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山东南部的土家语音中,蛙统称为“克其玛”,而该地域通用的西南官话中统称蛙为“克玛”，不难看出两者的发音是极其相近和相似的。“四十八勾”系列名称一般只用汉语。“勾”在土家语中有“挂钩”之意，读音“克克”。而数词中的七、八、九、十，由于与汉族的交往密切,这几个数词的土家语已逐渐不用了。并完全借汉语。所以，八勾读为“八克克”。而且，“勾”在土家语意中所要表达的那种“样子”和“形态”，又正好与“克玛”背朝上而伏卧的姿式相似,其上肢与下肢自然的弯曲角状就是“勾”。这决不是一种巧合，其内在的共性是不言而喻的。更典型的是永顺东北部与龙山交界的土家地区，有将青蛙叫“玛克克”的乡音。青蛙“玛克克”与八勾“八克克”的发音基本相同。因此,“八克克”是一个借汉语的“合成词”，而“玛克克”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的土家方言。所以，青蛙“玛克克”与八勾“八克克”是一回事,从语音的角度来说,八勾图纹就是意指“青蛙”。

初级开发状态在广西县普遍存在，旅游并没有直接与当地人的收入挂钩，更加没有与壮锦等工艺品的保护与发展相结合起来。如果壮锦等民族工艺能成为当地人真正觉得与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当地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那么其传承和发展也将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注重对旅游资源的深层次综合开发与整合不仅有利于完善和丰富当地的旅游产品体系，对于壮锦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上。壮锦也要借助于当地在旅游方面巨大的优势，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打开自己的市场。

联产承包经营“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推行定产到组使水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发展。1981年，普遍实行土地所有权为集体，农户向集体承包使用权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户生产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经济上以户核算，自负盈亏，在包干上交国家粮食征构任务，包干乡统筹后，农户产品及现金收入归农户所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瑶族地区和全国一样，教育发展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1969年，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中小学实行新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制，中学四年制，或小学初中七年一贯制的新学制；精简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育办法；废除了按考试分数录取的招生制度，上中学、大学都实行推荐制；学校与工厂、农村、部队挂钩，学工、学农、学军。于是，学校数量成倍增加，入学率大幅度上升。如，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到1975年，同时开办的中学达52所，学校数和学生数比1966年增加7倍，小学校数1976年比1966年增加60%。但是，由于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师资奇缺，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的现象普遍存在；校舍设备严重不足，有的中学连实验室都没有。加上学制缩短和学生经常停课参加“农业学大寨”、批斗等活动，毕业学生大部分不合格，耽误了一代人，给国家和瑶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损失。

1979年，瑶族地区普遍开展以优质、高产、低耗、多品种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节能月”活动，同时，市镇开展清产核资和清仓利库活动，充分发挥了余存物资的作用，加速了资金周转。1981年，为彻底打破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的局面，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开始推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责任制的形式有“成本包干”、“四包一奖”、“超额计件奖”、“包干上缴利润”、“综合奖”等。1985年，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领导实行民主选举，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可以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前提下灵活选择分配方式，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结构，决定经营方向，同时，主管部门对各厂矿实行厂长、书记奖罚办法，实行厂长、书记的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奖金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超产盈利者奖，平产平利者保留原工资，造成经营性亏损者取消职务津贴和奖金，并扣发部分基本工资，促使企业领导把压力变为动力，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对内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多劳多得，多超多得，使职工都明白当班完成多少任务，能领得多少工资，心中有数，并实行奖罚制度，达标的奖励，不达标的倒扣工资，使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鼓励多劳多得，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否定长期以来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对立起来的做法，允许并保障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巴特尔坎肩，素称坎肩。巴特尔坎肩属于男人服饰。巴特尔坎肩用各种颜色的缎、绒锻或缎子制做。绕边儿雕绣云纹或吉祥结、挂钩、制钱烙印图案，用库锦镶边。

花瑶女性对腰部的保护是相当用心的，也是十分讲究的。她们认为：女性漂不漂亮全在于腰部。纤细的腰部更能突出女性的美，使女性亭亭玉立。同时腰部最怕受凉而带来一些女性的疾病，特别是生了小孩的妇女系腰带显得尤为重要。花瑶女性的腰带都是艳丽的挑花腰带。一般由红、黄两色为主。腰带长度都有四五米长，缠腰时一个人帮着缠绕，被缠者只要站在原地转动，就能轻松将腰带系好。但由于需要别人帮忙才能缠好，而且也费时。在20世纪末，花瑶女开始用带有挂钩的机绣腰带替代挑花腰带，系起来非常方便、快捷。虽然腰带得到改进，节约了时间和人力，但却缺乏了那种原生态的挑花服饰风采。

黄色是元代宫廷自服色等制度出现之后规定的皇族用色。“庶人除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苎丝䌷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中明确记载平民百姓不可以使用赭黄。黄色备受皇室的喜爱可能同皇室喜爱黄金有关，皇室所使用的东西大多是黄金制作的，或是有黄金的参与，例如《元史•舆服志》中天子质孙冬服纳石失（织金锦）、头戴金锦暖帽，夏季服答纳都纳石失；百官公服则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元代帝王画像中大部分皇帝身穿黄袍。黄色是皇室所用颜色，因此，关于黄色的文献记载大多是与皇室挂钩的，无论是器物金碗、金项饰，抑或是织金锦都象征着皇室。

这一阶段国家增加了对贫困地区扶贫资金的投入，瑶族地区的各级政府也配套大批资金。扶贫的投入立足于经济开发，资金跟项目走，项目与贫困户挂钩，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完成了从救济性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从单纯资金投入向资金、技术、管理配套投入转变；从单纯就地扶贫向劳务输出、异地开发、兴办扶贫经济实体等多形式、多渠道扶贫转变；从孤立地扶持贫困户向区域开发、建立基地、实现大面积脱贫致富转变。因此，这一阶段的扶贫成效是显著的。瑶族地区使用扶贫资金投入造林种果、发展经济作物、兴办县级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安排贫困户的劳动力就业，异地开发安置贫困人口。同时，利用扶贫资金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建石山地区人畜饮水工程，修筑乡村简易公路。经过开发式扶贫，瑶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

在广西都安，1987年，实行扶贫工作与干部岗位责任制挂钩，县、乡、村三级干部均把扶贫任务落实到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逐户建立“扶贫对象卡片”档案，做到工作服务到户，效益到户，解决温饱到户。与此同时，抓好开发项目，开办场园经济，劳务输出，以工代赈，科技扶贫和引进外援等扶贫措施，全县贫困户迈出了新的一步。是年，有5.3万户，26.5万人越过了温饱线，分别占原贫困户的31.1%和36.7%，，人均收入由扶贫前的40-50元，增至200元以上；全县贫困面由原来的87%下降到50%。全县人均收入170.41元，比1978年增长1.36倍。仅积极组织和帮助贫困人口进行劳务输出就取得明显的效果：第一，劳务输出投资少，见效快。劳务输出人员在苦力型初期，一般不需大投资，只花些路费和带些生活用品就可以出去务工，一般几天功夫就可以找到务工机会，一天赚钱少则十几元多则几十元，一年纯收入少则千把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据调查，1994年板岭乡劳务输出人员从外地通过邮电部门寄钱回家达420万元，按全乡3000劳务工计算，人均纯收入达1400元，如果加上他们身上剩余的钱，人均纯入就远远不止这个数，而他们花去的路费和培训费、管理费至多是人平均200元。第二，“走”的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以下是1985—1994年都安劳务输出收入和农业总收入比例（万元）：

围腰以黑色土布作底料，整个围腰的长度与上衣长度相等，前胸上部装饰斧头状梯形马尾绣绣片，在梯形外轮廓内绣花草、蝴蝶等水族传统图案，穿时系银链，与围腰口衔接处的银饰通常是以蝴蝶或花朵为内容的浮雕银花，既是挂钩又是装饰。

东部蒙古人烟荷包喜欢用两个飘带装饰，最讲究的是八个飘带，牧区的烟荷包口上缀有磕烟钵（银子做的），掏烟油的钩子，丝线穗子，往腰带上别的挂钩。实用、经济、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