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云：“汤谷上有扶木（扶桑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诗•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此所谓“丹凤朝阳”。此图，娃娃一手握灵芝，张开双臂，似欢迎丹凤到来。丹凤伫立于寿石上，微启其喙，似对娃娃有所祝颂。娃娃身后衬有牡丹花。

我国民间敬门神的习俗由来已久，据《山海经》记载：“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与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洛阳曾经出土北魏时期石刻线画《金甲武士》，造型夸张，构图对称而饱满，线条疏密组织得非常得体。与秦汉以降民间敬奉之神荼、郁垒极为相似。而到了唐代则以真人替代了鬼神。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户神，唐秦叔宝（秦琼）敬德（尉迟恭）二将军也。唐太宗不豫，寝门外鬼魅呼号，太宗告群臣。秦叔宝奏云：愿同敬德戎装立门外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事。因命画工绘二人之像悬于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故民间有“昔为开国将，今作镇宅神”的说法。还有将钟馗作为门神贴于门首的传说，钟馗之所以为门神，当然也是为了“刻画效象、冀以御凶”。

门神，也叫门神画，是年画的主要品种，也是年画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在全国众多的年画产地中，门神画始终占有最重要的位置。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都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道教因袭这种信仰，将门神纳入神系，加以祀奉。史籍记载中，最早出现的门神形象是神荼、郁垒。《礼记》的《丧大记》注称：“君……释菜，礼门神”。汉代时的门神指的是神荼、郁垒二人。《论衡》引《山海经》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贴门神的风俗盖自此始。民间传说神荼、郁垒相貌凶恶丑怪，但没有固定的画像。各地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地方以桃符代之。《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皇朝岁时杂记》云：“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这就告诉我们，门神的画像，贴的方位、大小规格都是有出入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农历除夕，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上换上新的桃符以祝新年。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中古以前民间相传的门神。南北朝时，民间已有在门上绘“披甲持钺”之神荼、郁垒门神的习俗。后世所绘神荼像，白脸、喜相；郁垒像，红脸、怒相，历代相沿。而和神荼、郁垒一起的神虎也被人们画在门上当作门神以祈求保护，现在的凤翔木版年画中也有一对《镇宅神虎》。除此而外，商代的镇殿将军方弼、方相也因为其勇武而被民间尊为门神。

【说明】王母娘娘也称西王母，是古代神话中掌管不死药的长生女神。在道教神话里，王母娘娘是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为婚姻、生育、保护妇女的女神。佛山木版年画中的王母娘娘保留了部分《山海经》中的形象：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虽然已经在年画中对其形象做了美化，但面目仍存有虎形，且保留蓬发戴胜特征。这类题材的年画通常张贴在家中长者房间，或者贺寿时张贴于厅堂。

雨师，《山海经•海外东经》有“雨师妾在西”的记载。郭璞注：“雨师谓屏翳也。”颜师古又称：“一曰屏，号。”

自古以来，凤凰一直被认为是神鸟，《山海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说文》中也有:“凤，神鸟也。”关于凤凰，典籍文献和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凤凰的传说，《韩诗外传》中记有“百鸟朝凤”的传说:黄帝即位后，自觉天下太平，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凤凰，但始终看不到，在天老的指点下，终于在天下一统时看见一只带有五彩翎毛的大鸟在天空翱翔，其四周有数不清的奇珍异鸟围着翩翩起舞。在《诗经·大雅》中有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笑，于彼朝阳”。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丹凤朝阳》正是据这一典故而来的。

阿英先生较早地对年画进行过搜集、整理和研究，于1954年6月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印行了《中国年画发展史略》。该书124页，文字部分33页，图版部分90页，收录了年画81帧。书中阿英简明、系统地叙述了年画的产生、发展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容、特点、制作方法、地域等，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研究木版年画的著作。关于年画的产生，他说：“年画的大量印制，是与雕版印刷技术分不开的。根据目前能够得到的资料，可以知道中国人从唐代起就已经开始发明了雕版印画的方法。根据更可靠的资料，可以知道从明代起，随着木刻版画的发展，年画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在明代木刻年画出现以前，年画与唐宋绘画以及同期甚至更早一些的神像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举例说，在汉以前就有了“神荼”“郁垒”一类“百鬼畏之”的“门神”和专食“门神”捉到的鬼的“神虎”。《山海经》里说，这两种神原是东、北鬼门的护守，以苇索捉恶鬼，并用桃弓射杀，尸首用来饲虎。人们为着抵御邪魔，特地在内门旁立小桃人，悬苇索，并把它们和虎的形象都画在大小门上。之所以用桃木为之，是因为桃为“五行之精”，可制百鬼。年画的主要种类——“门神”，这就是从“神荼”“郁垒”继承下来的一种形式。又如在六朝的绘画中也有了“接近欢乐吉庆的性质，它对后来的年画内容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杨子华的《邺中百戏图》，顾景秀的《小儿戏鹅图》。而苏汉臣的《婴戏图》，“画彩色荷花数枝，婴儿数人，皆赤身系红兜肚，戏舞花侧”，这和我们今天见到的“姑苏”版、“杨柳青”版的大粉娃娃画法是极为相近的。阿英先生首次梳理了年画面临的许多理论问题。

门神画，自汉唐至今，新春装饰贴于门上，绵延不断。旧时苏州，每当新春到来之际，人们多悬神荼、郁垒的画像于大门两旁，以求镇邪驱鬼。清许青浮《门神行》咏：『吴门旧传多恶鬼，门画神荼与郁垒。迩来门神称最工，绿沉金锁青双瞳。既张我弓挟我去，颜色毅然为鬼雄。……』画神话人物于门以御凶魅之事，始见于汉王充引《山海经》，后世便将神话中的神荼、郁垒作为门神的始祖。汉代以前，是以桃梗削成偶立于门，此说见于《战国策•齐策》，削桃木为人源于古代神话中鬼畏桃木之说。

此外“风俗通义”、“山海经”诸书都有类似的记载。总之，镇邪之神，大抵由神荼郁垒的传说演变而来。这个传说，发展到唐代，便由真实的人物出来顶替假想的神了。

四川（蜀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说中蜀山氏的来源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即载有“蜀山氏”名号。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蜀地的岷江上游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各种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野蚕繁殖很多。在那里，聚居着一个古老的氏族，他们虽然还处在没有文字、没有礼乐的原始社会，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长在野桑中的一种虫类所结的茧，加工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可以织成服用品（絹、帛），全族人便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们称这种野生的虫类为“蜀”或“蛹”，称这一带的山为“蜀山”。依地取名，也就称在这里生息的古老氏族为“蜀山氏”，这就是“蜀山氏”、“蜀国”得名的来由，“蜀”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四川（蜀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说中蜀山氏的来源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即载有“蜀山氏”名号。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蜀地的岷江上游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各种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野蚕繁殖很多。在那里，聚居着一个古老的氏族，他们虽然还处在没有文字、没有礼乐的原始社会，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长在野桑中的一种虫类所结的茧，加工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可以织成服用品（絹、帛），全族人便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们称这种野生的虫类为“蜀”或“蛹”，称这一带的山为“蜀山”。依地取名，也就称在这里生息的古老氏族为“蜀山氏”，这就是“蜀山氏”、“蜀国”得名的来由，“蜀”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人类古代的神话，是原始时代的精神产物，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人类学、宗数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门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历来为各国人民所珍视。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古先民，以其特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及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传述下来“流行于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虽带有很浓厚的幼稚性、荒诞性，并借助想像与幻想将自然力予以拟人化。但其价值正在这里，它是原始人类的思维与“现实”，是人类童贞期心理活动的集中表现，是先民在生产力和智力水平都相对低下的情况与境域中，“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折光地陈述历史、反映现实，寄托理想，进行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思维活动的特殊产物”，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论证中就讲过：“希腊语‘’（神话）就是故事的意思。人们对某种现象——不论真实的或虚幻的现象——感到惊异，就力求弄清楚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这样就产生神话。”神话既然是古代先民的观念形态，又反映了原始人的心理素质与理想愿望。人类的后世子孙们，都期盼着从神话这个精神途径中，追索、理解，认识远古先民们早已逝去而又难以想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程度,进而理解人类的思维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人类的童年又是什么样子？基于这种愿望和责任，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人类古代神话的征集、探索与研究。希腊的古代神话就对欧洲文学发生过重大作用。我国的华夏神话多数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等等代表著作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始终影响着我国历史、文学史、民俗学史以及民族学史等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研究。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中国神话亦占有一定的位置。

在锡伯族婚俗刺绣中龙凤呈祥、鸾凤和鸣、龙飞凤舞、凤戏牡丹等图案都是与汉族文化交融之后创造出来的，但是由于其观念及文化的差异，这些图案产生了变异，与汉族的龙凤图案有所不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是至高无上的吉祥瑞兽。《说文解字》卷十一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解字》卷四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丹）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山海经·南次三经》中：“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人们平时所称的凤，实则是凤凰的简称。它是中国远古不同氏族图腾文化的集体结晶，是远古图腾崇拜时期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每逢太平盛世，就会有凤凰乘风而来。在中国传统的图案中龙凤经常会一起出现，龙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两者同处于一幅图案中时凤凰被视为阴性，从属于龙，是皇权的象征。中国民间美术中有大量的关于龙凤的造型，是寓意生活幸福、爱情美满的标志性图案。虽然随着时代的转变，龙凤图案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但是其依然高高在上，高贵华丽，超凡于世。锡伯族的龙凤却有所不同，其落入凡间，神态平和，造型淳厚，仿佛时刻围绕在人们身边翩翩起舞并把吉祥带给人间。

笑话、寓言、谜语、故事等各色的民间文学，在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身心的欢愉，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调味剂。在远古时的民众，生活方式十分单一，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性生活，毫无任何的娱乐活动，后期民众凭借自身的智慧创造出了一些带有诙谐、幽默、笑话、谜语等故事，以此来缓解生活的单调。娱乐性功能在民间文学的不同类型作品中的体现的尽善尽美。在部分民间文学中记录了民众的来源，记录了民众迁徙路线历史等一些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如：《查姆》和《梅葛》记录了楚雄彝族的来源；楚雄彝族人形刺绣图案的民间故事记录了楚雄彝族迁徙过程中的事件；汉族的女娲补天故事《山海经》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和繁衍，诸如此类的关于民族历史记忆的民间文学还有许多，而这些历史记忆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记录则是由于远古时期的民众没有文字，只能以口头叙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但其中最大问题就是在传承过程中，可能由于传承者的记忆力或讲述能力等多种因素，使得族群的历史记忆变得残缺不全，虽残缺不全，也给后人研究族群历史提供了方向，族群历史记忆功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二是鬼方。甲骨文中，西方诸国有羌方、鬼方、土方、 方：羌方在西，鬼、 在西北；土在正北。鬼方又见于《诗》、《易》及金文，殷高宗伐之三年乃克，无疑是一个大国。近百年来，东西洋历史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每分配边疆各族到几个大族里去，这当然是该做的工作；可是为了材料的稀少，许多问题没法论定。例如匈奴，有人放在突厥族，有人放在蒙古族，而以突厥为多，可是没有人放在西藏族的。荤粥、獯鬻和玁狁的字音和匈奴极相像，当然跟匈奴可以归在一类。鬼方和混夷亦复如是。“鬼”之为“混”，音韵上是阴阳对转。“混”与“荤”、“獯”非独同部，亦是同母，所以王国维《鬼方昆夷玀狁考》说这些名词都是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照这样说，鬼方该是突厥族。可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为鬼方的区域即是羌戎的区域。鬼方的“鬼”即是《左传》里“九州之戎”的“九”；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允”姓，这允字即从“玀狁”来。《山海经》说“氐、羌，乞姓”，“乞”即“允”字之譌。照这样说，鬼方又该是西藏族。王说固有据，吕说亦殊不弱，在这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时，我就怯于下笔了。现在王说尚未被推翻，我写此文时虽没有提到鬼方，但《西羌传》所举的“太原戎”，“犬戎”、“九州戎”等，凡王氏以为即是鬼方的，我都收了进去。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

北方诸民族神话内涵与存在的研究，还是近些年随着北方诸民族文学史的撰写与萨满文化研究兴起之后，获得的又一新的成果和领地。经过近些年的艰苦调查与采风搜集，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以及西北地区的柯尔克孜族、裕固族等萨满神谕征集、挖掘、翻译、整理，得到极丰富的北方神话资料，远比《山海经》中神话记载要丰富、细腻，不少神话并未完全在北方诸族中成为古先民的遗存。有不少神话至今流传和活在民族心里，传诵不绝。许多神话中的神仍在世代诚祭。因而，北方诸神话更具有古文典籍载汇神话不可比拟的生动性、感染性和浓郁的气息。过去，不少人认为神话只是远古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是片面的。神话的传播与存在，要因所处的地域条件、民族自身的文化素质、生活习俗、信仰以及文明生产进化程度等，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和因素。我们在衡定神话形态中，是不容忽略的。神话在特定条件和环境里，还有可能复苏或仍具有生命力，甚至有可能在一定文化氛围中仍可衍生神话，并有多种不同的传播形式。所以，神话学研究也和社会其它精神现象一样，是一种复杂而顽强的思维形式与现象。

其一是三苗。《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似乎说到羌人必当从三苗开头。一部《尚书》才二十八篇，而称说“三苗”或“苗民”的已有《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四篇，又似乎这是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容不讲。我所以竟没有讲，为的是我们所见到的三苗故事只有神话的价值而没有历史的证明。记三苗的神话的有《吕刑》和《山海经》，我已写在另一篇论《山海经》的文章里了。至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乃是战国、秦、汉间人把神话加以历史化的作品，我们不该再信。范晔的话，也只承着这几篇而来，并无确当的根据。如果古代真有三苗，那么他们和羌人有何关系，和现代的苗民又有何关系，也不是现存的书本材料所能解决，所以我们仍以存疑态度对付了它。

神荼郁垒是传说中能治服恶鬼的神，汉《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梁•宗懔 《荆楚岁时记》谓：“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茶，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王充《论衡•订鬼篇》：『《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

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还没有提供早于图腾崇拜而存在的任何宗教形式的可信证据。从我国考古学资料上来看，可能作为日、月崇拜的迹象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已远远离开了氏族形成时代。旧石器中，晚期埋葬死者的习俗，虽然可视为灵魂概念的萌芽迹象，但不一定把亡灵作为可赐福禳灾的崇拜对象，也可能出于对亡伴的怀念、抚慰之情。只有出于祈求或控制之念的行为才是宗教行为，因此也难以说明它已形成了祖先崇拜或鬼魂崇拜（控制）等宗教形式。而图腾作为氏族名称并有相应的神话传说、仪式活动以及禁忌规定等则普遍见于古文献和世界各原始民族中。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信仰是最突出的例证，他们所有部落均有图腾崇拜，除了氏族图腾外，还有两性图腾和个人图腾等，认为氏族同图腾动植物有共同祖先。相信图腾能帮助氏族。图腾以动植物最多，特别是动物，如袋鼠、鸸鹋等。北美印地安人也普遍有图腾信仰，图腾也多是动物，如狼、熊、龟、海狸等。东非班图族马尚人每个氏族均有一个动物图腾，羚羊氏族的人们认为他们和羚羊有血缘关系，视羚羊为本氏族的保护者，因此不得猎取，不能食其肉。吃了羚羊的要敲掉牙齿。西伯利亚的许多民族和日本的阿伊努人以熊为图腾，视熊为亲属和祖先。我国的图腾崇拜遗迹也很多，东北、西南、东南等地区许多少数民族至今还普遍有图腾崇拜的遗风，如纳西族、傈僳族等的虎图腾、彝族的竹图腾和葫芦图腾，鄂温克等族的熊图腾，黎族的猫图腾，瑶、畲族的犬图腾，贵州苗族的龙图腾，等等。《山海经》等古籍关于图腾的记载也十分丰富，包括龙、鸟、蛇、马、牛、羊、猪、鱼、虎、狼、熊、鹰、犬、蜂、电、星、云、虹等图腾名称以及仪式活动等。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雷是一足的夔：“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伏羲也是中国传说中古代著名人物。汉文古籍伏羲亦作宓牺、庖牺、伏缒、伏戏、庖羲、炮牺。《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面人首，鼓其腹。”《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云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伏羲乃雷神之子。传说伏羲始作八卦，又结网、作瑟、制嫁娶，“取牺牲以充庖厨”。《世本·帝系篇》清张满梓集补注本云：“太昊伏羲氏”，据此，知伏羲即太昊。而太昊（或作太皞、大皞）乃少昊之先人。少昊居曲阜，“太昊氏居陈。”陈地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内，均属在东夷集团范围。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甥庙。东关外有伏羲墓……时人谓之翁婆墓。”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袁珂认为，伏羲女婚以兄妹而为夫妻之说乃确切不可易。伏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在汉族、彝族、壮族等民族中也广为流传，但如苗、瑶民族奉为祖先，勤于祭祀的则少见。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现代人类学实地考察证明，苗族、瑶族都一致传说本民族出自伏羲兄妹。伏羲即太昊而居陈，属东夷集团。可知苗、瑶与东夷的渊源关系。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四川（蜀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说中蜀山氏的来源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即载有“蜀山氏”名号。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蜀地的岷江上游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各种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野蚕繁殖很多。在那里，聚居着一个古老的氏族，他们虽然还处在没有文字、没有礼乐的原始社会，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长在野桑中的一种虫类所结的茧，加工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可以织成服用品（絹、帛），全族人便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们称这种野生的虫类为“蜀”或“蛹”，称这一带的山为“蜀山”。依地取名，也就称在这里生息的古老氏族为“蜀山氏”，这就是“蜀山氏”、“蜀国”得名的来由，“蜀”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四川（蜀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说中蜀山氏的来源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即载有“蜀山氏”名号。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蜀地的岷江上游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各种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野蚕繁殖很多。在那里，聚居着一个古老的氏族，他们虽然还处在没有文字、没有礼乐的原始社会，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长在野桑中的一种虫类所结的茧，加工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可以织成服用品（絹、帛），全族人便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们称这种野生的虫类为“蜀”或“蛹”，称这一带的山为“蜀山”。依地取名，也就称在这里生息的古老氏族为“蜀山氏”，这就是“蜀山氏”、“蜀国”得名的来由，“蜀”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青铜时代黄河上游的辛店文化彩陶上的“双犬纹”是体现犬图腾祖先崇拜的艺术纹样，是属犬戎的文化。《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北狄之国”应即东周、春秋时期活动于内蒙古中南部到晋、陕北部的北狄。在一些古代记述中，犬戎族的祖源也可追溯到黄帝。疑黄帝姬姓也本出于戎。

萨满文化源远流长，耐人寻味，寻找它最初的发源地，我们把目光导向中国那个古老的北方民族——肃慎。“肃慎”之名始见于尧舜，经商周不断见于史。它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千百年来却有统一的名称，这一点引起了许多史学家的疑惑。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名称都是中原史家加上去的，最早记载于《山海经》。黑水女真传说，中原人见其先祖栖居于树上，服饰怪异，祀奉神怪，故名“树神”。探讨萨满原始文化的源头，不少研究者从种族语言、文化形态、图腾信仰、民族心理、特异风俗、居住地域等各个方面论证，通古斯语族是先秦肃慎人的后裔，在广义上有着共同的族源。同时，无论对史料考证还是野外考察，萨满文化都同这个族群有着难解之缘。

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白马藏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他们的图腾崇拜。白马妇女的头饰称为“鱼骨牌”，头顶的发际处装饰一排洁白的圆形“鱼骨”，胸前装饰的“胸牌”，其实也是方形的“鱼骨牌”，这种被称为“鱼骨”的洁白如玉的装饰品，其实是用海贝制作的，但白马人宁愿称之为“鱼骨”，真正体现了图腾崇拜的象征意味和民族心理。妇女服饰衣领上的刺绣图案中，也有具象的鱼造型，百褶衣背部的正中间，也用抽象的线条拼贴成鱼的意象化造型。白马人被认为是古代氐族的遗裔，远古时期的氐人部落就有鱼图腾崇拜的习俗，《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的描述，人面鱼身，其实就是一种以鱼造型来装饰身体的习崇俗，体现了远古时期氐人部落的鱼图腾崇拜意识。另外甘青地区的史前彩陶纹饰中就存在大量的鱼纹造型，而这一带正是古代氐羌民族群体聚居的中心地带。白马藏族也崇拜白色雄鸡，据白马藏族民间传说，白色雄鸡曾经在民族战争中唤醒了沉睡的白马人，使其免遭灭族之灾，所以白马人的标志性服饰“沙嘎帽”上就以装饰洁白的雄鸡尾羽而著称，同时他们在沙嘎帽顶上还用盘筋绣的方法，用黑红相间的毛线绣制“鸡爪花”，和象征鸡翅膀、尾巴的“扇子花”，使整个帽子在结构上与鸡的造型相吻合。

排瑶的神话多半是试图解释天地的形成、人类和民族的起源。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个时期“洪水滔天”，这在人类没有能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远古时代，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古代瑶族人民从自己的真实生活出发，创作了许多洪水淹没人间，由神帮助再造人类的神话。如《水仙姑》、《洪水淹天》均是这类产生最早的比较完整的神话。

这里其实把盘瓠狗封国的故事搬到了东北地区。其他如《南史·夷貂列传》、刘恂《岭表录异》分别记晋安（今福建闽侯县）人及陵州（治今山东德县）刺史渡东海经历，也有类似记载。杨宽先生说，《山海经》犬封之传说，后人推演乃如此其繁，大抵在地理方面演成狗民国或狗国等，在历史方面乃演成槃瓠或槃护或瓠犬，又说：“槃瓠本为犬戎推原论，后一变而为南蛮推原论故事”。他显然对历代诸书记载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犬图腾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并如吴永章教授批评的那样，对犬图腾存在的事实，不是从内部找原因，而企图从外部影响找原因。

东胡人以鹿为图腾，而匈奴人以狼为图腾。远古时代，在周穆王以前，犬戎是北方部族联盟的中心氏族，以西周为中心点，犬戎略偏西北，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为中心的部族联盟之中。故《山海经》中有“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一直到元魏以后，《魏书》才把狼图腾的故事补述清楚。

还有一支东迁，从涿鹿出发往黄河下游到山东海滨淮北一带的东夷部落称为九夷。这部分部落加入了华夏联盟，并对夏朝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夏王朝也把饕餮纹作为图腾神徽加以崇拜。夏王朝尧曾利用东夷灭三苗，同室操戈，但东夷常常按兵不动，因东夷与三苗有亲缘关系。留在山东的东夷部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鲁国。其实夏时期三苗、东夷、西戎、北狄均为夏的附属部落，不服者诛之，部落首领的产生由选举制度变为禅让制度，引起三苗、东夷的反抗。郭璞注《山海经》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这说明三苗的首领对尧让王位给舜不服，被舜杀死，东夷有苗对尧让王位于舜也不服，一气之下带领部分部落成员下到南海去了。古时的“南海”指今鄱阳湖以东的江浙一带。周朝时期：“周太子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逃奔到梅里（江苏无锡县东南），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太伯仲雍断发之身，相继做蛮人君长，国号吴。”吴越战争，先吴国击败越国，后吴国又被越国消灭，吴国的苗族先民苗蛮被迫西迁到鄱阳湖（江西）一带生活，因为这里是楚国地域，居住着良渚文化西迁的先民和三苗南下的苗蛮。有部分被迫漂洋过海，到台湾、日本等地，还有部分仍留守故土。

在汉文古籍也有关于盘瓠故事的记载。东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云：“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驯，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学术界也因盘瓠的传说和瑶族人爱好五色衣裳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说法，有说法认为由于盘瓠五彩，所以使得南方诸族的人们爱好斑斓服饰；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卷七有载：“盘瓠毛五彩，故今瑶妷徒衣斑斓”。另一种说法认为崇奉盘瓠而好五色衣裳。而事实应是当时南方诸族本就是五色衣裳。但不管怎样，瑶人服饰的样式色彩，都和其崇拜密切相关。

关于太昊是否伏羲也仍有商榷余地。首先，《世经》或称《世本》、《世》、《世系》，就是先秦文献，不能说在先秦文献中伏羲与太昊完全是不相关的神或人。其次，探索宇宙和人类的来历是自古以来人类共有的现象，而神话由口传到形成书面文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像盘古、伏羲之类创世神话，在先秦文献中虽无完整形式，但像《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类东周人的哲学思想的后面，很可能有神话的支持。第三，除《世经》所述：“太昊伏羲氏”一语外，《庄子·应帝王》有南北俺忽二帝为中帝混沌开窍的寓言，《楚辞·天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女娲有体，熟制匠之?”提到天以八柱或鳌鳖负天盖之事：“翰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山海经》里提到的烛阴、烛龙、女娲三类神物，这些先秦文献中零星记载的神话观念，应是汉代及三国时形成完整创世神话的盘古、伏羲女甥的源头。换言之，汉代及三国的盘古、伏羲兄妹神话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四，世人谓苗瑶之先民为南蛮非东夷，殊不知苗瑶远古先民九黎、三苗活动地域曾包含黄河中下游，即今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一带地区。与活动于今山东大部、河南东部、河北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东夷太昊氏、少昊氏集团建立过部落联盟，关系密切。九黎的酋长蚩尤曾担任太昊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率部与东进的炎帝、黄帝集团战于冀州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关于此，下文还将叙述。因此，苗瑶民族把太昊伏羲氏当作远祖崇奉，并不奇怪。我们由此推论，伏羲兄妹神话发源地似应在黄河中下游东夷集团活动地区，而为苗、瑶、畲等民族带到南方，保留了比较原始形态。神话所反映的，应是远古血缘婚制社会的状况。由于民族接触、文化交流而传播于汉、壮等民族社会，成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由上观之，盘瓠传说首见于载籍应是《风俗通》或《山海经》注、《玄中记》；首见于史乘当推《晋纪》，而完成于《后汉书·南蛮传》。其在民间流传，应当更早。早至何时？如果郭璞注《山海经》“犬封国”无误，则这则传说在《山海经》成书年代民间已有传闻。《山海经》传为禹益（大禹、伯益）辑录民间异闻而成。是书内容虽然怪异，然而它记录的却是早期中国人对周边民族风情及山川物产的认识，在民族学研究上极具价值。我们推测，盘瓠传说所反映的盘瓠犬图腾崇拜，极有可能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前已存在，并流为传说。至于迟至汉晋间才见诸载籍，其原因一是瑶族先民没有文字记录传说，二是民族间缺少交流，为人少知。直到汉晋间，伴随中原地区与南蛮地区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原人对南蛮有了直接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了解，同时，由于南蛮势力的强盛，为了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也必须去研究南蛮，这样，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就应运而生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比较明确。“人面虎身”的野兽装，是“虎神”或“虎豹之神”是虎群中的“白虎”。《神话考古》说：“马家窑文化的哭泣人面形彩陶装饰是一套祭秋神的祭器，说明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秋祭白虎，并向老虎哭泣、犹如哭祭先祖亡灵，西王母的形象也应由此诞生。西王母有着秋神、死神，孕育神、生育神的神格，是虎文化的起源。。

汉文史籍记载，伏羲的妻子名女娲。女娲之名始见于《楚辞·天问》及《山海经·大荒西经》，是位化生万物的女圣人。到了汉代的文献中，女娲不仅具体化为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神，而且还论到伏羲与女娲是兄妹关系。《风俗通》：“女娲，伏羲之妹。”唐代文献多叙二人兄妹为夫妻。卢仝《与马异结交讨》：“女娲本是伏羲妇（原注：一作伏羲妹）。”唐李冗《独异志》说，宇宙之初，未有人民，只有女娲二人在昆仑山上，议欲为夫妻，又自羞耻，于是请求天示意。恰有两股烟升向天空，兄妹相祝：“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相悉合；若不，使烟散。”祝后，烟果然合而为一，于是兄妹结婚，世界降生了人类。这应是汉文史籍关于伏羲兄妹结婚的较早记载。

主张瑶族与“蛮”有关的理由是：（1）古代“蛮”字原作“䜌”本无歧视之意，是当时瑶族先人的专称。至今“过山瑶”的系统的盘瑶、山子瑶等仍自称为“勉”、“曼”、“门”、“敏”等，发音均与“蛮”相近，分布在越南的瑶族也称为“僈人”，后来“蛮”才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2）“瑶”这一族称并非瑶族原来的自称，它的得名源于过去瑶族不服徭役之故，已是隋唐以后的事。（3）从《后汉书•南蛮传》、《史记》、《北史•蛮僚传》、《梁书•张缵传》、《蛮书》、《元和郡县志》、《桂海虞衡志》等书都提到瑶族先民早期的居留地是秦汉时的长沙武陵郡，历史上瑶人的反抗斗争也发生在这些地区。（4）从瑶族的迁徙路线看，也是从长沙、武陵郡一带向西向南迁移，而非由江浙入两广。（5）从生活习俗看，盘瑶有“神犬”的图腾崇拜，其他风习均与“长沙武陵蛮”相同，但与古百越系统各族崇拜龙蛇不同。主张瑶族来源于“山越”的理由是：（1）根据《后汉书•南蛮传》、《山海经•海内北经》郭璞注、《路史》引《玄中记》及瑶族民间流传的《过山榜》等文献记载，以及民间传说、迁徙遗迹等方面的考察，瑶族先人古代的聚居地应是浙江的会稽。（2）据《三国志》记载，山越当时分布于吴国东南部山地，即今江、浙、皖、赣四省的边境，因不堪忍受压迫而逃入山间，故称山越，山越的生活习性与今天的瑶族有相近之处。（3）“越”的长音是“瑶”，“于越”二字的合音是“瑶”，“山越”的合音是“畲”，因此，瑶、畲与越或山越的关系密切。

1.关于族源。瑶族的起源，是史籍记载较多、史家争论最多、至今尚未统一的问题。大体有这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源于“长沙、武陵蛮”说，认为瑶族的原始居住地在湖南的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其中有人认为，还应包括湖北、四川、贵州、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二是主张“五溪蛮”说，认为原始居住地在湖南与贵州之间。三是持“山越”说，认为瑶族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浙江一带。会稽山（浙江绍兴）和南京十宝殿（店），又是主源地。四是“多源”说，认为瑶族来源中既有“长沙、武陵蛮”、“五溪蛮”的成分，又有“山越”。五是“古摇民”说，认为“瑶族族称的出现，始见于《山海经》、《越绝书》等先秦古籍，春秋时代，东南沿海一带的越摇人为瑶族先民。”“瑶族不仅与越族有渊源关系，而且与濮族关系密切”。六是主张古尤人说，认为瑶族原始居住地在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之间，又可能是神农、炎帝的后裔，尤人是“蛮”的组成部分。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根据。经过长期深入探讨，学术界一般认为，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的说法，根据更为充分，比较客观，认识已趋一致。本书作者认为，根据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瑶族的来源应追溯到夏以前五帝时期的九黎、三苗。“三苗”是古代包括了许多氏族、部落的庞大集团，瑶族先民是其中一部分。经考证，瑶族、苗族和畲族都源于“三苗”，这是学术界形成的共识，即持“三苗”说。当然，在此说法的主张中，在论及“三苗”、“九黎”同蚩尤的关系时，又有某些分歧，但我们依据汉文资料，瑶族的口碑传说以及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证后认为，瑶族源于“三苗”，三苗又源于“九黎”，蚩尤则为九黎的首领。后来三苗部落被分化瓦解，其中的一部分从“荆蛮”融入“南蛮”，成为瑶族来源之一。因此，瑶族的原始居住地是在湖南以北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中上游地区，其范围应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河北、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九黎及三苗活动的范围。

持肯定意见者多沿引范书研究盘瓠源流，乃至称盘瓠子孙为“狗种”、“犬类”。如《太平御览》引南朝盛弘之《荆州记》称：“盘瓠子孙，狗种也。”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卷七云：“人者，旧居文昌东峱山……峱，犬类也。”持肯定态度的人，有的将盘瓠传说推原到犬戎，或将盘瓠故事描绘其他信奉犬图腾的民族，似乎海内外所有以犬为图腾的民族都与盘瓠有关。前者如林河《“盘瓠神话”访古记》引《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名曰犬戎”条说是“神犬崇拜”，又引是书《海内北经》“犬封国曰犬戎”条说“似与‘盘瓠神话’有一点瓜葛”，再证以湖南怀化高坎垄岀土的高辛氏时代的神犬塑像，称：“‘长沙武陵蛮’地区的神犬崇拜和神犬神话，早于高辛氏时代就已产生，其后，有神犬崇拜的部落，从西北不断南迁，与‘长沙武陵蛮’地区的神犬部落融合，把与高辛氏联姻的朦胧记忆，带到了沅湘地区，因而在‘武陵蛮’地区逐渐形成了‘盘瓠神话’。”林河显然是把盘瓠传说与犬戎挂钩的。后者如《新五代史》作者云室韦以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

在古代神话中，桃树为逐日的夸父的手杖化成。《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人日，渴欲得饮，饮于河谓，河谓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也就是桃树林。又“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令者也。”

史载这次战争异常激烈。《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庄子·盗跖》：“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蚩尤九黎部落战败后，一部分臣服黄帝集团，后来融入华夏族，一部分越黄河南下，后来发展为三苗集团。

彝族尚黑，尼苏花腰彝，其“尼”之意即为黑色，与古时彝族的族称“夷”（古音读“尼”）读音完全相同。彝族花腰服饰色彩以黑色布料为基调，彝族服饰上大量的黑色受到了彝族对黑虎崇拜的影响。可以说，彝族的图腾就是黑虎。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虎荟》则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为虎。”这里的“罗罗”既是彝族的称呼，又是彝族的虎图腾。因此，彝族服饰上尚黑的习俗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虎图腾的影响。黑虎崇拜加深了彝族的尚黑习俗，他们在服饰上更多地使用黑色。另外，在一些文献中也有关于彝族黑色服饰的记载：清朝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中记载：倮罗，郎岱，永宁，黔西，水城，毕节，兴义，兴仁县，安南，普安厅，仁怀皆有之，男子服青白布。女子辫发，用青布缠之。在清朝傅恒的《皇清职贡图•卷七》中记载：黑夷妇女亦以青布蒙首，白夷椎髻蒙以青蓝布。由此可见，彝族服饰中的黑色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黑色不仅用于日常的生活中，还用于一些重要的场合，它始终是彝族服饰上必不可少的色彩。彝族花腰人崇尚红色，红色是他们服饰的主色调。他们对红色的崇拜与火有密切的关系，火能够带给人们温暖、力量；火是一种神，可以驱散黑暗中的一切鬼邪，给人们带来平安。红色火焰纹样图案绣满了他们的衣服，就像一团团正在燃烧的火焰，他们对火的崇拜转化为对红色的喜爱，他们又把红色点缀在服饰上，反映了他们对火的崇拜。关于对红色的崇尚，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很古的时候，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世界是一片黑暗，于是这个民族的一对兄妹用鼓声祈祷，让宇宙还给人间一个光明，他们要生活、要生存。兄妹两个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地上的妹妹就每天祈祷，他的哥哥就变成了太阳，给人间送来光明和温暖，为了纪念他的哥哥，妹妹就把太阳色在服饰里面展现，以示对太阳的敬畏和崇拜。所以彝族花腰服饰的基调就是红色，视红色为生命之色，寄托了浓厚的情感，七色光里面的红色是主色调，是什么都掩盖不了的，红色象征着去灾灭邪，给人们带来幸福，同时也象征着彝族人像火一般热情、勇敢的民族性格。彝族以“青”代表天空的颜色，彝族先民很早就把蓝色作为天空的代名词，蓝天白云的景象是彝族花腰人常见的景致，他们把蓝色与天看得同等重要，他们对天的自然崇拜，对蓝色的喜爱之情，表现在服饰上尤为贴切。《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画缋之事，杂五色。”彝族花腰刺绣同样遵循的这个原理，以红、黄、黑为基础，以红、黄、黑、白、青（蓝）为主色调，再辅以绿、紫等色彩。

至于传说盘瓠助高辛作战一事也是极有可能发生过的，否则不会给瑶人留下世代难以磨灭的印记。但作战对象为谁？民间传说与史家记载众说纷纭，难以考证。有人认为是“房王”，并指出房王都于今湖北房县。瑶族民间文献《过山榜》也有个别版本指“房王”，也有的指“番王”，多数指“高王”。我们认为说是“房王”不太可能。“房”、“番”二字音近，“房王”当系“番王”的误传误记。又案，“番王”之“番”，古人用以指“外番”，如“西番”。此意与汉文史籍所载犬戎或戎吴意近。在高辛氏时代，居住在西北境内的民族向东南方向迁徙，进入中原地区，与向西发展的东夷高辛氏族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犬戎即是其中之一。“犬戎”《民族词典》释为“吠戎”、“畎夷”、“昆夷”、“绲夷”、“混夷”等。商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的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时以马匹等与中原贸易。但其势力强大是在周穆王时。夏以前是否与高辛氏有过冲突？范晔书既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或许有一定根据，也可能为另一犬戎，现在已经难以査考。丁山先生考释甲骨卜辞“犬升，竝氏”（院，4、0、0021）认为，混夷、昆夷、畎夷并非犬戎（西戎），而是卜辞中提到的“犬侯”，为东夷的一支。他说，“由‘令犬侯周’及‘令犬吉王事’测之，犬侯与商王朝的关系，至为密切，宜为‘内服的侯亚’。”商朝的“铜器中有亚犬鼎，当是犬侯的遗物。”他指出，犬侯为商朝内服的侯亚，在周人文献里当称为“犬夷”。《诗·大雅·绵》颂古公亶父烈功：“混夷駾矣，维其喙矣。”混夷，《说文》马部作“昆夷”，口部作“犬夷”，《史记·匈奴传》说“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引》韦昭云：“春秋以为畎夷。按畎音犬，大颜云，即是昆夷”。而《山海经》所云“犬戎”系西戎，非东夷的犬夷。并指出犬夷封地在犬邱，即今河南之太邱。我们认为，这个与商人关系密切在商代被列为亚侯的犬侯，其祖先可能即盘瓠部落首领，故是东夷，而非内迁之西戎。据此分析，不能说高辛氏时代，盘瓠部落曾与畎戎作战，否则逻辑不通。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以为北方只产蛇,不产蟒。祭蟒可能来自于汉族或我国南方文化影响。其实不然。东北古代产巨蛇，民间早有流传。笔者近年曾在珲春市马滴达山村访八十古稀老人，均讲马滴达前山往年便有巨蟒下河吸水，身在峭壁崖洞，仅头入水中，足见其驱之长大。东宁、通化等地老人均有类似的传讲。《长白徵存录》中已载：“本境蛇多黑色，丛林中有大至丈余，围可盈尺者，草甸岗坡在在多有。”《山海经•大荒北经》则云：“大荒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后者，可能即指类似蜥蜴似的爬虫而加以夸张地描述。《辉南志》中亦云：“蛇产山中，种类不一。大者长丈许，粗如盂。”这些叙述，已足见东北诸山中均有蛇蟒，蛇毒甚烈。这对原始初民构成莫大的危险与威胁，特别是居住林莽草野中的原始初民，蛇蟒侵袭更为常事，其害不亚于猛兽，故予以在软弱无能的生活境域中的宗教膜拜。在满族长篇说部《东海沉冤录》中介绍，巨蛇可以将人紧缠不用数分钟便骨节松断、窒息而死。特别是对于久居山洞中的山民，更容易受到蛇害。所以，蛇崇拜主要是对蛇的畏惧，敬而生神，祈求蛇类怜悯庇佑，不要加害于人。蛇被崇拜为光明与太阳的象征，也甚有道理。巨蛇、巨蟒常栖居阴湿石地，久之蛇鳞溃烂生蛆虫，故此蛇素有在晴天晒太阳的习惯。每当雨后太阳出来，蛇群便蠕动爬出，缠伏于石、木阳光处，喜阳光照晒。原始人类长期观察，而产生错觉认为蛇是太阳的使者，与太阳同时出来，必是太阳神。苏联学者C•M希罗科戈洛夫就曾经断言，通古斯人萨满教来自南方的证据就是萨满教中的蛇崇拜。实际上蛇图腾形象在东北乃至西伯利亚各民族，自古以来就由于生活方面的联系，而进入萨满教的信仰和崇拜体系。在北亚与东北亚和我国东北诸古代原始部落祭拜蛇乃至在艺术和神话中表现蛇，再一个重要观念是，原始人类对蛇生存能力的憧憬与想往。蛇无孔不入，可以游历于任何细小的空间之中，对于深邃莫测的洞窟、树洞、石缝、石穴中的任何奥秘，都不能挡住蛇的躯体或避过蛇的眼睛，对原始人类探求生活奥秘的企图能得到满意答覆的只能是蛇。因而对蛇日益敬崇，把蛇看成生存的希望，揭示世界秘密的洞视者。萨满是氏族人神的中介，特别期盼能在自己神术上有蛇神的本能和神术，出于这种观念所以蛇形标志在萨满全身上可以到处找见。西伯利亚的图瓦人等萨满甚至身上用黑白两色动物毛编织成辫形的长蛇挂饰达千余条，全要披戴在萨满身上。满族民间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乌布西奔大萨满整个的神裙全是用真正五花色蛇内皮缝制成的，蛇皮有九百九十九根。这些都是萨满具有蛇威的象征。祭蛇还有生育求子的观念。满族萨满杨世昌等就讲过，祭祀蛇神，可以治疗妇女经血症，求祈生子。萨满教认为蛇性淫，相传蛇不仅同蛇相交，蛇甚至与龟交配，俗称“龟蛇雾”，而且可连续性交，故在萨满教祭祀中蛇神可治疗男子阳事不举，治疗女子不孕，等等。因此，祭蛇神，不仅是崇拜太阳神，不仅颂赞蛇的生活特性，而且崇拜与祭祷蛇神能够治愈男女生育等疾患。

我们姑且不去管这幅挑花中的鸟是不是凤凰，就先当作是普通的鸟吧。传说在远古稻种文化初期，谷是由鸟衔来的，因此稻作区域的人们对鸟非常敬仰和崇拜。如果没有鸟，他们就不会有种子。鸟在古代还与太阳有着密切的联系，“玉兔东升,金鸟西邃”中玉兔是指月亮，金鸟就是太阳。说的是月亮从东边升起，太阳从西边落下。有人曾在研究长沙马王堆出土帛画时，判断太阳旁边的黑鸟是太阳黑子。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据《山海经》中太阳鸟的这一记载,可以推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太阳旁边的黑鸟就是指的太阳鸟神。在我国南方的农耕文化区域，方言有句骂人的话叫做“你这个鸟人”而这个“鸟”字指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鸳鸯和鸾鸟则都是雌雄成双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幅挑花中要用成对出现的鸟了。以鸟喻人，以蛇喻人，从这幅挑花中由蛇相互纠绕的交尾姿态不难想到人类交媾的寓意了。

远古时代，在周穆王以前，犬戎是北方部族联盟的中心氏族，以西周为中心点，犬戎略偏西北，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为中心的部族联盟之中。故《山海经》中有“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一直到元魏以后，《魏书》才把狼图腾的故事补述清楚。《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匈奴单于有二女，姿容秀美，乃于国北无人处，筑高台纳女其上，以待天迎。三年后，有老狼来台下，守台呼嗥，经久不去，穿台下为空穴，小女往就至，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其人好引声长歌”。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发生在单于时代，而是北朝人对几千年以前的氏族故事的追述。

瑶族的盘护故事，不仅见于瑶族民间史籍，也见于汉文史籍。南朝宋·范晔作《后汉书》，其《南蛮传》记盘瓠故事，文末有注云：见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可见盘瓠传说至晚在汉末已载于汉文史籍。稍晚于应劭的东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条云：“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驯，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晋人干宝《搜神记》也有盘瓠故事的记载，文字较郭璞注详细，情节与《后汉书·南晋传》略同。由于应劭《风俗通义》失传，晋郭璞、干宝所记盘瓠故事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汉文文本。而郭文本为《山海经》“犬封国”条注文。清乾隆时人毕沅新校正《山海经》序云：“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又云：是书“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实是禹书。禹与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理，类别草木鸟兽。今其事见于夏书禹贡，尔雅释义。”即认为《山海经》作于大禹、伯益时代。是则该书所述之事应当更早。如果《山海经》所说“犬封国”即是郭璞所说盘瓠“狗封国”，那么，瑶族所传始祖盘护故事应发生在夏禹之前的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瑶族所传始祖盘瓠故事中之“评皇”，汉文史籍称为“高辛氏”、“辛帝”。按：高辛氏名帝喾，即帝舜，为商人始祖。商人起源于东方，在融入华夏族以前，为东夷的一支，其发祥地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河南商丘即商人建都之地。瑶族始祖与高辛氏有关系，其远古先民亦当属东夷集团的一支。至其为商人祖先立功后受封“南京会稽山石宝殿当王”，或如汉文史籍所说：“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是为狗封之国”，当是后事。

我们姑且不去管这幅挑花中的鸟是不是凤凰，就先当作普通的鸟吧。在我国稻种文化时期，种子的传播大部分都是靠鸟来完成的，因而先民对鸟非常敬仰。如果没有鸟，他们的庄稼就不会广播种子了。鸟在古代还与太阳有着密切的联系，“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中金乌是传说中居住在太阳中的三足乌，代指太阳，玉兔是指月亮。说的是太阳从西边落下，月亮从东边升起。有人曾在研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时，判断太阳旁边的黑鸟是太阳黑子。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据《山海经》中太阳鸟的这一记载，可以推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太阳旁边的黑鸟就是指的太阳鸟神。在我国现代的农耕文化中，方言有句骂人的话叫作“你这个鸟人”，而这个“鸟”字指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鸳鸯和鸾鸟都是成双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幅挑花中要用成对出现的鸟了。从这幅挑花中由蛇相互纠缠的交尾姿势，不难想到人类的交媾。

前文论盘瓠传说源时，我们已经推论，如果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狗封国”不误，而《山海经》传为禹、益所作，则公元前三四千年前必定存在过以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今考这则传说的关键人物，瑶族传为盘王、盘护王（或盘王护）、伏缸盘王者，汉文史籍载为盘瓠；瑶族传为评王、高王者，汉文史籍载为高辛氏、犬戎或戎吴。评王、高王不见于史乘，不可考。高辛氏、犬戎皆见于史乘。考高辛氏，按司马迁的说法，高辛氏即帝喾，为商人高祖。殷墟卜辞有“高祖夔”。郭沫若考“夔”即帝喾。帝嘗高辛氏与颛顼高阳氏同为东夷的两个近亲分支。《世本·帝系》说帝喾是黄帝的曾孙未必准确，大概高辛氏是较早加入华夏集团的夷人分支，故后人把他看成黄帝的后裔。《世本》还说：“帝喾年十五岁，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又说帝喾 次妃庆都生帝尧。看来，帝喾比颛顼稍年轻而长于尧。“邑于高辛”者，是说他的封地在“高辛”这个地方，并因封地而得名。商文化起源于今河南东部、山东境内，高辛即今河南商丘，这里是后期商文化中心。以此考之，瑶族始祖盘王，亦即盘瓠很可能是与商人高祖帝喾高辛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所谓高辛氏畜犬盘瓠为高辛氏战胜犬戎或戎吴，无非是说在高辛氏所率领的部落联盟中，有一支以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其首领就是盘瓠。此说有几条根据支撑，一是苗瑶族先民九黎与帝喾同为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二是二者活动地域基本一致，同在山东西部、北部和河南东部之黄河下游地区；三是存在时间大体一致；四是盘瓠战胜犬戎或戎吴后，其本人及其后裔所获封地大体也在今山东南境、河南东境、湖北、江苏境内；五是与瑶族关系至为密切的畲族，传说其始祖龙麒（盘瓠之异称）也在山东境内。

盘瓠传说最早见于载籍可能是东汉应劭《风俗通》。宋罗泌《路史·发挥二》说：“应劭书遂以高辛氏槃犬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但今本《风俗通》未见此文。现能见于较早载籍的，是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犬封国”条：“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郭璞还在《玄中记》中补叙：“昔高辛氏犬戎为乱，帝言曰，有讨之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盘瓠，亡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于会稽东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封为狗民国。“

在我国稻种文化时期，种子的传播大部分都是靠鸟来完成的，因而农民对鸟非常敬仰。如果没有鸟，他们的庄稼就不会广播种子了。鸟在古代还与太阳有着密切的联系，“玉兔东升，金乌西坠”中玉兔是指月亮，金乌就是太阳。说的是月亮从东边升起，太阳从西边落下。有人曾在研究长沙马王堆出土帛画时，判断太阳旁边的黑鸟是太阳黑子。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据《山海经》中太阳鸟的这一记载，可以推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太阳旁边的黑鸟就是指的太阳鸟神。在我国现代的农耕文化中，将“鸟”比作男性的生殖器官。花瑶人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在她们的一些挑花作品中，如下面这张图，就由成对且相互对视的蛇、树、鸟组成，这使整个画面成左右对称。为什么是成对的鸟和成对的蛇呢？因为在大自然中鸳鸯和鸾鸟则都是成双出现。

关于三苗的渊源，《尚书·吕刑》曾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有人据此认为三苗与蚩尤二者有承袭关系，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说三苗效法蚩尤，“异世而同恶”，意即二者无承袭关系。我们认为，首先，从有些古代史家的记述及解释来看，说三苗与蚩尤有承袭关系是有一定根据的。孔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国语·楚语》：“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明确肯定了二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次，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一句来看，虽不能说全部苗民均为驩头之后，但苗民与驩头有密切关系则可以肯定。驩头即驩兜，或作驩朱、丹朱，尧之子。《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袁珂案：“盖子丹不肖，尧以天下让诸舜，三苗之君同情丹朱，而非尧之所为，尧杀三苗之君，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三苗余众，亦迁居丹水，以就丹朱。”三苗与丹朱关系密切，丹朱被放逐崇山“以变南蛮”。

在日本，蜀锦一般称为“蜀江锦”，“蜀锦”被看作是中国织锦的代表，“汉唐经锦”被视为古代的“锦中之王”。蜀锦传入日本的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1）传世的蜀江锦，包括圣武天皇或皇室使用过的用品，被当作宝物传世。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日本影响甚为深远，先后派了十三批遣唐使来学习取经，西渡来华的学问僧也很多，而僧人多选择到成都来游历，当时的成都不仅是经济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是中国织锦的中心，也是佛学研究传播的一个中心，这时期带回日本的唐代蜀锦也最多。（2）丝绸之路发掘出土的文物。继斯坦因之后，日本大谷探险队吉瑞超到北方丝绸之路带走了大批文物，如吐鲁番阿斯塔拉一个古墓群出土的墓主人复面“联珠鹿纹锦”；在V区二号墓出土的“赤狮凤纹蜀江锦”，时代约为唐乾丰三年（公元667年）。（3）重金收购的蜀锦。1924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蒙古草原丝绸之路诺音乌拉的一处匈奴古墓群中，发掘出土一批汉代的织锦，其中有一件被称为“山岳、双禽、树木纹锦”的经锦，对该锦蕴含的文化背景各国专家有多种解读，我们认为这是产自川蜀的蜀锦，图案表现的主题取材于上古流传蜀中“都广之野”的十个太阳神鸟的故事，与“山海经”记载的“日出汤谷扶桑，日落禺谷若木”太阳凤鸟的神话传说有关，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太阳鸟的故事来源相似，只是用了蜀锦的工艺来表现，这幅锦被日本重金收购珍藏。

在日本，蜀锦一般称为“蜀江锦”，“蜀锦”被看作是中国织锦的代表，“汉唐经锦”被视为古代的“锦中之王”。蜀锦传入日本的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1）传世的蜀江锦，包括圣武天皇或皇室使用过的用品，被当作宝物传世。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日本影响甚为深远，先后派了十三批遣唐使来学习取经，西渡来华的学问僧也很多，而僧人多选择到成都来游历，当时的成都不仅是经济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是中国织锦的中心，也是佛学研究传播的一个中心，这时期带回日本的唐代蜀锦也最多。（2）丝绸之路发掘出土的文物。继斯坦因之后，日本大谷探险队吉瑞超到北方丝绸之路带走了大批文物，如吐鲁番阿斯塔拉一个古墓群出土的墓主人复面“联珠鹿纹锦”；在V区二号墓出土的“赤狮凤纹蜀江锦”，时代约为唐乾丰三年（公元667年）。（3）重金收购的蜀锦。1924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蒙古草原丝绸之路诺音乌拉的一处匈奴古墓群中，发掘出土一批汉代的织锦，其中有一件被称为“山岳、双禽、树木纹锦”的经锦，对该锦蕴含的文化背景各国专家有多种解读，我们认为这是产自川蜀的蜀锦，图案表现的主题取材于上古流传蜀中“都广之野”的十个太阳神鸟的故事，与“山海经”记载的“日出汤谷扶桑，日落禺谷若木”太阳凤鸟的神话传说有关，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太阳鸟的故事来源相似，只是用了蜀锦的工艺来表现，这幅锦被日本重金收购珍藏。

另外，正如本章开头所谈及的，远古先民在创造神话传说的同时也创造了原始宗教。研究原始宗教以探索年画艺术的起源，似乎也应重视远古文学作品的佐证功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擒蚩尤时便提到风伯、雨师的威力：

中国古代祭祀、崇尚门神源于《山海经》有关神荼、郁垒捉恶鬼饲虎的神话传说。但秦琼、尉迟恭则是河南较为流行的门神品种。秦琼、尉迟恭同为唐朝大将和开国元勋，二人成为门神源于明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故事：唐太宗为泾河老龙鬼魂所扰，夜不能寐，秦琼、尉迟恭昼夜为其把守宫门，鬼魂不敢为祟。太宗念其日夜辛劳，遂命画工将其图像绘于门上，民间争相效仿，沿袭至今。图中二将军绘脸谱，着铠甲，分别持鞭、锏，腰佩弓箭，背插靠旗，形象威严肃穆。此图呈单人直立状，故俗称“步下鞭”，是开封武门神最为流行的图样。

“门神”的称谓在宋代出现，早于“年画”一词近七百年。《东京孟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但是，至迟在汉代，门神已有其艺术雏形，它既有“神荼”、“郁垒”两个神名，也有较统一的艺术形象，后来又出现以世俗的勇士形象担当门神的情况。“汉代王充《论衡》所引《山海经》，蔡邕《独断》及应劭《风俗演义》都记有门神为‘神荼’、‘郁垒’之说。”汉代门神的民俗活动流传至今，只是所贴不再是神荼、郁垒而已。

此后，至迟在汉代，门神、灶神已有其艺术雏形。汉代王充《论衡》所援引的《山海经》和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诸书，均载有门神为“神荼、郁垒”之说。《独断》还就“神荼、郁垒”两门神的来历、简略形象及岁末祭祀门神的习俗程序作了详尽介绍。汉代的门神大多直接绘于门上，今固不存。但近年山东、河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门画，却使我们得以窥探久远的汉代神荼、郁垒的艺术图像。汉代灶神形象今虽无从查考，但《后汉书•阴识传》中，有关于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之记载，可作汉代灶神有形象之佐证。

“门神”二字，始见于《礼记•丧服大记》。郑玄注曰：“君释荼，礼门神也。”《礼记•月令》又载：“孟秋之月其祀门。”其注称：“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其疏曰：“门在外，故云外阴也。”则门神为阴气之神。这里提到的“门神”，并没有具体形象和姓氏，乃抽象概念之神物。汉代王充《论衡》所引《山海经》，蔡邕《独断》及应劭《风俗通义》都记有门神为“神荼、郁垒”之说。《独断》中谓：

门神是年画中最古老的品种，《山海经》记载有专事捉鬼的神荼、郁垒二神，汉代画像上留下的二神图案，为我国武将门神的雏形。此后，历史上的名将、戏曲小说上的英雄人物等，纷纷加入武将门神的阵营。宋代，民间贴门神的风俗十分流行，在李嵩所绘的《岁朝图》上，就绘有形象生动的文武门神。过去，老百姓贴门神于大门，是祈愿将一切邪魔鬼怪拒于宅院之外，以求阖家平安。论其当时贴门神的习俗，多为宗教色彩的功能；与此同时，还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

黑格尔说过：“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格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然而‘历史’给予一个民族以他们自己的形象。”北方诸民族萨满教中所保留、弘扬、发展、传播的丰富和浩阔的诸种神话，是古代北方先民征服自然、创造生活、憧憬未来的最神奇、最富有生活理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为我国乃至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原始人类不屈不挠地与自然力抗争而创造的广阔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长期以来，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之兴起的神话学研究，多拘泥于散见于汉文典籍中的零星、片断、残缺的佚文资料，主要围绕《山海经》等典籍，探索我国神话之源流。除此，又如郑振铎先生、茅盾先生等从国外将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古埃及和印度等国家神话也相继大量地介绍国内。多年来的神话学研究基本上已形成一种传统的概念和内涵，似乎是在我国国内无复再有什么神话存在的载体与可能性。固然，这些年来，对我国南方兄弟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长足进展，对于不断丰富和了解我国神话发展的源流和传播区域，都是具有重要贡献的。

福建简称“闽”。《山海经》卷十《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周礼•夏官·职方氏》写道：“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这里的“七闽”起初是专指周朝时散居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七支以蛇为图腾的百越族，其中即包括了福建区域的古闽越族。商周时期，福建属古扬州；秦汉在福建设置闽中郡；汉代刘邦封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为闽越王，封福建为闽越国。后因闽越击南越，汉武帝派大军灭闽越国并在今福州设东冶县，隶属会稽郡。三国时期，福建属吴，设置建安郡；晋、梁时期，建安郡先后分为晋安、建安、南安三个郡。隋朝废三郡置泉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代改建安郡为建州，并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福建”这一名称。宋朝置福建路，统辖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六个州及邵武、兴化两个军，共八个同级行政机构，因而福建又称“八闽”。元代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这是福建称省之始。明朝置福建布政使司后，改路为府。清代在福建设置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清初省下辖有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八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增设台湾府。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府被分出单独设省。自清代以后，福建一直被称为福建省。

年画发源于原始宗教崇拜，而在原始宗教中门神的形象是最为悠久的，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唐代杜佑所著《通典》第五十一卷中载：“殷制，天子祭五祀：户一，灶二，中霤三，门四，行五也。岁遍。凡祭五祀于庙门。户主出入，灶主饮食，中霤主堂室居处。韦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作者。诸侯、大夫与天子同。”至周代，祭祀门神和灶神在内的“天子五祀”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天子七祀”,并定为上自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的祭祀礼制。到汉朝，对门神的崇拜变得越来越具体。《论衡》卷二十二所引《山海经》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其中已对门神的粗略形象、来历和祭祀方式等做了专门的描述。隋唐时期，随着道教与佛教文化在中原大地的盛行，门神画中开始出现带有佛、道等宗教色彩的作品。时人将药叉、天王、力士、美人等形象融合到门神画题材之中以迎合民间审美的变化，逐渐向世俗化演变，试图摆脱守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可惜的是，年画虽然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改进，在造型、色彩、艺术手法上都得到长足发展，其间也出现过不少佳作，到唐朝时期但仍未能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类单独画种。这是由于年画至有唐一代与民间世俗生活的结合仍显不够密切，其“以描绘和反映世俗生活”为基本特征的创作核心并未在作品中凸显出来。

纸马属广义的年画范畴。它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至迟在汉代，门神、灶神已有其艺术雏形。汉代王充《论衡》所援引的《山海经》和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诸书，均载有门神为“神荼、郁垒”之说。《后汉书•阴识传》中，有关于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之记载，可作为汉代灶神有形象之佐证。演至隋唐，门神题材糅进了释、道、儒等宗教色彩，显露出世俗化端倪，新的宗教中形象——钟馗的出现，成为民间祈生禳灾避祸、除暴安良的世俗崇拜对象。与此同时，脱胎于远古图腾崇拜的世俗崇拜物——民间诸神，随着中国道教与西来佛教的盛行，已开始在雕版捺印或刻印的艺术图象中出现，此为纸马艺术之滥觞。

《山海经》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时以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汉代文献中，己有门神画之记载。蔡邕《独断》：“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荼”即“神荼”，“垒”即“郁垒”。传说神荼、郁垒为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者，神荼与郁垒缚以草索，以食虎。”（应劭《风俗通义》）魏晋南北朝时，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又有“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的记载。此时，神荼、郁垒逐渐由怪神转化成将军型的门神。

神荼郁垒读如“伸舒郁律”，亦作“荼与郁雷”。《论衡·订鬼》引《山海经》记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山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人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荆楚岁时记》讲：“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另外《独断》、《后汉书·礼仪志》等，均有此类记载。汉应劭《风俗通义》也写明，由于神荼郁垒能执鬼，“如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从而逐渐成为新春风俗的重要内容。

这时候，雷神变了半人半兽，或完全是一种兽类。《山海经》称之为“雷兽”。

如果说，《山海经》等对“羽民国”和“羽民”的记述是先秦时代人们对远古先民的原始信仰的一种追忆，一种想象，是对鸟图腾氏族的奇思冥想，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人们根据自己新的认识水平，对过去被神化了的历史会有新的理解和新的描写。后魏时的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说：

“鹭鹫踩莲”是土家织锦中十分生动的纹样，它由两只鸟对应组成。鸟对于土家族来说非同一般。酉水流域受楚文化影响很深,而且楚人也是土家族构成中不可小视的一部分。楚人以凤为图腾。《白虎通·五行篇》记有:“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山海经﹒海内经》认为:“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鸾凤之鸟对楚人有保护之功能。所以，在湖北、湖南出土的众多文物里，特别是织锦中，各种凤鸟图样出现的最多。然而，《新华字典》注释:翟即“长尾山鸡。”因此，凤鸟的形象基本上以山鸡大同小异。土家族也崇信凤鸟，传说是凤鸟养育了“八部大王”，在威严的“摆手祭祖”中，就要高举龙凤大旗。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中期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蚯衾”，共五幅，花纹由八组左右对称的龙凤纹组成。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香色对鸟菱纹绮”楚锦，锦面为平纹地起斜纹花，花纹在耳杯状菱形内填饰对鸟纹和变体花草纹,雅致新颖。而两幅绢、锦上的凤鸟造型及画面构成与土家织锦“鹭鸶踩莲”十分相似，其三者的内在联系及传承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鹭鸶踩莲”是“对凤对鸟”图样的变异，是远古土家先民风鸟图腾崇拜的遗风。“鹭鸶踩莲”织锦在现代民间见得不多，所见到的大多数都为清代遗存。

这种羽人在图腾盛行时期就逐渐出现了，它的产生年代相当久远。除《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载外，百越族群后裔铸造与使用的铜鼓上也多有出现。羽人们或划船，或竞渡，或举行祭祀。有的铜鼓上的羽人多达二十多个。广西左江流域的摩崖壁画也有羽人图像。他们在众人场面中显得相当突出，还有广西贵港市罗泊湾的汉墓出土文物中的羽人图像。这些羽人纹，都大同小异，他们是同一性质同一类型。他们除表示对鸟图腾的认同、亲近和崇拜感情之外，还表明他们自己的特殊身份，他们或是巫师，或是首领，表示一种尊严，一种神圣，一种能沟通人与图腾神的作用。与壮族同一谱系的侗族，有的穿着仍有羽人的影子，比如姑娘的头帕，总有鸟的纹样，特别是鸟的形象。广西三江侗族姑娘所戴的头饰有近一尺高，分三层或四层，框架是银锡合金构成，最顶端站着一只凤凰，凤凰四周有四五只小鸟围绕着。最底.一层，系着各种颜色的绒球，中间穿插着各种形态的小鸟。姑娘的腰也绣着鸟纹，腰上所系的飘带每根系着一只用绒花做成的小鸟。跳起舞来，全身的鸟饰都飞动起来，姑娘本身就像一只色彩绚丽的小鸟。小伙子头上也插着羽毛，身上的飘带每根也系着一只小鸟。他们跳祈求丰收的芦笙舞，前面以鸟纹旗为前导，芦笙队穿羽衣，跳鸟舞。这不就是现代的“羽人”吗！这是鸟崇拜的遗风。

蛇花图案。土家语“窝毕”即小蛇，土家人现在也称蛇为小龙。巴人是崇拜蛇的部族。《山海经》中有多处巴蛇的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奉蛇为祖先的民俗表明古代蛇崇拜的遗风至今仍存于土家族民众之中，并体现在织锦图案中，而窝毕纹在土家织锦中的使用也表现了土家先民所敬仰的蛇图腾的存在。

“窝毕”的土家语意为小蛇,“窝此巴”为大蛇,这两种以蛇为主题的图纹在土家织锦中比较常见。蛇是一个自史前起就受到人类广泛崇拜的吉祥物,中华民族远古传说中的始祖女娲就是人首蛇身,其交尾蟠曲,有男女交合产生人类的象征。而《山海经﹒海内南经》里说:“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败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土家族成分中有古代巴人之后裔，而巴人是崇蛇的部族。所以，“窝毕”和“实毕”纹样也许隐喻着的土家民族的族源。在织锦中众多的蛇纹图案中，小蛇图纹独具特色，它以类环形的小蛇为单位,横向作二方连续排列，这种首尾相接的小蛇具有明显的“自环”特征，与红山文化的玉龙造型相当接近。由于蛇中寓龙,龙意蛇形,蛇与龙浑然一体,所以,蛇又以小龙代称，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龙图腾在织锦图纹上的反映。

苗族鱼纹饰的运用与苗族生活习俗离不开鱼有关系，上引《山海经》文中就有苗族先民“食海中鱼”的记载。先秦生活在“右彭蠡，左洞庭”之间的苗族先民稻作渔捞文化已经相当发展，在以后他们往西南山区迁徙过程中始终保持开田种稻、稻田养鱼的生活习惯。1996年在月亮山区榕江县计怀寨“鼓藏节”仪式开始时，鼓藏头及其主要仪式主持人都用麻绳拴3-5条干鱼在头上，而以鱼作为祭品是不可少的。每户人家鼓堂献牛的时候有人肩扛鱼篓、网等渔具前往。而计怀寨建寨在高山上，离河很远，渔捞在他偁日常生活中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活动。他们保持这样的习俗，而且出现在“鼓藏节”上，是过去历史生活的一种回闪。

“扎土盖”(土家语的汉字音译即“卍”万字格)是土家织锦中最常见的纹样之一,它的中心为“十”字,四角顶端统一转折呈90度角而形成。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认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甘肃、青海等新石器时代，那里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在使用“十”和“卍”，并将其装饰在彩陶上。而构成土家族成份之一的“巴人”，则是古氐羌的后裔。《山海经》载道:“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可见，巴人原生活于西北地区，后来才南迁进人现武陵土家地区。因此,土家族人喜爱和善于使用“十”和“卍”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区域，如古希腊、英国、罗马、印度、波斯等,在石器时期也同样出现过这种图纹。因此，“十”和“卍”字是东、西方在远古共有的一个古老文化符号。而这个古老文化符号的原始含义,许多学者都认为是象征太阳，表现的是太阳的光辉，照耀四方。同时，也是体现神圣的空间方位——东西南北和四季循环。因为，方位和季节的时空观念都是直接由太阳运行的方位而派生出来的。

“扎土盖”（土家语的汉字音译，即“卍”万字纹）是土家织锦中最常见的纹样之一，它的中心为“十”字形，四角顶端统一转折呈90度角。关于万字纹的起源，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认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今甘肃、青海等地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在使用“十”和“卍”，并将其装饰在彩陶上。而构成土家族成分之一的“巴人”，则是古氐羌的后裔。这可以说明土家族文化与万字纹的渊源。《山海经•海内经》载道：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可见，巴人原生活于西北地区，后来才南迁进入现武陵土家地区，因此，土家族人喜爱和善于使用‘‘十”和“卍”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区域，如古希腊、英国、罗马、印度、波斯等，在石器时期也同样出现过这种图纹，因此，“十”和“卍”字是东、西方在远古时期共有的一个古老文化符号。而这个古老文化符号的原始含义，许多学者都认为是象征太阳，表现的是太阳的光辉，照耀四方。同时，也意味着神圣的空间方位——东西南北和四季循环。因为方位和四季的时空观念都是直接由太阳运行的方位而派生出来的。

凤鸟纹的原始形象，可追溯到古代社会。在奴隶社会的甲骨文中，己经有凤字。据《凤鸟图案研究》记载“凤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只冠、长羽、卷尾的鸟形。从尾部的特征来看，却像一只孔雀。象形文字是客观事物的记录，那早在殷商以前，就应该有凤鸟这一概念和形象了”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图腾信仰以及更多的文字记载中都有探讨凤鸟的来历，探索它的特征。《山海经•南山经》内描写到“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韩诗外传》中凤的形象则为：“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颌而鸡喙……延颈奋翼，五色备举”。此所言凤之象，道出了凤乃具有鸿雁、麒麟、蛇、鱼、龙、龟、燕、鸡等、虫、鸟、兽等类图腾的复合特征，从而使我们窥见艺术凤鸟的踪迹。

在蛮荒时代，鸟类繁多。原始人靠狩猎飞禽走兽或采集植物果实、根块为生，经常接触鸟兽。他们看见春天来了，百鸟繁忙，到处筑巢产卵，孵化鸟蛋，幼雏破壳而出，从幼雏到成鸟。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这是司空见惯的生命现象。原始人认为天地万物，包括自己的祖先也像鸟儿一样，从卵而生。卵生人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郭璞注：“即卵生也。”郭璞在注中还指出“羽民”即由卵生。

羽人纹是传统的壮锦Raiz boux vunz（人物纹）纹饰。如图3-2-26的羽人纹壮锦，有巫觋色彩的女性头上插满羽毛，屁股有翅膀，双手似鸟爪，仰望天空，似在作法，以沟通天地神人。羽人纹体现了壮族先民原始的鸟崇拜与占卜习俗。古籍中关于岭南羽人的记载出现较早。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这种记载反映了壮族先民的原始鸟崇拜。关于壮族人民的鸟崇拜，我们在探讨凤纹时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五溪”自古以来都是我国著名的朱砂产地，朱砂又名丹妙、辰砂、赤丹、汞砂，为天然的辰砂矿石，汞含量高。“五溪”的辰州即现湖南沅陵一带（沅水中、上游)，过去以产在辰州的朱砂品质最佳而被称为“辰砂”。查新版中国矿产地图,汞矿(朱砂)的主要产地基本上都在武陵山区的“五溪”范畴。至今，位于沅水中、上游的湘西风凰、贵州铜仁等地仍然是我国汞矿（朱砂)的主产地，有“中国汞都”之称。而位于土家族聚居中心的酉水中游的渝东南西阳、秀山一带,已探明的朱砂储量是目前全国罕见的特大型矿床。“卜人贡丹砂”,早在周代以前卜(濮)人就已经发现了丹砂，并进贡王室。以后又是僚人、“仡佬人以火攻取”。而巴人也尚赤炼丹砂。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清江河畔的“武落钟离山。其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山海经·海内经》也有“赤斧，巴人也，能炼丹砂，久而久之，与硝石服之，身体毛发尽赤”的传说，战国时代巴人的采、炼丹砂已十分发达。作为土家先民的巴人和土著之一的濮僚、仡佬，他们开采的朱砂除做贡品外,在生活生产中还广泛用于祭祀、丧葬和制作染料等方面。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有仡佬裙“斑斓厚重，下一段纯以红”,可见仡佬人的服饰是崇尚红（赤）色，所以历史上有“红仡佬”之俗称。之后的仡佬人分别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融于苗族的那一部分仡佬，因尚红(赤)而被称之为“红苗”。所以，以巴人和仡佬为主体之一构成的土家人喜爱红（赤）就理所当然了。

壮族先民古越人凿齿的现象，在《山海经》与《淮南子》等古籍多有记载，称为“凿齿民”。《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寿华，《淮南子•本经训》作畴华，高诱注：“南方泽名。”《管子》还明确指出了越人有凿齿的习惯。凿齿，可谓是很古老的风俗。晋时，张华在《博物志》也载有僚人拔牙的现象：僚人生儿，“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这时，已不大了解凿齿的缘由了。

那么，鸾和凤到底有何关联？《异苑》记载：“鸾鸟，凤凰属也。”查阅《新华字典》第11版可知：“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雄为凤，雌为凰，雄雌同飞，相和而鸣。根据上述文献推断，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鸾和凤是有区别的，凤和凰则是雄雌之分。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金元织物上，鸾和凤的形象的差异更多的是体现在体型上，鸾鸟体型较小，凤鸟体型较大，且气势非凡。这样的差异，似乎也在印证，鸾鸟从属于凤凰，但地位不及凤，只是两者关系实在密切，故常合在一起称作鸾凤。至于凤凰，虽分雄雌，但一般将其看作雌性。

图腾祭祀，是原始人类最早的一项宗教活动。具体的仪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很难知道。不难想象这种祭祀大概是很神秘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很残酷的。按威廉•罗伯逊•史密斯写的《闪米特人的宗教》（1889年）一书所说，图腾祭礼仪式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祭献”。“它几乎在所有古代宗教中都能找到”。“祭献”一词的原始意义和后来演变的意义有所不同，“后来它是指向神灵供奉牺牲以便与神灵和解或获得恩赐；而在原始时，它只是指‘神与膜拜者之间的一种友谊活动’。在人类尚未使用火之前或未有农耕知识以前，最古老的祭献形式是动物的祭献”。“动物的祭献”，自然也包括人在内。因为要体现出“神与膜拜者之间的一种友谊活动”，也只有用人来祭献，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图腾神如果是植物，作为膜拜者的人与它接触，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受到伤害。如果图腾神是动物，属于温驯型的比如羊、兔之类，人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图腾神是凶禽猛兽，作为祭献的人就有可能受到攻击，乃至被吃掉。这在出时处于愚昧状态的原始人看来，也是“神与膜拜者之间的一种友谊活动”。它将被看作有利于种族的发展，群体的安全，受到全氏族的赞扬与怀念。这种用人来祭献，是最原始的，表达了一种对图腾神的最虔诚的感情。当然，也是最野蛮的行为。以人祭蛇图腾，在壮人聚居的地区也是存在的。明人邝露在《赤雅》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岩汰之下，有驯龙（蛇）马，靓女欲见之，盛饰入岩，唱土歌（壮歌），龙出，五色昭灼，驯习如素，望之若《山海经》中珥蛇者神也。歌至绝伦，龙喜踊跃，盘入怀中，遗鳞而去，女即珍藏，以为获神之赐，邻女毕贺，笙箫云合……”这条蛇也许经过驯养，已经不吃人了，所以靓女得以保存生命，还受到邻女们的祝贺。也许邝露所说的是巫术的活动，蛇是人扮演的，再现古代蛇图腾祭祀的仪式。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人祭蛇图腾古已有之。这是人类要走向文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国古代著名的《李寄斩蛇》的故事，才宣告了这种以人祭献图腾的结束。

在远古中国，传说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它们交尾盘曲，喻示男女始祖的交合而产生人类，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而生成世界。《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山海经》第十八卷又云：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其夸张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远古巴人居住的武陵山脉的许多地域，均产大蛇。凡在大巴山北山南，均以巴称。巴应即蛇之称也。这些都说明土家族族源之一巴人是崇蛇的部落。

从苗族纹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古代中国龙形象的沉淀，还可以由此追溯苗族文化与古中原文化的某种渊源。古代史书描绘的龙形象和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国古代龙形象，我们均可以在苗族龙纹饰中找到其端倪。如古代提到的委蛇、两头蛇、多头蛇以及人面蛇身的女娲、伏羲形象，在苗族纹饰中都可以找到。《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赤水之东，有苍梧这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纹贝、离俞、鸥久、鹰、贾、委维、熊、罴、象、虎、豹、狼、视肉。”有专家认为，“委维”“延维”皆“委蛇”，即是长有两个头的蛇神。古人所画的委蛇形象通常是躯体呈蛇形，至颈部处开始分叉成两个人头，亦有两端为人首中间为蛇身的形象。四川新津宝子山出土的石棺伏羲、女娲像为人首蛇身，呈交尾状；长沙马王堆的帛画伏羲、女蜗像人首蛇身呈交尾状。苗族中有的人认为双头蛇、委蛇实际上是双蛇交合的一种现象。苗族纹饰中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存在看到双头蛇或交尾蛇为不洁的信仰心理。《论衡•福虚篇》记载说，楚国相孙叔敖小时候看见一条两头蛇，他把蛇杀死并埋葬后回到家里对母亲哭。母亲问他哭的缘由，他说见到了两头蛇可能会死，所以才哭。母亲知道他把蛇杀死并埋葬后宽慰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极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后来孙叔敖不仅没有死，反而成了楚国的宰相。这则故事正好反映了当时信仰的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这种信仰心理直到当代还存在于苗族人民心中。笔者小时候就接受过家乡见到交尾蛇必须先进茅厕后进家或必持碗要饭过三家以图消灾的习俗教育；同时又接受了两头蛇是龙显身，抓到可大富大贵的教育。或许是因为后者，苗族才把双头龙绣饰在衣服上作为装饰。

凤乃传说中之神。《山海经•南山经》载：“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釆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可见，传说中的凤即是如鸡之鸟。壮族人民的鸟图腾崇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端倪。一是壮族先民喜欢将鸟的羽毛插在头上或制成羽衣穿在身上，成为羽人。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载：禹曾经“南至交趾、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二是壮族神话与民俗中有广泛的鸟崇拜。在壮族的创世神话《天地分家》中，天地未分之前即是蛋的样子，有三个蛋黄，最后产生万物。这是受鸟类卵生的启发而形成的神话。同样，神鸟救人的神话，在壮族地区也有不少。如《蜜月鸟》中说，蜜月鸟曾救过壮人的生命，被壮人视为神鸟加以崇拜。壮族人民的民俗有把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定为“鸟王节”的习俗。《吴越备史》卷—载有越人祭祀罗平鸟的习俗，即“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而祷之”。

研究方法上，除了借鉴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外，在具体的搜集资料的实践过程中还运用了历史文献法与田野考察法。对于历史文献的搜集与分析是写作论文的棊础在写作过程中，我认真地阅读与整理了关于壮锦及其纹饰的历史文献，如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等，一些重要的笔记文集如《山海经》《岭外代答》《广东新语》《岭表纪蛮》等，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归顺直隶州志》《靖西县志》《宾阳县志》等。

此后，至迟在汉代，门神、灶神已有其艺术雏形。汉代王充《论衡》所援引的《山海经》和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诸书，均载有门神为“神荼、郁垒”之说。《独断》还就“神荼、郁金”两门神的来历、简略形象及岁末祭祀门神的习俗程序做了详尽介绍。汉代的门神大多直接绘于门上，今固不存。南朝梁代《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描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内容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等传说。

所谓图腾，是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频繁，人们将某种动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有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还能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的一种崇拜或信仰物，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或部落的标志与象征符号，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一种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的原始宗教的宗教形式，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在上古时期人们信仰蛇神，尊蛇为始祖神，这在很多上古创世神话传说中都有所体现。《楚辞·天问》载“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为“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七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亦云“伏羲鳞生，女娲蛇躯”，将女娲当作象征女阴的蟠蛇图腾。《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系谱》载“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拾遗记》卷二又载“蛇身之神，即羲皇也”，将伏羲当作象征雷电的“两头蛇”图腾。相传伏羲也认为自己受胎是自己的母性始祖与蛇接触的结果，以蛇为自己的始祖，自称是蛇的后裔。据《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上古时期人们还把五帝之首的黄帝轩辕氏认为是象征云气的“四蛇相绕”图腾等。诸如此类关于蛇的美好形象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上古时期蛇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而备受崇拜。这是人们对于自身的繁衍充满着极大的神秘感和不解，给蛇赋予女色的象征意义。人们也观察到了蛇之外形与男性的生殖器相似，从而生成“蛇—性”文化，以蛇为性的象征是带有世界性的原始观念。“蛇图腾崇拜”便成了在生殖崇拜和性文化的融合下形成的一种原始崇拜，将其视为神灵与龟合体的“四灵”之一的“玄武”。

“罗罗”是元代西南地区最活跃的一个民族，亦作“落落”“罗落”。“罗罗”虽为汉语对彝族的他称，但本义起于彝语音义，是彝族先民某些部落的自称。“罗”字在彝语中意为虎，自称罗罗，意为“虎族”，与彝族崇拜黑虎图腾有关。《山海经》第八《海外北经》说：“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玉溪编事》记“罗罗”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

门神作为驱邪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表现为其所指历经数千年仍然明确稳定，而其能指则呈现出不断丰富增长的动态变化特点。中国最早的门神记载出现在《山海经》中，王充《论衡》言：“于是黄帝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神荼、郁垒形象的门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将军型”，到了宋代，镇殿将军形象成为门神的主要样式。此时“中国的门神驱鬼习俗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镇鬼门神庞杂与武门神、文门神的分化”，“门神像的样式也最多，有坐式、立式、披袍、贯甲、徒步、骑马、舞鞭锏、执金爪诸多种类”。“明清以后，门神家族成员更多，并且出现地方性特点。如河北的门神多为马超、马岱、薛仁贵、盖苏文，河南的门神多为赵云、马超，还有魏征、赵公明、杨延昭、穆桂英、韩信、岳飞等不下数十位”（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年画中的门神处于无稳定明确所指的状态，这为滩头年画新能指的出现留下充足的空间。因此尽管传统年画的门神品种如此众多，滩头年画还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发展出了有明确市场指向的托货、广货和水货。托货销往全国各地和国外，以神荼、郁垒和秦叔宝、尉迟敬德画像为主；广货销于广东、广西一带，门神一般改为关羽画像，因该地尊关羽为“关公”、“关帝”；水货又称苗货，主要销往湖南的湘西地区和云南、贵州的苗族地区，门神以苗族英雄神像为主。以苗族英雄神像为门神，全国为滩头年画独有。苗族英雄神像的出现是滩头年画在贵州等苗民聚居地传播年画时，针对受众信息反馈创造出的新能指符号。此外，在规格上，滩头年画还以画幅大小予以区分，托货有托全、托半、托二、托四，广货有全甲、二甲，水货有水二、水四。如此繁复多样的能指成为滩头年画传播符号的一大特色。

神荼郁垒是我国最早的门神。关于他们的记载首先见于汉代王充《论衡•订鬼》所引《山海经》的内容。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这里神荼郁垒所捉之鬼是投给饿虎吃的，并且黄帝制定礼时还规定门户上画他们的样子。但今本《山海经》中已经找不到这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