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从省城传来二女儿潘懋祉受株连的消息，潘一志病倒。1968年他拖着病体被驱赶至由监狱改造而成的州革委“甘塘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潘一志此时已年近七旬。喂猪、放牛、守菜园便是他改造的科目。由于带病劳动，身体难以支撑，于1970年9月获准告假返家养病。1971年3月，潘一志接干校通知回校落实政策，却因病未能前往。但他即刻向州革命委员会申请索回第二次油印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来装订，未获允许。9月，子女返家探亲，潘一志得知儿子潘茂金收藏有他念念不忘的书稿时，欣喜若狂，挤出不多的生活费，买茅台酒庆祝心血成果侥幸存世。并叮嘱其子收好书稿千万不可再轻易示人。

萨满的职能和萨满的素质，绝不是由于臆病或神经变态的“情绪颠狂者”等因素才算作萨满。按上述说法，萨满则是病狂者，或称患病者，这是对萨满教中萨满的成因与特征完全错误的揣测。事实上，北方诸民族所有氏族萨满，也包括前数代一些甚有名望的大萨满，他们并不是愚笨无知的病态患者、更不是喜怒无常的精神分裂的疯颠人。正相反，从我们接触到所有资料和萨满本人，他们是本民族中的智者、渊博多能的文化人。按满族有些姓氏颂扬萨满的话讲，“有金子一样的嘴，有神鹰一样的勇猛智慧”。在一定意义上讲，萨满是一个氏族的精神、智慧和力量的综合。平时，萨满是氏族中普通的一员，不享受任何特殊礼遇，然而氏族或其成员罹难时，他是首当其冲的化导者，同时也是本氏族药师和女人育婴的保姆。因此说，一个原始氏族的兴旺要依靠和培育出众多文武齐备、智勇双全的萨满，才使本氏族象“有太阳一样光明永照”。萨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各族产生与选择萨满的方式礼仪大同小异。它与萨满教原始精神心理说、魂化气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萨满成因又是萨满教值得专门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将以大量调查另书专论，在此不多赘述。萨满教属于北方诸少数民族所崇奉的原始宗教。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中就指出：“按跳神之俗，通松花、黑龙、乌苏里三江至东北海口皆然”。萨满教作为自然宗教是靠氏族传承的，具有着极严密的传袭性和封闭性。清以前某些国外人士在游记书稿中有些点滴描写与披露，仅为略记而已。清代在北方志书、笔记与史籍中有简单记叙。在国内真正考究与探讨北方萨满教的奥秘，始于民国初期。对于我国北方诸民族所固有的萨满教信仰与崇拜习俗的翔实观察、躬亲访问、搜集实物传说，并予以严谨地分析和比较，在大量调查的成果基础上整理著书，有功于世者最早当推凌纯声先生，传世名著便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南京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两册，资料之丰富细致，为国内外学界所倍崇。除此，国内亦有些学人著文探讨北方诸民族的萨满（或称“沙曼”）教的宗教观念和影响，均有所贡献。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区民委、广西民族大学的支持，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湖南省民委、广东省民委、云南省瑶族研究会和金秀、恭城、富川、大化、巴马、都安、河口、江华八个瑶族自治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广西德胜铝厂、富川新华水泥厂以及杨名锦、蓝月仁、黄忠良同志的经费支持，胡起望等七十余位瑶学学者、瑶族干部的捐款资助；韦振苏、蓝冠忠等一百六十多名资料采集员为《瑶族通史》采集了一千多万字资料；瑶族副省级领导干部，广西区党委原副书记、区人大原副主任金宝生，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邓有志，云南省委原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赵廷光，广西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赵乙生一直关注《瑶族通史》的编写，作过重要指示，审查书稿时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邓有志、赵廷光、赵乙生还写了序言；2000年5月编委会成立时，金秀等瑶族自治县当时在任县长曾列为编委会委员，考虑到这些同志已不在本县县长岗位，决定不再列为编委会成员，但他们为通史编写做了大量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拨冗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增添了光彩；吴永章、李默、徐仁瑶、练铭志、盘承乾、赵家旺等瑶族研究学者、专家参与书稿评审，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蓝怀昌、冯成善、盘朝月等编委会成员参加了书稿的审定验收工作；黄文季同志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协助校对第一、二、六篇打印稿；卢巧燕负责大部分书稿的录入排版；奉明协助部分书稿录入、校对，为通史编写做了大量联络工作；宋长新、梁美琼管理通史经费；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凤显、汉文编辑室黄显辟、虞农、杨青、李志荣等同志为本书出版做了精心的编辑工作，纠正了不少错漏。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全书承蒙尊敬的孙文良先生费心阅稿，为此书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任继愈先生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这些都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在完成此书过程中，我还要感谢李治亭、张璇如等先生们的大力支持，深切感谢王宏刚、郭淑云等同志热心协助润校书稿。尤令人感激的是，辽宁大学出版社极力扶助、鼎力出书，使萨满教文化这枝古卉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在此一并再谨致最诚挚最衷心的谢忱!

2008年元月15日午后，我参加了河南省开封市隆重举办的“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保护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和近三百位的同道学友们分享个人在台湾整理与研究的经验，中国民协冯骥才主席更在总结时一语道破此门工艺的重要涵义：它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不啻振聋发聩，直指本心。盛会之后，来自福州的晓戈与我热情握手，当夜再促膝畅谈彼此在海峡两岸进行田野访查的甘苦，不禁相见恨晚，欲罢不能。才过完年，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豫闽院长就抓紧，联系晓戈与我，并肩着手《闽台木版年画》的编撰工程。晓戈统筹福建漳州、泉州及福鼎的部分，我则承揽台湾以及受到泉州影响的区块，专程走访所在地硕果仅存的民间艺人，挖掘口授心传的掌故轶闻，同时进行对象标本的抢救和复制、史料文征的比对及补强。夙夜匪懈，直到今年夏天，我们终于将书稿正式修整完成。

盘才万同志于2003年9月提议写作出版有关乳源“瑶绣”的书本，并请当代乳源瑶族刺绣中的佼佼者邓菊花同志先调查、收集、研究古来乳源瑶山所有刺绣出来的物相形纹和配置有这些形纹的服饰用品，同时绘制出这些物相形纹所配置到服饰上的各种花块和写出刺绣各种物相形纹的绣料、花纹摆布、针法及各种物相形纹的配置处以及服饰用品上之花块的制作过程。至2006年7月邓菊花同志完成初稿后，盘才万同志又与她共同邀请莫瑞福同志对本书初稿进行文字修改，并对各种物相形纹追根溯源，补写到书中去。莫瑞福同志接受邀请后，按长期深入瑶山收集到的有关各种物相形纹由来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和瑶族传统歌词，对号入座，补充到菊花同志初稿中三十种物相形纹的图文稿中去，同时修改、充实中下卷内容和编辑完成此书稿。

鲁锦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一直是我渴望探究的一个问题；关于鲁锦的研究，从文化到艺术到工艺，是技术与艺术、文学与工学的综合研究。本书的完成，离不开朋友们的帮助和指导，出版的过程给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导师朱苏康教授和屠恒贤教授，在此我深表谢意，两位导师为我写了推荐信，并提出此书的出版建议。令人扼腕哀叹的是，在此书书稿的整理进程中，我的导师屠恒贤教授因病永远离我而去，痛定思痛，含泪完成此书，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屠老师。

1963年7月，《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油印成册，潘一志将书稿分送国家、省图书馆和有关单位及个人。8月，潘一志收到州人民政府鼓励水族学研究成果的补助费300元人民币，1963年9月至1964年9月他赴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4年12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应各方面的要求用打字纸重新刻写油印《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1966年第二次油印工作刚结束，由于“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装订工作被迫中止，随之书稿被造反派没收。9月1日，潘一志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挂黑牌游街批斗。家中物品被查抄，藏书、文献和手稿资料被焚毁。面对人格、生命和自家三代诗文书稿惨遭不测，潘一志冒险上书全国政协。上告信由妻子朱鹤潜赴贵阳邮发北京。上告书信发出后，由于全国风雨如磐，是非颠倒，随后招来的是更加非人的折磨和批斗。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潘一志的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每月和夫人的生活费只有15元。在长达5年的审查中，被迫写下20余次约10多万字的检查。

无独有偶，20年后，我担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副主编，于去年赴广东省审读“佛山卷”的书稿，方知《关公像》门神在佛山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大的规模。佛山著名的年画艺人冯炳棠就刻印过一批《关公像》，有的变体画称为《持刀门神》，其中一幅高670厘米、宽380厘米的巨幅《持刀门神》还在广东省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荣获优秀奖。

据胡鸿书回忆，他最景仰的大伯胡锡淇和四大伯胡锡渭擅长画庙，在山水、人物、花鸟方面造诣很深。相传胡锡淇曾经画过宫廷壁画，他晚年画的财神和家堂，至今仍散失在民间。胡鸿书的三大伯胡锡溱没有后人，过继了一个近房孙子养老，但这个孙子对他的精湛画技并不感兴趣，老人去世后，他的书稿及画稿被丢弃了一天井。这一切被前去守丧的胡鸿书看在眼里，他悄悄珍藏起一本诗钞与两本画稿作为留念。

一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平阳卷》候案多日，文联的同志嘱我为序，厚重的书稿承载着古老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工作之余浏览一遍，令人肃然起敬。心情激动，欣然序之。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的厚厚一摞书稿摆上我的案头，它以其文献实物图示的形态和编写者细致扎实的工作，真切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一个亮点：杨家埠木版年画，一朵饱蘸泥土清香的民间艺术奇葩，一朵盛开在农民心头永不凋谢的生命之花。

书稿即将出版之际，衷心感谢前辈们在鲁锦研发之路上的辛勤耕耘；

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既沐浴了全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煦春风，也感受了“非遗”商业化、产业化的炙热夏风，还享受了艺术创作带来的甘甜秋风，更经历了鲁锦维权的瑟瑟冬风。辛苦与辛勤携手，辛酸与欣慰同在，一路走来，阳光总在风雨后。

本书从系统收集素材到定稿前后历经六年,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我曾一个人顶酷暑冒严寒两次徒步沿永顺、龙山、保靖三县交界之地及捞车河流域走访考察，一村一寨地拜访民间艺人。书稿完成后﹐我又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家,沿酉水南北两岸土家织锦的主要分布区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复查。可谓几经易稿，十分艰难和苦涩，甚而还有某些非议和指责。《湘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申报文本是历史以来“官方”首次较全面介绍和研究土家织锦的文稿，在初稿时就流传开来，并相继被引用、摘录，但大多都没有“注明”，甚至有将我的名字张冠李戴。由此朋友们开玩笑:如果还不将《土家织锦》公开示于众，恐怕就有“抄袭”或“剽窃”别人“成果”之嫌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尽管《土家织锦》不够成熟，有许多问题仍需研讨，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能为土家织锦的发扬光大尽一份绵薄之力。

此次，在编辑书稿的工程中，山西省专家学者对平阳木版年画又进行了详细普查，收获颇丰。平阳年画的价值及其普查的意义和目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漳州木版年画艺术》一书的调查与资料采集工作始于2007年4月，资料整理及书稿编撰工作也随即展开，并于2008年夏天顺利完成。

福建最早研究民间木版年画的吴启瑶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细心收集相关资料并完成《福建木版年画》一书的书稿，书中涵盖闽南、闽西、闽东、闽北各地木版年画的历史与工艺特点，还附有大量图片说明。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书稿和资料都未能保存下来。所幸的是，吴启瑶先生当年的调查日记以及他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的往来信件尚存，从中可对福建木版年画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吴启瑶先生在他的书稿中重点介绍了漳州、泉州、闽东、闽西、闽北和莆仙六个地区的年画。同时，他在日记中指出：“福建木版年画的分布，可以分作闽南、闽东、闽北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中，以闽南的年画中心产地漳州的种类最多，以闽东的福鼎最具特色。闽南和闽东之间，介有一独立且别具一格的莆仙年画。闽中各县依地理位置的不同，受着靠近邻县的影响。”可见当年福建年画的分布不但范围广，且风格各不相同。

《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书稿资料的搜集及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下列有关单位及人士的大力支持：

彩色套印版画的巅峰，出现在天启、崇祯年间。天启六年（1626）金陵吴发祥所刊《萝轩变古笺谱》，1963年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的沈荡镇被发现，最终收归上海博物馆。此谱共有画诗、筠兰、飞白、博物、折赠、雕玉、斗草、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书稿等类图178幅，绘写工致，色调和谐，镌刻劲巧，气格高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中的飞白、龙种与雕玉全为无色的拱花版（也称素拱花），画诗部分有少许水墨，余图皆为饾版套色。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使用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最早印本。

书稿即将完成，心中却五味杂陈。从调研到完稿，这一路走来，得到了太多帮助。从2015年夏至今，我们先后数次来到房山区琉璃河镇刘李店村刘秀花老师的家里调研。就在进村的村口，云龙京绣艺术中心的牌匾特别醒目。刘秀花老师的家是一套老式的三合院，紧邻107国道，她的工作室不大，但墙上却满满的都是她和她老公爹的京绣绣品。在工作室靠窗的位置，是刘秀花老师用了几十年的老榆木绷子，而就在这副老绷子上，她风雨不误地绣了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