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先从小喜欢画画，1978年拜杨长安为师,开始学作年画，能够起稿，也能刻版，可以修改一些传统样式。以前爱画草、虫、鸟等，最擅长的还是门神。1988年因车祸中度瘫痪，在床上坚持作年画，由王文玉当助手。林明先去世后，王文玉仍继续绘制年画贴补家用。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政治刚开始呈现开朗之势，就不断有学者造访潘一志了解水族情况。潘一志又一次向州委要求索回被收缴的全部书稿。在等待答复中，潘一志病情加重。1977年夏天，潘一志突然失语、瘫痪，经诊断为脑血栓。当入医院治疗略有好转后，便由女儿潘懋祉接到贵阳治疗。11月，他的病情好转，可言语，也可行走，便写信叫在贵定县工作的儿子将书稿带到贵阳。当潘茂金将志书、诗集稿摆在潘一志面前时，他双手颤抖，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抚摸书稿，言及很想再回到隐居地的荔波擦耳岩去，一副对往昔怀念不已的特殊神态，令身边的家人一时不知所措。

从起念到真正要做这本书，已经过去整整5年了。这5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5年前这本书能够顺利地做出来的话，主编的署名一定会是我的父亲曾宪阳——一个被誉为“中国苗族服饰收藏第一人”的人；一个走遍了贵州村村寨寨的专业摄影师；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一个优秀的漫画家……可惜，发生了很多“可惜”的事情。2008年那场冰雪灾害的一天（1月25日）父亲走了，没能等到他67岁的生日。而这之前的.5年里，他因脑溢血瘫痪，几乎都是躺在病床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党政机关及其部门的全面夺权，造成生产指挥机构瘫痪，管理混乱，生产停产，工、交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8年工业产值比1967年下降了29%。1969年后，在国家的帮助和瑶族地区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瑶族地区的工、交事业才又有一定的发展。

瑶族地区“文化大革命”同全国一样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开始的。1966年6月，各地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派“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当地学校，发动师生批判“三家村黑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着许多学校停棵“闹革命”，学生们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错误口号影响下，贴出大字报，揪斗学校老师和领导，污蔑他们是本地的“三家村黑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新闻、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知识分子也受到冲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被批判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等所谓“牛鬼蛇神”共38人，占全县中学教师的6.9%。1966年11月，一批红卫兵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后，就到处串联，组成许多战斗队。他们贴大字报、开斗争会。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三五成群，组成几百个战斗队，天天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2月30日，县委书记薛秋水被迫代表县委向“红卫兵”、“造反派”作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随后，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和各级党政部门、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相继受到冲击，很多干部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1967年1月15日，“红卫兵”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县委机关“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县委书记又被迫作“自我检查”，使县委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的上海夺权即所谓“一月风暴”，很快刮到全国，也影响到瑶族地区。瑶族地区县直机关及农村普遍开展“夺权”活动。各级领导靠边站，由群众组织掌权。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7年1月26日，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造反派联合成立“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发布“通告”。28日，“公检法夺权行动委员会”主持召开有16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夺公、检、法的权”，并发布“夺权通告”，宣布从该日起取代公检法行使职权。同日，部分中小学“红卫兵”和外地来串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总部”等联合成立“都安县广播站夺权管理委员会”，进占县广播站，发布所谓“告全县人民书”和“接管声明”，对广播站工作作了“二十三条”决定。2月11—15日，高岭、拉烈、都阳等地先后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大队”等组织，接着全县掀起批判“走资派”和“夺权”高潮，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最基层的生产队长，所有的大大小小单位的负责人都被划成“当权派”，“靠边站”，随时接受“群众”批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炮轰、火烧、横扫”，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派”，挂上黑牌，游街、罚跪，强制劳动，有的被吊打、逼、供、信致伤致残，以致含冤死去。在广西的恭城县，1967年1月27日，县直机关部分“造反派”组织和外地驻恭城的“红卫兵”等45个群众组织代表在县文化馆（文庙）开会，成立“恭城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行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次日再次开会讨论夺权行动方案和具体步骤。28日早晨，县委会、农口“造反派”头头即以“夺权委员会”名义，抢先通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主要领导到县委小会议室宣读“夺权通令”，强迫到会的7名领导在“通令”上签字交权。接着，各单位也纷纷夺权，造成全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全面夺权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