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对画，均出自传统京剧剧目。《镇潭州》又名《九龙山》，讲述的是杨家将的后人杨再兴聚义九龙山，进攻潭州，宋高宗召令元帅岳飞前往救援，最终岳飞收服杨再兴，共抗金兵的故事。《还二锏》通称《换二锏》，又名《美良川》。李世民与程咬金夜探白璧关，被尉迟恭发现，二人不敌。正危急时，秦琼得报，飞马来救。二将约定比试膂力，尉迟恭先打秦琼三鞭，秦琼经受住了；然后秦琼只打尉迟恭两锏，尉迟恭即吐血而走。后尉迟恭归降李世民。

武则天名曌(即“照”），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唐太宗（李世民）死后为尼。高宗（李治）时被召为昭仪，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年）立为后，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废中宗，立睿宗(李旦）。载初元年（公元六九〇年）废睿宗自立，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图上题“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乱世）主。”按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徼》中无“乱世”二字。传武则天见此两句非但不怒，反而叹骆宾王之才，未被臣僚发现。

1．唐初官服图纹制度概况 “异文”以名服物最早见于曹魏，正始八年（247年）倭国女王壹與遣大夫掖邪狗等朝贡，贡献中有“异文杂锦二十匹”；另记博士马钧改造织绫机后，织工可“异文奇思因感而作，犹自然而成”。这些大约都是言织物图纹的花样新鲜奇异，并无他意。至唐开元初，“异文”一词以名服饰织物似多少有了些倾向，开元二年（714年）七月，始即位的玄宗为标榜清正廉明下《禁奢侈服用敕》曰：“……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缕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绢、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违者决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这里以“异文”表诸样奢华织物。有“异文”则亦应有合乎制度的“正文”对应。唐朝官常服之袍服形制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多次变更才厘定，然制度着眼点多在服色方面，对服饰面料之“文”，即袍服面料图纹的规定只有两次，第一次在武德四年（621年)，其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己上，大科紬（细）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己上，小科紬（细）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己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黄。”第二次为贞观五年（631年） 其年八月十一日敕：“七品己上，服龟甲双巨（距）十花绫，其色绿。九品己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

现知最早的《耕织图》是南宋初期楼璹所作。楼璹，字寿玉，一字国器，浙江奉化人。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绍兴三年（1133）任於潜县令，绍兴五年（1135）任邵州通判，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扬州知府兼淮东安抚使，后累官至朝议大夫。南宋之初，高宗以农桑为先务，楼璹任於潜县令时，深得帝旨。《耕织图》，『耕』，自浸种至入仓，二十一事，作图二十一幅；『织』，自浴蚕至剪帛，二十四事，作图二十四幅；一共四十五幅。每图有一首五言诗。书成后，由近臣推荐，进呈御览，得到高宗的嘉奖。此书在南宋理宗时有汪纲刻本，以后就不见其记载。元代的《耕织图》是据楼本绘制的。在日本有狩野永纳翻刻明天顺六年（1462）刻本，还能看到宋本《耕织图》的大概。

其二是鬼方。甲骨文中，西方诸国有羌方、鬼方、土方、 方：羌方在西，鬼、 在西北；土在正北。鬼方又见于《诗》、《易》及金文，殷高宗伐之三年乃克，无疑是一个大国。近百年来，东西洋历史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每分配边疆各族到几个大族里去，这当然是该做的工作；可是为了材料的稀少，许多问题没法论定。例如匈奴，有人放在突厥族，有人放在蒙古族，而以突厥为多，可是没有人放在西藏族的。荤粥、獯鬻和玁狁的字音和匈奴极相像，当然跟匈奴可以归在一类。鬼方和混夷亦复如是。“鬼”之为“混”，音韵上是阴阳对转。“混”与“荤”、“獯”非独同部，亦是同母，所以王国维《鬼方昆夷玀狁考》说这些名词都是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照这样说，鬼方该是突厥族。可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为鬼方的区域即是羌戎的区域。鬼方的“鬼”即是《左传》里“九州之戎”的“九”；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允”姓，这允字即从“玀狁”来。《山海经》说“氐、羌，乞姓”，“乞”即“允”字之譌。照这样说，鬼方又该是西藏族。王说固有据，吕说亦殊不弱，在这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时，我就怯于下笔了。现在王说尚未被推翻，我写此文时虽没有提到鬼方，但《西羌传》所举的“太原戎”，“犬戎”、“九州戎”等，凡王氏以为即是鬼方的，我都收了进去。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

（二）、法相宗，又称唯识宗，出于印度有宗，在中国的创始人是玄奘和窥基。玄奘于贞观年间西去天竺取经，往返十七年，途经五万里，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回国后撰《大唐西域记》，译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介绍印度法相宗。弟子窥基著作近五十种，推广其学说，有“百疏论主”之称。法相宗依、据的佛经有《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严经》，论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该宗宣扬“万法唯识”。以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为八识；前六识管感觉或思维，第七识起联系作用，第八识总管一切，是“根本识”，它绵绵续存，类似灵魂，承担着因果报应。人们平时所谓的事物，不过是八识变现的“相分”，主观认识能力则是八识之“见分”，认识世界乃是八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提出“种子”学说，种子分有漏、无漏，后者至善，皆藏于阿赖耶识中。人要解脱必须不断修行，使有漏种子转为无漏，舍染归净而成佛。法相宗在唐太宗、高宗时风行四十余年，以其过于烦琐，不久即行衰落。近代又曾一度复兴。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载，于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由波斯传入中国，其译文用语多受佛教影响。教士称“大德”、“僧”、“僧首”等。太、高、玄、肃、代、德诸朝对景教相当尊重。太宗对叙利亚人教士阿罗本招待优渥。高宗令各州置景寺，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担任了朝廷与军队的重要职务。碑文说：“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可见当时景教流布之广。景教流行二百一十年后，于唐武宗灭佛时，遭到废止。《唐会要》说，其时“勒大秦穆护祆（信基督教者）三千余人还俗”。此后景教在内地绝迹。

民间宗教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的各种宗教，一般不被政府承认，活动呈秘密状态。汉末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北魏的大乘教，五代、宋、元的明教，是民间宗教的前期发展。南宋初到明中叶，白莲教兴起，标志中国民间宗教进入活跃阶段。白莲教始自白莲宗，该宗本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派，首创者是南宋高宗时的吴郡沙门茅子元。后来转而崇奉弥勒佛。元末农民起义军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借白莲教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明以后，白莲教更加流行，并与其他民间宗教融合、渗透，不断发展。

清代贵州境内的瑶族主要分布在贵定、独山、清平、荔波、永宁、永从、古明等州县。这部分瑶族大多是从广西迁徙来的，或是因行政区域的改变而划拨过来的。如“荔波县夷人有水、佯、伶、侗、徭、僮六种杂居，并为一体。元时同属南丹安抚司，明初改土归流,置荔波倮县，隶广西省。本朝雍正十年（1732年）改隶黔省。”贵定县瑶族，“雍正二年（1724年）自粤西迁至，归贵定县平伐土司管辖。”永宁州，“苗有仲家、蔡家、花苗、佬、倮、徭人六种。徭来自粤西，居上下六马江外。”古州厅，“苗有洞苗、山苗、水西苗、徭苗、僮苗五种不一……僮徭皆自粤西迁来。”“古州苗人，种类不一。黑洞苗、山苗最多，白洞苗、水西苗参错其间，徭苗最少，间有一二十户。”清人李宗昉《黔记》卷三亦载：“徭人，黔旧无之。清雍正时自广西迁来清平、贵定、独山等处。”《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亦载：“昨据署贵州总督张允随奏报，黔界苗、徭焚劫抢掠扰永从等处地方”。

宋代本来就是瑶汉杂居，瑶汉相处和睦。但宋封建王朝，为了封闭瑶区，阻止瑶民的反抗斗争，采取了种种措施，一是禁瑶汉交往，尤其是禁汉人有文化的教学人员和有技艺的工匠与瑶人交往，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平梅山后“自是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枢密院言：‘令举人及曾教学人，并阴阳卜筮、州县停闲人、会造兵器工匠，并不得入溪峒，与归明蛮人相见”。二是划定瑶汉地域，不许瑶人进入省地。隆兴初（1163年），右正言尹穑言：“……省地与徭人相连，旧有界至者，宜诏湖南帅臣遣吏亲诣其处，明立封堠。……从之”。封，聚土也。堠，记里程的土堆。五里只堠十里双堠。“明立封堠”就是以土堆明确划分瑶汉疆界。瑶民珍藏的《评皇券牒》亦载：“州县军民人等处，与徭不同，各有山水分界”。分界明确后，互不得侵占。《评皇券牒》云：“王瑶子孙，所居山林，各以刀耕火种山原荒地，以下三锹之地，系百姓输纳之田，以上三锹之地，不许百姓侵夺。如有强占者，请官依牒执行”。而封建统治者对瑶民侵占汉民土地则采取更为严厉的惩治措施。宋高宗就声称：瑶人“不侵当地则已，或有所侵，奈何不举，俾知所谓哉？”这是典型的民族歧视政策。三是堵塞道路。嘉定七年（1214年），臣僚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谓省民，熟户、山徭、峒丁乃居外为捍蔽”。“其地绵亘郡邑，非一州得专约束。故游民恶少之弃本者，商旅之避征税者，盗贼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人，萃为渊薮，交相鼓扇，深为边患”。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命湖南、广西堙塞溪峒径路”。堙，通“垔”，“陛”，意即堵塞，“堙塞溪峒径路”就是用土堆堵塞道路。这样既割断了瑶内部的亲密往来，又将瑶汉隔离起来。

夏王朝灭亡之后，以华夏族为主体又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商王朝建立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对周边部落和侯国用武力征讨的办法。“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对远在荒服之外的南蛮的征伐也不例外。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荆蛮遂服于商。后商王朝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致使社会混乱，国力衰败，荆蛮乘机起来反商。《毛诗正义》：商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此时无楚，楚应为蛮）背叛。后盘庚迁殷。武丁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强国措施，国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于是商王朝再次对周边部落及侯国发动大规模征讨。其中对荆蛮的征伐可谓惊心动魄。《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入其阴，裒荆之旅。”郑氏笺曰：“罙，冒也。殷道衷。而楚（应是荆）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众。”这些被俘虏之众，毫无疑问成为商王朝的奴隶，并逐渐被殷民族融合。此次征战之后，商王朝还对荆蛮进行了指责。《诗经·商颂·殷武》载：“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氏笺曰：“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维汝楚国（当时无楚国，应是荆蛮）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荆、楚同）之义；汝乃远夷之不如。”大概从此之后荆蛮再不敢背叛商王朝，不仅朝觐商君，而且要贡献方物，甚至奴隶。直至商灭亡，历时二百年之久。