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宗教不是典型的二元神宗教。但在奥西里斯神与塞特神的对立和斗争中已有此种二元神观念的因素。在神话中，这两位神是兄弟，但二神的神性是完全对立的。埃及人最为景仰和崇拜的奥西里斯，是活动在尼罗河水中的丰产之神和生命之神。塞特则被认为是一个强暴可怕、侵略成性、不生育的神。它的神性意味着埃及人最为害怕和厌恶的沙漠、风暴、荒芜、孤寂。二神的神性适成鲜明的对比。在奥西里斯神话中，塞特杀死了奥西里斯而被视为恶神。近年来在西苏丹的多贡人中发现了与此很相类似的神话，在这一神话中，诺莫神和尤拉格神的神性也是对立的。诺莫神是一个丰产的，有幸福配偶的原始存在，其象征图象为鱼形。而尤拉格神则是一个不幸的、不生育的角色，住在荒原之上，没有伴侣，被描画为“灰色的狐狸。”

在野型组织如果受到教内正统派和政治当权派的强力压制，往往被迫成为社会上的对抗因素或分裂因素，如果它的入世性较强，更容易被人民起义或政治反叛活动所利用。反之，如果它受到教内正统派或政治当权派的礼遇或者拉拢，也可以产生辅助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思想的作用。所以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往往允许其合法存在，不加迫害而予以怀柔，利用其教内的出世思想来削弱人民的反抗情绪，变对统治秩序潜在有害的因素为无害因素。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历代统治阶级多半采取了不明智的铁腕手段，把这类组织推向反叛者一边，为人民起义提供了可以掀起巨大风暴的宗教外衣和组织手段，有时甚至以消灭对方始，以自身灭亡终：目的是强化统治，结果是自身统治崩溃。这当然是历代统治阶级出于剥削阶级的狭隘立场，维护既得利益的浅见短视所造成的。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的上海夺权即所谓“一月风暴”，很快刮到全国，也影响到瑶族地区。瑶族地区县直机关及农村普遍开展“夺权”活动。各级领导靠边站，由群众组织掌权。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7年1月26日，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造反派联合成立“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发布“通告”。28日，“公检法夺权行动委员会”主持召开有16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夺公、检、法的权”，并发布“夺权通告”，宣布从该日起取代公检法行使职权。同日，部分中小学“红卫兵”和外地来串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总部”等联合成立“都安县广播站夺权管理委员会”，进占县广播站，发布所谓“告全县人民书”和“接管声明”，对广播站工作作了“二十三条”决定。2月11—15日，高岭、拉烈、都阳等地先后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大队”等组织，接着全县掀起批判“走资派”和“夺权”高潮，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最基层的生产队长，所有的大大小小单位的负责人都被划成“当权派”，“靠边站”，随时接受“群众”批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炮轰、火烧、横扫”，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派”，挂上黑牌，游街、罚跪，强制劳动，有的被吊打、逼、供、信致伤致残，以致含冤死去。在广西的恭城县，1967年1月27日，县直机关部分“造反派”组织和外地驻恭城的“红卫兵”等45个群众组织代表在县文化馆（文庙）开会，成立“恭城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行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次日再次开会讨论夺权行动方案和具体步骤。28日早晨，县委会、农口“造反派”头头即以“夺权委员会”名义，抢先通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主要领导到县委小会议室宣读“夺权通令”，强迫到会的7名领导在“通令”上签字交权。接着，各单位也纷纷夺权，造成全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全面夺权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

从甲午战争失败和国内不断发生反清风暴以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一直致力建设一支采用西洋编制，以洋枪洋炮新式武器为装备的军队，以代替缺乏战斗力的落后的八旗和绿营军。遂于一八九四年命胡文曜在直录马厂编练定武军，次年转往小站，随即由袁世凯接办改称新建陆军。一九零四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三镇，一九零五年在河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操练，武强年画及时具体地刻绘了《河间府演大操》，武强离河间甚近，此作品当为一张带有纪实性的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