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本书期间，盘才万同志根据需要，先后召集邓菊花、莫瑞福等人开会十多次，讨论、研究、修改此书稿，并经反复考虑，初定本书之名为《乳源瑶族刺绣大观》，后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同志垂青，建议易名为《瑶绣》，我等一致赞同，故此书便定名为《瑶绣》也。书名确定后，黄教授又挥名笔、赐宝墨，题书名于封面；考虑出版时，又喜得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陈绿平主任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原中共广东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原羊城晚报社总编辑；现任广东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必背镇名誉镇长、荣誉瑶民张宇航同志赐序并积极联络赞助人，在出版经费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彝族文化史》主要记述了云南彝族的情况。在写作当中，我重点研读了《彝族史稿》、《彝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彝族文化史》、《彝族文化大观》、《毕摩文化论》、《彝族风俗志》、《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等著作，并从中受到极大的启示和教益。同时，书中我也较多地运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上述提及的大量有关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著述，这本书是无法写成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写作比较匆忙，对一些问题来不及很好理解，在撰写时参考了一些著作的内容，于此不再具体详述。此外，本书的体例结构也未很好把握，某些章节写得比较详细，而一些内容又似显单薄。诸如彝族文物古迹、伦理道德两章，非书中所述内容所能涵盖，文学艺术部分对当代彝族作家文学也未作介绍。这些缺憾，只有待今后修订再版时再试图加以完善。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依照大陆学制，台湾各府、县在成立的一二年后均设立府、县儒学。发展速度居全国各省之首。在此期间，台湾的学校大致分为以下六种形式：（一）“儒学”，大多设于各府、县的文庙，是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入学资格限于曾由学政主考及格的秀才。平时并不开课讲学，学生自己进修，但须按规定时间应考以求晋级。因此儒学乃是主要负责晋级考试的教育机构。（二）“社学”，也属官办，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知府蒋毓英创建于府城东安坊（两所）和凤山县土墼埕。后因故废置，演变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三）“义学”，俗称“义塾”。初为官办，多设于各府、县的街村内，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学生多为6—14岁的少年，由生员担任教职。后民间也纷纷捐资兴办，其中最著名的是芝山文昌祠义塾（在今台北士林），和枋桥的大观义学（在今台北板桥），这两处义学至今遗址犹存。（四）“民学”，纯属私立，俗称“私塾”、“书房”、“学堂”等，大多招收有钱人家子弟就读。入学年龄约在七八岁之间，修业期限依各人需要，并无固定时间。（五）“书院”，属于“公有的私人学校”，分府、县两种。台湾最早的书院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由施琅创建的“西定坊书院”，而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创建的“崇文书院”则是台湾第一所规模较为完善的书院。据统计，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先后共创建有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可见，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的确十分惊人 （六）“土番义学”，是设立于各个番社（主要在“熟番”社）的一种“社学”，专收“番童”就读，延聘汉人执教。这种“土番社学”仅在雍正年间即设立有50多所，使通汉语、识诗书的“番童”日渐增多，这对于传播汉文化、促进原住民各族群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铁围山丛谈》：“元丰（宋神宗赵顼）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哲宗）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徽宗）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由此，凡图绘古器物形状的中国画，或以古器图形装饰的工艺品，通称“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