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受，仿佛置身于水乡。

古人在没有创造文字前，曾以“筹”为记数，《后汉书•五行志下》说：“筹，所以记数。”但原始的“筹”为何物，它又如何记数，人们却知之不多。而在瑶族社会中，人们却可看到以“筹”记数的方法。据《凤山县志》记载，瑶族在未与汉族杂居前，“不识汉字，生人登记年岁之法，每人备一竹筒，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夜，检（捡）一小块（石头），投人筒内，以纪年岁，名曰筒记。欲知年龄，将石倒出数之。儿小由父母登记，长大自身管理。自与汉族杂处后，就汉人代登记，始有日时。”

民俗学家认为：“鱼网符号的源头是‘+’符号和‘×’符号。‘+’是太阳的表象符号，也是原始农业社会太阳崇拜族群的宇宙表象符号，即以我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中五行宇宙符号，……‘×’是旋转的太阳符号和旋转的宇宙符号，是具有宇宙旋转生生不息哲学内函的生命符号，这两个类型的符号以其丰富的变体创造，7000年来在西亚、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无孔不人地流行，积淀于包括衣食住行，人生礼仪，信仰禁忌在内的全部民俗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历史上的占星术起源很早，商周时期的巫、祝、卜、史，就用占星术觇天命，测天道，卜吉凶，占祸福。据《周礼》卷第二十六：“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这个保章氏当是一位占星家，他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测占人事的吉凶；根据木星的十二年周期，预言世间的凶祥；根据五种云彩的颜色，断定水涝或干旱的来临；根据十二种不同的风，得出天地是否和谐的结论及其对社会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这位占星家据此对皇帝和政府官吏提出告诫，根据天象来制定或改变政策。由此可见，在周代，我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星占观念和星占方式。后来阴阳家又把阴阳五行观念用于占星术中，以日代表阳，为皇帝的象征；以月代表阴，为臣道的象征。太阳的明暗，象征国君施政是“有道”还是“无道”，臣子执法不得其中，则有月食；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被占星术士说成是五行的精灵、五帝之子、天之使者，它们的运行是天帝意志的表现，启示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就其思想来源看，《水书》与殷商时期的占卜及其后的《周易》有某种渊源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也受到宋代《象吉通书》的制约和影响。就其思想内容看，它既有八卦六爻、九宫五行、二十八属等内容，也有关于各种鬼神的记载和各种巫术的施行方法等，但从整体看，其核心思想是阴阳五行观。

西周代殷之后，周人特别强调天命的道德方面。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上天是否继续授命于人君，视人君之所作所为是否合于天德为转移。合则天命常在，违则天命转移，使有德者居之。周公的天命观，与殷代比起来，有明显的道德伦理因素。这种以德为本的天命转移论，后来又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行德运说，使天命神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战国时期，邹衍把阴阳五行概念从自然界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历代王朝的兴替是五行相尅相胜的过程，据《吕氏春秋•名类》，其说如下：

秦王朝因为过重法治和国运短促，来不及建立系统而缜密的封建国家宗教，但没有放弃对宗教的崇拜和利用。据《史记•封禅书》载，齐人奏五行德运说，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变周而兴，应得水德。秦始皇釆用此说。“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于是五行德运之说首次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秦始皇标榜得水德，为的是向天下宣示，秦朝之兴适应了五行演化的法则，理当代周统治中国。这是一个开端，汉以后的封建开国皇帝，纷纷效法。

四灵崇拜的产生，跟古代的动物分类与天文学及五行说相关，古人把人列为“裸虫”类，将其他动物分为鳞虫（有鱗动物）、介虫（有甲动物），羽虫（有羽动物）、毛虫（有毛动物）类。并把五虫与五行方位相配，鳞虫配东方，羽虫配南方，裸虫配中央，毛虫配西方，介虫配北方。各类动物都有一个“王”或“长”来率领统治，于是龙、凤、虎、龟成为四类动物之“灵长”，加上图腾崇拜，祥瑞崇拜和灵性崇拜等综合因素，四灵被神化了。

整个历史过程，被阴阳五行家说成是五行运行、相生相尅的循环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应用这一套宗教神秘主义观念，来证明秦王朝以水德运，水尅火，故代周而王，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从此以后，我国历代王朝的帝王都要为自己的统治权从五行德运说寻找奉天承运的根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把传统天命论与阴阳家的五行德运说进一步从理论上溶为一体，建立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和天命观念为中心的宗教神学，使天命论更加系统化。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天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相生相胜、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于是而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时（土兼四时），和东（木）、南（火）、西（金）、北（水）、四方（中配土），由此而产生万物。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万物，指导人类。同时，君臣、父子、夫妇之类人伦关系，也是阴阳天道在社会人伦上的表现。儒家关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因此而有了天命所定的神圣性。董仲舒这一套是一种很有体系的天道观和天命论。在这种天道观和天命论中，天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安排和操纵是有一定的原理原则的，天的意志和命令就体现在这种有固定秩序的运动和变化过程之中。从宗教学上看，这是一种表现为一定秩序的、具有一定理智色彩和浓厚的伦理色彩的天命论。董仲舒的天命论对我国传统宗教神学影响至巨。汉武帝定为一尊，历代帝王奉为正统。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宗教神学的主体，基本上就是董仲舒这一套天命神学。当然也有一些变化和发展，但那些都是比较次要的东西。

此外，人身“小节三每六十六，付日数也：大节十二分，付月数也：内有五藏，付五行数也：外有四肢，付四时数也”。第四，神化儒家古圣王，宣传圣人感生说，认为圣贤殊器异体，与凡人绝不相同。如舜，体大首圆瞳重：契母吞玄鸟卵生契，生发于胸：文王四乳大足等。

道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又将《老子》、《庄子》加以附会引伸，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道教的产生大体上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它一开始就吸收儒、阴阳、谶纬和佛教各家的成分，具有庞杂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约成书于安、顺之际，它把汉代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神秘化，将养生论引伸为长生说，主张通过养性和积德的方法，包括行孝、守一、含气、服药等，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它崇拜的至上神是“委气神人”，其下有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组成神仙世界。它受儒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启发，提出“承负”说，谓先人之功过，积之既久，则延及子孙，而有福祸之异。它主张阴阳调和、五行当位，向往君臣民同心协力的封建太平理想，表达了地主阶级中改良派的政治愿望。东汉还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综合以往练丹方术，并与《周易》、黄老思想互相掺合，形成内外丹结合的学说，以人身为炉体，按照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养精气，结而成丹，是谓内丹，以药石炼制成丹，是谓外丹。丹成可以养性延命，乃至不死成仙，该书被称为丹经王，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战国时期出现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用以说明天道人道的变化规律。据《史记》与《文选注》，邹衍的学说有三个要点：一，“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说明季节的变化：二，“[礻几]祥度制”，即天瑞天谴说；三，“五德转移”或称“终始五德”，以五行相生相胜解释朝代的兴衰。其说见于《吕氏春秋》的《应同》、《召类》两篇，谓帝王之兴先有祥瑞出现，井以五行之一为所尚之气色。如黄帝时现大螾大蝼，土气胜，色尚黄：禹之时草木不衰，木气胜，色尚青；汤之时有金刃生于水，金气胜，色尚白；文王时有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火气胜，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水，色尚黑。从此形成了天人感应的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宇宙观与历史观。战国末年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用阴阳五行说构造了一个形式严整的庞大的世界图式。在宗教思想方面，出现了五帝、五神、五祀说。秦国原有四帝崇拜（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十二纪的五帝是：黄帝居中，具土德；太皞居东方，具木德，主春，亦称青帝；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亦称赤帝；少皞居西方，具金德，主秋，亦称白帝：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亦称黑帝。十二纪又列五神（《淮南子》改称“五佐”），是五帝的辅佐神，句芒配太皞，祝融配炎帝，后土配黄帝，蓐收配少皞，玄冥配颛顼。五帝和五神崇拜是天帝崇拜衰落和阴阳五行说、黄老崇拜流行的结果，它使天帝作为至上神的地位模糊起来，因而汉代又有太一神出现。

由于阴阳五行思想根植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里就先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意义上，简单谈谈阴阳五行观的基本思想。阴阳五行观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充实、完善。在中国古代，阴阳最早是指两种寒暧不同的气，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人们用阴阳来概括各种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两端”，把宇宙中的一切都归结为两种相反同时又相互依赖的事物、性质、状态、功能、作用和力量，并把阴阳关系作为普遍的宇宙法则。如《管子》——书中“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的说法，就是把阴阳看作是“天地之大理”。中国古代哲学把阴阳之间的相依相待、相互作用，看作是天地万物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根据。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和。”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宋代科学家沈括指出：“阴阳相错而生变化”；“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可见，阴阳这一对范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地位。五行说把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或性质，通过五行之间的相生和相克、平衡和转化来解释万物。五行的这种相生和相克、平衡和转化正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矛盾思想。同时，五行又是与阴阳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五行结构组织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即在阴阳两种力最的作用之下，五行体系中相生相克的具体运转才得以进行。董仲舒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在董仲舒看来，阴阳不是五行之外的独立力量，而是作为五行的原动力与五行“相与一力而并功”。

五、汉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考虑到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对道教黄老思想、道教建筑和医学诸影响，则《通典》所载马融关于五祀为金木火水土“五行之祭”的提法，也许是揭示后来门神、灶神被尊为道教俗神之因的钥匙。

在“历画”出现之前，先有“历书”。今日世上现存最古的印本历书是唐乾符四年（877）刊印者，上面除记载二十四节气和每月大小日期外，还有五行吉凶禁忌等。如若以“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来推测，则唐代初期尚无印本历书出现。所以可以肯定唐代历画尚未出现。

此载反映了先秦时期灶神或灶君尚无姓氏籍贯。至于艺术形象，《史记•封禅书》曾载汉武帝时，所幸的王夫人卒，李少君“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后汉书•阴识传》及晋朝干宝《搜神记》也记载了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事。此两则故事虽属传奇，但至少可作汉代灶神已有形象的佐证。《后汉书•阴识传》所附唐章怀太子李贤之注又称：“《杂五行书》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被（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宜市猪肝泥灶，令妇孝。”李贤之注，说明汉唐之际，至少有一个穿黄衣、披头散发并且昼伏夜出的灶神形象。

尽管各地灶神传说不同，但民间普遍认为火神死后托祀于灶。文献中记载灶君神服色以红色调居多。《周礼》载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而祝融为火神，可见周代视祝融为灶神的记载。在《淮南子·氾类训》还有炎帝死而为灶的记载，而炎帝历史上被称为神农氏，是火耕之祖，是火神、社神和太阳神，可见灶君神与火的关系。《庄子·达生》载：“灶有髻”，司马彪注曰：“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此处可见灶君神著红衣的记载。《礼记·祭法》中“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普通的庶民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中国古代就有祭祀灶君神的历史，之前没有姓名。魏晋以后，灶君神有了姓氏。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搏颊”。此处认为灶君神是苏吉利。相传苏吉利是个清官，他任职期间布施恩德，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其精心治理，当地吏治清明，安定太平。由于他为人极好，神灵授予他灶君神的神职。冀中地区供奉张奎、高兰英为灶君神，流传广泛。《封神演义》中商朝镇守渑池城的张奎和高兰英夫妇忠义有节，死后被姜子牙封为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关于灶神的服饰色彩为什么使用红色有很多种猜测，有人认为灶神作为单位最小的神仙，身着官服是红色的；有人认为红色官服大概与火崇拜有关。每家每户是社的象征，而火神的具体化就是社神。红色在五行中属火，喜木，与之相生的颜色是绿色。灶王爷身上的服色为红色，已有历史依据，灶王奶奶和财母的服色通常为绿色，可见二者是相生的色彩。

“郑注云：殷礼者，以祭法差降殊异，故言之。郑又云：祭灶，祀老妇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应古之始造者焉。马融以七祀之五——门、户、灶、行、中溜，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于木；祝融，食于火；蓐收，食于金；玄冥，食于水；句龙，食于土。故《月令》五时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

“郑冲云：五祀虽出天地之间阴阳之气，实非四时五行阴阳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户，祭先脾；秋祀门，祭先肝；此顺气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则司命星下食人间，司谴过小神矣。袁准著《正论》，以为五行之官，祭于门、户、行、灶、中溜，土神也。火正祀灶而水正不祀井，非其类也。且社奚为于人家之屋栋间哉？《礼记》，王七祀，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记之误也。井不轻于灶，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静云：今《月令》谓行为井，是以时俗或废行而祀井。魏武兴复旧祀而祭门、户、井、灶、中溜，凡五祀焉。

《大吉》《连年有余》等都是中国年画在越南的本地化产物，越南年画中常见的荣花（华）、富贵、仁义、礼智等文字，更直接使用中国汉字。源自中国的阴阳五行说在越南年画中被广泛应用。各地年画配色均以白、绿（青）、黑、红、黄为主，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符。湖南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专家左汉中先生曾说，其日本朋友田所政江当年曾在越南见过滩头年画。38

伏羲，汉文写作包牺、庖羲、虑戏、伏戏、伏希，系同名易写。《易·系词》下叙述伏羲是始作八卦、结网罟发明渔猎技术的古帝。茄泮林辑《世本·作篇》云：“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东汉《白虎通·号》也说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楚辞·大招》王逸注说伏羲“作瑟，造驾辩之曲”。宋罗泌《路史·后纪一》注引《古史考》说：伏羲“取牺牲以充庖厨”。总之，伏羲是中国从野蛮迈向文明时代的圣帝。

“鹭鹫踩莲”是土家织锦中十分生动的纹样，它由两只鸟对应组成。鸟对于土家族来说非同一般。酉水流域受楚文化影响很深,而且楚人也是土家族构成中不可小视的一部分。楚人以凤为图腾。《白虎通·五行篇》记有:“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山海经﹒海内经》认为:“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鸾凤之鸟对楚人有保护之功能。所以，在湖北、湖南出土的众多文物里，特别是织锦中，各种凤鸟图样出现的最多。然而，《新华字典》注释:翟即“长尾山鸡。”因此，凤鸟的形象基本上以山鸡大同小异。土家族也崇信凤鸟，传说是凤鸟养育了“八部大王”，在威严的“摆手祭祖”中，就要高举龙凤大旗。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中期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蚯衾”，共五幅，花纹由八组左右对称的龙凤纹组成。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香色对鸟菱纹绮”楚锦，锦面为平纹地起斜纹花，花纹在耳杯状菱形内填饰对鸟纹和变体花草纹,雅致新颖。而两幅绢、锦上的凤鸟造型及画面构成与土家织锦“鹭鸶踩莲”十分相似，其三者的内在联系及传承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鹭鸶踩莲”是“对凤对鸟”图样的变异，是远古土家先民风鸟图腾崇拜的遗风。“鹭鸶踩莲”织锦在现代民间见得不多，所见到的大多数都为清代遗存。

老河口木版年画的用色方式和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是有鲜明区别的，这种不同就在于它具有浓烈而蕴含着丰富象征意味的色彩。这来自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五色说”的影响。五色是色之本源，五色之合生百色。五色即青、赤、黄、白、黑。其中，青、赤、黄正好对应色彩学中的三原色：蓝、红、黄；而黑、白从光学角度来说，黑色可吸收所有波长的色光，白色可反射所有波长的色光，两色可象征阴阳两极。五色中的青、赤、黄是对色相的称谓，更是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象征。三色以不同方式组合又可以产生间色，色色“相盖”，通过混合可以获得色相环上任意一种色彩。可以说五色包含了最基本的色彩元素。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探索着冥冥中主宰一切的规则。对气候变化的惊奇，对天象历法的总结，对广袤大地的敬畏，一次次促使人类在前行的道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一套自己对万事万物规律的总结。五行就是古代中国人在季节更迭和对方位的崇拜中逐步形成的哲学体系。五行学说源远流长，殷商卜辞中即有对祭五帝的记录。《周礼·天官》中出现了将五色五方观念与五帝结合的叙述，即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周礼》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关于五行说,《尚书•洪范》中这样叙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五行元素不仅是被赋予象征意义的名词，还可以以“水润下”、“火炎上”的方式进行运动。后来五行说又与阴阳说结合起来，产生了阴阳五行说。五行逐渐成为被广泛使用的代号。阴阳五行说的影响颇为深远，涉及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了如天文、地舆、历法、医学等学术领域。天文中有水、火、木、金、土五星；地舆中有水、火、木、金、土五方；中医学中，人体内腑有水、火、木、金、土五脏；等等。五行的象征性被不断扩展。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中说道：“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五行、五色、五方、五位、五帝、五神、五兽、五时、五脏等相互呼应、相互结合、互相影响，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对宇宙万物构成与运行规律的总结。

请静听我唱首盘古歌，回忆往事都有根源，千年万代都有根源，人有源来禾有根，禾谷开始有人管理，树木在坡有人来培育，吃穿也靠人来安排，寨中建个谷仓也靠手艺高的人，结亲做客也有根源，吹芦莖也有根源，开亲结义也有话来讲，结亲才会成家立业，一切事物都要人来教，凡是精灵的东西教我们学到手，凡是好的东西给我们耕种，盘古传下千万代，我们祖先原来是猿人，树叶制作衣，兽肉当顿（饭），脸不会洗胡满腮，鱼虾兽肉制作顿，得了野兽只会扯点毛，只知吃饱不知香臭，没有屋住散满坡，白天送崽上树躲太阳，不穿衣裤，屁股外露，不会耕种只会合伙上山寻找公物，结亲访友全不知，养儿育女不知何处来，只认识母亲，不认识父亲，女人料理方能行，不知父亲是怎个样，顺岭追野兽做一排，不会耕种各盘各，光是山坡不像人，一无斧子二无铜头，无刀在手光瞪眼，六月热天去雾下乘凉，十月寒冬无火烤，吃不知味，饿不知糟，不会玩罗汉只守九丈高难，那（哪）山有洞就聚集而居，那（哪）山有食物聚集到那（哪）山村，千般百事不会理，不知什么叫结亲认友，地上四处都是水，白天在低处晚上在高处，晚上住高坡白天住坝，水橐在坝里，后有夏禹开凿河道，万凿千江万河，流水积成大湖大海，洪水退了九层，大的成河小的成溪，水落低处露平原。后来传名燧人氏，自炼出火焰，用树木互相摩檫，冒出火和烟赶快告诉地方，五行相属木生火，木屑相擦发出纱纱（沙沙）的响声，兽肉野猪肉让烧烤，吃下去味很香，生熟味道不一样，越吃越想吃，那（哪）样有臊先加工，鱼坏有腥用酸汤煮，越吃越感到味道，这时才知道香臭。有神农氏帮助我们创五谷，他发明秧苗给我们插苗。后稷皇帝帮助我们置生产工具，他发明工具来开山种地，他发明犁耙给我们耕田地，他发明锄头铁钎给我们开荒种地，他发明锄头铁钎给我开田种地，天下处处有田耕，只有白米饭才能养人，要代、玉美置棉布，丟那树皮才穿上好衣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他教缝，我们穿的棉布开始都是他种，棉苗独根秧在地中央，结棉桃用口袋去装，早晨压籽晚上纺纱，拉起来柔软盖整个地方，上织布机梭子两边摆，做成许许多多衣裳，穿上棉布装服特别感到温暖，剪根包头帕包头感到特别暖和，有吃有穿真正好，这个好办法传下千万代。又无房屋来居住，房屋建造从地起，鲁班聪明用树做屋架，用杉树来做屋架，上面盖瓦下面盖棱子，里面开火铺外边做走廊，人住楼上牲口住楼下，只怕野物绞身上，里头铺床走廊摆凳坐，有了温暖房间不去住大树。有伏羲氏帮我们置牲口，养牛养猪满村寨，鸡鸭给我们村寨养，各村各寨都发展有，鸡哈碓边碎米糠，鸭子进田找鱼虾，鹅叫咯咯会打转，转了河边回到楼脚住，牲口中只有鸡为最灵活，它会告知天色晚，次日丑时会报更，听它啼叫才知天亮，想吃家禽就杀，想吃野兽上山寻找，弟弟吃大腿哥吃翅膀。母亲吃翅膀尖也说香，吃好住暖不发愁，男耕女织，耕种田地天天赞美好，吃饭吃肉暖心肠，有吃有穿成个人样。胡西置男女社交，他教开亲交往，他开创男女结为夫妻，男予娶妻首先看中意，女要嫁夫先看郎，请有媒人跑来跑去，一切都办妥了，扁庹肉伴伴回转，拿三生去送亲家，早上去夫家喝点酒，晚上回4良家吃点粑粑，用粑粑和肉送媳妇回娘家，只是表示礼节不送厚礼，才会结亲结义，男女结亲才知有根源。一切都靠聪明人，有桥花教也（歌）遍村寨，男女罗汉（后生）换道理，郎还一首妹还一首，进歌堂比赛有新歌唱，老人来倾听歌，女唱完了，男青年唱，侗苗人民都拥护。人聪明和爱好，后有三国皇帝争夺天地，他想欺负地方百姓，他不甘心，决心镇压彻底，镇压南蛮乱江山，一压二乱真可怕，屋不敢住人心慌，兵马很多遍天下，有的拿刀有的拿梭镖，有人拿箭有人拿杆子，那个出坝子就杀他，年长月久个个谈心，邀集众人来造反，南蛮团结一致，跟那国府相杀使皇帝难坐殿，后派孔明出计谋，用计策统治地方，把青年集中来玩耍，晚上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琵琶牛把腿来热闹，男女青年有欢乐，孔明计策高明养斗牛，拿头相碰放炮漩堂，一人牵牛鼻喊又又，放三个铁炮、七个钢炮，芦笙匠绕着村寨修理，又有竹溜子砍竹修理芦笙管声生谐条，大小芦笙围两边，扛旗飘飘什么也不想，三年一次轮回转，六年轮一次重新起堂，头年吹芦笙第二年唱也歌，第三年打牛不打牛关在圈，步同脚人同声，第四年休息第五年商量，孔明置作真正好，凡是造反的人都回乡，日号斗牛晚上唱也歌，只有孔明真高明。有忠世做朝教人们做生意，千万货物赚点利，轻重一样不亏那头，苏富相换亏苏人，先天皇帚立称戥，过秤称物不吃地方，一斤一两认真数，一分一厘都不得偏高，轻重以秤杆平为标准，不准抬上才平衡。根源从这里讲起，经过千年万代，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现在讲的是盘古以前的事。

【说明】好事纸是用黄纸印上红色的人物和羊刃，与另一种白底绿色人物和羊刃的丑事纸一起使用。羊刃是四柱神煞之一，星命家所认为的极恶之煞。羊刃者，本为司刑之特殊星，而此星之特征为激发、急躁。旧时，如果被算命先生算出有羊刃之祸，一般会在焚烧此羊刃纸的同时，请阴阳五行护身符随身携带，或放卧室床头、家中柜内镇宅护佑。其次，请五行八卦福镇宅，如图2—67的《卦镇四方》符箓。

黄梅挑花很少见望江挑花的那种单色挑绣，它基本都是以元青布作底，用多彩艳丽的五彩丝线在底布上层层挑绣完成，形成色彩绚丽、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图案。黄梅挑花常以强烈对比的红、黄、青三原色配以黑、白，进行色彩的组合与变化，遵循传统五行色彩规律，体现了民间古老的阴阳五行哲学观。这种五行色彩的对立统一与组合变化不仅给黄梅挑花带来富丽绚烂、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更诠释了地方民间美术创作的哲学内涵。另外，对比于望江挑花喜用朴素的青、黑、白等色彩组合，黄梅挑花则更喜用各种类型的红色进行点缀搭配，有大红、桃红、朱红、橘红等等，大面积青色的底布上各种层次的红色花纹点缀其间并配以调和的白色丝线，画面既热闹欢快又让人感受到一种神秘深邃的意境。楚人尚赤，他们认为自己是日神的后裔，对红色极为偏爱，黄梅挑花中随处可见的红色运用，更加突出了其特有的楚文化艺术审美特质。

蒙古族刺绣的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有视觉冲击感。蒙古族刺绣纹样一般为五行色，分别是白色、蓝色、红色、黄色、黑色。白色是最圣洁高贵的颜色;蓝色代表天空，是自然界中永恒、美好的颜色，象征繁荣昌盛；红色是吉祥的色彩，是太阳、火与血的象征，代表生命的延续；受佛教与汉文化的影响，黄色代表尊贵；黑色象征神秘庄严，是众色之母，融五色为一体，黑色作底是为了不让刺绣看起来杂乱无章，起到调合作用。

（1）以暖色为基调。黄梅挑花的色彩选取倾向暖性色，以五行色彩（红、黄、黑、白、青）作为画面主色，以群青土布作底色，用白线挑出主体骨架，填大红、桃红、朱红、橘黄、中黄形成暖色基调，点缀粉绿、墨绿、湖蓝使整个画面色彩绚丽，庄重和谐。

她们表现房屋建筑时不是焦点透视的建筑，而是五行观念的建筑。把它平面展开，既看到正面，又把看不到的侧面也表达出来，因为房屋是有侧面的。表现箱子的图案也是把透视看不到的侧面花纹表现出来。

黄梅挑花既有白底黑线或黑底白线的单色挑,也有彩挑，但单色挑在挑花方巾中占少数，多以彩挑为主。它是在藏青布上先用白色棉线挑制花纹主体骨架，再用彩色丝线填充制其他纹样。从工艺制作来说，方巾配色遵循“以热闹为先”的法则,在白色主体花纹挑完之后，挑花绣娘喜好先从红色开始挑制图案,而且红色起挑一般是从方巾中大块空白处开始，主要用色有大红、桃红、水红和浅红，然后配以橘黄、鹅黄、中黄或淡黄。在使用完暖色调色彩之后，挑花绣娘还会通过点缀些湖蓝、墨绿、粉绿等冷色调色彩，形成冷暖结合、和谐统一的色彩形式感（图7）。从挑花文化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观念承袭了“楚人尚赤”的特质，利用五行色彩（红、黄、黑、白、青），挑花绣娘尤喜黑红二色搭配。红色在色彩学中属波长最长、知觉度高的前进色,容易引起视觉注意；黑色具有绝对的调和性，深邃沉静。从挑花材料来说，丝线自身色彩具有亮而纯的特点，与深色染制的藏青坯布能够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因而在整条方巾中鲜艳夺目，能够造成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使整个方巾图案艳而不俗、暖而不腻。从图案色彩布局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运用与方巾的图案构成相对应，图案色彩的挑制遵从方巾图案结构的布局设计，整体上呈现出对称、均衡的视觉效果。利用这些内在的色彩关系使得黄梅挑花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楚风浪漫主义色彩。

无论多么艳丽的蒙古族图案纹样只有给人以醒目振奋的感觉，并无俗气繁闹之感，因为蒙古人总是把鲜艳的色彩与黑色或白色并置，在蒙古族心目中这两种色彩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黑色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的吉祥色彩。他们认为黑色最高贵，黑色是众色之母，融五色为一体，是五色的归宿。黑在五行中占水，居于宇宙之北方，具有凝重、神秘、雄浑、恐怖、威严等气质，蒙古族萨满教一直崇拜长生天腾格里，这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宗教形态。萨满教认为长生天共99个，东边的天是45个，代表阳间和恶的天，是蒙古萨满教的诅咒黑天。遵循原始萨满规仪的黑萨满修身全穿黑色服装，施法术的时候用黑色压白色的鬼。在民间蒙古人以穿黑坎肩、黑靴子、戴黑羊皮帽为美。在民间就有《黑缎子坎肩》的民歌流传：“墨黑哟缎子的坎肩呀，是我在黑夜里给你缝的哟，早知你要离开我的话，还不如我把它一剪子剪碎……”可见，黑色在民间还有寄托庄严、真诚情感的意义。

楚地民间美术追求“惊彩绝艳”的效果，在色彩配置上深受楚漆器艺术的影响，以朱红和黑色为主调。黄梅挑花在色彩处理上除极少数用单色挑绣外，基本上都是以彩线挑绣。如图5黄梅七仙女下凡挑花图中，整个画面色彩对比强烈、鲜明，视觉上显得极为艳丽，宛若楚人漆器，多有楚俗之遗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色彩使用规律源于被认为是完美、和谐、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综合体现而在民间广泛使用的五行色彩(红、黄、黑、白、青）。黄梅挑花以五色作为画面主色，以纯青土布作底色，用白线挑出主体骨架，填大红、桃红、朱红、橘黄、中黄形成暖色基调，点缀粉绿、墨绿、湖蓝使整个画面色彩绚丽，庄重和谐。鲜明热烈的色彩观念，给予视觉的强烈冲击性和形象传达的无限意象性。

蜀锦的色彩受道教“五行”学说思维影响，色彩以赤、黄、青、白、黑为蜀锦的五方正色，其余橙、黄、紫为间色，红灰、青灰、黄灰为复色，其余为补色。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红色，因此蜀地人们喜绮丽、鲜艳的色彩。

蜀锦的色彩受道教“五行”学说思维影响，色彩以赤、黄、青、白、黑为蜀锦的五方正色，其余橙、黄、紫为间色，红灰、青灰、黄灰为复色，其余为补色。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红色，因此蜀地人们喜绮丽、鲜艳的色彩。

而在中国丝绸的色彩配置上，明显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礼记•大传》中曾写道:“圣人面南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色，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更是宣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古代统治者又由五行理论推导出“五方”、“五色”等理论，认为青、赤、黄、白、黑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故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得，因而色尚黑。而黄色正代表构成万物的基础元素——土，青、赤、黄、白、黑又分别象征东、南、中、西、北五方，其黄色正好象征中央,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表华夏的正色。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写道:“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有禁自此始。”所以从唐朝开始，延续至宋、元、明、清，直到清朝灭亡为止，黄色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而在中国丝绸的色彩配置上，明显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礼记•大传》中曾写道:“圣人面南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色，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更是宣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古代统治者又由五行理论推导出“五方”、“五色”等理论，认为青、赤、黄、白、黑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故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得，因而色尚黑。而黄色正代表构成万物的基础元素——土，青、赤、黄、白、黑又分别象征东、南、中、西、北五方，其黄色正好象征中央,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表华夏的正色。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写道:“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有禁自此始。”所以从唐朝开始，延续至宋、元、明、清，直到清朝灭亡为止，黄色始终是皇权的象征。

在综合分析历代宋锦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后,另外发现宋锦的配色主要以青、黄、白、红、黑五种色调为主体，其中尤以黄色调占大多数，这五种主色调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

在综合分析历代宋锦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后,另外发现宋锦的配色主要以青、黄、白、红、黑五种色调为主体，其中尤以黄色调占大多数，这五种主色调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

这些色彩往往富有象征性，白、青、黑、红、黄五色与五行、五方、四时等相配属，赋予色彩以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内涵。如表现吉祥吉庆之事的年画，以红色为主，黄色为辅，绿紫次之，画面色彩热烈激昂。大面积红色在年节之时象征着吉庆，红色还被用来表示性格，如门画中的红色，象征着正直、威严。而黑色表示刚直勇敢，以黄色表示暴虐，以绿色表示顽强，以金银色表示神仙鬼怪，等等。

战国一秦汉时期中国的织绣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显花丝织物品种主要包括暗花罗、绮、平纹经锦以及以锁针绣为主的刺绣。汉代织锦既可以在同一区域内使用多色经线来变换色彩，也可以通过不同色彩的经线分区排列来呈现多色，用色至多可达五色。汉代织锦常为五色，这应与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关。《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彩备谓之绣。”故当时标准的五色或五彩是白、黑、青、红、黄，它们与五行中的金、水、木、火、土或五方中的西、北、东、南、中分别对应。汉代织锦中的五色显然也与此有关，但当时织锦五色一般都釆用蓝、红、黄、绿、白五种，分别以蓝取代黑，以绿取代青。

尽管古代绘画用的颜料十分丰富，但比起变幻无穷的现代色彩来说，受原料制约，色彩的种类与色相的丰富程度还是有限的。因此从图像中看，众多的纹样主要有几种主色，即红、黄、蓝、绿、白、黑等，这几种主色相配则得到十多种常用的副色，主要有赫石、紫色、墨绿、土黄、橘黄、粉红、宝蓝等，此外再加上金色的运用，就能够保证色彩的鲜艳明丽了。除原料外，色彩的应用还受到文化与审美习惯的影响。我国古代有正色与间色之说，正色为高贵色，即红、黄、青、白、黑五色，并与五行学说相对应，所谓五行五色。间色为正色调配而成，等级略低。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论述古代丝绸的色彩审美，探索色彩偏好的民族性问题，在此不做展开。从图像中审视织物纹样的色彩，的确以红、黄、蓝（绿）、白、黑等正色为主，与实物的差距不大。但是丝绸实物的色相更为丰富，浓淡深浅变化较多；而绘画色彩则较为单纯，过渡色用得不多，配色较为鲜艳。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一般来说，文人画家的作品色彩较为柔和淡雅；而民间画工创作的壁画和年画则色彩相对鲜艳明亮，对比强烈；至于唐卡中的织物纹样，更喜欢在红、蓝、绿等底色上用金色描绘纹样，具有金彩夺目的视觉效果。

从简单质朴的藍染技术转化为今日繁杂绚丽的用色，壮锦经历了若干阶段。“随着原始宗教、巫术观念的产生，原始人类对火光的红色由畏惧感转化为崇拜意念。红色的火光被推崇为威力无穷、身猛无比的神灵，被赋手了崇高、威武和力量的意念。红色象征‘火和力量’”。而壮锦中运用的红色则是受其独有的喀斯特地貌的影响，用色多为本红色，偏暗。与其他地区的色彩不同，壮锦中的这种枣红色更具神秘感，更有宗教意味。周钧在《中国传统色彩语言与现代应用研究》一文中提到，在古代“五色”学说中青象征着东方和木（五行基本元素中的一种），是“五方兽神图腾青龙”的颜色。他认为蓝色是天空和大海的环境颜色，藍色使人联想起平静的情感。而我们所接触到最早期单色壮锦中的蓝色偏暗，这与壮族人民一贯喜好偏暗的重色息息相关。壮锦质地粗糙，结实耐用，多用作服饰等，讲究实用性。偏重的色调耐脏，容易保存。而以暗蓝色为代表的重色调则表达了壮民族的朴素、直率的性格特征。壮锦色彩体系也体现出壮族人民的民族精神

楚人尚赤，红往往跟火与血联系在一起，红色象征生命、力量、光明；而黑色象征死亡、黑暗和恐惧，红黑二色都使人产生敬畏。五行之中，黑红二色相对，两者搭配还有阴阳调和之意。在楚地传说中，凤鸟为雷神的化身，而其羽毛多红色，后人多称“丹凤”、“火凤”等。反映了楚人对红色强烈的喜好，这和楚人崇拜凤鸟的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由此，楚人在艺术创作中祟尚红色。楚人认为自己是日神的后裔，日中有火，火为赤色。《墨子•公孟》中言：“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绛衣”是赤色的服装。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衣衾，色彩鲜丽，以赤色为主。楚式建筑也以赤色为贵。

傣族的服装色彩汲取当地的自然风貌特色，喜用红、白、黄、绿、青、黑等色彩。在傣族服装中，与代表水文化的龙纹、蛇纹有关的颜色便是青黑色。这或许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因为汉族“五行”观念认为“水德”即为黑色。图1中所示的水纹同样也是蓝白黑三色，即自然水之蓝色、白色与人们观念水之黑色交替排列，更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傣族服装色彩上的真实写照。正因如此，青黑色成为傣族服装的色彩基调。正如图5所示，傣族妇女筒裙虽装饰了色彩丰富的纹样，但其底色以青黑色为主。诸如此类的青黑色服装，在傣族各支系服装中均存在。如水傣已婚妇女的青布包头和青色宽领上衣；傣泐妇女的青布包头、青蓝色短衣；旱傣女子的青布包头、青色短袖、青色筒裙;傣那支系老年男女服装，从包头、上衣、裤子、筒裙均为青黑色，未婚女子则是下装的裤子和围裙为黑色，已婚妇女是黑包头、黑筒裙等。由此可知，青黑色在傣族服饰文化里地位颇高，显现了水文化的浓郁风情，而视觉上也给人以水般温柔、凉爽和沉静的心理感受。

传统的土家织锦用色华丽璀璨，五彩斑斓。光绪《龙山县志》中有“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的记载。这“五色线”在通常情况应该只是一种泛指，即多种颜色的意思。不过捞车河一带的民间织锦人，她们讲“五色”就是专指:赤、黑、黄、青、白五种，土家语称这五色分别为“面姐”、“烂嘎”、“王嘎拉”、“陆迪给”和“阿丝”，这与中华古代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色彩是以赤、黑、黄、青、白这五色为正色，与金、木、水、火、土及东、西、南、北、中的“五行说”相联系，糅合了自然的、宇宙的、伦理的、哲学的多种观念，把五色、五行、五方、五德融为一体，使感性的使用色彩渗入了思辩的伦理生命，形成别具特色的民族色彩文化。所以，以黑白为基础，加上赤、黄、青五个正色又被称为“五方正色”。按现代色彩学来看，五色体系中的赤、黄、青近似三原色红、黄、蓝，基本上代表可见光谱色的全部和总和。而人眼需要这个总和才能满足,也才能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白色是全部光谱色的正混合,黑色是全部颜色的负混合,表现在视角上的感受上则是充实而鲜明,安静而神秘。不过在古老的土家织锦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五种色,还有紫、橙、绿、棕等间色。间色是指相混产生的颜色,青黄相杂为绿，青白为碧，赤白为红（古代称浅红为红，称正红为朱或赤),赤黑为紫。在民间常以紫苞即狗屎苞染得的紫色,用苋菜染出的玫瑰红,但他们仍是赤类。而以椿树皮等煮出橙色、棕色则仍然是赤黄相间的范畴。洞又刺及黑苞刺皮能煮出绿色，蓝有深浅的不同区别，但还是属于青。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仍然还是“五色”，只不过是广义上的“五色”即“大五色”观。除观念意识之外，这些传统的用色习惯都与当地的原产染料有关。

中华民族群体的五行色彩观，代表了中国人的宇宙时空观念。东、西、南、北、中的五行观是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它的色彩组合就是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的五行色彩组合。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周而复始，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它与五色五行相配，就是春青色、夏红色、长夏黄色、秋白色、冬黑色的色彩组合，它与图腾神祇五行相配，就是东方青龙，青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北方玄武，黑色；中央黄色。它与人格化五行神祇崇拜相配，就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玄帝、中央黄帝的五方神色彩组合，它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就是木为青、金为白、火为红、水为黑、土为黄的五行色彩组合。

传统的五行说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组成。五行还表示方位、季节（春、夏、秋、冬、中，中为季节转换时期）、音律（宫、商、角、征、羽）和色彩（红、黄、黑、白、青）。五行色彩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色彩，被认为是完美、和谐、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综合体现，在民间广泛使用。黄梅挑花中最主要的色彩是黑、白、红、黄、蓝、紫、绿。红、黄、蓝、黑、白是原色，紫和绿是红蓝、黄蓝的混合色。黄梅挑花也应用了五行的规律，其中黑、红、白、黄、蓝五色作为主线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以纯青土布作底色，用黄线或白线挑出主体骨架，填大红、桃红、朱红、桔黄、中黄形成暖色基调，点缀粉绿、墨绿、湖蓝使整个画面色彩绚丽，庄重和谐。

杨家埠年画色彩搭配方法与山东门笺色彩搭配方法存在很多相似之处。门笺又称“挂钱”，是我国北方传统年节门窗楣上张贴的剪纸装饰物。门笺用色遵循了辟邪求吉的观念，其搭配方式遵守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讲究顺则吉，逆则凶，在婚丧嫁娶中其色彩使用顺序不可混淆。比如临沂门笺张贴时的顺序“红东、绿西、黄当央”。黄在五行中位居中间，象征尊贵，体现了五色尊卑贵贱的礼俗。博兴门笺艺人讲“大红是喜色；桃红俏，好看；有红没绿不鲜；蓝紫或蓝是素色，不能单独使用，只能在五色中做陪衬；黄是地色，为万色之祖，有蓝紫没有黄不显”，既是讲了色彩的对比，又体现了五行思想。剪纸色彩“以时（时代、季节、昼夜、气象）因地（室内、室外、阴世）依事（喜、哀、欲、憎、褒、贬）循礼（婚、寿、喜、庆、葬、祭）从欲（信仰、风俗、习惯）的原则。”这种色彩习俗在年画色彩中同样适用。潍坊年画色彩多施以原色，色彩具有符号象征涵义，这种色彩的象征语义反映出人们对色彩自然属性的比附。杨家埠年画的色彩搭配非常有“讲头”，多采用补色搭配的手法，阴阳色彩观与红绿对比搭配体现了纳吉的思想内涵。阴阳色彩观是中国传统艺术色彩观念的核心，半坡陶盆上的黑白单色可谓阴阳色的最早雏型。阴阳不仅指黑白的对比关系，在色彩学上还表现为两种补色之间色彩的搭配关系。在杨家埠年画中红绿搭配就是一种独特的配色观念。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红色是光波最长的色彩，人们对于红色的认知是一种强“色彩张力”条件反射，具有醒目的特点。从生理角度讲，人们的视觉在接受了红色刺激后，对绿色会有较强的需求，所以会从与红色对应的绿色中寻求视觉补偿，这是色彩的视觉补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