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启蒙思想家出于批判传统宗教神学的需要，特别起劲地反对基督教起源于上帝启示的神学说教。为此，他们先后从事宗教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因此而把历史进化的观念带进宗教研究之中。按照他们的观点，基督教并不是最原始、最古老的天启宗教，而是宗教逐步演进的结果。人类的宗教在其产生和演进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上，宗教则表现为不同的类型。这种观念逐渐发展为宗教学中历史进化论的分类原理。

当然，被压迫人民也有可能把符合于自己利益的要求，用伪托天启的方式说成是来自上天的天道或天命。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曾不断出现过。但是，在剥削制度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神灵，总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和神灵，它们享有传统的特权和优势，在社会上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这些作为被压迫者意识形态之宗教外衣的“伪托天启”，是难以与正统的统治宗教争锋抗衡的。它们总是被正统宗教打成“异端”而遭到镇压，以失败的命运告终。上帝的天命和启示，在中外的历史上，几乎总是偏向统治阶级一边。更为重要的是，被压迫人民把自己的解放，寄希望于上天的天命，正是他们丧失自主性的软弱无力的表现。对天命的信仰愈是虔诚，自主性的丧失也就愈加彻底，在行动上往往更加软弱无力。无论把宗教天命观想像得多么美妙，也不会给苦难人民带来好运道。几千年的宗教史证明，宗教的天命从来不是属于苦难人民的意识形态。

在麦地那时期，穆罕默德以“服从安拉及其使者”为号召，通过建立麦地那社团，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统一。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古兰经》的立法”形式下，对社会结构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关于财产继承和婚姻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穆罕默德首先通过遗嘱制度确认了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否决了氏族的所有权；同时逐步改革了父系男亲属分配遗产的惯例，肯定了直系血亲（包括女子）的继承权。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各个部落内氏族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已向家族和个人的所有权转化。氏族首领可以利用集体财产牟取私利。氏族的弱小成员常常受到监护人的欺诈和侵吞，妇女和儿童则被剥夺掉了继承权。穆罕默德为死者的男女近亲规定了以个人身份继承遗产的份额。一方面，通过承认财产为个人私有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远亲保留了部分权利，反映了氏族观念的残余。这些规定本身说明，个人、家族和社团（国家）正在取代氏族和部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此有关的是对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改革。《古兰经》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并非通常认为的对漫无限制的多妻制的限制，而是对于旧的婚姻形态的改革。因为对于当时阿拉伯人多妻的推断几乎肯定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当时流行的是对偶婚，两性的结合比较松散，夫妻不是独占的同居。穆罕默德用“天启”禁止“蒙昧时期”的旧俗，严厉谴责“陷于奸淫”的“恶劣”男女，鼓励建立稳定的一夫制家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规定了妇女或寡妇改嫁前的“待婚期”，以确定是否有孕。非常清楚，这条规定的目的，显然是要辨明亲生子女确凿无疑的身份，以保证将来以亲生子女的资格继承遗产。穆罕默德以这样的方式，积极适应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的社会要求，并确实在短期内扫除了旧的婚姻形态，为阿拉伯社会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基督教、伊斯兰教神性观念的抽象化和人类化，佛教佛性观念的泛在化和普世化，并不完全是宗教创建人灵机一动的发明，更不是上帝的天启或佛的真传秘授，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的西亚地区，那里曾是各种种族激烈竞争的地方。不同种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各种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之间的竞争。在众多的神灵和宗教的角逐中，他们都要抬高自己所奉神灵和宗教的权能，压倒以至否定其他的神灵和宗教。一批一批的种族和国家在斗争中的失败和灭亡，最终促使他们的神灵和宗教的灭亡。作为胜利者的民族和国家，其所奉之神灵和宗教自然会从局部地区的神坛跃升到高高的天堂。跨国度的和世界性的帝国是在民族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宰宇宙的神和世界性的宗教也是在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走向崩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是这样来论述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

穆罕默德将近四十岁时，常到麦加城北的山洞去静居隐修。据《古兰经》说一天夜晚，正当他精神恍惚之际，突然接到了“启示”：“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作为麦加人的警告者，浩劫的预言者，他负有制止现世罪恶的使命。于是，他开始在至亲密友中传道。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准备，于613年公开传教。他的早期信徒以“年轻和贫弱”为显著特征，其中有麦加统治氏族和家族的失意子弟，有中小氏族的重要成员，还有各氏族的依附民、释奴和奴隶，这些人比较深切地感受到了经济繁荣和贫富分化所带来的弊端，或者自身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和排挤，因而对于不顾一切地聚敛财富和控制贸易的时尚极为不满。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恰好向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说明。这时，他还不是一种新宗教的自觉传播者。从早期经文看，他传道的核心是死者复活和末日审判。其中没有直接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主张，甚至既没有强调安拉独一，也没有谴责多神崇拜。但是，经文谴责了不顾氏族道德，排斥近戚贫人，欺凌孤儿弱者，侵吞财产，唯利是图的罪恶；宣布末日审判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清算，而不考虑血缘与氏族。这是初期传道的要点。正是这些以天启名义传达的启示，抨击了麦加贵族的世俗观念，直接触及麦加的社会现实，从而拨动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军民府风俗条、曲靖府马龙州风俗条；《天启滇志》卷三十种人志爨蛮条、白㑩㑩条、乾㑩㑩条；康熙《马龙州志》名宦条；康熙《平彝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条；雍正《马龙州志》卷九人物志乡贤条，卷十艺文志论赞；《滇系·杂载》；光绪《沾益州志》卷四人物志方技条、风俗志夷俗条；民国《续修马龙县志》卷九人物志乡贤条；民国《宣威县志》卷八民族志语言条、宗教条等等。这些史籍皆有关于某支系、某地区或某地彝族使用彝文的记载。这些彝族有黑彝、白彝，也有干彝，涉及除奴隶以外彝族内部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从使用情况看，有的用于政治，有的用于军事，有的用于宗教祭祀，还有的用于民间娱乐，可见彝文在这一地区传播、使用相当广泛。这一方面与该地区是阿𪽎的故乡有关，阿𪽎整理规范的“标准文字”（韪书）曾经促进该地区彝文的推广；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这里是历史上爨氏统治的腹心地区，一定的经济上的发展和相对的政治上的统一，对彝族文字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起过推动作用。曲靖地区彝文的普及，疑自爨氏称霸南中始，盛于唐、宋、元、明。改土归流后，土司势力削弱，封建文化随着封建政治势力不断传入云南，彝族分散加剧，彝文的使用已不普遍了。该地区与昭通地区毗连，所谓的“爨文”和前述“古彝文”有继承性。纳垢阿𪽎的“韪书”是在“爨文”的基础上，经过择取、选定、创造整理而成。它主要通行于滇东。

1.吠陀天启。早期的梨俱吠陀本是雅利安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感、惊奇感的自然流露，情动于中发之于口形成赞歌。赞歌是歌者口口相传的。这些歌者大体上都在祭祀仪式上发挥作用，逐渐成为祭司世家。据传，梨俱赞歌分别保存于七个家族之中，古代印度人因此认为它们是由“七圣”所作。这“七圣”实为七大祭司家族。在祭祀日趋制度化之后，祭祀仪典和赞歌、颂诗、祷词、咒语之类越来越被视为神圣。专擅其事的祭司家族自然也有意编造神话故事把它们的来历和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他们鼓吹吠陀经典是“神圣的天启”，一颂一词都是神的旨意，是神灵通过祭司之口而宣示于众的，以此来加强人们对吠陀经文和婆罗门教义的信仰。

十七世纪英国的著名无神论者霍布斯在这方面与王充的理论路线非常相似，他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进行了反对《圣经》天启说的斗争。为了破除教会所谓《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上帝启示给先知的“上帝之言”这种传统神学说教，霍布斯提出了一个认识论原则：对教会和圣经所说的一切，不能只凭单纯的信仰，而要用我们的感觉、经验和理智去作判断。他指出，所谓上帝的“启示”，无非只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受启于上帝，二是间接地从“先知”口中得到。上帝的直接启示，对于直接受启的先知，可以说是自明的东西，但对此没有直接经验的第三者又怎能承认它是自明的呢？如第三者不承认先知直接受启，先知传达的“启示”，便无法证明。这就是说，这种启示是永远不能在信徒的直接经验中得到证明的。霍布斯进一步指出，《圣经》本身就曾承认过，传达上帝启示的先知有真有假。既然先知真假难分，《圣经》的天启性和神圣性显然可疑。因此，我们对《圣经》的来源，必须用理智的分析去审察和辨别。霍布斯还通过对《圣经》的批评考察，证明它不是神圣的天启，而是一部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世俗著作。

王充、霍布斯、斯宾诺莎对启示说的批判，虽然各有其历史的具体性，但他们理论分析中却包含具有一般意义的原理和原则：对于宗教神学的一切说教，神圣经典中的任何教义，不管宗教神学家们把它们的来源和意义说得多么神圣，人们都不能盲目信从，都应该在经验和理性的审判台前予以审察。任何启示，都是反经验和反理性的，既不能在人类的经验中予以证实，也不能接受理性的检验。这个认识论的原理，是我们破除一切迷信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永远是我们识破一切伪托天启的宗教骗术的照妖镜。

第二，对一切所谓天启的神圣经典，不要盲目迷信，而要用经验和理智去作科学的评判。唯物主义自然观把全部自然现象当作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自然本身，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把自然现象当作天命或神意之启示的神学说教，否定了任何占卜巫术和占星术的根本基础。但是，各种宗教体系中还有所谓众先知、神托和救世主传达的“启示”和集启示而成的神圣经典，他们总是声称这些启示是由他们直接受之于神。对于这种天启说，单从自然观方面去批判是不够的，必须从认识论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在这方面，历史上的许多先进思想家也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我国东汉时，谶纬神学盛行一时，大肆宣扬神秘主义的先知预知说，把伪造的宗教预言，当作神秘的天启和圣人的先知，闹得乌烟瘴气。王充对谶纬神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斗争。他特别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这种神秘的天启和启示之根本不可能。他认为知识首先来源于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超越感官经验的先知是不可能有的。王充根据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原理，具体剖析了谶纬之书所载许多证明圣人神而先知的神怪故事的荒诞不经和虚伪不实。

伊斯兰教照此办理，而更有甚焉。穆罕默德自称他是真主派来世上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他作为主的钦差大臣，其任务便是传达真主的旨意和命令。他把这个过程说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当他在一个山洞中沉思时，突然听到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声音，数日之后，同样的事又一次发生，而且这个声音向他讲话，还说他就是真主的大天使迦百利。此事多次重复出现，因此，穆罕默德方确信真主已选他为先知。三年以后，真主最后向他启示，他将成为主的使者。他经常从大天使处得到真主的启示，并把这些启示公开传扬。据伊斯兰教神学家说，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就是收集这些来自上天的启示而成。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把他们的经典和教义说成是上帝或真主的启示，所以神学家们把这些宗教尊之为“天启宗教”或“启示宗教”。经典的一字一句，教义的一条一文都被说成是上帝或真主的旨意，是最高的真理，是一切其他真理的根据和源泉，不得怀疑，不许更改。天命启示说赋予宗教及其经典和教义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人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上、感情上的反应，受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舆论、道德、宗教的影响很大。它不仅常常由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激发而起，而且也因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差别而有不同的主观体验和不同的感情反应，这在所谓宗教经验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如果确有所谓神秘的宗教体验的话，他们对于神的体验，总是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神，与他们所信宗教的特殊教义密切有关。中世纪基督教的那些献身于耶稣的修女据说有与耶稣婚媾的体验。民间的多神教迷信者则可能在梦寐中体验到各种各样的精灵和鬼怪……这种种宗教经验的差别，只能归因于传统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它有力地证明：是宗教信仰等文化社会因素引起和铸型宗教经验，而不是宗教经验决定宗教信仰。有些自称具有神秘体验的宗教家，他们的那种体验可能是生理病态或精神错乱而产生的结果。一些穆罕默德的传记作者就认为他所谓的亲聆天使迦百利的天启，实标上有可能是一种“幻听”。如果我们不是把穆氏的说法当成有意的编造，这就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把最古老的四部《吠陀》及以后形成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统称为“天启”，认为它们有神圣的来源。婆罗门祭司甚至说吠陀经典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已存在，麦克斯•缪勒因此把它称之为世界上最极端的天启理论：“……婆罗门曾不遗余力地从吠陀颂歌中清除一切人的因素，以便使他们的经典不但具有天启的性质，而且说它在史前，甚至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已存在。别的宗教的护教著作，从来没有这样极端的天启理论。”

彩色套印版画的巅峰，出现在天启、崇祯年间。天启六年（1626）金陵吴发祥所刊《萝轩变古笺谱》，1963年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的沈荡镇被发现，最终收归上海博物馆。此谱共有画诗、筠兰、飞白、博物、折赠、雕玉、斗草、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书稿等类图178幅，绘写工致，色调和谐，镌刻劲巧，气格高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中的飞白、龙种与雕玉全为无色的拱花版（也称素拱花），画诗部分有少许水墨，余图皆为饾版套色。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使用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最早印本。

版式继承了苏州版画插图的特点。明代万历时，苏州版画已经崭露头角，到了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苏州版画大发展，在晚明达到巅峰。苏州版画插图汲取了徽派版画刻工精致的特点，并在版式上有所创新。“姑苏版”不仅继承了版画的刻工技法，在版式上亦留存了许多版画插图的痕迹。如《西厢记》的双屏形式延续了苏州版画插图里常见的双面连式，又如《十全图•财源图》、《桐下美人图》等采用了明代苏州版画插图创制的外方内圆的版式——月光版，等等。

各种宗教体系的宗教观念无论在内容上有何差别，都得通过一定的语言或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的道理，从内在的观念变为外在的语言。弟子集“佛说”而成为佛教经典。穆罕默德也是把他在山洞中沉思默想所得的观念以及他自称听到大天使迦伯列传达的“天启”，通过语言的宣讲，辗转形成《古兰经》和《圣训》。宗教观念一旦通过语言和文字表现出来，它就超出个人体验和内在信仰的范围从而可能具有社会的意义，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传道的工具。

关于创刊年代，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较郑振铎的看法已经推前了半个世纪。是否可以提得更早些呢？我们看来也大有可能。因为据说杨柳青年画在明季已有刊行，如以绘画、雕版和印刷条件论，苏州比之杨柳青优越得多。苏州从明万历以来，雕版印刷，已很发达，所刊的画谱、演义等版画如：万历间清绘斋所刊的古今画谱（一名唐六如画谱）、名公扇谱。集雅斋所刊的唐诗五言画谱、唐诗七言画谱、唐诗六言画谱、梅兰竹菊四谱，龚绍山所刊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等，又如天启年间集雅斋所刊的木本花鸟谱、草木花诗谱诸书以及崇祯间白玉堂所刊的新刻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传、东汉演义传，又如清初宝翰楼、绿荫堂所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都很著名。估计明末清初时苏州的雕版力量，刊行年画，很有可能。但这毕竟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实证，所以我们没有正式这么主张。

穆罕默德大约出生在570—580年间，一般推定为570或571年。在他出生前，父亲阿布杜拉已经去世。六岁丧母，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和伯父艾布•塔里布相继担负了抚育孤儿的责任。他从小没有受过教育，要从事放牧一类的劳动。传说在十二岁时，他曾跟随伯父参加一支商队前往叙利亚，归途中遇见了一位基督教隐士贝希拉。以后衍生的许多类似传说，都是据此为蓝本的。成年以后，他还必须到氏族以外去谋生。他二十五岁时受雇于赫蒂彻，替她经理商务。赫蒂彻前夫从事商业，家道小康，丈夫死后独自支撑门户。她向穆罕默德提婚时，据说她要年长十五岁。结婚以后，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重大转折，从此摆脱了为人帮佣以维持生计的贫寒窘境。他在三十五岁时得到了艾敏（忠诚可靠者）的称号，反映他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至于穆罕默德在此期间形成宗教思想的精神背景，尚无足资凭信的资料。关于末日和来世的思想、天启和先知的概念，宇宙一神和个人获救的教义、以及许多《圣经》故事和历史传说，可以看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只是其中杂糅着基督教伪经和犹太教经外传说，说明他的知识可能来自不谙神学的商人和奴隶。麦加的有些“哈尼夫”或许是穆罕默德转向一神信仰的桥梁。

《十竹斋书画谱》大致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辑集镂版，天启七年（1627）刊成，比《萝轩变古笺谱》仅晚一年。据杨文耿在此谱的『小引』中说：『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乱真。』程家钰《门外偶录》载：胡正言对刻工『不以工匠相称』，与他们『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十竹斋的『良工，十指皆工具也。指肉捺印有别指甲，指尖有别于拇指也。初版犹可见曰从指纹，岂不妙哉。』该谱为饾版套印，未用拱花。《十竹斋笺谱》的刊刻，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成时已是南明弘光元年（1645），共380余图，刻制兼饾版和拱花，其中用拱花技术的有75幅，益显五彩缤纷，清芳秀雅。应该说《十竹斋笺谱》的成就是高于《十竹斋画谱》的，较之《萝轩变古笺谱》提高更多，堪称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成就最高的作品。胡正言的两谱印成后，受到人们广泛欢迎。李克恭叙称：『自十竹斋之笺后先迭出，四方赏鉴，轻舟重马，笥运邮传，不独江南纸贵而已。』当时即有人翻刻以牟利，就如胡正言所声明：『原版珍藏，素遐真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善价沽者，毋虚藻鉴。』胡正言功成名就，《门外偶录》中提及『良工汪楷，以致巨富矣』，可见当时笺谱畅销之势头，不仅斋中刻工汪楷参与经营笺谱销售而成一方富豪，而且翻印『盗版』者众，因此拱花技术几近普及，从今往后文人雅士吟诗作文皆以此笺挥毫咏之。

明代苏州书籍插图兴盛与苏州许多画家参与绘制有关，除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临仿、托名的多）外，还有钱毂、钱贡、王文衡、顾云臣、顾士奇、王赞、胡念翼等，都留下大量不朽之作。如钱毂插图的，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书前一幅『鸾鸾遗照』，据传宋代发现于普救寺，画院待诏陈居中临摹。影响甚广），万历间夏缘宗刊《西厢记考》（署唐寅、钱毂绘）、海昌陈氏刊《樱桃梦》、《鹦鹉洲》、《麒麟坠》、《灵宝刀》；钱贡在万历间作《环翠堂园景图》等插图。王文衡在景泰、天启间画了大量插图佳作，如《西厢五本》、《红拂记》、《琵琶记》、《邯郸梦记》、《牡丹亭还魂记》、《校正正本红梨记》、《绣襦记》、《玉茗堂摘评王弇洲先生艳异编》、《南音三籁》等。

胡扶纪（生卒年不详）男，瑶族，大藤峡瑶民起义领袖。侯大苟领导的大藤峡瑶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天启七年（1627年），与胡扶龙兄弟又领导瑶、壮人民起义。将州守备蔡人龙率领前来围剿的官军歼灭后，又英勇抵抗两广总督亲自督阵的万余围剿官军及左右江土兵，击毙主剿军事浔州知府张嵩和副使潘应龙。最后，官军利用叛徒，施展毒计，胡扶纪、胡扶龙被袭击而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一书试图把它的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一种新的基督教。他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教条已经过时，但是，社会的统一和秩序仍必须求助于宗教教义的精神指导。不过他同时也认为这种作为共同精神指导的宗教教义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从科学知识的总汇中去寻找。圣西门希望根据他构想的新基督教教义建立这样一个教会机构，由它来管理教育，并以笃信上帝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立法者为基础，制定一套对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作出规定的法典。这就是说，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视为上帝的立法。在《新基督教》一书的结束语中，圣西门竟至公然宣称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本人则是上帝天启的传道者。如果说，圣西门之所以如此，也许尚有几分伪托天启的成份的话，那末，他的门徒安凡丹等人则在圣西门逝世之后着力发挥这种新基督教的狂想，以至把圣西门主义变成为一种狂热的宗教运动。安凡丹等人把圣西门说成是上帝天启的解说者，甚至就是上帝；圣西门主义作为新基督教，注定要承担罗马天主教曾在中世纪承担过的那种使命。它将通过实行人人皆有从事工作之责的原则，把全世界统一起来。安凡丹也坚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将与即将降临的“圣妻”一起拯救世界，实现圣西门派的社会主义。圣西门派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就这样演变而成为一出宗教滑稽戏。恩格斯曾批评说：“该派的全部学说都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因此，起初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最终便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