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森林资源丰富，造纸业发达，这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福建雕版印书始于唐代。到宋代时，建安麻沙刻书规模居全国之首，是我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明清时期，雕版印书更为兴盛，连城四堡、福州、泉州、漳州等地都是著名的雕版印刷产地。福建髙超的雕版印刷技艺直接推动了福建民间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福建的地域文化也十分丰富，“十里不同风，一乡有一俗”，因此福建的木版年画不但产地众多，年画品种也非常丰富多样。明清时期，福建的木版年画最为兴盛，除了以漳州、泉州为代表的闽南年画外，闽东、闽西、闽北和莆仙地方的年画也都各具特色。

福建木版年画与传统雕版印书技术息息相关。福建山高林密，森林资源丰富，造纸业发达，这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福建省木刻书业始于唐代，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记载：“按宋版《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徙建安书林，习其业。二十五世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余氏世业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称建余氏本也。唐宋以来福建书院和寺院的繁盛，进一步推动了雕版印书印经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

漳州地处福建东南部，靠山面海，天然良港众多，海上贸易繁荣，是闽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海滨邹鲁”之称。福建木版年画与福建的雕版印书行业密不可分。在宋代，福建雕版印书业就已经十分活跃，当时，全国最著名的是临安陈氏和福建余氏。福建闽中是宋代坊间刻书最繁荣的地区。元代刻书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形成了南有麻沙，北有平阳两个刻书中心。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元人的诗文集、戏曲、小说的刻印也日益增多，而且出现了上图下文的插图本戏曲、话本，如建安虞氏刻印的《虞氏平话》五种。明清时期，福建书坊也多，直到清代麻沙书坊遭到大火，建本刻印才日趋衰落。

福建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雕版印书业息息相关。福建的雕版印书始于唐代。唐宋以来福建书院和寺院的繁盛，推动了对雕版印书印经的需求；福建山高林密，森林资源丰富，造纸业发达，也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福建雕版印刷早在宋代就以其独特的图文并茂样式著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宋代建阳“麻沙版”书至今为世人所重，“建安（今建阳）派”是明代重要的版画流派。这些都直接推动了福建民间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

明、清时期，福建的木版年画极为兴盛。年画产地众多，且品种多样。抗日战争以后，福建的木版年画逐渐衰微。由于受到现代印刷技术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木版年画市场被逐步蚕食，年画艺人纷纷被迫转行，传统的绘、雕、印技术难于传承；同时，木版年画雕版常因火灾和白蚁损坏，再加上人们对民间美术的轻视以及各类人为的损毁，因此老雕版非常难于存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各地传统木版年画更是受到极大冲击，大量雕版被烧毁，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目前，福建的木版年画只有漳州、福鼎两地较为系统地保存下来并分别被列入了国家及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也能少量印制。而泉州木版年画虽已消亡，但仍有少量年画存世。现就漳州、泉州和福鼎三地的年画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福建木版年画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年画一样，也经历了发展、兴盛乃至衰微的过程。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民间民俗活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改变，传统木板年画这样与民俗活动相关的传统工艺美术，其所需的生存空间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受到严重威胁。传统木版年画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如今，在福鼎只有一些老人才知道饼花，而懂得饼花制作工艺的只剩下林弼和、庄培元两位九十多岁的老艺人。手艺无人传承，能够保留下来的饼花也仅有三十多种图案，饼花古雕版也因年代久远而损毁严重。漳州木版年画虽然有近三百块版保存下来，但大部分损坏严重，雕版工艺基本无人继承，年画也只能少量印制，这都为保护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从重视民间艺术的角度出发，对民间木版年画的创作给予鼓励，但由于缺乏市场需求，传统木版年画业难于回复到从前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